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泽菁这个名字能打多少分

名字打分：

名字冯泽菁评分：（评分仅供参考，各项指标的详细说明请看后面的分析）

文化印象94 分。（主要参考成语、诗词、名言、名人用字等因素，查看详细分析）

五行八字60 分。（主要参考名字的五行是否符合八字喜用神的要求，查看详细分析）

生　　肖60 分。（主要参考名字是否符合生肖姓名学的起名要求，查看详细分析）

五格数理80 分。（主要参考了名字用字的姓名学笔画组合的搭配关系，查看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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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的意义：

泽：泽字的本义是指水汇聚或水草丛生的地方，又引申指恩德或恩泽。（此字在人名库中共出现约：355,540次）

《说文解字》释云：光润也。从水睾声。

菁：菁字的原义是指韭菜花。此外，菁字又指蔓菁或华丽的色彩。常见词语“菁华”、“菁莪”、“菁菁”等，都有精华或茂盛之义。人名用菁字，主要有华采或茂盛之义。（此字在人名库中共出现约：135,860次）

《说文解字》释云：韭华也。从艸青声。

美名总评：

泽此字能较好的与您的姓氏搭配。

菁此字能较好的与起名用字泽搭配。

字义泽表示仁慈、恩惠、光亮；菁表示华丽、华采、菁菁，意义优美。

音律冯、泽、菁的读音是féng、zé、jīng，声调为阳平、阳平、阴平。

字型冯为左右结构，姓名学笔画12画；泽为左右结构，姓名学笔画17画；菁为上下结构，姓名学笔画14画；字型优美，利于书写。

五格该名字的五格笔画搭配为12-17-14，五格俱佳。

意蕴该名字可以趣解为：“光亮 • 华采”。成语遗惠余泽 含菁咀华扩展了名字的意境。

张九龄(673-740)，字子寿，韶州(今韶关市)人，唐中宗景龙初年进士。玄宗时历官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中书令，唐代有名的贤相。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开元进士。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除了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过一次科考外，一直在家乡鹿门隐居读书、写诗自娱。诗多以山水田园为题材，是盛唐主要的山水田园诗人，与王维齐名，合称“王孟”。

　　王昌龄(约690-756)，字少伯，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南京人或山西太原人。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中下级官吏，安史之乱时，于还江宁途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诗以写宫怨、边塞、送别为佳，尤长于七绝，有“七绝圣手”之称，时人推为“诗家天子”。

　　丘为(694-789)，苏州嘉兴(今属浙江)人，天宝年间进士，历官太子右庶子，与王维、刘长卿等友善，活到95岁，相传是唐代享寿最高的一位诗人。

　　綦毋潜(692-749)，字孝通，今湖北江陵人，一说江西南康人。开元十四年进士，由宜寿尉入为集贤院待制，迁左拾遗，终著作郎，后归隐江东。诗多写山林隐逸生活和方外之情，清秀俊丽。

　　常建(708-765)，籍贯不详，开元十五年与王昌龄同榜进士，只做过盱眙尉的小官。诗以写山水田园为主，选语精妙，境界超远。

　　岑参(715-770)，南阳人，一说湖北江陵人，少时隐居河南嵩阳。天宝三年进士，初为小官，后做过嘉州刺史等官，世称“岑嘉州”。诗以写边塞生活著称，与高适齐名，合称“高岑”。

　　元结(719-772)，字次山，号漫郎、聱叟，曾避难入猗于洞，因号猗于子，河南人。天宝十二年进士，因招募义军抗击史思明有功，广德二年授道州刺史，后迁容管经略史。诗多讽喻时政，反映人民疾苦。

　　韦应物(737-791)，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天宝末年曾在宫廷担任过玄宗的侍卫官，早年为人任侠，狂放不羁，后来发奋读书考中进士。因做过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诗风恬淡高远，以善于写景和描写隐逸生活著称。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属四川)人。年轻时使年任侠，睿宗文明元年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任时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小官。他对自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诗风深感不满，力求改革，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颀(690-751)，东川(今四川三台)人，少年时曾寓居河南登封。开元十三年进士，做过新乡县尉的小官，诗以写边塞题材为主，风格豪放，慷慨悲凉，七言歌行尤具特色。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贞元十五年进士。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开成进士。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王勃(649-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十四岁应幽素科及第，曾任虢州参军，后往交趾探望父亲，不幸溺溺水死，年仅二十七岁。其诗力求摆脱齐梁的绮靡诗风，文也有名，著名的《滕王阁序》就出自他之手。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

　　骆宾王(640-)，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落魄无行，但诗文早有名，平生只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官，参加过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义兵，为徐起草了《讨武氏檄》，后来兵败亡命，不知所终。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杜审言(约646-708)，字必简，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河南巩县，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

　　宋之问(约656-712)，一名少连，字延清，汾州(今山西汾阳)人，一说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进士，武则天时官尚方监丞，中宗时入选为修文馆学士，因诌事武则天男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为士林所不齿，玄宗先天年间赐死。所作多粉饰现实，歌颂升平，价值不大，但律诗在初唐时有一定地位。

　　王湾(-750)，今河南洛阳人，玄宗先天年间进士，开元五年任荥阳主簿，终洛阳尉。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这首《次北固山下》为最著名。

　　刘长卿(709-790)，字文房，河间(今属河北)人。开元二十一年进士，曾任长洲县尉，因事下狱两遭贬谪，移睦州司马，官司随州刺史。诗多写政治失意之感受，也有反映离乱之作，善于描绘自然景物。五言诗成就较高，被称为“五言长城”。

