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通宝到光绪通宝用什么材料制造的??

顺治年间对制钱成分有明确规定，即铜七成，白铅（锌）三成，为合金，称之为“黄铜”。

乾隆朝以前的制钱不加锡，以铜、铅、锌配制，称之为“黄钱”，在乾隆五年规定在铸钱铜料之中加百分之二的锡，称为“青钱”。

而咸丰年间，咸丰重宝的铸造材料主要是黄铜，也曾出现过铁钱等其它材质的钱币。

咸丰元宝，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展迅猛，并在江苏南京建都，此时清政府赖以铸钱之用的滇铜（云南省出产的铜料），因道路阻断而无法运进北京。一方面是镇压起义急需大量的军饷开销，一方面是铸钱的原材料告缺，给清政府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最终迫使清政府自咸丰三年开始发行纸币和改铸大钱来弥补财政亏空。

清代末期同治光绪两朝，中央政府尽管明文规定铸造铜圆的材质为“铜九五铅四锡一”的红铜，而且，大多省局铸造的当十铜圆是合乎规定的红铜圆，但是，仍有部分省局铸造了含铜量仅占七成的黄铜圆。

吴其浚

吴其_(1789—1847)，字季深，一字瀹斋，别号吉兰，号雩娄农。吴其_不同于清代一般官吏，他对植物学与矿产学有深厚的造诣，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等书，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中文名：吴其浚

别名：吴其_

出生地：河南固始

出生日期：1789年

逝世日期：1847年

职业：植物学家，矿物学家

信仰：道教

代表作品：《植物名实图考》

简介

清代植物学家（1789-1847年）。字瀹斋，又字季深、吉兰。河南固始县人。清嘉庆二十二年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纂，江西、湖北学政，兵部侍郎，并官至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总督或巡抚。宦游各地，酷爱植物，每至一处，必搜集标本，绘制图形，并于庭院中培植野生植物，历时七年，将其实地考察及经历所得之真知，写成《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计三十八卷，其中所收之植物共一千七百一十四种，并有附图一千八百多幅。书中有甚多纠正前人舛误之处，于古代中药本草学之发展，亦具有重要之地位。此书著成之前，先已从其所阅览之各种有关书籍中辑录出植物草本，亦有绘成图形，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此二书在我国植物学发展史上有重要作用。深受中外学者之重视。

_字拼音Jùn，音同郡。“_”字常被简化作“浚”。而吴其_有一堂兄名吴其浚，后人多将其混淆。

吴其_在写文作赋时常自称“雩娄农”，但据学者考证，这并非其名号，而是“谦恭之词”。

吴其_，出身于官僚家庭。父亲吴_，兄吴其彦曾任翰林、侍郎、顺天府(今北京)学政等官职。道光元年(1821)其父卒，道光五年(1825)母殁。他家的住宅称“宫保第”。吴姓氏族是前清固始县“四大家族”之一。

吴其_从小好学，21岁时(1810)考中举人，28岁时(1817)考中状元，先后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尚书、兵部侍郎等职。以后又出任湖北、江西学政、湖南、湖北、甘肃、浙江、广东、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的巡抚或总督，还兼任过盐政等高级官员，所以说他“宦迹半天下”。

吴其_不同于清代一般官吏，他对植物学与矿产学有深厚的造诣，著有《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篇》、《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等书，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植物学成就

他首先编著的是《植物名实图考长篇》，全书22卷。约89万字。著录植物838种。分谷类、蔬类、山草、石革、湿草、蔓草、水草、毒草、呆类、木类等10余类，每类植物中又分许多种。吴其_辑录历代古籍中有关植物的资料时，重点收录各种植物的形态、产地、。药性及用途等。书中著录或节录了一些花卉、果树用材植物的专谱，如《芍药谱》、《桐谱》、《菊谱》、《打枣谱》、《蚕书》、《茶经》、《牡丹谱》等。还辑录了中国南方、北方，包括国外引进的果树60多种。保存了大量植物学文献，其数量超过历代任何一种本草和植物学著作。它是研究植物学、生药学的重要文献。

