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法家刘墉，是不是宰相刘罗锅？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的“刘罗锅儿”，因为他为官“忠君、爱民、清廉”，深得百姓喜爱。有关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当代的影视剧作家也很了解民众这种渴盼清官的心理，于是，刘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镜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两位是和珅和纪晓岚）。在剧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贪官和珅成了死对头和欢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经常弄巧成拙，想算计人反遭算计。乾隆皇帝对他又爱又恨、又有点无可奈何。这个人物寄托了中国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愿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义的化身，甚至连他的罗锅儿也让人不惟不觉其丑陋，反成为他的标志性特征。其实，荧屏上的刘墉和历史上的刘墉并不完全重合，从形象到事迹有许多地方源自剧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选官标准。

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所谓言，即口齿清楚，语言明晰，否则有碍治事。所谓书，即字要写得工整漂亮，利于上级看他的书面报告。所谓判，即思维敏捷，审判明断，不然便会误事害人。

在这四条标准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观瞻所系，不能不特别强调。

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书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顺利过关。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姜纬堂先生早在1996年时，就曾在《北京晚报》上专门撰文《刘墉绰号“罗锅”考》，指出过这一点。

还有一个旁证，可以从侧面说明一定的问题。按照当时制度，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者，还可以应“大挑”一科。这一科不考文章，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八个字，以字形喻体形、相貌。“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人的头大而身体直长，“日”指身体端直而高矮肥瘦适中。以上这四个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选的可能；“身”指身体不正，“甲”指头大身子小，“气”指一肩高耸，“由”指头小身子大。这四个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个就会落选。可见，清代选官很重视被选者的相貌，所以，刘墉即使算不上仪表堂堂，总也不至于体有残疾。

当然，“刘罗锅”的称号，也事出有因。史书上记载，嘉庆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认定刘墉年轻时即为“罗锅”，那就不准确了。

可见，从形象言之，历史上的刘墉与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刘墉并不一致。那么，从为官行事的角度看，历史上的刘墉是不是像剧作家描写的那样清廉干练，不畏权势，是不是真的能将大贪官和珅戏弄于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刘墉出身于山东诸城刘氏家族，这个家族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为顺治年间进士，祖父刘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更是一代名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说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复刚劲，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

刘墉生长在这样世代书香、以科举仕进为荣的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后来他成为四库全书馆副总裁也证明了其学识的渊深。但不知什么原因，满腹经纶的刘墉却迟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至少目前尚未发现他在30岁之前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岁的刘墉才因为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预备资格，一般从科考成绩优异的进士中选拔，然后在庶常馆学习深造，期满考试合格者，授翰林院编修。清代翰林虽然薪俸较薄，但作为皇帝身边的文学侍从近臣，号称“清贵”，“有清一代宰辅，多由此选”。而且，大臣死后如果想得到皇帝赐谥的“文”字，则必须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举仕进者尤重翰林出身。应当说，刘墉在仕途上开局良好。

精干有为，任职四方

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开始，刘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后20余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学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抚大员。在做地方官期间，他基本上还是秉承了乃父刘统勋的正直干练、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对科场积弊、官场恶习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顿，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诸城县志》称赞他：“砥砺风节，正身率属，自为学政知府时，即谢绝馈贿，一介不取，遇事敢为，无所顾忌，所至官吏望风畏之。”同时，他也不遗余力地贯彻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书，兴文字狱，捉拿会党，积极推行文化高压政策。

刘墉做过提督安徽学政和提督江苏学政。提督学政是一省的教育长官，类似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但不同之处在于，学政不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的节制，独立开展各项事务，督抚大员也不能侵其职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学政离任，督抚才可暂时代管其事。学政还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反映地方情况，吏治民风。

刘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见并赐诗，其中有“海岱高门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刘墉能够不辱门楣、有所建树。在出任江苏学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诗相赠，可见对刘墉抱有厚望。刘墉也不辱使命，很是严肃认真。据清人笔记记载：“昔日刘石庵相国视学江苏，严肃峻厉，人多畏惮。”刘墉曾先后两次提督江苏学政，相隔近20年，为官处事风格也由峻厉刚急转为平和舒缓，但严肃认真则是一贯的。以刘墉第二次出任江苏学政时按试扬州为例，因为把关严格，使得许多想以作弊蒙混过关者最后不敢入场。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岁的刘墉获授江宁知府。从乾隆十六年（1751）中进士时算起，到此时刘墉浮沉宦海已经整整18年。说来，刘墉的仕途并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编修时，其父刘统勋因事获罪，刘墉遭株连被革职，与诸兄弟一起下狱；后外放刘墉作安徽和江苏学政，因表现卓异得到乾隆皇帝赏识，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刘墉之父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办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声誉颇佳。刘墉同样是不负重托，到任后不几天便将前任遗留下的疑难案件审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称赞。正当刘墉以政绩迁冀宁道时，前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段成功亏空案发，刘墉以失察罪差一点丢了性命，后来朝廷加恩命他赴军台效力赎罪长达一年，回北京后又在一个叫作“修书处”的闲散机构里蹉跎两年。由此可见，这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运并不怎么“亨通”。

刘墉能够在重罪之后出任江宁知府，说来还是沾了父亲的光。此时刘统勋圣眷正隆，先后以大学士之职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刘统勋七十寿辰之时，乾隆皇帝不仅亲书匾额志贺，还加恩刘墉以知府候补。第二年，刘墉获授江宁府知府。

刘墉也十分珍视这次机会，“颇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孝肃比之”。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就是主要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做主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虽然其中必然夹杂着弹词艺人的想像夸张和道听途说的内容，未必都是实录，但说明刘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有政声，是难得的贤能官吏。著名诗人袁枚也在一首诗中称赞刘墉说：“初闻领丹阳，官吏齐短脰（dòu）。光风吹一年，欢风极老幼。先声将人夺，苦志将人救。抗上耸强肩，覆下纡缓袖。”意思是说，刘墉到江宁后，对下属要求严格使其不敢耀武扬威，对百姓关爱拯其脱离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后，刘墉历迁江西、陕西、江苏，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刘墉被授湖南巡抚，其官职全称是巡抚湖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各镇，兼理粮饷，驻长沙，兼理军民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内，刘墉继续以前的作风，盘查仓贮，勘修城垣，整顿吏治，镇压反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刘墉的政绩可谓斐然。

