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成蓝色的柴房的门吱呀地荡开,里面垒垒实实的柴垛依旧昂着,顶着屋篷。老人家伛偻的捆柴火的身影仿佛又浮现在眼前,他那不均匀的呼吸戳着我的心。
冬天的风很是阴冷,柴房的门晃悠晃悠得像片枯草。我悄悄退了出来,轻叩上门。
柴房边是石块垒成的猪圈,参差的石墙上搭了一竿葡萄架,小时候上面还能结出紫珍珠般的葡萄以及翡翠一样的叶儿,幼时的我总是调皮的爬上平厢,去摘最大最圆的葡萄串拿到老人家面前炫耀。他叭叭地吸两口旱烟,抽出烟嘴用他那下岗的牙齿给我一个舒心的笑。只是葡萄架好多年在风雨中跌跌撞撞,早已奄奄一息。老屋的窗户下面种了几株月季,一年有三季都会开出鲜红繁丽的大花朵儿。一进老屋的大门,就会看见这些花儿,折射着初夏的日光,打在老人家的脸上,那些犹如沟壑的皱纹仿佛也慢慢舒展。
老屋里面有四间屋子,左边母亲和姨妈小时候住的那屋有个小炕,高高的透气窗上挂了一串风铃,很多年了不曾作响。再右那屋放着炉灶与两口大锅,地上散着枯槁的柴火。老人家生前就在次之的那屋休息,炕上是些脏脏的被褥,倔强的老人家不准姥姥为他铺干净的褥子,总是说还有几年人就不在了不用麻烦。其实老人家的病身子早就耐不住了,一直拖到了某个的冬日。剩下的那屋空荡荡的,只在墙上挂了面老镜子和几个相框,灰尘像毛茸茸的绒屑洒在上面。墙角杵着老人家的拐杖,是他自己捣鼓的,木拐杖上温润的触感仿佛还残留着老人家的体温。
窗外有鸟儿叽叽喳喳地鸣,我踱到院子里,却发现屋顶只有灰蒙蒙的积雪,空中的云彩都很是苍白。幽幽地好像又听见了老人家憨憨的笑,我转过头望了眼老屋。
咣当的门环指引着我,我暗暗地摸着粗糙的石墙离去,风卷起尘土盖住我的足迹。
厄尼斯特·海明威(1899-1961),美国著名小说家。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红十字会救护车司机,在意大利前线受伤。后作为《多伦多明星日报》驻外记者赴法国,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于1925年出版。40年代出版成名作《太阳照样升起》,描写战后一批流落欧洲的青年的迷惘、彷徨和幻灭感,小说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代表作。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1927)和《胜者无所得》(193)塑造了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硬汉性格”,确立了他短篇小说大师的地位。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以他在意大利战场的经历为背景,描写一对恋人的幸福被战争摧毁的悲剧;《丧钟为谁而呜》(1940)以反法西斯主义为主题,描写一名美国志愿兵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英勇牺牲精神。这两部反战小说被誉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中篇小说《老人与海》(1952)描写一个古巴渔民面对失败时的顽强拼搏精神,此书获得普利策奖。其他作品还有《死在午后》(1932)《非洲的青山》(1935)、《有的和没有的》(1937)《过河入林》(1950)等等。
海明威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格,不仅文体简洁,而且语言生动明快,对美国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54年海明威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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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899年7月21日生于芝加哥市郊橡胶园小镇。父亲是医生和体育爱好者,母亲从事音乐教育。6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二,从小酷爱体育、捕鱼和狩猎。中学毕业后曾去法国等地旅行,回国后当过见习记者。第一次大战爆发后,他志愿赴意大利当战地救护车司机。1918年夏在前线被炮弹炸成重伤,回国休养。后来去加拿大多伦多市星报任记者。1921年重返巴黎,结识美国女作家斯坦因、青年作家安德森和诗人庞德等。1923年发表处女作《三个短篇小说和十首诗》,随后游历欧洲各国。1926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初获成功,被斯坦因称为“迷惘的一代\1929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巨著《永别了,武器》的问世给作家带来了声誉。 30年代初,海明威到非洲旅行和狩猎。1935年写成《非洲的青山》和一些短篇小说。 1937年发表了描写美国与古巴之间海上走私活动的小说《有的和无的》。西班牙内战期间,他3次以记者身份亲临前线,在炮火中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并创作了以美国人参加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他曾与许多美国知名作家和学者捐款支援西班牙人民正义斗争。1941年偕夫人玛莎访问中国,支持我国抗日战争。后又以战地记者身份重赴欧洲,并多次参加战斗。