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塔镇河妖，什么意思，有何典故吗？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这是强盗之间的暗语，俗称黑话。

宝塔镇河妖的意思：如果是那样的话，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

出处：小说曲波小说《林海雪原》中杨子荣与土匪的一段对话。对话如下：

土匪：蘑菇，你哪路？什么价？（什么人？到哪里去？）

杨子荣：哈！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找同行）

杨子荣：拜见三爷！

土匪：天王盖地虎！（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的祖宗？）

杨子荣：宝塔镇河妖！（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

扩展资料

《林海雪原》剧情简介：

1946年冬天，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成立了由伪满官吏、地主、恶霸、土匪等组成的“中央先谴军”。这群乌合之众不断对我军进行军事骚扰，其中匪首许大马棒、座山雕、马希山等人分别集结残股，窜居深山密林之中，长期进行暗杀破坏，手段残忍无比。

东北地区一时间匪患成群，这对当地百姓的工作、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严重破坏了土地改革的成果。为了清除匪患，军区领导决定改变战术，组织了一支36人的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带领下，杨子荣、孙达得、高波等人深入林海雪原，先后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围剿大锅盔，与这些“鲨鱼性、麻雀式”的凶残敌人斗智斗勇、殊死拼搏。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苦卓绝的激烈交锋，匪徒们最终被全部歼灭，小分队取得了剿匪的全面胜利。

参考资料：

-宝塔镇河妖

这个恕我直言，好像是查不到了，否则我在网上那么好找，也找不到啊，不好意思了。

冯家道班的历代子孙乃至群乐村整个冯氏家族，是清朝官吏冯德库的后裔。冯德库居官宁波，因被皇上革职抄家，遂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迁至曹路东部荒滩栖身。”据说冯德库后来成了道士，广行善事。此说年代久远，且无史实佐证，已无法辨其真伪，然冯家始祖之艰辛似乎为其后代的信教提供了历史的成因。

其它再无记载，网上也没有有关内容啊，找不到。

《花篮灯舞》产生、是流传于浦东曹路地区，至今已有近50年的历史。它源自一百多年前道教祭祀仪《九幽灯》中的《穿灯舞》。

1956年，道教艺人薛肇南（1914-1992年）、冯炳魁（1922-1996年）等受党的“双百”方针感召，对《穿灯舞》进行改编，易男舞为女舞，由九位道人改为八位村姑。更换了某些队形和道具，成为八位姑娘每人一手执花灯，一手执手帕，以戏曲旦步为基本步法，围绕着地上表示东南西北方向的四盏灯，穿插出各种图形的民间舞蹈。该舞蹈由原顾路区顾东业余剧团排练演出，1957年3月年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获创作、表演优秀奖。全体演职员在怀仁堂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栗裕、周扬、刘芝明等中央首长接见，并合影留念。

北京演出归来后，薛肇南、冯炳魁等又对《穿灯舞》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去掉了原来安放在舞台四角的四盏瓶式《牡丹花灯》，丢弃了手帕，并改手中的“六角灯”为“花篮”，这一改动，最终突破了原“穿灯”的框架，使崭新民间舞蹈脱颖而出，并取名为《花灯舞》。1959年元旦，《花灯舞》在上海市1958年度群众文艺创作会演中，又获民间舞蹈一等奖。此后，又在花篮中加进了能闪亮的电池灯泡，突出主要道具在舞台演出中的效果，充分体现了“灯”的作用。几经演出不断完善，遂将《花灯舞》改名为《花篮灯舞》。

《花篮灯舞》反映的内容是一群天真活泼的姑娘，手持花篮灯，边歌边舞，通过穿插变换新颖多彩的图案，表现出江南一带姑娘热情开朗的优美形象，反映了农村热闹红火的丰收节日气氛。1959年9月，为歌唱农民的新生活，又重新填写了主题词。

1978年9月，曹路镇原龚路文艺工厂对《花篮灯舞》进行了恢复排练，参加了上海市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并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公演。此后，该舞蹈又进行了六次复排，更换了六批演员，前后共有40多人参与排练和演出。1989年，《花灯舞》及其道教艺人薛肇南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上海卷》一书而永垂青史。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件要求，2006年我镇又将《花篮灯舞》进行了复排、录制，今年3月13日被区府批准为浦东新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已申报市级“非遗”名录。《花篮灯舞》已成为我镇乃至区、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节目。

《鸣联国乐社演奏谱》简介

“鸣联”国乐社是曹路地区具有74年历史的民间音乐团体，于1933年由杨园乡人周根生（1915-1987）

等人创建。其演奏的丝竹乐，大部分属江南丝竹范畴。“江南丝竹”中的“江南”，地理上指长江以

南；但音乐的流传，主要指上海、江苏、浙江极其毗邻地区。“江南丝竹”中的“丝竹”，指的是笛、

萧、琴、琶等管弦乐器的统称。“丝竹”一词，最早见于《礼乐记》中“金石丝竹，乐于器也”；“

江南丝竹”名称始见于清道光年间的《嘉兴府志》：“采苏杭之丝，载洞庭秀竹，变吴越佳音，集弦

索精粹，江南有丝竹者”由此可见，江南丝竹源自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它的形成和发展历经数百年

，流传到曹路地区也有100多年的历史。明清以来的《十番锣鼓》、民间的"清客串"和"小堂民",以及

江南地方曲艺等多种因素的孕育、推动,使江南丝竹逐渐定型而别具一格

《鸣联国乐社演奏谱》所载40余曲由老"鸣联"会员李伯金先生搜索、整理,其中以江南丝竹的曲目最

为丰富,它涉及到元明时期的南北曲曲牌,明清俗曲、民歌,江南地方戏曲、曲艺中的某些器乐部分,但

流行最著名的为"八大曲",即三六、慢三六、中三六、慢六板、行街、四合如意、欢乐歌、云庆(另一

说法将上述中的"慢三六"换为"六板",其余皆同)八曲的命名与民间风俗密切相关,除行街外,其余各曲

均以"六"、"庆"、"欢乐"、"如意"等词语作为吉祥口彩

"八大曲"的产生与形成确切时间已无从考证,但从"鸣联"丝竹乐演奏中最著名的"老六板"(又名"老

八板")来看,最早见之于1814年的李芳园《琵琶谱》的附录中也有记载以"老六板"为母体(戏曲中称原

板)通过加花或成倍的添眼加花,就产生一系列独立的变奏体,诸如:"快花六"、"花六板"、"中花六板"

、"慢六板",这四个变奏体与母体联成一起,称为"五代同堂"。

(本文参考李伯金先生《江南丝竹简介》一文编写)

《穿灯舞》概论

张惠民

穿灯舞，又名大穿灯，是历史悠久的道教祭祀舞蹈，属道场法事，它流传于浦东新区的洋泾、高桥、高东、曹路、合庆、川沙等镇，而以曹路尤甚。每逢丧事，丧家便请道士到家做醮（俗称道场），某些法事富有艺术色彩，除唱、念、做外，且载歌载舞，以此祈祷亡魂出地狱而入天堂，谓之祭故慰生。此俗年年沿袭，经久不绝。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匿迹，八十年代初复起，然仅限于道观神庙。近年乡间又有蔓延之势。

一、起源与发展

道教乃我国汉民族固有的宗教，渊源于古代的巫术，为东汉张道陵所创，始称“五斗米道”，又名“天师道”，奉老子为教祖，盛行于南北朝。金元之际，道士有出家的全真道士和在家的正一道士之分。浦东众家道班，素分两派，大凡近市者称西派，远郊者谓东派，然视其属性，俱归正一之范畴。

据黄炎培主修《川沙县志·方俗志》记载：“邑人逢丧必做功德。……谓拜经忏后可免堕地狱，得升天堂……”“人死接煞，已成习惯。然用道士召七者则然，用和尚则否……”道场与功德，系道教沿用佛教之用语，唯“接煞”一词，出自道士之口。

据曹路镇日新村道教艺人薛肇南（1914年－1992年）及民众村道教艺人冯炳魁（1922年－1996年）追溯：“穿灯舞所属法事《九幽灯》为道场常用、道士必学之法事，传到我们这儿，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群乐村道教艺人冯菊初（1916年－1998年）说：“幼时听老人讲，冯家道班的历代子孙乃至群乐村整个冯氏家族，是清朝官吏冯德库的后裔。冯德库居官宁波，因被皇上革职抄家，遂于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迁至曹路东部荒滩栖身。”据说冯德库后来成了道士，广行善事。此说年代久远，且无史实佐证，已无法辨其真伪，然冯家始祖之艰辛似乎为其后代的信教提供了历史的成因。

