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奠定了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础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的比重较大，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趋势不明显。19年来，浦东开发开放坚持以产业结构优化积极推动功能拓展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先发展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为全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逐步形成了现代化服务业和先进创造业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格局。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开发初期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523%，产业亮点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等产业，2007年底，中外金融机构总数已达493家，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28052亿美元，新批外资项目1254个，吸引合同外资4949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1/3；第二产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大量外资外技的进入，促进了上海的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包括高技术产业、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在内的创新经济迅速发展，2007年，总量达到2700亿元，研发机构迅速集聚，已达到223家，市高新技术企业624家。2007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96家，总量占全市一半以上。开发开放为浦东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以现代农业、设施农业为基础的都市型第一产业初具规模，乡镇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效，农村经济总量在市郊区县名列前茅。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4个国家级重点小区的建设不断推进，为上海城市功能的拓展发挥了核心功能的作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已成为上海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象征。陆家嘴作为国内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金融贸易区流量经济涵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物流网络遍布165个国家和地区，集聚着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日渐成熟，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有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国家863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东部)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多个国家级基地。拥有多模式、多类型的孵化器，建有国家火炬创业园、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国内一大批科研教育机构入驻，支持以企业体的产学研联盟实施重大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张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已吸引15家研究机构和70多家创新型企业落户，成为上海技术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平台。外高桥保税区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出口加工3大功能逐步拓展，引进了2000多家贸易公司和60多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物流分拨中心，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物流分拨功能进一步增强，现代海运和港口经济稳步发展，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保税区和新兴港口。18年来，外高桥保税区累计批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950个项目，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多家入驻保税区。区内贸易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4838亿元，占全国保税区的55%，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贸易中心，来自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的众多进出口企业从中获益。保税区的加工贸易、仓储分拨、商品展示和运输等多种功能已得到发挥。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成为上海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吸引340多家中外资企业落户，150个现代制造业项目相继投产，其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在全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达到70%。先进制造业引领效应明显，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1家在金桥投资79个项目。
浦西以浦东为“龙头”推动产业的调整，取得互相促进，加速发展的效应。一批国有老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浦东投资与外商投资经济嫁接，提升了产业能级，成为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募集发展资金，改善资本结构，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造；一批国有企业在要素市场上进行了多方面整合，规范了市场进退行为，逐步强化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一批国有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开始了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构建了支柱工业的生产集群，各产业间技术进步的相互溢出效应，推动了工业整体进步。同时，一大批混合经济和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提供了包括资本嫁接、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条件。通过浦东的辐射效应，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创造国内技术领先产品，并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上海的产业水平特别是工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随着金融保险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强化，上海金融信息化进程加快，金融业务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在不断规范中继续发展。
通过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城市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相对单一的工业生产基地转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多功能中心。上海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整体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进而全面提升了上海整个城市的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浦东高起点、高强度、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为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彻底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布局
