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为什么不重建

能重建回来的只是圆明园的样子，而它的内涵却重建不回来了。还有不重建有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这些后辈知道我们国家曾经的落后，连自己的家园都保不住，所以我们要自强！另外，我们也不能只是回顾我们曾经的辉煌，也不必去炫耀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国家现在依然还不算是一个强国，我们落后太多了。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能不给国家争光，那也不能给国家丢脸！

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是世

世代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

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

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

的耻辱，现在的遗址才具有真正的文物价值。

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

国家文物保护法相背。

第四、修复圆明园无论在建筑质量上还是规模上，都

无法达到原有的水平，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

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另：专家谈之一：

2004年10月28日

圆明园不能再“毁”一次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01

□杨耕身

今年10月18日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来自各界的20多名专家齐聚园内，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有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据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圆明园管理处负责人介绍，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让专家们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献计献策。

众多“专家”都众口一辞地倡言“复建”圆明园，而没有一丁点的“杂音”，这使得不论怎么看，这次“研讨会”都堪称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但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因为在我国，关于“圆明园该不该重建”的争论已不下十数年，“主修派”与“保留派”之争一直未曾有过决断，因此此次研讨会出现如此统一的“口径”，便着实有些出人意料。也正因此，我在看罢报道之余首先想到的是：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诸人士如今安在？

之所以想到上述诸人士，因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重修圆明园持反对意见者。不止是他们，还包括更多人士。我们不妨追溯至1999年全国“两会”时，“主修派”与“保留派”的一次交锋。此事可见诸1999年3月31日《中国青年报》之报道。当时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包括上述诸人士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也就是在此次“交锋”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之子、梁启超之孙梁从诫先生坦承：我这已经是好几次反对重修圆明园了！———我奇怪的是：未必到了今天，他们都没话可说了？

当年的那桩“公案”，也使得我们今天能够更容易地找到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理由。作为那份提案“牵头人”的叶廷芳先生在当时就指出：第一，现存的圆明园遗址是永远的国耻纪念地，对其修复会使历史文物的教育价值荡然无存。第二，圆明园目前的主要价值，早已不是百年前的我国宫廷建筑或皇家园林的辉煌，而是被侵略者焚毁后留下的耻辱。第三，进行修复是对历史文物的彻底破坏，与现行的国家文物保护法相悖。第四，修复圆明园至多只可能是增加一处新的人造景观，而且会变得不伦不类。

历史的天空风来雨过，圆明园也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烧毁，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其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她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也正因此，梁从诫先生曾经非常激动地喊道：“不能再毁圆明园了！”是的，不能让人为的重修或复建再将圆明园“毁”一次了。

1999年圆明园的重修之争之后，随着2002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园条例》的颁行，我们又一度认为，圆明园不再重建能够从法律中得到确认。因为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我注意到，此条例出台后，许多媒体都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然而谁曾料到，条例也并没有阻止新一轮的、雄心勃勃的重修计划？

很难说，在此番“研讨会”之后，圆明园的命运将是怎样，但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一切并不像这次“研讨会”所制造的众口一词、人心所向的假象那样；也想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古代建筑遗迹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缺乏一种清醒的认识。当然，我更想表明的另一个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深信在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所有的专家都会轻易地放弃其思想与良知。

当年的“主修派”提出的是“以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景观”，现在的“主修派”则打出了“申报世界遗产”这样一个令人心动的理由，然而不论怎样，当一切都泥沙俱下，我仍将相信那些最坚硬的品质不会有丝毫改变，一段最疼痛的历史更不会在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中变得无足轻重。

另：专家谈之二：

圆明园：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本刊特约记者 李舫

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一小块断壁残垣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这其中，包含着真实而丰富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废墟的文化就像刚刚愈合的伤口，表面的平静下埋藏着组织的撕裂和剧烈的疼痛，这种疼痛是写在历史上的阴影，它给今天的生活增添了压迫，但同时又给我们带来了心理上回旋的空间：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勇气承受超过其本身的灾难？