以上史料及道教艺人的口述、传说，虽未能确切地表明穿灯舞在曹路地区的起源年代，但至少清光绪年间已具雏形。初谓小穿灯，所有的程式动作都较为简单。出于生计，道场法事遂年丰富，不少法事渐之演变为如戏一般（故当地有称道场法事为“道士戏”者）。小穿灯缓慢地向“戏”演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几经川沙各家道班充实，已初具大穿灯之轮廓。四十年代，又经薛肇南修饰。然而十余年的发展变化，都没有突破原有的传统格局，仅补充了一些生活化的舞蹈动作（如碰蝴蝶、拨栲栳等），对某些动作作了调整和加强（如扯木樨、里外罗城等），使舞姿日臻完善、柔美。1956年，薛肇南、冯炳魁、冯菊初等在穿灯舞的基础上，整理加工为新颖的《花灯舞》。尽管冠之以新名，易男舞为女舞，更换了某些队形、道具等，但其基本动作的结构原件仍不脱穿灯之窠臼，只是在传统色彩中夹带了一些现代风味。《花灯舞》由顾路区顾东村业余剧团演出，1957年3月随江苏省代表团（当时川沙县属江苏省辖）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获创作与表演优秀奖，在北京怀仁堂受到了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等中央首长的接见。1959年元旦，又加工整理成《花篮灯舞》，参加了“上海市1958年度群众文艺创作汇演”，获民间舞蹈一等奖，薛肇南、冯炳魁获传授整理奖，成为道家的传世佳话。

二、形式与内容

穿灯舞有一套传统的、模拟民间生活动作的表演形式。八个护法道士身着**或黑色龙凤道袍，头戴道帽，脚穿布鞋，手持八盏半圆形的六角阳台荷花灯（似庙里的香炉），地上四角另放四盏花瓶牡丹花灯，以作被穿之灯，在大法师的指挥下（大法师也执一灯，当为九盏，谓之九幽灯）翩翩起舞，完成了一系列优美的程式动作。全套动作依次分为开四门、一条龙、链条股、童子拜观音、扯木樨、单（双）迎灯、拔栲栳、双飞、碰蝴蝶、满地花、单（双）追灯、里（外）罗城、鲤鱼卷芝草等。这些动作，源于农村日常生活，使虚幻的道场生活化了。艺术化与生活化，则又使道场在民间大为吃香，成为大多丧家必操之习俗。

乡下的道场通常在客堂或暖敞（一种临时搭起的油布竹棚）中做之。客堂北墙面南而挂张天师或三清神像，上悬“道祖遗风”或“道法无边”之类的眉披，下设亡者灵台牌位。灵台前面一方空地用以铺排道场法事，四壁布满轴对挽联。道场有大小之分，自一昼夜至九昼夜不等，以多为贵，而以三昼夜最为常见。每出道场由数段法事组成，法事有清微法事与亡丧法事之别。清微法事有法符、达表、群仙会、斋天、炼度、火司朝等。一般用做“小七”及清明悼念活动；亡丧法事有亡斗、款王、开方、九幽灯、亡斋天、九幽朝、九阳灯等，一般用以装殓出殡前后。每段法事独立成篇，有程式而不拘泥，轻重缓急皆可，唱、念、做交叉，间或音乐奏之，锣鼓鸣之。一道场诸法事之间并无明显的顺序排列，唯《九幽灯》习惯上总趋于道场之末，而舞蹈性甚强的穿灯则是这段押场法事之尾，穿灯完毕，整个道场便告结束。

穿灯舞表现的内容大意是：大清境九仙，上清境九真，玉清境九圣三大天尊（均为太上老君的化身，故道家有“混元一气化三清”之说）各执九盏阳台荷花灯，来到幽冥地府，打开九方地狱门，接引亡魂摆脱黑暗的地狱而走向光明的天堂。九方地狱为：东方风雷地狱，南方火翳地狱，西方金钢地狱，北方冥冷地狱，东南铜柱地狱，西南屠割地狱，西北火车地狱，东北镬汤地狱，中央普掠地狱。这众多的地狱，搅得生者不寒而栗，死者难以安息，实乃道家之独创，也从一侧告知人们昔日之愚昧与黑暗。

三、音乐曲调

小穿灯时，仅有打击乐器伴奏，发展至穿灯舞，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伴奏音乐结构，其主要声乐曲有《叹丰都》、《只羡他》，器乐曲有《将军令》，曲终则仍以打击乐器伴奏。演唱与伴奏均另有旁人相助。

《叹丰都》音乐凝重，唱词悲切，诉述罪魂在九方地狱中历尽磨难，幸得三大天尊（斋主）驾到，亡魂方脱幽冥。《叹丰都》曲终歌了，穿灯舞即起，众人齐曰：“十殿慈尊最逍遥，狱门深锁尽开通，大小罪孽全宽宥，释放亡灵出狱中。”念罢，穿灯复起步，遂唱《只羡他》，叩谢天尊拯救之恩，歌颂亡魂生前功深德浩而脱离地狱。《只羡他》曲调来自昆曲，委婉而抒情，为穿灯舞奠定了一个明朗、轻松的音乐气氛，较之序曲《叹丰都》，一沉一浮，有天壤之别，展示了亡魂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意境。

《将军令》一曲为吹打乐。常用于铺灯前（即闹灯头）或穿灯中，除双唢呐外，还配以堂鼓、板鼓、大锣、小锣、狗叫锣各一。堂鼓和板鼓除配合锣鼓经外，还配合吹乐器始终打着与曲调一致的节奏。全曲轻松欢快，铿锵有力，间或锣鼓骤起，对整个舞蹈起了烘托与渲染的作用。

四、风格特点

穿灯舞为男子群舞，它运用了民间艺术的传统手法，具有很强的江南地区民族色彩及浓郁的生活气息，形成了独特的舞蹈风格。

雅俗相济 穿灯舞富有传统舞蹈的古朴雅致，而它的程式动作的生活化，又惟妙惟肖地体现了当地农村的风俗习惯，截取其任何一个动作的枝干，都可得到生活的验证，某些动作甚至就是原始的生活动作的白描化。如“扯木樨”、“碰蝴蝶”、“拔栲栳”，这“扯”、“碰”、“拔”，无一不是农村中最常见的动作。这些生活之泉溶入到古老的形式之中，不但毫无俗气，反而赋于其生机与活力。雅俗相济，无俗则不雅，无雅则又俗，这便是穿灯舞的第一大风格。

对称成方 穿灯舞上场舞者八人，以地上四角之四灯为辅轴而穿之，以四角交叉点为主轴而舞之，这些有形和无形的固定点客观上为穿灯舞造成了“动则成方，变则对称”的格局。穿灯舞的动作（如双迎灯、满地花，甚至是正在行进中的动作（如一条龙、链条股），无不具有这一特点。整个队形多变而不偏，多动而不乱，四角丰满，犹如一副绚丽的图案。

柔美洒脱 穿灯舞舞者身穿道袍，轻舒风袖，线条流畅，有飘飘欲仙之感。整个队形忽聚忽散，忽开忽合，忽穿忽绕，使用的都是些行走性的小步子动作；行动线曲直得体，经纬交织，幅度不大而细腻，变化多端而井然，显得百般柔美、洒脱。由于服饰及花灯的造形、色彩等因素的作用，又使整个舞蹈显得明快而活泼。

灵活多变 穿灯舞为室内祭祀舞蹈，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程式动作及基本队形，然而在具体道场中，它又往往要受到某些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局部地增减动作及调整队形。表演区域的宽窄、丧家地位的贵贱，常常是导致动作的或繁或简与队形的时长时短的主要因素，由此显示了它的随机应变的风格特点。较之广场舞蹈，它的这种应变更趋灵活、自如。然“灵活不偏其本，多变不离其宗”，其主干动作及基本队形仍相对稳定。整个队形的变化，皆由1号领舞作主，5号配合默契，众人相随变幻。音乐伴奏则在鼓手的指挥下也作相应的变通处理。

穿灯舞是独具一格的道教艺术，作为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必然深深地打着那个时代的胎记，它是社会蒙昧时期的伴生物。它的产生与发展，除了来源于道家为谋生所需对生活的提炼外，主要地是来自丧家对所谓脱地狱而升天堂的热切向往。这种感情在飘逸的舞姿中得以宣泄，以此给死者以祭奠，给生者则留下一点慰藉和虚无缥缈的寄托，表明了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对光明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林海雪原》描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剿匪的战斗。1946年冬天，东北民主联军一支小分队，在团参谋长少剑波的率领下，深入林海雪原执行剿匪任务，侦察英雄杨子荣与威虎山座山雕匪帮斗智斗勇。

《林海雪原》一直被视作“革命通俗小说”的典型代表，并被誉为“新的政治思想和传统的表现形式互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它更是整个“十七年文学”发展之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小说作品。

