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喜欢。他的长相庄严，就是会让你生欢喜心。。。。。喜欢总比讨厌好吧？呵呵。
佛菩萨不管是喜欢他的，还是讨厌他的，或是要害他的，都有善巧救度。这是我的理解。当然，法王的威德力，如果仅仅是喜欢，就像一颗宝珠，只是喜欢它的色泽，就太小瞧这颗宝珠了。法王不仅相貌庄严，令人欢喜，喜欢，而且，其慈悲与智慧更是令人敬佩。他能帮助众生成佛。。。功德不可思议。。。。
但我们是凡夫，喜欢上就喜欢吧。。。。。
佛陀说，菩萨是不应该吃任何肉的。因为我们对吃肉有如此强烈的执着和倾向，所以对一个初学的菩萨来说，戒吃肉是非常好的。当你去到餐馆说：“请给我来一点鸡肉。”你并不知道他们是已经有准备好的鸡肉呢，还是他们会去杀鸡。所以说一个菩萨是不应该吃肉的。
而当我在这里说“菩萨”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像观音或者金刚手那样的伟大的菩萨，或者那些在更高地的菩萨，而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凡夫菩萨，任何人只要意愿为了众生的福祉而贡献的，就可以被称为菩萨。依据菩萨乘所说，即使是声闻乘所允许食用的三净肉，菩萨或初学的菩萨都不应该食用。因为我们对滋味有着太强烈的执着，因此意识不到会触犯哪些错误，所以吃肉是不好的。
所以，在菩萨乘里吃肉是被禁止的。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并不是说因为声闻乘允许吃肉。
我看这浙江小萌萌还是江苏啥得，是着魔了吧！
在。楞严经。里有讲十种天魔，其中有一种叫魅鬼也就是色鬼。此鬼专门入住不清净的爱欲心地。
楞严经中说，着了魅鬼的人，或有宿命通，或有他心通，或见地狱，或知人间好恶诸事，或口说偈，或自诵经。
所以这个小萌萌肯定是着了色魔。
想必这个小萌萌是中招了。
这个小萌萌肯定是对大宝法王，升起了不清净的爱染心，肯定是迷恋上了大宝法王，是世俗的情欲心在作怪。因为有了这种污秽的爱欲心，所以色魔入了她的心，化现成法王的样子，对她做了手脚，而这个小萌萌误以为是她迷恋的大宝法王，事实上是色魔，她自己不知道而已。
大宝法王也是我的上师，我已经依止十年了，一起跟着法王修法的师兄师姐们，美女大把大把的，还真没听说有谁出现这个小萌萌这种情况的，我看大家修法都很精进，并且在法王的带领下，进步飞快。
就我个人而言，我敢拿自己的人格来担保法王的人格，在法上法王对我即严厉又慈悲，从没见过法王对任何弟子有不如法的言行举止。
像法王这样的大成就者，是为了弘法利生乘愿再来的，怎么可能还有贪嗔痴呢？！
我从来没见过法王有贪嗔痴慢妒的行为，所以请这个小萌萌还是自知为好，她这样在外侮辱，亵渎真正的成就者。罪过很严重，自己要观自己的心是否清净，要悔改，要忏悔。地狱是真真确确有的。
我将自己累世的福德，回向给你们这些着了魔的人，希望你们快快脱离魔鬼的侵扰，希望你们速速征得圆满菩提果。永脱轮回之苦！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荼毗后所得的部分舍利第十六世大宝法王荼毗后火化不坏的心脏舍利法王大概在58岁的时候就圆寂了，圆寂的地方是在美国。在法王过世的前五、六个月前，就找来了木工跟木匠，法王说他要订21个木箱子，而且这个木箱子要做得非常标准，质量要非常好的木箱子。就在那个时候他把所有珍贵的伏藏还有宝物法器等等，都放到那21个箱子里面，每一个箱子都把它锁好，并且绑好还封了印。所以校长认为那时法王可能就已经知道自己即将要圆寂了。当然那个时候法王也确实生病着。当时的总管，也就是现在竹奔仁波切的父亲，就祈请法王说：“您一定要赶快到西方去看病，那里有比较好的医疗设备。”所以那时候医院就给他抽血打针，各位都知道到了医院里面也就是要做那一些检查，法王仍然还是圆寂了。于是大家又把法王的遗体从美国运回隆德寺。当时从国外来的飞机，就是降落在希里咕哩拔德拉的这个地方，之后再从那里乘坐直升机飞到锡金城里的甘拓。当直升机到的时候就有上万的人民都在那里等候迎接着，这些群众里面有一位老和尚，其实他也不算是隆德寺的僧人，他哭得非常厉害，当然他也可能有一些施主，就是另外一位太太跟先生，即供养这位法师的施主，这位老法师的两位施主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过世的时候，那位老法师曾经安慰他们说：“你们不用哭，因为这一切都是无常的，这都是会发生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哭。”就曾经这么劝过他们。但就在那一天法王的遗体到的时候，这位老法师他自己哭得非常厉害。于是这一对施主夫妻就过来回劝这位老法师说：“您以前不是劝我们吗？那现在您也不应该哭。”所以他又告诉这两位夫妻说：“你们也赶快哭吧！今天可不是笑的时候，今天是不能笑的，今天要赶快积功德赶快哭。”当然那两个人就哭不出来。这位老法师因为有自己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这一天如果哭泣的话，反而是积功德积福德，因为他有这样的念头跟信念，所以那一天他的哭泣对他来说就是累积了福德。在遗体被运回到了隆德寺之后，大概隔一天，确戒仁波切他们也到达了隆德寺。确戒仁波切还记得当时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哈达，要去拜见法王的遗体。那个时候还没有摆好供品，其它外面周围的建设也都没有，所以当他们去见的时候，每个人都哭泣了，每个人都觉得非常的悲伤，甚至连很多的长老法师们也都跟着哭泣，就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当然之后大家就做了49天的法会，最后一天要做火化的仪式。那时在火供时，塔的造型像一个佛塔一样，四边有孔，下面垫着许多的木材，这里面放了很多要火供的供品物质，塔的四边坐着四大法子，那时蒋贡仁波切、司徒仁波切、嘉察仁波切还有夏玛仁波切，他们就各自坐着一边，当然也有很多的僧伽喇嘛都在，大家纷纷的往里面放上火供的供品，然后遗体就要火化，所以就在傍晚整个仪式修完的时候，他们还要再去巡视一遍这个佛塔，即火化的这个塔，于是他们就过去了。当时司徒仁波切绕的时候，他的右手边正好就是这个烧化遗体的佛塔，确戒仁波切那时听说法王的眼睛、舌头还有心脏就跳到司徒仁波切的手上。当这么听到的时候，当天晚上寺院就举行了会议，当然是抱着很好奇的心，也要去看个究竟。所以在这个会议上司徒仁波切就说了，他说：“今天可能因为我的信心还有我清净的三昧耶誓戒，所以法王的眼睛、舌头跟心脏就跳到我的手上，为了这个目的，我想要做一个金的塔来供养供奉这三样圣物。”所以会议主要也是要看看各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如果有意愿的话他就会开始去做那个金塔，然后把圣物供起来。在这个会议两天之后，确戒仁波切去见了司徒仁波切，从那时候开始确戒仁波切跟司徒仁波切一直都有很好的一些联系。确戒仁波切当时就去问了司徒仁波切说：“听说法王他的眼睛、舌头和心脏都跑到您手上了，可不可让我看一下，让我拜见一下？”然而那时司徒仁波切把这些圣物放在一个金子打造的嘎屋里面，是供在他的佛堂上，当时司徒仁波切说全部都在这个嘎屋里面了，都在这里头了，可能就只是要给确戒仁波切碰一下吧，但是确戒仁波切说：“不行，我一定要看里面，我一定要全部都看到。”司徒仁波切说：“当时我经过的时候，其实下面已经烧得都是一大堆的灰团，从塔的四个孔就突然磞出了一团东西，那一团有点像烧过一样，烧焦的一团团的东西就掉在我前面的地上。”当时司徒仁波切心里想，这一定是什么预兆，或一些什么缘起征兆，怎么会有一团东西掉到他的前面呢？因为要烧化这个遗体的时候，要准备很多火供的物品，因此会有很多的盘子，他就拿起了两个盘子；因为那一团东西还是烫的，所以他就把一个盘往下面插，另外一个盘子往上盖，就把这一团东西拿起来了。当他拿起来的时候发现它非常的轻，但是就在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却又觉得这一团东西变得很重，那时他就一直把它带着，在火化仪式没有修完之前，都把它放在他的坛城上面，在整个仪式结束之后，司徒仁波切就把这一堆东西带回他的寮房。说到了这里，他就打开了那个嘎屋，因为把灰都拨掉之后，把那个心脏就放在桌上的庄严布，那就是法王的心。确戒仁波切说当他看到它的时候，真的觉得内心有种很奇怪的感受，于是确戒仁波切就好好的、仔细的看着，那时的形状就像手这样子的形状，颜色是咖啡色的，在顶尖上还沾了一些灰尘，心的旁边留有一些水的痕迹，好像水洒在上面那样，再仔细看看的时候，很像是眼睛跟舌头，它的形状已经没有了，只是一点点、一些些的在旁边。