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文学人物形象鉴赏|分析|特点

刘兰芝是建安时期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

刘兰芝从小受到一般劳动妇女受不到的教育。诗开头就通过刘兰芝自叙写到自己：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兰芝被遣归之后，刘母也对她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重复的叙述正是为了强调说明这兰芝绝不像焦母所说的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刘兰芝谦称的“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

十七岁时，刘兰芝已被教养成人，并嫁给庐江府吏焦仲卿。在焦家，她服侍年老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姑，真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辛勤劳作，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尽管她因丈夫远离， “相见常日稀”，经常独守空房，孤单寂寞，却仍然忠实于爱情， “女行无偏斜”，便是其写照;而她的待人处世，落落大方，举止谈吐，合情合理;她善良，即使将被婆婆赶走时，却仍然想着“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并嘱咐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有美丽非凡的仪表，当她即将离开焦家时，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新妇，却处处遭到婆婆的指责;尽管她从早到晚纺织， “三日断五匹”，婆婆还嫌她“织作迟”;尽管她处处自我克制，焦母却始终看不惯，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焦母明知儿子和媳妇感情深厚，却毫无人性地强令儿子赶走刘兰芝： “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

面对焦母的虐待，刘兰芝于忍无可忍之下，向焦仲卿诉说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是其悲惨处境的写照。可以想象，再勉强留下去，刘兰芝将被虐待至死。因此，她才忍心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离开焦家，面对的现实仍是残酷的，被休归的女子在家中没有地位可谈，所以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更何况她还有一位“性行暴如雷”的长兄。所以她和焦仲卿离别时就预感到回家后她哥哥“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果然，她回家以后，虽然想信守和焦仲卿对天立下的誓言，忠贞不渝。然而当这位兄长责备她屡次拒婚时，她不得不违心地应许了。道理很简单：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明白不过地昭示了她的这种处境。在婆家，她已得到了“举动自专由”的罪名而被“遣归”，又怎能再违背一家之长的哥哥的意志呢

婚期日近，男方又是太守家“娇逸未有婚”的郎君，在常人看来，确实是极好的一门亲事，所以刘兰芝的长兄责备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太守家声势显赫，然而刘兰芝并不羡慕权贵，依然忠实于和焦仲卿的感情，因此，婚期越近，她越加痛苦，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她“愁思出门”显然是在期待和焦仲卿的最后见面。

终于，焦仲卿告假归来。刘兰芝在距离二、三里外已听到焦仲卿的“马声”，并急急忙忙前去会面，如果不是日夜专注地盼望和想念，她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内便听到马声而迎出门去。

刘兰芝向焦仲卿解释了自己被逼迫而不得不答应太守家的婚事：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不了解兰芝作何打算，因此说了一番“贺卿得高迁”之类的话来挖苦她，刘兰芝其实早想好了主意，因此她当即回答说： “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新婚之夜，当“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时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自杀的行动，抗议了黑暗社会的迫害。

刘兰芝的形象，具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作品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或对话，或描写，或铺张，或想象，尽情地在读者面前刻画出刘兰芝的美丽、善良、勤劳、灵巧以及知情知礼等种种美德。应该说，在焦家时，刘兰芝还是尽力按照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来身体力行的，她大可与刘向载入《列女传》中的一些贤德妇人相比美。所以，当焦母指责她时，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对焦仲卿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即使她回家后她依然对母亲说： “儿实无罪过。”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罪过”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所谓“无礼节”的罪名而遭弃逐。她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焦母容不了她，她的哥哥又想用她来结交权贵，丝毫不尊重她的人格和自由。茫茫大地，没有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只有死才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权利!作品正是通过刘兰芝这一十分美好的艺术形象的被摧残、被压迫、被毁灭，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杀人不见血的黑暗现实。这一悲剧，在我国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作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为我国历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立体的，既有社会的，又有家庭的，个人的。

从社会原因看，封建社会礼教束缚的必然结果。

从个人性格看，这与焦母、焦仲卿、刘兰芝的性格非常有关。

先说焦母。应该说焦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个很能干的人物，所以能够在焦父去世之后把焦仲卿培养成人，还让他进庐江府做了小官。也因为如此，才使她说一不二，性情暴烈。

再说焦仲卿。自小在这样一个能干而刚强的母亲的荫庇之下，自然办事很难自作主张，使刘兰芝提出自遣而焦母坚决不留刘兰芝的时候，舍不得来也要舍，一任兰芝遣归。

最后说刘兰芝。她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形象光彩照人。但是其性格却也是刚强鲁莽。她聪明能干、辛勤持家，而得到的却是焦母的百般刁难，这使她愤愤不已，毅然请辞。

这样的三个人走到了一起，悲剧则是在所难免的。

焦母与刘兰芝，正恰如生姜对辣酒。焦母认为刘兰芝是“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虽没有否认刘兰芝的勤劳与才干，但认为她个性太强，行动太自由，不听婆母的教导；而刘兰芝则认为自己“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认为自己为焦家付出了很多，焦母实在故意找茬。

