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

乾隆帝下江南当然有饱览江南秀美山川之意，其实还有以下原因：

其一、视察水利。在六次南巡中乾隆有五次视察黄河治理工程，四次巡视了浙江的海塘工程。当时，解决黄河水患的关键工程在江苏的清口，和洪泽湖的高家堰，所以乾隆每次南巡，都要到这两个地方来看一看。

其二，要和祖父比比。乾隆皇帝好大喜功，自称“十全老人”，文治武功均效仿其祖康熙。康熙曾六次南巡，乾隆帝也想在江南巡上和乃祖一决高下。

其三，找美女。有人说苏杭多美女。民间传说乾隆喜欢江南美女，每次南巡时少不了寻花问柳。所以皇后天天和他吵闹，乾隆一气之下，将皇后遣送回京。乾隆第四次南巡时，将皇后遣送回京确有其事，这在乾隆三十年《春季档》中就有记载。琼瑶小说《还珠格格》里面的夏雨荷不就是江南美女吗？

其四，乾隆皇帝一生以诗人自居，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这些诗歌自然不能光在颐和园皇宫里写吧。乾隆要出去走走，自然要选择山川秀美的江南，反正车旅费实报实销。既有美女相陪，又能产生灵感，何乐而不为？

其五、阅兵。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乾隆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

其六、笼络人心。首先凡是他经过的地方，都被不同程度地减免了赋税。其次来对接驾及办差的官员大加赏赐，加官晋爵；将一些原来受过处分官员恢复原职。特别是对前来接驾的老臣，他问寒问暖，赏赐人参、貂皮等物品，还要赏赐他的子孙功名。再次南巡途中乾隆在各地的孔庙行礼，对前来拜见的文人士子，他亲自命题考试。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四库全书》告成后，他个人掏腰包让人抄录了三份，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并命令地方官吏允许学子们拿出来抄录传看。这些举措，对江浙一带的文化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最后当年清兵入关，在江南杀掠太重，“嘉定十日”、“扬州三屠”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康熙、乾隆等均将笼络当地士民人心作为重要事件处理，如重修史可法庙等措施。

总体来说，乾隆六巡江南，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耗费一次比一次多，甚至造成国库的枯竭，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乾隆在其晚年才完全认识到南巡的错误，《清史稿·吴熊光传》载，乾隆说：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惟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是呀，后人在演绎小说时，也把乾隆下江南当成去寻找美女，看来还真有点冤枉的味道。

中国自古以来，儒、释、道三家肩负起社会教育的使命，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历代皇朝大都推崇三教，以求社会长治久安。因此，可以说，三教的兴衰决定社会的治乱。

清世宗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勤于政务，革除弊端，大力改制，又精于书法，文采风流，笃信、尊崇儒释道三教。他把“三教”列入“治天下之要道”，从而开启复兴三教共融的新纪元。基于此，雍正帝对天台的三教情有独钟，仅在短短的十三年中，为振兴、推行三教倾注了一定的心力，其功业不可磨灭。

国清寺，是我国佛教天台宗和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隋开皇十八年，按照智者大师遗愿，晋王杨广命司马王弘依图而建造。唐以后，国清寺时有兴废。雍正十一年奉敕重修，十三年八月完工，赐匾额“华严净域”。寺内放生池畔，立有乾隆元年敕修国清寺碑。此碑为雍正之子乾隆所立。

与很多人相比，北京著名的什刹海胡同是老北京人最熟悉的地界。它保留了许多古建筑和四合院，以及许多传统文化元素。也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地方。这里有一条好玩的什刹海旅游路线。

什刹海，俗称三后湖，包括前海、后海、西海(又称积水潭)三个水域及周边地区。还有“什刹海”之名，因周围有十座寺庙而得名。自清代以来，它一直是著名的娱乐和避暑胜地，是燕京的风景名胜之一。

这里有一条远离人群的深度徒步路线。从地安门西街出发，要经过花棉胡同、护国寺街、三不老胡同、正觉胡同，过德胜桥到西海，去海南西海岸、新街口东街、德胜门西街看一看。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寺庙、纪念馆以及更多名人故居。

地安门西大街

地安门西大街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西四北大街。明清时在皇城北墙外，所以当时也叫皇城北街。清朝光绪《顺天府志》称他为地安门外的西市根。地安门西端明代是太平仓，清代是庄王府。

除了北海公园和什刹海，地安门西街两侧还有几个值得驻足的地方：

贤良祠

位于地安门西大街103号侧门，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最初，它是一个专门供奉王子和大臣以及那些为国家建功立业的人的神社。祠内有雍正帝赐的御德祠牌位，御铭写着“崇忠年九”。最顶端的神龛是太子的像，其他的还有范文程、赖帐、李伟等。上至的张之洞、戴宏慈，下有王、龚等99人。

旌勇祠

从贤良寺往西走，离现在的北海宾馆不远。景永寺建于乾隆三年(1768年)，是为了纪念云贵总督明瑞。云贵总督明瑞于乾隆二年率兵赴缅作战，战功卓著。后来由于援军迟迟未到，全军溃败，自杀身亡。

为表彰明瑞，甘龙在原嘉兴寺(即北海宾馆所在地)东建景永寺。很多人，比如杜童，随行人员，等等，都一起牺牲了。每年，他们在春天，秋天和月中举行。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它曾被用作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赵衷庙。

景永庙以西的153号院，据说曾为民国总统徐世昌的弟弟所有。

棉花胡同

花棉胡同位于西城区东北部，北起罗尔胡同，南至护国寺街。在明朝《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年和《宛署杂记》年，它们都被记载为“花棉胡同”。为了区别，南锣鼓的花棉胡同被称为东花棉胡同。

明末著名女将军秦良玉率白杆兵北上秦王，花棉胡同、四川大营都是士兵驻扎的地方。

1913年至1915年，云南军政府总督蔡锷曾住在花棉胡同66号。当年的故居是西室大门和三个装具，北室三个，南室三个。前院和后院被一道走廊墙隔开，后院有三个房间：北房、南房、东房。整体格局很不符合老北京四合院的规定，人工和材料也很单薄。

此外，胡同里还有一家老店的旧址，“优香坊”、“龙居勇”、“南方酱油园”等老店的牌匾还依稀在那里。

正觉胡同

花棉胡同就在正觉胡同的东边。因此处有正觉寺，故名正觉寺胡同。

现在，胡同中间的A9号是正觉寺旧址。虽然它已经被废弃了，但它仍然保留着正殿的轮廓，你仍然可以依稀看到它的轮廓

护国寺街

护国寺街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街。这条街位于德胜门内大街和新街口南街之间。因元代在胡同里修建的护国寺而得名。

护国寺是北京八大寺庙之一，始建于元代。据说护国寺建在宰相托克托的官邸里。后来经过元明清的不断修缮，成为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护国庙会也与东方的龙符庙会遥相呼应，被称为东西寺。如今，护国寺的金刚殿仍保留着，单檐倚山，黑色琉璃瓦，绿色镶边。其余仍有后寝厅、藏经阁、西厅和东西配房。

东巷子9号原是清末清宫伊亲王的马厩，后改建为居民楼。1951年，京剧大师梅兰芳搬到这里，直到1961年去世。后来在1987年，梅兰芳纪念馆在这里开馆，通过实物和讲述梅兰芳的艺术生涯。同时，纪念馆内还有吴昌硕、陈、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的书画作品。

三不老胡同

三不老胡同东起德胜门内大街，与红山胡同相连；西花棉胡同，与航空胡同相连；它与南侧的华智胡同相通。胡同之所以叫三不老胡同，是因为和明朝最著名的太监郑和有关。

现在三不老胡同的6号院，据说曾经是郑和故居的主院。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时至今日，这个四合院的规模和格局依然存在。木门很重，两边破损的门墩表明了它所经历的沧桑。

此外，三步老胡同东段北有一座红砖楼，曾是政协宿舍。徐莹、子纲、冯、黄宗英、北岛等都先后在此居住，可谓繁华至极。

德胜桥

离开三不老胡同，来到德胜门内大街。我们将经过一座桥，然后到达西海。这座桥是明朝初年修建的德胜桥。

德胜桥把积水潭分成两部分，西边叫积水潭(也叫西海)，东边叫什刹海。原本为拱形，1919年桥面改为平缓桥面，并增加了步行道。1943年，石栏板改为城砖砌成的墙式栏板。胜门和前门箭楼是仅存的两处研究古城布局和防御设施的实物资料。

德胜桥有一只水兽，名叫“镇海神牛”。约2尺高，伸出桥口，头如蒲式耳，眼阔，角如铁塔，牙如刀，鼻窦深，有吸海水之势。旧时，此“镇海神牛”、汇通寺下的“镇海石蛇”、崇文区镇海寺的“镇海铁龟”并称为北京“镇海三宝”。1952年，月牙河改造工程启动时，“镇海神牛”还存在。工程进入筑堤阶段后，就销声匿迹了。

