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30日，长达248天的审判进入了高潮。这一天，纽伦堡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
被告席上的人坐着听适应他们的四条起诉理由：共同策划或密谋发动侵略罪；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摄影机在转动着，照相机在卡嚓卡嚓地响，荧光闪闪，映得被告席上的人们脸上出现死人般的青白色。
劳伦斯爵士说：“被告赫尔曼·戈林，是仅次于阿道夫·希特勒的发动侵略战争的推动力量。”戈林创立了“盖世太保”的集中营，后来把他们交给了希姆莱。他签署了最残酷的反犹太人令。“他指示希姆莱和海因里希在欧洲的德国势力范围内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而且，劳伦斯博士还补充道，他是个盗贼。
戈林的制服很干净，但脑袋下垂着，头发梳的很整齐，在劳伦斯讲话时，他把一只拳头伸进下颚摩擦着。劳伦斯下了结论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减刑，法庭认为赫尔曼·戈林在所起诉的四条理由上的罪名都成立。
鲁道夫·赫斯在劳伦斯宣布对他的判决时，拒绝带上耳机，还在座位上前后摇摆。法官说道，此人行为确实反常，有记忆失误的毛病，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不了解法庭对他起诉的被绞死的约德尔的尸体。性质或者不能为自己辩护。尽管如此，他没有参加过德国的肉体消灭丑行，因此法庭认为他没有违反人道罪。然而赫斯是纳粹集团的元老之一，地位仅仅次于希特勒和戈林。他还签署了使捷克和波兰解体的命令。赫斯在起诉理由的一、二条有罪，即密谋侵略和破坏和平罪。
在记者席上，《新闻周刊》的记者詹姆斯·奥唐奈草草记下来他对一个被告的印象“里宾特洛甫……是被告席上形态最差的一个……看上去就像绞索已经套在他的脖子上……汗流浃背。”法庭认为，里宾特洛甫的四项罪名全部成立。
当念到凯特尔的名字时，这位陆军元帅像个军校生坐得笔挺。法官读到：“所犯罪行是如此骇人听闻，罪行是如此累累，即使对一个军人来说，执行上级命令也不能考虑减刑。”
卡尔登勃鲁纳皱着眉头显出他那刽子手惯有的怒容。法官读到，并且证明，“他也曾经看到囚犯们被以不同的方式处死：绞死、射杀、毒气……”他被认为在起诉理由第三和第四条上有罪。
尼吉钦科宣读对罗森堡的判决书：“他在西方攫取了21903件艺术品”、“掠夺东部占领区的原材料”、“清洗占领区的犹太人”。四罪全部成立。
汉斯·弗兰克带着律师追踪奇案的好奇心倾听比德尔宣读对他的判决，开头很不错，“指控弗兰克的大部分罪恶计划是通过警察执行的。弗兰克在权限上同希姆莱有纠葛……希特勒在解决许多这些争执时都偏向希姆莱……有些罪恶的政策并不是由弗兰克首创的，这一点也可能是真实的。”比德尔继续念道，“但是，当他接任波兰总督时，弗兰克曾经说，‘波兰要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比德尔继续念道，该被告在每一项血腥政策上都予以合作。当他接任波兰总督时，那里有250万波兰犹太人。当他离开时，只剩下10万了。在起诉理由第三、第四条上有罪。
呆滞的弗兰克一度曾经担任内政部长，此人张罗着解决了希特勒的德国公民资格问题。在四条罪中他犯了三条。
当劳伦斯博士继续宣判时，施特赖歇尔慢慢地吃着口香糖。判决援引《冲锋队员》周刊上的一些段落。法官说：“施特赖歇尔煽动谋杀和种族灭绝，很清楚，这构成了基于政治和种族原因的迫害……犯了违反人道罪，犯了第四条罪状。”
当尼吉钦科恢复了对藏在德国国家银行保险箱里装满金牙的钢制盒子的印象时，瓦尔特·丰克几乎瘫在被告席下面。但是“丰克在他参与执行的各项计划中从来不是重要人物”，法官的话暗示可以减刑，尽管丰克被认为在三条罪状上都有罪。
当多纳迪阿·德瓦布雷斯开始宣读邓尼茨的判决书时，这位海军元帅的前景看起来也更加光明：“法庭不准备因邓尼茨对英国武装船队发动潜舰战而给他定罪。他也不因命令击毙沉船幸存者而有罪。”法庭接受了尼米兹海军上将在证词中所持立场：德国海军在战争中的表现和美国海军没有什么区别。戈林转1946年，纽伦堡法庭上的戈林（手挟额头者）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过身去对邓尼茨微微一笑。不过德瓦布雷斯并未念完。然而，邓尼茨设立了他的德国潜舰可以在其所在的区域击沉任何可以望得见的东西，这显然违反伦敦公约中关于海战的规定。听到这儿，邓尼茨怒形于色。他使得部分大西洋变成沉船区；而美国则把整个太平洋都变成沉船区。这位法国法官继续宣读。邓尼茨同样执行了“突击队命令”，并试图使用集中营中的劳工来建造船只。他在罪状第二和第三条上有罪。他的前任，身为海军总司令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罪状第一、第二和第三条上被判有罪。
