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白话电报

胡适的白话电报内容如下：

三十年代初，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授，讲课时他常常对白话文大加称赞，引起一些只喜欢文言文而不喜欢白话文的学生的不满。

一次，胡适正讲得得意的时候，一位姓魏的学生突然站了起来，生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毫无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说：“没有。”那位学生更加激动了：“肯定有！白话文废话太多，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的目光顿时变亮了。

轻声地解释说：“不一定吧！前几天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请我去政府部门工作，我决定不去，就回电拒绝了。复电是用白话写的，看来也很省字。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写一个回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教授刚说完，同学们立刻认真地写了起来。

十五分钟过去，胡适让同学举手，报告用字的数目，然后挑了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报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白话文的意思是：学问不深，恐怕很难担任这个工作，不能服从安排。

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不错，仅用了十二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胡适又解释说：“干不了”就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谢谢“既对朋友的介绍表示感谢，又有拒绝的意思。所以，废话多不多，并不看它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只要注意选用字词，白话文是可以比文言文更省字的。

人物背景：

胡适出生的时候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渡时期，虽然他在自己的家乡接受了九年传统的私塾教育，但是在学习了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之后，便立即从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这种学说。于是他开始大力提倡白话文，坚决反对迂腐繁复的八股文。有一个“胡适的白话电报”的典故可以说明他在推广白话文方面的智慧。

胡适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作者：胡学博士

对於中国的老百姓来说，“胡博士”这个名号就象是一个歇后语，他后面跟着的是“有学问”这三个字。事实上，对中国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这样的认识也是相当普遍的。不说别的，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还能有假吗？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不都是“开山之作”吗？他的弟子唐德刚不是称他为“十项全能的学人”吗？确实，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们且不管虽然胡适的三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都是真的、但他凭自己学习得到的那个学位却半真半假；也不用提《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尽管都是“开山之作”，但却都是半部书。你看他，一会儿实验主义、科学方法，一会儿生物进化论、科学人生观；一会儿和别人辩论井田制、封建制，一会又和人辩论墨子、老子；一会儿研究《红楼梦》、《水浒传》，一会儿又研究《诗经》、《水经注》；一会儿“汉学”、“宋学”不绝于口，一会儿又大谈禅宗和佛教。这简直就是一副指东打西、京昆不挡、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架势。

但是，我们如果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感到有些奇怪：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并未能够扎扎实实地读书；他在留学期间，也没有认认真真地学习。唐德刚说胡适“捞鱼摸虾，误了庄稼”，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胡适那么大的学问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学艺不如偷艺”

胡适晚年在其《口述自传》中，曾主动承认了自己早年的一桩抄袭行为。他说：

“今日回看我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上所写的第二个长篇《论训诂之学》；读毕觉得有趣而值得一提的，那便是这整篇文章实在是约翰·浦斯格(JohnPPostgate)教授为《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第十一版所写的有关‘版本学’(textualcriticism)一文的节译。这篇文章今日已变成[版本学界]有权威性的经典著作了。今版《大英百科全书》所采用的还是这一篇。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因为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浦文之所以对我别具吸引力的道理，便是中、西两方治校勘学的相同之处。所以我能够用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例子，去替代浦文中原举的例子。”(《胡适口述自传》140-141页)。

现在，我们很难理解胡适在留学期间的这种行为。因为根据他的这段回忆文字来分析，胡适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行为不合乎学术道德，因此他采用了两个方法来掩盖它：第一，“我那篇节要并未说明采自何书”，所以他以为“假如我不说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节要，世上将无人知道”。第二，“我文中所举的也全是中国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举的第一版雪莱诗集上的例子。”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胡适在当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且也只是在日记中写一篇供自己日后参考的读书笔记，这就更加让人感到困惑。作过读书笔记的人都有体会：利用书中原有的文字作笔记，要比把书中的意思变换成自己的语言省力得多、快得多。而注明笔记的来源，更可以为日后的查询及深入学习提供极大的方便。但是，胡适却要干费力、费时、为以后学习制造障碍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唯一的解释就是，胡适在当时，也就是1916年底，他就已经在为当“国人导师”做准备了。但这个准备不是真枪实弹，而是银样腊枪头，或者说是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实际上，胡适回国后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以他的《留学日记》中的相关材料为主要内容的。了解到这一点，就不难明白胡适在四十多年之后，还能够记得这么一桩小事，可见它是胡适的一块心病。

