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雀东南飞结尾看法！

《孔雀东南飞》是古典民间叙事诗中杰出的诗篇。传统的评价一直认为：它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集中地对中国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制及封建传统道德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反抗，表现出了在婚姻爱情上被压迫被摧残的青年男女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不屈的斗志。死，是他们反抗精神的极限，他们使封建势力对他们的要求完全落空。但他们毕竟死了。但诗人不愿他们就这样死去，人民大众也不愿意，于是诗人结尾以浪漫主义的笔触，让刘、焦双双化为鸳鸯，比翼在松柏梧桐的连理枝上。这个浪漫主义结尾表现了诗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　　 “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上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浪漫结局形成的根源：中国文化的世俗性特点及中国人在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传统民族性格和心理特征。有了这种乐天精神、世俗情怀，就有文学作品中的弱者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时，陡然柳暗花明，或者一个天地有灵，或突然皇帝圣明，或有包公再世，或者时来运转……转眼之间，云开雾散，善恶分别有报，大快人心。这种浪漫化的结局符合中国人比较喜欢圆满而不喜欢残缺不全、喜欢调和而不大喜欢激烈的冲突这一心理，符合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趣味。　　而在西方美学思想中，悲剧性的崇高一向占有重要的地位。看看西方的古希腊悲剧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的悲剧，不难发现，西方的悲剧，无论是古希腊的命运悲剧还是莎翁的性格悲剧，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注重塑造悲剧英雄，并且这些“英雄”在同命运或同现实社会或同自我等的不可调和的争斗中又无一例外地或失败或毁灭，然而“英雄”的败亡或毁灭却能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西方悲剧文化的主旨主要在于弘扬和显示冲突双方中的“人”的存在价值和地位，“人”的自强和自由意志，以及“人”在冲突中的不屈不挠、直面失败与死亡的伟大与悲壮，具有强烈的人本意识和人文精神。而中国的悲剧文化呢也许是我们民族自古遭受的苦难太过沉重、命运太过凄惨吧，我们的民族文化便总不愿再去承受和表现失败和绝望了。我们的悲剧文化常用模拟的虚幻的精神胜利去抚慰现实生活中那众多的伤痕累累的身心。　　 就拿《孔雀东南飞》来说吧。在现实主义情节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主人公刘兰芝的知书达礼、有教养、勤劳、善良、美丽，面对婆婆的遣归，表现了刚强的个性、不屈的精神；面对凶暴的家长，不害怕、不顺从，表现了人格的尊严和不可侮，最后以死来表明对爱情的忠贞、对封建家长制的抗争，应该说她的反抗令人肃然起敬。但是诗歌的结尾“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等叙述表达了人们对封建制度的抗议和嘲讽，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文章把矛头指向了社会，去揭露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有了这个主旨，有了这个浪漫式结尾，刘兰芝的反抗不过是一件道具，一种陪衬，显得苍白无力，它不能唤起人们对命运、对社会、对人生以及对自我存在的价值甚至自身弱点等进行深刻的思考，不能唤醒人们的自觉的反抗意识，像这样把现实的悲惨与幻想的公平搅和在一起，让观众终于带着闪着泪花的微笑，满足地从剧情中走出来，又迈入鬼哭狼嚎的人间地狱，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在哪里呢现实生活不可能圆满，温情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总是不免要被撞碎的，而在作品中却偏要它“圆满”，这实在是一种“自欺”，丧失了自我。　　 当然，给弱者以光明和希望也许并无过错，但如果这光明和希望不是靠自身的反抗去迎取而是靠神仙皇帝去获得，宁可不要这希望和光明。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的浪漫主义结尾，只能使我们的民族学会沉默忍耐，学会委曲求全，它不能激发出人们的自尊、自强和自由的意志与斗志，不是英雄的悲剧，而是一种缺憾。　

来自：《语文老师没教过的三国》

亲爱的朋友，如果说《 孔雀东南飞 》和《 三国演义 》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您会不会颇为惊奇以至于大跌眼镜呢？