　　李益(748-827)，字君虞，陕西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后迁河南郑州。大历四年进士，初任郑县尉，久不得升迁，后弃官在燕赵一带漫游。宪宗时官秘书少监，终礼部尚书。诗风豪放明快，尤以边塞诗为有名。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张籍(768-830)，字文昌，原籍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少时侨寓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贞元十五年进士，历任太常寺太祝，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等职，故世称“张水郎”或“张司业”。又因其家境穷困，眼疾严重故孟郊称他为“穷瞎张太祝”。是韩愈的学生，诗多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民生疾苦，颇得白居易推重，与王建齐名，并称“张王”。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温庭筠(812-870)，本名岐，字飞卿，今山西祁县人。文思敏捷，精通音律。每入试，押官韵，八手而成八韵，时号“温八”。仕途不得意，官止国子助教。诗辞藻华丽，少数作品对时政有所反映。与李商隐齐名，并称“温李”。亦作词，是“花间派”鼻祖，对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杜荀鹤(846-907)，字彦之，自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石台)人。相传为杜牧出妾之子。昭宗大顺二年进士，但示授官。后任五代梁太祖朱温的翰林学士，仅五日而卒。其诗语言通俗，部分作品反映唐末军阀混战局面下的社会矛盾和人民的悲惨遭遇，当时较突出，宫词也很有名。

　　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属陕西长安县)人，昭宗乾宁元年进士，年轻时生活放荡，后入蜀为王建掌书记，王建为前蜀皇帝，任命他为宰相，诗词都很有名，长诗《秦妇吟》反映战乱中妇女的不幸拟遇，在当时颇负盛名，但诗中对黄巢农民起义军颇多诋毁。所作词语言清丽，多用描手法，写闺情离愁和游乐生活，与温庭筠同为花间派的重要词人。

　　崔颢(约704-754)，汴州(今河南开封)人。开元十一年进士，官司勋员外郎。早期有过一段风流不羁的生活，诗多写闺情，流于浮艳，后历边塞，诗风变得雄浑豪放。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早年家贫。举贞元九年明经科，十九年书判拔萃科，曾任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及守旧官僚，遭到贬斥，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最后以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与白居易同为早期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诗亦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其实，无论是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还是诗歌艺术，元稹都远不能与白居易相比。

　　王之涣(688-742)，字季陵，祖籍晋阳(今山西太原)，其高祖迁今山西绛县。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

　　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韩愈劝之还俗。屡考进士不中，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以追求清奇、冷峭的意境著称，又重炼字。与孟郊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州(今浙江萧山)人，武则天证圣元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太子宾客、秘书监等。自号四明狂客，与李白、张旭等人在长安称“饮中八仙”。工书法，尤善草隶，诗多祭神乐章和应制之作，偶有小诗清新可喜。

　　张旭(675-750)，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人。曾官常熟县尉，金吾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草书当时与李白诗歌、裴文剑舞并称“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

　　崔护 字殷功，博陵人。贞元十二年登第。终岭南节度使。其诗诗风精练婉丽，语极清新。诗六首，皆是佳作，尤以《题都城南庄》流传最广，脍炙人口，有目共赏。该诗以“人面桃花，物是人非”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人生经历道出了千万人都似曾有过的共同生活体验，为诗人赢得了不朽的诗名。

　　曹雪芹（1724—1764），清代小说家。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祖籍河北省丰润县。清初，入满洲正白旗籍。他本人生于南京。

　　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饫甘餍肥”，过了一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雍正五年（1727），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颙、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

　　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曹雪芹还曾经做过师爷。

　　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一志地从事《红楼梦》的写作和修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3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关于曹雪芹逝世的年份，另有乾隆二十八年和二十九年两种说法)。

　　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小说的创作。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乾隆十五年左右，他离京迁居西郊农村。曹雪芹晚年的生活更凄凉、悲惨，“举家食粥酒常赊”，贫病无医，又加上幼子夭折，所著长篇小说《红楼梦》一书尚未完成，他便与世长辞，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遗憾。

　　曹雪芹从小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他的祖父曹寅工诗词、善书法，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曹雪芹深受其祖父的影响，工诗善画，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迁居北京西郊后，他在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红楼梦》。今传本《红楼梦》共120回，后40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成。

　　曹雪芹的《红楼梦》世人皆知，而他的另一著作《废艺斋集稿》，是一部记载我国工艺技术的作品，故只在爱好技艺的圈内人中流传。曹雪芹在这部书中打破了中国文人对“百工之人，君子不齿”的陈旧观念，详细记载了金石、风筝、编织、印染、烹调、园林设计等八项工艺艺程，目的是为了让残疾人能够以之养身，弥补先天、后天的不足。曹雪芹曾热心教会残疾人于叔度扎糊风筝，助他以此业养家。他在《南鸢北鹞考工志》自序中道：是岁除夕，老于冒雪而来，鸭酒鲜蔬，满载驴背，喜极而告日：“不想三五风筝，竟获重酬；所得共享之……”这不仅反映了曹雪芹与子叔度的友谊，更反映了曹雪芹扶弱济困、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怀。

　　《红楼梦》以贵族封建家庭生活素材为基础，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及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剧为经线，纵向剖析了造成悲剧的深刻社会根源；同时，以贾府的兴衰为纬线，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间卫道者与叛逆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横向展示了由众多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环境。由此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力抨击了封建家庭的荒*、腐败，展示出封建制度濒于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曹雪芹生平简表

　　雍正二年（甲辰1724）闰四月二十六日生。

　　雍正三年（乙巳1725）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周岁，遂以芒种为生辰之标志。

　　雍正六年（戊申1728）父曹頫 获罪抄家逮问，家口回京。住蒜市口。

　　乾隆元年（丙辰1736）赦免各项“罪款”，家复小康。十三岁（书中元宵节省亲至除夕。宝玉亦十三岁）。是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巧逢芒种节（书中饯花会）。

