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要分析《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形象。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诗的一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铺排，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刘兰芝形象是独特的“这一个”。

和兰芝相比，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忠于爱情、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对于母亲的威逼、诱哄，他坚决地回应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他只能这样做。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自缢前他“徘徊庭树下”的举动，符合他特殊的处境——他是家里的独子，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据此认为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除却眼中钉。

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语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焦仲卿的性格特点是忠于爱情却不敢直接抗争，懦弱拘谨、消极反抗，忍辱负重；他善良孝顺，为了爱情最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

仲卿为了自己的爱情，为了自己和兰芝的幸福生活，面对封建宗法礼教、封建家长专制制度的迫害，一直在勇敢地、一步一步地反抗着。只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知书达礼、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成年后又在仕途上进取的封建士子，也因为他还是一个寡母家长哺育大的儿子，他的这种身份和经历，使他的反抗形式与刘兰芝不同罢了。

扩展资料：

一、《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

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

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没有成功。

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二、《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两入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构成，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

-焦仲卿

-孔雀东南飞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真实人性和艺术真实 作者：叶海忠

　　　　－－从《孔雀东南飞》浅论人物的性格分析

　　　　摘要 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几位主人公的性格比较分析探究分析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基调的分析。倡导文学作品人物性格回归人性，同时理解领会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性格 社会背景 心理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参考资料

　　　　钱穆著 《中国文化史导论》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阎立钦著《语文教育学引论》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申荷永著《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 三联书店2004年版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1、刘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一个“故”字,既画出了焦母故意挑剔的凶恶,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语气委婉而率真,性格柔顺却刚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自请遣归,一则因不堪凌虐,再则因深知遣归之势,不能挽回平日,兰芝是如何的忍辱负重；眼前,又是怎样的迫不得已!激愤之情,溢于言表；难言之隐,尽含其中兰芝辞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大道分手：“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预知有变,五内如焚可见兰芝的洞察力和反抗精神。

2、焦仲卿，诗歌通过仲卿的“口中语”表现了他忠厚和逐渐发展的反抗性格,“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不仅表达了他和兰芝笃深的感情,也委婉地表示了若遣此妇,不复再娶的态度“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言虽恭敬,骨子里藏着叛逆精神,无怪乎“阿母得闻之”,要“槌床便大怒”了“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而从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到仲卿的反抗性格已经完成：“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这番话,无异晴天霹雳,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是多么有力的一击。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