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琴文明的考古发现

迈锡尼城堡的幕墙以及箭塔、它的纹章式的狮子门以及宏伟的“阿特柔斯宝库”在海因里希·施里曼的时代前在人们的面前静静地守候了数十世纪，所有人都认为它们所代表的只是荷马的英雄时代，希腊文明粗陋的开端。然而施里曼在这个门后面的墓穴中所发现的珍宝令世人大为震惊，特别是学者为它为它们所展现出的迈锡尼史前居民的精湛工艺而重新改变了对爱琴文明的看法。

然而在1867年之前就已经有大批的证据存世，如果它们能够被认真地收集和研究的话，施里曼的发现就不会显得这么戏剧性了。虽然有一些纳贡，比如埃及的底比斯第十八王朝的莱克玛拉（Rekhmara）墓中所发现的瓶罐带有特别的样式，已经被确认为属于地中海的一个民族；然而当时在地中海发现的史前残存为数甚少，不足以认定他们的栖居情况或是文明的程度。同样，1870年左右默默存放在各个博物馆的爱琴文物也不足以提供揭露隐藏在阿尔戈斯、特洛阿斯（Troas）和克里特神话之下的希腊秘密的钥匙，使它们能够得到更认真的对待。爱琴器皿自1840年起就在塞夫尔（Sèvres）和纳沙泰尔（Neuchâtel）展出，它们的来源一是米洛斯的费拉科庇，另一个是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

希腊王国成立之初被任命为雅典文物掌管人的德国考古学家罗斯（Ludwig Ross），在他始于1835年对于希腊诸岛的考察中对一些早期凹墓（intaglio）产生了兴趣（此后它们以孤立石，德语“Inselsteine”著世）；不过还要等到1878年牛顿（CTNewton）证明它们不是变形的腓尼基产品。1866年为了修建苏伊士运河而在锡拉希亚岛（Therasia）开采白榴火山灰，一种二氧化硅质的火山灰，在开采的过程中采矿工人们发现了一个原始的建筑结构。之后，1870年法国雅典学院在圣托里尼（锡拉岛）上发现了一批陶器，它们的风格在现在看来明显属于稍早于爱琴晚期的器具，此外同时发现了许多石质和金属的物件。地质学家福凯（Ferdinand A Fouqué）根据所覆盖的喷发地层，多少有些武断地将它们定为前2000年。

同时，1868年比利奥蒂（Alfred Biliotti）在罗得岛伊阿利苏斯（Ialysus）的墓中发现了许多绘有图案的瓶罐，后来人们称之为第三和第四“迈锡尼”时期作品，它们由拉斯金（John Ruskin）带回并在大英博物馆内展出，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认为只是年代未定的亚洲当地制品。也没有人试图将它们与四年后在阿提卡的墨尼第（Menidi），靠近阿尔戈斯赫拉神庙（Argive Heraeum）的一个陵墓中发现的石刻“蜂窝墓”内所发现的物件所关联。

甚至施里曼在特洛阿斯（Troas）的希沙利克的第一次发掘也没有激起多大反响。直到第二层“焚毁的城市”于1873年出土，同它的工事和器皿、以及发掘者认为是其贮藏的大量金、银和青铜物件一起进入世人的视野后，才在圈内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且最终跨越了这个圈子获得了普世的影响力。因此，当施里曼三年后来到迈锡尼墓前，所有的灯光都最终聚焦到了希腊史前的这段辉煌时期。发现表明，迈锡尼物件的制造和装饰风格同已知的所有艺术门派都不相同，而且对于“孤立石”和伊阿利苏斯器皿越来越广泛的发现，以及对早期锡拉和希沙利克文物的比对让我们对这一文明空间和时间上的深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们普遍接受了将荷马笔下的物品和迈锡尼珍品作比照的做法，同时，无疑显示了《伊利亚特》中的文明是其祖先迈锡尼人的遥远遗产。

施里曼于1878年重新开展了对于希沙利克的工作，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底面地层的知识，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吕底亚”城市第六层所包含的爱琴遗物，直到1879年起担任施里曼助手的多普费尔特博士（Dr Wilheim Dorpfeld）于后者去世之后对希沙利克继续进行的研究，才抓住了这一点。不过在施里曼1884年对于梯林斯上层的发掘已经使人们对史前的日常生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的这一贡献两年后由特松塔斯（Christos Tsountas）在迈锡尼宫殿的发现进一步加深。然而施里曼在梯林斯的工作直到1905年才重新继续，证实了一直被猜想的事情，即在他所发现的宫殿的底下还有另一座更早的宫殿。