《清史列传》上面说他：“在任年余，盘查仓库，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习，抚恤武冈等州县灾民，至筹办仓谷，开采峒硝，俱察例奏请，奉旨允行。”将其所办大事都列举出来了。《湖南通志》也赞扬刘墉抚湘期间，所行诸事“民以为便”。

乾隆四十七年，刘墉奉调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书房行走。当时和珅炙手可热，刘墉遂“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这又表现了刘墉为人和为官的另一面。刘墉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同时也是官场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场的规则做事，包括应付上级和同僚的圆滑趋避之术。大体说来，他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刘墉刚入京的几年仕途还算顺利，做到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其间还处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国泰是山东巡抚，其父四川总督文绶是刘墉的老上级，更关键的是，国泰的后台就是乾隆皇帝的红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钱沣参劾山东巡抚国泰专横，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历城、益都等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乾隆皇帝对此事十分重视，责成和珅、刘墉等同钱沣一起前往核查。

国泰，满洲镶白旗人，姓富察氏。国泰与和珅过从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办国泰等的消息后立即派家人通风报信，使得国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项填补亏空的时间。赴山东途中，和珅还以言辞威胁钱沣。据钱泳《履园丛话》记载，刘墉深知和珅与国泰的关系，因此常与钱沣密商对策。到山东历城县后，和珅说不用彻底核对，只要抽查几十个库就可以了，并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钱沣要求先封库，第二天彻底拆封。结果发现库里的银两“多系圆丝杂色银”，通过盘诘库吏得知，这些银两是从各商铺借来充数的。于是，出告示叫各商铺前来认领，“大呼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前来认领，库藏为之一空。

在这件事上，刘墉自始至终支持钱沣，他的态度对于案情最终水落石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显然，刘墉支持钱沣，同时也就得罪了和珅。从这件事我们看到，刘墉仍不失其“刚正”。

此后的几年里，刘墉似乎总是在犯错误，受指责，乾隆对他显然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刘墉因为漏泄他和乾隆帝关于嵇璜、曹文埴（zhí）的谈话内容，不仅受到申饬，而且失去了本应获授的大学士一职。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刘墉主持祭拜文庙。因他没有行规定的一揖之礼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参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刘墉兼理国子监，发生乡试预选考试中诸生馈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弹劾，结果刘墉受到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负责皇子教育的上书房诸师傅因为连天阴雨没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这个情况十分恼怒，时任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被责处得尤其严厉，降为侍郎衔，不再兼职南书房。乾隆皇帝还专门为此下了一道上谕，大意是说因为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之子，念及统勋为朝廷效力多年，才对刘墉加恩擢用。而刘墉在府道任上还算勤勉，及至出任学政就不再认真办事，在湖南巡抚任上官声也平常。入京为尚书，办事情更是一味模棱两可。我曲意优容，未加谴责，原以为他会感激圣恩，勤勉办事，不想竟然发生上书房诸师傅旷工七日之久而刘墉置若罔闻之事。并说刘墉这样事事不能尽职，于国则为不忠，于父则为不孝，其过失甚大，实在不能宽恕。应当说，措辞相当严厉。

乾隆五十八年，刘墉为当年会试主考官。因为安排失当，阅卷草率，违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规定，刘墉等至少要罚俸10余年。乾隆皇帝虽然作了宽大处理，刘墉还是被“严行申饬”。

嘉庆元年，因为大学士一职空缺多时，破格增补户部尚书董诰为大学士，而资历更深的刘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谕中又一次批评刘墉“向来不肯实心任事”，并举例说，皇帝曾向刘墉询问新选知府戴世仪可否胜任，结果刘墉对以“尚可”。而戴本来十分庸劣，断难胜任。可见刘墉平日里对于铨选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两可之词敷衍塞责。要他“扪心内省，益加愧励”。

嘉庆二年，授刘墉体仁阁大学士，但仍旧指责他“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并说“兹以无人，擢升此任”，可见其评价。当然，以上两条嘉庆初年的上谕，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见。

刘墉像是变了一个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谨也看不到了，此期间的刘墉更多表现出的是滑稽和圆滑世故。清人笔记记载，一次在军机处吃饭，有同僚提起唐宋时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刘墉马上接口说：“但使下民无殿粪，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为之喷饭。

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刘墉入朝为官期间的种种“劣迹”，是想探讨同样一个人，为什么前后差别如此之大？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朝廷上的政治气候决定的。

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有一个颇具意味的细节：乾隆问和珅，你是做忠臣呢，还是作奸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奸臣，我要做的是让您高兴、逗您开心的弄臣。结果乾隆对和珅的回答很满意。这个情节很可能只是出于编剧的一种想像，但应当说，剧作家对乾隆心态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

乾隆皇帝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们所做的一切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绝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万民伞之类为官员扬名的活动。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满，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权力欲和虚荣心越发膨胀，此时他的身边更不需要名臣，而只需要忠心办事、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当时朝堂上宵小环绕，和珅弄权，勾结党羽，把持朝政，排斥异己，正直之士很难有所作为。御史曹锡宝曾经想通过参劾和珅家奴刘全以达到惩办和珅的目的，结果反遭陷害，被革职。所以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当刘墉为地方官时还做了一些兴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边却反而无所建树，唯唯诺诺。也许从适应官场规则、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刘墉这样小错不断、屡遭申饬、弄得自己名誉扫地，未必不是聪明之举。

在当时以滑稽方式为官的还大有人在。比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也是如此。据说他晚年每逢门生、旧吏来看望，他所言皆不关政治，全为诙谐之语。