战后客居古巴,潜心写作。1952年,《老人与海》问世,深受好评,翌年获普利策奖。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卡斯特罗掌权后,他离开古巴返美定居。因身上多处旧伤,百病缠身,精神忧郁, 1961年7月2日用猎枪自杀。 海明威去世后发表的遗作,主要有:《海流中的岛屿》(1970)和《伊甸园》(1986)。他那独特的风格和塑造的硬汉子形象对现代欧美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1899—1961),美国小说家。他于1899年生于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医生家庭,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担任驻欧洲记者,并以记者身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晚年患多种疾病,精神抑郁,1961年自杀。他的早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1927)、《永别了,武器》(1927)成为表现美国“迷惘的一代”的主要代表作。
30、40年代,他塑造了摆脱迷惘、悲观,为人民利益英勇战斗和无畏牺牲的反法西斯战士形象《第五纵队》,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50年代,塑造了以桑提亚哥为代表的“可以把他消灭,但就是打不败他”的“硬汉形象”(代表作《老人与海》1950)。海明威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
20年代是海明威文学创作的早期,他写出了《在我们的时代里》、《春潮》、《没有女人的男人》和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永别了,武器》等作品。这一时期,正值西方世界沉沦为爱略特在社会崩溃背后所看到的荒原时期,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就是写战后一群流落欧洲的青年的生活情景以及他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小说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一名美国记者,战争毁掉了他的性能力。他爱上了一名英国护士勃瑞特·艾希利,后者也倾心于他,但他们无法结合。
一个美国作家罗伯特·柯恩——一个对生活颇多虚妄与浪漫幻想的人也爱上了勃瑞特,但她并不喜欢他。这一群历经沧桑的青年,战后浪迹欧洲大陆,整日无所事事,聚饮、争吵或殴斗。战争夺取了他们的亲人,给他们留下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他们对战争极度厌恶,对公理、传统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对人生感到厌倦、迷惘和懊丧。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谴责了战争,具有反战色彩。小说因写了一代人的迷惘而成了“迷惘的一代”文学流派的代表作。
《永别了,武器》(又译《战地春梦》)是海明威的代表作。他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为主题,揭示了“迷惘的一代”出现的历史原因,控诉了战争毁灭人的理想和幸福,戕害人们的心灵,并使千百万无辜生因此涂炭。这篇作品显露了海明威散文风格的基本特色和“现代叙事艺术”。作品故事情节简单而意境纯一,语言朴实无华,句子短小凝练,环境描写达到情景交融。
40年代,他根据在非洲的见闻和印象写了《非洲的青山》、《乞力马扎罗山的雪》, 还发表了《法兰西斯·玛贝康短暂的幸福》。1932年发表了《午后之死》, 尊奉美国建筑师罗德维希的名言“越少,就越多”,使作品趋于精炼,缩短了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提出了“冰山原则”,只表现事物的八分之一,使作品充实、含蓄、耐人寻味。
1939年,海明威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创作了著名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它写了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员罗伯特·乔丹为配合一支游击队的一次炸桥行动而牺牲的感人故事,这部作品是海明威中期创作中思想性最强的作品之一,在相当程度上克服和摆脱了孤独、迷惘与悲泣的情绪,把个人融入到社会中,表现出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
二战后,海明威创作进入晚期,其代表作为《老人与海》,由于小说中体现了人在“充满暴力与死亡的现实世界中”表现出来的勇气而获得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一生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以自己的经历披露了当权者的伪善和现实的残酷,刻画了美国年轻一代的迷惘情绪,作品中洋溢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在探索艺术创作的途径中使现实主义在开放性的兼容并蓄中获得了新的光采!