主要人物：

杨子荣是曲波以现实战斗中的真人为原型而塑造出的人物形象，更是一位革命斗争经验丰富、智勇双全的侦察英雄。小说通过讲述他智识小炉匠；化装成土匪胡彪，只身打人匪巢，取得悍匪座山雕的信任。

少剑波则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作为小分队的最高指挥员，少剑波深知自身所肩负的重任和所面临的严峻斗争形势，但他始终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信心。

扩展资料：

时代背景：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地区形成敌我对峙的局面。解放军为了巩固根据地，发动人力物力支援解放战争，开始实行土地改革。但一小撮被击溃了的国民党匪首，逃进深山密林，与当地的惯匪及地主恶霸相勾结，组成土匪武装，出没无常，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破坏土地改革。

于是，上级研究决定组织小分队进山，实行小群动作，边侦察边打击敌人，侦打结合。作者和他的战友们便承担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的一部分。他们于1946年冬深入东北小兴安岭一带的深山密林，与号称拥有几个旅的匪首展开了周旋。

《林海雪原》以绚丽多彩的笔墨，出色地描绘了解放军侦察员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塑造了人民战土的英雄群象，酣畅淋漓地表现了“突破险中险，历经难中难，发挥智上智，战胜魔中魔的斗争中”，压过了敌人，战胜了敌人，直至将匪徒消灭”的这场艰苦卓绝斗争的全过程。

这部作品成功地刻画了满腹智谋,浑身是胆的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光辉形象，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大智大勇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他说：“为人民事业生死不怕，对敌人就一定神通广大。”这光芒四射的豪言壮语是他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写照。

——林海雪原

1 强项令文言文原文及翻译

《强项令》作者：董宣原文： 陈留董宣为洛阳令。

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骖乘。

宣于夏门亭侯之，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 主即还宫诉帝。

帝大怒，召宣，欲捶杀之。宣叩头曰“愿乞一言而死。

“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须捶，请得自杀。”即以头击楹，流血披面。

帝令小黄门持之，使宣叩头谢主。宣不从，强使顿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

主曰：“父叔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门。今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与白衣同。”

因敕：“强项令出！”赐钱三十万。宣悉以班诸吏。

由是能搏击豪强，京师莫不震粟。译文： 光武帝召任董宣为洛阳令。

当时湖阳公主的仆人白天杀了人，因为躲进公主府，官吏无 法逮捕。等到公主外出的时候，又叫这个仆人陪乘。

董宣就在夏门亭等候，他见到公主的乘 车走过来，就勒住马纽叫车停下来，用刀画地不准再走，大声责备公主的过错，喝令仆人下车，当场杀死。 公主立即回宫向光武帝告状。

光武帝大怒，召见董宣，要用木杖打死他。董宣叩头说： “请让我说一句话再死！”光武帝说：“你想说什么？”董宜回答：“皇帝神圣明智，使汉家 天下得到复兴，可是却放纵奴仆残害良民，这又怎能治理国家呢？我不须用杖打，请准我自杀！”随即用头撞柱子，流血满面。

光武帝命令小太监拉住董宣，叫他给公主叩头认错。董宣就是不肯；硬使他叩头，董宣用两只手支在地上，始终不肯低头。

公主对光武帝说：“ 文叔当老百姓的时候，保护逃亡的人，官吏不敢进门抓人。现在当了皇帝，还制服不了一个 小地方官吗？”光武帝笑着说：“做皇帝和当老百姓可是不二柞呵！”于是赐予董宣为“强项令”，赏钱三十万，董宣把它全部分给了下边官员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4b893e5b19e31333337613932。

从此，他打击豪强，那些豪强没有不心惊胆战的。京城里称他为“卧虎”，歌颂说：“桴鼓不鸣董少平。”

注释 [1]《后汉书》：南朝刘宋时范哗编著，原有十纪八十列传，共九十卷。北宋时，把晋司 马彪所著《续汉书》八志三十卷，合编成为现在流传的《后汉书》，两书合为一百二十卷。

本篇选自《后汉书·董宜传》。 [2]董宜：字少平，河南陈留人。

东汉光武年间，曾任北海相，以打击豪强闻名，桩光武 帝征为洛阳令。 [3]洛阳令：后汉首都在洛阳。

洛阳令即首都地方的行政长官。 [4]湖阳公主：光武帝刘秀的胞姐。

[5]苍头：奴仆的通称，是从秦代“黔首”演化而来的。因为劳动群众面黑，头戴青巾， 故称苍头。

[6]骖乘：即陪乘。古时乘车，向导居左，御者居中，另有一人居右陪乘，叫骖乘。

骖音 参（can），驾车的马。 [7]数：音署（shu），列举、责备。

[8]格杀：声杀。旧时代把行凶，拒捕或违犯禁令的人当场打死，称作格杀。

对于上述行 为，不以杀人论罪，故称“格杀勿论”。 [9]箠：音垂（chui），鞭子。

这里指杖刑，用木杖鞭打犯人。 [10]楹：音盈（ying），殿堂前的明柱。

[11]黄门：在宫内侍从皇帝、传达沼令的官贝，为首的称黄门恃朗。后汉时黄门多由宦官 担任，以后通称宙官为黄门。

小黄门，即小太监。 [12]文叔：光武帝刘秀，字文叔。

[13]白衣：古时未能取得功名，或者罢官归里的人，都叫白衣，相当于现代的老百姓。 [14]勅：音翅（chi），皇帝的诏令。

[15]强项：脖子硬，不肯随便向人低头。“强项今”是刘秀赐给董宣的称号。

[16]悉：垒郎。 [17]班：分发。

[18]桴：音忱（fu），击鼓槌。

2 记与欧阳言文言文翻译解词

《记与欧公语》：

原文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舵牙为舵公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予因谓公曰：“以笔墨烧灰饮学者，当治昏惰耶？推此而广之，则饮伯夷之盥水，可以疗贪；食比干之餕馀，可以已佞；舐樊哙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疗恶疾矣。”公遂大笑。元祐六年闰八月十七日，舟行入颍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见文忠公于此，偶记一时谈笑之语，聊复识之。

翻译

欧阳修曾经说过：“有一个患有出冷汗毛病的人，医生问他患病的原因，他说 ：‘乘船时遇到风浪，偶然而患上此病。’医把多年的船舵把手放在柂工手出冷汗的地方，刮成末，搀合丹砂、茯神这一类东西，柂工喝了这药就痊愈了。如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及故竹扇为末服之。’”文忠于是说：“医生凭想当然来用药的都跟这是一样的，乍看好像儿戏，但是偶尔有点疗效，几乎不容易对他质疑了。”我于是对他说 ： 把毛笔和墨烧成灰和上水让学生喝下去，就能够治好他的糊涂和懒惰了吗？由此推广开来，那么和伯夷的洗澡水，就能够治好贪婪；吃比干的剩菜剩饭，就能够治好奸伪；舔樊哙的盾牌，就能够治好胆怯；闻西施的耳环，就能够治好容貌丑恶。”欧阳修听后就大笑。 元佑六年闰八月十七日，乘船到了颖州界，正好想起二十年前在此地见到欧阳修，偶尔想起一时谈笑的话语，就如同在一次认识他。

3 文言文翻译

阮籍曾从容不迫地对他说：“我平时曾经游历过东平，喜欢那里的风土人情。”

司马昭很高兴，便授予他东平相的职位。附：阮籍传全文选自《晋书》中列传第十九：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

父瑀，魏丞相掾，知名于世。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

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

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服之，以为胜己，由是咸共称异。 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

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籍诣都亭奏记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据上台之位，英豪翘首，俊贤抗足。开府之日，人人自以为掾属；辟书始下，而下走为首。

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拥彗；邹子处于黍谷之阴，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

今籍无邹、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见采择，无以称当。方将耕于东皋之阳，输黍稷之余税。

负薪疲病，足力不强，补吏之召，非所克堪。乞回谬恩，以光清举。”

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

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

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

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时人服其远识。

宣帝为太傅，命籍为从事中郎。及帝崩，复为景帝大司马从事中郎。

高贵乡公即位，封关内侯，徙散骑常侍。 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及文帝辅政，籍尝从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帝大悦，即拜东平相。

籍乘驴到郡，坏府舍屏鄣，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旬日而还。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有司言有子杀母者，籍曰：“嘻！杀父乃可，至杀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杀父，天下之极恶，而以为可乎？”籍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

杀母，禽兽之不若。”众乃悦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

会帝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

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

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

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楷吊唁毕便去。或问楷：“凡吊者，主哭，客乃为礼。

籍既不哭，君何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礼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轨仪自居。”

时人叹为两得。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

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

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邻家 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

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景元四年冬卒，时年五十四。 籍能属文，初不留思。

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著《达庄论》，叙无为之贵。

文多不录。 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

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其略曰：“世人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