西海湿地公园

德胜桥西侧是元代大运河的水运码头积水潭(有机会单独开篇说说北京的大运河遗迹)。现在已经建成芦苇荡漾的湿地公园。在西海周围，有诸如汇通寺、三关寺、叶静寺和福赛吉等历史遗迹。

汇通祠(郭守敬纪念馆)

位于什刹海西海西北的一个小岛上，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后于乾隆二十六年重修，改名汇通寺。

由甘龙题写的汇通寺纪念碑仍保存在汇通寺内，但汇通寺已改建为郭守敬纪念馆，以便让更多路过的游客认识这位对京城水系建设最为重要的关键人物。

三官庙

位于西海北缘西侧。所谓三官，即天官、地官、水官，是道教最早崇拜的三位神，也称“三官大”、“三元大”。

在上帝保佑人们的日子里，我

它于清初重建，并改名为叶静寺。因为西海靠近叶静庙，它也被称为叶静湖。现在西厢房只剩下前厅和后厅。寺内原有的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制作的铜钟和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制作的铁锅已不存在。

净业寺

位于海南西部沿海。其建造的具体日期不得而知。人们只知道它是在明郑德十四年重建的。因其地势较高，故俗称高庙和关帝高庙，又称华佗庙。清朝康熙时期，这里曾是大学士的珍珠家庙。清咸丰十年(1860年)，恭亲王一心将关押在刑部大牢的英法联军代表巴夏礼押解至此。

原为道观，民国时期改为佛寺。1966年后，梁漱溟的父亲梁聚川跳海自杀的纪念碑被毁。文物建筑26座，建筑面积453平方米。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还可以看到西海湿地公园的积水潭医院，这里是四公主庄敬在嘉庆年间也被称为四公主府的地方。后来在光绪六年，庄敬的曾孙棒布扎贝攻打贝子爵，成为这座俗称棒贝子府的府邸最后一任主人，一直到清朝末年。嘉庆年间，雨荷河引入府中，积水潭南、西有花厅，潭东有土。积水潭医院在这里。

　　妙果寺（清明桥）：

　　妙果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松台山南麓。这里松林叠翠，环境清幽；面去通衢，楼鹿市内而不；近景山，眺云霭而瑞生；挹山川之秀丽，钟灵气之所英，妙果寺系东瓯著名古刹，始创于唐神龙年间（705年），为一代宗师宿觉大师所建。盛于宋，高僧继忠大师曾卓锡方丈，大振宗风，一度成为东南沿海朝圣之名刹，开拓公路时被拆除，其间文物、大师舍利、宋鎏金铜佛及大师生平小石碑现藏华东文物馆。

　　据传，继忠大师主持妙果有一客僧来寺挂单，其貌若愚，但出语必合宗乘，日间人市乞化，布施所得，悉猪头归寺坐酌，继忠大师观之若无其事，任其息迹去留。一日负锄至寺旁山麓掘一土井，将所食猪头骨悉藏井内，压一大石，并以土泥涂封，对人说：“吾历年所募铸一钟，今七七日后于此成就。”此后就不见客僧踪积，时逾月余，寺僧掘土果得一钟，猛热炽然，高约三尺，非铜非铁，酷似青石，音响铿明，顶上二猪首拼作钟纽，迥异寻常捕牢狮龙之象，故人皆以“猪头钟”名之，传说，因其钟未到49日，火未退完，敲击城内外常有火灾出现，民国八年，国威不振，本地任某从上海请来外国技师将钟钮截断，窃去国外，自此神钟失踪。

　　松台山顶净光塔，妙果寺前千佛塔，截铃相语，丽日共辉，邑人共仰，招提盛况，亦因沧海桑田，荒湮无遗。妙果寺于清顺治十四年曾毁于一场大火，虽于康熙十四年重修，但规模已非昔日可比。

　　妙果寺作为省政府批准重点对外开放寺院，在信众和爱国华侨的支授下，于1983年修复重建，爱国华侨黄忠英将毕生积储近百万元全部捐出。原温州华协主席妙果寺住持雪生老和尚呕心沥血，广罗人才，木鱼法师、达崇法师相继来寺帮助，惜未完工，雪生和尚圆寂。妙果寺重建前后长达十余年之久，现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阁及两楼房，雕梁画栋，金碧辉煌；飞檐斗拱，气势雄浑，人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亲书“大雄宝殿”，书坛巨匠沙孟海额书“妙果寺”，96年佛学大师南怀瑾行生书“宿觉名山”匾，端庄矫健，金光闪闪，书坛诸子纷纷撰书匾额楹联为妙果寺增辉添彩。

　　妙果寺含“喧闹和安静为一体”，内外信士，游人都慕名来寺观光，猪头钟现已由市文物馆追还，建亭陈列，大殿正柱有原住持雪生老和尚生前撰联：“净光塔院，普觉钟声，追思唐代宗风永嘉独著；瓯浦云峰，霞潭月色，想见宋僧道积妙果同怀。”后殿有现住持达崇法师联：“七宝庄严，一角小山藏世界；三乘庇荫，十方大地涌潮音。”

　　江心寺（江心屿）：

　　江心寺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北部瓯江的小岛江心屿上。 江心岛屿两端各有一座小山峰，东峰西麓原有“普寂禅院”，又名“东塔院”，为唐咸通十年（869年）所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兵南下进犯临 安，宋高宗避居孤屿普寂禅院，御书“清辉浴光”四字榜其轩。第二年，宋高宗回临安后，赐改普寂禅院为“龙翔禅寺”。当时，江心寺规模宏大，岛上一切亭台楼 阁、殿堂庙宇，皆归寺里。并将江心寺奉为高宗道场，每年春秋二季派京官来寺朝拜进香。

　　南宋时列为天下禅宗五山十刹第六刹。宋以后，江心寺屡废屡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重建，乾隆帝御笔“圆通殿”赐额。寺分三进：前为天王殿，中奉 弥勒、韦驮，两边为四天王坐像。两侧配以钟、鼓楼，东厢廊为“三畏堂”。西厢廊为“去来齐”。中为圆通殿。正中供奉香樟木雕成的观世音坐像，总高八米，两 边侍立善财、龙女。后进三圣殿，中供三圣立像。大殿西首为方丈殿，正屋双檐七间，两厢楼六间，全寺建筑面积达四千平方米，飞檐翘角，蔚为壮观。

　　寺院大门两边有题为宋王十朋撰书的叠字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念“yun， zhao chao， zhao zhao chao ，zhao chao zhao san；chao，chang zhang， chang chang zhang， chang zhang chang xiao”）。由书法家方介堪正楷重写。寺周古木参天，景色清幽。

　　护国寺（景山公园内）：

　　护国寺位居浙江省温州市景山公园内，原为温州著名古刹，

　　启兴于唐之贞元，鼎盛于后梁乾化。历经南宋绍兴，以至明之嘉靖，梵宇巍峨，僧众精勤，香火炽盛。山深 林密，曲径迂回，风光秀丽，为四大古刹丛林之冠。

　　明末崇祯，毁于兵燹，岁成废墟。清之顺治，有居士周天镜等延僧全真重建，迨至道光秀川，续建落成，规模宏 伟，蔚然大观。民国以还屡见兴衰。

　　2000 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重修，于2003年5月正式动工修建。

　　新修建的护国寺总占地面积达31万平方米，按照佛教寺庙“伽蓝七堂”的规制和唐代寺庙的建筑风 格设计，主轴线上依次分布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玉佛殿、藏经楼五组建筑，宝殿巍峨而梵容壮丽，带有厚重博大的唐朝建筑风貌。

　　太平寺（翠微山）：

　　温州太平寺，坐落在太平岭右侧之翠微山南麓，依山涵水，殿宇巍峨，风景秀丽，素有城内有嘉福（嘉福寺）、天宁（天宁寺），城外有护国（护国寺）、太平（太平寺）之美誉，是温州著名的丛林之一。据《乾隆重修温州府志》载：“太平寺在广化乡太平山下，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建”，至今已有1064年。始建之初，正值吴越王钱缪统治之下，佛教鼎盛时期。至明正德七年（公元1513年），释超印法师重加扩建，其丛林更加雄伟庄严，住持僧众多达800之众。高僧辈出，盛况空前，香客盈门，香火旺盛，名闻遐迩。特别是每逢正月初八日这一天，温州城内外广大信众都到太平寺烧香拜佛，祈求佛菩萨保佑人丁兴旺，四季平安。寺院内外烟雾缭绕，人山人海，道路壅塞，尽是一片热闹景象。