就在前几天，比德尔收到一封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妻子亨利艾塔写来的信，是用英文写的，“我们的孩子热爱美国，那是他们祖父母的祖国。他们对于那里的冰淇淋和华特·迪斯尼**有着美国好快乐的幻想。他们熟悉那里的国旗和历史就像熟悉他们自己国家的国旗和历史。但是现在，难道要我去告诉我的孩子就是这个美国让你们的父亲在人所料想不到的最不光彩的状态下死去的吗？”比德尔在宣读判决书时，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问，在被席拉赫运往东方的6万犹太人中有多少儿童也曾经梦想过冰淇淋和迪斯尼**？不过，这个人很轻浮懒散，还不足以给他定为主要的共谋者。法庭认为他犯有第四条罪状，即违反人道罪。
比德尔读道：“绍克尔争辩说，他对执行奴役劳工计划方面的过火行为不负有责任。他说要获得的劳工的总数是由工业和农业的需要所决定……他作证说，只要他有权，他就不断地敦促给予人道待遇，……但是，毫无疑问，”法官继续说，“绍克尔对这一奴役劳工计划负有全部责任，他曾在残酷和困苦不堪的条件下执行这一计划。”犯有罪状第三条和第四条。
约德尔坐在被告席上，法庭由德瓦布雷斯详细叙述他在起草侵略战争计划罪和传达“突击队命令”以及“政委令”上犯下的罪行。法官最后说：“他不能在所谓军人应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服从的骗人鬼话的背后来掩盖自己。”约德尔在所有四条罪状上都有罪。
手持一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的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是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前任，他曾经帮助纳粹上台，并在驻扎在捷克的党卫军送交给他的屠杀令上无精打采地签了字，法庭得出结论，四条罪状都成立。
有教授头衔的塞斯·英夸特作为德国在荷兰的最高统治者，杀死了6万名荷兰犹太人，他被宣布在四条罪状中犯有三条。
杰克逊看着斯佩尔，此人通常很沉着冷静，此时看起来受着煎熬，脸上起了一片疙瘩。杰克逊认为，如果他能宣判一个被告无罪，那么就是此人。比德尔在宣布：“斯佩尔从事的种种活动并不等于是……筹划侵略战争。”在第一、第二条上无罪。至于对士兵和平民的暴行，“斯佩尔知道，当他对绍克尔提出要求时，这些需求将由强制服役的外国劳工来补充……他把集中营的劳工用于他自己控制的工业。”他在军事工业中使用苏联战俘，看来违反了《日内瓦公约》。
对艾雷·尼夫来说，法庭似乎认为斯佩尔与绍克尔同罪。但法庭宣布“斯佩尔本人对于执行这一劳工计划并不负有直接的行政责任……他对绍克尔没有获得行政控制权……他与实施奴役劳工计划中出现的暴行没有直接关系……他冒着相当大的个人危险……反对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斯佩尔在第三第四条罪状上有罪。但是奴役五百万外国劳工的主要责任落到了绍克尔的肩膀上。如果提出什么轻于死刑的判刑，斯佩尔就有理由抱有希望。
马丁·鲍曼被缺席审判死刑。
下午1时45分，劳伦斯爵士宣布休庭。午饭后，他们将开会研究判刑之事。
下午2时50分，法官室的门开了，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出现在门口。他点头示意，其余人便各就各位。同时，赫尔曼·戈林由左右两名头戴钢盔的士兵押送着，从被告席后面的滑动门进来。尽管扑了粉，戈林还是象死人一样脸色苍白。劳伦斯博士开始宣读：“被告戈林，根据对你定罪的刑事起诉书的罪状，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念到此处，戈林向劳伦斯招手要他停止讲。他说，他的耳机不出声了。两个美军技术人员冲向被告席。劳伦斯失望地看着：人们努力下了决心惩处这些人，不料庄严的场面却被一段出了错的电线给破坏了。戈林表示一切正常了。劳伦斯又开始读：“国际军事法庭判处你绞刑。”戈林面无表情地摘下耳机，转身就走，接着便进了电梯，无影无踪了。
鲁道夫·赫斯漫不经心地摇晃着，两眼盯着天花板，再次拒绝戴耳机。“法庭判处你无期徒刑”，劳伦斯爵士宣布。尼吉钦科手指着一份一休庭他就打算向新闻界发表的一份万言不同意见书。他在文中不承认对赫斯无期徒刑的判决，尽管他投了赞成票。他的莫斯科太上皇难以理解法官室里达成的那一交易——不过投票是秘密的，而他这份措辞激烈的不同意见书可能回去以后保得住自己的脑袋。他在不同意见书中辱骂几起无罪开释案，尤其是沙赫特的无罪开释。文中争辩说，资本家同意负担侵略战争的费用，而沙赫特就是最典型的资本家。
当劳伦斯宣布判处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绞刑时，这个人猛地瘫倒，就像一具僵尸坠地。