这并非天方夜谭。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背景

首先请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序言：“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 焦仲卿 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建安是 汉献帝 的第三个年号，始于曹操迁都于许的公元196年，终于曹丕建魏代汉的公元220 年，也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个历史时代。

更值得一提的是，《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发生地庐江府在建安时期乃是曹操集团和孙权集团激烈争夺的 军事 要地，多场惨烈战役在此发生，众多三国名人在此驻足。

根据历史学者 马伯庸 先生的考证， 刘兰芝 （后世通常这样称呼焦仲卿妻刘氏）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发生在公元200年，即曹操和袁绍在北中国展开 官渡之战 的那一年。根据诗中刘兰芝的自述“十七（应该是传统的虚岁，作者注）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和焦仲卿对母亲所说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来判断，刘兰芝投水自尽是在她二十岁左右时， 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时应该与她年龄相仿。两个推论放在一起，可以推算出刘兰芝和焦仲卿生于公元181年左右，和 诸葛亮 、孙权年龄大体相当。

那么，这一对苦命鸳鸯从小到大亲身经历了三国时期的哪些重要事件呢？

孙策 夺庐江

公元184年，张角掀起了席卷中国北部的 黄巾起义 ，庐江郡虽然位于南方，也受其影响，陷入了盗匪横行的混乱状态，这一年，焦仲卿和刘兰芝还是脚步蹒跚、未谙世事的孩童。

正当庐江百姓即将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之时，朝廷派来了一个能力超群又爱民如子的好太守，他就是三国名将陆逊的叔祖 陆康 。陆康到任后，一方面安顿百姓，改善 民生 ，另一方面加强军备，严格练兵，不久就凭借着训练出来的新兵平定了庐江郡内的大小盗匪。百姓们对陆太守的丰功伟绩充满感激之情，庐江境内到处传颂着陆太守戡乱救民的传奇故事。

刘兰芝与焦仲卿虽然不幸生逢汉末乱世，但他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运的，因为陆康在他俩的家乡庐江做了十年的太守，为庐江百姓带来了长期和平而温饱的生活。

遗憾的是，陆康为了百姓利益得罪了军阀袁术，于是庐江郡在公元194年成了袁术进攻的目标。

袁术占据的九江郡就在庐江郡北面，他在攻打徐州的 刘备 时向陆康狮子大开口，索要三万斛军粮。陆康看不起袁术那样祸国殃民的割据者，更不愿给治下百姓增加负担，当然就婉言谢绝了袁术的要求。袁术闻言大怒，派刚刚来投的孙策带兵攻打陆康，并且许诺如果孙策能拿下庐江郡，就任命他为 庐江太守 。

孙策当时迫切需要一个地方作为立足之本，就奉命打响了庐江争夺战。

对于孙策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场攻坚战，因为陆康深得民心，万众拥戴，就连正在休假的士兵都主动赶回城内为陆太守效命。可是，孙策不仅是一代名将，还是绝世勇将，在长达数月的对峙后，他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城破之后，陆康坚贞不屈，面北而逝，孙策则又一次被袁术所骗。袁术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把庐江郡归入孙策名下，而是安排他的亲信 刘勋 担任了庐江太守。这时历史已经进入了公元195年，按照《孔雀东南飞》的描写，正是刘兰芝“十五弹箜篌”的那一年，也许她弹得正是怀念好太守陆康的曲子。

刘勋做了四年的庐江太守，这段日子相对比较安定，刘兰芝和焦仲卿的 婚礼 就是在此期间举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公元197年的某月某日。

庐江再引争端

孙策当年虽然没有得到 庐江太守 的位置，却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相反，他的斗志被激发了起来。在随后的几年内，孙策带兵东进南下，攻伐征讨，先后占据了 丹阳郡 、吴郡、会稽郡，将江东的大部分土地归入了自己名下，接着他又将目光转向了庐江郡。

公元199年，刘勋接受孙策建议向南用兵，而孙策则采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再次向庐江郡发起了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明摆着的了——孙策占据庐江，刘勋无家可归。这时， 刘勋 的后台袁术已经死掉，他只好北上投奔老友曹操，一年后因为冒犯曹操而被杀。