海明威的生平
欧纳斯特·密勒·海明威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判像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哈和莫扎尔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像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下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在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上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眼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待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待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士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福德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剌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象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误和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下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安徒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安徒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痉。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热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象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称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驰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篇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了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写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ca>
1、海明威一生受过无数次伤,用对他的评价来说,比他的胸毛还要多。他从小开始练习拳击,经常被打的头破血流,满脸血爬起来再战的形象便在他一生中不断重塑。
1918年第一次经历枪林弹雨,子弹和他擦肩而过。
1920年在玻璃上行走割伤了脚,在船上摔倒内出血。
1922年被开水严重烫伤,几乎烫熟。
1925年一只脚的韧带被撕裂。
1927年瞳孔被他的儿子戳伤。
1928年被玻璃砸成脑震荡。
1929年腹股沟肌肉撕伤。
1930年食指被拳击击伤,车祸撞伤了胳膊。
1935年鱼叉杀到自己的脚。
1938年踢门导致大拇指受伤,玻璃划破了他的脚,那只坏眼的瞳孔再次受到重伤。
1944年脑震荡两次。
1945年交通事故撞断了3根肋骨,破了膝盖。
1949年被一头狮子抓得皮开肉绽。
1950年在船上摔伤,头部和腿部重伤,一根动脉被割断,第五次脑震荡。
1953年从汽车上摔出肩膀重伤,扑火被严重烧伤;两次飞行事故,颅骨开裂,两节脊椎粉碎,严重内伤,肝脏,脾和肾损伤,肩膀和胳膊脱位;并且被汽油烧伤,并且第六次脑震荡。
1958年撕裂了韧带,扭伤了足踝。
1959年再次严重车祸。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遭遇最严重也是最后一次伤害:他在他那支最心爱的英式双管猎枪中装了两法由著名军火厂商提供的性能良好的漂亮子弹,然后用它们自杀。
2、海明威被誉为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他的笔锋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海明威的生平和文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
无论海明威是作为一位传奇式人物,还是作为一位作家,他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写作技巧创造了一种简洁流畅、清新洗练的文体,净化了一代的传统文风,在欧美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扩展资料:
1、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郊区奥克帕克,美国作家、记者,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
2、海明威的一生之中曾荣获不少奖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授予银制勇敢勋章;1953年,他以《老人与海》一书获得普利策奖;1954年的《老人与海》又为海明威夺得诺贝尔文学奖。
2001年,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与《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被美国现代图书馆列入“20世纪中的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中。