　　乾隆二年（丁巳1737）正月，康熙之熙嫔薨。嫔陈氏，为慎郡王胤禧之生母（书中“老太妃”薨逝）。

　　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雪芹家复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雪芹贫困流落。曾任内务府笔贴式。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续作《石头记》。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于第七十五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是为当时书稿进度情况。脂砚斋实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诚有《寄怀曹雪芹》诗。回顾右翼宗学夜话，相劝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书黄叶村”。此时雪芹已到西山，离开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诗至癸未年着，多咏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今存“己卯本”《石头记》抄本，始有“脂砚”批语纪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石头记》，皆“砚斋四阅评过”。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后返京，友人诗每言“秦淮旧梦人犹在”，“官颓楼梦旧家”，皆隐指《红楼梦》写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配刀质酒歌》，记雪芹秋末来访共饮情况。脂批：“壬午重阳”有“索书甚迫”之语。重阳后亦不复见批语。当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敦敏诗邀雪芹三月初相聚（为敦诚生辰）。未至。秋日，爱子痘殇，感伤成疾。脂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哭雪芹，泪亦待尽……”记之是“壬午除夕”逝世，经考，知为“癸未除夕”笔之误。卒年四十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敦诚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四十华年太瘦生”，皆为史证。

　　在清代,只有少数人知道曹雪芹是谁,一般人则一无所知,甚至是否有这么一个人也不能断言。本世纪二十代初,胡适第一次把曹雪芹其人当作一个严肃的文学课题来研究,考证出此人的真实存在与家庭历史的最粗略的梗概。此后，对于曹雪芹这个人物本身进行系统深入探讨的，几乎不见。在《曹雪芹新传》（山东画报出版社）中，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这个人物本身进行系统深入探讨，从曹雪芹这个“圆心”出发，不断伸出半径，延伸到他的整个家族和他所处的整个时代背景，浓化对曹雪芹思想、人格和艺术追求的皴染。全书由两大线索构成，一是曹氏家政史，一是雪芹心灵史，两大线索互为交织又相对独立。在两条线索的牵引下，引导读者对曹雪芹的认识和了解。

　　曹雪芹的传说（一）

　　——曹雪芹的医德

　　金鉴

　　“红楼”又热，曹公在天有灵，不知是喜是忧。然，百人读“红楼”既有百解，没什么高下之分，无非兴趣而已。现撷取一些曹公在北京留下的痕迹，是耶非耶，欢迎商榷。

　　曹雪芹迁徙西山后，广泛地接触了下层百姓，特别是生活无靠的残疾者，雪芹非常同情他们的困苦，尤其是在他们得病之后，无钱医治，更增加了他们的苦恼。雪芹为了给无助的病人解除病痛，经常上山为病人采药，以减少他们的负担。

　　香山地区曾经流传着关于曹雪芹为贫苦百姓治病的传说，《香山的传说》中就有张宝章、严宽先生搜集整理的《芹圃先生的医德》。崔墨卿先生搜集整理的《雪芹的由来》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北京清代传说》中还有张宝章先生记载曹雪芹为香山百姓治病的《手到病除》。

　　我曾拜访过孔祥泽老先生，孔老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和吴恩裕先生去白家疃访问，曾听一位村民说:当年前山(指香山)旗里有位大夫时常过来给穷人看病不要钱，每次来都在南边山根一间空庙临时借来桌椅给人看病，后来这位大夫搬到桥西住，有了家看病的人方便多了。一次舒成勋先生曾对孔老说，在蓝靛厂原有多家药铺，雪芹经常到这些药铺给病人抓药或配药，这些药铺的名字舒老都一一记得，并说给孔老听，遗憾的是孔老当时没有记下。

　　孔老还说:雪芹因医术高明，为不少的人治愈了病，一些有钱人的病被雪芹医好了后，常常要买些东西送于雪芹，以报雪芹医病之恩。雪芹往往告诉这些人，你不要给我买东西，你的钱先留着，一旦有病人看病，抓不起药，我让他找你，你把他的药钱给付了，这不是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解除病痛吗？就这样雪芹为许多贫苦的百姓，治愈了多种顽症，人们交口称赞雪芹的医术高明医德高尚。

　　看来，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贯做好事。雪芹为西山百姓医病，不要钱，甚至为贫苦的百姓采药，出自于雪芹对西山百姓的爱，百姓口中、心中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证明。

　　曹雪芹的传说 （二）

　　——曹雪芹与白家疃

　　金鉴

　　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觉得曹雪芹住在香山健锐营，从没听说雪芹晚年的最后五年是在白家疃度过的。

　　查阅有关资料，雪芹的好友敦敏在《瓶湖懋斋记盛》中确切地记载是乾隆二十三年春(即1758年)，雪芹迁徙白家疃，有原注为证:“春间芹圃(雪芹的号)曾过舍以告，将迁徙白家疃。”在该文后敦敏因请雪芹鉴定书画又先后两次去白家疃，不巧，雪芹都不在家。在后注中敦敏大致讲了雪芹在白家疃新居的情况，为飨读者，引缀如下:“有小溪阻路，隔岸望之，土屋四间，斜向西南，筑石为壁，断枝为椽，垣堵不齐，户牖不全。而院落整洁，编篱成锦，蔓植亟杞藤……有陋巷箪瓢之乐，得醉月迷花之趣，循溪北行，越石桥乃达。”

　　雪芹留下的传记材料极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记述了曹雪芹迁徙白家疃的时间以及雪芹的一些言行，殊显重要。那么雪芹为什么要迁徙白家疃呢？从乾隆十五六年雪芹辞别宗学迁徙西郊，并几经迁徙，最后一次由香山迁到白家疃。有人分析有经济原因之说、有回避“舆论”之说、有屋塌之说、有“满汉轸域”(乾隆二三年间，规定旗人的家奴可以开户，即准许汉人出旗)之说、也有雪芹筑屋白家疃与怡亲王有关之说等不一而足。我则认为除了经济原因之外，雪芹为了寻找一方远避尘嚣，更为理想的著书、修书之所。