吴其_在完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篇》的基础上，利用去各地巡视的机会，深入调查，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绘制成图，并结合历代的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1848)。本书是在他死后第二年由山西巡抚陆应谷校刊的。全书38卷，记载植物1714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藓)、水草(包括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于一些木类的担子菌)、果、木等12类。这是一部专门记载植物，又集中反映其生物学特性的植物学专著，为吴其_在植物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植物名实图考》记载的植物，多数是吴其_亲自观察和访问所得，因此这些描述都能反映该植物的形态及生态习性，使读者能辨认植物的种类。例如，他在九头狮子草下写道：“九头狮子草产湖南激越山坡间，江西庐山亦有之。丛生，数十本为二簇。附茎对叶，如凤仙花叶稍阔，色浓绿无齿。茎有节如牛膝。细根长须，秋时梢头一节间先发两片绿苞，宛如榆钱，大如指甲，攒簇极密，旋从苞中吐出两瓣粉红花摘其茎插之即活。”准确描述了九头狮子草具有根细长须状，茎深绿色，有膨起的节，叶对生，花开于枝梢的叶腋，多数为聚伞状花序，花呈淡红紫色的形态，以及它的习性、繁殖方法。他又指出野芝麻丛生，方茎，四棱，对节生叶，绕节开花(轮伞花序)、唇形花冠的特点，而且对花菩，雄蕊着生方式，都有形象的描述。《植物名实图考》首次记载了蕨类植物生殖器官孢子囊，如卷十六石草类记剑丹叶“面绿背淡亦有金星如骨牌点”。“金星”(即孢子囊群)是蕨类植物共同的特征。又对鹅掌金星草、金交翦、飞刀剑、铁角凤尾草等蕨类植物的孢子囊也作了形象的描述。而且其附图都将“金星”绘出。说明对蕨类植物孢子囊的形态已有深入的观察和认识。由于吴其_的细致认真观察，考证分析，发现了本草著作或有关记载植物文献中的错误，以及经常出现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混淆现象。并给予了纠正和补充。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五加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为一种，同列入蔓草类，吴其_就把通脱木从蔓草中分出，列入山草类，纠正了李时珍的这一错误。他还在冬葵条中批评李时珍将当时人们已不喜食用的冬葵从菜部移入隰草类是错误的，并指出冬葵为百菜之主，直至清代在江西、湖南民间仍栽培供食用，湖南称冬寒菜，江西称蕲菜，因而他又将冬葵列入菜部。以上数例表明，吴其_已突破历代本草学仅限于性味用途的描述。而着重于植物的形态、生态习性、产地及繁殖方式的描述，大大丰富了植物学的内容。

《植物名实图考》所附的1800多幅图，比历代本草著作中的图都要精确。我国本草书中有附图，开始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成书的唐《新修本草》，原书在北宋间已散失。光绪十五年(1889)傅云龙在日本所影印的传抄自唐代的残存“卷子本”亦无图。以后苏颂的《本草图经》，今也不存。现存最早有附图的本草著作是宋唐慎微撰、曹孝忠校勘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京图书馆藏金泰和甲子(1204)晦明轩刻本)。苏颂《本草图经》所载的植物附图，是由全国各路、府、州、监、县上呈朝廷的，图出于众人之手，文字说明由苏颂整理，有时误将同名异物的药用植物混为一种。唐慎微《证类本草》将《本草图经》的图全部照绘，并未核对实物。所以苏颂的舛误，并未得到订正。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附图有1110多幅，但李时珍足迹所至，仅有北京、湖南、江西、江苏、安徽等地，与吴其_足履大江南北十余省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大部分图都是根据植物新鲜状态时绘制的，很多都能反映该植物的特征。如二十四卷毒草类，天南星、磨芋、由跋、半夏都是天南星科植物，外形十分相似，很易混淆。吴其_不仅用文字阐明彼此之间的差异；同时用了7幅插图，绘出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的异同。这些图把天南星科的特征，即肉穗花序外围以佛焰苞绘得十分逼真，人们很易识别。由于《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图精确，增补和订正了本草著作中的阙略和谬误，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叶对生，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顶端长尖，边具初锯齿，花序顶生等形态特点，而《本草纲目》中所绘的图，差异很大，令人难以识别。又《本草纲目》记载仙人掌草是风尾草，但其附图并不准确，不像是凤尾草。而《植物名实图考》所绘的风尾草图，清晰可辨，与文字相符。书中有的图是按照植株生长时的自然状态绘制的。如半夏有两幅图，一图未开花，另一图已开花，就是通过观察绘制的。吴其_重视图形在辨认植物种类时的重要作用。因而所绘的图精细、准确，对于研究植物鉴别种名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

吴其_《植物名实图考》是继《南方草木状》之后的一部大型区域植物志。全书收载的植物1714种，比《南方草木状》多1600余种，也超过了历代本草著作，是历史上记载植物种类最多的著作。它涉及面广，有白蒿、地黄、麦门冬、茺蔚、何首乌、柴胡、紫参等药用植物；胡麻、稻、粱、黍、大豆、稷等粮食作物；林檎、橙、椰子、无花果、柑、梅、柿、柏、樟、白杨、_树、桦木等果树和用材植物等。从植物生态角度看，有水生、陆生、隰生、石生等植物。从地理分布来看，这些植物遍及19个省，对江西、湖南、云南、山西、贵州等省植物的采集尤其丰富，云南等边远地区的植物资源首次得以记载，其中收录江西植物约400种，云南植物约370余种，湖南植物280种。

从植物学的发展来说，可以划分为若干阶段，从整体上看，其途径主要是由实用向纯科学方面发展。第一阶段即实用阶段，其历史较长，可以说从上古直到明清之际部属于这一阶段。植物学知识主要见于历代本草学著作、农学、园艺及疏菜等著作中。随着人们对各种植物的认识愈来愈深刻，到明清时期已开始向第二阶段即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吴其_《植物名实图考》的出现，正标志着这一重要阶段的开始，即从本草学的附庸，逐步走向独立的阶段，因而它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著作价值

优点

《植物名实图考》的版本初次刊刻是在吴其_去世后的第二年，即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由山西巡抚陆应谷作序刊印的。以后翻刻的版本有清光绪六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版本，1915年云南图书馆重印本，1919年山西官书局重印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57年商务印书馆校勘本和1963年中华书局重印本等。

