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正德皇帝怎么样啊？

明弘治十八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505年6月19日，帝国皇太子朱厚照即位，时年14岁。定年号正德，是为正德皇帝。史又称明武宗。

按史学界通常的看法，明朝的皇帝中好的少，坏的多，这位弘治应该是个比较好的皇帝

弘治皇帝童年遭遇是非常凄惨的，其母亲纪妃是一个出生低微的宫女，后被皇帝偶尔宠幸了一次而怀孕。

这位皇帝，就是成化帝朱见深。而朱见深的父亲则是领衔主演“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朱祁镇。这位朱祁镇当年曾经做了一件事情，几百年来，中国人因此而永远的记住了他的名字，就是宠信太监王振，从而导致“土木堡之变”，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羞辱和伤害。后来，他被蒙古人释放回京，又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极其臭名昭著的事情就是杀死了于国家民族有大功的于谦；另一件是非常无聊的，就是死不承认自己亲弟弟当了八年皇帝的资格，死后不许进入皇家陵园。

或许是这些缘故，到成化帝朱见深时，他的婚姻出了问题。

朱见深还是太子的时候，因为其父亲的缘故，曾被关在冷宫里。当时，只有一位姓万的宫女照顾他。这位宫女给了朱见深无微不致的照顾和关怀，这给了还是孩子的朱见深无比的暖意。

朱祁镇复辟后，朱见深重新被立为太子，后又做了成化皇帝。但无论身份如何变，他始终忘不了那位大他19岁的万姓宫女，最后，朱见深找到了她，并纳为万贵妃。情深意重，一生未变。

不过，这位万贵妃也不是一个好人。

她深受宠幸，权势非常大，几乎一个人垄断了皇帝的性生活。而且此人心胸狭窄，爱嫉妒别人。她曾经生过一个儿子，但很快就夭折了。从此，后宫中凡是怀孕或生育过的嫔妃及其子女，几乎全部被她弄死。

上面提到了那个纪姓宫女怀孕后，万贵妃派一个太监逼迫纪氏服下打胎药，不过这孩子命大，没有被打下来。于是，这位太监便找来皇后，悄悄的把纪氏藏到了冷宫里。这样，直到孩子长到5岁，别人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一天，成化皇帝在梳头时，触及心事，突然自语道：“年纪大了，还没有孩子啊！”那位太监突然跪下，向皇帝道出了实情。成化皇帝知道自己居然有个儿子，无比激动，当场召见这个从未谋面的儿子。当小皇子跳着出现在自己面前时，成化皇帝激动的宣布把他立为太子。

不过，当了太子，日子仍不好过，他还要时刻提防着万贵妃的毒手。无论万贵妃给他什么，他都不要，万贵妃问为什么，他说，怕有毒。据说，就是这句话，万贵妃在皇帝面前大哭了一场，然后宣布全面开放皇帝的性生活。

或许正是由于自己童年的惨痛遭遇，弘治皇帝对朱厚照非常溺爱，何况这是他当时唯一的儿子，大明帝国唯一的皇位继承人。

弘治皇帝对朱厚照的溺爱，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纵向比较上来看，到此为止的明朝10位皇帝中，朱厚照的天资非常好，但在文化修养上，知识面和所受教育等方面，其糟糕程度，可能仅次于后来的天启皇帝朱由校。

在谭其骧版本的1433年明朝版图上，将整个青藏高原都滑入其版图并且标注了乌斯藏都司、朵甘都司、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机构。在较为详细的明朝上还标注了明朝册封的各大法王的驻地。但是，谭其骧的地图一直都有“地图开疆”的问题，如元朝的地图上不封顶就是一个例子，因此小编决定专门写下一篇文章讨论青藏高原到底算不算明朝的疆域范围。

一，明朝的军事力量是否进入青藏高原

首先，确立疆域的概念和标准。小编认为，疆域必须是有军事驻扎和行政管辖并存的地方，如果没有行政管辖，只有军事驻扎就算势力范围。如汉朝的西域都护府、唐朝的安北都护府、明朝的奴儿干都司就是军事据点，没有行政管辖，应该是势力范围。但是本文放宽疆域的含义范围，将军事驻扎地区也算作疆域也是可以的。