　　清康熙初，耿精忠占据福建，常来侵扰温州，固山贝子曾据太平寺发兵征讨。雍正初，高僧释宿厂、释智顺二和尚夙修天台正教，驻锡于此。智顺和尚乃是天台宗廿四世传人，雍正十二年（公元 1734年）圆寂于太平寺。清中叶，国运渐衰，中原及我温州佛教受其影响。抗战期间，国民军暂编第三十三师驻兵于此，众僧离寺，僧去寺空。1949年温州解放后，太平寺仍为温州军分区部队驻地，成为汽车修配厂和枪械修理所的场所，拆寺建房，寺院满目全非，古刹所有之名人题咏，如叶适、黄淮、张璁等之碑联、碑石亦因时久岁荒而湮没，但所幸的是尚存《太平寺智顺和尚碑记》及堇江客商《乐输并修碑记》二石、寺前两株古樟和寺后的翠微亭依旧，而香火断灭，梵音久之绝矣！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随之改革开放，党的宗教政策逐渐恢复、落实，温州社会各界及广大信众、高僧大德纷纷动议，要求政府修复千年古刹。在党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温州市人民政府听取群众的呼声，于2002年向浙江省人民政府呈上温政[2002] 65号文件《关于要求修建太平寺的请示》，浙江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1月9日下达浙政函[2003] 2号文件，批复同意在翠微山公园南侧太平寺旧址修复。当消息传出后，温州十方大德、信众、海外侨胞等纷纷解囊，踊跃乐助，集腋成裘，这为修建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温州市佛教协会经多方征求意见，多次研究，报备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同意，委任释万如法师负责修建重任，由市民宗局牵头，成立了太平寺修建委员会，标聘苏州市香山古建集团有限公司设计、施工。 自2003年3月23日在太平寺原址上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大典，温州市四套班子领导、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和政府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及来自温州市各县（市、 区）的高僧大德、佛教四众弟子约6000多人参加了奠基大典，温州市民宗局局长主持会议，温州市政府陈莲莲副市长和修建委员会负责人万如师先后讲了话，并 举行了奠基仪式。在市政府、市委统战部、市民宗局等领导的关怀下，在广大信众、高僧大德的鼎力支持下，修建单位

　　依照宋式按中轴线建进山门，大雄宝 殿、藏经楼、钟鼓楼、两厢配殿、僧舍、讲经堂、佛教图书馆、斋堂及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大雄宝殿高大雄伟，高20多米，柱栋径阔70公分，精选远洋名木佳 材，非洲的铁木，印度尼西亚的波萝格建造，造境恢宏，风格典丽。菩萨、佛像、罗汉及天王造像，仪宇万方，宝相端严。全寺占地面积29335平方米，建筑面 积8000多平方米，总造价计人民币3800万余元。太平寺古刹将以崭新、古香古色，气象万千的面目，成为温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和旅游的胜地，为广大香 客和佛教四众弟子听经闻法、念佛修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道场。

　　天宁寺（永宁巷118医院）：

　　温州天宁寺位于鹿城区永宁巷118医院内。

　　温州天宁寺寺旧名“报恩光孝禅寺”，北宋政和间（1111—1118）改今名，有华亚、妙峰二阁及贝叶生香阁。明初逆川大师受戒于此，后毁于火。

　　宣德（1426—1435）间僧古源募缘重建，寻毁于火。景泰时（1450—1456）中贵人李瓒重建。其后寺宇历经修葺，香火鼎盛。抗战时期为国民党 永 嘉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所在地。今仅存殿阁一处，面阔3间，东西朝向，石柱木梁架，重檐歇山屋顶。内设立柱30根，檐柱为青石、圆形，其余 柱为白石、方形。除角柱外，其他柱面均刻有楹联。明间设青石地袱和抱袱，上刻鸟兽及卷草纹。明间后中金桁尚留题款：“大宋法沙门钦”两 檐间用砖砌成回廊式栏干平座，宛若楼台。其构造形式符合清代营造法式。古温州四大名刹，“内有嘉福、天宁，外有护国、太平”，此为硕果 仅存者。

　　1985年列为温州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寺内尚有明代石雕十八罗汉及宋、元、明碑刻等多方，文物之富，为浙南寺院之最。 1997年列为浙江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鲁曾煜

字启人，号秋塍，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改庶吉士。约乾隆元年至八年（1736——1743）间任教敷文书院山长，学识渊博，教导严谨，深受诸生爱戴。曾编纂广州地方志，在汴州、杭州等地的书院中任教。著有《秋塍文钞》、《三州诗钞》。

蒋 祝

字赓三，号省斋。祖籍安徽歙县，后迁居杭州。康熙五十九年（1720）乡试中举。雍正元年（1723）进士，以殿试第三甲二十七名改庶吉士。曾参与编辑《四库全书》。雍正三年（1725），因父病乞归，任敷文书院山长。后赴云南永昌府任职。

陆宗楷

字健先，号凫川，仁和人。雍正元年（1723），乡举第一，翌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告老归田后，乾隆初年间任敷文书院山长。先生博古通今，学识渊博。

张映辰

字星指，号藻川，钱塘人。雍正十一年（1733）进士。由翰林历任官兵部左侍郎、左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任敷文书院山长。在任期间注重言传身教，治教有方。著有《露香书屋集》。据史书记载：先生立身行己，冲澹自得，不激不随，后进皆仰其风采。

赵大鲸

字横山，号学斋，仁和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官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后任敷文书院山长。先生提倡后学，爱才如命，是一位德高望重而又博古通今的学者。在掌教敷文书院期间，苦心培育，因材施教，培育了大量人才。据《敷文书院志略》载，先生“识拔者如云蒸霞起”，他的学生吴云岩、叶登南等人皆为状元。

金 甡

字雨叔，号海住，仁和人。少时即以勤学著名。乾隆七年（1742）被钦定为状元，任侍讲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起任太子詹事府詹事，辅导诸皇子。在詹事府十余年中，诸皇子“皆重公之品学”。乾隆三十年（1765），奉命督学江西，次年升任为内阁学士，后升任礼部侍郎。乾隆三十九年（1774）秋，因病还乡。乾隆四十五（1780）年前后任敷文书院山长。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第五次巡临书院时，迎送有功，受到赏赐。乾隆四十七年（1782）病逝。他生平“廉俭方正，处事无巨细，井进有法度“。著有诗文数十篇。

李汴渡

字受之，号宝幢，仁和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官至侍读学士。辞官归田后，任敷文书院山长，是书院历史上任职最久的山长之一。

王 昶

字德甫，号述庵，晚又号兰泉，学者多称兰泉先生。祖籍浙江兰溪，后迁居青浦县。他少年以颖异出名，博学属文，肄业于江苏苏州紫阳书院。体貌修伟。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二十二年（1757），乾隆南巡时召试为一等一名。后官至刑部右侍郎。乾隆末年曾访问江西白鹿洞书院并讲学其间。乾隆五十八年（1793），以老乞归，乾隆允许他于“来年春融归里”。于是他回乡后，取宅名为“春融”。

嘉庆元年（1796），被朝廷邀请参加千叟宴。嘉庆六年（1801），受浙江巡抚阮元邀请出任敷文书院山长，任期3年。后任诂经精舍教授。王氏晚年主要从事教育、著书立说。生平博览群书，学有大成，著作甚丰。在主持敷文书院讲学期间，编撰了《天下书院总志》10卷，其稿本今存台北市中央图书馆。著有《春融堂集》。辑有《明词综》、《国朝词综》、《金石萃编》、《湖海文传》等10余种。王昶是清代著名的官宦学者，对浙江的教育作出过重大贡献。

马履泰

字叔安，一字定民，号菽庵，又号秋药，仁和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官至太常寺卿，以言事罢归。与梁同书友善。性潇洒，工诗，善谐谴，爱花木嗜生果。以文章气节重于时。书宗唐人，古劲似李邕。中岁作画，涉笔即工，盖由学问、书法中来。山水苍率沈厚，自言：“吾画伹能作丑树顽石，自率胸臆，不悦时眼。”晚年任敷文书院山长。因博通经史，治教有方，从学者众，成名者也众。著有《秋药庵诗集》8卷。后任济南沥源书院山长。卒年84岁。

潘庭筠

字兰公，号德园，钱塘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至陕西道御史。工绘事，兴至随笔作水墨花卉而已。嘉庆二年（1797），敷文书院重修后被聘为山长。学问广博，性情高洁，长斋学佛，喜从方外游。著有《稼书堂》遗集。

陈文述

字退庵，号云伯、颐道居士，浙江钱塘人。少以诗名。嘉庆五年（1800）应杭州乡试，督学阮元以《仿宋画院制团扇》命题，文述诗最佳，人因称为陈团扇。游京师，与杨芳灿齐名，时号“杨、陈。”官江苏江都县知县，多惠政、性孝友，与王昙、郭廖、查揆、屠倬交最契。又好修名人遗迹。文述诗工西昆体，晚年，复敛华就实，归于雅正。乾隆中后期任敷文书院监院，与齐召南相交甚契。著有《碧城仙馆诗钞》、《颐道堂集》、《秣陵集》、《西泠怀古集》、《仙咏》、《闺咏》及《碧城诗髓》，均《清史列传》并行于世。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罗振玉家族可称是无以伦比的名门望族,三代祖业相承,大多为文史名家!现据可以查到的公开资料,略述如下。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 近代江苏淮安人，祖籍浙江上虞，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谘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搜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罗振玉是敦煌学的奠基人。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收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胞弟罗振常(1875-1942)，近代学者、藏书家。字子经，又字子敬，号心井、邈园。浙江上虞人，侨居淮安，为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季弟。少艰苦励学，工诗古文辞。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辽东任教数年，回归后，设“蟫隐庐”以藏书，居书肆30年，遇有宋元精刻、名家抄校等均加以收藏，又精于校勘，于版本源流，文字异同、收藏变迁皆详为稽考。编有家藏善本书目为《善本书所见录》，分经、史、子、集4卷，每书下记卷数、版刻、题解、收 等。由其婿周子美新订，刘承干作序。著有《南唐二主同词汇校》、《洹洛访古记》、《征声词》、《暹罗载记》、《养莠篇》、《古凋堂诗文集》、《新唐诗演义》等;刻有《邈园丛刻》。