1961年7月2日,海明威在爱达荷州凯彻姆的家中用猎枪自杀身亡。
3、海明威一生中的感情错综复杂,先后结过四次婚,是美国“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作家中的代表人物,作品中对人生、世界、社会都表现出了迷茫和彷徨。
他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海明威的作品标志着他独特创作风格的形成,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4、二十世纪的最后一位文化英雄海明威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小说家,他在62年的生涯中,写下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等作品,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一部融信念、意志、顽强、勇气和力量于一体的书,它让人彻底懂得了打不垮的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究竟是个什么样。
它围绕一位老年古巴渔夫,与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在离岸很远的湾流中搏斗而展开故事的讲述。完美地体现了作者所说的“你尽可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的思想。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给你一篇文章,看对你有没有作用
初到华盛顿时,外国记者中心一位官员告诉记者,“华盛顿并不代表美国,如果没有到过农村,对驻美记者来说就不算是真正了解美国”。日前,在美国农民协会的帮助下,记者到北达科他州河谷市的一家农场,与主人格雷格夫妇同吃同住同劳动,着实体验了一次现代化的美国农村生活。
美国农民住得不比城里人差
美国农民协会刚把联系成功的消息通知我,女主人玛茜就打来电话询问记者的行程。她通过MSN告诉记者,她家的地址是北达科他州河谷市109大道3546号。记者注意到,她的网名叫“聪明狗的主人”。尚未启程,与美国农民短暂的远程接触已让记者大开眼界。
北达科他州位于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农业是最主要的产业,亚麻籽、小麦、大麦、葵花籽等11种农作物产量均名列全美第一,农业产值在全州经济中所占比重高达25%(约为美国平均水平的4倍),农民占该州就业人数的24%(美国的平均比例还不到2%)。河谷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区,沿途所见都是一望无际的农场和高大的储粮罐,由于正值春季,地里没长庄稼,露出黑黝黝的土地。记者按着行车路线图的指引,循着109大道的标牌,在当地农民指点下,终于来到了格雷格家。与想象的不同,格雷格的“家”并不是农家小院,而是一栋普通的两层民居,看上去跟美国城镇里的大多数私人住宅没有任何区别。
美国家庭都很注重厨房和餐厅的装饰,格雷格家也不例外。厨具整齐地摆放在壁橱里,操作台整洁而明亮,冰箱、洗碗机、电磁炉、烤箱、微波炉等一应俱全。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电动垃圾处理器,这台机器能将大量的生活垃圾压缩处理。格雷格家的餐厅宽敞明亮,可以看到外面的树林和田园,突然有几十只鹿闯入记者的视线,它们成群结队嬉戏跳跃。格雷格说:“那是野生鹿群,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格雷格家每个房间都挂着具有浓郁田园色彩的装饰画。格雷格的办公室与客厅相连,里面是全套的现代化办公设备,除了打印传真一体机外,还有一台通过卫星连接上网的电脑。
有丹麦血统的格雷格47岁,生长在河谷市,比格雷格小3岁的玛茜具有挪威血统。他们的女儿叫莎拉,今年23岁,在该州一个印第安保留地当老师。儿子叫亚当,今年21岁,在河谷市一家建筑公司当木匠。玛茜在河谷市一家公司干了23年会计,公司已经为她全家购买了医疗保险。在美国,购买一般的医疗保险,每月需要支付800到1000美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一笔小钱,光靠农场的收入难以支撑,这算是“一家两制”的好处。平时家里的农活都由格雷格承担,休假时玛茜就帮着丈夫干一些农活。玛茜的父母就住在附近,也经营着自己的农场,都还没有退休。跟美国城市家庭成员之间少有走动不同,格雷格全家虽然都已经分开过日子,但仍走动频繁、互相照应。
1人耕种3000英亩土地
格雷格夫妇的农场和牧场,加在一起大约有3000英亩(1英亩约合6市亩),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小麦、玉米和荞麦。格雷格夫妇共拥有185头母牛和8头公牛,所有这些牛都是肉牛。牧场上,许多牛在悠闲地“散步”,每头牛的两只耳朵上都戴着一个橘**的塑料卡片。格雷格说:“这是牛的身份证,上面有牛的出生日期、亲属关系及编号等信息,所有信息都可以通过电脑一览无余。”
格雷格说,他的全部家当包括农场、牧场、房屋、牲畜、农机具等在内,总价值约为120万美元。为了打理这120万美元的家产,他平时忙得不亦乐乎,需要同时扮演许多种角色:农民、经理、会计、机械师、焊工、木匠、兽医、化学家、农艺师、教师(向帮工演示如何当农民)、市场营销师、投资者、餐馆老板(格雷格一家与别人合作在华盛顿开了一家高档餐馆,专门经营北达科他州的本地菜)、电工等等。格雷格根本就没有时间休假。
农场里高科技无处不在
仅占全国人口18%的美国农民,不仅养活了近3亿美国人,而且还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2001年美国农产品出口高达535亿美元。如果离开了高科技,这样的农业奇迹根本就不可能!