胡适在《口述自传》所说的《论训诂之学》，实际是指《论校勘之学》，它们都是作于1916年12月26日。(《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6-329页)。根据后一篇札记，胡适在在1934年写成《校勘学方法论》，最初题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胡适对这篇文章很得意。在他的《一九三四年的回忆》中，胡适说：

“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说儒》之外，第二篇论学文字要数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了。此序长八千字，实在是一篇《校勘学方法论》。(将来此文重登《国学季刊》，即改题此名。)大概中国论校勘学的方法的书，要算这篇说的最透辟的了。此文的意思是要打倒‘活校’，提倡‘死校’，提倡古本的搜求，──是要重新奠定中国的校勘学。

“……我在这二十年中，也做校勘的工夫，但都是‘活校’居多，够不上科学的校勘。近六七年中，我才渐渐明白校勘学的真方法被王念孙，段玉裁诸大师的绝世聪明迷误了，才渐渐明白校勘学必须建筑在古善本的基础之上。陈垣先生用元刻本来校补《元典章》董康刻本，校出讹误一万二千余条，缺文一百余页。这是最明显的例子，所以我发愤为他写这篇长序，重新指出校勘学的方法真意。这也是我自己纠谬之作，用志吾过而已。”(《胡适日记全编》第六册425-426页)。

将这篇《校勘学方法论》与胡适十七年前的《论校勘之学》相比较，就不难发现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扩展而已。比如，胡适在《校勘学方法论》最后说：“他这部书[指陈垣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引者注]的教训，依我看来，只是要我们明白校勘学的最可靠的依据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决的疑难，只有最渊博的史识可以帮助解决。”这个中心意思，实际就是《论校勘之学》的全部内容：它包括三部分，(一)、求古本。愈古愈好。(二)、求旁证。(三)、求致误之故。胡适在这篇札记的末尾说：“校书以得古本为上策。求旁证之范围甚小，收效甚少。若无古本可据，而惟以意推测之，则虽有时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余年来之考据学，皆出此下策也。吾虽知其为下策，而今日尚无以易之。归国之后，当提倡求古本之法耳。”(《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29页)。

所以说，胡适在留学期间“偷来”的知识，直到他成名之后还能够派上用场。

也许有人会对胡适的不打自招感到困惑不解。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他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那些早年的荒唐行为早晚会被人发现的。与其让别人揭，莫不如自己揭，既显得自己光明磊落，也表明自己并无做贼之心。第二，胡适的《口述自传》是用英语口述的，他或许以为国人接触到这本书(在当时只是录音带)的机会很小，但讲英语的外国人将很容易发现他的“校勘学”知识的来源。这两个理由也同样可以解释他在《口述自传》终於承认他并不是“汉学世家”的后代──在冒名顶替了四十余年之后。

2 向前人“借鉴”

有证据表明，胡适的很多“学问”是靠道听途说、东拼西凑得来的。根据胡适在北大的同事沈尹默说，一次，清末翰林、民国初年的国务院秘书长陈仲恕慕名前去听胡适的讲演。他越听越觉得耳熟，后来发现讲演内容是胡适从明末清初学者颜元的书上搬来的，但却未加说明。还有一次，胡适赶场作学术讲演。钱玄同亲眼看到胡适在讲演之前，匆匆到琉璃厂买了一本旧书，“大约就是一般人不大看的颜习斋著作之类吧”，在洋车上翻阅了一遍。(沈尹默：《我和北大》)。1922年7月10日，胡适到济南讲学，在火车上“看见蔡先生为尔和写的扇子，写的是赵翼的三首白话绝句，内有一首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我看了大惊喜：我生平不曾读瓯北诗，不料他有这种历史的见解！”胡适马上找来赵翼的《瓯北诗集》，细读起来。(《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723页)。