罗福成

长子罗福成(1885年-1960年)，字君美，出生于江苏淮安。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兽医科。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专家，是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的研究先驱，并做出了贡献。1919年发表了《西夏译莲花经考释》和《西夏国书类编》，均为山东学社刊印。前者考释西夏文莲花经，后者把一些西夏文字单词分类编排，便于检索。1924年全文摹写了《番汉合时掌中珠》，由其自办的天津贻安堂书店石印出版。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刊》第4卷第3辑《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了《韵统举例》、《文海杂类》、《杂字》、《居庸关石刻》、《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等17篇论文，均已收入本辑。旅顺库籍整理处石印出版了罗福成整理手写的《西夏国书字典音同》，这是继《番汉合时掌中珠》之后又一部工具书。由于该书已有研究专著出版(见李范文《同音研究》，198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本辑未录。

罗福苌

三子罗福苌(1895-1921)中国民族古文字学家、西夏学专家。字君楚。1914年，撰著《西夏国书略说》一书，就《掌中珠》所载西夏文字考证出23个部首。1932年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4卷3号(西夏文专号)上发表《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西夏赎经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一释文》、《妙法莲花经弘传序释文》、《宋史夏国传集注》(部分)等论文5篇。惜英年早逝，年仅26岁。国学大师王国维曾为其作传悼念。

四子罗福葆(1899-1967)，字君羽。中国古文字学家、金石家、西夏学专家。1918年与长兄罗福成辑其父罗振玉所藏之印成《小蓬莱阁古印菁华》、1924年辑有《敦煌零拾》等。他是罗家子弟中惟一在伪满 中当过行政官(宫内府秘书处长)的，抗战胜利后移居北京。约在1951年，还将有“罗买王稿”议论的其父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的原稿卖给了陈梦家(陈去世后，此稿归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罗福颐

五子罗福颐 (1905年-1981年)，古文字学家。字子期，笔名梓溪、紫溪，七十后自号偻翁。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讲师、文化部副研究员和业务秘书、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咨议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杭州西泠印社理事等。他对各种古文字资料都很熟悉，在古玺印研究方面，他搜集、鉴别、研究了大量古玺印。在研究中他发现了传世的秦汉魏晋等历代官印大半是古人殉葬之物，而不是生前所佩用的。在古玺印的断代问题上，他主张结合官制沿革，以文字为权衡，以纽制为佐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古籍整理、铜器铭文、拓本的摹写及著录、考释方面，著作也很多。在简牍文字的研究方面，著有《长沙仰天湖与杨家湾古墓出竹简摹本并附录》，这是解放后较早研究战国竹简的著作，其中多有重要发现。他在整理、校核、考释简文内容时，发现了20多种古书，如《齐孙膑兵法》(即《齐孙子》)、《孙子十三篇》《管子》《晏子》《墨子》等残简数百片。还发现了《汉元光元年历谱》，其中全年月份完备，是传世 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部。另外，他还对西夏文、八思巴字、契丹文、女真文等少数民族古文字做了一些收集和研究，还参与了明清档案的整理，著有一书。共有专著102种，论文114篇。已出版的专著有30多部，论文近80多篇，其余的尚待出版。在以毕生精力从事于古玺印研究之余，还亲自操刀治印，也是中国著名的治印家，久为学人所共仰。受家庭环境的熏陶与影响，自幼喜爱治印，十七岁时，曾刊出《待时轩仿古印草》。

罗继祖

罗继祖(1913—2002)l9l3年生于日本京都，浙江上虞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离休教授，中国史专家，古文献学家，书画鉴赏家，书画艺术家。字奉高，改字甘孺，号鲠庵。罗振玉的长孙，罗福成之子。自幼与祖父一起生活，接受严格的庭训，从塾师读古书、习书画。他从未进过学校，也没取得过任何学历，却熟读从《四书》、《五经》到《东华录》等典籍，学贯文史，博涉多通，在历史、考古、文博、图书、书法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在文献学和东北史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18岁时即协助祖父罗振玉作《朱笥河年谱》并刊行。26岁时写成的《辽史校勘记》，以辽代墓志碑刻等核校辽史，奠定了学术地位，至今仍为研究辽史的重要参考书。1939年10月任沈阳医科大学预科国文课讲师，1942年赴日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写成《辽史表订补》等，1944年辞职回国。1946年任旅顺市教育局科员，负责整理家中的9万多册藏书，并捐献给国家。1949年任沈阳博物馆研究员，1955年到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任古籍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主任。罗继祖为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学术委员，曾为长春市政协委员，兼任文史委副主任。他继承和运用他祖父一套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先后写出了《春秋异地同名考》、《朱笥河(朱筠)年谱》、《程易畴(程瑶田)年谱》、《李蜃园(李天植)年谱》、《段懋堂(段玉裁)年谱》、《明宰相世臣传》、《毛文龙传》、《老莲(陈洪绶)遗事》、《辽汉臣世系表》等9种专著。晚年又陆续写成并出版了《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枫窗脞语》、《墐户录》、《两启轩主人自订年谱》、《甘孺丛稿》、《雪堂剩墨》等。又与人合作编写《鸭江行部志注释》、《雪堂学术论著集》、《罗雪堂先生全集补编》、《王国维之死》等著作。

罗承祖，罗振玉承重孙，罗福葆之子。日本学医归国，著名儿科医学专家。夫人系清皇室爱新觉罗淳亲王之后，道光皇帝五世孙。

罗随祖，字慕鸿，罗振玉之孙，罗福颐1952年2月生于北京。现为中国世家鉴定收藏网著名鉴定专家，故宫副研究员、中国文物学会培训部讲授专家、北京市文保文物鉴定中心鉴定专家，主要从事金石考古及博物馆文物方面的研究工作。自小受家庭熏陶，5岁由母、舅授古文，临帖习字，渐长随父学刻印、辨识、勾摹古文字。正值少年，遭遇厄难，但终秉承家学，1979年完成《汉印文字徵补遗》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刊行。1980，年入故宫博物院，整理考订古代玺印，参与编辑《古玺文编》、《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藏古玺印选》(两种)、《西夏官印汇考》、《秦汉南北朝官印徵存》等书，於《徵存》一书，用力尤多，对于此书的完善出版，做了大量极为重要细致的工作。

罗卫国，1954年出生于辽宁大连。罗承祖之子。罗卫国现任大连市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大连市甲骨文学会副会长、大连市公益慈善爱心大使。在书法生涯中他临摹了大量曾祖父的作品和家藏的名碑名帖。有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小篆、隶书、行书等，其代表作有《金刚经》《心经》 《无量寿经》《道德经》等，为多家寺院道观及中外各界人士收藏。在甲骨文书法艺术上，不仅坚持原出土甲骨文形意，还将甲骨文书法与时俱进艺术化，创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此外，复制甲骨片，锲刻甲骨文，让更多人直观的感受到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的文化瑰宝。

南宋时期，偏安江南，政经繁荣，禅宗兴盛。日本数以百计的名僧纷纷来此地名刹取经学佛，长则十余年，短则一两年。

宝祐元年（1253年）九月廿八，杭州黄龙洞附近的护国仁王禅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绵延深长的钟声唤醒了晨光，却抹不开凛冽的秋意。

八年前，南宋抗金名将孟珙在此买地建寺，从江西黄龙寺请来高僧无门慧开，任开山住持。时间，就像指间轻轻翻过的经书，一页又一页。禅师已习惯这般“万籁此皆寂，惟闻钟磬音”的清晨。

这天，寂静被一径直入内求见的日本僧人打乱。无门缓缓问道：“我这里没门，你是如何进来的？”

僧人双手合十答：“从没门的地方进来。”

“你叫什么名字？”

“觉心。”

无门即念偈语：“心即是佛，佛即是心，心佛如如，亘古亘今。”

这一年，无门71岁，心地觉心47岁。

他是日本镰仓时代的禅僧，欲入宋参拜临安径山寺的无准法师。淳祐九年（1249年），他从日本的博德港登上入宋的大木船，跨过渺茫的大海，历经两个月，在普陀山登陆，又坐船到了宁波，径直奔向临安的径山寺。但此时，无准已经去世。