从传统上海工业的空间布局看，工业企业主要分散于市区，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体开发，也不利于工业企业及产品的配套和规模化。浦东开发开放提供了发展新空间。上海不仅按照科学规划把浦东新区建设成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整的市政公用设施、便捷的通信系统，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而且按照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对上海630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作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约5平方公里中央商务区为城市核心层，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和管理等高层次第三产业；第二层为约30平方公里的中心商业区，成为汇集全国名、特、优商品的主要商业区；第三层为约1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以第三产业和居住为主，并保留一部分无污染的城市型工业；第四层约1000平方公里的辅城，重点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集中建设了9个市级工业区和一批大型居民住宅区；第五层约5000平方公里的郊区，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并形成若干个工业园区和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了支持多功能、高端化发展的城市形态布局。
浦东开发开放以相对自由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成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纽带。利用外资不仅成为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主要杠杆，也成为城市建设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在上海90年代的城市建设资金中，有1/6来源于外资，浦东更高达70%以上。上海旧区改造按以往政府正常拨款需10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土地批租利用外资后10年基本完成。按照“延伸周边、辐射江浙、服务全国”的要求，上海抓紧建设航空港、深水港和信息港，加快建设城市高速公路网和轨道交通网，进一步密切浦东新区与周边区县及长江三角洲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浦东交通信息枢纽的地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洋山深水港区一、二期工程建成投入运营，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跻身世界第三。一批高速公路和黄浦江越江通道等重要交通设施相继建成。快速干道、轻轨等现代化交通动脉和密布新区的不同等级道路相连，形成便捷、畅通的网络，并和空港、海港、铁路、内河航道及黄浦江越江工程(大桥、隧道、地铁等)共同组成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由内环线、外环线、郊区干线公路、东西发展轴线等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将浦东与浦西连成一片，真正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功能载体。
(三)提升了城市的服务功能
开发开放浦东后，按照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的要求，上海制定了“开发浦东、服务全国、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协作政策，提出让兄弟省市共享浦东开发开放资源，要“打长江牌”、“中华牌”、“世界牌”，要在为全国服务中加快发展自己等思路。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吸引外省市企业到上海发展的政策。对凡是到上海落户的外资或外地企业，均一视同仁，给予“国民待遇”，并在投资计划、进出口、财税、户籍、土地使用、融资等方面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内开放，积极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吸引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的企业共同参与浦东开发。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已成为各地对外联系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内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嫁接的基地，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为发挥浦东和上海在全国经济的辐射作用，上海不断健全以“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积极拓展上海和浦东交通、通信、信息等方面的枢纽口岸功能；充分发挥浦东证券、金融、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兴办钻石交易和黄金交易等新兴的要素市场，形成上海和浦东在资金、项目、要素配置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努力完善浦东在人才引进培训和科技开发等方面的优势，使浦东和上海成为全国面向市场经济的人才基地和科技产业化基地。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上海的振兴，而且对长江流域和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上海初步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
浦东的开发开放给周边省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共中央赋予浦东开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将投资的方向选到浦东及其周边地区，浦东在奉行重点吸收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投资策略的同时，使一些中小资本将投资的方向选向了邻近浦东的省市，从而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中国逐步形成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和内地省会城市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到上世纪末，长江三角洲已崛起了迅速发展的城市群，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跨入了高速增长的行列，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浦东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域，为提升上海对全国的服务功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大浦东建设对上海城市发展影响力的前瞻
对浦东开发开放，中共中央曾明确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八五”时期为开发起步阶段，主要编制规划、整治环境和积极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第二步，“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初步形成基础设施比较配套的浦东新区大格局。第三步，2000年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使浦东成为21世纪上海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适应国际性城市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区。经过19年的开发开放，浦东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领先的产业集群。但同时，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资源日益紧张，地区综合商务成本不断提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正成为影响浦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民族的汇聚一直是时代的潮流，北魏孝文帝就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他主动的采取措施，加快了民族文化融合的脚步，孝文帝为了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孝文帝不顾反对把首都迁到了洛阳，而且在迁都之后，他以身作则开始穿汉服，并且说汉化和改汉姓，而且还提倡与汉族通婚，他娶了汉朝大臣的女儿，那么孝文帝还有其他什么改革？改革都有什么作用呢？
孝文帝算得上是北魏杰出的君主了，他在三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太子。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皇位禅让给了他，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在北魏的统治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北魏孝文帝一共改革了两次，他改革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维护北魏的统治权，缓解阶级矛盾和产生的民族矛盾，后来北魏统一了北方，同时结束了北方一百多年的分裂局面，但是北魏前期的统治一直不是很稳定，经济非常的落后，人口也大量的流亡，并且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人民起义也不断发生，所以孝文帝决定要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对社会生产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他的汉化改革加强了北魏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而且巩固北魏政权，他的改革真的是让人佩服鲜卑旧制几乎全被他推翻， 总的来说孝文帝的改革，也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汉化过程，同时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团结。