那时确戒仁波切就请求司徒仁波切，是不是能够用这些圣物加持他一下，当时他心中的感受其实是很难过，因为觉得就好像法王在世的时候那个样子，但法王过世的时候心脏竟然就剩下这么一点点、一些些了，所以当时他就非常难过的哭了。怎么说呢？那时确戒仁波切形容他的心境说，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真的是因为自己的业障深重，对于这样一个报身佛，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见到他的报身形像，而我现在只能见到的，就只是这样已经烧过的一颗心脏，因此确戒仁波切当时就生起了一种很强烈的感受。那时候司徒仁波切也说，一般人如果要见的话，顶多是献上一条哈达只能够见到这个嘎屋，是不会把嘎屋打开来给人看的，因为司徒仁波切认为确戒仁波切他具备很大的信心，因此就把这个嘎屋打开，让确戒仁波切看里面这些圣物。于是之后的七天，火化的那个佛塔就全部封上，然后每天洒净水，后面七天都是做这样的仪式，于是就在第七天的时候把那个塔打开，要把里面的骨灰清理出来，那时因为在塔的底下，他们用布做了七个坛城，这个坛城是垒在一起的，上面就是法王的遗体，但是当打开拿出来的时候，下面每一个布的坛城都已经烧掉了，但是最上面的这个布坛城虽然已经烧了，但是它的颜色全部都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在这个坛城的上面他们看到，就像一个小孩子的两个脚印，那可能就是16世法王火化之后仅留的一些预示，像是一个小孩的两个脚一样朝向西藏的方向。因此他们认为这是不是代表着，法王会再投生到西藏，而当时他们也观察这个烟它是朝哪个方向飞去，也代表着可以预示法王会投生到哪里。而那个时候的烟就往北方去的，所以那时大家都盛传着第17世的大宝法王，透过这些种种的征兆，是会投生在西藏的。其实在我这一生里面，对于过去在16世大宝法王的时代，能够去见到他、亲近他是非常少的，但是因为可以听到许多的故事，还有包括我个人的感受，所以以上所说的你可以说是一些传记也好，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些故事也好都行。每当我在祈请法王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会浮现出那时我所看到的那一颗心脏的影像，就是会很清晰的浮现，而当我每一次想到那颗心脏的样子而去做祈请的时候，甚至有时在我人生中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对我来说确实是很有帮助的。每次我讲到16世大宝法王故事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的哭了起来，之前我在乌克兰也有人问我关于16世大宝法王的一些事情时，每次当我解说的时候也都忍不住的哭了，他们甚至还把它录像下来，就是还有这个录像为证。总之我是因为有这些实际的感受及亲身的体会，所以会这样的克制不住而哭泣，而当时在座有很多人也会透过我的这种感受，而感觉到说原来大宝法王确实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接触，但他们却是能够间接的因为我的感受而感同深受。当然对于第16世大宝法王的故事，我只能说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是我所说的都是我实际亲身的感受及亲身的体会，对于我来说，法王也是我授别解脱戒的上师，也就是大乘比丘戒的上师，还有这个大乘戒律的上师以及密乘戒法很多的灌顶，包括胜乐金刚、金刚亥母还有二臂玛哈嘎拉护法等等，很多这些的本尊灌顶，也都是从法王那边受得。所以法王对于我来说是具备了三恩德的一个上师。
寻牛需访迹，学道访无心。迹在牛还在，无心道亦寻。下面是关于佛语的语录39条,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1、与其你去排斥它已成的事实，你不如去理解它，这个叫做认命。
2、贪念生，就会善解；恶念消，就不会作恶，则灾难自然远离。
3、我谓二种说：宗通及言说，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楞伽经》卷三
4、佛说：菩萨所做的善事，不应贪求果报，所以说菩萨不为福德而行善。
5、对待挫折，要学会面对，处理，放下。
6、人与无是非，包容则圆融。
7、禅者认为待人处事，要保持不被境界所牵动的态度，要保持不被贪欲蛊惑的定心，要保持不被冒犯所激怒的平静，这就叫禅定。——郑石岩
8、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是非。
9、功名利禄就好像是背篓里的石子，得到的越多步履越沉，反倒是心灵承载的东西越少，越有智慧，看待事物也越简单。舍弃是为了更好地调整自己，以良好的心态来面对生活。就像故事里的禅师一样，身无一物，却智慧满怀。可见，在缤纷的社会中，学会选择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正确的选择，可以使心灵获得解脱，让自己活得洒脱；正确的选择，可以让生命清净而从容，幸福如细水长流；正确的选择，能让生活简单而愉悦，承载起满满的幸福。
10、生活中，当你春风得意时，留点空白给思考，莫让得意冲昏头脑；当你痛苦时，留点空白给安慰，莫让痛苦窒息心灵。当你烦恼时，留点空白给快乐，烦恼就会烟消云散，笑容便会增多；当你孤独时，留点空白给友谊，真诚的友谊是第二个自我。留一点空白，这是人生的真理；留一点空白，这是生活的智慧。
11、很多时候，成功就和通过这座小桥一样，失败的原因不是你能力不够或 者鲜有机会，而是你受制于周围的环境。面对险境，许多人早就没有了那一 份平衡的心态，他们因为受了影响而乱了方寸，慌了手脚，何谈去把握机 遇呢？
12、不交流又如何同流？不同流又如何能达到合屋？
13、水遇到阻挡物并不会争锋相对，而是绕道而流。包容和宽恕的人就像水一样，既不计较，也不争论。以善巧智慧，不伤害众生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目标。
14、眼前依旧一片氤氲的仙气，流水潺潺，仙鹿漫步、灵鹤高飞，远处传来低低的呓语，恍若少女思念的倾诉，又如神人道破天机的禅语，如梦如幻，让人着迷。
15、生活不要钻牛角尖，有一位禅师写下两句话让弟子参悟，绵绵细雨二人行，怎奈天不淋一人。很多弟子猜测纷纷，可能一人打伞行，可能一人在屋檐，可能就是雷阵雨，可能了许多可能。其实真正的答案，所谓的不淋一人，不就是两个人都挨了淋吗。
16、多服毒药能令人死，少服毒药亦令人死，菇刍当知：若多犯罪，即生恶趣，若少犯罪，亦生恶趣。菩萨如是思惟时，惊怖违犯。
17、佛在教诲世人时，总是会特别强调"宽容"与"原谅"。因为一个人 如果懂得了"宽容"与"原谅"，很多怨恨也就自然而然地远离了你的心 灵。"大肚（度）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这句话既说明了一种胸襟，也道出 了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
18、见处透脱，闻处精明。一念返本还源，即具顶门三眼。万里更无纤翳，千圣齐立下风。坐断报化佛头，直得壁立千仞。
19、无畏布施并不只是解救生命，而且能生起对生命的爱心。对生命生起爱心而解救生命，才是真正的无畏布施。如果具备慈悲心的前提下，能做到长期吃素，这是最好的无畏布施。大宝法王说："最好的放生就是做到吃素。"放生其实就是无畏布施。
20、我期盼着擦肩而过的获得，却让你消失在朦胧模糊的雪花里，一片茫茫无际的雪白掩蔽了你的身影，留下来的却是无限的遐想与意念中的追逐，冷色的眼界里似乎听到了音乐的弦音，缓缓地萦绕着我的心梦，也许你就在我的梦幻般的前方，某一处安静的角落，找求静心禅落的境地。
21、大干一粟未为宽，打破娘生赤肉团；万法本闲人自闹，更从何处觅心安？——八指头陀
22、入股市如人赌场，十赌九输，进账的只有庄家。今日股价飞涨， 明日股价暴跌，看穿了就是一场戏，入戏越深，越被当猴耍。世上没有 不劳而获的事，人间哪有免费的午餐？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 吃微生物，微生物来自大鱼的腐尸，股市的食物链也大抵如是吧？
23、凡看古人语录文字，不可专就一问一答、一拈一颂、机锋峻利、语妙言奇处，以爽我心目，资我谈柄。须穷究他因何到此大彻大悟田地，其中自叙下手功夫，刻苦用心处，遵而行之，所谓何不依他样子修也。
24、舍离大悲而观无生，是为魔业。