胡适在写作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大量参考了孙诒让、章太炎的著作，比如，是孙诒让最先发现《墨经》中含有科学内容，也是他把《墨子》中的文章进行了分类。但胡适在写这两部分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孙诒让的名字。据毛子水回忆，胡适“在西斋时，即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意，则询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据我所知，胡先生之墨子，系取太炎先生的说而发挥之（在港遇钱宾四，宾四亦以为然），其实岂只墨子，胡先生乃惟一能发扬太炎子学的人。”（毛子水：《师友记》）。但是，在《大纲》中，胡适总共提到章太炎约二十余次，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批驳对象才把对方提出来的。

1923年12月16日，胡适第一次拜访国学大师王国维，两人交谈了一个多钟头。王国维谈到清代的大学者戴震的哲学时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1页)。王国维的议论并非随意为之。就在这年1月，已经成为中国哲学史权威的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说，清朝“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虽然胡适在说这句话的后面，还加了句“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但是，第一，胡适此时把戴震与章学诚、崔述并列，其地位远没有胡适后来推得那么高；第二，这三人之中，胡适更推重章学诚，因此不惜花费心力为他写年谱。实际上，胡适在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刚刚读过戴震不久。1922年3月26日，胡适从刘文典处借得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看完一卷之后惊叹“此书真厉害！”(《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594-595页)，可见当时他尚未考虑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个问题。王国维的话使胡适重新考虑这个观点。见到王国维的当天晚上，胡适就开始作文论述戴震在思想史上的位置。“今晚试作此文，成千余字，未完。”(《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133页)。1924年1月6日，胡适发表《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推戴震为中国近八百年来三大哲学家之一。

3 向后人“学习”

对于上面的几个小例子，有人也许会说，那说明胡适善于向别人学习。但是，向人学习而不道出学习来源，就难免有抄袭之讥。确实，胡适的“学习方法”是比较巧妙的，他不学习人家的形式，而专学人家的“精神”，并且将人家的“精神”加以发展和引伸。因此，别人是很难抓住他抄袭剽窃的确凿证据的──除非他自己承认。无论如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向上攀登，而不向脚下的人致谢，不公开承认人家的功劳，实际上自己的功劳也要大打折扣。下面，请继续看看胡适作学问的方法。

1919年3月，傅斯年曾说：“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彼此的研究不同，虽然方法近似，也就不能得近似的效果了”。(转引自：罗志田：《从治病到打鬼：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而胡适在1918年夏天完稿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说：“清代的训诂学，所以超过前代，正因为戴震以下的汉学家，注释古书，都有法度，都用客观的佐证，不用主观的猜测。”(第20页)。也就是说，在1919年之前，胡适尚不认为清代的考据学方法是科学方法。(胡适只说清代校勘学是“合科学的方法”，见第19页)。

但是，从1919年8月起，胡适就研究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结果对它们的评价逐步升级，说清人懂得运用“归纳的方法”，“演绎的方法”，能够提出“假设”，知道通过寻求“证据”来证明假设。最后，胡适把音韵学说成是“有系统有价值的科学”，之所以如此，“正因为那些研究音韵的人，自顾炎武直到章太炎都能用这种科学的方法。”“凡成一种科学的学问，必有一个系统……清代的校勘学却真有条理系统，故成一种科学。”总之，胡适的结论就是，清代学者的研究方法就是“科学家常用的方法”。

其实，比胡适早十五年，梁启超就已经指出清儒使用的逻辑方法：“考证之学，其价值固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不论胡适的观点是不是来自傅斯年或梁启超，他都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些观点的存在，但他却都没有把这些说出来。另外，傅斯年说的中西学术，西洋人用科学方法窥探自然界，中国人则用来整理古事物，因此造成结果不同。这个观点被胡适在作于1928年9月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毫无保留地采用。

1919年5月，北大学生毛子水在《新潮》上发表《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认为对国故的研究，应该用“科学的精神”对之加以“整理”。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傅斯年附了一个“识”：“研究国故有两种手段，一，整理国故；二，追摹国故。由前一说是我所最佩服的：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虽然胡适对傅斯年和毛子水的观点有所发展，但谁都知道，一个观点的最先提出，其价值要比这个观点的完善和充实要高得多。但是，由於胡适的地位，“整理国故”这个口号一直都被当作胡适的专利品。