2004年是圆明园罹难144周年，10月18日，中国圆明园学会和圆明园管理处召集20余位建筑、历史、考古、园林等各界的专家，纪念圆明园百余年前的创痛及百余年来的沧桑，共商“遗址公园”建设大计。未能赶来的著名古建筑研究和保护专家罗哲文给会议寄来了贺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系教授王道成在会上作了发言，再一次主张复修圆明园的中国园林部分，北京大学世界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然而，随后立刻有人对此次会议提出质疑：“这么多专家都众口一词地倡言复建圆明园，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一次组织得力的‘复建吹风会’”。随着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展开和人们保护文物意识的增强，圆明园复建与否的问题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更多的人也对此抱以关注：圆明园，昔日的辉煌是否需要重建？

圆明园坐落在北京西郊海淀区北部。1709年，康熙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其意为：“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此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清朝五代皇帝的倾心营造，圆明园成为举世闻名的皇家营苑，因其在建筑与园林方面的杰出造诣，被世人誉以“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东方凡尔赛宫”等。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法国作家雨果对圆明园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

然而，历史的天空经历过风风雨雨，圆明园经历了两度劫难。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烧毁，这场熊熊大火，成了中国人永远的耻辱和伤痛，圆明园昔日的辉煌，随着那场大火化做了永远的灰烬。作为清朝的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废墟一直完整地保存到1900年。此前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四十岁生日，圆明园还曾进行了部分的整修。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圆明园再度遭到破坏。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放弃管理以后，圆明园成为无主的园林，又遭受第二次大规模的洗劫。两度劫难之后，神话般烟雨迷离的美景已不复存在，留给后人的只是一片废墟，这片遗址成为清代统治者腐败无能的历史见证，同时它也像一座警钟，时刻警示着国人不能忘记这一耻辱。

多少年来，埋葬了一代又一代人凭吊和反思的圆明园被负载了更加厚重的期望。1983年，北京市曾在《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中明确规定，将圆明园遗址建设成“圆明园遗址公园”。然而，如何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圆明园这片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学者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对圆明园保护和利用应采取积极态度，主张部分复建圆明园景区，与现存的西洋楼遗址形成更鲜明的对比，更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另一种观点认为，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应该保持废墟，废墟也是一种美，可以让人们永记国耻。力主“重建圆明园昔日辉煌”的“修复派”与力主“让废墟成为民族耻辱历史教科书”的“保留派”聚讼纷纭，各执己见，但其争论却一直未有公断。

“修复派”有两个分支，一是全面修复派，如已去世的建筑学家单士元。他们认为圆明园是我国古代建筑的顶峰和精华所在，应全面恢复，使后人了解我国古代在建筑上的辉煌成就。但目前持部分修复意见的人较多，是主修派的主流，如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罗哲文等人，他们认为全面修复工程太大，耗费过重，没有必要，只要修复一些重要景点就行，比如曾经是政治中心的“九州清晏”等。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在对比中再现被侵略者破坏的惨状。同时也提供参观，使游人重睹圆明园昔日之芳华。

“保留派”则认为，圆明园作为一个见证过历史的园林，其实是有两个历史身份的，一个是园林史上登峰造极的“万园之园”，一个是民族史上的屈辱象征。站在圆明园的断壁残垣前，我们都会感到矗立在心头的国耻，同时，我们又会想象那万园之园的盛景。正是圆明园的这两个身份，正是我们心头的这两个情结，让我们对于圆明园该以哪种面貌示人有了不同的选择，而这每一种选择，决定的又不仅仅是圆明园的面貌，它还决定了我们每个人对待历史的态度。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叶廷芳是重修圆明园的著名反对者之一。他认为，世界上有许多以废墟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把历史镌刻在地上，这也是一种美。对废墟进行维修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是摧残的行为。而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陈志华教授认为，即使重修圆明园，但建筑材料、工艺、风格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就不会再是那座清代名园，如此修复没有多少意义。陈教授提出，在保留遗址的前提下，把圆明园建成公共绿地，同时，保留大水法等遗址，让人们在休闲中受到教育。

1999年的一次交锋是两派辩论的一个高峰。“两会”期间，针对一份“重现圆明园景观”的提案，在北京市政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陈立群提交一份提案，建议“以股份制方式重建管理圆明园”，即“建立以国家、企业、投资人参股的股份制企业上市公司，以企业行为完成从策划、宣传、启动、集资、管理的全过程”，然后，“承包给愿意并有能力重建部分圆明园景观的企业，由专家组监督实施过程，社会监督管理行为”。包括叶廷芳、李学勤、邓友梅、梁从诫等人在内的49位全国政协委员上书提案，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呼吁：“不能再以‘修复’的名义毁掉圆明园了！”