这些以清正刚直著称的官员尚且如此，当时官场风气可见一斑。乾隆皇帝聪明太过，使得大臣们只好装糊涂；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们只得“平庸”。这使人不禁联想到汉高祖刘邦与承相萧何之间的关系。萧何作为大汉第一功臣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兢兢业业地办事，清正廉洁地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极好。这使得刘邦很不放心，于是找借口将萧何抓了起来，虽然念及旧情最终又释放了萧何，但萧何出狱后汲取了教训，不再顾及名声，圈地、贪渎之事也颇做了几件。老百姓意见很大，也有人向刘邦告状，这下刘邦却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庆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刘墉于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6岁。去世的当天，他还曾到南书房当值，晚上还开宴会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说他“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善于解脱之意。不管怎样，刘墉可算得上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乾隆、刘墉、和珅、纪晓岚是这些年来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的“欢喜冤家”，或是乾隆、刘墉、和珅一组，或是乾隆、纪晓岚、和珅一组。历史上，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刘墉与乾隆 关于刘墉与乾隆的关系，民间有很多传说，比如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那么就是乾隆的干兄弟了。还有“和珅使坏，刘墉参万岁”的传说，这个传说还被编入了传统相声《官场斗》。总之，把刘墉说成是连皇帝都不怕，连皇帝都敢捉弄的角色。当然，这些事没有什么根据，也不可能发生，只是反映了老百姓的一种良好愿望。那么，历史上的刘墉与乾隆的关系究竟怎样？

上文已经说过，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

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

刘墉入朝为官后，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刘墉与和珅 刘墉与和珅的关系，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习惯于把二人的关系描述为忠奸对立、水火难容。的确，刘墉并不阿附和珅，而基本采取的是独善其身的做法。朝鲜书状官徐有闻说，“和珅专权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珪、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但通过前文的分析已经可以知道，当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首先是调整了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所以不可能和权势遮天的和珅做针锋相对的对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乾隆帝“龙驭上宾”之后，已是体仁阁大学士的刘墉却积极参加了对和珅的处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乾隆帝死后的次日，嘉庆帝即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职务，并复刘墉上书房总师傅一职，入内当值，以供随时咨询。随后，各省督抚及给事中，纷纷上章弹劾和珅，要求将和珅处以凌迟。不过，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不得不为先帝留下面子，请从次律，即赐令自尽，保其全尸。

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等人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

和珅之案结束后，刘墉受赠太子太保，可见嘉庆帝对他的肯定。和珅之案的处理，颇得时人的称赞。由此也可见，刘墉并未因公务而泄私愤，而是充分体现了一位群臣领袖应有的风范。

刘墉和纪昀 如果说刘墉与和珅处于对立面的话，那么，他与纪昀的关系则相当融洽。纪昀出自刘墉之父刘统勋的门下，两人有师兄、师弟之谊。大学士英和在其《恩福堂笔记》中记载，纪昀与刘墉关系极好，纪昀才思敏捷，刘墉字写得很好，故纪昀常请刘墉为自己写对联。比如“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是纪昀非常喜欢的诗句，生前他曾将此诗作为自挽联。纪昀去世后，刘墉即将其写下来，作为挽联相赠。

刘墉与纪昀都好收藏砚台，两人也时相赠送唱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刘墉赠给正任都御史的纪昀一方砚台，还特意在上面题识：纪昀喜欢我的黻（fú）文砚，因而我把它送给他，而书之以铭文，“石理缜密石骨刚，赠都御史写奏章，此翁此砚真相当”。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蒋师瀹（yuè）也题此砚说：

城南多少贵人居，歌舞繁华锦不如。

谁见空斋评砚史，白头相对两尚书。

嘉庆八年（1803），刘墉又曾送给纪昀砚一方，称：“送上古砚一方，领取韩稿一部。砚乃朴茂沉郁之格，譬之文格，为如此也。”纪昀也记载到：刘墉送我砚一方，左侧有“鹤山”字，认为是宋代的东西，但我并不以为然。但刘墉又说，“专诸巷所依托，不过苏黄米蔡数家耳。彼乌知宋有魏了翁哉？”大意是说，仿照宋代的古董，一般都宣称是苏东坡、米芾等人的东西，怎么会假冒魏了翁的名号呢？纪昀承认，刘墉所言，“是或一说矣”。

嘉庆九年，刘墉去世享年85岁。卒后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谕祭葬。

一般来说，新皇帝登基后，有三种方式处理先帝留下的妃嫔问题。第一，大部分家族都是卑微低级的妃嫔，在没有任何子女的情况下，新皇帝会让他们埋葬先帝或者守护陵墓。这样的案件几乎历朝历代都会涉及；第二，妃嫔随太子成年后可跟随太子到封地或府中，并有相对稳定的晚年；第三，没有孩子出生，但高贵的后妃仍然可以住在宫殿里。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比较开明的朝代，有一种“出宫”制度，皇帝可以把没有子女的妃子送出宫外，让她们有一个自由自由的新生活。清朝时后宫的相关制度越来越完备，对前朝嫔妃的待遇也有明确的规定：一是先帝的嫔妃仍被妥善安置在后宫，封号后有“太”的称号以示孝敬。第二，还有王子的后妃，王子得到爵位后可以带着自己的儿子住在宫外，在外面建大宅，很有人情味。

早在康熙，人类殉难就被严格禁止，所以不存在人类殉难的现象。此外，对于第一王朝的妃子，清朝制度规定她们将被安排住在以慈宁宫、寿康宫和宁寿宫为首的东西方第六宫。这些后妃在这里度过余生，直到死去，所以她们的生活极其无聊。然后乾隆留下两位贵夫人，三位妃子，一位妃子，三位贵夫人，一个诺言。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据史书记载，皇帝/克洛克-2/死后，嘉庆不仅对第一皇后的嫔妃进行了升级，还按时发放了相应的俸禄，她们后来的生活相对安逸。

