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的死因及性格新论】孔雀东南飞刘兰芝性格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

希望对你有帮助：首先，这要结合时代背景来谈。

刘兰芝是在汉朝，汉朝的风气其实相当开放。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怃”。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如曰二女为奻，如曰不敢仰视，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 “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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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就是汉朝刚刚将儒学作为正统，后代将儒学弄得越来越苛刻，特别是朱熹的三纲五常，而汉朝因为还没有定型，所以较宽松。

来自：《语文老师没教过的三国》

亲爱的朋友，如果说《 孔雀东南飞 》和《 三国演义 》有着非比寻常的密切关系，您会不会颇为惊奇以至于大跌眼镜呢？

这并非天方夜谭。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背景

首先请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序言：“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 焦仲卿 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建安是 汉献帝 的第三个年号，始于曹操迁都于许的公元196年，终于曹丕建魏代汉的公元220 年，也正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个历史时代。

更值得一提的是，《孔雀东南飞》故事的发生地庐江府在建安时期乃是曹操集团和孙权集团激烈争夺的 军事 要地，多场惨烈战役在此发生，众多三国名人在此驻足。

根据历史学者 马伯庸 先生的考证， 刘兰芝 （后世通常这样称呼焦仲卿妻刘氏）和焦仲卿双双殉情发生在公元200年，即曹操和袁绍在北中国展开 官渡之战 的那一年。根据诗中刘兰芝的自述“十七（应该是传统的虚岁，作者注）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和焦仲卿对母亲所说的“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来判断，刘兰芝投水自尽是在她二十岁左右时， 而焦仲卿“自挂东南枝”时应该与她年龄相仿。两个推论放在一起，可以推算出刘兰芝和焦仲卿生于公元181年左右，和 诸葛亮 、孙权年龄大体相当。

那么，这一对苦命鸳鸯从小到大亲身经历了三国时期的哪些重要事件呢？

孙策 夺庐江

公元184年，张角掀起了席卷中国北部的 黄巾起义 ，庐江郡虽然位于南方，也受其影响，陷入了盗匪横行的混乱状态，这一年，焦仲卿和刘兰芝还是脚步蹒跚、未谙世事的孩童。

正当庐江百姓即将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之时，朝廷派来了一个能力超群又爱民如子的好太守，他就是三国名将陆逊的叔祖 陆康 。陆康到任后，一方面安顿百姓，改善 民生 ，另一方面加强军备，严格练兵，不久就凭借着训练出来的新兵平定了庐江郡内的大小盗匪。百姓们对陆太守的丰功伟绩充满感激之情，庐江境内到处传颂着陆太守戡乱救民的传奇故事。

刘兰芝与焦仲卿虽然不幸生逢汉末乱世，但他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幸运的，因为陆康在他俩的家乡庐江做了十年的太守，为庐江百姓带来了长期和平而温饱的生活。

遗憾的是，陆康为了百姓利益得罪了军阀袁术，于是庐江郡在公元194年成了袁术进攻的目标。

袁术占据的九江郡就在庐江郡北面，他在攻打徐州的 刘备 时向陆康狮子大开口，索要三万斛军粮。陆康看不起袁术那样祸国殃民的割据者，更不愿给治下百姓增加负担，当然就婉言谢绝了袁术的要求。袁术闻言大怒，派刚刚来投的孙策带兵攻打陆康，并且许诺如果孙策能拿下庐江郡，就任命他为 庐江太守 。

孙策当时迫切需要一个地方作为立足之本，就奉命打响了庐江争夺战。

对于孙策来说，这实际上是一场攻坚战，因为陆康深得民心，万众拥戴，就连正在休假的士兵都主动赶回城内为陆太守效命。可是，孙策不仅是一代名将，还是绝世勇将，在长达数月的对峙后，他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城破之后，陆康坚贞不屈，面北而逝，孙策则又一次被袁术所骗。袁术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把庐江郡归入孙策名下，而是安排他的亲信 刘勋 担任了庐江太守。这时历史已经进入了公元195年，按照《孔雀东南飞》的描写，正是刘兰芝“十五弹箜篌”的那一年，也许她弹得正是怀念好太守陆康的曲子。

