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布寺的历史沿革_美容护肤

楚布寺是噶举传承最重要的寺院，是历代大宝法王的驻锡地，也是噶举传承佛行事业的中心。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在此升座，楚布寺是噶举传承弟子们心目中最重要的寺院。

第一世噶玛巴所创的转世系统在楚布寺开始。十三世纪，第二世噶玛巴噶玛巴希（Karma Pakshi）便是在此寺被认证为第一世噶玛巴的转世。从此开始了西藏“祖古”喇嘛转世传统（Tulku Tradition）。从那时起，噶玛巴代代转世没有间断直到现在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Ogyen Trinley Dorje）。坐落在宁静、树木茂盛、山明水秀的环境中，楚布寺是很多位大成就者的道场，包括历代的噶玛巴。楚布寺的建筑宏伟美观，代表西藏传统的艺术的成就。寺中珍藏着数世纪以来收藏的法器文物，它被修行人认为是最有加持力的道场。楚布寺的创建：公元1159年，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去东藏康区（Kham）时，到中藏吐龙谷（Tölung）楚布寺所在地，购下建寺的土地。

公元1189年，第一世噶玛巴八十岁时，回到吐龙谷兴建楚布寺。此被称为“人间净土”的寺院可容纳一千多僧众，是历代噶玛巴和噶举传承的主寺。

之后的发展：第二世噶玛巴扩建寺院，并建造著名的拉千则林简（Lhachen Zamlinp Gyen）大佛，此后八百多年中，寺院持继发展成庞大的道场。

楚布寺位于吐龙谷西北，距离拉萨约七十公里，海拔4300米（14000英尺）。主殿坐在诸山环绕山谷中央，楚布河旁，面南；四周有诸佛菩萨殿、历代噶玛巴殿、本尊殿、护法殿、关房、寮房、出版中心、行政中心和噶玛巴的夏宫；并有两个藏经图书馆，收藏经藏、续藏；修行指导、法本、仪轨，各教派上师著作、西藏文学、及历代大宝法王和他们的弟子的著作。雄伟的后山，被称为“大悲心”（Thukje Chenpo）。前山被称为大护法“玛哈嘎拉山”。中央山脉被称为仁慈的“弥勒菩萨山”。

在较高的半山上，有三年闭关中心。附近有很多历代噶玛巴小型闭关中心。在楚布寺的后方，建造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寺院，名确嘎冈寺（Chögargong），是国师嘉察仁波切的主寺。在此寺的右边有两座小寺：札桑寺（Dratshang）和殊利寺（Zuri）。在寺的右边岩石山坡上，有蒋采（Gyang Tsen）护法殿。在左边有玛哈嘎里（Mahakali）和巴登拉莫（Palden Lhamo）护法殿。在前方小溪旁有卡那多杰嘉波（Khanak Dorje Gyalpo）护法殿。

1980年，第十六世噶玛巴指示竹奔德千仁波切，回到西藏重建楚布寺。重建工作非常困难，因为西藏地区人民很穷，没有财力可以支持，不过由于竹奔仁波切的多方找寻资源，多年的努力，终于修复了部分大殿和几个较重要或必须的中心及房舍。

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在楚布寺升座之后，楚布寺的修建才开始加速进行。大部分殿堂房舍都已修复，包括佛学院，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子们都捐助兴建。

这是他的个人决定，他想要去印度找人。

2001年4月27日他在临时驻地印度达兰萨拉附近的上密院会见记者并发表声明：

1999年12月28日，在黑夜笼罩下，我和几位贴身侍从，离开了我在西藏的寺院出走到印度。离开家乡、寺院、僧众、父母、家庭和西藏人民的决定，完全是我个人的决定。没有人告诉我要离开，也没有人叫我来此。

我离开我的家乡是为了弘扬佛法，另一方面是为了接受噶玛噶举传承深奥的灌顶、口传和教授，这些我只能从上一世噶玛巴的弟子得到他们两位都曾被预言是我的老师，目前都住在印度。

