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伟大
孟轲
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著作有《孟子》。被认为孔子的学说的继承者，有“圣亚”之称。
生平简介
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三岁丧父，孟母将其抚养成人。在孟子小的时候，母亲为了给他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而3次搬家。后人称之为孟母三迁。孟母教子甚严，其“迁地教子”、“三断机杼”，成为千古美谈，《三字经》里有“昔孟母，择邻处”之说。
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百家争鸣，“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7篇。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性善”论观点，坚持以“人”为本。
孟子及故里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但他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自韩愈的《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他的理论对宋代影响很大。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之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将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与孔子思想合称为“孔孟之道”。
个人影响
孟子约在齐威王时到过齐国。似于同时又到过魏,曾先后见过魏惠王及魏襄王。在齐宣王时又到齐。他还去过滕、薛、宋、邹、梁等国。《史记》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思想地位
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
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伦理思想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他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理由是人人都有“善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称为“四端”；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
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练自己的手段。应该做到“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严峻的考验，应该“舍生而取义”，宁可牺牲生命也不可放弃道德原则。他认为通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可以培养出一种坚定的无所畏惧的心理状态，这就是所谓“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能够主动扩张，充塞于天地之间。 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正统的人性论思想，影响深远。
哲学思想
孟轲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二者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来说，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都是由天决定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而且人心的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与的。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反求诸己，尽量发挥、扩展自己的本心，就可以认识天。 孟子极力追求尽心、知性、知天的精神境界。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提出了一套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认识论的思想，强调主体的自觉、向内追求，认为如果达到了这种境界，可以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孟子思想
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要放在第一位，国家次之，君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的权利。
仁政学说孟子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学说。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教育思想地位
深造自得
孟子“尽心、知性、知天”思想出发，认为知识的学习，并非从外而来，必须经过自己主动自觉地努力钻研，才能彻底领悟。既然万事万物的道理都在我心中，那么只有自求自得，才能深入心通，心有所得，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所以他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他认为君子的高深造诣要有正确的办法，这就是要求他自觉地追求得到。自觉地追求得到的，掌握得比较牢固，牢固地掌握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孟子认为深造自得必须注意由博返约。他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广博地学习，详细地解说，在融会贯通之后，再回到简略地述说大义的地步。孟子承继了孔子的思想，认为深造自得要注意能将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然后再归纳为简约的结论以达到”约”的地步。这是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与学习方法，也是一种教学方法。作为教师，要把一个道理讲明白，如果没有关于这个道理的广博知识并能融会贯通，就很难把这个道理的重点、难点与关键之处向学生讲清楚。由博返约，以简驭繁，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重要的教学与学马方法。
启发思维
孟子同孔子一样，善于启发思维，善于使用问答法达到他预期的结果。他的善于用比喻的方法，使学生容易明白他所讲的道理。他要求学生主动积极，开动脑筋，不急于代替学生作结论。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完全相信《书》，那还不如没有《书》。他要求学生有存疑精神。这是对孔子的“多闻阙疑”、"多见阙殆"的思想的发展。有疑才有思，疑，证是启发思维的起点。他还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弃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思是说，高明的工匠不因为拙劣工人改变或废弃规矩，高明的弓手弃也不因为拙劣射手变更拉开弓的标准。君子教导别人正如射手张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试的姿势，以启发和诱导学生，激发学生有进无退的学习积极性。教师不能降低要求，要在正确的道路中站住，有能力的学生便跟随而来。这是教师引导的结果。
循序渐进
孟子重视循序渐进地学习知识，他继承了孔子“循循然善诱人”的思想，所谓“循循然”意味着孔子善于按照次序、一步一步地进行诱导。孟子认为学习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一方面应自强不息，不可松懈或间断；一方面也不应流于急躁或邋。他说：“其迸锐者，其退速，”前进太猛的人，后退也会快。他还把进学的次第比作流水，“不盈科不行，”流水遇到坎坷时，必须等水盈满后才能继续往前进行，“盈科而后进，”日夜不停地流到海里去。“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所谓“成章”竟引申为事物达到一定阶段或具有一定规模，则可日成章。孟子的意思是，君子的有志于道，没有一定的成就，也就不能通达。不能说等取巧，不能急躁冒进，没有一个二个地循序渐进的累进，不可能发展达到伟大的成就。所谓“源泉混混，不舍心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于四海，”就是这个意思。孟子认为学习既要不间断地努力，但又不能拔苗助长。
专心有恒