25、心若一变，山河大地都会随我们的心而改变，《维摩经》云："欲净其 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国土净。"这就是心的净化。《维摩经》上又 说："何为病？所谓攀缘；云何断攀缘？谓心无所得。"心不攀缘，不起妄 念，得大自在，就是心的解脱。
26、譬如惜水之家，善治堤塘，行者亦尔，为智慧水故，善修禅定，令不漏失，是名为定。
27、上天不愿给你的，任你怎样伸手祈求，终不得求；上天愿意给你的，任你如何错过，也会绕过几个弯送到你手里。命里有时终会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强求，指的是不执著，并不是指不努力；努力并不等于偏执性进取。因上努力，果上随缘。
28、放弃，有时候比争取还要困难，因为放弃也是一种选择。放弃的最高境界是不后悔。做任何事都要付出成本，人生最大的成本不是金钱和时间，而是机会。一个人越是什么也不愿放弃，就越容易错过人生中最宝贵的机会！
29、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侯，换个环境深呼吸；困惑的时候，换个位置去思考；犹豫的时候，换个思路去选择；郁闷的时候，换个环境找快乐；烦恼的时候，换个思维去排解；抱怨的时候，换个方法看问题；自卑的时候，换个想法去对待。生活中学会换位思考，你的世界才会简单，人心简单就幸福。
30、每个人都是人生的修行者，一步步艰难前行。
31、遇到的人，路过的景，走过的日子，终将在岁月里散去，我们追求幸福，但要读懂幸福，平淡的流年里也有最真的感动，激情的岁月里难免也有挫败，有风有雨的日子在心中留住阳光，有苦有累的日子在心中留住坚强，每一段路都有它的意义，当我们饱尝了苦辣酸甜，我们仍然欣喜并感恩着一切。
32、佛先赞叹禅定之乐，后接著说这些喜乐是无常、苦、变易不居的。
33、生命是经不起等待的，人生短暂，须只争朝夕。
34、佛曰：一切众生，皆俱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35、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是错 不可说者，指佛家实相也，实相一相，所谓无相，故不可说也。因一说即为相也。
36、喜心的特质是能为他人的成功感到快乐。它的作用是去除妒忌心。它所显露出来的是厌恶心的解除。
37、与人为善，从善如流。心无计算，唯善不怠。和气第一。
38、这世上，危险的不是诱饵，而是一颗禁不起诱惑的心。定力。
39、但于一切一切法，不作有无见，即见法也。
明朝的西藏政策中,最突出的一点,乃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形式来确立明朝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的这一政策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大明洪武初年,明太祖为安抚应招前来归附朝贡的藏区各僧俗首领,逐授予他们以各种官职和封号如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获得河州卫指挥同知官职；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获得炽盛佛宝国师封号；帕竹第悉章阳沙加获灌顶国师封号；八思巴后裔公哥坚藏卜获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封号；僧人答力麻八刺获灌顶国师封号同时,明太祖还
先后对前来归附和请官的大批西藏故元官员授予了新的官职,这些官职大抵有：乌思藏或朵甘思都指挥司同知、指挥佥事、宣慰司使、巡检司巡检、招讨司官、万
户、正副十户、百户等等不过,明洪武年间,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封显然还带有较大随意性这着重表现于两点其一,当时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
封,有相当数量是应西藏僧俗首领的要求而进行的如大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大规模授官职,均是应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要求和荐举答力麻
卜刺与公哥坚藏卜的受封,亦是两人主动“请师号”的结果②其二,从明洪武年间明朝所授官职和封号的名称来看,不仅多而杂,而且较为混乱,其中有不少只是
沿用元朝的封号和官职罢了这之中因人设官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少故《明史·西域传》载：“初,太祖的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
明太祖所以对西藏僧俗首领这样大量授官封号,大致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意在安抚明初,西藏各僧俗势力无疑是将明朝作为元的继承者看待,因此,他们竭力向明朝请官请封,不仅是沿袭元朝以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传统做法,而
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在西藏取得稳固与合法地位以及争取自身实力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政治需要,这正是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明初频频向明请求封号官职的原因而
明太祖在这方面大力满足他们的需要,采取“来者辄受官”政策,这在政治上对西藏各僧俗势力乃是极人的安抚
其二,明朝在政治上同样需要通过对西藏僧俗首领的授官封号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朝贡关系来体现其对西藏的统治主权明朝对接受封号与官职的西藏各僧俗首领明确要求他们承担其政治责任,即“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③
大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
“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明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
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借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
以官职,如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明期洪武朝,明朝封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
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刺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
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
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明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者仅为“大国师”和
“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一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