扩展资料

出走后的社会活动：

2008年5月，法王展开他期待已久的首度西方之旅。法王出访美国，巡视了他位於纽约的北美法座，以及许多在他精神领导之下的佛法中心。除此之外，法王噶玛巴也行遍印度各地，参与他第二故乡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从赛巴巴（Sai Baba）位於泰米尔纳德（Tamil Nadu）新寺院的落成典礼，到在加尔各达举行的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百岁冥诞纪念，秉持著相互尊重和包容的精神，法王会见了许多其他的精神领袖。

此外，法王也是孟买（Mumbai）印度佛教徒的佛教发展协会（Buddha Vikas Sangha）的佛法老师。

西元2009年11月，法王受邀在TED印度大会中发表谈话，成为大会最年轻的一位演说者。西元2010年1月，超过一万两千名观众出席由法王制作并撰写剧本的舞台剧现场演出，法王这出关於密勒日巴大师生平的六幕舞台剧中，结合了传统西藏歌剧和现代剧场的元素。

-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

大宝法王尊号起源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由明成祖永乐皇帝赐封，成为噶玛巴的专有称号，一直沿袭至今。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最高活佛，在整个藏传佛教界，地位仅次于格鲁派（黄教）的嘉瓦仁波切和班禅额尔德尼。大宝法王同时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者。噶玛巴的法脉传承从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1110年诞生）开始，一直不间断地传承至今，现在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有两位一位是身在印度的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

大宝法王简介

“大宝法王”尊号起源于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由明成祖永乐皇帝赐封，成为噶玛巴的专有称号，一直沿袭至今。大宝法王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白教)的最高活佛，在整个藏传佛教界，地位仅次于格鲁派(黄教)的嘉瓦仁波切和班禅额尔德尼。

大宝法王简介

大宝法王同时是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始者。噶玛巴的法脉传承从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1110年诞生)开始，一直不间断地传承至今，现在的第十七世大宝法王有两位一位是身在印度的噶玛巴·邬金钦列多杰，由中央政府认证，另一位是在不丹的泰耶多杰，由夏玛巴仁波切认证。

大宝法王简介

明对西藏藏传佛教领袖的最高封号。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封八思巴为国师。至元六年(1269)，升号为大宝法王。明永乐五年(1407)，封哈立麻为大宝法王，领天下释教，其全称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明代著名的三大法王之一。

大宝法王简介

法名得银协巴(de-bzhin-gshegs-pa)，《明史》称其为哈立麻，即噶玛巴。幼年时即被认作黑帽系第四世，尊号起源于第五世德新谢巴，为第五世噶玛巴。七岁时，在西藏楚布寺正式坐床登基。公元1405年，明朝永乐皇帝在梦中受到观音菩萨的启示，并得到皇后的鼓励，邀请第五世噶玛巴德新谢巴到汉地访问，当时德新谢巴二十二岁。这封署名为明成祖的邀请函以金字书写，希望噶玛巴能造访汉地，为人民带来利益。

大宝法王：学会原谅自己，跟过去的错误告别

只要我们还是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犯错。在我们学会完全掌控难以驾驭的情绪之前，我们依然会伤害彼此，也会伤害自己。因此，找到建设性的方法来回应自己的人际关系中出现的那些令人遗憾的状况，这是很重要的。

当别人犯错时，安忍让我们能够有建设性地去面对你这些过错。除了安忍之外，原谅过去的错误，对健康的人际关系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原谅”给了另一个人空间，让他们得以成长，而且能够从所犯的错误中走出来，继续前进。

大宝法王：学会原谅自己，跟过去的错误告别

同时，很明显的，过错从来不会只来自关系中的一方。基于这个原因，如果认真地想要创造出行得通的关系，我们也必须认出自己错误的态度，并且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在我们承诺要认出自己的问题并且转化自心时，才可能有健康的人际关系。

我注意到，有些人会对自己非常严苛。当人们没有什么自信心，或是有严厉评判自己的倾向时，要他们去面对自己的过错，可能最后只会让不健康的自我定位，有更加强的危险。虚构出来的负面身份和特质，可能会因此而更加真实坚固，这会使得人们更难以去转化。

特别是对这些人来说(普遍性地对我们许多人也是如此)，以全面的谅解精神来面对自己的过错，会比较明智。在人际关系中以及在自己的生命中，我们需要成长的空间，也需要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原谅自己也原谅他人”是改变的有力工具。