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

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

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怀本趣也。

译文为：《阮籍传》译文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父亲阮，魏国的丞相掾，在当世知名。阮籍容貌奇美俊伟，志气开阔奔放，傲然独立，任性不受羁绊、喜怒不显露在表情上。

他博览群书，尤其喜好《老子》《庄子》。嗜酒并能够长啸，又很会弹琴。

当他得意时，竟忘记了自己的形骸和举止。当时人多说他痴呆，只有他同族兄长阮文业每每赞扬佩服他，认为他超过自己，因此大家都一齐称赞他奇异的才能。

阮籍本有剂世之志，正当魏晋之际，天下多有变故，名士很少有能保全自己的，阮籍为此不参与世事，便经常饮酒至醉。文帝司马昭想为武帝司马炎向阮籍求婚，阮籍醉了六十天，文帝没有说话的机会才中止。

钟会多次问他。

4 跪求“辨似”的文言文以及翻译谢谢阿

原文辨 似 章学诚 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

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讬於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

夫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於意之所谓诚然也。

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 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

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

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而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

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烝民粒食计也。

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

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

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同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

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

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於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

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

不学无识者，窒於心而无所入，穷於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

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

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

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讬舍舟车者为同调焉。

故君了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

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

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

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於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於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

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

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於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

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

《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

传曰：“辞达而已矣。” 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

且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於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

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於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荀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

韩退之曰：“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

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邪？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

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折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

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此无伤者三也。

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於事固无所伤也。

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

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於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后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使人瞢然莫辨其底蕴焉。

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

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

故君子恶夫似之。

5 翻译下面的文言文

皇帝间或问起大臣们的好坏，宋濂只举岀那些好的大臣说说。皇帝问他原因，宋濂回答道：“好的大臣和我交朋友，所以我了解他们；那些不好的，（我不和他们交往，所以）不能了解他们。”主事茹太素上奏章一万多字。皇帝大怒，询问朝中的臣子。有人指着茹太素的奏章说：“这里不敬，这里的批评不合法制。”（皇帝）问宋濂，回答说：“他只是对陛下尽忠罢了，陛下正广开言路，怎么能够重责（他）呢？”不久皇帝看茹太素的奏章，有值得采纳的内容。把朝臣都招来斥责，于是口呼宋濂的字说：“（如果）没有景濂，（我）几乎错误地怪罪进谏的人。”

有些不好，请多多见谅！

金兵扣留了宋徽、钦二帝及诸皇室宗亲之后，授意宋在汴京的其余官僚议立伪政权。

汴京的一些官吏、人民等向金军请求复立赵氏，被金军拒绝。经过反复商议，金军绝不允立赵氏，所以二月十一日，宋百官议立张邦昌。在金兵的压力下，十三日，留守司、开封府召集文武官员、僧道、军民并到宣德门集议拥戴张邦昌事。议立张邦昌的过程见于《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引《遗史》：“金意欲立张邦昌，令吴开、莫俦赍文字入城，中令百官、僧道、耆老等共议‘别立异姓，以治国事，并不得引惹赵氏’。开封府、御史台集百官于秘书省聚议。文臣承务郎、武臣承信郎以上，悉赴议。乃集议于皇城司，王时雍等以下皆在，已写推举状草，但空姓名未填；众皆议未敢发。左司员外郎宋齐愈自外至，问时雍举谁？时雍曰：金人令吴开密谕，意举张邦昌。今已写下文字，未填姓名。齐愈因记金人先已有文字书云‘请举军前南官’，谓是邦昌无疑，乃取笔书张邦昌三字将示，时雍曰：是。又示众议官，皆无语。乃于写下文字填张邦昌姓名、状申，分付与开、俦赍文字出城去。”

在金军的授意下，百官等拥立张邦昌组织傀儡政权时，又有秦桧出来反对。秦桧时为宋政权的御史中丞，他上书给宗翰、宗望等，反对拥立张邦昌，请求复立赵氏主政。他指出：“为计议者必欲灭宋之策，在绝两河怀旧之思，除邻国复仇患而已……若邦昌者在上皇朝，专事燕游，不务规谏，附会权幸之臣，共为蠹国之政，今日社稷倾危，生民涂炭，虽非一人所致，亦邦昌为之力也。天下之人方疾之若仇，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英雄必尽起而诛之，非特不足以代宋，亦不足为大金屏翰矣。”金军认为他在拥立张邦昌问题上持有异议，因掠其北去。除此之外，还有宋吏部侍郎李若水、相州观察使王履时出使金军中，坚决反对拥立张邦昌，面折金兵而死难。

在确定张邦昌组织傀儡政权之后，金兵又大肆搜刮劫夺金银财物，并且取太学生中之能文者三十人，准备北归。宋将吴革准备组织人众劫夺宋徽宗、宋钦宗等。他以赈济为名，召募死士，又与康王赵构军联系，拟采取内外夹攻金兵的行动，救援宋统治者。三月六日，吴革等发难，但为宋将范琼等所诱，父子死难，同死者百有余人。三月七日，张邦昌傀儡政权在金兵的维护和金政权的册封下宣告成立。据《大金国志》卷三十二《立楚国张邦昌册文》得知，册文先宣布废除宋赵氏政权，然后宣立张邦昌，其立张邦昌文中说：“今者国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诚非贪土，遂命帅府，与众推贤。佥曰：太宰张邦昌，天毓疏通，神资睿哲，处位著忠良之誉，居家闻孝友之名；实天命之有归，乃人情之所徯。择其贤者，非之而谁？是用遣使诸官都部署、尚书左仆射、权签枢密院事韩某等持节备礼，以玺绂册命尔为皇帝，以授斯民，国号大楚，都于金陵。自黄河以外，除西夏新界，疆场仍旧。世辅王室，永作藩臣。贡礼时修，尔勿疲于述职；问音岁丞，我无缓于忱诚……”

这里充分地表明了金立傀儡政权的理由。第一，金政权灭亡辽政权之后，认为北宋政权拥地广大，财物众多，而不藩服，又与金争燕云十六州之地，这是和它的“中外一统”、“民宜混同”的政策相冲突的。为了占有河北、河东的土地，掠夺宋的宝物财富，使宋政权臣服，因此，发动了攻宋的战争。但是，遇到了宋政权和军队、人民的抵抗，这使他们改变了原有的打算，所以，在攻下宋都汴京之后，除满足了他们占有河北河东两路土地要求之外，则坚决灭掉北宋政权，对黄河以南地区代之以傀儡政权，作为“世辅王室，永作藩臣”的藩属。第二，金兵在两次大规模攻宋战争中深知，凭金政权当时的力量和宋统治下人民抗金的情绪，尚不能一举而代宋，做到“中外一统”、“人民混同”的程度。从金兵攻宋的开始，金政权只是打算占有宋河北河东地区一定的土地，使宋政权臣服，这样，在金统治者看来也就是“中外一统”了。这个观点是辽统治北方时期就形成了的，金继承了这种作法。因此在摧毁北宋政权后，他们炮制了张邦昌政权，使之都于金陵（今南京）。利用张邦昌政权来统治广大的原宋政权的土地、人民。

张邦昌字时彦（又作子彦）大名东光县人，宋进士，累官至中书侍郎、少宰。在金兵第一次大规模攻宋时，他先与康王至金军中为质，后又与肃王同为质。金军选中了他组织伪政权。他在金军限三日立邦昌，不立，城中尽行杀戮的威胁下，三月七日正式就任伪大楚政权皇帝。他以吏部尚书王时雍权领尚书门下省事、开封尹徐秉哲权领中书省枢密院事、翰林承旨吴开权尚书左丞相、翰林学士莫俦权尚书右丞相、前签书枢密院李回权枢密院、观察使左言权殿前司公事、范琼权四厢指挥使、大理卿周懿文权开封府。张邦昌政权暂时维持了宋都开封城内的秩序。他向金军求许数事，金兵为支持他的政权均作了许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记载说：三月“乙已，邦昌诣青城谢二帅。既至，迎接殿下，揖而升，致宾主之礼。酒三行，邦昌请不毁赵氏陵庙、罢括金银、存留楼橹、借东都（汴京）三年、乞班师、降号称帝、借金银犒赏，凡七事，敌皆许之”。当时，汴京中许多宋政权官员对张邦昌的统治持反对态度，张邦昌的统治并不稳固，不敢迳称皇帝旨意。三月二十九日，金兵北归，宋大臣何栗、孙傅、张叔夜等举家随同北迁。他们先后皆死于金。 金兵退后，宋兵勤王兵马陆续抵达汴京城下。四月四日，宋北道总管宣抚司统制官王渊领兵至汴京城外，有骑兵三千人。同日，江淮发运判官向子諲遣其将王仪等率兵亦抵汴京城外。江淮发运司统制傅亮也率兵至。在这种情况下，侍御史胡舜陟上书给张邦昌，提议请宋元佑皇后垂帘听政，以表示还政于赵氏。他说：“今四方勤王之师云蒸雾集，彼为赵氏而来，岂有从吾号令？闭门拒之有同儿戏。伏望即将指挥正其名位，请元佑皇后垂帘听政于内，陛下以太宰治事于外，特遣大臣往迎康王，明以此事，播号将士，孰不欣然悦服……”四月五日，张邦昌迎接元佑皇后由私第入宫。元佑皇后因前被废，未被金兵掠去。后因延宁宫火，出居私宅，现为张邦昌迎入宫中居住，作政治工具。四月七日，张邦昌派遣蒋师愈等奉书给宋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表示不敢窃居皇位，等待其善后。随后又遣其甥吴何及康王之舅韦渊致意于赵构。同日，宋宗室赵叔向率兵七千也至汴京，而监察御史马伸致书给张邦昌，要求他还政于赵氏。总之，在金兵退后，拥护赵氏的兵势再起，在康王赵构的号召下，形成了强大的力量。张邦昌政权无法维持。