英贵妃巴琳家，红旗，嫁给乾隆，最后乾隆一次，被封为贵族，做了39年费瑛。嘉庆帝上台后，被尊为贵妃，晋为。英贵妃于乾隆后一年去世，享年70岁，葬于玉陵贵妃苑。贵夫人陈早在乾隆登上大宝之前就嫁给了。嘉庆即位后，被尊称为万贵太妃，直到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去世，享年92岁。

贵妃王石曾因坚持杀死宫女而被乾隆皇帝所恨，等级降为“妻妾”。不久后，他被提升为贵妃。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病逝，享年61岁。方菲陈，嘉庆以后，按照她父亲的意愿，被提升为公主。她死于乾隆。乾隆嫔妃中最年轻的傅茶石在乾隆禅之后被选入宫。历经甘、嘉、道三代，道光二年(公元1845年)病逝。

在贵族地位上生活了43年的宫铃，在乾隆的最后一年升到贵族地位，死于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锡林郭勒盟罗氏，湖北贵族，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病逝。白贵人白氏，嫁给乾隆，在位四十余年。他是嘉庆的白太贵，死于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寿贵人也在乾隆禅后入宫，死于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那个诺言，与生命高贵的同年去世，死后葬在玉陵公主花园。

去年又是宫斗戏，具体说是清宫剧、辫子戏丰收的一年，各大电视台轮流滚动播出，各大网络平台也争相炒作。又是历史专业学生感觉自己的智商被像拖把一样在地上来回摩擦的熟悉感觉。

是好剧本好创意跟不上金主的投资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就成了众多编剧导演现成的改编材料。在诸多朝代的PK中，清朝因数量庞大的野史小说素材、广大的受众人群脱颖而出，成为了宫斗剧中的佼佼者。什么雍正被绿、乾隆大猪蹄子、皇子大部分都被毒死这些印象深入人心，不少人甚至入戏到感觉做个小老百姓挺好，你看王公贵族没几个好下场。

与篡改历史相比，宫斗剧最恐怖的是，震碎人的三观，让无能力辨别的人树立及其错误的历史观。武则天是傻白甜，一路为国为民登上大宝。乾隆宛如智障，任何一个谣言都能让他深信不疑。真爱无敌，只要有爱就能横行天下……无形之中灌输的逻辑思维方式让人无言以对。所谓“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人家潜移默化给你灌输的历史观已然形成，我们这些历史工作者辩证辟谣也不过是缝缝补补罢了。

清宫剧已经沦为打 胎剧，撕剧，与雷剧已经几近等同。为何如此依旧能够热播？其一满足了人们猎奇的心情，其二熟悉的人物拉近了观众的距离。最为重要的是，神挡杀神的开挂人生满足了人们的需求。试想，你一天奔波劳累回家后还想继续看烧脑剧情吗？简单粗暴直接的剧情更符合当今快节奏的生活。

　　刘墉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生于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卒于嘉庆十年(1805),享年八十五岁,谥清正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安徽学政江宁知府太原知府广西考官江西盐道漕运按察使湖南巡抚吏部尚书河道总督直隶总督体仁阁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他还是诗人书法家有<<石庵诗集>>与<<清爱堂帖>>传世

　　观其一生,足智多谋刚正不阿再其调回京后不阿附和绅而独善其身,变刚直方正为滑稽模棱,不可能与权势滔天的和绅针锋相对

　　与纪昀、和珅并为乾隆朝三大中堂。 刘墉与纪昀与和绅年纪相差十分悬殊，有三十多岁，即他们的暮年正是和珅的盛年，二人即使反和，也没站在一线主力军上，最多是参谋之类。甚至据说和还救过纪，因此二人关系不差。

　　刘墉是大学士刘统勋的儿子，他前期在官场中的荣辱进退很大程度上与其父的遭际有关。而刘统勋是乾隆皇帝颇为信任的股肱之臣，所以，总的看，这个时期乾隆对刘墉还是比较关照的。刘墉被外放做安徽和江苏学政，乾隆都有诗相赠，可见关注与期许。后来，刘墉因阳曲知县段成功亏空案被判斩决，乾隆也是看在刘统勋的面子上从轻发落并重新起用。当然，刘墉作为官场中人，自己也很注意搞好和乾隆的关系。乾隆四十二年秋天，当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向乾隆皇帝奏请自行刊刻乾隆的《御制新乐府》、《全韵诗》，使之在江苏全省流布，并建议敕发各直省刊刻。这一建议自然让乾隆皇帝觉得很舒服，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墉的官职也升迁很快。刘统勋死前，刘墉一直未得入京为官。他死后，刘墉才入朝为官。虽然多次因懒于任事、行事模棱受到乾隆皇帝申饬，但官位还算平稳。据说，乾隆六十年禅位于嘉庆时发生过一件“争大宝”之事。据当时一位参加过禅位大典的朝鲜官员给其国君的报告说，临当受贺时，乾隆皇帝不肯交出印玺，刘墉于是制止群臣向新皇帝道贺，自己入内向太上皇乾隆追索大宝。“半日力争，卒得大宝而出，始行贺礼”。如果此记载属实，则证明刘墉在大事上依旧保持着“劲直”之风，并非一味模棱。同时也隐约看出，做了很长时间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与新君嘉庆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些。

　　纪昀

　　(1724-1805)

　　纪昀（jì yún），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纪昀祖籍为应天府上元县，传其家为纪家边。明永乐二年（1404），奉命“迁大姓实畿辅”（乾隆《献县志》），始迁来献县，入安民里四甲籍，卜居献县城东九十里之景城镇。到纪晓岚，北迁已十四世。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高祖纪坤（1570—1642），庠生，屡试不第，有诗名，著有诗集《花王阁剩稿》。曾祖父纪钰（1632—1716），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后入太学，才学曾受皇帝褒奖。祖父纪天申（1665—1732），监生，做过县丞。父亲纪容舒（1685—1764），康熙五十二年（1713）恩科举人，历任户部、刑部属官，外放云南姚安知府，为政有贤声。其道德文章，皆名一时，尤长考据之学，著有《唐韵考》、《杜律疏》、《玉台新咏考异》等书。至纪容舒，纪氏家道衰而复兴，更加重视读书，遗训尚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为纪容舒次子，他就是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纪晓岚儿时，居景城东三里之崔尔庄。四岁开始启蒙读书，十一岁随父入京，读书生云精舍。二十一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应顺天府乡试，为解元。接着母亲去世，在家服丧，闭门读书。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正如自谓的“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骋。”他襟怀夷旷，机智诙谐，常常出语惊人，妙趣横生，盛名当世。