威廉·凯特尔听到他的死刑判决后，粗鲁地点了一下头，好像刚刚接到一个命令的下属。
“Toddurchdenstrang”（绞刑），卡尔登勃鲁纳通过耳机听到了判决。同样的命运落到了阿尔弗德雷·罗森堡头上。当9月10日晚上比德尔上床睡觉的时候，罗森堡的命运还掌握在他的手中。第二天早上，他投了定他罪的一票。
汉斯·弗兰克行动起来像个梦游者，他走上前来的时候重重地撞在被告席的椅子上。他听到自己的死刑判决，伸出双手，一声不吭地哀求着。
威廉·弗里克听到同样的判决，却无动于衷。
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几乎是疾步向前跑，他叉开双腿，翘起下巴，“Toddurchden strang”（绞刑），这是沃尔夫·弗兰克通过翻译电路翻译的。
死亡名单终于中断了。瓦尔特·丰克与海军元帅雷德尔被判无期徒刑，海军元帅邓尼茨被判处十年徒刑。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齐亚诺也被盟军处以绞刑。亨利艾塔·冯·席拉赫与海因里希·霍夫曼围聚在证人厅的收音机旁，以收听关于这一审判的广播。亨利艾塔在听到对他丈夫的审判时，抓住了父亲的手。“法庭判你20年徒刑，劳伦斯法官说，”亨利艾塔哭了，跳起来拥抱她父亲，“他还要活下去，不管判什么刑都可以，只要不送命。”
剩下的被告站在地下室，看着已经被判刑的几个人戴着手铐离开电梯，有的人一言不发，有的人则诅咒着对他们的判决。和他的身份一样的两个人，沙赫特与巴本获得释放壮大了斯佩尔的胆子。他看着弗里茨·绍克尔进了电梯，不到一分钟又回来了，脸上的表情就像一只受惊的动物。斯佩尔听到一个卫兵谈到对绍克尔的判决，说的是“死刑”。再有三名被告，就该轮到斯佩尔了。
约德尔将军听到他的死刑判决后，扯下耳机，昂首阔步地走了进去。对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判了十五年徒刑，阿图尔·塞斯·英夸特被判处死刑。
斯佩尔走进电梯，弗朗西丝·比德尔一看见他就不禁愁上眉头。在那个不眠之夜，斯佩尔的命运同样掌握在他的手中。对斯佩尔的死刑表决维持在2：2的局面，比德尔和尼吉钦科赞成死刑。比德尔最后得出结论，阿尔贝特·斯佩尔耳软心活，脱离实际而且倾向于英雄崇拜。于是第二天早上，他变动了他那一票。劳伦斯爵士宣布：“法庭判你20年徒刑。”
电梯下降的时候，斯佩尔觉得仿佛是从地狱的边缘给救了回来。但是当冷冰冰的手铐扣住他的手腕并被押回牢房的时候，他的情绪开始变了。是的，事实真相和悔悟成功地击败了刽子手。但是20年呢？他还没有得到自由就成为一个老头子了。沙赫特和巴本被赦免了。谎言、遮身牌与隐瞒可能更有作用。
在宣判室中。去向不明的马丁·鲍曼被判处死刑。至此，过了315天，法庭的任务完成了，对战争罪行的审理结束了。
新闻席上顿时大吵大闹起来，记者们你推我挤，争相抢占电话和电报局。法院里是一派悲喜交集的景象：一个角落是人们彼此握手，相互拍背以示亲密，笑脸盈盈。另一角落却是人们带着阴惨惨的表情，无精打采的情景。杰克逊还未等到祝贺的人群向他拥上来就已瘫倒在座位上，脑子里思考着他们得到了什么成果。他们仅仅是一举击溃了一伙恶棍吗？还是他们为人类的文明做了贡献？他们有没有让未来的侵略者注意？还是说好斗的人类仍未吸取任何教训？
评审团还未摸到头绪。
一九七七级是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其中98%是历届生，他们有过社会工作经历，经济上独立过。然考入大学没有了收入，他们何以为生？四年大学如何度过？
那时的大学全国实行全免制：学生不交学费，学生宿舍、书本及勤杂费一律免缴。父母家人均收入三十元以下者，均享受国家助学金。当时多有家庭，母亲为家庭妇女，父亲的工资四、五十几元。七十年代人均水平不到八元才算困难户，才能在单位或街道申请补助。
申请助学金的同学须向系里提交由父母单位出具的家长工资收入及家庭成员证明。条件低下者才能享受助学金。那时大学老师的工资也就在50至60元之间，普通工人二级工收入按地区一般在38元至40元不等，加之是多子女家庭的年代，五、六个孩子不算多，正赶上“抗美援朝"，提倡多生多育，谁家十个孩子就是“光荣之家”，可享受额外肉票、糖票、鸡蛋票。所以学生家里人均收入都在三十元以下。
我们两个慢班只有两个同学没资格享受助学金。对此情况我之所以了如指掌，因去财务科为同学领发餐券是班干部的事。
助学金二十元，其中十八元作伙食费，学校实行供给制。伙食费由财务科直接划账，这钱我们学生是见不着的，是名义钱，剩下的两元是整个月的零花开销。拿助学金的学生不允许把伙食费取走，不允许实行伙食自理，必须在校食堂用餐，就是不拿助学金的，也强制缴纳18元伙食费，跟大家同吃“供给制”。那时要求“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77级实行“供给制”的食堂有两个，对着图书馆的属英语系和我们东欧语系，编内含德语作为专业。剩下的系在大礼堂下的那个。拐个弯儿是教工食堂，我们学生跟它无缘。