孙策进入庐江后，安排了一个新太守，此人姓李名术，据 马伯庸 推断，给儿子向刘兰芝提亲的太守就是他。

李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努力和刘兰芝家结亲是有别的目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看看《 孔雀东南飞 》中对刘兰芝嫁妆的描写：“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显而易见，刘兰芝是一个大家闺秀，她身后矗立着庐江城里的名门望族，而这正是上任伊始的李术想要结交的对象。

尽管李术和刘家联姻的计划因为刘兰芝为情赴死而失败，但他应该成功地笼络了庐江城内的其他望族，而且他在和庐江官民交流时很可能利用了他们对于 陆康 的怀念。正因为有了庐江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李术才 在 孙策 死后做出了一个并不明智的大胆决定——和继位的孙权翻脸对抗。

孙权没有想到李术会这么快背叛他，更没有想到庐江民众会和李术一起背叛他，他当时正是年轻气盛之际，一怒之下下达了血腥残酷的屠城命令，给他的上半生留下了一个大污点：“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 粮食 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庐江屠城发生在公元200年年中，这时 刘兰芝 和 焦仲卿 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刚刚过去了半年，不知正史中的屠城惨案降临时，在文学史中那座松柏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情人冢上，双飞的鸳鸯鸟会发出怎样的哀鸣……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故事女主人公刘兰芝更像一块美玉，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独有的光彩。

一直以来，我们只关注到刘兰芝是一个勤劳、美丽、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却很少有人静心想一想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跟她的需要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刘兰芝到底需要什么？下面就让我们运用马斯洛的需要结构理论去探寻一下刘兰芝的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刘兰芝所追求的是尊敬和幸福。

首先，刘兰芝需要尊敬。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卑下的地位，太少有人去关注女性的尊敬需要。它包括敬重和自尊，是个体想成为社会中一个正式成员的需要。刘兰芝首先就想成为焦府的一个正式成员。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这一切都只为“十七为君妇”。但是她却“心中常苦悲”。是两人感情不好吗？不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二人情比石坚。原来是因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兰芝的美丽不用多说，作为古代女子出嫁前应该学习的技艺她也都样样精通，到了焦府也一直很谨慎恭敬地按照婆婆的要求去做事，这一切的一切只是想要得到婆婆的认可，但是焦母对她却“失恩义”，始终不愿意接受她。

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需要，渴望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满足，进而提高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个体也都有自我表达的需要，渴望在社会结构中展示自己的作用。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兰芝的努力没有人欣赏，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家庭掌权者的肯定，所以这种被尊敬的需要也就得不到满足，她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提升。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向焦仲卿诉苦：“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并不是她真的“不堪驱使”，只是无人理睬的痛苦让她无法忍受。

其次，刘兰芝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人。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追求大都侧重于幸福和节操，兰芝的最终追求就是幸福。幸福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的最高阶段――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指个体对自己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状态的需要。

衣、食、住、行可以用物质标准来衡量，幸福，却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衡量。刘兰芝是不幸福的，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她到底有哪些不幸福。

第一，刘兰芝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得不到掌权者的认可。这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一方面不再多加论述。

第二，刘兰芝在当时的社会中一定也得不到认可。

古代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希望女子能够安分守家，顺从长辈和夫婿，社会不需要女子去找工作谋生，更不希望女子通过学习知识而唤起她们人性的复苏――女子只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但是刘兰芝似乎少了些敦厚，多了些自我意识。她饱读诗书，具有独立、平等的意识，婆婆认为她“举动自专由”。兰芝不能讨得婆婆的欢心，一句“举动自专由”，她便被遣回家了。

兰芝在被遣回家后，不时有人提亲，甚至很多大户人家、官宦子弟都看上了她。最终她与仲卿相约而死。我们假设她又成了亲，我认为她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婚前美丽、勤劳、知书达理；结婚后发现她读书过多、举动自专、太有主见，新婆婆依然不会喜欢。这是社会的选择――只要顺从的媳妇，不要追求独立、平等的聪明媳妇。兰芝注定在当时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可，她所追求的幸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刘兰芝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