凉州会盟

1370年，邓愈和徐达远征甘肃，攻陷了洮州、岷州等，其势力范围开始扩张到了青藏高原的边缘一带。于是元朝的吐蕃等处宣慰使司投降于明朝，史书记载为“河州以西朵甘、乌斯藏诸部悉归附”。然而实际情况是，明朝的军队并未进入青藏高原，朵甘（青海）和乌斯藏（地区）也只是少部分宗教首领接受了明朝的册封。

同等情况对比，清朝灭准噶尔汗国后，中亚的哈萨克汗国大小玉兹和浩罕都接受清朝的册封，臣服清朝，但是这些并未划入清朝版图。同理，明朝这种情况也是不能的。

关于明朝初期的疆域记载，《明史》记载为“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碛”。这里的“吐番”，很多人认为是唐宋时期的“吐蕃”，实际上概念很大的区别。元朝时候，在青藏高原分别册封了三个宣慰司，分别是乌思藏宣慰司、吐蕃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其中吐蕃宣慰司位于河湟地区。

因此，明朝文献中的吐蕃是指河湟一带。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投降明明朝，于是明朝在该地区册封了一些卫所，如河州卫（原吐蕃宣慰司，在今甘肃宁夏）、西宁卫（青海西宁）、洮州卫（甘肃临潭）等。为了进一步控制该地区，1386年，朱元璋派遣长兴侯驻扎西宁卫。

古代中国王朝想要抵御青海一带的羌族进攻，必须要控制河湟谷地。汉朝、唐朝都曾经在河湟地区争夺。后来吐蕃强盛，占据了河湟各地。明朝占据河湟谷地，也是对汉、唐政策的继承。但是，由于农耕民族青藏高原内部高寒环境无法适应，因此无法进入高原内部，只有蒙古、女真等习惯于游牧的民族才能长驱直入。

在西南地区，虽然西藏和四川、云南接壤，但是古代王朝的军队无法翻越高耸入云的横断山，因此这里就是天然的疆界线了。综上所述，明朝的军事势力只到达了河湟地区，并未到达青海内部和西藏，更别说阿里地区了。

二，明朝对青藏高原的册封性质探讨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的观念中，“普天之下，非莫王土”，因此将世界（天下）都看作是自己的。因此，古代皇帝喜欢册封，他们往往将周边少数民族和来中国交流的国家都册封为比皇帝低的爵位。

所以中国古文献中只有中国有皇帝，外国没有，就算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也被记载为“王”。然而，这只是中国“天朝上国”妄自尊大的表现，并不值得赞美，更不能将这种册封算作上下级关系。明朝时期是对外册封的一个高峰期，明朝皇帝册封的有王、宣慰司、都司等称号。

许多人将明朝册封的都司，宣慰司都算入明朝的疆域，殊不知，这实际上和唐朝册封南诏国、吐蕃松赞干布、回鹘是一个性质的。都司、卫所是明朝在地方设置的军事机构，不过明朝也会给周边的民族冠以这些的封号，如朵甘都司，乌斯藏都司、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等。宣慰司是明朝一级土司的称号，主要分布在云贵地区。但是云南和贵州都是有几十万大军控制的，并且有行政管辖。而所谓的“三宣六慰”、旧港宣慰司就是明朝名义上的册封，没有实际控制。

1373年，乌斯藏萨迦派宗教领袖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和南哥思丹八亦等到南京朝觐明朝，于是朱元璋册封喃加巴藏卜为乌斯藏都司指挥使，册封南哥思丹八亦为朵甘都司指挥使，并且还对其推举的60人册封为元帅、招讨、万户、千户、监藏、指挥同知，下设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等。这实际上就是一件比较荒唐事情，例如明朝对俄力思军民元帅府的册封书是这样写的：

朕君天下，凡四方慕义来归者，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尔搠思公失监，久居西土，闻我声教，能委心效顺，保安境土，朕用嘉之。今设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命尔以元帅之职，尔尚思尽乃心，谨遵纪律，抚其部众，使疆土靖安，庶副朕委任之意。可怀远将军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元帅宜令搠思公失监。准此。

意思很明显，只要来明朝的外国使者，都“皆待之以礼，授之以官”。在谭其骧的地图上，将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标注在了阿里地区。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西藏局势。当时的西藏主要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三部分，前藏是拉萨和山南地区，后藏是日喀则地区，阿里在藏北高原上。在前藏地区，从元朝到清朝初期出现了萨迦、帕竹、仁蚌巴、藏巴汗四个小王朝交替。在阿里地区，有拉达克和古格两个王国，1633年，拉达克王国吞并了古格王国。