确实，有人说，胡适的一生学术事业都是“整理国故”。本来，“整理国故”的口号是针对北大教授刘师培等人创办的《国故》月刊才提出来的，那么，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刘师培的“国故研究”有什么区别呢？胡适虽然在《新思潮的意义》中说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但具体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应该说，在当时，连胡适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到了1921年，胡适好象突然间开了窍。这年夏天，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其中说：

“整理国故的条件，可分形式内容二方面讲：(一) 形式方面：加上标点和符号，替它分开段落来。(二) 内容方面：加上新的注释，折中旧的注解。并且加上新的序跋和考证，还要讲明书底历史和价值。”(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原载1921年8月4日《民国日报觉悟》，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93页) 。

在此之前的7月21日，胡适曾到商务印书馆“考察”。他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於是把它抄到了日记本中：

“到编译所。……华超君做了一篇《改革编译所刍议》，内分：

(1) 设备。……

(2) 时间。……

(3) 人才。……

(4) 审定。……

(5) 整理旧书。‘照原书印成，没加上整理、考订、校误和说明，不能算作大贡献。以后印行旧书，宜聘专家来整理。可另置旧书整理部以统其事。’

(6) 扩充图书。……

(7) 编辑词典。……

(8) 提高生活程度。……。”(《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87-388页)。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以爱女士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写到：“这可以说是胡适谈到整理旧书时，第一次有比较切实的主张；至其内容，则明显以华超的建议为底本而发展出来的。”(陈以爱：《学术与时代：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发展与流行》41页)。

实际上，胡适从商务印书馆“学”来的东西不止这一处。看他同年7月25日的日记：

“到编译所。与方叔远、马涯民(瀛) 两先生谈论他们现在编纂《大字典》的计划。方先生拟有《商榷书》，内有一段说：

字典辞典者，当以结账为主义，举数千年来一切事物训故，为之归纳，为之断制，不可偏举一家之说及为游移两可之词，俾检查者如习算数，得其答数，无烦更为之复核。(《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397页)。

这实际上就是胡适在他那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讲的“系统的整理”的三大方法之二，──“结账式的整理”──的来源。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发表于1923年1月。在相当程度上，这篇文章奠定了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这篇文章中，胡适为国学研究指点古人，谋划未来，实在是继往开来之作。它指出“整理国故”的三种方法：甲、索引式的整理；乙、结账式的整理；丙、专史式的整理。

胡适的“结账式的整理”显然来自商务印书馆方叔远的《商榷书》。他的“索引式的整理”是怎么来的呢？1917年7月，胡适在留学归国途中，到达日本东京，买到《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胡适在日记中写到：

“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皆[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查，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成之，当教人为之。”(《胡适留学日记》下册393-394页)。

这就是“索引式的整理”的来源。根据胡适自己的说法，他要对《说文解字》和《图书集成》做“索引式的整理” 早在读桑原隲藏的文章之前，因此我们就把这项“功劳”归到胡适的名下。但是，胡适的“专史式的整理”来自哪里呢？

胡适在1948年底逃离北平，留下了大批来往书信。这其中，有一篇顾颉刚在1920年5月5日给罗家伦的信。在信中，顾颉刚谈了自己的学术计划，即要写三部书：《世界文明史》、《中国文明史》、《中国书籍目录》。如何达到这个宏伟的目标呢？顾颉刚说：

“我再想，第一件着手的事业，应是《中国书籍目录》。这书目里头，用学术上的分类分，再用国故上的分类分，大概用学、派、时、地、人等来分，可以成二、三百卷的光景。……我想有了这部《书目》，才可以成一部《中国文明史》，有了一部完备的《中国文明史》，才可以做‘中西学术沟通’的事业。──这也是整理国故的具体计划。” (《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520页)。