四月九日，张邦昌召集拥护自己的官吏议事，选择还政的处理办法。当晚，请元佑皇后孟氏垂帘听政，自己以太宰的身分处理政务，表示还政。追回前所发的各路赦文，所任官吏各回原职，并将大宋受命之宝献给康王赵构，元佑皇后孟氏也派遣其侄同持大宋之宝并手书至康王处，劝赵构登皇帝之位。

四月十日，元佑皇后孟氏正式垂帘听政，张邦昌退位，以太宰理事。至此，张邦昌的大楚伪政权宣告结束。《大金国志》卷三十二说：“邦昌即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见群臣称‘予’不称‘朕’，旨称‘面旨’，由内降只曰‘中旨’，宣告四方则曰‘宣旨’，手诏则曰‘手书’，至于禁中诸门，悉缄锁题以‘臣张邦昌谨封’。大抵每事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国之命尔。”此是封建史家从正统出发的理论，实际上张邦昌组织了傀儡政权则无疑。

南宋政权建立之后，李纲等议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要求给予处分。赵构将其流放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不久赐死，年四十七。张邦昌伪政权之亡，使金以傀儡政权统治宋之土地计划失败，因此，又有攻宋之战。

中国古代从严治政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提倡廉政和制止、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古代一些清醒的统治者深深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从保持社会稳定和巩固政权的现实需要出发，坚持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在当今也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高层官吏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据此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这些思想表明，德治教化首先要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否则政令就无法得到贯彻，也就不会收到成效，倡廉更是无从谈及。在中国历史上，不少王朝的统治者深知这一道理。他们律己正身，倡导朴素节俭的社会风尚，影响了一代王朝尤其是其初始阶段吏治的清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部分皇帝在内的古代高层廉吏的自律行为具有以下特点：1、倡行节俭，严格诫子奢侈享乐．贪图安逸是历代官员走向腐败的开始。防止腐败须从最高统治集团做起。史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一生保持节俭作风，凡要求臣子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称帝后“身衣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勤约之风，行于上下。”光武帝主张勤俭．远奢侈之风，以“务从约省”来约束自己和各级官吏，这是“光武中兴”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公元37年(建武十三年)，外国使臣敬献名马一匹、宝剑一把，刘秀下令将马用于军事，宝剑赏给有功将士，并以此向郡国颁诏，刹进贡之邪风。他反对厚葬，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叮嘱臣下不要为身后葬仪而铺张浪费，不要因葬仪而影响正常公务。作为一代帝王能如此节俭是难能可贵的，这为全国各级官吏做出表率，从而出现了东汉前期清廉节俭的社会风尚。2．励精图治，勤政为国隋文帝杨坚是历史上勤政廉洁的皇帝之一。他目睹了北周武帝的严谨节俭和周宣帝的荒唐奢侈。认定“力俭则富，贪奢则亡”的道理。主政后积极推行“节俭恤民，勤政务实”政策．提高了国家机构的行政效率，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各级府库钱物山积，甚至窖藏也不能容纳。到开皇末年，天下的钱粮，可供支五六十年。储藏之盛，自古未有。文帝勤于政务。每日清晨上朝理事，直到过午也不知疲倦。有时和大臣讨论国事，往往日薄西山还不罢休，侍卫只好将饭送上殿堂。他注意体恤百姓，当了解到关中灾区民间食糠的情形，自己也近一年不食酒肉。每逢车驾外出，有人上书都要亲自过问：遇到扶老携幼的人群，便告诉卫士不得驱赶，主动避让，道路难走的地方还要遣随从帮助挑担者。充分体现仁政作风。3．秉公办事，清廉自守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才能保证法律公正和吏治清明。宋太祖皇后之弟王继勋，既是外戚，又是大臣。一贯滥用职权，纵贪*乐，欺压百姓。宋太宗派人调查核实罪行后，遂下旨将其斩首示众。朱元璋秉公办事更为突出。他执法严明，惩治贪官不论皇亲国戚还是功臣子弟。驸马欧阳伦因利用权势贩私茶被赐死；开国功臣胡大海是朱最亲信的将领，其子私自酿酒出售获取暴利，朱元璋亲自将他杀死。对这两宗案件的处置，有力地维护了大明法律的尊严，使吏治得到整肃。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唐太宗李世民集前人重才思想之大成，结合自己的治国体会，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著名论断，这是当时对人才重要性的最高概括。朱元璋非常重视人才群体的作用。他对礼部臣僚们说：“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才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举贤”。清康熙皇帝的人才思想更具有经典意义。他指出：“自古选贤任能，为治之大道。”所以，“致治之道，首重人才”。这些论述，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天下兴亡、社稷安危、国运盛衰，皆系于人才的道理，即使今天的人读起来仍觉获益匪浅。2、“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选才是用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什么样的人事关吏治民风和政权安危之根本。“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才标准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意义重大而深远，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启示：一是要坚持全面看人，慎选贤才。荀子提出贤才需是“谏、争、辅、拂之人”，这种人能除“国之大患”，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孙武总结用兵之道，提出为将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基本素质。他指出：“智者，先见而不惑，能谋略，通权变也；信者，号令一也；仁者，惠抚恻隐，得人心也；勇者，恂义不惧，能果毅也；严者，以威严肃众心也。五者相须，缺一不可。”司马光进一步提出了“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的人才标准。其中“道德”即今天讲的“德”，“智能”即今天讲的“才”。明朝刘斌在《复仇疏》中提出选才的标准有三：“一日德，二日量，三日才。”只有三者皆备才能当大任。古代关于用人基本标准的思想在客观上要求朝廷谨慎选用官吏，突出廉吏的表率作用。据史书记载，汉宣帝尤为重视刺史、守相二千石(郡首)等亲民官的选任。其原因如他自己所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因此，宣帝选出的官吏，中央公卿“清洁自首，语不及私”者众多，地方长官中颇有治绩的清官比比皆是，官场上形成了积极向廉的健康风气。二是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并不是将德与才等量齐观，而是非常重视德对才的统帅和主导作用，把德放在首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针对世人不辨才与德异，通为之贤，因而用人失当的教训，给德与才下了这样的定义：“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他进一步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之谓‘圣人’，才德兼亡之谓‘愚人’；德胜才之谓‘君子’，才胜德之谓‘小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所以，“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可见，德是何等重要。司马光在《论选举状》中，将“德帅才资”的思想表述得更为明确、具体，指出：“取才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明初在选举官吏方面，荐举、学校和科举三途并用。不论哪种方法，都把德行作为选任官员的首要条件。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下诏求天下贤才，强调司察举贤才必须“以德行为本，文艺次之”。由此，以德为先的用人思想通过诏书的形式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用人准则。康熙在《治国圣训》中，根据切身体会，深刻阐述了德的重要性。他对吏部说：“国家用人凡才优者固足任事，然秉资诚厚者亦于佐理有裨”。“朕听政有年，见人或自恃有才辄专资行事者，思之可畏。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古人重德，尤其崇廉。因为古人讲的德，是择官选吏的标准，主要讲的是官德，而廉洁问题是官德中的首要问题。魏征在给唐太宗的对策中，论及德才关系时指出：“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康熙在论择官时强调：“节操清廉为最紧要”，对任督抚等职的大吏，任前“必详加察访”；到任后，又时时以“大官廉则小官守”相告诫。他曾多次下令臣下举荐清廉官吏，并利用巡幸的机会，到各地巡访，以求发现清官。一些才学优长、品行廉洁的官吏被委以重任。康熙帝对清官廉吏的提拔重用，从政策导向上为大小官员树立了榜样，有利于遏制当时官吏队伍中的政治腐败现象。三是古人主张“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标准，并不是不加分析，一味强调德的重要，而是根据治理国家的实际需要，灵活掌握选人标准，使选人服从“治世”。曹操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就主张乱世之时，要敢于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魏征则更为明确地指出：“但乱世唯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囿于历史的局限，这种论断显然有偏颇之处，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对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选人用人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3、“唯才是举”、“量才授官”的用才路线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些统治者在治国实践中重视人才的作用，选拔官吏时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吏治的清明和政治稳定。“唯才是举”的用人思想以制度的形式相对固定下来，是隋唐时期确立的科举制。不论什么人都可以通过国家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取得这一资格的人，绝大部分还要通过铨选，即“量才授官”才能担任官职。科举考试选拔官吏，总体上体现了客观、公正、平等的原则，具有历史进步性。宋明时期，科举制得到逐步完善。北宋初，太祖赵匡胤为得到大批人才，除要求各级官员及时向朝廷积极推荐各类人才外，主要是通过考试将大量有用的文人收罗到自己周围，为宋朝服务。明朝初期，统治者在官吏的铨选和考核方面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制度，考核由吏部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对每个官吏分别进行的专门考核，官吏任职满三年为一考，三考为满，即三年为初考，六年为再考，九年为通考。考核结果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依据；考察是对官吏统一进行的考核，其中中央官吏六年考一次，地方官吏一般三年考一次。明初的考核制度之完备和严密为前代所不及，通过考核制度的认真贯彻执行，惩处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同时选拔了一批清正廉洁之士。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建设的需要出发，不仅重视选人、用人，也很注意育人。如汉光武帝刘秀通过设立太学培养官吏，以提高各级官吏的文化素质，为国家各级政权不断充实新生力量。明朝建国时规定：“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因此，国子监就成为明初培养官员的重要基地。清康熙皇帝坚持“大法小廉”的指导思想，在吏治建设中采取积极的态度培养高级官吏，造就出一批像两江总督于成龙这样的由于清廉贤能，而从微官不断升迁至朝廷重臣、封疆大吏的官员。（刘晓红）