古格王朝遗址

然而事实上，明朝对乌斯藏地区根本就不了解，不仅不知道这里政权状态，就连基本的地理知识也没有。明朝后期，利玛窦画了一幅世界地图，于是明朝人在地图上面标注中文名字，以及加入了明朝所知道的地名，然而该地图既没有乌斯藏地区的任何名字，就连青藏高原都几乎不存在。在地图上，印度直接和河西走廊的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等连在一起。可想而知，明朝可能认为乌斯藏等只是河湟谷地周边的小羌族部落。

明朝还在乌斯藏地区大规模的册封一个高僧。1372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册封帕竹政权的首领释迦坚赞为“灌顶国师”，册封萨迦派宗教领袖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此后，明朝陆续在前藏册封了一些宗教领袖，如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阐教王等。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册封的法王都只是宗教上的意思，类似于唐玄奘被册封为“三藏法师”，并非行政意义上的册封。

三，明朝和青藏高原等地的经济关系

一件重要的常识，那是在同一个王朝管辖的范围内，是没有关税的，也是没有多少贸易的。例如山东人可以去河南做生意，也可以到云南来做生意，古代和现在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超越了国界线，就是贸易，那就有关税，有贸易的限制。明朝在对外贸易上采取的是“海禁”，实行了200年才在月港开放了一个口岸，允许民间贸易。

明朝的“海禁”实际上不仅仅针对的是海上国家，而且针对亚欧大陆内部国家。从陆地上和明朝的明间贸易也是被禁止的。明朝只允许通过“朝贡”的方式来进行贸易。但是，明朝对陆地上的贸易不可能完全禁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明朝需要马匹，如果完全禁止，那明朝的骑兵就没有了优势。于是，明朝推行了“茶马互市”的政策，规定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进行“茶马贸易”。而西藏、青海等地也就和蒙古一样，属于明朝“茶马互市”的范围内。从这个经济政策来看，明朝自己也没有把乌斯藏、蒙古当做疆域范围。

明朝在朝贡贸易上采取了“厚往薄来”的政策，也就是只要来朝贡，必定以高额的金银珠宝来回报，于是周边的各国都纷纷向明朝“朝贡”，明朝财政压力很大。如日本在大战后，经济萧条，于是决定向明朝“朝贡”，得到了大量的资金。乌斯藏的法师被册封后，于是经常跑来明朝朝贡，开始是几年一次，后来变成一年几次，甚至出现了当地的部落长官冒充明朝册封的法师来朝贡。后来明朝的财政压力很大，于是在1465年规定只准三年来一次，并且规定国师以下级别的不准来朝贡。

为了打通通往西域的交通，朱元璋下令吐蕃地区修建驿站，许多人误认为驿站是通往西藏的，实际上，这些驿站处于河湟一带，其主要的功能也是“以通西域之使”，而洮州、河州、西宁三卫负责马匹的供给。这也说明，明朝的势力是无法到达青藏高原内部的。

综上所述，明朝在青藏高原并没有势力存在，只是一些名义上的册封。并且，明朝对青藏高原的形势也不太清楚，并不知道当地一些地方政权的存在。因此，这些并非明朝的疆域范围。之后的清朝派遣军队进入青海和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和西宁办事大臣等，才真正算是把西藏青海纳入了版图之内。

法王这个词，最早始于明代。明朝对西藏地方的治理，从西藏特殊的政治格局出发，利用藏传佛教在藏族聚居区的深远影响，分封西藏各派宗教首领的最高名号是法王，共封有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

现在的法王一般分两种，一种是政府认可和任命的，一种是宗派内部授予一些对宗教发展有贡献的俗家人。其他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一堆法王，不少是自封的，而有些则是不明就里的信徒吹捧出来的。

现今藏传佛教，世界公认的有五大法王，他们为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教主，分别是萨迦派的萨迦法王、噶举派的大宝法王、宁玛派贝诺法王、格鲁派的大慈法王、雍仲本教的曼日法王。

按影响力排序：

一、噶玛噶举派的第17世大宝法王：

二、格鲁派的第九世大慈法王：

三、萨迦派总法王萨迦天津法王：

四、宁玛派贝诺法王（刚找到的转世灵童）

五、雍仲本教的曼日法王：

成化四年，其王完卜遣使来贡。礼官言无法王印文，且从洮州入，非制，宜减其赐物。使者言，所居去乌斯藏二十余程，涉五年方达京师，且所进马多，乞给全赐，乃命量增。十七年来贡。主