看看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怎么说：

“索引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用；结账式的整理是要使古书人人能读：这两项都只是提倡国学的设备。但我们在上文曾主张，国学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十分明显，胡适上面这段话的中心思想都已经包含在两年多以前顾颉刚的信中。那么，这封信是怎么到了胡适的手中的呢？原来，1920年5月31日，罗家伦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给顾颉刚找一份工作。在信中，罗家伦说：

“颉刚的旧学根底，和他的忍耐心与人格，都是孟真和我平素极佩服的。所以使他有个做书的机会，其结果决不只完成他个人求学的志愿，而且可以为中国的旧学找出一部分条理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97页)。

顾颉刚的那封信，很可能就是罗家伦在这时转给胡适的。难怪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还莫名其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

“历史不是一件人人能做的事；历史家须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搜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的系统。况且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

这实际上就是在敲打顾颉刚呢：不要不自量力！

也许有人会说，当时胡适刚刚成名，学识不足，搞一点“顺手牵羊”的小花样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比如，唐德刚就为胡适假冒了十年洋博士的事这么开脱：“当年的北京大学──这个挤满了全国鸿儒硕彦的太学，岂可随便插足？以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标新立异，傲视士林，胡适多少有点胆怯。‘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唐德刚：《胡适杂忆》75页)。但是，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胡适不仅已经“名满天下”，而且有“一言九鼎”之势，我们还能用“夜行吹口哨，壮胆吓鬼”这个理由来为他开脱吗？实际上，胡适“向学生学习”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二十年代的后半部分。

1926年，胡适与傅斯年在巴黎会面时，在交谈中，傅斯年向胡适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发展观，这就是，文学的生命最初来自民间，后来被文人借用了，而有的文人将之修改、完善，最终虽然形式完美了，生命力却逐渐丧失。就在这次见面的十天之后，胡适为自己编撰的《词选》作序，其中有这么一段话：

“但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

如果用胡适“历史的态度”来判断胡适这个文艺观点的形成，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它来自傅斯年。看看胡适1926年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

9月1日。“傅孟真来，我们畅谈。……晚上还是大谈。在吃饭时背后有人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时，乃是梅迪生。他自美洲来。别后两年，迪生还是那样一个顽固！”(273页)。

9月2日。“这两天肚子很不好，今天没有吃饭，但孟真来了，我们还是大谈。孟真今天谈的极好，可惜太多了，我不能详细记下来。”(273页)。

9月30日。“十点将睡了，忽然想起《词选》将出版，应有小序。就赶作一序，共写了十三页，校毕已是两点钟了。近年作文，此文要算最快的了。客中无书，竟不能作好文字。”(《胡适日记全编》第四册367)。

胡适1926年7月赴欧洲，年底赴美，1927年4月回国。在欧洲的半年时间里，胡适写成的唯一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就是《〈词选〉自序》。(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编：《胡适著译系年目录与分类索引》47页)。在“客中无书”的情况下，能够以“近年最快的”的速度作成此文，真似得到了神助。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泛森先生说：“就在胡适与傅斯年见面大约十天后，当胡适为自己所编《词选》写《序》时，便沿用了这个说法”，“胡适《白话文学史》基本上发挥这一想法。”(王泛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所谓“沿用”、“发挥”，本文称为“学习”。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做学问，功力不同，而见解往往相接近。如我作《词选》序，指出中国文学的新形式，新格调，往往来自民间，遇着高才的文人，采用这种新方式，加上高超的内容，才有第一流文学产生。后来低能的文人只能模仿，不能创造，这新方式又往往僵化，成为死文学。孟真有‘生老病死’的议论，与我很相同。”(《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85页)。胡适与傅斯年交往三十多年，共同经历的大事何止千万，而在对方去世的当天，胡适却单单记起了这件小事，可见对胡适来说，它并不是小事。

　　《胡适传》读后感

　　今日完读《胡适传》，一代哲人，为民主、自由而奋争，为国难、民穷而奔波，尽一个知识分子的应尽责任，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人、****，一度曾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终生索求，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堪有孔子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风骨，其主张的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及怀疑的精神，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令学人深思。