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明朝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三十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斯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大明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诰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准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大明永乐五年二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大明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工”,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大明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
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大明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
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十九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
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大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大明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
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问、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
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明朝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
起了一般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子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大明永
乐年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大明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
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调整的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整分封重点和对象即将洪武朝时期以授职官为主的分封改为着重授予教派领袖以封号的分封也就是说,在分封对象上把西藏宗教教派领袖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洪武时期在分封上突出职官系统而忽视僧人作用的弊端明成祖在分封重点和对象上的这一调整,显然意在利用西藏宗教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和保
持明朝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相吻合
第二、提高分封规格和等级针对洪武朝时期对藏族僧人分封规格偏低情况,明成祖大幅度提高了对僧人的
分封规格,在所封僧人名号中,以“法王”为最高等级、“教王”次之,以下依次为“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等,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新
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等级制度值得强调的是,明成祖首次对西藏各教派首领实行的普遍封王做法,不仅是对洪武时期西藏政策的重要变革,而且也重大发展
这一做法显然有助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
第三、充分注意了分封的地区性和代表性明成祖时期受封的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其各自的教派如下：
大宝法王：噶玛派；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阐化王：帕竹派；赞善王：灵藏派；护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派；辅教王：达仓派
其中,噶玛派、帕竹派和止贡派是噶举派的分派,达仓派、灵藏派是萨迦派的分派由此可见,在明成祖分
封的三大法王和三大教王中,基本上无一遣漏地囊括了西藏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几大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
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地方政权扶植下异军突起的格鲁派
从分封的地区性来看,大宝法王的势力范围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大乘法王在后藏,即最西,大慈法王在
前藏,居二者之中,这样的分封布局,体现了明成祖精湛的政策构思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言到“最早的三大法王其势力范围各自占有东部、
中部和西部西藏明朝一向熟知在此三大地域中最大宗派为准,其设置了三大法王,于其间的小空间配置了五名教王,当是依据当时西藏的现实、了解了全部情况后
的决策当我们知道这些教王的封爵几乎都在永乐时代授予时,对于明成祖关于西藏的政策推行得如何妥当,更加感叹不止了”④永乐时代这种充分依据西藏各教
派实力大小和各地区代表性而进行的分封,使明朝与西藏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属关系
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西藏分封政策的调整,无疑使这一政策更趋完善和成熟但是,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分封作为对西藏体现和行使其主权的一项基本政策,仅止
于分封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强调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统治者在分封的同时,又建立了一套与之配套的严格的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主要针对受封者
制定,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1．“例贡”即各受封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进行的朝贡例贡的宗旨是让西藏受封的各僧俗首领以
定期向明朝廷进贡“方物”形式来表示其政治上对明朝的隶属关系,这种朝贡实际上成为西藏受封的各实力派首领对明朝中央承担的一项特殊政治义务例贡通常三
年一次,但在大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也出现了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的情况
2．袭职朝贡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不必听候中央诏命外,其余五王和
灌顶国师等,其职号的承袭、替代都必须由承袭者遣使或亲自入朝申请承袭,上缴原颁印信、诰敕,旨准后方颁赐新的印信、诰敕,至此完成袭职手续重要首领,
特别是诸王的承袭一般均由朝廷遣专使往封这种袭职朝贡,成为明朝制约和管理西藏各僧俗首领的重要手段