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此事告一段落。前不久的会议无疑在圆明园尚未平静的湖面上击起一片波澜，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记者就此分别采访了罗哲文、叶廷芳和王道成。

保留派：难忘的精神

创痛与难圆的重修梦

记者：叶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您就坚决反对圆明园复修，当时您认为世界上有许多著名的历史遗址，是以废墟的苍凉美而闻名于世的，如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的罗德岛上的太阳神巨像、古希腊雅典卫城中的帕台农神庙等，它们虽是废墟，但却最客观真实地镌刻了历史。

叶廷芳：是的，我一直认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北京的圆明园废墟和南京的万人坑遗址是西方列强与东洋鬼子留在中华民族脊背上最创痛的伤疤。它们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当年雨果对他肇事祖国的强烈谴责，不就是人类良知发出的声音吗？

因此我认为应当像保护犯罪嫌疑人“作案现场”那样保护圆明园的废墟状貌。这种废墟的悲凉的沧桑感本身就是对那种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无声控诉，它可以唤起国人对那段祖国贫弱历史的痛苦记忆，激发国人奋发图强的意志和决心。因此，保护侵略者的这块“作案现场”固然已不具有法律效率，但它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见证价值，这种价值是一座辉煌的皇家园林所无法比拟的。正是基于这一点，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才是最理想的。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对废墟要尊重其历史原状，保持其历史的真貌，不要唐突地进行任何修缮。因为对它的任意改动都会是不完美的，岁月留在废墟中的苍凉美也会被复修的脚手架冲淡？

叶廷芳：不，我不这样认为。进行维修是必要的，我所反对的是在废墟上搞“假古董”，破坏了废墟本身的美。从文物美学角度讲，文物的价值和文物的美，就在于它的历史原初性，这种原初性或曰原创性的美是不可复制的。为了使其保持更长时间，有时对其进行维修是难免的，但国际公认的原则是：修旧如旧。然而我们这里常见的误区是：“修旧如新”，以为只有使它重新完整了，崭新了，才恢复了它的价值。事实正好相反，这样做，恰恰毁坏了它原来的价值。所以，这一二十年来全国出现的大量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群众普遍感到厌倦，嗤之为“假古董”。所以不难明白，为何每一次“重修圆明园”的计划提出时，反对的呼声马上把它掩盖了，理由很简单，圆明园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纪念地，作为遗址公园有着巨大的文物价值。

记者：2002年，《北京市公园条例》正式颁布。该《条例》规定：“对无法以人力再造和无法再生的自然景观或者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人文景观，禁止改变原有风貌和格局。”此《条例》出台后，圆明园复修与反对的争论暂时平息，许多媒体以“圆明园不重建写入法中”为题做了报道。那么，您认为今天，为何新一轮的复修计划又被提出来？此次由专家论证的“重修计划”将给圆明园带来怎样的命运？

叶廷芳：圆明园作为遗址公园而存在的性质在1983和2002年国家公布的相关法规中都是明确的。这个遗址公园应该是整体的，而不是部分的。但现在正在进行的修复十分之一的努力是与“遗址公园”的精神不相符的。不错，十分之一在比例上固然是少数，但其绝对数将是大量的。一旦这些金碧辉煌的仿古建筑琳琅满目地散落在圆明园各处，人们哪里还感觉得到遗址的氛围呢？哪里还产生得了凭吊情绪呢？特别是我们的子孙，他们会不会以为，这些建筑都是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呢？

看来，有些人显然还没有从“复建含经堂”的过程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和启悟——新千年伊始，人们为了复建含经堂，遂着手对这座建筑遗址的地基进行挖掘，结果发现，被掩埋的含经堂的地基下依然留有这座建筑的结构完整、轮廓清晰、规模宏大的立体基础的存在，而且还有少量的珍藏！这一旨在复建的挖掘因而变成了有意义的遗址发掘，它为我们应如何保护圆明园遗址提供了极好的经验和启示，许多专家因此而改变了复建的意图，而主张对圆明园其他重要建筑的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这一事件也说明，原来已经出台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应当修改。然而，迄今为止，复建十分之一的计划仍然在执行。而且，从最近的一次会议来看，人们还想把这一举措作为申报“人类遗产”的必要条件。我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弄巧成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专家们会认同我们的这种补补贴的遗址保护观念吗？