《植物名实图考》的问世，推动了植物学、本草学的研究和发展。学术界对此书作了高度评价。德国人E．毕施奈德(Brelschneider)在所著《中国植物学评论》(1870)中说其附图“刻绘极为精审”，“其精确者往可以鉴定科和目”，有些还可以鉴定到“种”。“欧美植物学者研究中国植物学必须一读《植物名实图考》”。所以毕施奈德还选了其中蜀黍、梁、薯预、苘麻、商陆、佛手柑、铁果树、椰子等8幅图重雕，用连史纸拓印，附在《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一书末。并参照新鲜植株将根、茎、叶、花、果描绘出来，使人清楚地观察出该植物的形态特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虽然提倡学习西方科学，但对具有科学价值的《植物名实图考》，仍然十分重视。明治十七年(1884)，日本初次重刻，伊藤圭介评论为“辨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以后日人松村任三编著《植物名汇》和牧野太郎著《日本植物图鉴》时，多数植物的中名是以《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为依据的。1919年商务印书馆在铅印《植物名实图考》时，西欧学者竞相争购。美国B．劳弗(Laufer，)、F．D．米瑞(Merrill)和E．H．沃克(Walker)等人的著作对《植物名实图考》也有所援用和推重。世界上许多国家图书馆收藏此书。以上足以说明《植物名实图考》对世界学术界的影响。在国内，不但为药用植物、生药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代植物分类学者考虑植物中名时，往往要参考它。如植物学家裴鉴、周太炎编著《中国药用植物志》时，引用了《植物名实图考》中的植物70多种。除根据该书的附图鉴别一些植物的科属乃至种名外，不少植物的中文定名也是以此书为依据的。现在我国植物分类研究中，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名称为科名、属名的很多，如八角枫科(A1angiaceae)、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金莲花科(Tropaeo1aceae)、瓶尔小草科(Ophioglossaceae)、粟米草科(Mo11uginaceae)、大血藤科(Sargentodoxaceae)，以及千张纸属(Orozylonvent)、马甲子属(PaliurusMill)、画眉草属(Eragrostisbeauv)、山梅花属(PhiladelphusL)、小二仙草属(Haloragisforst)、千日红属(QomphrenaL)等等。

不足

《植物名实图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由于受时代条件限制，吴其_的思想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在描述植物形态、性味、用途时，往往加入一些陈腐议论，借题发挥他的政治见解以及修身处事的道理，这些又与植物本身毫无关系。对有些植物的认识也有错误，如把卫矛科的雷公藤误认为木兰科植物的莽草；将蓼科的虎丈误认为毛莨科的黄药子。又有的为一种植物而他却将之分为两类；甚至名称相同的条目前后重复。虽然据本书的大部分图可以鉴定植物，但也有一部分图转绘自《证类本草》、《救荒本草》及《本草纲目》等书，都未加考证。在植物种类上，也有一些常见的植物种类如竹叶、翘根、屈草、苹果未收录入书。这为当时科学水平所限，以及作者早逝而由不懂植物学的人进行校刊有关。然瑕不掩瑜，吴其_的《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仍是主要的，它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

矿物学成就

简介

除植物学方面的贡献外，吴其_还对矿产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研究，并著有采矿方面的专著《滇南矿厂图略》。此书由他编纂，徐金生(东川府知府)绘辑。根据严中平《清代云南铜政考》序推测，此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间。主要介绍云南东川铜矿和其他矿产的一部著作。全书分上、下卷。上卷为《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包括工器图20幅、次滇矿图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矿第四、炉第五、炉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书后附宋应星《天工开物》(节录五金第十四卷)、王崧《矿厂采炼篇》、倪慎枢《采铜炼钢记》、《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下卷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全省图1幅，以及府、州厅图21幅，下为滇矿图略，其下再分各种矿产、运输等。

记述云南矿厂的书，比吴其_早的有成书于嘉庆四年(1799)由檀萃撰著的《滇海虞衡志·金石篇》和不知成书年代和撰著人的《铜政便览》八卷。在《滇南矿厂图略》成书100年之后，又有1948年严中平著的《云南铜政考》和1948年周钟岳总纂的《新修云南通志稿》。檀萃和周钟岳的著作仅记载铜矿。檀萃虽涉及其他矿种，但较简略。《新修云南通志稿》中矿产、矿物两类所记学名，与当时当地称谓不尽符合。所以详细记载清康熙至道光朝云南铜、银、金、锡、铅、铁等矿产的产地、产状、找矿、采矿、洗选以及开凿窿道所用的工具，矿井中的主要设备等，以吴其_的《滇南矿厂图略》最全面。当然是以介绍铜矿为主。吴其_在《滇南矿厂图略》中详细记录了云南铜矿的分布、铜矿床的情况和找矿、采矿技术。