3．谢恩、贺庆朝贡当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如赏赐隆厚、准予袭职等）之后．也要入朝进贡以示感谢如弘治八年,大乘法王陆竹坚参巴藏卜,灌顶国师藏卜领占各遣人朝贡,“谢恩袭职”此外,遇有朝廷庆贺大典,如皇帝万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等,西藏各受封首领也前往朝贡,表示庆贺如宣德元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国师班丹扎思巴、净觉慈济大国师班丹扎夫“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
很明显,明朝对西藏各教派首领的分封并未徒具形式,原因就在于明朝对各受封首领规定的一套严密的例贡
和袭职朝贡制度使其以分封来体现的对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因此,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作为分封基础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成为明朝维系和加强与西
藏的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途径
二
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如何来保证朝贡制度的顺利实施即明朝以什么措施来确保西藏大大小小的各受封首领能按照规定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
我们知道,明朝与西藏的情况和元朝和比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明朝在对西藏的施政上至少存在两个不利
因素首先,明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缺乏象元朝那样的紧密宗教联系虽然在表面上,明朝统治者（尤其以明成祖为代表）同样优待西藏宗教首领,但这并
非象元朝统治者那样是出自宗教上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皈依,而更主要是基于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正如佐藤长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成祖完全不认为宗教在个人生活
上有需要,他所以优待哈立麻,决非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无疑是由一种政策的立场而出发的”⑤实际上这不仅是明成祖,也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统治者对西藏宗教
的基本态度由于明朝统治者并不真正崇信和皈依藏传佛教,这不但导致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也使他们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
不可能有象元朝那样的特殊宗教联系从而决定了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已经不可能以其同西藏教派势力的宗教联系为基础其次,明朝既不象元朝那样是通过对西藏地
方政权的直接扶持和支撑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同时明朝对西藏权威地位的确立和维系也不是象元朝那样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随时可施加的军事威慑力为后盾明朝虽然也在西北驻军布防,但主要目的是为对付北方的蒙古并阻隔蒙古与西藏的联系,北方蒙古始终是明朝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劲敌,双方之间战争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要以任何武力方式或强制性手段来作为对西藏施政的基础也已属不可能所以,明朝唯一的选择是以怀柔和安抚的手段来推行其西藏政策这一点,在明朝推行朝贡制度方面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反映
对于明王朝来说,保证西藏各受封的实力派首领按规定前来朝贡,既是维系分封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标志因此,朝贡
制度对于明王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而明朝在推行朝贡制度方面无疑采取了一种极明智而又实际的作法,这就是对前来朝贡者回
赐大量财物,优予市贡之利,以经济手段来加强对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
这一作法始于明初,当时,明太祖为了安抚前来归降入贡的西藏各大小僧俗首领,除授其官职外,还给予厚
赏到明成祖时,由于对西藏采取积极经略态度并大肆分封和优宠西藏宗教首领,对西藏朝贡者的赏赐也日益丰厚如大明永乐中大宝法王哈立麻入朝,成祖先后赏
赐七次,其中仅金、银两项每次约以百、千两计,此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丝绸彩缎、钞锭等明朝的赏赐一般分为正赏和贡品价赏两种正赏是根据朝贡者身份和
地位高低而给予的赏赐,正赏数额明朝前期无明确规定,大明成化以后,对一般喇嘛僧人进贡者的正赏数额作了如下规定：“喇嘛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缎一
表里,纻丝衣一套、俱本色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阔生绢四匹,纻丝衣一套,内二件本色、衣一件折生绢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
十斤从洮河起送来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后加一表里,纻丝并绫贴里衣二件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生绢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袜钞五十锭”
但诸王的正赏远不受此数额限制,尤其是请王亲自入贡者,赏赐往往非常隆厚贡品价赏则是给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大多根据贡物品质高低、数额大小相应给赐
如对进贡马匹均一律给价,宣德前所进马匹不论等第高下都同一给价、大明宣德元年始规定：“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纻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纻丝一
匹；下下马一,钞八十锭,纻丝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二匹”⑦明朝赏赐的对象包括遣主、使者和随行人员三部分使者和随行人员的赏赐
在朝贡时颁给,遣主的赏赐则由使者带回对于地区较高的遣主,如诸王等,朝廷还往往派专使赍物回赐之除实物赏赐外,来京使者一般还有赏宴,留边听赏人员
的食宿也由当地官府供给此外,西藏朝贡使团在内地的往返,均由明朝政府沿途驿传提供食宿,“水路递运船,陆路脚力”,并配有伴送人员为其办理登记,过关
手续等
一般而言,明朝的回赐往往三倍于贡物之值⑧,如果加上对朝贡使团每位使者和随行人员的层层赏赐以及承
担他们在内地的护送、马匹、车辆、船只和全部食宿等,其实际支付费用要高得多明朝这种优予贡利的作法,对西藏各大小地方首领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从大明
永乐年起,西藏僧人即渐渐突破明朝规定的三年一贡的入贡期限、开始频繁入贡如大明永乐七年,乌思藏必力工瓦国师端竹监藏即两次遣使朝贡,大宝法王从永乐