刘勋做了四年的庐江太守，这段日子相对比较安定，刘兰芝和焦仲卿的 婚礼 就是在此期间举行的，具体时间应该是公元197年的某月某日。

庐江再引争端

孙策当年虽然没有得到 庐江太守 的位置，却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一蹶不振，相反，他的斗志被激发了起来。在随后的几年内，孙策带兵东进南下，攻伐征讨，先后占据了 丹阳郡 、吴郡、会稽郡，将江东的大部分土地归入了自己名下，接着他又将目光转向了庐江郡。

公元199年，刘勋接受孙策建议向南用兵，而孙策则采用“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再次向庐江郡发起了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就是明摆着的了——孙策占据庐江，刘勋无家可归。这时， 刘勋 的后台袁术已经死掉，他只好北上投奔老友曹操，一年后因为冒犯曹操而被杀。

孙策进入庐江后，安排了一个新太守，此人姓李名术，据 马伯庸 推断，给儿子向刘兰芝提亲的太守就是他。

李术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努力和刘兰芝家结亲是有别的目的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来看看《 孔雀东南飞 》中对刘兰芝嫁妆的描写：“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显而易见，刘兰芝是一个大家闺秀，她身后矗立着庐江城里的名门望族，而这正是上任伊始的李术想要结交的对象。

尽管李术和刘家联姻的计划因为刘兰芝为情赴死而失败，但他应该成功地笼络了庐江城内的其他望族，而且他在和庐江官民交流时很可能利用了他们对于 陆康 的怀念。正因为有了庐江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李术才 在 孙策 死后做出了一个并不明智的大胆决定——和继位的孙权翻脸对抗。

孙权没有想到李术会这么快背叛他，更没有想到庐江民众会和李术一起背叛他，他当时正是年轻气盛之际，一怒之下下达了血腥残酷的屠城命令，给他的上半生留下了一个大污点：“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 粮食 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庐江屠城发生在公元200年年中，这时 刘兰芝 和 焦仲卿 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刚刚过去了半年，不知正史中的屠城惨案降临时，在文学史中那座松柏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情人冢上，双飞的鸳鸯鸟会发出怎样的哀鸣……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

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红，善弹琴，能诵诗书。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日夜辛劳，勤于家务，却不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给正在庐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诉说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却遭母亲斥责，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长跪，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母亲大怒。因仍要赶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一时。兰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别，类乎休弃，今后恐难再见，便将自己常用的香囊、妆奁等物留给仲卿以作纪念。

鸡鸣天亮，兰芝精心梳妆之后，上堂别过婆婆和小姑，流泪登车而去。此时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见。两情依依，低头耳语道：“誓天不相负。”

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兰芝婉言回绝；又数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门提亲，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与刘家结为百年之好，又被谢绝。这下早惹恼了兰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难违，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一切任人安排。那边媒人回报，说刘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过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马上四处派人备下金帛彩礼，人马舟车，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闻知此变，急忙乞假告归。

第二天，兰芝整日默默无语，只是和泪裁衣。忽听得一阵熟悉的马嘶声，出门遥相望，知是故人来。兰芝手抚马鞍，一一诉说原委。仲卿提及当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约“黄泉下相见”。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对母亲说道：“今天大风吹折了树木，院子里的兰花上结满了严霜；孩儿的性命犹如西山的落日，母亲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长叹而去。

这一天，迎亲的车马格外热闹，新妇已进门。黄昏后人群渐渐散去，夜深沉，万籁无声，兰芝揽裙投水自尽。仲卿得知，徘徊树下，亦自缢殉情。后两人合葬于华山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