　　只有亲临白家疃的人，才能体会到白家疃这个靠近西山脚下的小村有多美，青山似黛，植被丰沛，正如敦敏和张宜泉的诗中所道出的:“日望西山餐暮霞”、“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寂寞西郊人到罕”，均可证明雪芹的居处近山傍水，除了自然秀美以外，寂静和谐，是著书、修书的理想环境，我想比起香山健锐营的创作条件要好。遥想当年，雪芹为了著书，常常踱步于村西小石桥附近，缜密思考书中之情节……只有小石桥还曾记忆起当年雪芹踱步沉思的身影。

　　曹雪芹的传说（三）

　　——空空道人考

　　金鉴

　　《红楼梦》中有个很重要的过场人物——空空道人。在关于曹雪芹的各种传说中，事涉此人的并不很多。但，这位神秘的道人于“红楼”成书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日前，笔者曾见到吴恩裕先生所著《有关曹雪芹十种》中的《考稗小记》曾说:“得魏君藏‘云山翰墨冰雪聪明’八字篆文，谓为雪芹所书。按篆文并不工。下署‘空空道人’有‘松月山房’阴文小印一方，刻技尚佳，……见之者邓之诚先生谓的确为乾隆纸，而印泥则不似乾隆时物，盖乾隆时之印泥色稍黄云云。余为谓倘能断定为乾隆纸，则印泥不成问题。盖不惟此印泥本即为浅朱，即使为深朱亦不能必其为非乾隆时物。‘空空道人’四字尚好。此十二字，果为雪芹所书否，虽不可必，然1963年2月晤张伯驹先生，谓‘空空道人’四字与其昔年所见雪芹题海客琴樽图之字，‘都是那个路子’云。”吴先生虽然经两位大家鉴定为曹雪芹真迹，因印泥的颜色有碍，证据略显苍白。

　　这让我突然想起我的好友杨奕先生，他长期生活在白家疃附近的太舟坞，他曾写过《清代著名词人之一那兰性德》一文，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白家疃有一座空空庙，这便是为雪芹的“空空道人”提供了直接证据。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就在曹雪芹白家疃居所的南边山根，曾有一座小庙独立山麓。庙一间，面积约十平方米。因为庙中没有神只偶像和牌位，空空荡荡，当地人叫它‘空空庙’。此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平整土地时被拆除。……虽已无文字记载，但从形制和位置判断，当为山神庙一类。建筑年代已无考证。现今有人认为这座‘空空庙’可能与曹雪芹《红楼梦》开头所写的‘空空道人’有关。”

　　杨奕先生仅推测空空庙与《红楼梦》的“空空道人”有关。但并没有点破“空空道人”就是曹雪芹。可能杨奕先生没有见到吴恩裕先生著的《有关曹雪芹十种》一书，或许也没有见到“云山翰墨冰雪聪明”这幅篆文小品。吴恩裕先生虽然请了当时著名鉴定大家鉴定为曹雪芹亲书，但始终没有弄清“空空道人”之号与雪芹的关系。白家疃的“空空庙”无疑为《红楼梦》以及曹雪芹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证据。

　　为何雪芹先生在书画作品之中用他不常用的斋号？我以为早在乾隆二十四年雪芹在世的时候，《红楼梦》(当时仅限于抄本)，已经被视为“谤书”了；也就是弘旿所谓的“碍语”；弘晓组织家人抄写《石头记》，不用外人，以至怡府书目中找不到他家存有这样一部书，就是怕人知道他家存有这部“谤书”，而此时雪芹(被抄家的后人)政治上受歧视，经济上陷入困顿，以至蓬牖茅椽，绳床瓦灶、鬻画为生，飧饔时有不继、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为了《石头记》的成书，为了顽强地生存下去，一些时候，雪芹不得不在作书画或写信札时，署自己不常用的斋号，“空空道人”即是其一，当然“空空道人”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雪芹先生不常用的斋号，也是有因缘的，他生活的白家疃村的“空空庙”，雪芹曾经用来为村民看病，便借过来作为自己的斋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倘若不了解白家疃的历史与渊源，亲自去探索与考证，自然无法了解雪芹先生当时所处的困境与现状。这正是雪芹先生起用“空空道人”斋号的用意，从而也为后人考证带来了难度，然而这进一步确凿地证明了“云山翰墨冰雪聪明”篆文小品为雪芹所书。愿请方家赐教！

　　另一旁证:吴恩裕先生在《考稗小记》所叙雪芹先生一行书信札，也证明雪芹签名用一不经见之别号，为飨读者，引缀如下:“魏宜之君言，1954年春，有人以曹雪芹书简求售，索价至数百万元(核今之币值数百元)，亟祥询之，据云:彼所见之两页为雪芹行书信札，系寄某旗人者，略谓嘱作之诗，因忙至今始得奉上，不知合用否，请斧正等等。函后签名不作雪芹，而为一不经见之别号，但此别号为何，魏君已不多记意”。(见吴恩裕《有关曹雪芹十种》第132、133页)

　　曹雪芹的传说（四）

　　——曹雪芹与广泉寺

　　金鉴

　　香山广泉寺是惟一确切记载曹雪芹与好友张宜泉到过的地方，并且两人留有诗歌唱和，遗憾的是，雪芹先生的诗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宜泉先生按照雪芹诗歌的原韵和诗被记录下来，为飨读者，引缀如下:“《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君诗曾未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碑暗定知含今雨，墙贵可见补云阴。

　　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朋友肖长江上个世纪60年代曾经到过此寺，和他谈起，他说此寺仅留古井一口。探访古寺的心情油然而生，老肖愿做向导。