记者：那么，诚如您所说，圆明园是对一段历史最生动、真切的记录和诠释。可以说，任何文字性的记载，任何或影像，都不能比圆明园的真实景况更真实地触及人们的内心。保留废墟是为了让子孙后代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遭受的凌辱与苦难，可是假如仅仅凭借眼前的这些废墟和它所带来的苍凉感，后来的参观者能否想象得出圆明园当年一度的辉煌？没有辉煌与苍凉的视觉对比，对历史的感受是不是也要受到限制？

叶廷芳：所以我认为，从功能需要出发，在园内选择某些空地建造一定数量的房屋是必要的，例如：一座展览馆，用来展出圆明园“生前”全景模型或微缩景观；一座艺术陈列馆，用来收集并展览圆明园幸存和回收的艺术品；一定的办公用房以及供游人休憩的场所等。但所有这些房屋在形式与风格上应一律与古典建筑判然有别；它们应当采用现代建筑的型制，并且在体量、高度与色调上都受到限制，简单说都应当是简朴的。

有人主张复建当年最主要、最辉煌的代表性建筑如九州清晏，以起“对比作用”，此议极其荒谬。既然圆明园已正确地定位为“遗址公园”，那么其中的任何重要建筑的遗址都是无价之宝；它们是神圣的，不可触动的！九州清晏更是遗址中的遗址，是全园的灵魂和主皋，破坏了这个遗址，势必破坏圆明园这个将是世界上最大的遗址公园的整体格局，那将是愚蠢的犯罪行为。

如果有人实在割舍不了那个“复建”情结，不妨在圆明园以外的什么地方复制一个圆明园，再不，可在园内的某个偏僻的地方复建一两座代表性建筑，并以围墙将它与圆明园隔离，而有门相通，这样也许可以满足主修派的部分愿望。

记者：在许多文物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更新与复建的破坏之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尊重与保留是留给子孙的最大财富。因此，不难理解，保住圆明园的原貌，是当代人的历史责任，我们有责任守住一段历史，传承与后人一种可触摸的真实历史感。可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有责任让子子孙孙认识到比圆明园中的残垣断壁所能传递的信息更加丰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内涵。怎么解决这种矛盾呢

叶廷芳：目前人们的文物意识正在觉醒，许多人还处在觉醒的过程中，想要保护而不知如何保护，在“睡眼惺松”的情况下很容易走入误区，以致“一失足成千古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关于圆明园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地面建筑方面。鉴于此，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暂时将这一问题放一放，冷一冷（暂停十分之一的复建计划），先把注意力集中于没有争议的那些保护内容，例如：主要遗址的继续发掘（这是主要任务）；迁出占园民居（这已完成了）；整理山形水系以及建造功能用房等——不过关于整理山形水系可能还有些争议：有人主张重新堆山造湖。我认为此议值得讨论。那样做岂不是又在复建，而不是保护遗址了？我认为只需清理出原来的脉络即可，至于原来的状貌可通过模型来告诉游人。遗址，遗址，即遗留下来的状貌！这个状貌以1949年政府重新将圆明园管理起来为界限。保持圆明园的残破，便是保住了历史的真相，这才是对圆明园最大的保护。就圆明园的历史、文化方面特殊意义而言，将保护与修复划等号是愚昧的。

修复派：复现辉煌同样能警戒后世

记者：罗先生，关于圆明园的问题，您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曾做过一个题为《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发言。关于圆明园的争论被搁置了一段时间以后，您认为现在应该如何处理圆明园问题？

罗哲文：我认为，圆明园其实完全成了废墟，地面建筑除了“西洋楼”尚存一些残件以外，几乎一无所有，无以显示昔日的艺术风采和建筑工艺水平。因此，选择一小部分景区和建筑按原状恢复，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比教育，使人们一看便知如此精美的园林艺术瑰宝，被侵略者野蛮地破坏了，而今只剩下大片废墟遗址。与此同时，也提供参观，游人得以重睹圆明园昔日艺术之芳华。虽然只是局部，也可引起昔时全部辉煌壮丽之联想。