对于通过养成我们姑且不那么严谨地称为“忏悔”的个人修持，来学习原谅自己，我想要提供一些建议。有一些基督教和佛教的传统，把正式的忏悔列入心灵的修持。

大宝法王：学会原谅自己，跟过去的错误告别

在藏文中，我们用来表达“忏悔”的词条，也有“分开”或“分离”的意思。在藏文的理解上，“忏悔”是让自己与伤害性的负面恶行分离。我认为关于“忏悔”的这个较为宽广的想法，也同样适用于无宗教信仰的人。

例如，如果我们说谎了，忏悔就可能包括公开揭露我们所做的事，并且承认我们已经知道那是错的。在传统的忏悔中，这样的坦白承认，会在有威望的宗教人士面前进行，但是，我想我们可以依照自己个人的状况来做调整。

我们可以直接在被我们伤害的那个人面前，或是在我们信任的朋友或第三者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甚至还想，我们可以一个人到自然环境去，对着树木、吹过的风，或是天空作忏悔。

无论用何种方式来做口头的宣告，重点是我们不会认为只是靠着言语就结束了这件事，我们反而应该升起这样的感觉：“这是错的。这样的行为会造成伤害，我不想再重蹈覆辙。我永远都不再做同样的事情。让我尽己所能地远离这些行为。现在，我将是个全新的人。”

如此，我们让自己和有害的行为保持距离，或是让自己与它们“分开”。这帮助我们去创造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变成像是全新的人，和先前那个制造伤害的人已经分道扬镳。我们知道，行为无法界定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自己就能够领会到：我们可以把它抛在脑后，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大宝法王：学会原谅自己，跟过去的错误告别

重点是要制造出能与自己的过错真正分开的环境和条件。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忏悔当做某种制式化或公式化的事情来做的话，就不可能和我们的过错断绝关系。如果我们去寺院或是教堂说出了一些话，但是回家时却仍然带着同样的沉重负担，这就没有达到忏悔的目的。

一旦已经衷心而诚挚地决定要丢掉那样的行为，就不需要再自责了。你不需要再去回顾和重访记忆中过去的你所做的那些错事。你已经与它断绝关系了。

怀抱着罪恶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好的。“我真是糟，我充满了问题，我这个人真是糟透了。”如果我们执着这些对自己的看法，并且用我们的过错来界定自己，那么，在佛陀或任何人面前忏悔就没有什么意义。

抱持着虚构出的负面身份特质或自我评价，回忆自己过去的错误，在罪恶感和悔恨中越陷越深，只会让我们更困在负面的思考和行为当中。

这样的话，就错失了忏悔在个人修持上可以带给我们的利益。忏悔包含了转化 —— 你决心要改变。这是你必须自己去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去做。忏悔是过去和未来的分离。你忏悔，然后放手，如此，你就可以继续前进，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

大宝法王：修行要了解意义，不然只是一种造作

有大恶业就有大的对治力，要具备大的对治力，中间还需要有各种因和缘和合在一起才能成办。具有大悲心的上师，就是我们第一个重要的解脱之因，从释迦牟尼佛，到噶举上师，都是具备大悲心的，总是眷顾着我们，不舍弃我们，告诉我们各种净除罪业的方式，总是牵引、带引着我们、帮助协助我们，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大宝法王：修行要了解意义，不然只是一种造作

除了有大悲上师们的引导和帮助，自己更要精进，对修行要有一种欢喜心，这是很重要的，修行是自己的事，如果勉强就不自然了。要记得修行一开始是一种欢喜和渴求，否则只是盲目的修着苦行，是没有意义的。很多人修行都并没有看重本来就具备的微细善心，一心只想做些特别殊胜的事情，一定要做像黄金珠宝那样闪亮显眼的事，反而忘了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本具善心，修行都会变得太造作、不自然，变得跟你非常遥远。

大宝法王：修行要了解意义，不然只是一种造作

所以我们说修行要看到原因、了解意义、发自内心去做，不然只是一种表象、一种造作。当然，修行一开始，心和言行都需要做出一点改变，似乎要刻意做点什么，但也不要太过份，但很多人都忙东忙西，装着做很多其他事情，却忘了本具的善心。修行刚开始就是造作的虔诚心，之后才会有无造作的虔诚心。