当地时间15日，比利时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根据该方案，比利时的劳动者将很快可以选择每周工作四天，并在下班后关闭工作设备、忽略工作消息。
据路透社15日报道，在当日宣布的改革方案草案中，比利时政府表示，该国劳动者将很快可以选择通过延长每天工作时间来实现“周休三日”。报道称，目前该国规定劳动者每天最多工作8小时，但在新政实施后，一旦获得工会同意，劳动者即可通过每天最多工作10小时以换取一天休息日。在此条件下，他们将获得与之前相同的工资。此外，劳动者还可以选择在一周内工作更多时间，以减少下一周的工作时数。
比利时首相德克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疫情迫使劳动者采取“更灵活的”工作方式，将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互相结合。德克罗指出，劳动力市场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市场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经济更有活力、更具生产力。
欧洲新闻台（Euronews）报道指出，在新方案中，零工经济中的工人也将获得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而全职员工将可根据需求来更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报道称，公司有权拒绝员工缩短工作日数的需求，但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拒绝理由。
此外，据报道，今年1月，比利时政府雇员曾被赋予“断开连接”权利，即允许雇员在工作结束后关闭相关设备，忽略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德克罗表示，在改革方案实施后，拥有20名及以上员工数的公司也将实施这一政策。
由于该草案仍需经过议会多次审议才能生效，距其真正实施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报道也称，该项改革一旦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劳动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据英国《卫报》此前报道，2015年至2019年期间，冰岛试行了四天工作周，此后它已成为冰岛近85%工作人群的选择。苏格兰则将于2023年开始试行为期6个月的四天工作制，政府将向参与该计划的公司提供1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8586万元）的资金。此外，日本政府也曾于去年计划推广每周4天工作制，让员工自行选择每周休息三天还是两天，方便员工照顾家庭，改善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但目前，响应此号召的公司仍是少数。
校对：徐亦嘉
1向市场经济转轨初期(1979-1993年)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内部结算价与官方汇率并存时期(1981～1984年)。改革以前，人民币汇率长期低于出口创汇成本，但高于国内外消费物价之比。为了扩大出口，人民币需要贬值，不过人民币贬值对非贸易外汇收入不利。从兼顾贸易和非贸易两方面的需要出发，1979年8月政府决定自1981年1月1日起在官方汇率之外实行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它以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加一定幅度的利润计算出来，明显低于官方汇率。
第二阶段是取消内部结算汇率，进入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年)。双重汇率体制明显调动了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国家外汇储备也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安排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从对外关系来看，IMF将双重汇率看作是政府对出口的补贴，发达国家威胁要对我国出口商品征收补贴税。第二，从国内角度来看，双重汇率造成外汇管理工作中的混乱，而且它在外贸部门仍然吃大锅饭的情况下不能有效抑制进口。所以，从1985年1月1日起取消了内部结算价，人民币又恢复到单一汇价。
为了配合外贸改革和推行承包制，我国逐步取消财政补贴，从1988年起增加外汇留成比例，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形成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局面。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4年至今)
第一阶段是汇率并轨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时期(1994～2005年7月)。1994年国家外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具体措施包括，第一，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第二，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规菹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央行通过参与该市场交易管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对外公布的汇率即为该市场所形成的汇率。1996年12月我国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从而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1994年以后，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但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除了在1994年1月到1995年8月期间小幅度升值外，始终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人民币与美元脱钩可能导致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出口增长，中国政府进一步收窄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1999年，IMF对中国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第二阶段是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7月21日至今)。钉住制成功地保持了人民币汇率水平的稳定，有力地促进了外贸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第一，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加剧。自1994年以来(1998年除外)，中国一直保持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格局，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双顺差规模持续扩大，2004年经常账户盈余已达到当年GDP的42%。第二，双顺差造成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并带来了货币冲销操作的压力，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第三，粗放的出口增长方式使我国出口品的技术含量低，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部分出口产品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大、对环境破坏严重，不利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改革的进程：
里程碑1（打破血缘门第·首开先河）：公元前594年的“梭轮改革”
里程碑2（消除财产限制·最终确立）：公元前508年的“克里斯提尼改革”。
全盛时期：公元前5世纪以后，尤其是经过希波战争之后，雅典的民主政治迎来了全盛时期。公元前443年至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连续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的首席将军，开创了“伯里克利时代”。
实质，我个人认为你需要的是评价：
1、以伯里克利时代为代表的雅典民主政治
2、是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中先进的政治制度：它有利于调动城邦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
3、然而它毕竟只是城邦公民内部的民主，而且只有成年男性公民才真正享有民主权利，妇女、外邦人和奴隶则都被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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