格雷格的仓库里堆放的农业机械令人眼花缭乱,早听说美国农业机械化普及程度高,看来确实名不虚传。联合收割机、四轮驱动拖拉机、风钻机、农用轨道拖车、捆草机、播种机……这些农业机械的总价值大约为22万美元。很多大型农机是格雷格从别的农民手里买来的“二手货”,小型农机具则大都是原装货,很多还都是从中国进口的。格雷格十分珍爱他的“秘密武器”――一台安装了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大型拖拉机。这套自动驾驶和卫星定位系统是他今年春天花7500美元买的,可以使拖拉机由电脑控制作业,无需人工操作,而且耕地质量高。在使用GPS全球定位系统方面,格雷格算是后来者。实际上,已经有20%的美国农场开始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很多美国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几乎所有大型农场都已经安装了GPS定位系统。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农业机械每个都有特定用途,正是它们把格雷格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
格雷格告诉我,美国农业以市场为导向,农民根据市场信息独立做出生产和销售决策。美国农业的信息化程度已经高于工业,上网、读报已成为美国农民生活的一部分。离开了准确、及时、权威的市场信息,美国农业将无所适从。
补贴、保险保障农民利益
在美国,农业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传统行业。与其他行业如工业、服务业相比,农民所交纳的税明显要少,额度相对较低,也没有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除了税收优惠,联邦政府还直接对农业进行补贴。2002年布什政府颁布的新农业法规定,在今后10年里,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和财政支持达到1900亿美元,平均每年投入190亿美元,正好低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每年农业补贴不得高于191亿美元的上限。美国农业补贴的集中度很高,90%以上的农业补贴集中在大约20种农作物中的5种:小麦、大豆、玉米、大麦、棉花,这有利于提高大宗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从表面上看,格雷格似乎很富有,但由于油价飞涨,化肥、农药也越来越贵,高科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等原因,农场的利润实际很小。格雷格每年在农业上投入39万美元,收入约40万美元。格雷格说,之所以还能够赚到1万美元,是因为联邦政府对农业进行补贴。如果联邦政府取消农业补贴,他的农场只能维持一个不赔不赚的局面。对政府的补贴,格雷格并没有记者预想的那样有感激之情,反而有很多不满。他认为,政府把最大的实惠都给了大农场主,中小农场主所得有限。
农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天气、病虫害、化肥和农药价格、油价、市场需求等因素都会影响收成。大部分美国农民都欠了银行一大笔贷款,所以有句话在美国农民中很流行:“在美国务农就像赌博,也许到拉斯维加斯赢钱的几率比种田还大!”格雷格家买了名目繁多的保险,如农业总收入保险(只保总收入的75%)、房屋保险、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事故保险和牲畜保险等。玛茜开玩笑说,记者如果不小心在农场摔倒,保险公司也要承担治疗费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农村保险体系覆盖范围广,保障水平高。据统计,美国目前农作物可保品种已达100余个。在全美200万农户中,有近150万户投保了农业险。
美国农民的两大忧虑
美国农民有没有特别担心的事情呢?格雷格夫妇异口同声地回答“有”。他们最担心两件事情:一是现在的美国年轻人大都不愿意当农民,农村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二是工厂化农业对传统家庭农业的威胁越来越大。
美国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本来就很低,但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到城市谋生,农业人口一直在下降。北达科他州农民协会甚至把“增加农业人口”作为头等大事。格雷格说:“老一代农民对农业的感情非常深,如果中了巨额**,我会把钱都捐给慈善机构,然后回到农场继续当我的农民。当农民收入不高,而且农村缺少娱乐,年轻人喜欢追求刺激,所以不愿意留在农村。”格雷格把10头牛的所有权放到儿子名下,每到农忙时节,格雷格就会打电话给儿子,“快回来,这里还有你10头牛呢!” 格雷格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城里的儿子继续保持与农场的联系。
农民数量的减少只是当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尚未对农业构成致命威胁,但工厂化农业对传统农业的威胁可以说迫在眉睫。不少媒体认为工厂化农业“是现代农业、畜牧业和水产业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但随着人们食品安全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越来越重视农业生产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家庭农业的好处再次被专家们提及。世界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约翰·伊克尔德认为,工厂化农业违背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并公开提出了反对工厂化农业,尤其是工厂化养猪业的十大理由。《北达科他州农民协会2006政策与行动指南》的序言指出:“我们国家的农业政策必须远离目前的工业化,保护家庭农业,争取扭转家庭农场数量日益减少的局面。” 格雷格夫妇提起工厂化养猪,都露出鄙夷的神色,“那哪里是养猪!那分明是虐待猪!成千上万头猪挤在一起,好得了吗?”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几十年甚至百年以后,还会再有格雷格和玛茜这样的美国农民吗?还会再有他们那样凌乱却不失亲切的美国农场吗?虽然采访结束了,但记者在返回华盛顿的旅途上,一直在思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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