记者：在1993年经国务院批准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圆明园一直建设成“遗址公园”，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造与建设问题一直未能实现。众所周知，遗址是圆明园遗留下来的实物，是文物；而公园则是大众游乐、休憩的场所。那么，如果复建圆明园，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遗址与公园的关系问题？

罗哲文：“遗址公园”的建设必须以遗址为依托，必须尊重遗址的内容。一是圆明园的总体布局，这是圆明园造园艺术的主要成果，现在基本保存完好；二是圆明园的山形、水系，这是园林艺术的依托基础，总体布局的重点内容。现在的山形、水系已经遭受较大的破坏，但还有可能加以恢复；三是圆明园的园林建筑，包括各种宫殿、楼台亭阁、廊庑轩榭等，这是圆明园的精华，尽管现在大部分已化为灰烬，仅存基础，但仍可凭据仅存的遗址展现其当年的风貌；四是叠石堆山，这也是圆明园园林艺术的精华，尽管现在已大部坍塌残损，但也还可以加以整理，使其再具观赏和研究价值。

记者：圆明园复建是一项科学技术性很强、需要很长时间的工程，对于这样大面积的修复工程，会不会有造“假古董”的可能？

罗哲文：关于复建，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是选择代表性之景点与建筑，设计施工质量必须是高质量的。设计方案事先要进行科学研究，找出可靠的复原依据，包括遗址遗物、文献资料、图纸照片等等。施工队伍也要高水平，精工细作，务求达到康乾时期的工艺水平。如果质量不高，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比如围墙是圆明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围墙必须坚持原状、原材料、原结构进行修复的原则。

修复派：青史凭谁定是非？

记者：王教授，继侯仁之、单士元、罗哲文先生之后，您力主复修圆明园，建议在对占圆明园总面积2%的西洋楼保存现状的同时，对占圆明园总面积98%的中国园林部分进行整修，重点恢复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使圆明园的内容更加丰富。

王道成：不错。我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问题，每当我一次又一次走进圆明园，看到堆得漫天遍野的垃圾、被非法侵占的土地、挖山填湖改造而成的农田。面对这种状况，我提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保护好西洋楼残迹的同时，重点恢复圆明园中国园林部分的一些富有特色的景区，再现这些景区当年的风采。

记者： 1860年的那场大火，已经让圆明园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伤痛，尽管废墟已经结成伤疤，可是很多人还是认为圆明园不仅是中国人不可忘却的耻辱，也是整个人类永远铭记的耻辱。那么您有没有想到，改变了这些耻辱的象征，我们还用什么来激励和教育后人？

王道成：我从来不认为，保留“耻辱地”就是保留对于耻辱的记忆。我们应该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圆明园，早已经不是1860年一把大火烧过的圆明园。据资料记载，英法联军放火烧毁圆明园之后，圆明园还曾余留16处重要景观。应该承认，作为废墟，圆明园在清朝还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的。对圆明园的破坏还来自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国内灾乱频仍，圆明园成了一个废园，园内存留的文物、遗迹被洗劫一空；一个是文革时期，圆明园的管理一度陷入混乱，曾有圆明园围墙一次拆除800余米，一次砍伐树木1000余棵，一次运走石料几十车的记载。周恩来总理也曾经提出，在适当条件下，应重新修建圆明园。

记者：那么就是说，现在的圆明园废墟其实早已不是当年遭受劫掠之后的圆明园？我们呼吁保护的圆明园废墟其实仅仅是一种停留于我们的想象中的废墟？

王道成：对，应该这样认为。1860年，圆明园遭受第一次劫难。此后的1873年，为了迎接慈禧的四十岁生日，清政府曾经对圆明园进行了部分的修复。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圆明园再次遭到破坏。辛亥革命后，圆明园无人管理，园中的遗物被一些不法官僚、政客纷纷盗走。王怀庆拆掉舍卫城、安佑宫以及西洋楼的石料修建自己的达园，张作霖修建墓地也是从圆明园运去的汉白玉石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单位和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去用了圆明园的遗物。现在我们在北京的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圆明园的遗物，如，北京大学办公楼前的华表二根、汉白玉麒麟一对、未名湖的翻尾石鱼；颐和园东宫门外的云龙陛石、仁寿殿前的铜狻猊；北京图书馆楼前的华表一对、石碑两块、昆仑石一块；中山公园的兰亭八柱等。1984年，在上海也发现了圆明园的遗物，据说是李鸿章搬去的。现在的圆明园同1860年被大火焚毁后的圆明园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不一样的。