大学实行“供给制”，特殊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所谓“供给制”，是学生用餐不用饭菜票，而是餐券，上面印好年月日、早中晚。就餐时，把那顿票子一给，得到一份伙食。吃什么，饭带什么菜，由食堂决定。学生给什么吃什么。
历届生是说不从学校到学校的考生。象自己，考前做过小工，当过三年知青，经济上独立过，习惯了自食其力。即使到大学没了收入，但已不好意思再回头向家里伸手要钱了。
那时家庭普遍很困难。然而这批大学生是从贫困中过来的一代，在苦难中长大，已习惯吃苦。 除去伙食费，剩下2元钱是全月的开支，按月发到每人手里。所以对我们学生来说，这2元零花钱至关重要，因除了吃饭，日常开销就指望这钱了。时常为省五分钱，同学们难得坐车进城。一次我去远郊探望带队干部杨伯伯家属杨妈妈与孩子，来回路费花去了五毛钱，把人心疼的！但知青时杨伯伯对我的好不能忘，得知恩图报！
系里管我们生活的老师姓崔，大家称她小崔老师，因为她的个子刚过一米五十，生活上把我们管得很细，很让我们感动。
我们外地学生来北京，我是夜里十一点的火车到的，“北外”在火车站广场设了一个新生接待站，学校的一辆大轿车等着我们。到学校都半夜一点了，因为校车要等齐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才能发车，碰上有谁的火车晚点就会等，不能让任何一个同学掉队。
去学校时校车走的是长安街，静静而宽阔的长安街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外地学生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校车开到天安门城楼时，好多同学不由得哭了，都流下了激动的热泪，“这是伟大祖国的心脏、这就是我们心中向往已久的首都！”
校园尽管很黑，但看得出来收拾得很干净。车首先停在了靠近学校大门的4号楼前，是男生宿舍楼，让男同学先下车。下车前我从窗玻璃看到宿舍楼的墙角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杂草的痕迹。虽然半夜三更，但系里的生活老师一直等着。一个宿舍住四个学生，两位东北同学已经到达，我跟一个福州同学刚到。听说我们来至南方，生活老师马上检查我们的棉被和大衣，说都太薄，得絮棉加厚。我们说没事的，我们都是这么过得冬。老师说北京的气候不像南方，冬天到了夜里会零下20多度，我们闻之大惊失色。第二天，院后勤组老师把棉被和大衣都拿去加了厚。
每到月初发钱，同学们都会很兴奋，大家有一种小时候过年拿压岁钱的开心。发完零花钱，大家顿间觉得一下子变得富有。所以发钱时的激动可想而知了。班里除了不拿助学金的同学，其他人月初都期待“发工资”。
国家虽刚经历文革，经济非常困难，但许多福利依在。学生读书费眼，近视程度加深得快，系里每年免费给配一副眼镜，我读本科时的近视眼就是每年增加100度，四年配了三副眼镜；那时尽管发钱不多，但系里对学生的生活照顾是无微不至。尤其是从南方来北京的学生，入冬可以申请冬衣补贴。
除了法定的眼镜费，每到换季，经济有困难的可以申请衣服费，南方学生入冬加冬衣，补贴成了例行公事，但很少有同学提出申请，大家都已习惯了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衣服破了补一补继续穿，我就穿过打补丁的球鞋。到了寒暑假没钱买火车票，外地学生就留校自学，在学校我度过多个寒暑假。实在有困难，或已很久没回家过年，可申请车票补贴。物质虽匮乏，但谁都拿自己的过去比，感觉生活得很好。我们知青生，有过下乡连饭都吃不饱的经历，青黄不接吃野菜，进了大学，虽没大鱼大肉，但起码能吃饱。更重要的是有了学习的机会，这是无比的精神享受！
我们的伙食在第一年实行供给制后，第二年改成了配给制。由于文革结束，生产上去了，经济有所好转，在伙食的配备上多了一点细粮。菜券不变，每顿还是每人一张，食堂给什么就吃什么，但饭票分成了粗细粮。米票和面票属细粮，粮票属粗粮。米票什么粮食都可买，可买面食或粗粮窝窝头，但面票只能买面食和粗粮而不能买米饭；粗粮票除了粗粮不能买细粮。对我们来自南方的同学，一般粮票都用不完，吃棒子面还是很难习惯，我们一辈子从来吃米饭，别说窝窝头，就是面食中除了饺子和面条，连包子和馒头都吃不惯。我往往是吃馒头才二两，吃打卤面，八两。
上午有四节课。平常上完课大家慢悠悠地走去食堂，然而到吃饺子那天，有同学会跑得飞快，我们不明白有什么好挣的，后来听说北方人吃面讲究“头锅饺子二锅面”，让我们长了见识。也有个同学聪明过人，那还是第一年，赶上吃饺子，一顿的量嫌吃不够，拿第二天的餐券去冒混，拿回第二盆大家颇觉奇怪，他天机泄露。同桌的大家觉得这种不义之财应该共产，瞬间抢得一空。那同学这作弊事也没有第二回。