七年至十年,每年皆遣使入贡由于所有前往朝贡人员均能得到赏赐,而明朝前期对朝贡人数并无明确限制,故导致了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的逐年剧增大明宣
德、正统年间,一般为三、四十人,景泰年间增至二、三百人,到天顺年间则猛增至二、三千人可以想象,当多达两、三千人的朝贡使团每年浩浩荡荡地穿梭于西
藏与明朝京城之间,其景象是何等壮观史载“前后终绎不绝,赏赐不赀”这无疑给明朝带来很大财政负担所以,从大明成化以后,明朝在与西藏关系上最感棘
手的问题已远不是如何招来西藏朝贡者,相反而是如何限制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次数和人数
大明成化六年,明朝作出四项规定第一,乌恩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皆三年一贡；第二,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第三,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第四,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凭验入,以杜混冒⑨
上述限制措施显然并未完全得到执行为此在大明隆庆六年明朝不得不再次作出如下限制性规定：第一,将国师、禅师、都指挥使等的袭职朝贡一律并入年例贡
内,袭职后不许再差人谢恩进贡第二,规定未及三年不许来贡,“不愿者不强”,凡贡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贡者,参作下次例贡之数第三,鉴于使团规模日渐扩大
的局面,不得不在限制赴京人数基础上相对放宽诸王贡使数额,规定阐教、阐化、辅教三王,大乘大宝二王“俱三年一贡,每贡各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赏,在京题
给,五百人减赏,本省给与于全赏内起送八人赴京,余留边听赏护教王三年一贡,每贡七百七十五人,内三百八十七人全赏,三百八十八人减赏,全赏内起送六
人赴京,余留边听赏”⑩
不过,除了在大明万历以后明朝对西藏朝贡次数和人数的限制真正有所成效外,在从永乐朝到隆庆朝的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无论在次数和人数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大明成化八年,礼部奏当年岷、兆等卫奏送各族番人共四千二百余人,除给马值不计外,凡赏彩缎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绢八千五百二十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锭这里还主要是从西北来的藏族,并不完全是乌思藏的朝贡者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阐化工遣使四百六十二人入朝同年,大宝法王、牛耳寨（阐化王下属官）派来谢恩、请求袭替或新招抚的头人使人共一千四百七十人
大明弘治十二年,乌思藏及长沙西宣慰使司各遣人来贡,贡使达二千八百余人
大明正德五年,大乘法王遣使达八百人
大明嘉靖四年,乌思藏、长河西、长宁安抚司贡使过额者达九百四十三人
大明嘉靖十二年,乌恩藏及朵甘贡使达千余人
大明嘉靖十五年,辅教、阐教王和大乘法王及长河西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进贡,贡使竟多达四千一百七十余人
有 我来说几点啊 是老人家考据的啊
一
明朝的西藏政策中，最突出的一点，乃是通过政治上的“分封”形式来确立明朝与西藏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之间的政治臣属关系的。这一政策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在大明洪武初年，明太祖为安抚应招前来归附朝贡的藏区各僧俗首领，逐授予他们以各种官职和封号。如故元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获得河州卫指挥同知官职；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获得炽盛佛宝国师封号；帕竹第悉章阳沙加获灌顶国师封号；八思巴后裔公哥坚藏卜获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封号；僧人答力麻八刺获灌顶国师封号。同时，明太祖还
先后对前来归附和请官的大批西藏故元官员授予了新的官职，这些官职大抵有：乌思藏或朵甘思都指挥司同知、指挥佥事、宣慰司使、巡检司巡检、招讨司官、万
户、正副十户、百户等等。不过，明洪武年间，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封显然还带有较大随意性。这着重表现于两点。其一，当时明朝对西藏各僧俗首领的赐
封，有相当数量是应西藏僧俗首领的要求而进行的。如大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大规模授官职，均是应故元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要求和荐举。答力麻
卜刺与公哥坚藏卜的受封，亦是两人主动“请师号”的结果②。其二，从明洪武年间明朝所授官职和封号的名称来看，不仅多而杂，而且较为混乱，其中有不少只是
沿用元朝的封号和官职罢了。这之中因人设官的情况自然也有不少。故《明史·西域传》载：“初，太祖的西番地广，人犷悍，欲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故来者辄授官。”
明太祖所以对西藏僧俗首领这样大量授官封号，大致基于两个主要目的：
一是意在安抚。明初，西藏各僧俗势力无疑是将明朝作为元的继承者看待，因此，他们竭力向明朝请官请封，不仅是沿袭元朝以来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传统做法，而
且这对他们来说也是在西藏取得稳固与合法地位以及争取自身实力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政治需要，这正是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明初频频向明请求封号官职的原因。而
明太祖在这方面大力满足他们的需要，采取“来者辄受官”政策，这在政治上对西藏各僧俗势力乃是极人的安抚。
其二，明朝在政治上同样需要通过对西藏僧俗首领的授官封号以及由此而确立的朝贡关系来体现其对西藏的统治主权。明朝对接受封号与官职的西藏各僧俗首领明确要求他们承担其政治责任，即“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③
大明洪武年间，明太祖所实行的不断对前来朝贡、归附的西藏僧俗首领授官封号的政策，尽管已经初步具有
“多封众建”的倾向，但必须指出的是，明洪武时期的分封由于其随意性较大，以及对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特点尚缺乏深入了解，故其分封政策明显地存在两大弱点。
首先，在明朝对西藏僧俗首领分封的职官和僧号两大系统中，基本上是以职官系统为主而以借号系统为辅。也就是说，明太祖时期，对西藏僧俗首领的分封主要是授
以官职，如明洪武六年和洪武七年，明朝前后两次对西藏授官职即多达百余人，而对西藏僧人首领赐封封号者则极少，整个明期洪武朝，明朝封给西藏僧人首领以封
号者仅有数人，他们是炽盛佛宝国师喃加巴藏卜、灌顶国师章阳沙加，圆知妙觉弘教大国师公哥坚藏卜、灌顶国师答力麻八刺。明太祖对西藏僧俗首领主要授予官职
而不是封给僧人首领以封号的做法，可能包含了削弱其宗教影响并以汉区方式来强调西藏对明朝的政治隶属地位的意图，但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以及由教派为主
而形成政治势力的情况显然存在较大距离，不利于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其次，在明洪武年间，明朝赐封西藏僧人首领的封号等级普遍偏低，最高者仅为“大国师”和