　　三十一岁考中进士，为二甲第四名，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授任编修，办理院事。外放福建学政一年，丁父忧。服阕，即迁侍读、侍讲，晋升为右庶子，掌太子府事。乾隆三十三年（1768），授贵州都匀知府，未及赴任，即以四品服留任，擢为侍读学士。同年，因坐卢见曾盐务案，谪乌鲁木齐佐助军务。召还，授编修，旋复侍读学士官职，受命为《四库全书》总纂官，惨淡经营十三年，《四库全书》大功告成，篇帙浩繁，凡3461种，79309卷，分经、史、子、集四部。

　　纪并亲自撰写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凡二百卷，每书悉撮举大凡，条举得失，评骘精审,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得失，辨文字，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实际上是一部学术史，对每一部书和源流、价值等都作了介绍。它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这些古书的一个切入点。很多大学者都承认，他们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入手作学问的。同时，还奉诏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础上，精益求精，编写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为涉猎《四库全书》之门径，是一部研究文史的重要工具书。《四库全书》的修成，对于搜集整理古籍，保存和发扬历史文化遗产，无疑是一重大贡献。纪晓岚一生精力，悉注于此，故其他著作较少。《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毫无疑问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纪昀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丝毫不可忽视。以《总目》而言，全书行文风格一致，思想主旨贯通，都昭示了纪昀“笔削一贯”的重要作用。四库馆总阅官朱珪在纪昀墓志铭中写道：“公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张维屏《听松庐文钞》云：“或言纪文达公（昀）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具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一手裁定”、“一手删定”、“一手编注”《总目》或者说纪昀“一生精力，萃于《提要》一书”，都说明纪昀对《总目》所倾注的心血得到时人和后人的公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最大限度地反映了纪昀的学术文化思想就不是什么无本之木了。正如黄云眉所言：“就形式观之，《提要》似为多人心血之结晶品，其实此书经纪氏之增窜删改、整齐画一而后，多人之意志已不可见，所可见者，纪氏一人之主张而已。”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和一手删定的《总目》问世以来，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赞誉。阮元说：“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纪昀）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之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求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江藩指出：“《四库全书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也。”有目共睹的学术价值还使得这部大著的文化影响历久不绝。晚清张之洞对读书士人谈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对该书有精深研究的余嘉锡说：“《提要》之作前所未有，可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他还谈到清朝嘉道以后通儒辈出，“莫不资其津逮”，将其奉作指南，“功既巨矣，用亦弘矣”。他对《总目》的缺点多有指摘，但也承认自己“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

　　纪昀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无一息之间”，其辛劳不言而喻，却也是人生收获颇丰的十年。他既为恰逢“王事适我”的历史机遇而欣慰，又为“期于世事有补”愿望的实现而自豪。正如他在《自题校勘四库书砚》诗中所云：“检校牙签十余万，濡毫滴渴玉蟾蜍。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曾读人间未见书”只是一个表象，纪昀和他的同仁们为中国学术文化树立的一座丰碑才是看不见的永恒！ 在主编《四库全书》期间，纪晓岚由侍读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并一度受任兵部侍郎，改任不改缺，仍兼阁事，甚得皇上宠遇。接着升为左都御史。《四库全书》修成当年，迁礼部尚书，充经筵讲官。乾隆帝格外开恩，特赐其紫禁城内骑马。嘉庆八年（1803），纪晓岚八十大寿，皇帝派员祝贺，并赐上方珍物。不久，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兼国子监事。

　　纪晓岚一生，有两件事情做得最多，一是主持科举，二是领导编修。他曾两次为乡试考官，六次为文武会试考官，故门下士甚众，在士林影响颇大。其主持编修，次数更多，先后做过武英殿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国史馆总纂官、方略馆总校官、四库全书馆总纂官、胜国功臣殉节录总纂官、职官表总裁官、八旗通志馆总裁官、实录馆副总裁官、会典馆副总裁官等。人称一时之大手笔，实非过誉之辞。纪晓岚晚年，曾自作挽联云：“浮沉宦海同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堪称其毕生之真实写照。他六十岁以后，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纪晓岚卒后，筑墓崔尔庄南五里之北村。朝廷特派官员，到北村临穴致祭，嘉庆皇帝还亲自为他作了碑文，极尽一时之荣哀。