那时普通居民每月粮票24斤，中学生28斤，我们大学生34斤，其中米票10斤，面票和粗粮票各12斤。女生胃口小吃不了。现在回想起，那时男女同学搞对象互塞纸条，尤其是女生，其实大可不必。女生向男生塞米票面票就行了，这种效果会超越纸条，让男生更感到温馨。如果女生对男生有好感，以关心生活为由，资助点粮票也是名正言顺，碰上男生对女生也有意，那就皆大欢喜。万一不然，无伤大雅，同学间互相帮助是理所应当。
用不完的的粗粮票不会浪费，男生很快有人发现了它的用途，可以到校门口的农民地摊换瓜子儿，每到学校操场放**，换他五斤八斤粮票的葵花籽，边嗑边看**，那是一级享受，是物质生活改善。那个缺油水的年代，我们又多会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女生脸皮薄不好意思做这种交易。有女生给男生塞粮票，作为回报男生可以送女生葵花籽，逐渐这种交换蔚然成风。我们觉得女生虽不好意思去换，但爱嗑瓜子却情有独钟。一来二往的，男女生多了交友契机？那时借书也不失为好办法，一则冠冕堂皇，是好学向上； 加之还书时可把要说的话留进书里。
我们是伴随饥饿长大的一代！从六十年代初有记忆起就是不够吃。缺油水见不到肉，穿衣单薄，天一变冷，日日饥寒交迫！赶上国家困难期，胡萝卜丁煮米充数当饭吃，打开锅盖胡萝卜的寡淡味，闻得让人恶心。
本科时吃窝窝头，菜里带点肉末就算荤菜。直到读研，生活有所改善，每月发48元补贴，因研究生已允许结婚；而大学时除助学金没有其他收入，也没勤工俭学一说，本科生不允许结婚，甚至不准谈恋爱。当年国情就是如此。
但国家政策考虑得还极周到。读研不仅发“工资”，每人每月还发半斤油票。读研生跟本科生仍同住一个楼道，宿舍里煮挂面放上一点菜籽油，满楼道的同学都从宿舍里出来高声喊：“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物资匮缺的年代，同学们对一点菜籽油都那么敏感，还是国家一流的高等学府！
年轻时经历过的生活颠连，在往下的人生中会变成一种资本，一种取之不竭的精神泉源，是日后励志奋斗的动力；年轻时吃苦不算苦，反倒有好处，人生该是先苦后甜；常言道：“少年苦，不算苦；老来苦，才是苦”，倒过来就不应该。
什么叫幸福？幸福是满足，是知足常乐；幸福要有参照，基于比较。没有曾经的困苦，就没有后来的幸福。
人若在糖水里泡大一辈子，没有比较，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叫甜！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 1月进文化部, 1985年 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历次参与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随团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 《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 《空的窗》，由德国 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 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 陈染 《空的窗》、陈建功 《找乐》、东西 《没有语言的生活》等。2021年 7月于该同一德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的长篇小说 《后悔录》；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 ：《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 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三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九十余万字。至今一直努力笔耕；
几年来文字散见欧洲等各大华文报刊； 《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等。
01· 《圣力姑娘》（小说）（广西文学，2019年第7期）；
02· 《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方文学，2019年11月刊）；
03· 《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年12月刊）；
04· 《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1期)；
05·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年第5期）；
06· 《街坊陆游》 （人民日报海外版、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期）；