关于铜矿的分布从易门县的万宝厂到元江县的青龙厂，共33个厂。其中以汤丹、碌碌、宁台3个铜厂最大，产量又高。汤丹厂自明代开采，乾隆初产铜最多。有九龙箐厂、观音山厂、聚宝山厂等子厂。现在我国正在开采的六大铜矿山之一的云南东川铜矿，就仍以汤丹老窿为中心，进行深井开采。碌碌铜厂，在会泽县西，距郡160里，一名落雪山，亦属东川知府管辖。旧属四川，雍正四年(1726)改属云南时开采。有龙宝山厂、兴隆厂、多宝厂等子

厂。汤丹厂与碌碌厂的铜，当时都是运送北京的。宁台厂，在顺宁东北520里，初为小厂，继获小泄厂、芦塘厂，发脉于永昌府的宝台山，产矿丰富，仍称宁台厂。上述汤丹、碌碌、宁台3个铜厂，在乾隆年间(1736—1795)所规定的年产额，都在100万斤以上，为当时其他各厂所不及。云南不仅产铜，也产银、金、锡、铅、铁等矿产。云南金银矿的开采，多数在乾隆四年(1739)以后，少数矿厂是开采铜矿时发现金、银而附带开采的。这些在其他书中不载或很简略，而《滇南矿厂图略》却作了详细记录，所记载的有金厂四、锡厂一、铅厂四、银厂二十五等。

著作地位

关于铜矿床的性状《滇南矿厂图略》记载的滇铜。属“康滇地轴”铜矿区，此区铜矿分布广，规模大，矿床类型有多种。云南东川铜矿属于层状型铜矿，通常称为“东川式”，它是和海相沉积有关的铜矿床。书中记载汤丹铜矿是明代设厂的老矿，以乾隆时开采最盛。汤丹铜矿床的特点是：矿体呈扁豆体状，大的长达4000米。最厚处达450米；小的长数十米，厚约数米。汤丹矿区内围岩普遍破碎，整个扁豆体全部矿化，大矿体最大厚度超过百米，这就是倪慎枢、吴大雅所说的“堂矿”或“塘矿”。矿石构造以网状细脉为主，并有块状斑铜矿(即紫金锡箔)出现。

东川铜矿的矿石成分以辉铜矿(绿锡锡)、斑铜矿(紫金锡锡)和黄铜矿(_石、黄金箔)为主。因黄铁矿含量少，一般不容易产生强烈的氧化作用。加上围岩是碳酸盐岩石，氯化后的硫酸铜溶液易与碳酸盐作用产生孔雀石(绿矿)及蓝铜矿(曾青)，这是对次生富集作用不利的因素。尽管如此，东川铜矿通过漫长的地质时期，还是形成了深度很大而富集程度较差的次生硫化带。汤丹铜矿由于构造条件极有利于氧化作用，加上围岩破碎程度剧烈的特点。因此，形成了深达600米的氧化带。铜矿床中氧化富集带或次生硫化富集带中的矿石品位很高。具有重要的工业价值。如东川铜矿中的氧化带和次生硫化富集带的富集程度虽不高，但有的深达数百米，古代大量开采墨绿(孔雀石等)和锡锡(次生辉铜矿和次生斑同矿等)等两种高品位矿石，就分别产生于氧化带和次生硫化富集带中，这就是“东川式”铜矿在中国矿业开发史上曾经极盛一时的主要原因。

《滇南矿厂图略》中有关于云南铜矿石的记载，如说最好的矿石叫做“自来铜”，成分十溜(含铜量100%)的天然金属铜。其次是有待煎炼的矿砂，最上品是滇人称为“彻矿”即是“净矿”，又叫“火药酥”。颜色深黑，组织松脆，成分可达九溜以上(含铜量90%以上)，它是名贵不易多得的矿石。属于“锡_”类的矿石种类很多，其中的“白银_”、“紫锡_”等含铜量都很高。书中还记载有“油锡_”、“绿锡_”、“烂头锡_”等等含铜量较低的矿石。属于“绿矿”的矿石有“墨绿”、“黄胖绿”、“豆青绿”等各种名称，含铜量也较高。基本上反映了云南某些大铜矿的矿石分类和产状的实际情况。

关于清代云南铜矿的采矿技术，在《滇南矿厂图略》中有较详细的记载。在地壳浅部的矿石，可以露天采掘；深部矿石，必须开凿窿道，进行系统的山地工程。吴其_引倪慎枢《采铜炼铜记》说，铲草掘地深数尺，便获得矿砂一片的叫“草皮矿”(又叫鸡爪矿)。另一种易采如草皮而矿砂成窠，每穴不过数升数合的称“鸡窝矿”。“草皮矿”和“鸡窝矿”都是些风化残留矿石，只需露天采掘，就可全部采出。书中又说：凡临江外行的叫“奔江矿”，内行人出的叫“进山矿”。凡盘旋曲沂，其势趋下的叫“磨盘矿”，其矿可采，但数年之后必有水患。上面说的奔江矿、进山矿、磨盘矿等都是埋藏较深的铜矿体，只是根据它们赋成形态和空间位置有所不同，从而给予不同的名称。都必须经过开凿窿道，才能采出矿石。开凿窿道和洗选所用的工具有篷、座、风箱、风柜、摆夷楼梯、银炉罩子、扯风炉、斧、藤柄、凿子、木糙、木柄、铁糙、灯、竹龙、小风箱、门槛、簸箕、箝子、木拔条、铁拔条、铁撞等，均附有图。矿并中的主要设备、照明、通风、排水饺前代无显著进步。