他在径山寺住了两年，学会了豆酱和酱油的制作技术（后传回日本），又到湖州道场山护圣万岁禅寺、宁波阿育王寺、天台山国清寺等地学法参禅。入宋五年，他几乎踏遍了浙东的灵山秀水，却为未能遇到名师而感遗憾。一日，在宁波大梅山邂逅了本国和尚源心，得知杭州护国寺的无门慧开和尚是一代名师。

于是，就有了那一天，那个世间万物还没来得及醒来的清晨。

佛法讲究“缘”，缘来如此，无须多言。

从此，护国寺里多了一位日本和尚。

凝神听流水，放怀悟行云。寺庙外的竹林，春绿秋黄，随风声疏疏密密，起起落落。

一日，竹叶摇曳中，传来一阵空旷悠长的乐曲声。细听，似笛非笛，似箫非箫，声音清幽而不幽怨，空寂却不孤独，有一种超脱尘世大彻大悟的洒脱和淡定。

觉心一赏三叹，跪坐膝行：“太妙了！想不到世上有如此美妙的曲子。”

吹曲者乃居士张参。吹奏的乐器是一根一尺八寸长的竹管（因此得名尺八），吹奏的曲子则是祖传的《虚铎》。

张参放下尺八，长叹一声。这故事哪，说起来就像这曲声一样幽长。

唐宣宗大中年间，有一高僧名普化，资质异人，平日里出言佯狂，行为简放，喜欢振铎（大铃，古代乐器）唱偈，“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面八方来旋风打，虚空来连架打”。他居无定所，常常夜伏荒冢，昼行街市，时而歌舞，时而悲号，被世人当作疯癫和尚。有一位河南府的居士张伯，仰慕普化云游四方、振铎行化的风范，也向往铎音的美妙，想拜普化为师，被普化一口拒绝。无奈之下，喜欢吹笛的张伯削竹制管，模仿铎音，且只习奏普化的铎音，并将此曲取名为《虚铎》（后世又称《虚铃》）。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首尺八传世名曲。它被一代代地传下去，据日本史书记载，此曲传了十六代。张参便是张伯的第十六代世孙，淳祐年间入杭州护国寺随无门慧开修禅。

缘分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在张参的讲述中，在起起复复的竹叶声中，心地觉心似乎听到了从天际传来400年前普化和尚的铎音。仿佛一刹那的决定，他要向张参学习吹奏这妙音。

宝祐二年（1254），二月廿七。

掐指算来，觉心入护国寺修禅已半年，入宋已整六年。《虚铎》已经吹熟，佛法也悟得根本，他向慧开告知回乡之意，炷香拜谢恩师。

六月初，心地觉心带着张参的徒弟法普、宗恕、国作、理正四位居士，同船返日。后于鹫峰山创建兴国寺，在日本古代禅宗中称“法灯派”。

觉心与无门一直保持书信往来，他曾托人给无门带去水晶念珠等物，信中写道：忆在西湖，屡扣禅关，开发心地，肝肠破裂，胸中坦然，岂不是和尚方便之所致也。粉身碎骨，何足为报，日夜西望落日之邦，焚香驰想遥拜而已……

1259年，觉心再次收到无门的来信，和赠送的法衣、禅宗七代祖师图等，第二年，无门慧开圆寂。

在兴国寺，每当想起入宋修禅的时光，心地觉心会吹上一曲尺八。据记录兴国寺史实的《鹫峰余光》记载，因仰慕普化和尚振铎狂歌以寓禅意之遗风，觉心在山内建普化庵，常与四居士在参禅之暇吹奏尺八。久之，习者渐多，遂成普化宗一派。普化宗将尺八视为法器，把吹奏本身当作一种修禅，称之为“吹禅”。吹奏时，如同坐禅一般，以一音传遍诸佛，吹破迷蒙，济度众生，超越身心，融于万物。

张参传给觉心的《虚铎》，正是靠着这样的方式，一代又一代传承至今。直至现在，尺八已经成为日本广为流传的民族乐器，并被广泛运用于民谣、爵士、通俗音乐等领域。

据说，日本尺八的制作要求十分严格，取材毛竹根部，且放置五年后方可制作。竹管内壁处理非常精细，要涂上好几遍生漆，方可使用。鉴于尺八的选材苛刻、制作工艺复杂，生产流程长，因此，在日本，尺八的价格十分昂贵。

世间万物，终被历史的长河裹挟，面目全非，直至一去不返。若逢时光厚待，它许你一个跟世界告别的机会。

建于770年前的护国寺，在枯灯静坐中，在风吹雨打中，终于蒙上厚厚的尘埃，直至不见它的旧时模样。据清《乾隆杭州府志》记载，“元末毁，明洪武初重建，清嘉庆年间重修”。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松木场一带还有许多庙宇，后都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潮中命运不保。

护国寺最后一任住持释常明曾描述过护国寺最后的模样：从曙光路南侧的大门进去，路过放生池，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两侧是厢房，法堂与厢房均为两层楼，房廊相连，雨天来往行走亦淋不到雨。

1954年，省里筹建浙江省艺术学校。为建设需要，护国寺被征用拆除，后因经费不够，大雄宝殿得以幸存。大殿经过改造被重新利用，和它所在的城市一起，感受时代前进的步伐，并试图融入其中。

据1955年就在这里工作的葛更生老师回忆，1955年至1957年，这里是文化干部培训班（后改名为省文艺干校），省内的文艺骨干、文化馆工作人员、**放映员被送到这里培训。

仅存的大雄宝殿几经变脸，先是改成训练班的食堂，每到用餐时间，两百多人，每八人一桌，人声鼎沸，却秩序井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为新中国文化事业添砖加瓦的热情。

1958年，文艺干校变身为五年制的浙江省戏曲学校。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从各地选拔过来，大多都是贫穷的农家子弟，在这里学习越剧、昆曲、婺剧。此时的大雄宝殿又被改造成盥洗室，东西两侧各搭起数条水泥台，安装了水龙头。清晨，孩子们在这里洗漱完毕，开始一边洗衣一边练声。有时，这些睡眼惺忪的孩子，还没来得及把衣服洗完，练功时间已到，衣服便丢在盆里，一溜烟跑去集合练功。

上世纪八十年代，大殿先后改成美术教室和图书馆。这座曾是日本尺八音乐发源地的寺庙，终归还是跟艺术沾了点边，也算是一种慰藉。

1985年，艺校重修大殿。北面残破的窗户换成花格落地窗，屋顶阴阳合瓦处加上了飞檐。很多名人从这里毕业，比如茅威涛、陈辉玲、陶慧敏、何赛飞、王滨梅、周迅、董卿等。

只是，尺八与护国寺的渊源，像一块瓦砾，沉在了时间的长河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很多省市的外事部门都收到了一封日本胜田市的来信，一位叫斋藤孝介的72岁老先生执着地问：日本尺八发源地护国仁王寺在何处？

史上各地曾有多个护国寺，杭州市历史学会会长、时任杭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的赵一新凭直觉认为，尺八兴盛于唐宋，而杭州又是南宋时期的首都，中日佛教往来较多，这个护国仁王寺应该在杭州。几乎一整年的时间，他在图书馆查阅各种史料，逢人必问，互相佐证。一次座谈会上，他得知护国寺最后一位当家人释常明法师还健在，立即请他带路前往。

常明法师已近80岁，自1954年离开寺庙后，第一次回到这里。他特意穿戴一新，一件青灰色的袈裟，胸前一串长长的念珠，脚步轻快得像是去赴一个前世的约会。只是物是人非，他在艺校门口怔了半晌，才想起寺庙的位置应该在左侧。于是左拐，穿过教学楼间的一条小路，顺着记忆的牵引，终于来到一座熟悉又陌生的建筑面前——幸存的大殿，面阔11米，进深12米，24根高高的柱子撑起了抬梁式的屋架，墙面已经斑驳，油漆已经剥落，青灰色的瓦片屋顶沾满岁月的尘埃。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从门前两棵大树的叶间洒落下来。透过两扇破碎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里面散乱放置着学生们还未完成的雕塑和绘画作品。

再一次站在这里，时间竟然飞逝了近40年。不可思议啊，常明法师禁不住抚窗感叹。年久失修的水泥地，已有不少开裂，一棵棵杂草从裂缝里顽强生长，在他脚踝处摇曳。

后来，经宋史专家林正秋证实，此庙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史载相符。

1992年春节之际，大雪纷飞，斋藤先生专程来到杭州。他虔诚地跪在大殿门前的雪地上，颤抖着缓缓取出一根旧得发亮的尺八，对着古庙吹了一曲又一曲……

雪花漫天飞舞，曲声禅乐般宁静幽远。

1997年。日本和歌山鹫峰山上，兴国寺。

法堂正中，悬挂着巨大的心地觉心的画像。法堂后面是禅堂，供佛徒们参禅打坐。穿过禅堂，顺着台阶式的长廊，是最令人敬仰的地方：开山堂。最高处，供奉着该寺开山祖心地觉心的木雕坐像。那是心地87岁时（1286年）命工匠所造，与真人一般大，现在是日本国家级文物。700多年来，每天清晨，兴国寺僧人都要在坐像前摆放三只碗，一只盛着水与温巾，给祖师洗脸，另两只是敬奉先师的早餐，一只盛放稀饭，一只盛放馒头。