“灌顶国师”，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取消了元以来的“帝师”封号，另一方面也与其分封着重以授官职为主有关。这种对西藏僧人首领封号等级偏低的状况，同样
不利于明朝对西藏宗教势力的政治凝聚。因此，虽然明太祖的分封政策可能已有“分其势而杀其力”之意图，但这一意图在明朝洪武时期显然并未得到充分的实现。
明朝对西藏的分封政策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经过开国三十多年来与西藏各僧俗势力在政治上的频繁联系和交往，明朝统治者对西藏特殊的政教合一制度和宗教领袖在政治上的举足轻重地位逐渐有了深入、全面的认识，这一背景无疑使继明太祖之后而即位的明成祖对西藏的分封产生了一种更积极、更富针对性的政策构思。在这一新的政策构思基础上，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首先，明成祖即位的当年，即派遣宦官侯显前往乌斯藏、迎请自己做皇子时就已闻其名的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
大明永乐四年，明成祖又遣使带着玉印、诰命，到西藏封帕竹第五任执政者札巴坚赞为准顶国师阐化王，并赐银五百两及锦绮茶叶等。
同年，在向帕竹派出封王使的十天后，明成祖又遣使到灵藏（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邓柯一带、一说在道孚一带）、馆觉（在今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分别将两地的宗教领袖封为灵藏灌顶国师和馆觉灌顶国师。
大明永乐五年二月，明成祖封应邀来京的哈立麻（噶玛）派黑帽系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为“大宝法王”。同年，又加封馆觉灌顶国师为护教王，加封灵藏灌顶国师为赞善王。
大明永乐八年，明廷又派宦官到后藏迎请萨迦派嫡系拉康方丈僧人昆泽思巴。永乐十一年昆泽思巴到京，受到隆重接待，明成祖封其为“大乘法王”、并赐诰印。同年，明成祖又封必力工瓦（止贡）僧人为“必力工瓦阐教工”，封萨迦派都却方丈僧人为“思达藏辅教王”。
此外，在大明永乐六年，明成祖还曾遣使到前藏延请新兴的黄教即格鲁派创始人、德高望重的学者宗喀巴进
京，但宗喀巴婉言辞谢。大明永乐十二年，明廷再次遣使迎请，宗喀巴遂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他赴京，次年，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从大国师前
所加的名号看，其地位应比一般灌顶国师、大国师要高，但比大宝法王和大乘法王要低。这可能因为他只是宗喀巴弟子的缘故。十九年后，即明宣德九年，释迦也失
再次到京，明宣宗遂册封他为“至善大慈法王”。
由上可见，从大明永乐四年册封帕竹札巴坚赞为“阐化王”开始，到大明永乐十三年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为止，在短短九年时间里，明成祖即以极高的
效率对西藏各宗教势力和教派领袖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先后分封了两大法王（大慈法王的最后受封虽是在明宣德年问、但其始封却在永乐时期）、五大教王。同
时，在法王、教王之外、明成祖还陆续将一大批西藏僧人封为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明朝永乐年间的这种大规模分封行动，在西藏各地掀
起了一般受封热潮。一时间，西藏各地大大小小的僧俗上层纷纷来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辄子封号和官职。从《明实录》的记载看，在大明永
乐年以后，西藏来京者主要是入贡或请袭封之事，新请封号的情况已极少，这说明在大明永乐年间，明朝对藏区各教派和地方势力从上到下各级首领的分封已基本完
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的西藏分封政策进行了很大调整。调整的内容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调整分封重点和对象。即将洪武朝时期以授职官为主的分封改为着重授予教派领袖以封号的分封。也就是说，在分封对象上把西藏宗教教派领袖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从而改变了洪武时期在分封上突出职官系统而忽视僧人作用的弊端。明成祖在分封重点和对象上的这一调整，显然意在利用西藏宗教领袖的影响来巩固和保
持明朝对西藏的主权地位。这一做法与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相吻合。
第二、提高分封规格和等级。针对洪武朝时期对藏族僧人分封规格偏低情况，明成祖大幅度提高了对僧人的
分封规格，在所封僧人名号中，以“法王”为最高等级、“教王”次之，以下依次为“灌顶国师”、“大国师”、“国师”’、“禅师”等等，从而建立起了一套新
的较完善的僧人封号等级制度。值得强调的是，明成祖首次对西藏各教派首领实行的普遍封王做法，不仅是对洪武时期西藏政策的重要变革，而且也重大发展。
这一做法显然有助于加强明朝对西藏各教派势力的政治凝聚。
第三、充分注意了分封的地区性和代表性。明成祖时期受封的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其各自的教派如下：
大宝法王：噶玛派；大乘法王：萨迦派；大慈法王：格鲁派；阐化王：帕竹派；赞善王：灵藏派；护教王：萨迦派；阐教王：止贡派；辅教王：达仓派。
其中，噶玛派、帕竹派和止贡派是噶举派的分派，达仓派、灵藏派是萨迦派的分派。由此可见，在明成祖分
封的三大法王和三大教王中，基本上无一遣漏地囊括了西藏从东部到西部最有实力的几大派系，即后藏的萨迦，前藏的帕竹和止贡、在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大部分地
区拥有相当影响的噶玛噶举；以及在帕竹地方政权扶植下异军突起的格鲁派。
从分封的地区性来看，大宝法王的势力范围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地区，大乘法王在后藏，即最西，大慈法王在
前藏，居二者之中，这样的分封布局，体现了明成祖精湛的政策构思。日本藏学家佐藤长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曾言到“最早的三大法王其势力范围各自占有东部、
中部和西部西藏。明朝一向熟知在此三大地域中最大宗派为准，其设置了三大法王，于其间的小空间配置了五名教王，当是依据当时西藏的现实、了解了全部情况后
的决策。当我们知道这些教王的封爵几乎都在永乐时代授予时，对于明成祖关于西藏的政策推行得如何妥当，更加感叹不止了。”④永乐时代这种充分依据西藏各教
派实力大小和各地区代表性而进行的分封，使明朝与西藏之间建立起了更广泛的政治领属关系。
明成祖对洪武朝时期西藏分封政策的调整，无疑使这一政策更趋完善和成熟。但是，对明朝统治者来说，分封作为对西藏体现和行使其主权的一项基本政策，仅止
于分封显然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强调分封所包含的政治隶属关系，明朝统治者在分封的同时，又建立了一套与之配套的严格的朝贡制度。朝贡制度主要针对受封者
制定，大体可分为三大类：
1．“例贡”。即各受封首领按照明朝的规定，定期进行的朝贡。例贡的宗旨是让西藏受封的各僧俗首领以
定期向明朝廷进贡“方物”形式来表示其政治上对明朝的隶属关系，这种朝贡实际上成为西藏受封的各实力派首领对明朝中央承担的一项特殊政治义务。例贡通常三
年一次，但在大明永乐和宣德年间，也出现了一年一贡或二年一贡甚至一年两贡的情况。
2．袭职朝贡。明朝规定，除三大法王的名号可由师、徒或转世者继承，不必听候中央诏命外，其余五王和
灌顶国师等，其职号的承袭、替代都必须由承袭者遣使或亲自入朝申请承袭，上缴原颁印信、诰敕，旨准后方颁赐新的印信、诰敕，至此完成袭职手续。重要首领，
特别是诸王的承袭一般均由朝廷遣专使往封。这种袭职朝贡，成为明朝制约和管理西藏各僧俗首领的重要手段。
3．谢恩、贺庆朝贡。当受封者在得到朝廷特殊恩惠（如赏赐隆厚、准予袭职等）之后．也要入朝进贡以示感谢。如弘治八年，大乘法王陆竹坚参巴藏卜，灌顶国师藏卜领占各遣人朝贡，“谢恩袭职”。此外，遇有朝廷庆贺大典，如皇帝万寿圣节、皇太子千秋节等，西藏各受封首领也前往朝贡，表示庆贺。如宣德元年，大乘法王昆泽思巴遣国师班丹扎思巴、净觉慈济大国师班丹扎夫“贡马及方物，贺万寿圣节”。