大宝法王：修行要了解意义，不然只是一种造作

法说得再精采，如果没有触动你的心、利益到你的生命，也是没有意义的。竹清仁波切说，即使说口诀的人有一切过患，只要所说的法是正确的，我们也要去领受。这就是「依法不依人」。所以即使小孩子也能说出「真实语」。说法的人也许没什么，但所说的内容却是值得深思的，所以焦点不要专注在我身上，要专注在法的内容上。

大宝法王：忏悔，是让自己与伤害性的负面行为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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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法王：避免三种错误的修行观念，不要用修行伤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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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法王：修心，是强力矫正和守护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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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法王：不要压抑，请允许自己有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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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法王：给时间去做自己，这即是禅修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很繁忙，有许多的事情要做，因此，我们必须分配时间去做不同的事情、去扮演https://mhzcmccom/topic/dbfw/50373html

结语

大宝法王这一封号，即成为噶玛巴的专有称号，一直沿袭至今。永乐皇帝觉得藉由他的虔诚之心，所亲自见到的这些神通事迹应该记录下来留给子孙。于是他雇请数名高明的画家，将之绘在大块的绸缎上，其中有一块尚存于西藏楚布寺。他并亲自为这些事迹撰文记述，以四种文字写在图画上，它们分别是藏文、汉文、蒙古文、和突厥文。

山西小院

观音

文殊菩萨

普贤菩萨

观世音菩萨

金刚手菩萨

虚空藏菩萨

地藏菩萨

弥勒菩萨

除盖障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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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元朝西藏归入中国版图并建立萨迦地方政权从此西藏的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兴起。从一二零六年到一二七九年间，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先后灭掉了畏兀尔、西夏、金和南宋，统一中国，建立元朝。

　　一二四零年，元太宗窝阔台的皇子阔端派遣大将多达率军深人西藏，了解到西藏的政治形势和众多教派的详细情况。一二四四年阔端决定召请萨迦派高僧贡噶坚赞去凉州(今武威)洽商西藏诸部归附事宜。一二四六年贡噶坚赞携侄八思巴和恰那到凉州与阔端会晤，议定了西藏归顺蒙古的具体条件:蒙古任用萨迦人员为达鲁花赤，赐与金符和银符，所有吐蕃地区头人必须听命萨迦的金符官，不得妄自行事;吐蕃各地缮写官吏、户口、贡赋清册三份，一份由各地官吏自行保存，两份分别呈交阔端和萨迦;蒙古将派官员到乌斯藏，会同萨迦人员议定税目，等等。贡噶竖赞写信将这些条件通知西藏各地的僧俗首领，并反复晓喻西藏归顺蒙古的必要意义。贡噶竖赞的这封信清楚地表明，即将统一全国的元朝中央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的领袖地位，萨迦人员被授以全权治理乌斯藏阿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从此，西藏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也是政教合一的萨迦地方政权统治西藏的开始。

　　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特别重视任用西藏的政教首领，西藏的首领人物也积极赞助和支持蒙古的统一事业。继阔端专邀萨迦贡噶坚赞之后，忽必烈对八思巴也十分倚重。一二五三年，忽必烈在南征途中召见八思巴，并留侍左右。一二六零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封八思巴为国师。一二六四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一二六五年，忽必烈通过八思巴的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本钦"(意为长官)，分封了13个万户长。在此期间，忽必烈还委托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世称"八思巴文"，并定为国书，下诏颁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从元世祖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开始，元朝历代皇帝选封萨迦派有学识的领袖人物为帝师成为定制。此外，还有许多西藏僧俗人士被授予中央的官职。

　　与八思巴一起随贡噶坚赞赴凉州的恰那，亦受到元朝的重视。恰那系萨迦昆氏家族的嫡嗣，娶蒙古公主为妻，曾奉命总管全藏事务，受封"白兰王"。恰那死后，元朝在治藏事务上作出了新的安排，由八思巴推荐、经元朝中央任命的萨迦本钦代表中央处理政务。