　　文学

　　纪晓岚天资颖悟，才华过人，幼年即有过目成诵之誉，但其学识之渊博，主要还是力学不倦的结果。他三十岁以前，致力于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姑妄听之》自序），加之治学刻苦，博闻强记，故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其学术，“主要在辨汉宋儒学之是非，析诗文流派之正伪”（纪维九《纪晓岚》），主持风会，为世所宗，实处于当时文坛领袖地位。纪晓岚为文，风格主张质朴简淡，自然妙远；内容上主张不夹杂私怨，不乖于风教。看得出，他很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效果。除开其阶级局限外，其在文风、文德上的主张，今天仍不失其借鉴价值。纪昀对于文学的批评，主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与若干书序(如《爱鼎堂遗集序》、《香亭文稿序》、《云林诗钞序》、《田侯松岩诗序》、《挹绿轩诗集序》、《四百三十二峰诗钞序》等)，另有《文心雕龙》评和《李义山诗集》评。他的文艺批评标准，虽仍不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儒家传统见解，但不甚拘泥，较为通达。承认“文章格律与世俱变”，“诗日变而日新”，认为文学的演变取决于“气运”和“风尚”，强调后代文学对于前代文学既应有“拟议”又要有“变化”。在艺术风格上，肯定“流派”，而反对“门户”，反对“舍是非而争胜负”的朋党之习。纪昀晚年主持科举会试时，曾以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内容出题策士，实为创格。纪晓岚以才名世，号称“河间才子”。但一生精力，悉付《四库全书》。只有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和一部《纪文达公遗集》传世,十卷《评文心雕龙》、六十三卷《历代职官表》、四卷《史通削繁》三十六卷《河源纪略》、《镜烟堂十种》《畿辅通志》、《沈氏四声考》二郑、《唐人诗律说》一册、《才调集》、《瀛奎律髓》评、《李义山诗》、《陈后山集钞》二十一卷、《张为主客图》《史氏风雅遗音》、《庚辰集》五卷，《景成纪氏家谱》等。他还参与编选、评点其它一些书籍，也参与了另外一些官书的纂修。 。《阅微草堂笔记》共五种，二十四卷，其中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嘉庆五年（1800），由其门人盛时彦合刊印行。本书内容丰富，医卜星相，三教九流，无不涉及，知识性很强，语言质朴淡雅，风格亦庄亦谐，读来饶有兴味。内容上虽有宣传因果报应等糟粕的一面，但在不少篇章，尖锐地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揭穿了道学家的虚伪面目，对人民的悲惨遭遇寄予同情，对人民的勤劳智慧予以赞美，对当时社会上习以为常的许多不情之论，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在艺术上，文笔简约精粹，不冗不滞，叙事委曲周至，说理明畅透辟，有些故事称得上是意味隽永的小品；缺点是议论较多，有时也不尽恰当。此外，评诗文，谈考证，记掌故，叙风习，也有不少较为通达的见解和可供参考的材料。不失为一部有很高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书籍。当时每脱一稿，即在社会上广为传抄，同曹雪芹之《红楼梦》、蒲松龄之《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经久不衰，至今仍拥有广大读者。鲁迅先生对纪晓岚笔记小说的艺术风格，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矣。”（《中国小说史略》）。其《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晓岚的一部诗文总集，包括诗、文各十六卷，为人作的墓志铭、碑文、祭文、序跋、书后等，都在其中。此外还包括应子孙科举之需的馆课诗《我法集》，总之多系应酬之作。另外，二十岁以前，在京治考证之学，遍读史籍，举其扼要，尚著有《史通削繁》多卷，为学者掌握和熟悉中国史典提供了方便。

　　政治

　　在政治上，纪晓岚也是很有见地的，惜为其文名所掩。他认为，“教民之道，因其势则行之易，拂其势则行之难”。主张“酌乎事势”，趋利避害。也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实行因势利导。其目的在于避免因矛盾激化而引起一决横流，出现明末农民大起义那种局面。纪晓岚的家族，在明末动乱中经受过严重的挫折和打击。纪晓岚重视民情，因势利导的主张，不能不说是一种经验之谈。同时也说明，他对当时在“盛世”掩盖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看得比较尖锐。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对民间疾苦比较关注。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北京附近遭受严重水灾，盗贼蜂起，大批饥民拥入京师就食，秩序十分混乱，大有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之势。纪晓岚看到这种情势，急忙向皇帝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截留南漕官粮万石，到灾区设粥放赈，京师饥民不驱自退，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虽然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朝廷统治，但在客观上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不能不说是一宗善政。

　　在政治上提倡“酌乎事势”，因势利导，在理论上就不能不起来批判宋儒之苛察。自从宋儒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后，流毒明清，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程朱理学成了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一些道学家只会空谈义理性命，一遇实际问题，就茫然如坠五里雾中。等而下之的，更是一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纪晓岚对道学家的迂腐和虚伪十分痛恨，其冷嘲热讽，但有机会，一触即发，措词也相当尖刻。在《阅微草堂笔记》的一则故事中，他甚至借冥王之口，向社会疾呼道：“宋以来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者，独此人也哉！”在他八十岁那年，还挺身而出，就烈女范畴问题向程朱理学展开了一场挑战。有司规定，妇女抗节被杀者为烈女，予以旌表；而对“捆缚受污，不屈见戕”者，不以烈女视之，例不旌表。纪对此大不以为然，以为纯属道学家不情之论。他公然郑重上表称：“捍刃捐生，其志与抗节被杀者无异。如忠臣烈士，誓不从贼，虽缚使跪拜，可谓之屈膝贼廷哉？”经他慷慨陈词，皇帝“敕下有司，略示区别，予以旌表”。纪晓岚无疑是胜利了。这虽然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场争论，但在如何看待妇女这个社会问题上，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纪晓岚“处世贵宽，论人欲恕”，是十分中肯的。他与那些虚伪的道学先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物。纪晓岚及其作品，都是很值得研究的。

　　据查，乾隆在未做皇帝时，用过一方“弘历图书”的印章，至于是否用过只有“弘历”二字的印章就不得而知了。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之帝，素以文治武功著称于世。武功方面，他本人精于骑射，以征战大江南北，建立十大武功为代表。此外，乾隆帝儒雅风流，一生著文吟诗，笔墨留于大江南北，其诗作竟达四万二千余首，几乎与整部《全唐诗》相等。乾隆帝还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现存的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在位期间，他下令将内府珍藏编成了《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乾隆本人还是陶瓷艺术的爱好者，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陶瓷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直至今日，一些乾隆王朝的收藏品和宫廷陶瓷用器还被故宫博物院、伦敦大卫基金会所等处收藏。他吟诗作文挥毫赏画无所不好，世人皆知其为作诗最多的皇帝。殊不知，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中使用图章最多的皇帝。