事实如何呢？

很有意思的是，诗里始终并没有直接写婆媳的直接冲突，所写的是，刘兰芝在丈夫面前耍性子，焦母在儿子面前发脾气。从这一点看来，直接冲突并不是没有，而是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做的是善后工作。

因此，刘兰芝自清遣归只不过是对深爱自己的丈夫下一道通牒，敦促要挟丈夫在婆婆面前为自己辩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罢了。

问题是焦仲卿并没有刘兰芝所想象的那么高的能力，在强悍的母亲面前，只能是唯母命是从，这就给焦母顺水推舟“遣去慎莫留”创造了最佳时机。

我们读《孔雀东南飞》还会发现，作为一个弃妇，刘兰芝离开焦家很有意思，她一反常人的做法，把自己打扮得“精妙世无双”。窃以为，她这样做不外乎让焦母改变看法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向焦母示威；同时也给焦仲卿留下美好的回忆，让他永远牵挂着自己。

焦仲卿与刘兰芝，彼此在爱情的世界沦陷，我在这就不谈他们的悲剧是怎么酿造的，想必你也知道的。我想主要谈谈他们的双双殉情遗留下的遗憾，先说双方父母吧，孩子是自己的肉，怎么不心疼啊，这必然是留给亲人们的痛。又看到别人评论说他们俩的爱情是错误，但是就现代人的目光来看，爱情本没有对错，即便她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结成姻缘，他们彼此的爱是真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也是真的，不是吗？我们现在看这段爱情悲剧，我觉得更多还是在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看待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那个婆婆的想法太BT了什么的，毕竟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觉得孩子也不是说非有不可嘛。可我们也可以追溯到文章所述年代，那时的人们是不可能赞同我们的想法，也正如同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又看到这么一句话：爱情是一种戒不掉的瘾！我想这句话还是会有不少人会认同的，就如同有人说爱情世界里的人往往是自私的，眼里只容得下彼此，他们的悲剧最终的酿成我想还是彼此看重对方，看重那份情，当爱情之路被阻挡，他们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出口，选择离去所以说，我们还是得想开点，爱情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话是对所有人说的，毕竟现在的社会爱情破裂率太高啦（最近我也失恋了，不过我还是勇敢地走出来了，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爱情我还有亲情，还有爸妈疼，不是吗？）。以上是我对这段爱情悲剧的看法与观点，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也请朋友你谅解，谢谢！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无子被出

在古代，休妻讲究“七出”，亦称“七去”。即指女子有下列七种情形之一者，丈夫或者公婆即可休弃她。即：无子去；不顺父母去；*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古人也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从文中可以看出，刘兰芝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但未提到他们有孩子。想当年，焦家也曾是“仕宦于台阁”，在当地也属名门望族，可今天面临香火无继的危险，作为唯一长辈的焦母怎能不心急如焚呢？况且“无子被出”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所以，刘兰芝被谴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 俄狄甫斯情结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俄狄甫斯情结理论，焦母驱谴刘兰芝是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恋子情绪。文中没有提到焦仲卿的父亲，因此焦父可能早年去世，焦母与仲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因此，在这个残缺的家庭中，儿子便扮演了母亲精神上的丈夫角色。儿子爱着母亲，母亲爱着儿子。可这平静一切便因为刘兰芝的到来发生了改变。儿子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儿子更多的时间是投进了妻子的怀抱，与妻子卿卿我我，儿子对母亲专一的爱现在有一半给了另一个女人，由两个女人来分享，母亲难免心理孤单，心理不平衡。她让儿子休了刘兰芝，“便可速谴之，谴去慎莫留”，而且答应儿子“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可直到儿子要“自挂东南枝”了，她仍然只是说在嘴上，并没有真正的实际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她是打着为儿子另找好媳妇的幌子，达到长期独占儿子之爱的目的。因此便不自觉地迁怒于刘兰芝。说的那些话，也只是给儿子的一点安慰和借口而已。这与美国作家劳伦斯的作品《儿子与情人》中的母亲有着同样的心理。

三、 心理变态

焦母经常以焦家曾“仕宦于台阁”为荣耀。也许“仕宦于台阁”的就是焦仲卿的父亲、焦母的丈夫。想当年，丈夫官居台阁，官阶不低，自己也因此而“夫荣妇贵”。也曾经是风光一时的官太太。可好景不长，焦父撒手人寰，自己不得不年轻守寡，担负起独自养育儿子的重任，以图来日“子荣母贵”。可等自己将儿子焦仲卿扶养成人后，他也只是当了一个小官吏，焦家家境渐显败落之象。再加上她年轻丧夫，感情寂寞。这样，多年的育儿之苦、家道的败落、感情的无依托、香火无继的危机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他心理扭曲变态。因此，她便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对待一切，包括自己的儿媳妇刘兰芝。