白袍陈庆之北伐为何功败垂成

陈庆之获得援兵，能灭掉北魏吗

公元529年，中国北方大地流传着一句响亮的童谣“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这个让北魏王朝各路将领心惊胆寒的白袍，正是大名鼎鼎的梁朝名将陈庆之。陈庆之以麾下白袍队七千余众兵力，连续击败数倍乃至数十倍于己的敌军，并攻下了洛阳，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不朽传奇。

然而短短六十余天，陈庆之就由巅峰跌入谷底，不但未能趁胜一鼓作气收复中原，反而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后世往往叹息梁武帝未能及时派兵增援陈庆之致其孤军深入功败垂成。我们不禁要问，假如梁武帝增兵北援，白袍队能否再创奇迹？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僮仆将军克寿阳

公元523年六镇大起义爆发，北魏大乱无暇南顾，梁武帝趁机连续发兵进攻北魏先前占领的淮南土地，重点是拿下江淮重镇寿阳以保障国都建康安全。此时韦睿等能征惯战的梁朝宿将早已离世，主帅裴邃在讨伐过程中去世，后继任将领不善指挥，梁魏双方一时陷入僵持局面。

同年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叛降梁朝，梁武帝派去接应的次子萧综叛逃北魏，梁军群龙无首死伤数万，彭城得而复失。唯有武威将军陈庆之，不但先前击败北魏讨伐军，还在梁军溃败之际全军而还。

陈庆之自幼入梁武帝萧衍府中为仆，耳濡目染精通围棋，从中领悟了兵法谋略，身体文弱却足智多谋。梁武帝称帝后任命陈庆之为主书，他在任上恭谨克己兢兢业业，散尽家财结交豪杰，希望有朝一日效命沙场。彭城之战的精彩表现使得梁武帝对年逾不惑的陈庆之刮目相看。

公元526年，陈庆之督统诸军趁魏军主力清剿河北起义军之际攻取寿阳，实现了梁武帝的夙愿，因功封关中侯。

梁军趁胜北上渡淮，连战连捷，挺进北魏控制的涡阳城下。魏军主力赶来增援，前锋抵达距离涡阳仅40里的驼涧。主帅曹仲宗等主张以逸待劳暂缓进击，陈庆之却坚持攻其不备，率200精骑突袭远道而来的魏军，击败对手挫其锐气。

梁魏两军在涡阳附近对峙近，一年交战上百次，双方均到强弩之末疲惫不堪。曹仲宗面对魏军修筑营垒意图前后夹击的情况，担心腹背受敌打算退兵。陈庆之持节力阻，一方面谴责诸将贪生怕死唯知掳掠，另一方面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激励将士，并搬出梁武帝密诏接管了指挥权。

他乘夜色掩护率军偷袭，一夜攻取了魏军在涡阳外围的4个据点，并于天亮后以俘虏为先导趁胜攻打余下的9个据点，魏军大败弃城而逃，梁军追击斩获无算。梁军夺取涡阳进据城父，江淮全境收复。梁朝势力挺进淮北，直接威胁到北魏在河南地区的统治和国都洛阳的安全。

连战连胜入魏都

涡阳大捷使得梁朝取得了，刘宋元嘉北伐失败后，南朝在南北对峙中最有利的战略态势，北魏则因国内各地起义风起云涌被迫收缩军力采取守势。

公元528年，晋北契胡贵族尔朱荣率军拥立北魏孝庄帝南下洛阳，发动了“河阴之变”屠杀了胡太后为首的上千洛阳王公贵族和门阀官吏，一时间北魏宗室和官僚贵族，为避祸纷纷南逃梁朝。同年冬十月，梁武帝封北魏流亡亲王元颢为魏王，任命陈庆之率七千白袍队护送元颢北还，第二年春进抵铚县开始北伐。

除关中万俟丑奴义军和各地零星的小股造反武装，当时北魏的最主要对手就是青州的邢杲义军和元颢陈庆之所部。北魏朝廷就先打邢杲还是先打元颢争论激烈，最终考虑元颢孤弱、邢杲势盛，加上对陈庆之寿阳涡阳两战表现出的战力颇为忌惮，决定采取南守东攻策略，先平定邢杲再携战胜之威攻打元颢。

元颢北还前得到梁武帝准许，招募了流落江南的若干北方人编入军中，但人数不多且大多缺乏训练和作战经验，北伐军以陈庆之统帅的七千白袍队为主力。

北魏亲王元晖业统帅诸将南下防御：两万羽林军驻扎梁郡考城，将领丘大千率部七万驻守梁郡首府睢阳城。丘大千在元法僧叛逃后梁魏彭城之战中被陈庆之击溃，对其十分忌惮修筑了9座营垒抵御梁军。陈庆之抓住对手对自己的畏惧心理和分兵防守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一天之内连破3处营垒，丘大千慑于梁军兵锋率部投降。元颢趁胜进驻睢阳，收降了数万败兵后登基称帝。

初战告捷北伐军面对的局面不乐观：元晖业率两万军驻守考城；北魏杨昱率羽林军驻守在荥阳；尔朱世隆和王罴驰援虎牢；高欢讨伐羊侃取胜西进；元天穆讨伐邢杲的魏军取胜，汇合了尔朱兆所部人马共计近十万。不含留守洛阳的军队和尔朱荣亲自统领的部队，魏军在河南山东一带总兵力近三十万，远超元颢和陈庆之麾下军力。

陈庆之充分利用河阴之变以来北魏内部尖锐的矛盾，率部先攻考城迫降元晖业，而后挥师西进，北魏河南诸城望风而降，只有杨昱统率的荥阳守军凭城固守。

北魏朝廷派尔朱世隆和尔朱世承把守虎牢和轩辕，与荥阳形成鼎立之势，七万人马共同抵御陈庆之；此时元天穆已基本平定青州邢杲义军，正向河南地区进军，他派遣尔朱兆为先锋率精骑五千倍道兼程救援荥阳守军。

荥阳城内魏军人多势众抵抗顽强，城外魏军援军不日将至。北伐军攻势受阻上下惊恐，陈庆之却命士卒饱餐之后稍事休整，而后做了堪称中国古代最精彩的作战动员

从江南家乡一路北上，杀人掠地抢人妻女不胜枚举，与魏军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如今敌人援军将至我军七千敌军三十万众，众寡悬殊。如果不死战求生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敌人以骑兵为主，我军不可与之在平原交锋。各位将士不要再惊惧狐疑，只有抢在敌人到来之前攻占荥阳凭城坚守才能赢得一线生机，狭路相逢勇者胜。

动员完毕，陈庆之下令擂鼓攻城，白袍队奋勇争先杀入城中，城内魏军死伤惨重杨昱被俘。此时尔朱兆所部五千精骑已抵达荥阳城下，陈庆之趁其远道而来立足未稳，率领三千骑兵出城突袭，将其一举击溃。