弘治元年，其王桑加瓦遣使来贡。故事，法王卒，其徒自相继承，不由朝命。三年，辅教王遣使奉贡，奏举大乘法王袭职。帝但纳其贡，赐赉遣还，不命袭职。古

正德五年遣其徒绰吉我些儿等，从河州卫入贡。礼官以其非贡道，请减其赏，并治指挥徐经罪，从之。已，绰吉我些儿有宠于帝，亦封大德法王。十年，僧完卜锁南坚参巴尔藏卜遣使来贡，乞袭大乘法王。礼官失于稽考，竟许之。嘉靖十五年偕辅教、阐教诸王来贡，使者至四千余人。帝以人数逾额，减其赏，并治四川三司官滥送之罪。斋

初，成祖封阐化等五王，各有分地，惟二法王以游僧不常厥居，故其贡期不在三年之列。然终明世，奉贡不绝云 明代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本名贡噶扎西 (kun-dgav-bkra-shis)，《明史》称为昆泽思巴。出生于萨迦大殿的拉康拉章，为大元帝师贡噶坚赞之孙。少年时随大元细脱巴贡噶仁钦和萨桑弥底两人出家为僧，学习萨迦教法。后曾为萨迦寺制定修习仪轨，为萨迦法座作出长远计划和精心安排，从而使萨迦教法得以弘扬光大。永乐八年(1410)，明成祖闻贡噶扎西有道术，遂命中官前往迎请。他不顾年事已高及路途遥远，于十一年(1413)抵达南京。在南京期间，广利众生，讲说佛法，护持国土，颇受明廷恩宠。明成祖按先前施食居士，敬奉释迦牟尼之仪轨来尊奉他。宫廷举行佛教活动，必以其为首，位在群臣之上。是年五月，明成祖封其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演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简称“大乘法王”，赐予管领僧众、护持释迦牟尼教法的诏书、金印及镶嵌各种珍宝之千幅金轮、袈裟、幡幢、鞍马、伞盖等无数珍宝。礼遇和地位在大宝法王下、大慈法王上。卒后，其弟子仍以其名到明廷朝贡。弘治三年(1490)，辅教王遣使奏举大乘法王袭职，明朝不许。正德十年(1515)，其侄孙索南坚赞遣使进贡，乞袭其名号，礼部许之。