　　有史以来使用图章最多的皇帝，非乾隆皇帝莫属。有据可考的除现存于故宫的金、玉、木印和田黄大印之外，还有许多不同优质石材的印章，据说有一千方之多。乾隆皇帝曾说过：“经常制印，这是祖制。”康熙、雍正的的确有很多印刻，他们有事刻印，无事也刻印。乾隆皇帝虽然有很多印章，但也有相当多的印章在篆刻后从未使用过。从现存印章来看，乾隆皇帝所采用的图章质料主要有白玉、墨玉、青田石、昌化石、寿山石、洞石、铜章、象牙等二十余种。不仅材质用料不同，就连大小也迥然有别。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其中最大的一枚，竟然高达二十二点五厘米，简直像块小砖头，看到它，极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最早的“大哥大”（砖头）蜂窝移动电话；最小的一块印章则纤细小巧得如同一粒黄豆。不仅如此，他的印章就连所采用的篆文也是五花八门，加之还有朱文、白文的区别，所以同是一个印文的印章就有很多。例如，其中有一方印文为“自强不息”的图章，竟镌刻了有四十五方之多。此外，乾隆皇帝的每块图章印文的字数也不尽相同，其中最少者仅刻了一个“寿”字；最多的则刻了唐朝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全文八十一个字。

　　乾隆皇帝所刻印章的内容，大略可分为名章和闲章两大类。

　　乾隆皇帝的名章主要有人名、地名、鉴赏印以及收藏印等。在乾隆未登基大宝做皇帝之前，所篆名章主要有“长春居士”、“和硕宝亲王印”、“弘历图书”等；到了他老年之后又刻有“古稀天子”、“十全老人”等图章。收藏鉴赏章主要有“毓庆宫书画记”、“三希堂精鉴宝”等；地名类的图章都是皇宫御苑大内书房等各处的名称，诸如“文津阁”、“养心殿”、“烟雨楼”、“颐和园”等。尤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当年曾为圆明园的四十景书写题额并镌刻为章。一八六零年圆明园横遭英法联军恶意焚毁，那些精美绝伦的御书题额和牌匾也随之化为灰烬，烟消云散。惟余此巧夺天工的美景名称的印文现在还完整保留，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乾隆皇帝所制闲章的印文，为了显示他的显赫文治，有许多都是引经据典，也有一些是直接摘引他自己的诗句。透过历史的烟云，现在我们后人还可从中了解他当年复杂的内心世界。乾隆未做皇帝时的印文有“耽书是宿缘”、“爱竹学心虚”、“勤学好问”章，这充分反映了青年时代的弘历昂扬进取的精神面貌。登基即位之后，他又刻了一方“为君难”的印章。在当时，一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做了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作威作福了。但年青的乾隆却深深地感到为君之不易。因此，我们后人现在研究乾隆时期的历史，从他登基之后的印文中即可管窥分析出他当年的思想，这无疑也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一个重要旁证。这些印章当中就包括有他督促自己勤于政事方面的；有关爱子民，使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方面的，如“思无邪”、“乐善不倦”、“取益在广求”、“政在养民”、“敬天勤民”、“敛福宜民”、“四海有民皆视子”、“谨起居慎出命”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乾隆晚年，他八十岁时，还镌了一方“八徵耄念”的印章，而在此章的后面，他还钤上了“自强不息”四字。而且这方“自强不息”的图章还是乾隆皇帝一生最为重视的印章，因为仅这方四个字的图章他就用各种不同的质料和字体篆刻了足足有四十五方之多。这在一般人看来是相当不可理喻和不可思议的超常之举。不论是“八徵耄念”，还是“自强不息”的图章，都表明当时的乾隆皇帝虽然已达八十高龄，但还要自主理政办事，这可能与权臣和珅有关。因为和珅在乾隆皇帝老年后一直在参政，直至乾隆去世。“自强”在这里的内含之意就是不让乾隆皇帝撒手放权，从而造成了这种奇怪现象。

　　作为一个风流儒雅的皇帝，乾隆的兴趣是多方面的。繁忙的政事之暇，他还喜好琴棋书画，这在他的印章中多有表现，如“意在笔先”、“用笔在心”、“笔花春雨”、“半榻琴书”等。他还喜欢用他自己所作的诗句篆刻为图章，用他自己所作的诗句篆刻为图章的就有二十六句。例如，“敲诗月下周旋久”、“入眼秋光尽是诗”、“清吟寄遐思”等。

　　由于乾隆自幼作诗，所以对汉字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迷恋之情。故宫中有幅《九九消寒图》，由九字组成的题词“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据说是乾隆所作。每个字都是用红笔双勾下来，因为每个字刚好都是九画，所以从一九开始每天描一笔，到九九八十一天正好描完。乾隆皇帝还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精心挑选出十二个自认为是最优秀的汉字，来给他众多的后代子孙起名字用。这样做的结果是导致自嘉庆皇帝以后的皇族子孙的名字都晦涩难认，诘屈拗牙。

　　总之，因为自小深受汉族文化和儒家礼教的濡染，乾隆皇帝对汉族传统文化痴迷至深，且终生无悔。他的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他的创作丰赡的诗歌和众多的篆刻印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是这些，使他成为继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之后，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方面，中国最后一个，也是集大成者的封建皇帝。

如果你对自己父亲做的事情有意见，敢不敢直接告诉他？

这有什么？直接跟父亲说出自己的看法，不就行了嘛。难道还有父亲会因为不爱听儿子的意见，砍了儿子的脑袋？

你说对了，真有。单是清朝皇家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处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褚英。清世宗雍正赐死了自己的第三子弘时。

皆因他们口无遮拦，冲撞了父亲。

相比之下，雍正的第四子弘历就聪明稳重多了。有意见，我不说，等我当了皇帝，就来改改改。

其实弘历是个极其孝道的儿子。但孝顺与价值观是两回事。他一向看不惯父亲雍正的强硬冷酷的做派。因而弘历登上大宝成了乾隆皇帝之后，马上对雍正的一些做法作出了修正。

乾隆的动作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一个新晋的皇帝，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赢得人心，巩固皇权。