四、 妒贤嫉能

从文中可以得知，刘兰芝是知情达理，贤淑聪惠，办事干练。想当年，焦母当官太太时，可能也是聪明能干的，夫荣妇贵嘛！可现在的儿媳妇刘兰芝比自己还能干，自己心中难免有些不服气，妒从中生，她怎能容忍家中有这么一个明显强于自己的女人存在呢？这样下去，自己家长的地位不是岌岌可危了吗？另外，在古代，从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因夫荣。男人在外，顶天立地，为人处世果断干练，女人在内，勤俭持家，温柔贤惠，这样的家庭才是典型的封建美满家庭。，可刘兰芝的性情刚烈、聪明能干、坚强不屈的精神与焦仲卿的唯唯诺诺、软弱驯顺的性格相比，刘兰芝明显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焦仲卿。一个在家都不能做主的堂堂男子汉，如何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官场，也就是说，他的官做的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媳妇的存在，更衬托出了儿子的无能。这样，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怎能容忍家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强于自己、强于儿子的女人存在呢？

五、 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

从文中可以推断，焦母的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正处于妇女更年期。心情烦燥、喜怒无常是妇女更年期的典型特征。而刘兰芝则刚刚20岁左右，又刚结婚，正处于青春冲动期，但丈夫焦仲卿则“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致使刘兰芝“贱妾守空房，想见常日稀。”一个正处青春冲动期的年轻**，独守空房的压抑滋味是怎样的！可想而知，这样，两个心情压抑烦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种种不愉快则在所难免。

六、 人性的觉醒与专制思想的碰撞

在文中，焦母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正是刘兰芝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这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不将她早早赶出家门，谁知道在她的影响下，这个家里会发生什么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好事来。弄不好，还会毁了焦家一世英名。还是早点铲除祸根为好！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

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

《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

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

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

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

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

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也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刘兰芝要织布还有一层考虑。

纺织是治家之道，在古代被称为“妇功”，为妇女“四德”中的重要内容。西汉《礼记·昏义》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同“三从”一样，“四德”也是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织布更是每个家庭主妇要操持的技能和实践。

由此可见，家庭状况、伦理文化都要求刘兰芝要没日没夜地纺织。

刘兰芝织布的背后

刘兰芝辛苦织作，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汉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表现出“男耕女织”的组织形态，即男子在田间从事农业活动，女人在家进行纺织活动，两者共同劳作来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这是汉代社会最为和谐的一幕。

事实上，早在汉初，统治者就非常重视“男耕女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载: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这段话深入阐述了发展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的重要意义：不发展农业，人民吃不饱肚子会造反；不发展家庭纺织业，人民衣不裹体，也会造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代大力提倡耕织，女性并不因家庭出身而享有免于纺织的特权。汉代社会上至官僚贵妇，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参加纺织活动。东汉时期临朝称制十六载的邓绥，出身官宦世家，幼年喜好研究诗书典籍，遭到了母亲的呵斥，从此白天纺织刺绣。女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公务员家庭的刘兰芝了。

综合史料来看，汉代女子从事纺织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是保证家庭成员穿着保暖。

“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小农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家庭穿衣很大部分是自织自裁。

二是用于国家支付。

汉朝政府支付多用黄金或钱，东汉则布帛多于黄金，商品关系进一步复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税收的布帛数量也相应地增加，汉武帝在一次东封泰山的活动中，仅赏赐的布帛，就多达100多万匹。

三是发展对外贸易。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丝绸需求量的飞速增长，除了官营丝绸生产外，每个家庭中纺织丝绸妇女的劳动量逐步加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女性活动，尤其是纺织活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结语

《孔雀东南飞》以一个令人不安的倾诉开头，以一个无比惋惜的悲剧收场。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多才多艺，焦仲卿款款深情，最后却走上为爱情殉葬的道路。这种悲剧，源于焦母与刘兰芝关系的恶化，并通过织布这一载体传递出来。在布帛异常丰富又极为紧俏的汉代，年轻的主妇们构成了家庭纺织的主体。她们常常因婆婆或丈夫的不断追利，而承担力所不能及的纺织任务。这是当时家庭不和谐，甚至瓦解的一个重要诱因。

值得一说的是，在“男耕女织”的两汉社会，纺织品一再成为国家需求，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也是相对的，当时的社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也有渐渐成型的礼教渗透，所谓“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逐步使女性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孔雀东南飞》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刘兰芝织布的背后是家庭和时代的悲凉。

内容赏析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作品评价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唐弢)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它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这位知友，《美好生活》大结局：刘兰芝车祸去世。首先，刘兰芝因为和老梁再次在后海约会，结果正好遇到下雨，刘兰芝迷路，不幸的她遇到车祸，最后不治身亡。在葬礼上，老梁对刘兰芝的死内疚不已，站在一旁的刀美兰却安慰他。刘兰芝的去世，对刀美兰也是一个沉痛的打击，看着自己的空房子，对生活有些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