首先,我们看看古代女子会因为什么原因而遭夫家驱逐。《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很明显焦母压制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
从文中看,刘兰芝美丽善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焦母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媳妇呢?
其实,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焦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陷之词,其实,这是焦母的心理话,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刘兰芝自己辩解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我们从文中也看到刘兰芝是一个很温顺而懂礼节的女子。问题在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没有说错,矛盾也正是在这里。
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表现在:
一、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慧,深感悲剧结局的难以挽回。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乃更被驱谴,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刘兰芝的行止见识明显超过焦仲卿,这固然有刘兰芝自身聪颖敏锐的因素,还有刘“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封建的一套道德观念在农村的统治相对薄弱)”和刘的母亲相对比较开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刘兰芝作为一个媳妇承受着更多的和更直接的来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权思想和家长制度的迫害和摧残,
二、坚持个性有主见,维护尊严不屈服。
比如,“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争取主动,维护尊严。
又如,离开焦家前“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的一段描写和“上堂拜阿母”的一席不卑不亢的言辞,更表现了刘兰芝的沉着镇静,遇事有主见,有礼有节,处处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又表示了对焦母——自己的对手——应有的尊敬,甚至同情,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紧接着是“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对此,我们通常理解成这段话表现了刘兰芝的善良,但在善良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复杂的感情:眼看着小姑长大了,等待着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自己的母亲还比较开明,而焦母却是这样一个专横的家长,可怜的小姑啊,可怜的女人啊,我们女子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为什么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刘兰芝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尽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
刘兰芝令焦仲卿着迷,焦母并没有因为儿子与儿媳的关系好而感到高兴,反而“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用现代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就是“母子情结”。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学说”。从课文中来看,焦母成为寡妇后,和仲卿相依为命。在仲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情感。焦刘的夫妻情深引起焦母的无意识嫉妒,而且自古以来,中外婆媳矛盾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 另外曹禺在《原野》里,针对又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曾借焦大星之口叹道;“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人们进一步人类自身的心理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作家们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剖析。
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有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显然,作者运用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来重新解释这一古老的悲剧。由此看来,焦母的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具有普遍性。
焦母恐惧了,焦母愤怒了,这个家长要尽其所能把儿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有着强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封建家长一旦被触怒,等待着这一对渴望爱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在美与丑的斗争中,尽管美被毁灭了,但是,她在毁灭之前和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将长留人们心底。这便是我对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悲剧的重新解读,也是对“刘兰芝缘何被潜”这一问题的看法。
一、从宏观上挖掘其独到的叙事结构
1、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
从宏观上看,“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霍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这就好比《屈原》雷电颂一场的情况了,实际上达到了一种“物我同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物我同化”,对作品的主题起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深化作用。它使广大读者像作者、作品的主角以及作品中的孔雀、鸳鸯、松柏、梧桐一样,深深地憎恶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笃厚地同情与赞颂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与斗争的精神,热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生活。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2、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该诗虽仅有一千七百多字,却具体而形象地铺叙了新妇兰芝被遣、被逼再嫁以及她同丈夫仲卿殉情化鸟的全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兰芝、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二、从微观上把握其富有艺术的叙事风格