　　文案工作必须提前做，查阅史籍是必不可少的。查阅《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有徐公时先生撰写的《有谁曳杖过烟林——曹雪芹和张宜泉在北京西郊活动之断片》。徐先生是通过研究张宜泉先生的诗以及和雪芹先生家族有关系的朋友写的诗歌，找到了与曹寅同时代的好朋友宋荦(康熙三十一年任江苏巡抚)，写有西山广泉寺的诗歌，韵脚全同，来推测这座水源头附近的废寺——广泉寺，遗憾的是徐先生没有到过广泉寺。

　　与老肖乘兴而行到水源头，绕过一个小山坡，路很窄，沿着羊肠小道前行，时陡时缓，有时还需要攀扶一些路旁的小树或灌木，体会到张宜泉先生诗中所说:“曳杖过烟林”的境况，时间不长便到了广泉寺。这个地方林木清幽，人迹罕至，广泉废寺已经没有任何建筑构件了，只有古井一口，是广泉寺惟一的遗迹，坐落在半山腰的古井，打得是很深的。《天府广记》曾经有广泉寺古井的记载，称其水质甘洌，适于烹茶。我突然发现古井的盖板上隐隐约约有文字，只是年代久远，字迹有些模糊，仔细辨认为“广泉古井”为篆书，左边的字体只能辨认出繁写的“华”字以及“重修”二字，即便是这样，对我们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起码我们辛苦寻觅的广泉古寺，位置十分确切(事后查阅有关资料，得知广泉古井上书写的文字是北洋政府大员周肇祥重修古井之后留下的)。

　　遥想当年雪芹与好友，信步憩废寺，当时他们所见的废寺，虽然残败，也不至于像现在没有任何遗迹可寻，雪芹与宜泉所看到的:零落的废寺，满目疮痍，自然联想到自己的身世，情不自禁地感怀，感叹世间的悲欢离合，因此，写诗记述此事。

　　踏着雪芹先生和好友走过的足迹，回想着二百多年雪芹与宜泉寻访古寺的往事，此时感慨万千，雪芹的身世如在眼前，只有亲身经历过“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似的生活，以及经历过两次抄家后，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生活的雪芹，才能写出脍炙人口，享誉世界的《红楼梦》，让后人敬仰。

　　诗人屈原简介

　　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楚辞”。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一位具有远旧卓越的政治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他忧国忧民，最后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前半部分是现实的叙述，写他改良政治的理想和遭遇。后半部分加入了许多奇特的幻想，他在风、雨、雷、电、云、月以及凤凰和龙的陪伴下，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

　　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于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从而发出种种疑问。通过提问，诗人尽情宣泄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历史故事

　　战国时代，称雄的秦、楚、齐、燕、赵、韩、魏七国，争城夺地，互相杀伐，连年不断混战。 那时，楚国的大诗人屈原，正当青年，为楚怀王的左徒官。他见百姓受到战争灾难，十分痛心。 屈原立志报国为民，劝怀王任用贤能，爱护百姓，很得怀王的信任。

　　那时西方的秦国最强大，时常攻击六国。因此，屈原亲自到各国去联络，要用联合的力量对付秦国。 怀王十一年，屈原的外交成功了。楚、齐、燕、赵、韩、魏六国君王齐集楚国的京城郢都，结成联盟，怀王成了联盟的领袖。 联盟的力量，制止了强秦的扩张。屈原更加得到了怀王的重用，很多内政、外交大事，都凭屈原作主。

　　因而，楚国以公子子兰为首的一班贵族，对屈原非常嫉妒和忌恨，常在怀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说他夺断专权，根本不把怀王放在眼里。挑拨的人多了，怀王对屈原渐渐不满起来。 秦国的间谍把这一情况，报告秦王，秦王早想进攻齐国，只碍着六国联盟，不敢动手，听到这个消息，忙把相国张仪召进宫来商量。 张仪认为六国中间，齐楚两国最有力量，只要离间这两国，联盟也就散了。他愿意趁楚国内部不和的机会，亲自去拆散六国联盟。

　　秦王大喜，准备了金银财宝，交给张仪带去。张仪将相印交还秦王，伪装辞去秦国相位，向楚国出发。 张仪到了郢都，先来拜访屈原，说起了秦国的强大和秦楚联合对双方的好处，屈原说："楚国不能改变六国联盟的主张。"

　　张仪告诉子兰："有了六国联盟，怀王才信任屈原，拆散了联盟，屈原就没有什么可怕了。"子兰听了，十分高兴。 楚国的贵族就和张仪连成一气。子兰又引他拜见了怀王最宠爱的王后郑袖，张仪把一双价值万金的白璧，献给了郑袖。那白璧的宝光，把楚国王后的眼睛都照花了。 郑袖欣然表示，愿意帮助他们促成秦楚联盟。大家认为："要秦楚联合，先要拆散六国联盟；要拆散联盟，先要怀王不信任屈原。

　　子兰想了一条计策：就说屈原向张仪索取贿赂，由郑袖在怀王面前透出这个风声。张仪大喜说："王后肯出力，真是秦楚两国的福分了！" 张仪布置停当，就托子兰引见怀王。他劝怀王绝齐联秦，列举了很多好处。最后道："只要大王愿意，秦王已经准备了商于地方的六百里土地献给楚国。 怀王是个贪心的人，听说不费一兵一卒，白得六百里土地。如何不喜。回到宫中，高兴地告诉了郑袖。郑袖向他道喜，可又皱起眉头："听说屈原向张仪要一双白璧未成，怕要反对这事呢！"怀王听了，半信半疑。。