这天清晨，阳光和煦，现任住持山川宗玄方丈正清理兴国寺珍藏的文物。他想将先师的木雕坐像移到专门房间供奉，却发现雕像的左脸部有几条不易觉察的蛛丝痕迹，请来文物专家检查，发现有小小的蛀洞，乃决定大修。检修中竟意外发现，坐像的肚膛内藏有许多部先师从南宋带来的经书！

就在山川搬动先祖的坐像时，冥冥中也扣动了远在中国杭州，一位叫孙以诚的二胡演奏家的心弦。他刚从笛子大师赵松庭那里听到斋藤先生在护国寺前雪地吹尺八的感人故事，下定决心要搞清楚尺八和杭州护国寺的渊源。

历史得以继承或得以还原，皆是因为认真、执着于真相的人。

孙以诚一次次往艺校跑，他想知道：护国寺、尺八、日本人、南宋人……700多年前，究竟这里发生过什么？

他查找了大量历史资料，国内资料虽有护国寺的记载，却没有日僧的记录。杭州宋史专家林正秋告诉他，因为中国历史上历来有一种汉文化至尊的思想，日本人来学习就来学好了，没有必要记载。

于是他换了个思路，在中国佛学研究专家杨曾文先生的指导下，在杭州图书馆找到了日本村上专精写的《日本佛教史纲》，书中对心地觉心在护国寺学佛时向张参学吹尺八有详细描述。后来，他看到记录兴国寺史实的《鹫峰余光》一书时，才知道，那时候的日本僧人对入宋修禅非常虔诚，每天都记录“旅行日记”，每天的行迹，时间、地点、所遇人物等，都一笔一笔记录下来，回国后又被后人保存了下来。

1998年，他把考证出来的资料写成论文并发表。远在日本的山川宗玄方丈知道后，两次到杭州实地走访，决定次年率团到杭州寻根认祖。

1999年11月26日上午，小雨。省艺校内，那座已被当作美术教室使用的殿堂，正门额挂上了“法灯国师700周年纪念”的横幅，室内清理干净，挂上了觉心与慧开的画像，供桌上摆放着鲜花与果品。

山川玄宗率领48位身着袈裟、挂络的寻根团员，吹奏着尺八，向着尺八的祖庭缓缓走来，而后久久跪拜在觉心与慧开的画像前。

日本尺八，终于在这里认祖归宗。

然而，终究未能躲过落幕的命运。

2002年夏天，在艺校工作了近四十年的葛更生老师，路过曙光路，看到自己曾工作过的教学楼屋顶正在被拆，走进去，拍下了护国寺最后一张照片。

几个月后，孙以诚先生得知艺校已经迁至滨江，此地将建省老年大学，匆匆赶去，怎料晚来一步，护国寺大殿倒在张牙舞爪的工程车下，已成一片废墟。

当年，考古文保专家毛昭晰先生关于保护护国寺的建议，一定程度上引起了重视，有关部门做出易地迁建的决定。地址就定在与省老年大学一墙之隔的小百花越剧团后面。那些拆下来的材料，露天堆放在小百花基建处。

孙以诚曾多次给相关部门写信，呼吁尽快重建护国寺，但重建之日遥遥无期。

2005年，杭州进行几条主要干道的综合整治，其中有一个“重拾历史碎片”的项目，在改造道路的同时，把沿线的历史人物、典故用有形的方式表达出来。得益于此，护国仁王禅寺，这座南宋时期与日本音乐交流的遗址，以曙光路上一块石碑的形式，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西安城墙 在西安市。明代初年在唐长安城的皇城基础上建筑，为我国中世纪后期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用黄土分层夯筑。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3244米，墙高12米，顶宽12-14米，底宽15-18米。墙顶内、外沿筑矮墙（又称女墙），外沿墙有垛口5894个，内沿墙无垛口。城墙外壁四周有马面98个，上建墩楼，马面长12米，宽20米，高与城墙齐。城四角各有角楼一座，近南门东侧有奎星楼一座。城墙外有城壕。城门有四：东名长乐，西名安定，南名永宁，北名安远。每门门楼有三重：阙楼、箭楼、正楼。

鼓楼 在西安市西大街北，东与钟楼对峙。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及乾隆五年（1740年）先后重修，但楼体仍保持原建筑特点。通高33米，面阔7间，进深3间，四面设施回廊，为歇山顶重檐三滴水木构建筑，各层檐下均施斗拱，层次更为分明。楼座为长方形，全用青砖砌筑，座高77米，长526米，宽38米，南北正中辟有高、宽各6米的券门，门洞内路面和基座部分，通用青石条，楼建于基座中心。

钟楼 在西安市内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会处。初建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原址在今西大街广济街口，明万历十年（1582年）重修。基座为正方形，高86米，每面宽355米，用青砖砌筑。四面各有高、宽均为6米的券形门洞。由地面至楼顶，高36米。楼的整体为重檐覆屋四角攒尖顶的木质结构。每层均施斗拱装饰，内有楼梯可盘旋而上。新建巨钟一口。

西安碑林 在西安市三学街。原文庙所在地。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为保存唐开成年间（836-840）镌刻的《十三经》而建立，历代都有增添，规模逐渐扩大，清初始称“碑林”。现有7个陈列室、6个游廊和1个碑亭，共展出碑石墓志1000多块，自汉迄清，荟萃各代名家手笔。特别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李阳冰、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智永、李隆基、史维则等人的手笔刻石，最为珍贵。宋、元、明、清的名家墨迹，如米芾、蔡京、苏轼、赵孟頫、董其昌、林则徐等也为人们所注意。碑头、碑侧、碑座上浮雕、线雕、减地雕的各种花纹，成为美术工作者借鉴的蓝本。碑文内容保存了各种史料，如“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不空和尚碑”以及唐中尼合文的陀罗尼经幢，是研究中外关系的重要实物。114石的《开成石经》，两面刻《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等12部经文，共计65万余字，是一座大型的石质书库。此外，昭陵六骏浮雕石刻等亦移入碑林。西安碑林外景， 唐道因碑—龙朔三年为德因法师而立，字为欧阳询儿子欧阳通手笔。

西安事变旧址 在西安市，包括张学良公馆和杨虎城公馆止园等建筑。张公馆在建国路69号（原金家巷1号）。建于1932年，为东西排列三座三层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外有围墙。东楼是机要楼，中楼有客厅、会议室，西楼为张学良居室（在三楼）。“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来西安，住在东楼。中共代表团与张杨会谈及与南京政府代表谈判多在中楼。止园在北大街青年路。建于1933年。主楼为传统宫殿式建筑，拱顶、飞檐、碧瓦、朱柱。“西安事变”前夕，张、杨在此密商发动兵谏，1936年12月17日，周恩来亲到止园，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86年在张学良公馆建立西安事变纪念馆。

东岳庙 在西安市东门内昌仁里。东岳即指泰山，历代统治者认为山高有灵，修庙祭祀，因之东岳庙遍及全国。此庙建于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明弘治年间（1488-1505）及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先后重修。庙院由大殿、后殿、东西两庑及三门组成，院内有石牌坊一座。大殿建筑宏伟，东西墙面满布大幅彩色壁画，内容为楼阁仕女，超出了宗教题材范围，颇具元、明时代气韵。

广仁寺 在西安市西北角。原为西北和康藏一带喇嘛进北京路过陕西时的住宿地，故又称喇嘛寺。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为西安地区唯一的西藏佛教格鲁派（黄教）寺院，供奉藏密宗诸佛。有康熙皇帝御书“慈云西荫”匾额一块。寺前有六角攒尖顶御碑亭。寺内排列著大殿、藏经殿、讲经堂三座宏伟的殿宇。每年农历十月二十四、五两日，举行纪念黄教祖宗喀巴大师成道日灯会，游人很多。平时西藏僧众来内地，多去寺内禅礼。

八路军驻陕办事处旧址 在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旧址包括七贤庄第一、三、四、七号院。建于1936年。一号院是主要办公地点。建筑为砖木结构平房，硬山顶，下设地下室。三、四、七号院结构与一号院基本相同。三、四号院为办事处下属各部门和工作人员居室，七号院为招待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在西安市七贤庄一号设立了“红军联络处”。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红军联络处”改名为“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邓颖超等，都曾先后在这里居住过。白求恩、柯棣华和巴苏以及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亦曾在此居住和工作过。1946年9月，办事处奉命撤回延安。

城隍庙 在西安市西大街路北。建于明宣德八年（1433年）。庙内原有建筑，大都不存，仅有清雍正元年（1723年）建造的大殿一座。斗拱出檐，雄伟壮观，屋顶覆盖琉璃瓦，前檐隔扇门窗浮雕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雕工极其巧丽。庙内原有明嘉靖年间（1522-1566）铸造的铜狮一对，已移至西安碑林博物馆大门外。