　　作为中央政府的元朝，对西藏地方进行了全面的施政。

　　在中央，设总制院(后改宣政院)，管辖全国宗教事务和藏区行政事务。总制院设有院使、同知、副使等官员，首席院使多由丞相兼任，第二院使则由帝师荐举僧人担任。总制院的地位与枢密院、中书省、御史台并列，为元朝中央四大机构之一，可直接向皇帝上书，可直接任命官员。举凡藏区的重大事务、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命、违制官员的处罚以及重要机构的设立、军事措施等等，均由总制院决定。元朝还规定，遇西藏有事，由中央命令总制院院使率部前往处理，或加给地方官员以院使职衔，便宜行事，或在当地成立"行宣政院"，另用官印。由此可见，元朝中央对管理藏区事务的重视。

　　在宣政院下，全国藏区分设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其中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具体负责处理西藏地方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于阿里设元帅二人，管理蒙古驻军事务，当地的古格等地方势力仍然保留，继续行使其对属民的管辖权;于卫(前藏）、藏(后藏)地区设都元帅二人，管理当地蒙古驻军；又设13个万户府，管理民政，有的亦兼管军务。元朝中央派驻西藏总管一切的宣慰使，即由萨迦本钦兼任。

　　元朝规定，从中央的宣政院到吐蕃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以上的重要官员都由帝师或宣政院提名，由皇帝委任。各级官员都是"僧俗并用"、"军民通摄"，即不但管理军务，而且同时管理民政。这种僧俗官员并行的制度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届西藏地方政府沿用的定制。

　　元朝政府曾多次派遣官员赴西藏地区清查户口，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在一二六八年，一次在一二八七年，一次在一三三四年。一二六八年的人口清查，是蒙古官员同第一任萨迦本钦释迦桑波合作完成的。由于中央与地方合作协调，结果较为圆满，不仅为元朝中央确定各地应缴纳的贡物品种及数量提供了依据而且大大便利了此后安排驿站和建立地方行政体系。

　　元朝政府根据各地人口疏密和物产丰啬的不同情况，先后在西藏地区设立了15个"甲姆"(驿站)，其中卫地区4个，藏地区7个，阿里地区4个。各甲姆之间又设若干小甲姆。并特设转运一名，专管驿站交通事宜。规定驿道沿途居民负责传送公文，供给马匹，供应往来官员食宿。西藏地方的"乌拉"制度，即由此形成。为了军事需要，元朝政府还在西藏各地专门设立了一种"马甲姆"，即军站。马甲姆的设置，使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军政事务的统辖得到加强，同时也使祖国内地与西藏地方经济文化的联系紧密起来。

　　除以上措施外，元朝的历法和刑法也推行到西藏地区。萨迦本钦即根据元朝法建重订了西藏地区的民刑律例。

　　二、明朝对西藏地区的管理和帕竹地方政权

　　一三六八年明朝建立。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前往西藏，诏谕各地僧俗首领归顺新朝。一三七二年西藏最后一位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率先奉诏归顺，被明朝封为炽盛佛宝国师，赐玉印。喃加巴藏卜又先后向明朝举荐了元朝在西藏的旧官员100余名，明朝都分别授予各级官职。其他僧俗首领也争相归附，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信，换取明朝新敕印信。

　　为了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统治，明朝在建国之初，即把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军事行政制度同样施行于西藏地方，先后设置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包括四川、青海、甘肃部分藏区)及阿里地区(包括拉达克)的军政事务。后来，又将乌思藏、朵甘两个卫指挥使司升格为行都指挥使司，其下设行都司、卫、所等机构。各级机构的官员，如指挥使、指挥副使、指挥同知、元帅、指挥俭事、招讨、巡检、万户、千户、副千户、所镇抚等，均由明朝中央直接敕封当地的僧俗首领担任，由朝廷统一规定他们的官阶品级，颁授印诰、锦绮等，"绥镇一方，安辑众庶"。这些朝廷命官之升迁、任免和更替，概由明朝中央直接决定。其中万户一职，在永乐年间由朝廷决定予以废除。