故宫在2019年元宵节当晚，上演了一场绚丽的灯光秀，让抢到票幸运儿深迷其中，流连忘返。

这场活动为故宫在 2019 年的雄途霸业开了一个好彩头。而前不久，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还首次晒出了自家的账本：2017 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 15 亿元。这个数字，超过 1500 家 A 股上市公司的收入！这样的骄人成绩背后，少不了故宫“主脑”即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

借助新媒体营销，故宫先后出品多款文创产品，线上销售效果超出预期！

这几年除了自媒体，故宫在微博中也是混的风生水起，频繁上热搜。

故宫博物院搞了综艺节目，出了故宫化妆品、故宫睡衣、故宫日历、故宫月饼、故宫表情包、故宫游戏，还开了自己专门的旗舰店，几乎干一个火一个，把故宫打造成了一个流量大IP。

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和华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开展打造5G应用示范、建设故宫智慧院区、举办人工智能大赛等方面合作，进一步推动故宫博物院的数字化、信息化、智慧化建设。

2018年故宫博物院接待观众数量已突破1700万人次，是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博物馆。早在1998年，故宫博物院就启动了数字化、信息化建设。经过20年的努力，逐步建立起覆盖全院的办公信息网络，铺设光缆近40公里；安装600余个WiFi天线，为办公应用、文化遗产保护及观众服务提供无线网络；建立起管理186万件（套）文物信息的藏品系统，并开展涵盖10项内容的古建筑遗产监测；发布官方中文、英文、青少年网站群，年浏览量达2200万；开发深度解读文物信息并提供文化服务的APP，下载总量超过600万，官方社交媒体微博、微信账号拥有的粉丝群体总数超过千万；持续开展VR、AR、AI等最新技术在博物馆的应用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古建筑、文物数字资源。

5G时代来临，故宫博物院率先选择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建设“5G智慧故宫”。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故宫博物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战略合作上开启了新篇章。双方将共同推进国家5G先进应用示范项目，打造故宫智慧院区。华为将凭借自身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及智能终端等领域的创新技术、解决方案与服务、产业生态合作及人才培养综合优势，加快推动故宫博物院建设世界一流博物馆，推动国家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保护、传承、利用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故宫单霁翔院长表示，＂600岁的故宫从未与科技靠得如此之近，我们可以插上科技的翅膀，去畅想未来。关于＂故宫5G时代＂，单院长提出很多设想，例如让远在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够随时身临其境体验到实地参观故宫博物院的乐趣；让每一位来到故宫博物院的观众能够享受到更高速的网络服务和高清视频内容，瞬间获取眼前的古建筑、文物知识链接和服务设施信息：对文物出入库、修复、运输、展览的全流程进行随时随地的安全监控；邀请世界各地的文物医生和考古学家远程开展文物修复的会诊或考古调查；利用更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为文物的鉴定、修复和青少年教育提供更宽广的平台和更强有力的知识支撑……

“600岁的故宫从未与科技靠得如此之近。”

2019年是单霁翔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第8个年头，一年营收保守15个亿的故宫，将会走的更远

中国书画之所以成为艺术品能一代接一代地流传下来，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装裱和修复。古旧字画在传世的过程中，由于收藏保管不善造成受潮发霉、污迹满目、虫蛀鼠咬，以及绫绢和纸的自然老化都会使书画产生破洞、糟朽断裂等等，如果不及时修复，就会影响古旧书画的寿命和艺术价值

字画是否需要修复还是要看破损程度和价值。一般来说现在字画修复是所有文物修复里价格最低的了。

上海宁古文物修复中心是可移动文物修复实验室，从事文物修复工作主要包括古玩艺术品的商业修复以及馆藏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与修复。修复范围包括陶瓷器、青铜器、古籍书画及金银器。