>　明太祖建立明朝后，尊崇理学，以思想为治国之本，但他因早年曾出家为僧，又投白莲教郭子兴部下为兵，登上帝位后对佛教不能忘情，曾经大兴佛 教，广修庙宇，刻印佛经，但是朱元璋究其根本，小沙弥出身，无法理解佛教的真正道理，鉴于宗教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威力，在当时佛教庞杂、混乱的情况下，他 以控制为出发点，对佛教采取整顿，下令分寺院为禅、讲、瑜伽三类，各类僧分住其寺，各安本业，以免僧俗混杂，败坏风教。并令天下僧俗人等不得乱建寺观庵 堂，度僧给牒须按有关规定。朱元璋对佛教的强化管理，目的在于切断它与民众的组织联系，防止惑众滋事。他还提倡沙门讲习《心经》、《金刚经》、《楞伽 经》，力图引导佛教思想的统一。> >　明成祖用僧人道衍（姚广孝）之谋兴“靖难”之师，即帝位后因此礼敬佛教，亲为《法华经》作序，撰《神僧传》，尤重视 喇嘛教，迎哈力麻至京，赐号大宝法王。> >　明武宗，极喜佛教，托名大庆法王，度僧无数。嘉靖帝崇信道教，热心斋醮，佛教势力遭到遏制。而朝由于两宫皇太后笃信佛教，广建寺院，开经厂，印藏经，分送名山大寺，崇佛之势又炽。天启、朝，此风未减。可以说，佛教为大多数帝王所崇信。> >明朝的佛教内部，由于世俗化的影响，除净土宗之外，佛教各派都已经衰落，禅宗的棒喝机锋在数百年的流传中，早已失去其本来意义，成为不学无术者遮掩其窳 陋的把戏，为有识者所深恶痛绝。他们呼吁由虚返实，在修行中增加信仰成分，反对纯务知解。在佛教的理论改造中，由于受到理学的强大影响，佛教的儒家化越来 越明显，开始出现了“三教调和论”和“三教同源论”。> >　三教调和论，也可以称之为“三教相资论”，最有代表的人物是云栖宏（莲池大师），他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以孝为宗”，在他所撰的警惕自己，奉劝行善的《自知录》中，许多条目完全是儒家伦理的翻版：事君王竭忠效力、敬奉师长、敬兄爱弟、居官视子如民等等。> >“三教同源论”则比“三教调和论”更进一步，认为儒释道三教在根本处是相同的，从形式上说，儒释道三教都是理论学说，任何学说都是人心灵的创造。从内容 上说，儒释道三家学说虽不同，但它们的根本目的是对世人进行教化，其善世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这正是人类心灵共同的最高的追求，其不同只在于用以教化的 方式和理论特点不同。在这一见解指导下，明代许多佛教僧人主张多读儒道之书，以增加通识。比如，认为精通《易》，可以使微密难见者显明，使显而易见者神 妙。再如认为学儒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佛，学佛达到最高境界即是学儒。儒释道若真通得一门，其他两门也可以掌握。> >　与“三教同源论”相适 应的则是明代儒学也受到了佛教的巨大影响，王阳明的心学就是以佛教的一些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他自己曾说过：“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 耳”。在王阳明的理论中，“性善”论与佛教的“本心清静”同出一辙，禅宗中的“直指本心”的修习方式成为儒者的最高境界——“致良知”。与宋儒的理学相 比，王阳明的心学体系受到佛教影响后，以直截了当而见长，吸引了一批士大夫学佛参禅，如董其昌、“公安三袁”——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等等。> >在“三教同源论”的影响下，结社念佛的信佛形式逐步在民间流行，这些信佛的人一方面有出家的欲望，另一方面却有严格恪守儒家的伦理观念，这样的双重性格 被“三教同源论”完全调和，居家念佛的居士逐渐增多，慢慢地成了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间的传播过程中，适应不同层次信仰的佛教著述问世，现在将这些民 间的著述称之为“善书”和“宝卷”，其内容将儒家伦理完全溶解到佛教教义，或以佛教故事阐扬佛教教义，这些传播方式对民间的社会生活影响极深。> >但是随着佛教化的儒学思想逐步扩大的时候，王朝统治者意识到这会对思想的控制产生动摇，于是开始了对佛教的打击，从万历十五年（1587年），徐桓向皇 帝上书，认为科举考试必须以阐发孔孟之学为准则，不得牵强附会佛教话头。尤其佛教与道教之间矛盾的扩大，统治者认为“异端之害，惟佛为甚”，严禁官员学 佛，如有学者，就要解职。限制了佛教的发展与佛教思想改变的继续进行。> >　统治者入关后，延续了明王朝后期的佛教政策，而且他们信奉的主要是萨满教和喇嘛教，因此对汉地佛教的发展作用不大，尤其在文化领域以理学为根本，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不允许佛教自由的发展，只能承担统治的工具。> >　至于佛教在社会思潮中的作用，由于清代的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重儒学经典，主导思想上恪守传统观念，讲求义理、训诂，因而佛教的思想只不过是他们思想的一种补充，是他们闲暇时候表示恬淡的一种姿态，说到底，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一

新一世的大宝法王是按照上一世大宝法王圆寂前所写的信函，

信函之中写明下一世将转世在什么地方的地名，父母亲的名字等，

他的弟子们就按照这个转世信函所写的地址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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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电子书《大宝法王传奇》与视频内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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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采取了定期、定员、定道、定制的进京朝贡模式。明朝规定“国师以下不许贡”，乌思藏贡使必须由雅州入的规定。1609年四月，因“番人混冒，方物滥恶，所奉敕书洗补可疑，而通使岁诱为奸”，明朝革除了乌思藏大乘法王、大宝法王、护教王、长河西、董卜韩胡等八番的入贡资格，只许阐教王、辅教王入贡。

在1465年以前，西藏僧俗首领来京朝贡没有严格的限定，大致是一岁一贡，或两岁一贡。如《明会典》记载：“西番，古吐蕃地。元时为郡县，洪武初因其旧职。于是乌思藏有阐教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统化番民，又有护教王、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凡七王，俱赐银印，令必岁或间岁朝贡。”《明史·西域传》亦记载：“初，入贡无定期，自永乐迄正统，或间岁一来，或一岁再至。”