清真寺 在西安市内西北隅化觉巷。始建于唐天宝元年（74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重建。其建筑风格采用内地建筑范式。坐西面东，占地1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全寺沿东西向中轴线前后共四进院落，主体建筑为前后大殿、省心楼、凤凰亭、朝阳殿，合称五凤朝阳殿。大殿可容千人礼拜。系明代风格，藻井和神龛两侧则采用伊斯兰教习用的花草纹作装饰。最西端为礼拜大殿，七楹，高踞殿台之上，阶墀皆用白石，雕琢精致。另有石牌坊一座，亦系明代建筑，寺内有自明以来的各种石碑多通和明天启二年（1622年）董其昌题“敕赐礼拜寺”木匾、阿拉伯文“一真”木匾、清末慈禧太后题“派衍天方”匾等20余块。

关中书院 在西安市南城门内东侧书院门街中段。关中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为陕西最高学府，是当时著名学者冯从吾讲学之处。书院建筑规模宏大。清康熙三年（1664年），西安知府叶承祧，咸宁（今长安区）知县黄家鼎督修关中书院，扩充院址，使关中书院曾一度成为督学使署。光绪七年（1881年）曾修葺。光绪三十二年废书院，改为学堂。民国时期又改为陕西省立师范学校。1963年后，为西安市第五中学所用。现为西安师范学校校址。

宝庆寺塔 在西安市南门内书院门街北侧。隋文帝仁寿初年于大兴城安仁坊内建宝庆寺，五代初年迁塔于寺内。塔始建于唐太和、开成年间，以五色砖筑成。后寺毁塔存。明清屡经重修。现存宝庆寺砖塔是明景泰二年（1451年）重建。为六角七层密檐式砖塔，通高23米。塔身第二、三层的六个面和第六层正东面佛龛内镶嵌著北魏、隋、唐时期的石刻造像13块。

大雁塔 在西安市南4公里慈恩寺内。全称“慈恩寺大雁塔”。寺为唐高宗为其母追荐冥福而建。唐永徽三年（652年），慈恩寺住持僧玄奘为保护由印度带回的经籍，由唐高宗资助，在寺内西院修建。初建为砖表土心5层方形。长安年间（701-704），纯用青砖改修成方形楼阁式的7层，登塔攀梯也改成盘道。大历年间（766-779）又改建为10层。后经战火破坏，剩下7层，明代塔又残坏，在外表加砌面砖予以保护，即为今塔。高599米。塔基座东西459米，南北488米，高42米，合底座与塔身总高641米。塔南面两侧镶嵌唐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二通，书者为书法家褚遂良，字体秀丽，为唐代遗留于后世的名碑。

小雁塔 在西安市南约1公里荐福寺内。全称荐福寺小雁塔。寺创建于唐文明元年（684年）。初名献福寺，是为唐高宗献福而建立的寺院。塔修建于景龙年间（707-710），因比慈恩寺大雁塔小，故名小雁塔。塔身为密檐式方形砖构建筑，初为15级，后经多次地震，塔顶被震坍，塔身破裂，现余13级，塔基座亦呈方形，塔底层每面长1183米，通高43米。型体秀丽美观。

大兴善寺 在西安市南25公里。始建于晋泰始至太康年间。隋开皇二年（582年）建大兴城，寺占城内靖善坊一坊之地，改名大兴善寺。隋唐时为京师名刹。隋开皇时印度僧人那连提黎耶舍、阇那崛多、达摩笈多先后来长安传授密宗时住此。唐开元四年至八年（716-720）号称开元三大士的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这里翻译出密宗经典500多部，为当时长安城内佛经三大译场之一。日本僧人也有来此学习的。其后在一行和尚住持时，寺内僧众对天文、数学的研究曾作出重大贡献。子午经纬度的长度就是一行计算出来的。唐时建筑早已毁损，仅遗留有唐刻青石龙头和历代整修寺院的碑碣。现存的佛殿、禅堂、配房、钟鼓楼等，都是明清时的建筑物。

大明宫遗址 在西安市北1公里龙首原上。初建于唐贞观八年 (634年)，名永安宫，是唐太宗为其父李渊修建的夏宫。工程未完，李渊死后改名大明宫。尔后两次易名，神龙三年（707年）大明宫的名称才固定下来。宫殿区范围，东西15公里，南北25公里，共33门，正殿为含元殿。唐末为朱温所破坏，又经韩建缩小长安城时拆毁，已成废墟。今遗址内含元殿、麟德殿、翔鸾和栖凤两阁以及太液池、蓬莱亭等遗迹，尚可辨识。1957-195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四座城门和含元、麟德两殿遗址。 莲花纹方砖—边长31厘米，含元殿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 在西安市南郊小寨东路91号。是我国在“七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一座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占地约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1987年7月1日主体建筑动工，历时四年，1991年6月20日建成开馆。建筑融古典风格与现代建筑艺术为一体，吸收唐代建筑雄浑博大的风格特色，借鉴中国传统宫殿“轴线对称、主从有序、中央殿堂、四隅崇楼”的结构特征。

曲江池 在西安市南约5公里之低凹地带。隋宇文恺设计大兴城时，为人工挖凿屈曲的湖泊而得名。唐代此地宫殿连绵，楼阁起伏，每逢上巳（三月三日）、中元（七月十五）、重阳（九月九日）皇室贵族，达官显贵都来此游赏，樽壶酒浆，笙歌画船，宴乐于曲江池上。每当新进士及第，常到这里聚会庆贺，四方居民都来观赏，唐皇帝也携带嫔妃前来取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这里遭到严重破坏。现在的曲江池，一片平凹，禾苗青翠，绿茵被野，当年彩霞亭和紫云楼两座建筑遗址，犹清晰可见。

轵道 在西安市东北灞水西岸的一条大道上。秦时为一亭名，汉高祖元年（前207年），刘邦入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在此投降，刘邦遂西入咸阳，结束了秦朝的暴政。

铜人原 在西安市东南10公里。《关中记》：“秦为金人十二，董卓坏以为钱，余二枚，魏明帝欲徙诣洛阳，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铜人原在汉长安城东门外偏南处，是西汉时的墓葬区。成帝曾在这里营造吕陵，因费工太大，经刘向等谏阻中止，今遗址尚存，农民称八角琉璃井。

灞桥 在西安市东10公里，横跨在灞水上。又称霸桥。是历史上一座富有诗意的古桥。早在春秋初秦穆公时，与东方诸侯争雄，改滋水为灞水，就修了桥梁。《史记·王翦列传》载：王翦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汉书·高帝纪》汉元年“沛公军霸上”。灞桥就是长安向东方出入的要道。隋开皇三年（583年），又在秦汉桥南里许修了南桥，后经历代重修。该桥桥面宽25-26米，桥洞跨4米，全用青石和砂岩石砌筑。全长400多米，是一座多跨石拱桥。唐人送客多到灞桥，折柳赠别，至此黯然，故又名销魂桥。“灞柳风雪”被列为“关中八景”之一。

白鹿原 在西安市东南约10公里。原上有霸陵（汉文帝墓）、薄太后墓、滕公冢（灌婴墓）。《三秦记》载：“周平王东迁，有白鹿游于此，以是得名。”因此霸陵又称霸陵原。东晋永和十年（354年），东晋桓温伐秦，与苻雄战于此。

终南山 在西安市南40公里。一名中南山，又称太乙山。是秦岭西自周至县境，东至蓝田县境的总称，包括翠华山、南五台、圭峰山、骊山等峭壁秀丽的山峰。如锦绣的画屏，屹立在古长安之南，为西安市郊游览胜地之一。

南五台 在终南山中段。以有大台、文殊、清凉、灵应、舍身五个小台（即五座小峰）而得名。有磴道直登峰顶，南望终南群峰，如翠屏环列。北望秦川，莽莽苍苍。最高峰1688米。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这里有明清以来建造的大小庙宇40多处。塔寺沟圣寿寺内有隋建七级方形仿木结构楼阁式砖塔，高335米，塔身底层每边长733米，塔刹、相轮为铁制。另外还有大殿、廊房和1943年秋修建的“印光法师影堂”石塔一座。石塔四方形三层，通高78米。大台顶端隋建的圆光寺，虽仅留废墟，但登临其上，“一览众山小”，别具风趣。

翠华山 终南山一个支峰。汉武帝曾在这里祭过太乙神，故又名太乙山。山间有太乙谷，谷口有汉元封二年（前109年）修造的太乙宫遗址，自入山约5公里，便到达名胜集中点的大正峪村。村前怪石林立，盘旋而上，俗称“十八盘”；村居峰顶，三面翠峰环列，只有西南方较开旷；村旁有太乙池，传说是唐天宝年间（742-756），山峰崩裂，山水堵塞，汇集成池，池水碧青，面积约7万平方米。山影倒映池中，令人有山中有水，水中有山之感。村东南有龙涎窝，瀑布汹涌，村东北有老君庵、金胜堂。村西有冰洞，虽盛夏亦有坚冰垂凌。村东金华祠、玉案峰等峭壁耸立。