孟子重视学习的专心致志，反对三心二意。他以下围棋为例，他说，下围棋只是小技术，如果不一心一意，那也学不会。弈秋是全国的下围棋能手，假如让他教授两个人下棋，一个人很专心，听弈秋指导；另一个表面听着，心里却在想，要是有只天鹅快飞来，就要拿起弓箭去射它。后者的学马成绩一定不如前者。这是因为后者不如前者聪明吗自然不是的。这说明学习上的差异，和对学习是否专心有关，而不完全是决定于人的天资的高低。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讨论注意问题，有意注意与无意注意以及注意的分配问题。他说：“无或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意思是，莫怪王的不聪明，纵使有一种最容易生长的植物，晒它一天，冷它十天，没有能够生长的。这里表明他反对一暴十寒，主张专心有恒。他还教人不要有头无尾，功亏一篑，他说，“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有作为的人做一件事譬如掘井，掘到六七丈深不见泉水，这时停止挖掘了，结果仍是一个废井，这说明有为者必有恒心，取得最后成功才摆手；半途而废，前功尽弃，是没有恒心的表现。
因材施教
孟子认为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总的精神是因材施教，启发诱导。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教育方式有五种，有的象及时雨一般润泽万物似的，有成全品德的，有培养才能的，有解答疑问的，还有以流风余韵为后人所私自学国的。这五种便是孟子提出的教育方式。他还说过：“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说，在各种教育方式中，还有一种是不屑于去教诲他，这也是一种教诲呢!这是一种激励愤发的方式。
《孟子》
《孟子》主要注本有《孟子注疏》，《四部备要》本14卷；《孟子集注》，《四部备要》本7卷；《孟子正义》，《四部备要》本30卷。另有今人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本）。 这是记录孟轲言行的一部着作，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篇目有：
（一）《梁惠王》上、下；
（二）《公孙丑》上、下；
（三）《滕文公》上、下；
（四）《离娄》上、下；
（五）《万章》上、下；
（六）《告子》上、下；
（七）《尽心》上、下。
《史记．孟荀列传》：“孟轲所如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谓《孟子》七篇由孟轲自作。
赵岐《孟子题辞》曰：“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又曰：“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弟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着书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且曰：“《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
旦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
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名言警句
孟轲
孟轲
1、度，然后知长短。
2、其进锐者，其退速。
3、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4、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5、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6、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7、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8、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9、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10、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1、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12、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心，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母教子故事
杀豚不欺子：
当孟家还在庙户营村集市旁居住时，孟子看到邻居杀猪，不解地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当时正忙，便随口应到：“煮肉给你吃！”孟子十分高兴，等待食肉。孟母深知做人要诚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她深深知道身教重于言传。为了不失信于儿子，尽管家中十分困难，孟母还是拿钱到东边邻居家买了一块猪肉，让儿子吃了个痛快。
三迁择邻：
孟子家居住在邹城北马鞍山下，附近是一片墓地，山麓坟莹处处，不时看到丧葬的情形。孟子和村中儿童一起模仿大人扮演丧葬的过程，有时还抢人家的供果吃，孟母发现儿子受到了不良环境的影响，就从凫村迁到了城西庙户营。这里是一个“日中为市”的交易集市，市场上行商坐贾，拍卖喧闹，而且邻居是个杀猪的屠夫，孟子就用泥巴捏成小猪，模仿他邻居的样子用竹片杀掉，沿街叫卖。孟母忐忑不安，再次迁居，把家搬到了到县城南部的学宫旁。学宫附近常常有读书人来往，高雅的气韵，从容的风范，优雅的举止与循规蹈矩的礼仪行为，对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和伙伴们一起，演练学宫中揖让进退的礼仪，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使得远远察看的孟母内心深处大为高兴：“这才是孩子们最佳的居住环境！”她由衷地发出感叹，并把孟子送入学宫读书，留下了“三迁择邻”的美谈。
断机教子图
断机喻学：
孟子最初对学习很有兴趣，时间一长就厌烦了，经常逃学。孟母知道后非常生气，拿起刀来，把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说道：“你的废学，就像我割断织布机上的线，这布是一丝一线织起来的，现在割断了线，布就无法织成。君子求学是为了成就功名，博学多问才能增加智慧。你经常逃学怎么能成为有用之材呢你今天不刻苦读书，而是惰于修身养德，今后就不可以远离祸患，将来不做强盗，也会沦为厮役！”孟母用“断织”来警喻“辍学”，指出做事必须要有恒心，一旦认准目标，就不为外界所干扰。半途而废，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断织喻学”的一幕在孟子小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既惊且惧的鲜明印象，孟子从此旦夕勤学，终于成为我国历史上的儒学大师。
先师庙
据传，孟子在游说各国期间，从齐国到魏国，途经干城(今市区孟轲村)被大雨所阻。当时孟子声望颇高，一时间奔走相告，轰动全村。孟子住处门庭若市，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孟子见此人如此好施乐道，决定留下讲学数日。干城人也以此为荣，于是就在孟子讲学的地方建“先师庙”，把村名改为孟轲以示纪念。“先师庙”也称“孟轲庙”，位于孟轲东村。嘉庆六年(1801年)，开州(今濮阳)知州张极重修孟轲庙，并为“大贤名不可名村”，将孟轲村改为大贤店。1958年庙毁。1981年复名孟轲村至今。
孟庙，又称亚圣庙，为历代祭祀孟子的场所。亚圣殿为孟庙的主体建筑，大殿正面重檐之间高悬一匾，上书“亚圣殿”楷书贴金大字。正中门额上挂“道阐尼山”横匾一块。殿内承以八根巨型朱漆木柱，迎门正面两柱挂以一幅巨型抱柱对联，“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切同禹颜。”对联和门匾都是清代乾隆手书。东侧神龛雍正皇帝手书“守先待后”的金匾一块。
一、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季春纪•先己》）
大意：想要战胜别人，必定要先使自身没有缺陷，想要评论别人，必定要先使自身没有缺点，要想知道别人，必定要先知道自己。
二、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季春纪•诚廉》）
大意：石头可以击碎，但不能改变它坚硬的性质；朱砂可以研成末，但不能改变它赤红的颜色。
三、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孟夏纪•用众》）
大意：善于学习的人能取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
四、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孝行览•义赏》）
大意：戽干池水捉鱼，怎能捉不到鱼？但明年就没鱼可捕了。焚烧水少而草木茂盛的沼泽来打猎，哪能不捕到野兽呢？可明年就没有野兽了。
五、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离俗览•离俗》）