由于明朝对来贡的藏族首领不仅在政治上给予优遇，经济上也回赐丰厚的赏物，由藏地进京朝贡的使臣越来越多，沿途地方不堪重负。同时有假冒滥充的朝贡者。1440年八月，明廷下了第一道免番僧进京朝贡的赦谕。于1442年第一次发现有假冒贡使的现象。

为了整饬朝贡制度，明宪宗即位后，于1465年规定乌思藏番僧三年一贡，并下发一道敕谕给帕竹第悉阐化王，曰：“尔父祖以来，世修职贡。洪武年间，三年一贡，来朝不过三、四十人，往来道途亦守礼法。近年以来，增加渐多，络绎不绝，恃朝廷柔远之意，所至骚扰。察其所以，多有四川等处不逞之途，买求印信，冒作番僧，贪图财利，坏尔声名。尔居遐僻，何由得知？兹特敕谕尔，今后仍照洪武旧例，三年一贡，自成化三年为始。所遣之人必须本类，不许过多。所给文书，钤以王印，其余国师、禅师等印，皆不许行。惟袭替谢恩者不在三年之限。仍戒来人，毋得夹带投托之人。朝廷已敕经过关隘官司盘诘辨验，如有伪冒，就便拿问。如此，则事有定规，人无冒滥，庶不失尔敬事朝廷之意。

1466年，明朝对朵甘亦规定“如乌思藏例，三年一贡”。1470年四月，明朝再对朝贡人数进行规定，“（乌思藏）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有四川路入，国师以下不许贡”。

西藏进京朝贡人数越来越多，“宣德、正统间，番僧入贡，不过三四十人。天顺间遂至二三千人。到成化年间，仅阐化王所遣的贡使一次就多达四百六十多人。1499年，“长河西及乌思藏一时并贡，使者至二千八百人”。 “输马作赋”这一制度肇始于1383年。该年正月，明太祖敕谕松州指挥佥事耿忠，“西番之民归服已久，而未尝责其贡赋，闻其地多马，宜计其地之多寡以出赋，如三千户则三户共岀马一匹，四千户则四户共岀马一匹，定为土赋，庶使其知尊君守上奉朝廷之礼也。”月，耿忠回报：“臣所辖松潘等处安抚各族长官司，宜以其户口之数，量其民力，岁令纳马置驿，而籍其民充驿夫，以供徭役。”1392年五月，尚膳太监而聂等至河州召必里等族输马，“诸族皆感恩意，争出马以献”，得马340余匹，这是有记录的首次征差发马。同年八月，西宁卫土酋亦令真奔进言，“诸番族皆野居散聚，射猎为食，请岁输马二百匹为常赋。”皇帝表示应准。

1393年二月，明朝为各藏族部落“特制金铜信符，族颁一符。遇有使者征发，比对相合，始许承命。否者，械至京师，罪之。”“又制金铜信符，命曹国公李景隆赍入番，与诸番要约，篆文上曰：‘皇帝圣旨’，左曰‘和当差发’，右曰‘不信者斩’。”

依金铜信符制，明朝三年一次下征发马，该制度用以完善、强化“以马充赋”的赋税制度。至1449年，金牌制停止使用，改派行人视察茶政。1488年，再罢行人巡茶，改由御史视察。1497年，经都御史杨一清奏请，金牌制度再次恢复，但此时民间私贩盛行，官方交还已经不能和明初等量齐观。 ●茶马司：秦州、河州、西宁、洮州、甘州、雅州、碉门、永宁（后废）

●四大茶仓：成都、重庆、保宁、播州

●差运司：巩昌府（骆驼巷、梢子堡、高桥）、临洮府（伏羌、宁远）

●批验茶运司：褒城茶厂、紫阳茶厂

●安多地区盛产马匹，明朝就此先后在当地设置五个茶马司，如：

●秦州茶马司，1372年二月置，1397年四月迁至西宁。

●河州茶马司，1372年置。洮州茶马司，1379年置，1382年罢，由秦州茶马司兼治。

●甘州茶马司，洪武年间置，1443年罢，1561年复置。

●西宁茶马司，1397年置。永宁茶马司，1383年置，1386年罢。

●雅州茶马司，1376年置。碉门茶马司，1386年置。

明初官制，茶马司有大使一人，秩正九品，副使一人，秩从九品。洪武中期，升其秩为正六、正七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