07· 《莫言往事》（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
08· 《记忆里的王元化》（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09· 《话说莫言———时空跨越三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10· 《两位同胞》（中国法治周末 2021年1月刊）；
11· 《冬日里的长尾》（小说）（向度文学，人间故事，2021年1月期）；
12· 《我和库恩》（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期）；
13· 《格拉斯和他最后的诗》（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2月刊）；
14· 《老黄》（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5· 《二叔分瓜》（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6· 《汉学家库恩诞辰137周年，忆与其遗著的一段缘》 （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3月刊）；
17 《春风十里荠菜鲜》（散文，恋爱、婚姻、家庭）2021年第4期；
18 《德意志思考》（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四月刊）；
19 《回忆施瓦茨》（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五月刊）；
20 《我阴差阳错进作协》（南方文学，2021年第三期，双月刊）；
21 《岁月》中篇小说 （四川文学，2021年第七期）；
22 《我的香水缘》 散文（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3 《小个子男人》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4 《朋友》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5 《岁月深处的莫言》——对话读者 （四川文学，2022年第2期）等。
2022年03月08日 德国慕尼黑
我进单位处理的第一个卷宗就涉及关愚谦，他是我参加工作后认识的第一位海外华人。
先说几句聊以背景交代：一九七七级我进北外德语系，读了本科加读研,一晃七年，一九八五年一月进文化部。那年四月，中国作家协会将接待文革后来自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作家代表团———西德作家代表团，其实全团均是西柏林的作家。联邦德国意在通过跟中国于文化上的接洽，博取中国对西柏林政治地位归属的认同，团里其中有汉学家顾彬。
中国作协因文革后刚恢复工作，缺乏外事干部，故来文化部借翻译，候选人须具备两条：德语口语和日耳曼文学，中国文学知识仅作参考。
因十年文革“读书无用”，加之对外交流的中断，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十年德语未曾开口，口语必定荒疏，已很难上口；工农兵大学生没有日耳曼文学专业一说。碰巧我刚从学校出来，学了七年德语，口语正热和，北外又是听说领先，专业又是日耳曼文学，加上我酷爱中国文学，符合作协要求，有幸被入选，跟文化部一位老大学生担任中德文学研讨会的口译。
我跟那位翻译不一样，我是从原单位全脱产，在作协外联部协助工作，处理接团的日程安排，同时着手同年六月中国作家团对西德的回访事宜，辅助组团参加“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并顺访联邦德国几大城市，其中就有汉堡。
在访汉堡的安排中，对方文化局的来函提到了“关愚谦”的名字。从文革以来至文革以后，关愚谦一直是个敏感人物。
我调来相关档案，关键信息如下：关曾任职中国对外友协，从事外联工作，文革期间利用工作之便，私取日本访问团员的护照，冒名顶替蒙骗出关，逃离中国后先至开罗，后转巴黎 ••••••
是时负责对外友协工作的是廖承志。此重大外事事故发生后———据说是建国以来的首例———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勒令其必须圆满处理此案。廖随即通报外交部，授权各驻外使领馆，全权实施中央决定。
廖大为光火，说：天大的责任由我承担，就是出了人命也算我的！中国驻开罗使馆去机场截人，未成；从而通知驻巴黎使馆，但据称，关在去巴黎的飞机上向法国政府提出政治庇护。法国后来根据关本人的意愿，其辗转到了汉堡，（这段过门关节有待考核）。