科学思想及研究方法

吴其_的科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如果对他读书、作学问的思想方法进行一些分析，不难看出吴其_所以取得伟大成就决不是偶然的。

重视实践

吴其_十分重视实践，如他在编著《植物名实图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去各地巡视的条件，深入实地观察各种植物，采集标本，并绘出图谱，描述其形态和生长情况。有时因季节关系，某种标本末能来到，多年以后，他还耿耿于怀。例如卷六油头菜条下，他说：“余屡至，皆以深冬，山烧田菜，搜采少所得，至今耿耿。”卷二十二地不容条记载吴其_在湘中没来到它，后来到云南地区才找到。吴其_还将一些野生草本植物移栽盆中，观察其形态和生活习性等。他这种从实际出发的认真态度，在当时的学者中是难得的。吴其_通过实践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来源，也认识到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如“牧竖”、“老圃”、“老农”、“与台”(差役)等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他的代表著述《植物名实图考》中记录了不少劳动人民的经验和丰富的植物知识。例如，他从“牧竖”那里了解到“蔽”有结实和不结实两种。结实的豆可食，不结实的茎叶可食；同属十字花科的芜菁、萝卜在《名医别录》为一类，以后有人以根叶强别。吴其_说，《兼明书》不知其错误，为何不请教“老圃”

重视前人经验

吴其_也很重视前人经验，善于向书本学习。从1817年考取进士之后，凭借他曾担任各种官职的关系而阅读了大量藏书。在《植物名实图考》中，就引用了从古代到当时人的书中有关植物的文献800多种。另一方面，他在吸取前人知识时，态度又是审慎的。一是体现在注意对文献的考订、辨伪，不轻信盲从；二是不局限于文献记载，而重视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他通过自己调查研究，对古书中不足之处，都给予纠正和补充，使书本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如在甘草条中，指出郭景纯在注《尔雅》中所记甘草蔓生，叶似荷，似地黄的错误。并说其草不蔓生，不似荷，也与地黄不同类，有关错误都是传闻，或传写的讹误。

对于经过实地观察、访问，根据文献记载加以研究，仍然不清楚的问题，决不主观推测妄下结论。所以《植物名实图考》中出现了有图无文或无名，或只有图既无名又无文。或一物数图未加订注释的情况。这也是他“存信存疑”不逞臆见的思想反映。另外作者在转引文献时，不割裂原书文义，忠实于古文献原文。全部照录，注明出处。这些都反映了吴其_治学方法的严谨。总之，吴其_在植物学、采矿学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是与他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吴其_作为19世纪的著名科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在明代嘉靖年间，云南会泽的铸钱局的门楣上，曾经悬挂过一个吉祥物，那就是一枚巨大的“嘉靖通宝”古钱，可是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古钱就被当废品遗弃了，废品能成为国宝吗？当然能，全国解放后，一位对钱币很有研究的工作人员，无意中发现了这枚巨币。

巨币一出，谁与争锋？这枚巨大的“嘉靖通宝”不仅是国宝，还成为天下第一巨钱，您想要了解这枚巨钱的来历，以及铸造、废弃的经过，那就让小编为您从头揭秘吧：

明朝嘉靖32年，当时的国家内忧外患：内有汪直勾结倭寇，对福建等地进行骚扰；而对外和元蒙的战事也在进行，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筹集粮草，有一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钱。

汉朝的时候，私人铸钱之风弥漫，这种私钱，不仅严重干扰了国家的货币体质，还加剧了官僚门阀集团，对平民的财富的掠夺，穷得更穷，富得更富，两极分化的结果是国家开始动荡不安，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铸钱权都必须属于国家，这是后代帝王的“统一”思想。

嘉靖皇帝需要军费多少？一千九百万锭（一锭约合五千文）多铸钱，快铸钱，嘉靖只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允许产铜量丰富的云南会泽等地区开炉铸钱。

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任何一家铸钱局都是一个肥缺，为了庆祝开业，会泽等地区的铸钱局，就制作了一枚巨钱，这枚巨钱直径58厘米、厚35厘米、重4147公斤，用一个粗俗的比喻，这就是一枚车轱辘大的铜钱。

后来，明朝缺钱，铸钱局的生意日益火爆，这枚巨大的“嘉靖通宝”，还被悬挂在门首，成了铸钱局的“吉祥物”。

明朝灭亡，清朝成了了神州大地的主宰者，可是不管哪个朝代当政，会泽等地区的铸钱局的炉火都不会停，当然，他们所铸造的钱币，也就是有明朝钱，换成了清朝钱。

可是门口悬挂的巨大的“嘉靖通宝”已经不合时宜，这枚巨钱，铸钱局的工人们舍不得毁掉，就将其抬到钱库中的一个黑暗的角落，将其放在一个谁也不注意的地方隐藏了起来。

清朝覆灭，民国解体，随着新社会的到来，一个让这枚巨钱重见天日的机会来临了。

1900年6月，一位姓计的研究钱币的专家来到了会泽铅锌矿，他来到这里的目的，是想写一本书，可是他在和矿山的老工程师谈论明朝的造币历史时，一个非常健谈的老工程师，讲出了矿上的仓库中，就藏有这样一枚巨钱。