大意：如果木材要完全合乎绳墨才取以为材，那是极少的，真那样，宫室就建不成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诗经》中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及其对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形成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诗经》中生动形象的赋、比、兴艺术手法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学家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诗有三义”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他对“三义”的具体解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所说的“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通过写景叙事来比喻寄托诗人内心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和描写，但写物时要用蕴含有寓意的语言。这一解释绕有新意，他把“兴”放在第一位，是为了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对“比”、“赋”的解释，也说明他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富有滋味的审美特征。赋、比、兴是《诗经》首创的三种表现手法，囊括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华，现予以简析。
（一） 赋
赋、比、兴三义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的艺术。钟嵘强调指出：赋除了直书其事，也可以在叙写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含义，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含而不露，言尽而意长，把内心感情直接表露出来，不曲折，不隐晦，直截了当，明白如话。例如，用赋来抒情，《诗经》的《郑·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全诗没有修饰词，似乎不假思索，自然流露出真切的情意，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拉着情人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用赋描叙政治危机，《小雅·正月》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这首诗揭露了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黑暗现实，“说山多么低矮，却是高峰耸立。岩盐既已出现，怎么不采取制止的行动？把元老请来询问，在请占梦预言吉凶。都自夸高明的圣人，可谁知乌鸦的雌雄？说谈多么高，可人们不得不低头弯腰。说地多么厚，可人们不得不缓慢行走，人们喊出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可恨世人，为何像蛇一样咬人。”作者用设问、对偶、夸张等各种修辞方法表现了满腔激愤。又如，用赋来写景，《豳·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描写主人公，即一个老兵，在细雨蒙蒙的还乡途中，想象着家园荒芜、一片衰败的景象：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栝楼藤上结了瓜，藤蔓爬到屋檐下。屋内潮湿生地虱，蜘蛛结网当门挂。鹿迹斑斑场上留，磷火闪闪夜间流。家园荒凉不可怕，越是如此越想家。”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就把主人公的心情中那复杂的变化写出来，在这首诗中，情的哀伤和景的荒凉是一致的。
（二）比
比，就是用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某方面的相似点打比方，或用浅显的事物来说明抽象道理和情感，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突现事物形象。比，是《诗经》中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在具体的运用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通篇用比的，二是局部用比的。例如,《鹤鸣》中通篇用比: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宅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诗意在教诲宣王求贤访士，重用贤才。但从始至终并未说破，其中提到了“鸣于九皋”的鹤或“在渊”，或“在渚”，的鱼，还有那可加工为美玉的“他山之石”，都指贤才，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再如，局部用比。比喻句有时在“赋”中，有时在“兴”中，并且有明喻、暗喻、借喻之分。一是明喻。如《小雅·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接连用四句明喻描写宫室建筑：宫殿像人立正那样端正，四角像箭头一样又尖又直，栋宇像大鸟展开翅膀，彩檐想彩色的雉鸡高飞。将静态无生命的写成了动态的有生命的，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二是暗喻。如《豳·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用蜷曲的野蚕露宿野外，比喻征夫露宿车下。《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有这样的句式，前两句写喻体，后两句写本体。
三是借喻。如《邶·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泳之游之。” 意即“要是河水深，就用筏用船渡过去；要是河水浅，就是到河里游过去。”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突出本体的某些特征。表面看是写渡河的几种不同方式，实际上是用来比喻一个姑娘能够灵活应付不同的情况，这样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三）、兴
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诗经》中的大部分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例如,《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机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结实、枝繁叶茂，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大部分都含有喻义、易引起读者的联想。比和兴被后世“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二、赋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是无限的。《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诗人们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来寄托心曲，使诗意委婉含蓄，富于诗情和魅力。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就是由《诗经》这种思维特点决定的。现仅以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为例予以论证。
（一） 对先秦诗歌创作的影响