幸福需要的满足不仅体现在个体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要和谐，也要求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但是兰芝很明显没有做到。

兰芝与婆婆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婆婆直言告诉儿子：“便可速遣之，遣之甚莫留！”“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兰芝也不屈服：“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二人水火不容。仲卿处理事情简单粗暴，最终导致兰芝的被驱遣。

兰芝与仲卿虽然爱情坚定，却不能心心相通。在回家的路上兰芝就告诉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就是告诉他：我心坚定，只是怕自己不能做主，但你要相信我的心意。然而当仲卿听说兰芝要结婚时却劈头盖脸指责她：“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二人的不默契由此可知。

对于追求幸福的刘兰芝来说，受婆婆的气还能找丈夫排遣，而丈夫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便再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幸福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便处于焦虑之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刘兰芝最终以殉情的方式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

尊重、幸福这两种需要一直支配着刘兰芝的生活，当她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就只能选择死亡。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分析刘兰芝，我们得到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古代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帮助。■

　郑重申明:以下不是本人观点,是借别人杰作:　

－－从《孔雀东南飞》浅论人物的性格分析

　　摘要 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几位主人公的性格比较分析探究分析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基调的分析。倡导文学作品人物性格回归人性，同时理解领会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性格 社会背景 心理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开头用孔雀徘徊起兴，结尾以鸳鸯和鸣作结，使全诗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文学色彩。鸳鸯和鸣，虽然造就了和谐宽松的情境，但是带给读者的不是喜悦，而是深沉的哀痛与遐思。

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

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

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

这里第一、二句诗，运用了互文的修辞手法，“松柏”是四季常绿、刚直挺拔之树，“梧桐”，传说凤凰常栖于此树，可见“松柏”、“梧桐”都属良木。“鸳鸯”鸟多成双成对生活，常用来比喻恩爱夫妻，是幸福美满婚姻的象征。诗人这里选取良禽良木，是继承了先秦文学中“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的文学传统，很显然，作者对刘兰芝、焦仲卿二人忠贞爱情的肯定与赞颂正是通过良禽良木的幽雅含蓄才得以体现的。

“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这是多么美好的情境啊！这种美好的情境，既是刘、焦二人墓宅自然景观的写照，也是诗人主观愿望的表现与寄托；没有情感的树木能够彼此覆盖，情意缠绵；没有思想的鸟儿能够成双成对，相向和鸣。这生动和谐的景观，给人们带来了喜悦和美好的向往；可是低头一看美好景观之下长眠的刘兰芝和焦仲卿，他俩生前也像这里的良木良禽一样恩爱眷恋，可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无情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活活地将他们拆散，甚至被逼而死。残酷的现实、悲惨的命运与墓地美好的自然景观所营造的充满幻想、情趣的意境，彼此鲜明地对照，在这里淋漓尽致地得以映衬。作者的用意不言而谕，同情之心溢于言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前没有团圆，死后该会像松柏和鸳鸯一样相互覆盖，双双和鸣了吧。另一方面，我们在读到“松柏”、“梧桐”、“覆盖”、“交通”时，仿佛也看到刘兰芝和焦仲卿在墓穴中恩爱地偎依在一起，只是他俩的脸上还挂着人世间没有流完的最后一滴泪；我们在听到鸳鸯和鸣到五更时，仿佛也听到他俩对人世间不幸命运的一声又一声的叹息与哀怨。这不正是作者希望的寄托和对冷酷社会现实的指责吗？

因此，《孔雀东南飞》结尾和谐美好的景观描写，并未给读者带来多少的喜悦；相反，加倍增加了读者对刘兰芝、焦仲卿二人不幸婚姻的无限同情和深深的思考。我们在宽松和谐的意境中哀叹刘、焦二人悲惨的命运时，不由得又赞叹作者以乐衬哀、意蕴悠长的高超表现技巧与艺术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