　　第二天，怀王摆下酒席，招待张仪。席间讨论起秦楚友好，屈原果然猛烈反对，与子兰、靳尚进行了激烈争论。他认为："放弃了六国联盟，就给秦国以可乘之机，这是楚国生死存亡的事情呵！ 他痛斥张仪、子兰、靳尚，走到怀王面前大声说："大王，不能相信呀！张仪是秦国派来拆散联盟、孤立楚国的，万万相信不得……"。 怀王想起郑袖所说，果然屈原竭力反对秦楚和好；又贪图秦国的土地。不禁怒道："难道楚国的六百里土地抵不上你一双白璧！"就叫武士把他拉出宫门。

　　屈原痛心极了，站在宫门外面不忍离开，盼着怀王能醒悟过来，改变主意，以免给国家带来灾难。 他从午站到晚看见张仪、子兰、靳尚等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走出宫门，才绝了望。他叹着气喃喃地说："楚国啊，你又要受难啦……" 屈原回到家中，闷闷不乐，想到亲手结成的联盟一经破坏，楚国就保不住眼前的兴旺，不禁顿脚长叹。

　　替他管家的姐姐女媭问明情由，就知他遭到了小人的陷害，劝他不要再发议论了，屈原道："我是楚国人，死也不能看到楚国遇到危险啊！" 他认为怀王会醒悟，定会分清是非的。只要怀王回心转意，楚国就有办法了。但是怀王不再召见他，他越来越忧愁，常常整夜不眠。 他写了一篇名叫《离骚》的长诗，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的怨愤都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离忧"，人在遭遇忧愁的时候，怎不呼叫上天和父母，以抒发自己的怨愤呢！

　　这篇诗传到宫中，子兰、靳尚等人又得了攻击的材料，说屈原把怀王比作桀纣。怀王一怒，撤掉了屈原的官职。 郢都的空气快把屈原逼疯了。女媭劝他换个地方去休养一阵，他大声说："我不能带着楚国和百姓一起走呀！" 但在女媭的日夜劝说下，他到底搬出了郢都，准备住到汉北去。他走一阵，又回望一阵，"这雄壮的郢都城啊！"

　　他挂念着国事，到一处就歇几天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因以右军将军衔领会稽内史，遂世称王右军。东晋时期杰出的书法家。

　　忧国爱民王羲之生于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原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显赫的士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其从曾祖王祥出仕魏晋两朝，历任司空、太尉，太保等职。伯父王衍先后为晋惠帝的中书令、尚书令和太尉。南渡后，伯父王导官居宰辅，把持朝政；另一伯父王敦驻守荆州，掌握重兵，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政局。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是首先建议晋元帝司马睿渡江的东晋开国功臣。

　　少年时期的王羲之不善言辞，但性格倔强，为人正直，很有主见。王导和王敦都非常器重他的才华，称赞他是王氏家族中最有出息的子弟。太尉郗鉴对他更是赏识，主动将女儿嫁给他。

　　偏居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从一开始就由于内部矛盾无法调和而动乱频仍。在这些动乱中，琅琊王氏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羲之虽然出身在琅琊王氏，但很少以一家一族的利益为念。他多次拒绝王导要他到中央政府为官的建议。他愿意在地方上担任具体工作，以便为振兴东晋王朝建立一番功业。从晋成帝咸和九年（334）起，大约有六年的时间，他一直在荆州的征西将军庾亮那里供职。庾亮反对王氏专制朝廷，与王导格格不入。然而王羲之却能注意与庾亮融洽相处。他终于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庾亮把他的职务从参军提升到长史。咸康六年（340），庾亮去世。临终前，庾亮亲自上表称赞王羲之的才能，建议成帝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不久，晋成帝前后两次发布诏令，委任王羲之作侍中和吏部尚书。因有违本意，都被王羲之一一谢绝了。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王羲之又一次拒绝要他到中央为护军将军的任命。他的做法引起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王羲之在回复扬州刺史殷浩的信中，述说了自己的志向。他讲，自己不愿到中央任职，是由来已久的想法。但并不是说他不肯为国效力，只要需要，即使是出使充满危险的关陇（时为后赵石虎盘踞）和巴蜀（时为成汉李势盘踞）地区，他皆在所不辞。迫于压力，王羲之回到建康担任了护军职务，但仍然要求外任。在反复请求之下，朝廷终于同意他以右军将军的身份出任会稽内史。

　　到达会稽（今浙江绍兴）任上，正遇上严重的灾荒，王羲之忙打开粮仓赈济这里的灾民。他向朝廷建议“断酒以救民命”（《全晋文》卷26），认为“此郡断酒一年，所省百余万斛米，乃过于租”（《全晋文》卷24）。通过实际考察，王羲之了解到东晋政府加在人民头上的赋税徭役过于繁重，而吴郡（今江苏苏州）、会稽一带尤甚。故而他一再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以使人民“小得苏息，各安其业”。他批评政府的官僚机构臃肿庞杂，行政效率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王羲之传》，下引本传者不另作注。

　　低，只会给人民增加负担，“主者涖事，未尝得十日，吏民趋走，功费万计”。在对会稽郡下属的各县进行检校之后，他发现官仓失盗的现象十分严重。原因是监守自盗，“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余姚近十万斛”。王羲之谴责朝中当权者阻挠追查，说他们实际是“重敛以资奸吏”。认为只要“诛翦一人，其后便断”。