这位计专家对这枚巨钱非常感兴趣，他们来到了仓库，在仓库中找到了这枚锈迹斑斑的巨钱，为了证明，这枚巨钱出自云南，随后，这位计专家就委托会泽铅锌矿科研所，对这枚铜钱进行了成分鉴定，鉴定结果证明了这枚铜钱的成分为：铜9018%，铝0584%，锌0532%，铁3%，是由当时风靡全国的滇铜制作。

后来，计专家还写了一篇文章，将其发在了《中国钱币》杂志上，让全国对钱币感兴趣的“币友”们，知道了这枚巨钱的存在。

这枚巨钱如何制作，如何使用，如何封存全都有文字记录，这都是不可作伪的。这枚巨钱在2002年，经过中国驻上海吉尼斯总部认定：它是世界上发现的，最重，最大的古钱。

同时，这枚巨钱，还是文化层次深邃，历史底蕴厚重的国宝级文物……小编写道这里，只是想说一句，有些东西一出生，便自带宝贝的光环，虽然在时代变革，历史更迭的大潮中，会暂时不如意，跌落谷底，泥涂无色。

但只要机会一出现，它就会重新发光发热，成为国宝，这件巨钱的经历，其实是和很多人的经历是一样的，只要不言败，不认输，一旦挨过冬天，春天便会生根发芽，最后成为参天大树，栋梁之才！

因范氏是被抄家，又是乾隆时衰落，时间久远，故原籍遗迹已不复存在。据介体县志办调查，范氏原籍张原村当年有范家街，长近百米，其西段有一院落，有“小金銮殿”之说，可想当时建筑之气派，惜现已荡然无存。范氏宗祠，在张原村东南角，其建筑已毁，只有一些瓦砾残垣。范氏坟莹现只保存有总兵（范硫奇）坟，存石雕、双华表，径约尺五，高达二丈。

介休的范氏家族是近代山西晋商群落中身份、地位以及经营活动都比较特殊的一个晋商望族，其经营活动带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按照今天的标准，属于典型的官僚资本的性质。

其祖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进行贸易活动，进出辽东，是当时晋商在张家口有名的八家大商人之一，据乾隆时修《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皆山右（即山西）人，明末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科、靳良玉、范永斗……。自本朝龙兴辽东，遣人来口市易，皆此八家主之。定鼎（指定都北京）后承诏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食……。又据《清史稿》载顺治帝：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意，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

由此可见，在清军入关之前，范氏已经在与他们打交道了，不但打交道，而且建立了一种比较特殊的信用关系。随后清王朝在全国确立了统治权，范永斗在其子三拔协助下，挟内务府的权威，既服务于清廷，也利用特权经商牟利，自此走上“官商”的经营之路，成为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官商（皇商）、八大家中的佼佼者。

范氏家族在经营上的努力，实际上是通过了两种途径，一是竭尽全力为清朝政府服务，以进一步换取某种特权；二是利用政府赋予的特权，获取一定的经营利润。

比如说，他们曾在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时，以自费办粮售军。以后又在雍正对准噶尔的用兵中以及到乾隆时的随军运粮，范氏兄弟都给予了竭尽全力的资助。据《清史稿》卷317载：“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六十年再出师，毓奇兄毓宾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毓宾主饷，计谷多寡，程道路远近，以次受值，凡石米自十一两五钱至二十五两有差，累年运米百余万石。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毓宾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

范氏兄弟为清朝政府转运军粮，不但省去了清军的后顾之忧，节省了大量的军费开支，费用下来仅及国家运费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军队损失十三万石粮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财产全部给补了起来。因此清朝政府要以国家二品官员的职务给予嘉奖，以经商获此殊荣，范氏在所有晋商群落中实为仅有。

作为回报，清朝政府把当时的一项进口铜斤的业务交给了范氏家族经营。

铜斤，属于当时一种很特殊的商品，当时主要用于铸铜钱。清前期，中国铜的产地主要在云南，称“滇铜”。随着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和繁荣，市场上所需流通的铜钱量日益增多，渐渐不能满足所需，因此清政府遂行“滇洋并举”之策，从东邻之日本著名的铜产地长崎进口一定数量的铜斤，时称“洋铜”，以为补充。到康熙时，国内铜斤严重短缺，因此朝廷允准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当时称办理这种业务的人为“洋铜商”。

据《东倭考》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颇具经营头脑的范氏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并联合在张家口的山西商人，奏请包办，并主动提出根据市场价下压一定的幅度交付清廷的竞争条件。康熙皇帝自然照准，但也附加了一条“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

这实际上跟当初范氏自费办粮售军的性质是一样的，同样在为清朝政府服务。同时也意味着，范氏做生意的最大买家，一直还是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清朝政府。因此，虽然我们无意对范氏曾经的奉献和高风亮节提出疑义，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断定，当初范氏兄弟为清朝政府转运军粮时，费用下来仅及国家运费的三分之一，而且在军队损失十三万石粮食之后，范氏又用家族财产全部给补了起来，范氏在做这样一些事情时，自愿的成分有多少，无奈的成分又有多少。