荥阳之战中陈庆之攻城速战速决，野战出其不意堪称南北朝时代的闪击战战术大师。北魏河南各地守军惧于白袍队赫赫兵威，或逃或降虎牢轩辕相继失守。洛阳虽有数万兵马，但孝庄帝不敢以身犯险抵挡白袍队兵锋，北逃并州投奔尔朱荣，附近郡县相继投降元颢。北伐军进入洛阳，白袍队的功业达到顶峰。

猜忌日深危机伏

福兮祸所伏巨大的胜利让陈庆之意识到身后的危机：魏军趁元颢陈庆之率主力入洛阳之际，重新攻占大梁荥阳等地，陈庆之被迫回军收复失地，重新打通与梁朝的联系。经此变动，陈庆之意识到麾下七千余众白袍队虽然勇悍善战，但人数太少无法分兵守卫战略要地，建议元颢向梁武帝请求援军。

元颢虽然还需依靠陈庆之抵御四面敌军，但担心本已横行天下的陈庆之增兵后更加难制，便抢先向梁武帝上表，谎称大局已定，尔朱荣残兵容易对付，继续增兵恐惊扰百姓。梁武帝据此不再增兵北援，只派了部分部队在边境观望接应。

假如梁武帝增兵北援，陈庆之是否能巩固战果再创奇迹？

首先从北伐军角度，陈庆之护王北还，从铚县到洛阳转战千里，战线过长。北伐军虽以陈庆之七千白袍队为主力，却包含了元颢征募的流落江南的北方人，后期又补充了大量北魏降兵，成分十分复杂，其内部矛盾之激烈丝毫不亚于魏军各部。陈庆之与元颢貌合神离，陈庆之请求增兵遭到元颢反对正说明了这点。

梁武帝安排陈庆之护送元颢北还，根本目的是扶持一个听话的傀儡政权对抗尔朱荣控制下的北魏朝廷，使其有所顾忌无力南侵，以保障江淮地区和梁朝腹地长江中下游的安全；陈庆之不仅担任北伐主力，更起到对元颢的监视作用，这一点元颢心知肚明。

进驻洛阳前，二人尚能合作；当北伐军进入洛阳，元颢得到北魏贵族的拥戴后越发想摆脱傀儡的身份，对陈庆之增兵对自己控制的意图愈发警惕。梁武帝增兵，双方的矛盾将过早激化，梁军先前险胜取得的战果很可能快速毁于内讧。

其次从梁朝角度，梁武帝晚年的梁朝早就没有了宋武帝刘裕气吞万里如虎的北府精兵强将和宋文帝三次元嘉北伐的大规模动员能力。早年天监北伐梁朝二十多万大军名将荟萃尚且与魏军陷入对峙僵局，先胜后败勉强保住钟离。而后梁朝用了近二十年时间才夺回寿阳巩固了江淮防线。鉴于元嘉北伐的悲惨结局，梁武帝对收复中原并无信心，对增兵能否扩大战果持怀疑态度。

梁朝军事上的缺乏作为源于其内部严重的社会和军事危机：高门士族在梁武帝的纵容下贪污腐败，土地兼并严重通货膨胀泛滥，百姓流离失所起义不断，梁朝统治不稳无力外顾；同时梁朝沿袭魏晋时期的世兵制，士兵担负沉重的兵役徭役，又被朝廷明文规定与奴婢并列，走投无路之下大量逃亡，梁朝以严刑峻法监管士兵反而引发更激烈的反抗。

像陈庆之这种招募江湖豪杰组建白袍队，散尽家财犒赏有功士兵的统帅凤毛麟角，多数士兵被将领盘剥，生计困窘士气低下战力不强。以上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导致梁武帝很难调集更多精兵北援陈庆之。

除此之外当时梁朝高门世族把持政治资源，陈庆之出身卑微，靠自身战功和梁武帝破格提拔晋升大将，在崇尚门第的南朝社会已属奇迹。如果继续增兵交由陈庆之统帅，一方面寒门执掌重兵易激化高门士族的不满影响梁武帝统治，另一方面也会引发梁武帝的担忧，害怕出现类似刘裕的大功权臣威胁皇权的危险。

第三，从北魏角度，陈庆之的北伐充分利用了六镇起义河阴之变造成的北魏国内混乱局面。对尔朱荣专权擅杀不满的元晖业、杨昱等汉人门阀和汉化鲜卑贵族，迫于陈庆之军威归降，元天穆、费穆、王罴等诸将分别出自代北鲜卑军人、洛阳鲜卑军人和汉人豪强，彼此互不信任，导致数十万魏军缺乏配合被逐个击破。

然而陈庆之统帅的白袍队在北魏境内杀人抢劫以战养战，虽然连战连捷却得罪了北魏百姓，导致元颢入洛阳后很快丧失了民心。相反孝庄帝元子攸的政权虽因河阴之变一度遭到汉化鲜卑贵族和汉人门阀的反对，但由于尔朱荣平定葛荣起义后政局转稳，加之北魏政权持续百余年的强大社会基础，孝文汉化使其为汉人逐渐认同，孝庄帝在河阴之变后力图摆脱尔朱荣的影响不断拉拢汉人门阀。

两相对比，北魏各族百姓仍以孝庄帝为正统，日益厌弃元颢在梁朝刺刀下建立的伪政权，梁武帝即使增兵也难以改变民心向背，白袍队的最终失败在所难免。

昙花一现终成空

元颢与陈庆之彼此猜忌日深，北魏朝廷却从连续的失利中恢复过来。尔朱荣率十余万大军会合元天穆残兵后攻取河内南下。陈庆之率部驻守黄河北岸北中城，元颢率军防守黄河南岸，派其他将领沿河巡视。魏军与陈庆之所部激战三天，伤亡惨重仍未攻下北中城夺取渡桥又缺乏船只，尔朱荣打算撤军北返。

部将杨侃献策广扎木筏强渡黄河，尔朱荣采纳这一建议精选渡口万筏齐发，趁夜偷渡黄河，相继击败元颢和陈庆之所部收复洛阳和河南各郡县。元颢逃亡路上被擒杀，白袍队在嵩山遭遇山洪全军覆没，陈庆之仅以身免藏身佛寺，后抄小路逃回建康。南朝将士最后一次饮马黄河入主洛阳的传奇就此落下帷幕。

陈庆之回朝后仍得到梁武帝重用，不仅率军镇压了梁朝境内多路叛兵，还先后击败北魏及其后东魏名将孙腾、尧雄、侯景诸军的进犯。他以辉煌的战绩维护了梁朝的安全，书写了中国古代不朽的战争史诗之一。

最后说个题外话：元颢北伐前招募的士兵中有一人世居北魏武川镇，元颢败亡后先后投靠尔朱家族、北魏孝武帝和西魏权臣宇文泰，靠赫赫战功官拜西魏-北周府兵大将军并与柱国独孤信结为儿女亲家。此人就是后来终结南北朝、一统天下的隋文帝杨坚之父——随国公杨忠。

中国历代职官

由于夏朝到秦朝2000多年间的关于职官的资料很少，而且真伪难辨。很长一段时期研究职官要么完全依据《周礼》，要么忽略不谈。但是《周礼》成书较晚，其中内容和铜器铭文相比多有不符，许多学者都认为不能完全依据此书来研究西周的职官。如果忽略，则这段时期的职官完全是个空白。现在一般以甲骨文、金文以及比较可靠的文献来研究秦朝以前的职官制度。

夏商时期

夏商时期国家规模比较小，机构也简单，没有明确的职务分工。

在这个时期，国家的君主称为“后”或“王”。在王以下权力最大的是“史”，也称为“巫”。他们是上帝与人间的沟通者，上帝的旨意由他们传达给君主，再由君主来执行。甲骨文中很多都是进行这种行为的纪录。

夏朝的职官如羲和（主管历法）、大理（主管诉讼）等都是由巫史担任的。巫史的职务一般是世袭的。此外，王的亲属子女也经常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但是大都没有明确的职务名称。商朝后期，王族的长老有称为“父师”、“少师”的，对王负有辅佐、指导的责任，如箕子、比干。

这一时期的国君还有一些管理家务的奴仆，称为臣、宰等。他们本来是一些奴隶，由于得到君主的宠信，有时也参与一些政事。

西周-春秋时期

这一时期国家的最高君主成为“王”，又称“天子”、“天王”。王位一般由嫡长子（参看宗法）继承，预定的王位继承人称为太子。王的正妻称为“后”。此外，诸侯的封地称为“国”，大夫的封地叫做“邑”。他们都是天子的臣民。王室机构是中央政府，诸侯和大夫的机构是地方政府。军政大权掌握在王室和外戚的手里，巫史的地位大大降低。