　　在王羲之担任会稽内史期间，东晋政府内部掀起了一阵北伐热。荆州刺史桓温掌握重兵，灭掉蜀地的成汉政权之后，积极准备北伐。桓温企图靠军事上的胜利，提高个人的威望，实现代晋称帝的野心。永和九年（353），坐镇建康的宰辅司马昱为抑制桓温，抢先命令扬州刺史殷浩为北伐的指挥。殷浩是徒有虚名的清谈家，毫无作战经验。他任用降晋的羌族首领姚襄为北伐前锋，结果姚襄中途倒戈，在山桑伏击殷浩。殷浩惨败而还，北伐军损失极大。王羲之向来反对盲目北伐。在殷浩动身前，他曾写过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进行劝阻。北伐失败后，殷浩不甘失败，复图再举。王羲之再一次写信给他，告诫殷浩应该汲取失败的教训，“往事岂复可追，愿思弘将来”。他讲，“政以道胜宽和为本，力争武功，作非所当”，盲目北伐召致多次的丧师辱国，是当政者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东晋国力不足，军败于外，资竭于内，既然没有力量控制淮河流域，不如全力保住长江不失。他建议，当政者应该引咎自责，承认错误，集中全力汇集人才，听取有识之士的意见，努力刷新政治，消除烦苛的制度，减免赋役徭役。只有这样，困难的局面才可能改观。王羲之警告说，如果坚持割剥百姓的暴政，陈胜、吴广一样的起义马上就会出现。在写给司马昱的信中，他对一再劳师兴众的后果表示担忧。指出，打仗要知己知彼，万全而后动。盲目北伐，取胜的希望很少，而给人民造成的痛苦极大，“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他又写信给尚书仆射谢尚，沉痛地列举了战争带来的灾难。他说，每次参加征役和充运的人中，因为死亡或叛逃的都有很大一部分不能返回家园。政府不顾人口的损失，仍然对百姓照常进行征发，造成更多人中途叛逃。按照政府法令，逃亡者的家属和邻居要连坐，于是又有新的人大批逃走。“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

　　会稽郡属扬州管辖，扬州刺史王述是王羲之的顶头上司。王述与王羲之不和，一再冷落和刁难他，王羲之深以为耻。永和十一年（355），他以生病为由，辞去了会稽内史的官职。

　　辞官后，王羲之举家定居会稽，不再返回建康。在到会稽之初，王羲之就对富饶的浙东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老死这里的打算。公务之余，他经常与好友谢安等人游视这里的大海名山。去官后，更“与东土之人尽山水之游”。王氏属于南渡的北方士族，原籍田地已失，为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必须在南方占取大量土地。太湖流域是江南土著士族的禁脔，为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北来大族的触角则转向了浙东。王羲之的山水之游，固然有游乐的成分，但主要目的还是求田问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全晋文》卷24中保留有王羲之向朋友索还田产的杂帖，足以证明王羲之对扩张土地的热衷。

　　名垂千古的一代书圣王羲之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书法艺术。在书法史上，他是个划时代的巨匠。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他都受到人们的尊崇，有“书圣”之誉。王羲之的书法成就，不仅在于他能备精诸体，集当时书法之大成。更在于他能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的王派书法。

　　汉魏之际，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阶段。人们在汉隶、章草两种书体之外，又创新了行书和楷书。此后，一些著名的书家钟繇、梁皓、韦诞、卫觊、索靖等人应运而出，其中以钟繇最为著名。他能写隶、楷、行、草诸体，尤善楷书。钟繇的书法风靡魏晋，在书苑中居统治地位。王羲之的家族以善书著称，王导于丧乱之际，犹携钟繇的《宣示帖》自随。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

　　这种时代与家风，使王羲之自幼受到薰陶。他七岁开始学习书法，启蒙老师即是叔父王廙。王廙工章楷，笔力效法钟繇。十一岁时，王羲之在父亲的枕中发现前代人写的笔论，私下里取出阅读。父亲知道后，告诉他说：“现在你年纪还小，不能理解运笔的法则。等到长大以后，我再教你。”王羲之不以为然，他说：“我愿意早一点知道，若等长大，那就迟了。”父亲只大致地给他讲解了笔论的要点，而王羲之却已心领神会，从此学力日进。著名的书家卫夫人看到他的字，感叹地说：“这孩子一定是学过《用笔诀》的。我看他的笔法，十分老成，将来一定能超过我的。”卫夫人名铄，名书家卫瓘之女，李矩妻。卫铄师法钟繇，声誉极高。由于喜爱王羲之，卫铄把他收在自己的门下为徒。

　　王羲之长大以后，阅历渐广，特别是看到李斯的《峄山碑》、蔡邕的三体石经、张旭的《华岳碑》以及钟繇的《宣示帖》真迹后，遂改变初学，博采众家之长，试图另辟蹊径，创出自己的书法风格。最初，他的字并不是最好的，庾翼的字就远胜于他。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用心钻研，他终于熔各家于一炉，篆、隶、草、行、楷各种书体，均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到中晚年时期，一变质朴的书风，创造出一种遒媚劲健、端秀清新的华贵书体，一跃成为一代宗师。

　　东晋时期，隶、草、行、楷各体均已大备，比较而言，行、楷因是后出，尚未成熟。王羲之把它们向前推进变化，在书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王羲之的主要贡献，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开辟了草楷相结合的书法发展道路。当时诸体俱全，或以继承为主，不变旧法，仍以隶法写楷，即是所谓隶楷（今隶）；或是推陈出新，发展草楷结合的行书。王羲之选择的是后一种。它符合书法发展规律，便捷易识，在继承前人书法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变化，是书法的实用性和艺术的完美性的结合，并成为隋唐以来书法发展的主流。第二是创造了富有表现力的书写方法。书法是一种形象艺术，如果平板少变就会丧失生命力。王羲之备精诸体，娴熟各家笔法，在此基础上大胆地对传统性的程式笔法进行改革，使其绚丽异常、丰富多采。他以不断变化书态和表现不同的手法，避免了千篇一律。唐人李嗣真在《书后品》中惊叹“羲之万字不同”，确实发现了王氏变化多端的书法特点