《孔雀东南飞》除了在宏观结构上匠心独运外,更是在微观的细节把握上精雕细琢。本文将截取“新妇起严妆”这仅12句、60字的一个场面,来分析其极富艺术性的叙事风格。
1、动静结合,多角度展现女主人公的外貌美
这一节中,主要运用了肖像描写的写作手法,用极细腻的笔触动静结合、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兰芝的外貌美。诗中从“著我绣夹裙”一句开始描述刘兰芝“严妆”的情形。著裙是着装的首要步骤,作者画龙点睛般地写了著裙之后,只用“事事四五通”一句作概括,省略了束素带、穿丝履、著饰物等其它诸多细节,用语简约却极具张力,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四句转入从静态的角度描写刘兰芝的服饰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如流纨素,耳著明月铛。鞋子和束带用材高档,质地精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着装美,“流”字富于动感,使人联想到刘兰芝腰身的柔软袅娜;而发饰耳饰珍贵华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饰物美。“生小出野里”,丈夫只是个“府小吏”的刘兰芝,穿戴本不会如此珠光宝气,诗中却运用了汉乐府民歌常用的夸张和铺排手法,借写刘兰芝的服饰美来渲染她的外貌美。
2、在冷静的描述中,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
肖像描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形写神”,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人物“形神兼备”。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刘兰芝的外貌美时,笔调冷静舒缓,表情隐蔽,几乎没有直接赞颂,也没有描写最能“传神写貌”的眼睛和眉毛,而是在冷静的描述中,微露和暗示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鸡鸣外欲曙”点明时间之早,也许那夜兰芝彻夜未眠,婆婆的无端刁难,与仲卿分离的不可避免,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回娘家后兄长对自己的逼迫,都使她倍受煎熬。被迎回娘家对刘兰芝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劫难。一般软弱的妇女会向焦母屈膝哀告,以图苟且安身,但她没有屈服,她要抗争。她不但要早早起来“严妆”,而且还要“事事四五通”,“严妆”是她表明自己无罪过,维护做人尊严,无声地谴责焦母的一种有力而含蓄的方式。“事事四五通”地有条不紊、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也折射出了她的心理:沉着、冷静。可以说,此时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地逼近了她,但她没有眼泪,没有嚎叫,没有哀求,而是把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肯临别时在焦母面前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悲伤。当初她嫁入焦家时,是“严妆”而来的,今天她被遣回娘家,也要平静地把自己装扮得整齐漂亮。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不能自主,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赋予了焦母这些家长们以特殊的权利,肆意地折磨、摧残她们,甚至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活活拆散。刘兰芝的“起严妆”使其自搏、刚强、勇于抗争的性格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面对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性,读者不能不肃然起敬。
3、截取“有包孕性的片刻”,隐现女主人公的人情美
诗中这一节构思精巧奇特,艺术效果强烈。作者截取了“严妆”这一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片刻”(钱钟书语),把刘兰芝的外貌美和性格美推到了极致,同时在特定的情境中隐现刘兰芝的人情美。“严妆”本是心情愉快或外出走亲访友时才有的举动,兰芝被婆婆遣归,心中苦涩、愤懑,本无心绪梳妆,但她对仲卿一往情深,两人“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现在不得不分离,而且可能“渠会永无缘”,不是永别却痛似永别的分离怎能不使人柔肠寸断?在离开焦家的最后一刻,她要把自己最完美的形象留下来,让仲卿、小姑能时时想念起她。当兰芝强压内心的摧伤,貌似平静地对镜梳妆时,多少对仲卿的无言的深情蕴含其中。“此诗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汉诗说》),看来前人也注意到《孔雀东南飞》表现的主要是焦刘的爱情。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兰芝上堂拜辞焦母,谦恭的态度,以德报怨式的“念母劳家里”的关怀,都显示出刘兰芝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涵养,知人情的女性,而与小姑作别时,“泪落连珠子”,“严妆”时强忍住的悲伤像决提的长江大河之水,倾泻而下。一个真性情的刘兰芝跃然纸上,读者不禁为之一掬同情热泪。
三、结束语
《孔雀东南飞》自问世以来,就以其深刻巨大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诗中刻画的刘兰芝形象更是成为女性美的象征。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和细节刻画这两个角度,再一次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切体会到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和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得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绝”实乃名副其实。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
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古人诗以鸟兽草木起兴,并非随意为之。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它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它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太在意刘兰芝离去的原因,礼教、性格等等随他去吧,每个人都可在他的阅读视界里找到能说得过去的答案。我在这幅图景里更看重的是她在我们的阅读视线里一点一点消失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为何会给我如此的阅读感受。重要的还有“东南去”,“东南去”的刘兰芝是香销玉殒的悲剧之体,我为何会在生命悲剧里读到了灵魂安宁的抚摸,以至于最后只剩下平静的叹息?这与诗人让她“东南去”,且让焦仲卿也“自挂东南枝”有关系吗?诗人他想告诉我一种怎样的个人立场?