王以下地位和权力最大的是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在王年幼或缺位时，可以代行王的权力。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卿士为首的政务部门，是最高的政务官，兼掌军事、行政、外交等事，一般由2、3人担任。

卿士以下，开始有明确的职务分工，司徒掌管土地和劳役；司马掌管军事；司空掌管土木工程建设；司寇掌管刑罚。太史的地位很高，与三公、卿士并列，但是其职权范围小了很多，主要掌管历法，起草政府文书，记载国家大事等。御史掌管档案，太卜掌管占卜，宗伯掌管礼仪和祭祀，乐师掌管音乐和教育。相是辅导君主礼仪的临时职位，一般由诸侯、太史或大行人担任。

总管王家事务的称“宰”，掌管王家膳食的称“膳夫”，掌管王家车马的称太仆，负责王宫警卫和教习武艺的称为“师氏”，王宫的卫士叫做虎贲。西周开始王宫使用宦官做杂役，称为寺人。

诸侯的职官设置与王室大致相同。执政的卿由周天子任命，世代相袭，称为“卿”，但是不能称为“卿士”。

战国-清朝末年

这一时期长达2300多年。君主地位非常高，权力高度集中。巫史和宗族的地位下降，而君主的臣仆和侍从的地位上升。秦朝以后，国家机构的设置日趋复杂，职务分工越来越细，职官的设置非常复杂。

职官的分类

中国的职官系统非常复杂，变化也比较多，下面简要介绍了各种类型的职官的沿革。

国君

国君是一国之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最大的官。战国以前，国君称为“后”或“王”。王是至尊的意思，代表上天统治人民，又称为“天子”、“天王”。春秋之后，诸侯国也开始称王。到了战国，有的诸侯国甚至称“帝”，但是未成定制。到了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才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呼，并一直沿袭到清朝的灭亡。受此影响，皇帝的正妻称为皇后，皇帝的母亲称为皇太后。历史上的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国君的称号也不一样，例如：

单于（匈奴）

昆莫（乌孙）

候娄訇勒（高车）

可汗（鲜卑、回纥、柔然、突厥、契丹、蒙古）

赞普（吐蕃）

宰相

宰相是国君之下最高的行政长官，历代叫法不一，只是一个通称。参看宰相。

中央各部门长官

从西周开始，政府部门开始分化。西周分为六个部门，各设长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宗伯。到了秦朝统一后，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了所谓的“九卿”。

九卿包括：

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和历法、医疗）

郎中令（宫廷守卫、议论）

卫尉（掌管宫门警卫、朝贡）

太仆（掌管皇帝的车马和全国的马政）

廷尉（掌管司法）

典客（管理少数民族）

宗正（管理皇族事务）

治粟内史（管理国家财政）

少府（管理皇帝的财政，以及国家政务）

另外执金吾掌管京城治安，将作大匠掌管土木营建，大长秋管皇后旨意的传达和后宫事务管理。他们与九卿合称“十二卿”。

魏晋以后，中央机构又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尚书机构迅速发展。秦朝时的尚书台只是属于少府下面的一个机构。魏晋以后尚书台从少府中独立出来，改名为尚书省，成为中央执行政务的总机构。尚书省下分为各曹。到了隋唐时期，渐渐演化为六部，一直沿用到清朝。即：

吏部掌管官员的任免考核

户部掌管全国的土地、财政

礼部掌管祭祀、教育和考试

兵部掌管军事

刑部掌管司法

工部掌管土木建筑和交通

六部形成后，九卿职权大大缩小了。

武官

西周时不设武官，官员文武兼管。到了春秋时期晋国设置中、上、下三军，国军任命军队统帅，才开始有了武官的设置，但是三军将领仍然兼管政事。秦汉以后，武官的设置大致可以分为：

警卫皇宫和京师的军队将领

掌管军事行政的武职

领兵作战的将帅

西汉时，太尉（后改称大司马，东汉时又改了回来）掌管全国的军事行政，统兵作战的武官有大将军、车骑将军等，还有名目繁多的杂号将军。魏晋以后，大司马、太尉、大将军等成为了虚衔，没有实权。都督中外诸军事或大都督是全国最高统帅。

西魏、北周实行府兵制。全国分为100个府，每府以郎将统领。隋朝和唐朝继续实行府兵制。中央禁军设十六卫。都督管数州的军事。唐高宗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的，称为节度使。中唐以后，府兵制破坏，从募兵中组成中央禁军，共十个军。其中神策军实力最强，设护军中尉和中护军，为禁军统帅。唐代战时有元帅、副元帅为最高统帅。元帅一般以皇族担任，副元帅为大臣担任。中唐以后又以宦官监军，称都监。唐代还有经略使、招讨使、制置使、团练使等武职，多为节度使、观察使、刺史等担任。

五代后周设殿前司，以都点检为禁军统帅。宋朝时，正规军称为禁兵。由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分别统领。教练武艺的军官称为都教头，教头。禁军调度权归枢密院，由皇帝亲自指挥。南宋时，禁军已经不存在，收编了诸将所辖部队，称为御前军。出兵时其统兵将领称为“某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

辽朝守卫京师的部队称为“御帐亲军”，设侍卫司统领。警卫皇帝的部队称为“宫卫骑军”，设宿卫司统领。北枢密院掌契丹兵马，南枢密院掌汉人兵马。作战时设天下兵马大元帅。金朝的皇帝亲军由殿前都点检司统领。战时设元帅府，由都元帅指挥。元朝成吉思汗的卫队称为“怯薛”。枢密院为最高军事机关。

明朝军队实行卫所制。皇帝亲军初为十二卫，后来增至二十六卫，锦衣卫就是其中之一。

清朝军队分为八旗和绿营两大系统。临时征召的部队称为勇军，例如曾国藩的湘军就是这种。

监官与谏官

中国古代职官的一个特点就是监官的发达。监官是监察各级官吏的。谏官则是规劝君主的过失，使其改正。随着专制体制的加强，到了清朝时，监官与谏官已经合并，统称为言官。

监官的设置始于战国，最初由御史兼任。直到西汉末年，御史才成为监察官的专称。并一直沿用到清朝。

谏官在西周时虽然没有专职，但是公卿大夫都有进谏的职责。春秋初年齐桓公设大谏，为谏官设置的开始。秦汉时有谏官之职但是没有专门机构。隋唐时，门下省逐渐成为谏官的主要机构。辽以后，谏官名存实亡，甚至不复存在。明清时，谏官的性质与监官相近。

君主的秘书与文学侍从

君主的秘书是从史官中分化出来的。主要负责君主诏令的起草、君主言行的记载、官书的编撰等。在商朝时就已经有太史、内史等富于秘书性质的官职。

秦汉时期，御史大夫为秘书之长。魏晋以后，中书省掌管秘书的工作。唐代时，又设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和作为文学侍从。又有学士院，最为君主对文人的礼遇，学士的地位往往高于宰相。

学官

学官又叫教官，指主管教育的官员和政府任命的老师。西周时学校有师氏教武艺，乐正教诗书礼乐。秦朝和汉朝有博士官，教授经学。隋唐以后有国子监作为政府的学校，设有祭酒等职。

宫廷事务官

宫廷事务官是指为君主及其家属服务的职官。它起源于君主的家臣。战国时期设有少府，到秦汉时成为了九卿之一，其中设有很多官职，都是为君主服务的。魏晋以后，宫廷事务改由门下省负责。隋朝时改称殿内省，唐朝改为殿中省。到了明朝，不设总管宫廷事务的机构，其职责由宦官和女官分掌。清朝则以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

地方长官

另请参看中国行政区划

西周实行分封制，地方长官分为诸侯和大夫两级。秦朝统一后，万户以上的县称为令，万户以下的县称长。汉代时，京师所在的郡分为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相当于郡太守。另外，汉武帝时设13州，长官为刺史。京师所在州的长官称为司隶校尉。

唐朝时每道设观察使，又有节度使为地方的军政长官。到了宋代，县一级的长官称为知县，府一级的长官称为知府。

明朝省级官员称为承宣布政使司负责行政，都指挥使司管军事，提刑按察使司管监察。中期以后，有总督，巡抚纵观一省军政。清朝于明朝大体相同。

佐官、属官与胥吏

在长官之下，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佐官、属官与胥吏，他们有些类似于现代的公务员。其设置也非常复杂，各个朝代的叫法也不相同。比如清朝的师爷就是这种性质的。

荣誉性质的官职

在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中，还有非常复杂的加官、试官、赠官、加职、加衔、兼官等情况。

官员的级别

中国古代的官职有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表示等级的有：

爵位：多根据亲缘关系和功劳大小而定，并且长期不变，可以世袭。

勋官：主要用于奖赏有功人员所定的称号。

品：是区分官员等级的标志。

散官：表示官员实际等级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