《楚辞》是先秦文学中继《诗经》之后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体，标志着先秦诗歌发展的又一座丰碑。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强调指出《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正是屈原借鉴了《诗经》的这一表现手法，才创作了堪称古代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的别具一格的骚体诗，文论学家对《楚辞》的评价是“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不胜枚举，现仅以《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为例，分列出九类予以引证：一是以栽培香草比招揽人才，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 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二是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三是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四是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五是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如：“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六是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如：“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七是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八是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九是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如：“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总之，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其间很少有用赋体进行直接表叙的。后来楚词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都继承了前代诗歌的比兴手法。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三赋皆以女色为题“假设其事”，讽谏君王勿以沉迷女色误国。
（二）对汉代及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直接影响着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文论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强调赋是由《诗经》和《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远源，《楚辞》是近源。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就是用赋体描写人物事件的名篇。例如，出自于北朝的《木兰诗》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后引出可汗点兵，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用简洁的笔墨描写了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该诗用叙事的手法，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另外，大量的汉乐府民歌中沿袭了《诗经》的比兴和铺陈手法。例如，《饮马长城窟行》运用比兴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思妇之情，发人联想；《白头吟》中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陌上桑》中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等铺陈夸张，极写罗敷的容貌之美；《十五从军征》中以“兔从狗窦出，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烘托荒凉氛围；其艺术效果都很强烈。
居于建安文学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诗歌既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传统和比兴手法，如《龟虽寿》，先以神龟起兴，说生命必有终时；然后，以老骥作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朴素观点。曹植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之中是最大的。他的《野田黄雀行》就是承袭《诗经》比兴手法的佳作：“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丕称帝后迫害异己势力，杀死曹植的好友丁仪等人，在诗人无力营救，异常悲愤的情况下写的。全诗用比兴，写得隐晦曲折，诗中用“见鹞自投罗”的黄雀来比喻自己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幻想有一个“拔剑捎罗网”的少年来解救自己和友人逃出困境，以质朴恳挚的语言，哀怨与激昂交织的情调，表达了对友人遇难无力救援的悲愤心情。
（三）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初唐的诗坛，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至盛唐，诗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晚唐诗歌虽然不及盛唐繁荣，但也出现了杜牧、李商隐等许多著名诗人。唐代诗人的创作，各有其风格和特色，但大部分有艺术成就的诗人，都创造性地继承了《诗经》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初唐诗坛上，继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后，陈子昂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他在其文论《修竹篇序》中对齐梁诗歌“兴寄都绝”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兴寄”说。所谓“兴寄”，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这正是《诗经》中弘扬的比兴手法。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并且兼有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例如，《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首托物感怀之作，前四句赞兰若的秀美与幽独，正是写自己的怀才与高洁；后四句感叹兰若的凋谢，是写自己在现实中备受摧残与理想破灭的悲愤。全诗物我融合，寓意深婉，风格清新，生动感人。
李白堪称为大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浪漫的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首先，他的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如在《古风》其三十九中，用“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比喻社会不公。再如《古风》其三十七中“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和《送裴十八图南归蒿山》中“风吹兰芳折，日没鸟雀喧”，都是用来比喻腐朽黑暗的统治者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其次，他的诗歌屏弃了六朝的浮华文体，追朔至《诗经》赋的本源。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语言直率，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清新自然而又豪气逼人。
晚唐时期的诗坛，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号“小李杜”，但李商隐的诗歌成就更高。他的诗虽刻意求深，造成诗意晦涩，但善于运用比兴，写得感情深沉，语言含蓄。例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一首追叙生平、自述身世的诗篇。开头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接下来以庄生梦蝶，望帝化鹃的典故比喻自己华年已逝，生如梦幻；继而以沧海遗珠、蓝田韫玉比喻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因而怀念哀伤，怅惘无已。另外，《初食笋呈座中》以嫩笋为象征，，抒发对社会的愤慨和自己前途的忧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以为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表现自己的不幸遭遇等等，都是运用比兴手法的佳句。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它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源远流长。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界域，还惠及我国古代、现代、乃至当代诸多文学题材的创作，赋、比、兴表现手法在我国文学长河中的延续和发展将是永无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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