很明显，明朝对西藏各教派首领的分封并未徒具形式，原因就在于明朝对各受封首领规定的一套严密的例贡
和袭职朝贡制度使其以分封来体现的对西藏的政治隶属关系得到了具体的实现。因此，对明朝统治者来说，作为分封基础的朝贡制度实际上成为明朝维系和加强与西
藏的政治隶属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和途径。
二
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朝如何来保证朝贡制度的顺利实施？即明朝以什么措施来确保西藏大大小小的各受封首领能按照规定源源不断地前来朝贡？
我们知道，明朝与西藏的情况和元朝和比有很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明朝在对西藏的施政上至少存在两个不利
因素。首先，明朝统治者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缺乏象元朝那样的紧密宗教联系。虽然在表面上，明朝统治者（尤其以明成祖为代表）同样优待西藏宗教首领，但这并
非象元朝统治者那样是出自宗教上对藏传佛教的崇信和皈依，而更主要是基于一种政策上的考虑。正如佐藤长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成祖完全不认为宗教在个人生活
上有需要，他所以优待哈立麻，决非出于纯粹的宗教信仰，无疑是由一种政策的立场而出发的”⑤。实际上这不仅是明成祖，也可以说是整个明朝统治者对西藏宗教
的基本态度。由于明朝统治者并不真正崇信和皈依藏传佛教，这不但导致他们取消了元朝那种在宫廷中以西藏宗教领袖为帝师的制度，也使他们与西藏教派势力之间
不可能有象元朝那样的特殊宗教联系。从而决定了明朝对西藏的施政已经不可能以其同西藏教派势力的宗教联系为基础。其次，明朝既不象元朝那样是通过对西藏地
方政权的直接扶持和支撑来行使对西藏的统治和管理，同时明朝对西藏权威地位的确立和维系也不是象元朝那样是以强大的军事实力和随时可施加的军事威慑力为后盾。明朝虽然也在西北驻军布防，但主要目的是为对付北方的蒙古并阻隔蒙古与西藏的联系，北方蒙古始终是明朝的最大威胁和主要劲敌，双方之间战争频繁。在这种情况下，明朝要以任何武力方式或强制性手段来作为对西藏施政的基础也已属不可能。所以，明朝唯一的选择是以怀柔和安抚的手段来推行其西藏政策。这一点，在明朝推行朝贡制度方面得到了最充分、最集中的反映。
对于明王朝来说，保证西藏各受封的实力派首领按规定前来朝贡，既是维系分封的重要政治手段，也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标志。因此，朝贡
制度对于明王朝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而明朝在推行朝贡制度方面无疑采取了一种极明智而又实际的作法，这就是对前来朝贡者回
赐大量财物，优予市贡之利，以经济手段来加强对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
这一作法始于明初，当时，明太祖为了安抚前来归降入贡的西藏各大小僧俗首领，除授其官职外，还给予厚
赏。到明成祖时，由于对西藏采取积极经略态度并大肆分封和优宠西藏宗教首领，对西藏朝贡者的赏赐也日益丰厚。如大明永乐中大宝法王哈立麻入朝，成祖先后赏
赐七次，其中仅金、银两项每次约以百、千两计，此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丝绸彩缎、钞锭等。明朝的赏赐一般分为正赏和贡品价赏两种。正赏是根据朝贡者身份和
地位高低而给予的赏赐，正赏数额明朝前期无明确规定，大明成化以后，对一般喇嘛僧人进贡者的正赏数额作了如下规定：“喇嘛僧人等从四川起送到京每人彩缎一
表里，纻丝衣一套、俱本色。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阔生绢四匹，纻丝衣一套，内二件本色、衣一件折生绢三匹。俱赏钞五十锭、折靴袜钞五十锭、食茶六
十斤。从洮河起送来者，到京每人折衣彩缎一表里，后加一表里，纻丝并绫贴里衣二件。留边听赏同。其彩缎一表里折生绢四匹。俱食茶五十斤、靴袜钞五十锭”。
但诸王的正赏远不受此数额限制，尤其是请王亲自入贡者，赏赐往往非常隆厚。贡品价赏则是给贡者所进贡品的酬值，大多根据贡物品质高低、数额大小相应给赐。
如对进贡马匹均一律给价，宣德前所进马匹不论等第高下都同一给价、大明宣德元年始规定：“中马一，给钞二百五十锭，纻丝一匹；下马一，钞二百锭，纻丝一
匹；下下马一，钞八十锭，纻丝一匹；有疾瘦小不堪者，每一马钞六十锭，绢二匹”⑦。明朝赏赐的对象包括遣主、使者和随行人员三部分。使者和随行人员的赏赐
在朝贡时颁给，遣主的赏赐则由使者带回。对于地区较高的遣主，如诸王等，朝廷还往往派专使赍物回赐之。除实物赏赐外，来京使者一般还有赏宴，留边听赏人员
的食宿也由当地官府供给。此外，西藏朝贡使团在内地的往返，均由明朝政府沿途驿传提供食宿，“水路递运船，陆路脚力”，并配有伴送人员为其办理登记，过关
手续等。
一般而言，明朝的回赐往往三倍于贡物之值⑧，如果加上对朝贡使团每位使者和随行人员的层层赏赐以及承
担他们在内地的护送、马匹、车辆、船只和全部食宿等，其实际支付费用要高得多。明朝这种优予贡利的作法，对西藏各大小地方首领显然具有极大吸引力。从大明
永乐年起，西藏僧人即渐渐突破明朝规定的三年一贡的入贡期限、开始频繁入贡。如大明永乐七年，乌思藏必力工瓦国师端竹监藏即两次遣使朝贡，大宝法王从永乐
七年至十年，每年皆遣使入贡。由于所有前往朝贡人员均能得到赏赐，而明朝前期对朝贡人数并无明确限制，故导致了西藏朝贡人数和使团规模的逐年剧增。大明宣
德、正统年间，一般为三、四十人，景泰年间增至二、三百人，到天顺年间则猛增至二、三千人。可以想象，当多达两、三千人的朝贡使团每年浩浩荡荡地穿梭于西
藏与明朝京城之间，其景象是何等壮观。史载“前后终绎不绝，赏赐不赀”。这无疑给明朝带来很大财政负担。所以，从大明成化以后，明朝在与西藏关系上最感棘
手的问题已远不是如何招来西藏朝贡者，相反而是如何限制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次数和人数。
大明成化六年，明朝作出四项规定。第一，乌恩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皆三年一贡；第二，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第三，国师以下不得径自遣人入朝；第四，朝贡时各王须将僧人姓名及所贡方物各具印信番文，以凭验入，以杜混冒。⑨
上述限制措施显然并未完全得到执行。为此在大明隆庆六年明朝不得不再次作出如下限制性规定：第一，将国师、禅师、都指挥使等的袭职朝贡一律并入年例贡
内，袭职后不许再差人谢恩进贡。第二，规定未及三年不许来贡，“不愿者不强”，凡贡不如期及年例外多贡者，参作下次例贡之数。第三，鉴于使团规模日渐扩大
的局面，不得不在限制赴京人数基础上相对放宽诸王贡使数额，规定阐教、阐化、辅教三王，大乘大宝二王“俱三年一贡，每贡各一千人，内五百人全赏，在京题
给，五百人减赏，本省给与。于全赏内起送八人赴京，余留边听赏。护教王三年一贡，每贡七百七十五人，内三百八十七人全赏，三百八十八人减赏，全赏内起送六
人赴京，余留边听赏”⑩。
不过，除了在大明万历以后明朝对西藏朝贡次数和人数的限制真正有所成效外，在从永乐朝到隆庆朝的长达一百五十余年中，西藏各首领的朝贡无论在次数和人数上都保持了相当的规模。
大明成化八年，礼部奏当年岷、兆等卫奏送各族番人共四千二百余人，除给马值不计外，凡赏彩缎八千五百四十二表里，生绢八千五百二十匹，钞二十九万八千三百锭。这里还主要是从西北来的藏族，并不完全是乌思藏的朝贡者。
大明成化二十一年，阐化工遣使四百六十二人入朝。同年，大宝法王、牛耳寨（阐化王下属官）派来谢恩、请求袭替或新招抚的头人使人共一千四百七十人。
大明弘治十二年，乌思藏及长沙西宣慰使司各遣人来贡，贡使达二千八百余人。
大明正德五年，大乘法王遣使达八百人。
大明嘉靖四年，乌思藏、长河西、长宁安抚司贡使过额者达九百四十三人。
大明嘉靖十二年，乌恩藏及朵甘贡使达千余人。
大明嘉靖十五年，辅教、阐教王和大乘法王及长河西等处军民宣慰使司各进贡，贡使竟多达四千一百七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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