乾隆是怎样做的呢？他分别从清朝社会的三个阶层入手。第一是皇族宗亲；第二十朝廷官员；第三是普通百姓。

首先是皇族宗亲。

当年雍正在“九子夺嫡”中杀出重围，登上皇位之后四年，开始逐一清算曾与自己争夺皇位的兄弟。

他下令永远囚禁老大胤禔、老二胤礽、老三胤祉、老十胤 䄉 、老十四胤禵。

他将老八胤 禩 、老九胤禟改名为“阿其那”、“赛思黑”（猪狗的意思），并秘密处死。继而将他们的子孙开除出宗籍之外，不承认他们是爱新觉罗的后代。

他认为儿子弘时居然去亲近自己的政敌胤 禩 ，于是把弘时过继给胤 禩 ，也赐死了。

尽管清代每一朝皇帝接班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发生你争我夺的事，但雍正把亲兄弟整成这样子，仍是太离谱了。

在从古至今都崇尚儒家礼法“首孝悌”的中原文化里，是非常注重一家人团结和睦的。雍正的做法，不被天下人接受。

虽然他的阴沉狠辣，任何人不敢对此说什么，但他这样做，无疑直接把所有人的同情心都推向了自己的政敌。

乾隆从小就把父亲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他不认同父亲，决意将来改变父亲的处理方式。

乾隆上台才两个月就颁布谕旨，恢复允 禩 （就是胤 禩 ，为了避讳胤禛，改称允 禩 ）、允禟的宗室身份，让他们的后代重新享受贵族的待遇。乾隆还赐了一处府第给仍然在生的允禵，让他第安度晚年。

自此，皇族宗亲对乾隆这一脉的仇恨烟消云散了。

接下来，乾隆 从轻处理了约2100名朝廷官员。 这些官员多数是因为贪污或亏空被雍正关起来的。

雍正统治时期，实行了反贪扩大化。只要官员稍微有一丝不检点，比如贪上一二两银子，都会被扔进监狱，甚至抄家。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父亲曹頫，就是因为亏空被雍正抄了家，还被关了起来。乾隆把他放了，免了他亏空的302两银子，还送他一处房子，让他把四散的家人找回来居住。

最后，乾隆把 对老百姓实行了一个很大的普惠措施。 那就是把老百姓在雍正年间，所欠下的所有税款全部免掉了。

从此，乾隆一下子就赢尽了天下民心。从皇族宗亲到朝廷官员，再到穷苦百姓无不对当今皇上的胆魄心悦诚服。

不过如果因此就觉得乾隆，是一个纯粹的和善仁厚的皇帝，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心里有一道非常清晰的界限。那就是什么可以给你，什么是你绝不能碰，连说都不行。

他以高明的手腕杜绝了各种干政：后妃、宗亲、太监、权臣、朋党。并且从最亲的人开始。

乾隆通过警醒母亲，杜绝后妃干政。

乾隆是个大孝子。他平时下朝以后，总会抽时间陪母亲说说话。有好吃的，就让太监给母亲送去，他一生中六次南巡，当中有四次带着老母亲一起游山玩水。

但是他很早之前，就针对宫里的太监宫女，下过一道谕旨。他说前朝政事，不可让太后得知，以免打扰老人家。

谁知有一次，乾隆和太后唠家常时，太后提到宫外有一个寺庙很破旧，想给钱修复一下。乾隆当时答应了。回头对宫中一众太监宫女一顿训斥：太后处于深宫，如何得知宫外庙宇破旧，如果尔等再有此类传话，让太后烦心，定不轻饶。

太后知道这件事，吓得不轻，从此不敢轻易过问后宫之外的任何事情。

母亲不过是想修葺一座寺庙，乾隆至于如此吗？

乾隆心里明白，后宫与前朝多多少少都有联系，如果让他们过多接触，必然会影响朝政。母亲可能没干政的心，但是不排除有人要通过母亲，来影响自己的执政。

这就是一个皇帝的心思。

阻断皇族宗亲的政治之路，也是乾隆巩固皇权最重要的措施。

历朝历代都有人想要谋朝篡位，其中皇帝的兄弟叔伯想要谋权夺位的，比例最大。

远的有唐朝的玄武门之变、明朝的靖难之役，近的有多尔衮与代善之争，父辈的“九子夺嫡”。熟读历史的乾隆，深知皇族兄弟的势力一旦养起来，必定会威胁到自己的皇权。

为了杜绝皇族宗亲染指皇权的心思，乾隆下旨宗亲禁止出入军机处，只给他们分配一下无关重要的职务。

就算是对他最为亲爱的弟弟弘昼，也不例外。

和硕和亲王弘昼，自小和乾隆一起长大。他们两人同岁，一起玩一起睡一起读书，好得不得了。但是当乾隆登上皇位后，一切都变得微妙起来。

乾隆对他，是要多少钱都给，看中什么都赏，但是想要权，没门。

弘昼没有乾隆那么聪明，很长时间都没转过弯来。他还像小时候那样，很随意地和乾隆说话。

有一次，弘昼负责八旗子弟考试的监考。乾隆来看看，却一直没走。弘昼催他，快走吧，难道你还信我不过吗？乾隆一句话不说就走了。

旁边的官员马上提醒弘昼，这样和皇上说话，是大不敬的罪啊。弘昼醒悟过来，第二天立马去请罪。乾隆说，如果昨天我回你一句话，你的人头就不保了。

得知哥哥对自己起过杀心之后，本来也是满身才华的弘昼，对政途发展心灰意冷。他常玩一个为自己置办丧礼的游戏。自己坐在庭院中，让家里的妻妾和下人跪在他面前哭丧。

人人都说他傻气，谁又懂他的心伤。富贵的皇族，某些角度看，也不过是个可怜人。

乾隆这样的措施，使得有能力的皇族宗亲，得不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但凡事有利有弊，不过是一个权衡而已。在乾隆的眼中，作为一个君王，没有比把皇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更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