公司具有两万平米的修复场地，聘请国内文博系统顶尖文物修复专家建立文物保护工作室，以专家带领专职人员的模式进行文物修复与保护工作技术的研究。

三星堆博物馆于2021年12月18日正式对外开放文物修复馆。

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是融文物修复、文物展示、参观体验、科普教育等功能于一体，运用最新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现代化文保设施设备以及保护修复技术，打造的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展示一体化工作平台。2021年12月18日，三星堆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馆正式开馆。

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位于三星堆文物保护中心，面积约1000平方米，包括工作区（修复过程活态化展示区）、展示区两大区域，并形成两条互不交叉的观展动线。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也是一个开放式文保科研平台，博物馆邀请多方文保机构，到这里来为新出土的文物会诊，研究出最优的修复方案，并合作开展文物保护修复课题研究。

三星堆博物馆的建筑布局

1、旧馆

三星堆博物馆馆体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的相结合，融原始意味和现代为一体，旨在表现出三星堆文化及三星堆文明。馆外配置有仿古祭祀台和供现代文体活动的大型表演场；有古典风格的附属建筑群和餐饮娱乐设施；有草坪、水域湖面、假山、水车；还有儿童乐园。博物馆主体建筑外形追求与地貌、史迹及文物造型艺术相结合的神韵。

2、新馆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位于三星堆博物馆内，占地面积66亩，建筑面积544万平方米，截至落成开馆时，是西南地区最大的遗址类博物馆单体建筑，现有展馆的5倍。除了青铜神树等1986年出土的珍贵文物移步新馆，还有近600余件文物首次和观众见面，共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等各类文物1500余件（套），数量为原展出文物的3倍。

以上内容参考-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

调研数据显示，有874%的网民了解过数字藏品，114%的网民表示还未了解但有兴趣。而新颖好奇（577%）、看中升值前景（576%）以及具有收藏价值（529%）是网民购买数字藏品的主要因素。

艾媒咨询分析师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表示，数字藏品源自NFT，去金融化成为监管NFT的大方向后也影响到了数字藏品。数字藏品先是去除了代币功能，不通过虚拟币交易，使得数字藏品不再具备金融属性，开始走传统文化IP路线。而艺术收藏因数字藏品的出现变得“平民化”，数字藏品通过区块链技术，使其不仅拥有与传统艺术品一致的唯一性与稀缺性，还杜绝了假冒藏品出现和无限复制的现象，使得藏品更加具备了稀有属性，增强了其收藏的价值。

随着国潮兴起，新一代消费者开始将视线放在传统文化中，将传统文化与当下潮流完美融合，比如汉服、古风风靡一时，而文物也通过数字藏品的风潮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一些博物馆销售的文创数字藏品，成为现象级爆款。

这些基于传统艺术品的数字藏品既有传统书画作品《千里江山图》《仕女蹴鞠图》等，也有对历史文物的修复重现及二次创作，比如敦煌壁画修复图、数字秦俑等，还有传统戏曲名家的唱片，如“梅尚程荀”四大名旦演唱选段等。除传统艺术作品外，数字藏品还涉及多个领域，如天坛建筑群系列中3D再现鎏金宝顶、中国天气的“拥抱星辰大海”中国风云气象卫星系列数字藏品等，涵盖建筑、气象、人工智能、文娱等。

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藏品优劣势并存，数字藏品走红亟需填补监管空白。调研数据显示，超五成网民认为数字藏品实现了对点交易，降低交易成本。

数字藏品市场前景可期 上市公司布局热情高

财联社7月14日电，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的《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支持探索NFT交易平台建设，研究推动NFT等资产数字化、数字IP全球化流通、数字确权保护等相关业态在上海先行先试。NFT在国内的发展路径倾向于一种无币化的探索，市场更多将其称为“数字藏品”。尽管发展路径不同，但所蕴藏市场潜力吸引了政府和社会资本等各方瞩目。业内人士表示，数字藏品与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结合以推广传统文化将成为行业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政策层面支持弘扬传统文化的主线明晰，将利好数字藏品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