一起:来到北平当人力车夫,苦干三年,凑足一百块钱,买了辆新车。
一落:有一次连人带车被宪兵抓去当壮丁。理想第一次破灭。
二起:卖骆驼,拼命拉车,省吃俭用攒钱准备买新车。
二落:干包月时,在一次搜捕中,祥子辛苦攒的钱也被抢去,第二次希望破灭。
三起:虎妞以低价给祥子买了邻居二强子的车,祥子又有车了。
三落:为了置办虎妞的丧事,祥子又卖掉了车。
祥子本来生活在农村,18岁的时候,不幸失去了父母和几亩薄田,便跑到北平城里来做工了。生活迫使他当了人力车夫,他既年轻又有力气,不吸烟,不赌钱,咬牙苦干了3年,终于凑足了100块钱,买了一辆新车。这使他几乎激动得哭出来。自从有了这辆车,他的生活过得越来越起劲。他幻想着照这样下去,干上两年,就又可以买辆车,一辆,两辆……他也可以开车厂子了。
祥子每天放胆地跑,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考虑,兵荒马乱的时候,他照样出去拉车。有一天,为了多赚一点儿钱,他冒险把车拉到清华,途中连车带人被十来个兵捉了去。这些日子,他随着兵们跑。每天得扛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还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他恨透了那些乱兵。他自食其力的理想第一次破灭了。
一天夜里,远处响起了炮声,军营一遍混乱,祥子趁势混出了军营,并且顺手牵走了部队丢下的3匹骆驼。天亮时,他来到一个村子,仅以35元大洋就把3匹骆驼卖给了一个老头儿。一次,祥子突然病倒了,在一家小店里躺了3天,在说梦话或胡话时道出了他与3匹骆驼的关系,从此,他得了“骆驼祥子”的绰号。祥子病好以后,刻不容缓地想去打扮打扮。他剃了头,换了衣服鞋子,吃了一顿饱饭,便进城向原来租车的人和车厂走去。
人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是快70岁的人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当过库兵,开过赌场,买卖过人口,放过阎王债;前清时候打过群架,抢过良家妇女,跪过铁索;民国以后,开了这个车厂子。他这儿的车的租金比别人贵,但拉他车的光棍可以住在这儿。
刘四爷只有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女儿叫虎妞。她长得虎头虎脑,虽然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可是没人敢娶她作太太。刘四爷很喜欢祥子的勤快,虎妞更喜爱这个傻大个儿的憨厚可靠。祥子回到人和车厂以后,受到了虎妞的热情款待。祥子把30元钱交给刘四爷保管,希望攒满后再买车。
祥子没有轻易忘记自己的车被抢的事。一想起这事,他心中就觉得发怵。他恨不得马上就能买上一辆新车。为此,他更加拼命地挣钱,甚至不惜去抢别人的生意。祥子在杨先生家拉包月,受了气,只待了四天就离开了杨家。
心事忡忡的祥子回到车厂已经是晚上11点多。刘四爷离开家走亲戚去了。涂脂抹粉,带着几分媚态的虎妞看见祥子,忙招呼他到自己的屋里去。桌上摆着酒菜。虎妞热情地劝祥子喝酒。三盅酒下肚,迷迷糊糊的祥子突然觉得这时的虎妞真漂亮,不知咋地,便和她睡在一起了。醒后的祥子感到疑惑、羞愧、难过,并且觉得有点危险。他决定离开人和车厂,跟刘四爷一刀两断。
在西安门,祥子碰到了老主顾曹先生,曹先生正需要一个车夫,祥子便高兴地来到曹家拉包月。曹先生和曹太太待人非常和气,祥子在这里觉得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温暖、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去买了一个闷葫芦罐,把挣下的钱一点儿一点儿往里放,准备将来第二次买车。
一天晚上,虎妞突然出现在祥子面前,指着自己的肚子说:“我有啦!”祥子听后惊呆了,脑子里乱哄哄的。虎妞临走时,把祥子存在刘四爷那里的30元钱还给他,要他腊月二十七——她父亲生日那天去给刘四爷拜寿,讨老头子喜欢,再设法让刘四爷招他为女婿。这天晚上,祥子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他觉得像掉进了陷阱,手脚全被夹子夹住,没法儿跑。
祥子一次送曹先生去看**。在茶馆里碰见了饿晕倒在地的老马和他的孙儿小马。老马是一个有自己车的车夫,他的悲惨遭遇给祥子最大的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他隐约地感到即使自己买上车仍然没有好日子过。
祭灶那天晚上,铺户与人家开始祭灶,看光炮影之中夹杂着密密的小雪,热闹中带出点阴森的气象,街上的人都急于回家去祭神。大约9点,祥子拉着曹先生由西城回家,一个侦探骑自行车尾随他们。曹先生吩咐祥子把车拉到他好朋友左先生家,又叫祥子坐汽车回家把太太少爷送出来。祥子刚到曹宅要按门铃时,便被那侦探抓住。原来这侦探姓孙,是当初抓祥子的乱兵排长,他奉命跟踪得罪了教育当局的曹先生。孙侦探告诉祥子说,把你放了像放个屁,把你杀了像抹个臭虫,硬逼着祥子拿出闷葫芦罐,把他所有的钱都拿走了。祥子第二次买车的希望成了幻景,他带着哭音说:“我招谁惹谁了?!”