据悉，到汉堡后，关吃尽了“人间苦”，什么活儿都干过，在码头还扛过大包，身体力行了上海人特有的坚毅耐劳、服屈认命的性格。到了八十年代初，乘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关几经想回国看看，都被拒签。他到波恩不行，转去美国、加拿大照样不行，据称，没有廖的点头，这个“叛逃分子”休想回国。
因为改革开放的需要，政策变得宽松，内定与关愚谦的接触不再是铁板一块，但不许过密，不能主动。
一九八五年，阵容庞大的中国作家团，王蒙为团长，张洁、北岛、舒婷、张抗抗等一行十六人到了汉堡，二十年过去了，关以为是接近国人亲近祖国的机会到了，通过汉堡文化局向我们作家团发出了家访的邀请，结果被拒。当天晚上大家在汉堡水塔高楼上观焰火，关也来了，但彼此没有靠近，相隔十几米，互相望望，场面很尴尬。
第二年王蒙当了文化部长，但续任作协副主席，因他来过西德，有不少德国友人的贺电、贺信寄到作协，其中一封是关的。一般的外宾来信，我们作协外联部就代为处理了，碰到特别来函，出于尊重，就先请示。因四个德语国家的文学交流是我的职责范围，所以关信先到了我手里。我去电话请示，把信给王蒙读了一遍，王蒙说：“你们处理就行了。” 信的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信的抬头是：王蒙部长大人；落款是：小关在此有礼了。
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作家团王愿坚（**《党的女儿》、《闪闪的红星》作者）、路遥等一行，诗人公刘团及其他的作家团到汉堡，关均未提过要跟我们见面，不知是否因为第一次被拒吃了闭门羹的缘故。
直到一九八八年，也是我来德国自费留学前的最后一两次出访，玛拉沁夫、邓友梅分别为团长，从维熙、王安忆、莫言、高晓声、鲁彦周等每次十来号人参加汉堡举办的中国文化周，留居海外的刘索拉、高行健、马德生等从巴黎或美洲前来，海内外作家在旅馆一起吃专门订的中餐。这次关又对我们发出了邀请，这回我们同意了，但那些海外作家没有同时被邀请。去他家之前，我和玛拉团长先去了他的办公室。进门时，团长说，这是关教授的官邸。关回答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关在家给我们准备了意大利面，饮品都是果汁一类的软性饮料。见大伙儿来了，他用上海话对我说：嘠都儜，哈都哈煞了（这么多人，吓都吓死了）。我上海话不好，但能说，听懂没有丝毫的问题。来宾济济一堂，中外参半，没见到夫人出面，或许在场，但不认识，没有正式介绍。
关公寓楼里住着一对中男日女的留学生，学音乐的，餐毕，关请他们给客人表演古琴曲，还让我即兴翻译了《平沙落雁》曲名。告别前，关让作家们在家庭记事簿上留言。高晓声写了：“同是一个“汉”； 莫言的留言：“吃完面条听古琴”，让在场的大家忍俊不禁。
关的背景特殊，当时的国情特别，文革虽然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想意识尚存，出国时，每个人都极为谨慎。跟关这样的人打交道不事先请示太危险。八十年代，作家出国连看一场性**都不敢，尽管大家都想看。人人心照不宣，回国闭口不谈，事先捏估好，万一被发现，就说不是蓄意，而是误入不当之地；谁敢走漏风声，大家攻守同盟说是他的提议。
关愚谦事件是历史的产物，这种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成了一段史实，也是历史的本身，绕是绕不过去的，是无法再能被人的意志所左右。
关出国那么多年，我们在中央单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对国家不利的话，没有一点反动言行，包括刚到西方最初的那几年，不同于个别流亡人士。说明他的心一直还是在中国。我们这文革过来的一代人把政治生命都看得很重。
再者，国内对他的态度和事态的发展从开始的彻底抵制到后来的越来越亲近，直到现在他成了国内的大红人儿，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座上客，中国作协举办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还特邀了他。这些是否都意味着对他的过去以某种形式作了了结？是否算作一个官方的姿态———他在海外的一生细细品味起来，为常人所不能望其项背。
照他自己的话，“当初如果没逃成，中国便多了一个刀下鬼”；如果不走，他这个老右派文革中又受一茬罪，也难说能保全性命。那段经历一直是关挥之不去的心病。看得出他最后的十几年、二十年的文字风格，时而刻意言过其实、时而刻意矫枉过正的爱国姿态，都欲想表明那段历史的反面，以洗雪往事。最后是否真的完全解脱，还是个问号。
这两天我时时在关注、搜寻官方的动态，希望能看到一篇正面报道，哪怕是一则短短的消息，文中有那么两句美言足矣，这样关的一页就算翻过去了，逝者也可以安息九泉了。在此让我们祝愿他身心轻松，一路走好 !