　　时代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如毛泽东所言，该是为其正名的时候了。“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二十一世纪，那时侯，替他恢复名誉吧。”蒋介石送挽联称其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当是对其比较确切的评价。

　　读《胡适传》有感

　　百无一用

　　2008-07-30 00:08:40 来自: 百无一用(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读罗志田新版胡适传，上载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享受的是美国归还的庚款补贴，数额不菲，除接济家中外，甚至还雇了一个佣人。胡适常对人言，吾等留学生，在外代表炎黄子孙，不可只图省钱，而须处处注意吾等形象，免为西人歧视也！自己留学在外，对胡适当年此言有直接的体会。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衣食节省无可厚非，但寻机贪图小便宜，遭外人背后议论，实在令人为之汗颜！我是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当然不会挥金如土，但因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决志不做金钱的奴隶，所以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只求称心，不图省钱，由此虽落下个“懂得享受”的恶名，也不以为意。但即便是如我这般消费，每个月的奖学金还是能颇有结余，而一些中国学生想着靠省下的奖学金将来买房买车，实在令人不解。且不说现在房价已涨，省下的钱实在杯水车薪，买不了几平米，就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应该是在学业上用功，将来谋个好差使，拿高工资，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胡适当年回国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也没听说兜里带了多少钱回来啊。活着应该享受每一天，年轻的时光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三十岁之后的事情，亏待自己大好的年华不说，还养成个小器爱占便宜的毛病，甚至于有失国人脸面。两相衡量，实在觉得不值。

　　胡适被后人誉为一代大儒，社会导师，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一部分是在出国前奠定的，另一部分则是回北大后“补课”的。在美国的几年，据罗织田推测，可能并没有认真读多少书。先是在康奈尔，书没读好，倒是成了校内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后来转学到哥大，应酬不减反增，平均每天要写好几封信。记得以前读胡适的留学日记，他常自责不安心读书，朋友来信中也常劝他好好读书。说胡适在美国没有读书自然不可能，但从日记中按图索骥，其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要是比起陈寅恪吴宓等来，就显得黯然了。胡适日记中记载其与友人打牌、喝酒，动辄半天，多不甚举。如此留学之胡适，后来竟能得享大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之人物，虽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胡适本身聪慧过人，又早怀做“社会之导师”之宏志，为此亦做了相当的准备。胡适读书博杂而不精，自己亦承认此为生平大过，但要成为一代之精神导师，必须是个通达之才，而不能只是一个专功之家，而胡适于专业学习之外尤关注现实政治，实为其归国后呼风唤雨奠定了基础，这些又是陈寅恪吴宓等所不及的。读至此，不禁想，“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虽在美国虚度了些时日，但后程发力，终成名山大业。但当年，中国虽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拿学位的胡适尚可回北大任教，既而掀起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且在其后的岁月中纵横议论，针砭时弊，还差点参选了总统，其一生可谓传奇而多彩。试想今日回国之留学生，虽有绝世之才干云之志如胡适当年者，安得成就如彼之洪业乎？思之不禁 “西北望长安”，一声叹息尔。

　　重读《胡适传》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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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2-28 12:02

　　最近在单位整理东西，无意间看到了多年前《光明日报》连载的白吉庵先生著的《胡适传》，便再次拜读了一遍。

　　记得当时每天拿到报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连载的《胡适传》剪下来。今天许多人对胡适可能比较陌生了，因为他生活的年代已经离我们比较久远了。但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胡适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和陈独秀一道，是中国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也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第一人。

　　我十分敬佩胡适的人品！敬佩他的清正廉洁！敬佩他的骨气！敬佩他的才学！

　　胡适和母亲包办的年龄比他大、且识不得几个字的原配夫人江冬秀（小脚，即缠足）白头偕老，以他的身份地位和才华能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完全可以再娶第二、第三房姨太太，或抛弃原配，找个年轻貌美的。所以，从这一点看，他比鲁迅强。

　　胡适的清正廉洁、他的骨气更令人钦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四年驻美大使，离职时银行存款只有1800美元。长期在美国生活，但不愿加入美国国籍，拒绝接受美国人在住宅等方面的馈赠。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送给他六万美元，被他全数退回。