　　唐太宗在《晋书·王羲之传》后作制，给予王羲之的书法极高评价。他写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运连；夙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王羲之的书法受到人们的承认和喜爱，逐渐取代钟书而大行于世。庾翼见到王羲之用章草写给其兄的信，深为折服，叹息不已，亲自写信给他，说：“我过去有草圣大家张芝的十张章草帖，南渡时丢失了，以为从此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好字了。看到你的章草，写得如此神采动人，使我感觉旧帖又回到了我的面前。”王羲之的书帖墨迹逐渐被人们视为珍宝。有一次，王羲之到门生家做客，门生设佳馔招待他。王羲之想以书相报，见室内有一棐木几，非常滑净，于是提笔便写。其书真草相半，潇洒飘逸，门生欣喜若狂。为感酬先生，门生亲送王羲之回郡。回来的时候，门生发现王羲之的书迹已被父亲刮掉。他懊恨之极，为此难过了很长的时间。另有一次，王羲之在蕺山看见一位卖扇子的老妇人生意清淡。他走近扇子摊，在一些扇子上面写了点字。看到老妇人面现愠色，王羲之笑着解释说：“你说这是王右军的字，每把扇一百钱。”老妇人半信半疑，照着办了，果然被众人一抢而光。王羲之生性爱鹅。他听说一家养的鹅极善鸣叫，便兴致勃勃地去看。不料，那家人为得到王羲之的字，竟然把鹅杀掉做成了款待他的菜，搞得他哭笑不得。山阴县一位道士也有几只好鹅，王羲之来求购，道士对他说：“我的鹅不卖，如果你肯为抄篇《道德经》，这群鹅便白送给你。”

　　王羲之对于自己的书法也很自负。自称：“我的字与钟繇不相上下，而张芝则要在我之后了。”他写信给别人说：“张芝学书墨池，我也这样下功夫，怎么会落在他的后面？”

　　王羲之的真迹没有能保留到现在。存世的主要是他书迹的刻本。他所写的楷书，以《黄庭经》、《乐毅帖》等最有名，行书以《兰亭集序》、《快雪时晴帖》、《丧乱帖》最出色，草书则以《十七帖》最传神。

　　《兰亭集序》写于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邀请了关系密切的朋友和子侄，集当时名流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亭进行修禊活动。修禊是古代的一种风俗，临水而祭，据说可以消除不祥。这一天，与会者兴致很好，宴饮赋诗，留下大批诗作。王羲之为宴集挥毫作序，是为《兰亭集序》。据《法书要录》引唐人何延之《兰亭记》说：“书用茧蚕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自古以来，《兰亭集序》被人称作天下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代表之作。这一名迹后被唐太宗所得，曾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人摹写副本，赐给太子、诸王及近臣。而它的真迹，传说则随太宗遗骸而殉葬昭陵了。传世的各种《兰亭集序》的墨摹本，艺术风格并不一致。现在能够看到的本子，有被认为是虞世南、褚遂良、冯承素等人的摹本。在石刻本中，以唐太宗时刻在学士院后流落在定武的拓本为上品。王羲之还是位出色的文学家。他的文章与诗赋都写得很好。《晋书》本对于传世的《兰亭集序》帖，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存在着真伪的争论。清人赵魏于乾隆年间，首先从字体的源流方面对序帖提出怀疑。他说：“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于世者往往有隶书遗意，至开元以后始纯乎今体。右军虽变隶书，不应古法尽亡。今行世诸刻，若非唐人临本，则传摹失真也。”清光绪十五年，广东人李文田全面否定序帖为王羲之所书。他认为序文与《世说新语》中刘孝标注引的王羲之此文，从篇名到文字上都有区别。他也从字体上论述了序帖是“隋唐间之佳书，不必右军笔也”。近年来关于序帖真伪的争论，始于郭沫若1965年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郭文以新出土的文物为例证，发挥了李文田的论点，否定序文为王羲之原作，帖文为王羲之所书。郭文认定序帖为隋代僧人智永的作品。对这一问题，学术界存在着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1972年郭沫若又发表《新疆出土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重新提出旧说。时至今日，争论还在继续，很多意见是不赞成序帖为后人伪托这一说法的。1977年文物出版社将两种意见汇集成《兰亭论辨》一书。1982年，刘汉屏又发表《论兰亭书体》一书。关于争论双方的观点，只要查阅两书，备知矣。

　　传收录的《与会稽王笺》、《报殷浩书》和《遗谢安书》等文都有结构严谨、文字流畅、情真意切的长处。《兰亭集序》更是一篇记事、写景、抒情的上乘之作。它真实地反映出王羲之热爱生活而又慨叹人生短促的复杂感情。王羲之传世的诗作主要有《用笔赋》。他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不失为一篇优秀的书法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书家写字比拟成一场严肃的军事活动：“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扬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比喻贴切，用意颇深。他指出构思布局是书法的要领，“夫欲书者，先研乾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侣，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王羲之讲述了书家前辈宋翼和自己学书的坎坷经历，并对隶、真、行、草各个书体的用笔立意，结合自己的心得进行了总结。该文被清人严可均辑录于《全晋文》中。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王羲之有文集十卷，录一卷，今皆不存。

　　琅邪王氏世代笃信天师教。王羲之的一生也未能摆脱这种迷信思想的羁绊。晚年，他与道士许迈过从甚密，经常炼丹采药，共修服食。丹药的中毒很可能损害了王羲之的健康，晋穆帝升平五年（361）病死时，仅五十八岁。王羲之的妻子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有七个儿子，他们都喜爱书法，其中幼子王献之成就最大。王献之，字子敬，官至中书令。他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与其父王羲之齐名，号称“二王”。

世界上有主要的三大宗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为三大世界性宗教。另外还有犹太教以色列人信仰，道教部分中国人信仰。至于小的宗教那就太多了。不能一一列举。日本的神道教。伊朗的祆教，又称拜火教。原始宗教萨满教在东北蒙古韩国等地仍然有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