半坡遗址 在西安市东郊滻河东岸关坡村北。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距今六千年左右。遗址面积5万平方米，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氏族公共墓葬区组成。1953-1957年，经过五次发掘，掘出房屋遗迹45处，圈栏2处，储藏窖穴200多处，陶窑遗址6处，墓葬250座。出土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万件。生产工具主要为石器和骨器。骨器有骨针和鱼钩，陶制的有刮削器和陶锉等。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有钵、盆、碗、壶、瓮、罐、瓶等。陶器底部多有席纹和布纹，细泥陶器上多施红底黑花彩绘，以几何纹最多，兼有动、植物形象。有些陶器还刻划著笔划简单的符号，可能为记事记数的文字。墓葬都是土圹葬，无葬具。随葬品多为生活用具和装饰品。1958年在原遗址上建成半坡博物馆。

阿房宫遗址 在西安市西郊阿房村一带。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以咸阳宫城规模狭小，驱使70万人在渭河南上林苑中营建朝宫，始皇在位时只建成一座前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续修建。楚项羽入关以后，将宫殿付之一炬。今阿房村南附近，有一个大土台基，周长310米，高约10余米，全用夯土筑起，远望宛如丘陵，当地群众称为始皇上天台，村西南还有一个长方形台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群众称为郿坞岭。这两处是阿房宫最显著的建筑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 在西安市西北5公里。为西汉首都。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将秦朝的兴乐宫重加修饰并改名长乐宫，七年由栎阳迁都于此，并建成未央宫，惠帝元年（前194年）开始修筑长安城墙。太初元年（前104年）又兴建了北宫、明光宫和建章宫，并在城西修扩上林苑，开凿了昆明池等。各宫之间架设飞阁和地面复道连接，彼此往来，外人不能看见。至此，长安城的规模，历经九十多年始告齐备。现残存东、西城墙及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太液池和承露殿等夯土建筑遗址。

未央宫遗址 在西安市西北约8公里、汉长安城西南部西安门里。汉长安城内的主要宫殿之一。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建成。由承明、清凉、宣室等40多个宫殿台阁组成。宫内还有鱼池、酒池。周长11公里，宏伟壮丽。为西汉及以后的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至隋初等八个朝代的行政中枢。现在遗留在地面上的有未央宫前殿以及相传为石渠阁、天禄阁等高台遗址，其中未央宫前殿台基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多米，北端最高处10余米。这里常出土“长乐未央”、“长生无极”等瓦当以及汉空心砖、水道等文物。1980-1983年，清理发掘了未央宫第二号遗址，有正殿，东西长547米，南北宽478-512米；配殿南北长86-87米，东西宽445-50米和厢房遗址。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铁器和钱币等文物。1986-1987年，对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建筑材料、陶器、铁器、铜器和大量刻有文字的骨签。根据骨签上的文字内容，未央宫第三号建筑遗址当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或皇室管辖各地郡国工官的官署。

建章宫遗址 在西安市汉长安城西。汉太初元年（前104年）修建，由36个宫殿组成，周围10余公里，号称千门万户。建章宫与未央宫隔衢相望，两宫之间有飞阁相连。现保存在地面上的有前殿、太液池以及许多高大夯土台基和建筑遗迹。

青龙寺遗址 在西安市东南郊25公里祭台村。即唐长安城新昌坊的东南隅。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唐景云二年（711年）改名青龙寺，北宋元佑元年（1086年）以后寺院被毁。青龙寺是唐长安城内著名的寺院之一。寺内的高僧，如道世、道氤、法朗、释光仪、昙壁、义操等人，在佛学著述、持咒、修禅观等方面著称于佛教史。先后在寺内求法的日本留学僧有空海、圆行、圆仁、圆珍、慧远、圆载、宗睿等人。是日本真言宗的发源地。1979年开始发掘寺院遗址。1981-1982年在遗址上修建了纪念堂和空海纪念碑。

兴庆宫遗址 在西安市和平门外咸宁路北兴庆公园。原是唐玄宗李隆基在藩邸时，与其兄弟五人的住宅。开元二年（714年）以隆庆旧宅改建为离宫，因避玄宗讳，称为兴庆宫。开元十四年，又合并周围的邸宅和寺院，重加扩建，谓之南内，有兴庆殿、大同殿、南薰殿、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主要建筑。当时兴庆宫与大明宫、太极宫之间，有夹墙阁道相通，唐玄宗处理政务接见外国使者，多在这里。唐末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兴庆宫遭受很大破坏。宋代这里已变成了人们游赏凭吊的地方。建国后，曾对花萼相辉楼进行了部分发掘，证明该楼为火所焚。1958年在该遗址范围内，修起了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建筑，辟作公园。沉香亭是兴庆宫的主要建筑之一，1958年在原址修建复原。

长乐宫遗址 在西安市汉长安城内。秦时系兴乐宫，汉高祖五年（前202年）重加扩建，改为长乐宫。由前殿、临华、长信、宣德、温室等14个宫殿组成，周长10余公里。汉高祖七年由栎阳迁都长安居此。自惠帝以后，皇帝移住未央宫，长乐宫专供太后居住，称为东宫或东朝，现仅存遗址。

骊山 在临潼区城南。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区胜区之一。因山形似骊马，故称骊山。唐代诗人杜牧《过华清宫绝句》中有“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之句，故又称绣岭。骊山海拔1256米，山上松柏苍翠，夕阳西下，霞映山峦，青山披金，人称“骊山晚照”，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山上有周幽王戏诸侯娱褒姒的烽火台，女娲氏“炼石补天”的老母殿，道教始祖李耳的老君殿、炼丹炉，因飞泉瀑布激石成瓮而得名的石瓮寺，还有“西安事变”时在骊山半山腰捉住蒋介石的地方“兵谏亭”等。骊山北麓，温泉长流不断，水温43°C，内含多种矿物质，是“自然之验方，天地之元医”。

华清池 在临潼区城南骊山西北麓。相传秦始皇在骊山触怒神女，被唾一脸，后即发疮，始皇求恕，神女用温泉水给他洗好，因而又名神女汤。唐贞观十八年（644年）在此建汤泉宫，咸亨二年（671年）改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年）再行扩建，改名华清宫。唐玄宗每年携杨贵妃到此过冬，常在此沐浴。

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华清池水温为43°C，水中含有多种化学成分，适宜沐浴疗养。1956年按原唐华清宫的名称进行扩建。1982年3月，在温泉水源以北，经考古发掘，先后清理出唐代御汤、太子汤、海棠汤（即贵妃池）、莲花汤等宫廷汤池遗址。1990年9水，在唐代宫廷汤池遗址上，建成一座仿唐建筑博物馆。莲花池遗址—又名御汤或九龙汤，为唐玄宗沐浴汤池。贵妃汤遗址—又名海棠汤，为杨贵妃沐浴汤池。

坑儒谷 在临潼区城西南10公里洪庆村。传说为秦始皇坑杀儒生之处。《太平寰宇记》：“唐天宝年间玄宗诏为旌儒乡，立庙，命贾至为碑文。”今唐刻旌儒庙碑已毁，仅存残破的唐刻儒生石像。

秦始皇陵 在临潼区东5公里下河村附近。秦始皇嬴政的陵墓。冢高5505米，周长2000米。经1974-1978年调查钻探，陵园有内外两城，内城周长25254米，外城周长6264米，在东侧1500米处，现发现三个兵马俑坑，坑内丛葬大量与真人真马等同大小的陶制彩绘兵马俑和当时实战使用的各种兵器。出土文物达万件之多。1980年，在陵西约500米处，发现大量胥役墓坑，每坑二至四人，大都屈肢埋葬。《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蚀，度不灭者久之。”秦始皇陵兵马俑丛葬坑 在秦始皇陵东侧15公里处。1974年春当地农民打井时发现。坑内一组陶塑艺术作品，仿秦宿卫军制作。近万个陶质卫士分别组成步、弩、车、骑四个兵种，手各执弓、箭、弩及青铜戈、矛、戟等实战兵器，或负弩前驱，或御车策马，面向东方，均装置在地下坑道中。1980年12月，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了两组彩绘铜车马。每辆车配4匹马，雕镂精致，金碧辉煌。

鸿门 在临潼区城东约5公里鸿门堡村。在2000年前这里是通往古新丰的大道，由于雨水冲刷，形似鸿沟，在北端出口处，形似门道，故称鸿门。秦二世三年（前207年）项羽在钜鹿（河北平乡县）歼灭了秦的主力军，率军入关后，在此宴请刘邦，史称鸿门宴。

庆山寺 在临潼区新丰镇西南凤凰原上。创建于隋开皇年间（581-600）。唐武则天初登帝位，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并建寺修塔。唐会昌五年（845年）寺毁，咸通五年（864年）重修，改名鹫岭寺。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改名护国寺。宋代以后，寺毁塔崩，唯塔地宫深埋地下。1985年5月于地下6米深处发现，出土了金棺、银椁、银首金法杖、鎏金高足杯、虎腿银熏炉、凤头人面铜壶、三彩护法狮子、石刻宝帐、壁画等120多件精美的佛教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