　　我印象最深、也是我最欣赏的，是胡适曾经对年轻人常讲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胡适晚年在台湾某大学为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进行的一次题目为《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的演讲也非常经典。他送给即将步入社会的大学生们“三味药”：第一味药是“问题丹”，年轻人应总要寻找、思考几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并想方设法地研究解决；第二味药是“兴趣散”，每个人除了本职工作外，都应有几个业余爱好。他认为：这种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使你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有时候，一个人的业余兴趣、爱好也许比他的职业还重要，还富有成果；第三味药是“信心汤”，年轻人必须自信，要坚信自己能够干成一些事。他说：努力是不会白费的！

　　读《胡适传》有感

　　(2011-10-10 15: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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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谈

　　有的人一生平平淡淡，有的人一生轰轰烈烈，有的人一生庸庸碌碌。。。。看着胡适走过的人生之路，想想现在的我，总是觉得生活很无聊，从来都不发言，从来都不写文章，从来都不广交友人，也从来都不上心于学术，我只是静静地对着电脑，偶尔玩玩游戏，偶尔发发呆，偶尔拨弄自己的头发，偶尔担心自己的作业没有写完。时间就这样在我这无数的偶尔中流失，流失了又开始后悔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我的生活似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

　　胡适大学和读研期间可不是这样，他研究学术，发表演讲，研究政论，发表己见，想着怎样去救过，怎样去顾家。当然我不能和他比，只是有句话叫做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高更远，我想我必须要求自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了。不管晚不晚，我希望我也能有一番作为，能严于律己。

　　感谢胡适，感谢老师！

　　浅读《胡适传》

　　(2009-03-01 19: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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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

　　家庭教育

　　杂谈

　　分类： 2009

　　在我的记忆中，胡适这个名字只是在历史书上看到过。过分的轻描淡写，是我对这位名人的关注并不多，仅仅是知道他曾经是北大的校长而已。不像鲁迅，几乎每一册语文教材都有一篇鲁迅的名作，这就自然而然地对鲁迅了解更深了。

　　想去了解胡适，是从教育学课堂上认识到教授对胡适的崇拜开始的。因为对一个人尚未有基本的了解，所以并不敢轻易去读胡适的文章，只是借了本《胡适传》来看看。

　　《胡适传》总共十二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胡适先生的一生。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写这篇读后感之前我仅仅看了前两章，也就是仅仅是了解到胡适先生在留学美国前的那段日子里的事。其中感触最深的是胡适先生对家庭教育的见解。

　　胡适先生在十几岁便已经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对此他曾经发表过相关的一些文章，例如《敬告中国女子》和《论家庭教育》。他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关系到其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有一位受过教育的母亲，才能使其孩子有更好的家庭教育。胡适先生还引用“三岁定八十”、“山树条，从小湾”说明了：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字上分别出来。

　　胡适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教育，我想这必定是从自己的成就和别人的成就的对比中，以及自己母亲和别人母亲的教育的对比中总结出来的。

　　胡适四岁就丧父，母亲二十三岁就守寡，但是胡适并没有因此而失去良好的家庭教育。相反，母亲对其在做人上的严格要求以及在求学上的大力支持，使得胡适渐渐地卓越于其他的孩子。

　　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在做人这一点上，我的恩师就是我的母亲。”在《胡适传》中清楚地写到：“每天天刚亮，就把他（胡适）叫醒，披上衣服坐着，然后训诫他说：昨天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他认真改正;并且要他认真学习。又是向他讲述父亲的种种好处……”、“平时胡适在家做错了事，母亲从不在人前责备他，而只用严厉的眼光一瞅，胡适就吓住了。到了晚上人静的时候，他母亲才关起房门教训他……”相比之下，胡适的嫂嫂们对孩子的教育就显得那么的愚蠢，她们总是在不顺心的时候拿自己的孩子出气，骂给别人听。