也就是说，做生意的双方平等是谈不上的，互利则更谈不上。实际上，当强势一方还有公道可言的时候，另一方尚可以把生意做下去；当强势一方已经没有公道可言的时候，另一方则只好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

随后由于清廷每年向日本进口铜高达六七百万斤，导致日本国内铜源紧张，日本政府开始限制铜的出口，并规定每年出口不得超过三百万斤。这样一来，范家拖欠清廷的定额铜数就日趋增多，直接影响到各铸币局所需原料铜，出现了“钱价日贵，民间以钱交易，资用甚艰”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并没有按他所说的“如商人领银而解铜有迟延亏欠，照例追赔治罪”，而是取消了由范氏等“皇商”包办专营的政策，改由各地方政府筹办，保证政府所需铜量。这是因为这位皇帝肯定还一直记挂着范氏对朝廷的贡献，而且也能正确地对待范氏在经营“铜斤”中遇到的市场问题和实际困难。在范氏一度退出了铜业经营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康熙利用了他手中的特权，为范氏撑起了一张垂天的保护网。

但是这种感激经历了雍正，再到了乾隆时期，朝廷已经进入和平时期，范氏曾经在平定边疆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就已经隔代了、被淡化了。所以到乾隆时，在地方政府没有能力筹办足够的铜量，全国“铜荒”进一步紧张的情况下，又重新起用范氏，规定每年从日本进口铜二百万斤，实际上是把一度被康熙保护起来的范氏又推向了火上炙烤。

到范氏范清注时，清廷鉴于范氏经营铜业进口的实际困难，改为岁办铜五十万斤。由于日本铜产量锐减，成本攀升，清注虽竭力苦心经营，仍入不敷出，亏欠日深。之后清注的哥哥清洪接办铜业。清洪看清对日贩铜贸易的暗淡前景，拟“弃产变价，告退招商”，彻底放弃这一经营行当，但清廷不准。

这实际上意味着，这亏本的生意你还得往下做，因为你生意的另一方是强大的清朝政府，你别无选择。

两年后范清济经内务府奏请，接管范氏对铜贸易。清济变卖了河东盐务，用以补贴铜业经营的亏空。而日本政府则又进一步压低了铜的出口额，并开始征收关税，使得对日贩铜生意越发亏空巨大，使范氏唯靠借贷维持。这就意味着，作为晋商的范氏，其实已经彻底丧失了纯经济意义上的商家性质，而沦落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眼中的附庸和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了。

而到了乾隆四十八年，具有强势话语权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终于下令，因范氏“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革除了范氏在内务府、户部等衙门的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氏兄弟，并查封家产。

纵观范氏家族的经营史，实际上是不断地为清朝统治者服务、不断地付出、再付出的历史；也是不断地被清朝统治者所利用、直至在清朝最高统治者那里彻底丧失完利用价值为止的历史。无疑，在清朝政府安定边疆的战争中，范氏所做的努力和付出堪称功高盖世、名垂青史；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范氏逐渐丧失了自己纯商业经营的性质，一味地把自身的业务局限在跟当时最强权的清朝政府做生意，从而丧失了生意双方起码的平等和互利，也最终丧失了自我和自主经营的本能。范氏家族的兴衰历程，从一个侧面，多少也反映了经营理念的缺乏和经营业务的局限，对企业会造成多大的制约和影响，这对今天企业和经济界人士，无疑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和借鉴的历史经验。 （田孝士）

尹国龙 廖志杨 李世燕 钟佩燕 郎文宗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403地质队）

摘要 四川拉拉铜矿经历了50多年的勘查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地质资料的多次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介绍了拉拉铜矿概况，总结了地质资料开发所取得的成果，提出了进一步工作设想。

关键词 四川；拉拉铜矿；地质资料；开发

四川省会理县拉拉地区铜矿田，是我国川滇铜铁矿带著名的铜铁矿产地，由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403地质队（以下简称403地质队）发现、普查、详查、勘探，直至开发。

拉拉铜矿从发现到开发经历了55个春秋，其间几经起落。2004年后，403地质队科研人员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岩心的再次利用，结合新技术、新方法，在拉拉地区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

一、拉拉铜矿田概况

拉拉铜矿田及外围，在大地构造上处于康滇地轴中段东缘，攀西-东川拗拉槽北部，是EW走向的金沙江褶断带与川滇经向构造带的交接复合部位，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为多种矿产的形成提供了优越的地质条件。

该区以前震旦系变质岩硅质结晶为基底。晋宁运动形成的构造线呈近EW向展布，此后的新元古代晋宁岛弧造山运动、SN向主干断裂及其配套的剪切带应运而生。区内不同矿床类型受不同构造期次的控制，其中“拉拉式”铜多金属矿受河口期火山地堑成矿期控制。

拉拉铜矿田，北起黎溪 -河口，南至云南 -四川交界的黎洪，南北长约30km，东西宽2～5km，北宽南窄，面积107km2（图1）。提交铜矿资源/储量80×104t，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预测潜在资源量26×104t；提交铁矿资源/储量3000×104t，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预测潜在资源量16000×104t。