不久,曹先生一家离开了北平。第二天祥子只得回到人和车厂。虎妞看见祥子回来,非常高兴。刘四爷的生日很热闹,但他想到自己没有儿子,心里不痛快。加上收的寿礼不多,他指桑骂槐,把不满倾泻在祥子和虎妞身上。他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臭拉车的。更害怕祥子以女婿的身份继承他的产业。要祥子滚蛋。虎妞并不买父亲的账,撕破了脸公开了自己和祥子的关系,并说决心跟祥子走。
和父亲大闹了一场后的虎妞,和祥子在毛家湾一个大杂院里租房子成了亲。婚后,祥子才明白,虎妞并没有真怀孕。祥子感到受了骗,十分讨厌虎妞。虎妞打算把自己的400多元体已钱用完以后,再向父亲屈服,承受老头子的产业。祥子认为这样做不体面,说什么也不干,坚决要出去拉车。虎妞拗不过他,只得同意。
正月十七那天,祥子又开始拉车,凭的是拉“整天儿”。拉过几个较长的买卖,他觉出点以前未曾有过的毛病,腿肚子直发紧,胯骨轴儿发酸,汗拍嗒拍嗒的从鼻尖上、脸上一个劲儿往下滴嗒,接钱的时候,手都哆嗦得要拿不住东西似的。他本想收车不拉了,可是简直没有回家的勇气。他感到家里的不是个老婆,而是个吸人血的妖精。
如今的“人和车厂”已变为“仁和车厂”。刘四爷把一部分车卖出去,剩下的全倒给了西城有名的一家车主,自己带着钱享福去了。虎妞听到这消息后,非常失望,她看清了自己的将来只能作一辈子车夫的老婆,大哭一场后,给祥子100元钱,买下了同院二强子的一辆车。
不久,虎妞真的怀孕了。祥子拼命拉车、干活儿。祥子病倒了。这场大病不仅使他的体力消耗过大,而且虎妞手中的钱也用完了。为了生活,祥子硬撑着去拉车。虎妞的产期到了,由于她年岁大、不爱活动、爱吃零食,胎儿过大,难产死去。为了给虎妞办丧事,祥子逼迫卖掉了车,这样,他到城里来几年的努力全部落了空。
祥子要搬出大院了。邻居二强子的女儿小福子来看他,表示愿意跟他一起过日子。祥子从内心喜欢这个为了养活弟弟而被迫卖*的女人,但又苦于无力养活她们全家。看着眼已哭肿的小福子,祥子狠心地说:“等着吧!等我混好了,我一定来娶你。”祥子又在雍和宫附近的夏家拉上了包月。年轻的夏太太引诱祥子,使祥子染上了淋病。
病过之后,祥子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身量还是那么高,可是那股正气没有了,他不再要强了。刮风下雨他不出车,身上有点酸痛,一歇就是两三天。染上了抽烟、喝酒、打架的陋习。对车座儿,他绝不客气,讲到哪里拉到哪里,一步也不多走。在巡警眼中,祥子是头等的“刺儿头”。
冬天的一个黄昏,祥子在鼓楼前街拉着一位客人向京城跑。后来才发现这人原来是刘四爷。他把刘四爷赶下了车,感到出了一口恶气。
祥子没有办法,又找到曹先生家里,把自己的一切告诉了曹先生,要曹先生给他拿主意。曹先生要祥子回他这儿拉包月,答应让小福子来曹家帮忙,还同意让出一间房子给他们住,祥子心里充满了一线希望和光明。祥子带着这个好消息去找小福子,可福子两月前因不堪娼妓的非人生活上吊死了。
回到车厂,祥子昏睡了两天。他没有回到曹先生那里去。他不再想什么,不再希望什么。将就着活下去就是一切,他什么也无需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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