　　胡适先生的父亲死后，家业逐渐衰落，但尽管如此，母亲还是为胡适多交学费，使得私塾的老师能在严加管教年幼的胡适，并倾尽全力教育好胡适。当其他的孩子还在绞尽脑汁想办法逃学的时候，胡适就已经学会自己读一些深奥的书了。这应该能给现今的父母们一个启示：要求孩子学特长固然重要，但是如何令孩子对所学东西产生兴趣，而不是因此产生厌学情绪就更显得重要了！

　　联想到我的家庭教育，我的父母还是做的很不错的。他们向来不会在客人面前埋怨自己孩子的不是，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树立起了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另外，我真的有做不好的地方，他们就会在日常聊天中指出。我的父母始终认为不应该为了达到教育的目的而另孩子失去该有的自信，否则得不偿失。至于我的学习方面，他们从来不可以要求我去学这学那，而是培养起我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并在我求知的过程中给予我极大的帮助。

　　希望更多的人把家庭教育重视起来，而不至于白白断送了众多孩子的未来!

郭沫若和胡适一样，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成了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在此期间为人们创作出了很多伟大的著作。但是毕竟文人之间因为志趣相投，而且思想得到了解放，所以有一些越轨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是不以为意的小事情。在民国期间，两人之间就流传着小故事，郭沫若毕竟是留学生，而且还是一个十分崇尚浪漫的人，所以即使是在思想文化十分开放的文学界也算是一个十分浪的人，他向人道歉的方法，就是亲嘴，传言当年胡适就中过招。要是事情属实的话，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原本两人好像并不认识，而且两个大男人真的亲过嘴吗？这种行为放在现在都难以接受，以前的尺度未免也太大了吧！

郭沫若和胡适一样在五四运动期间就是著名的人物，而且两人之间的年龄差距也不大，只不过是郭沫若的文学起步点比对方早一些而已。当年胡适还是北大的教授时，郭沫若才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那还是1921年的事情，当年胡适的文章被大众认可，于是还被商务书馆的编辑所长看上，热情的邀请他担任下一任的所长，胡适当时也十分的感兴趣，但是文人毕竟要端着一点，于是没有直接答应，只说要考虑一下。

在七月的时候，胡适来到了上海，当时原先邀请他的所长还前去接见他，上海的媒体还大肆宣扬他的到来，一下子他成了上海的热门话题，经过他的思考，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对方的厚爱，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去担任，在他看来对方更适合那样的职位。

到了上海的胡适和郭沫若见了一面，文人们都聚集在一起，但是两人对于这次会面似乎都不是很满意，这种苗头在两人之后的文章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时候的两人还没有正式开撕，毕竟才见了一面，莫名开撕也不符合套路。两人互看不顺眼真正爆发的时间是一场笔墨官司，当时郁达夫在杂志上指责很多文人作家们在写文章当中会出现很多错误，使用一些不严谨，甚至是骂人的言语。郁达夫在当时也算是杠精出身，在胡适的文章当中就挑出了错误，还将其发表在报纸上，之后郭沫若闲着没事干也在下面评论，接着就演变成了一场争斗。事情最后可以收尾还是得感谢胡适的一封求和信。

信上面的主要的内容是，自己在这段时间有很多言语过当的地方，希望你可以原谅，也希望这次的事情可以不影响到日后你我之间的友谊。郭沫若收到信之后，也积极的回复，表示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能和你结交成朋友很开心。这个事情就算了，不要再提了。

　　《兰花草》的词，是北大胡适校长写的，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胡适晚年所作的一首题名为《希望》的诗。

浅面理解：从采兰、种兰、养护的过程中，看出作者对兰花的挚爱、对兰花开放时的向往。兰草花”的歌词，溢表着胡适先生铭心刻骨的乡土之情。可以看出那是胡校长是第一次种兰。

深入理解：来到北大读书的学生都是胡校长采来的兰花。胡校长想用自己的无微不至将学生培养成才（夙愿），释放学生的才华（满庭花簇簇），为学校为祖国增光（添得许多香）。

“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表达他的急切心情，但是其中更深层次的意思，由于不是很了解当时的历史状况，所以不好表述。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也是一座革命的摇篮，“转眼秋天到，移兰入暖房”可能是表达当时形势紧张（秋天），“兰花”还须好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