图1 拉拉铜矿田露天采场

拉拉铜矿床赋存于河口群落凼组之黑云母片岩、二云片岩及钠长岩中。矿床在平面上大致呈EW向展布，长1900m，宽900m，由50个矿体组成，厚度大于3m者共有24个。其中1～5号矿体规模最大，延伸较长，其余矿体较小。矿体一般呈重叠-叠瓦状产出，形状多呈不规则的似层状、透镜状，膨缩现象明显，并有分叉复合现象。矿物成分为黄铜矿、斑铜矿、赤铜矿、自然金、自然铜、黄铁矿、磁铁矿、辉钼矿。以粒状结构为主，矿石构造为浸染状、条带状、条纹状。拉拉铜矿区是一个含有多种有益伴生组分的铜矿床，有益组分有铜、钴、钼、铁、硫、硒、碲、铼、稀土、金、银、磷、镍等13种元素。

二、地质资料二次开发及取得的找矿成果

12004年以前的找矿历程

403地质队三分队从1956年开始对该区落凼铜矿田开展普查、详查、勘探。1956～1970年，以小面积找铜为主，主要是在落凼矿区及外围寻找铜矿。1970～1984年铜铁并举，大面积、全方位、多兵种、多手段、教学科研齐上，集中了大量物力、财力，开展拉拉、黎溪、毛姑埧3个地区的铜铁矿床勘探和面上找矿工作，于1982年12月提交了《四川省会理县拉拉铜矿落凼矿区详细勘探地质报告》。1984～2004年，403地质队工作陷入低谷，拉拉矿区勘查停滞。

22004年以后地质资料开发利用及找矿突破

2004年以后，403地质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开始重新认识拉拉铜铁矿田，组织多名专业人员反复查阅拉拉矿田历史勘查报告、科研报告、论文、原始工程编录等资料，并多次现场查看钻孔岩心，分析成矿机理，研究铜铁矿床的源、运、储、存，提出了找矿新思路。所用资料清单见表1。

表1 拉拉地区地质资料清单

续表

3资料开发形成新的找矿思路

通过对落凼组钠质火山岩与黎洪钠质火山岩以及拉拉以北大团箐组含锰菱铁矿与云南姜驿含锰菱铁矿的对比分析，同时参照地层产状，提出红泥坡为复式向斜的新认识。在此思想指导下，403地质队在拉拉至黎洪之间施工了4个深800 m以上的钻孔（拉拉ZK764、红泥坡CK743、十里牌之北ZK-1301、黎洪ZK1）和若干中深孔，确认拉拉铜矿含铜层位和含铜岩石（落凼组钠质火山岩）绵延到了黎洪、姜驿。红泥坡复式向斜的确定，开辟了深部找矿和外围找矿的广阔前景（图2，图3）。

图2 地质专家查看岩（矿）心

图3 地质专家进行实物地质资料与原始资料、成果资料对比

4利用测试资料建立样品数据库，动态评估矿床价值

铜的工业指标品位是一个动态指标，根据市场-品位-资源储量动态关系，研究建立了落凼铜矿样品资料数据库，编制了不同工业指标圈矿的储量计算剖面图；用不同工业指标计算矿床资源储量，编制了拉拉落凼矿区Ⅰ、Ⅱ、Ⅲ、Ⅳ、Ⅴ矿体储量计算水平投影图，建立了落凼铜矿品位-吨位数学模型。完成工作量：4线至8线，利用301个钻孔、3198件样品、13组工业指标计算储量，编制1∶2000矿区地形地质图1张、1∶2000矿区储量计算水平投影图65张、1∶1000矿区储量计算剖面图117张，建立落凼铜矿样品资料数据库一个。

利用这一模型，2006年重新对落凼矿区进行资源量估算，新增铜矿资源量1821×104t，相当于新发现一个中型铜矿床。

5斑岩型铁矿资源估算

根据选矿实验，拉拉地区火山岩系中的磁铁矿是可以回收的，通过资料分析，拉拉地区前震旦系河口群天生坝组、新桥组、落凼组、大团箐组、小铜厂组和白云山组的岩石中均含磁铁矿物，分布在F27（东界）至F13（西界）断层之间。上述6 组低品位斑岩型铁矿的资源/储量估算约17×108t（表2）。

表2 斑岩型铁矿资源量表

三、推进地质资料进一步开发利用工作设想

403地质队资料室依法严格执行地质资料汇交制度，开展地质资料专项清理，推进地质资料研究开发，并依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开与交流。加快现代化信息技术运用，实施“数字地质”工程，建立地质勘查图形库、专业数据库及典型矿床成矿模式、矿床预测模型，建立综合分析系统，更新查询信息系统，解决现有地质勘查和矿产资源信息分散、保存方法落后、查询不便和共享困难等问题，提高地质矿产资源信息的利用效率和社会共享程度。收录四川省各地质勘查行业和各工业部门的地质矿产信息，依法为全社会提供基础地质、矿产资源信息等地质服务公共产品，让全社会享受到地质工作的公共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