或许鄙人孤陋寡闻，或许身处异域断了“热线”，笔者以前似乎从未听闻过对关的某种官方说法的消息，没有见过任何文字形式的书面材料。是不是到了该给他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今天写的这段早想写、本该早写的文字在脑海里徘徊了十几年，几度举笔又辍，想着毕竟这是人的一个痛处，是让人不愿回首的往事。写早了，又何苦难为人呢？
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终极关老的一生，是个重重的加号。
2021年10月31日 修订慕尼黑 （原稿发表2018年11月23日）
金弢，字有根，1974年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毕业，插队落户浙江桐庐儒桥村，1977级考入北外德语系，1981级北外德语读研。1985年1月进文化部, 1985年3月进中国作家协会，任职作协外联部，曾历次参与组团王蒙、张洁、莫言、路遥、鲁彦周、高晓声、从维熙、张抗抗、公刘、邹荻帆、王安忆、北岛、舒婷等等作家并随团出访德国及欧洲诸国。八十年代末获德国外交部、德国巴伐利亚州文化部及欧洲翻译中心访问学者奖学金，赴慕尼黑大学读博。现居慕尼黑；
主要文字及译作有: 长篇小说《狂人辩词》、《香水》、《地狱婚姻》、2013年编辑出版德文版中国当代中短篇小说集《空的窗》，由德国Spielberg出版社出版，并于德国、奥地利、瑞士三国同时发行。全书篇幅达三十五万字，共504页，宽版，被收入的十二位作家及作品为：陈染《空的窗》、陈建功《找乐》、东西《没有语言的生活》等。2021年7月于该同一德国出版社翻译出版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
八十年代发表翻译及作品：《世界文学》、《外国文学》、《诗刊》、《长江文艺》、《钟山》、《百花洲》、《文艺报》、《中国妇女报》等等，已发表20多位德语作家作品的译文；
来德三十二年，在德创业二十二年，文学创作及翻译辍笔三十年。三年前，金盆洗手，回归文学，写就新作及翻译九十余万字。至今笔耕不辍；
几年来文字散见欧洲等各大华文报刊； 《欧洲新报》、《欧华导报》、《德国华商报》、《洛城小说报》等。
01· 《圣力姑娘》（小说）（广西文学，2019年第7期）；
02· 《保罗•策兰杏仁诗译及后记》（南方文学，2019年11月刊）；
03· 《痛忆路遥》（三峡文学，2019年12月刊）；
04· 《走向世界的漫漫长路》———德文版《空的窗》走过漫长曲折(南方文学，2020年第1期)；
05· 《香水缘和我们的八十年代》（南方文学，2020年第5期）；
06· 《街坊陆游》 （人民日报海外版、天津文学，2020年第11期）；
07· 《莫言往事》（北京文学，2020年第12期）；
08· 《记忆里的王元化》（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09· 《话说莫言———时空跨越三十年》（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2月期）；
10· 《两位同胞》（中国法治周末 2021年1月刊）；
11· 《冬日里的长尾》（小说）（向度文学，人间故事，2021年1月期）；
12· 《我和库恩》（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2月期）；
13· 《格拉斯和他最后的诗》（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2月刊）；
14· 《老黄》（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5· 《二叔分瓜》（小说，贺州文艺，2021年第一期）；
16· 《汉学家库恩诞辰137周年，忆与其遗著的一段缘》 （中国法治周末2021年3月刊）；
17 《春风十里荠菜鲜》（散文，恋爱、婚姻、家庭）2021年第4期；
18 《德意志思考》（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四月刊）；
19 《回忆施瓦茨》（中国新闻周刊，2021年五月刊）；
20 《我阴差阳错进作协》（南方文学，2021年第三期，双月刊）；
21 《岁月》中篇小说 （四川文学，2021年第七期）；
22 《我的香水缘》 散文（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5期双月刊）；
23 《小个子男人》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24 《朋友》 翻译小说，德国： 冯·席拉赫（西部文学，2021年10月第6期双月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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