　　元末明初，由元朝扶持起来的藏传佛教萨迦教派的势力业已逐渐衰落，帕木竹巴、止贡巴、噶玛巴、格鲁巴等教派的势力日趋强大。明朝统治者根据当时西藏地方教派林立的特点，对具有地方实力的诸教派首领都赐加封号。僧官职位最高者为"法王"，明朝先后敕封过三大法王，即大宝法王(噶玛噶举派黑帽系)、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三大法王因从事传法无一定的驻地，其封号由师徒或转世相传承，无须昕候朝命，修贡也无定期。次于法王职位的是"王"，明朝先后敕封过阐化王(帕竹噶举派)、赞善王(噶玛噶举派)、护教王(噶玛噶举派)、辅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噶举派)等五王。五王都是领有分地的政教首领，其承嗣必须上报中央，由中央遣员入藏册封。除法王和王之外，明朝还封过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各种僧官名号。所封各级僧官，均由朝廷颁授印信、号纸，要为朝廷"忠修职贡"、"抚治人民"，他们的袭职和升迁也由朝廷直接决定，僧官犯法要受到朝廷的处分。

　　明朝中央规定，西藏地方的僧俗官员，除三大法王外，作为明朝的一个辖区首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向朝廷贡献牲畜、皮毛、藏绒、药材、藏香、铜佛等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朝廷为表示对边远地区的关怀，以高于原价值数倍的金、银、钞、绸缎、布匹、粮食和茶叶等回赐给朝贡者。由于回赐丰厚，以致天顺年间(一四五七——一四六四年)出现了入贡者"络绎不绝，赏赐不货"的现象，朝廷不得不严格限制朝贡次数与人数。这种贡赐方式，既是中央与地方之间政治关系的体现，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往来，对中央政府推行治理西藏的施政措施起了重要作用。

　　明朝中央十分重视发展西藏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除贡赐方式外，还大力发展历史上形成已久的茶马互市关系。明代茶马互市之日趋繁荣，不仅密切了藏汉两族以及西藏与其他兄弟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而且也进一步加强了明朝中央政府统辖西藏地方的政治地位。

　　明朝政府和元朝一样，十分重视发展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驿站。永乐五年(一四零七年)，朝廷特谕帕木竹巴灌顶国师阐化王吉刺思巴监藏巴里藏卜会同护教王、赞善王等藏族首领，主持复置驿站事宜，以通使者。同时还派遣陕西行都司都指挥同知等人赴西藏"设立站赤，抚安军民"。永乐十二年(一四一四年)，明朝又遣中官杨三保持谕阐化王及甘、青、川等地藏区大小首领，"令所辖地方，驿站有未复旧者，悉如旧设置，以通使命"。内地与西藏地方的交通驿站经过这样多次的修复与增设，"自是道路毕通，使臣往还数万里，元虞盗贼矣"!驿站的畅通，便利了内地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使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内部关系又有了新的发展。

　　明朝虽然采取普遍封赐的政策，但实际上却委托帕竹一派行使西藏地方政权。早在一三五四年，以绎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即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取代了萨迦派的地位。元朝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到了明朝，中央政府同样十分重视帕竹噶举派在西藏地方的地位和作用。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年)明太祖朱元璋遣员入藏，封当时的帕竹派首领章阳释迦监藏"灌顶国师"名号，赐玉印，给予破格的优待。次年，章阳释迦监藏遣人入贡。接受了新的君臣关系。明成祖即位后又钦差智光和尚入藏，赐帕竹地方政权第五任执政者扎巴坚赞以礼物。永乐四年(一四零六年)，明成祖敕封扎巴坚赞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玉印、白金、锦吊、巴茶等。此为明封五王之首。明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推行施政措施时，始终十分倚重帕竹派的力量。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地方建立宗本制度，所任各宗宗本如仁蚌、贡喀、内邬、扎葛尔等，明朝皆授以宣慰司经历、都指挥俭事等官职，赐给诰印，使其既为帕竹的宗本，又成为中央的命宫。

　　帕竹地方政权虽存在了二百多年，但实际只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此后，帕竹所封各宗宗本逐渐割据称王，各霸一方。十五世纪中叶，帕竹的属下仁蚌巴兴起，与噶玛噶举派红帽系联合，控制了卫藏大部分地区，维持了百余年的实力统治。十六世纪中叶，辛厦巴推翻了仁蚌巴，西藏地方又出现了五十余年的辛厦巴实力统治时期。十七世纪初，辛厦巴·彭错南杰推翻了早已名存实亡的帕竹地方政权，在日喀则建立了第司(即摄政王)藏巴地方政权，亦称藏巴汗地方政权。藏巴汗政权仅存在了二十四年，于一二六四二年被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领袖固始汗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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