自1886年起，所有的发现，包括阿尔戈利德地区之外的坟墓，包括特松塔斯对迈锡尼建筑和小墓葬的持续发掘，以及独立于施里曼所发现的另一座宝库，统统被收集到雅典的国家博物馆。在同一年，许多圆顶墓在不同的地方被发掘出来，包括阿尔基那（Arkina）、阿提卡半岛的厄琉息斯、位于色萨利的沃洛（Volo）附近的迪米尼（Dimini），泰格图斯（Taygetus）山西侧的坎波斯（Kampos）以及位于凯法利尼亚岛的马斯卡拉塔（Maskarata）。许多墓葬都被盗劫过，但还是留有一些器具。其中最富有的坟墓是1889年于拉科尼亚的瓦斐奥发现的，除了许多珠宝和金匠工艺品之外，还有一对特别珍贵的刻有猎牛场景的金酒杯。此外有一些绘画风格粗犷的碎陶器让人十分困惑，直到对克诺索斯宫殿的发掘之后这个谜团才得以解开。

在1890年和1893年斯泰斯（Staes）在阿提卡的托里库斯（Thoricus）清理出一些不这么富庶的圆顶墓；另一些石头凿出的“蜂窝墓”或墓室被发现于斯巴达、阿提卡的阿斐德纳（Aphidna）、爱琴那（Aegina）、萨拉米、阿尔戈斯赫拉神庙、阿尔戈利德的瑙普里亚（Nauplia）、底比斯附近、德尔斐以及距离色萨利的拉里萨（Larissa）不远的地方。在结束于1888年的雅典卫城发掘中，许多迈锡尼风格的陶器碎片被发掘出来；但是在奥林匹亚却没有任何收获，或许是它们在引起注意之前就被弃置一旁；德尔斐的神庙遗址没有任何明显的爱琴物件。美国人对阿尔戈斯的赫拉神庙于1895年的发掘也无法证明它在史前时期是重要的地址，然而，就像它毗邻迈锡尼的地理位置所提示的，在爱琴时代后期有被居住的迹象。

对史前文物的寻找现拓展出了希腊大陆。一些爱琴中部岛屿，比如安提帕罗斯（Antiparos）、伊俄斯（Ios）、阿莫尔戈斯（Amorgos）、希洛斯岛（Syros）以及锡弗诺斯岛都发现有异常丰富的爱琴中期文物。西兰（Syran）的墓葬系列埋藏着蜷缩的尸体，正是已知在爱琴最典型的发现。米洛斯岛很久以来就以盛产早期物件而著称，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发掘，直到1896年英国雅典学院接手，在费拉科庇发现了除了新石器时代以外爱琴文明各个阶段的文物。

在青铜时代晚期的塞浦路斯地图上（如米雷斯—J L Myres和李希特—M O Richter在塞浦路斯博物馆的编目上所给出的）仅在墨萨奥拉（Mesaor'a）地区附近就显示了多于二十五个的定居点，其中萨拉米（Salamis）附近的恩科米（Enkomi）所得的爱琴贵金属珍品是迈锡尼之外最丰富的。商特尔（E Chantre）在1894年于弗里吉亚以及普提里亚（Pteria）找到了类似希沙利克所产的无光泽的物件。而随后派往安那托利亚西北的英国考古探险队每一次都能够从偏远的林达库斯（Rhyn-dacus）、桑加利乌斯（Sangarius）以及哈里斯（Halys）等峡谷中带回爱琴样式的陶器样品。

而在埃及，1887年皮特里（W M F Petrie）于卡洪（Kahun），在法尤姆（Al Fayyum）发现了克里特风格的彩绘陶瓷碎片。1889年他溯尼罗河而上，在阿玛纳山（Tell el-Amarna）幸运地发掘出不少于800件爱琴花瓶。如今在开罗、佛罗伦萨、伦敦、巴黎和博洛尼亚的众多埃及文物收藏中也已经辨认出不少对爱琴制品的仿制之作，这已经足以偿还爱琴文明在之前对埃及艺术欠下的债了。1885年在西顿（Sidon）发现了两件爱琴陶器 ；而21世纪初在巴勒斯坦基金会（Palestine Fund）对于菲利斯丁（Philistines）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爱琴残片，特别是塞浦路斯陶器。

西西里岛东南部自从奥尔西（POrsi）对于伦蒂尼（Lentini）附近的西塞尔（Sicel）墓于1877年的发掘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早期文物的源泉，其中有自希沙利克的第二层以来对爱琴装饰主题的持续模仿。撒丁岛也有爱琴文明的遗址，比如在特蒂（Teti）附近的阿比尼（Abini）。西班牙也在加的斯（Cádiz）和萨拉戈萨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经辨认为爱琴风格的文物。

然而，在爱琴海有一片土地，它的富饶在任何时候都能使所有其他的地方黯然失色，这个地方就是克里特。它的丰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它就是爱琴文明的源泉，并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政治和社会中心。1885年伊达山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精美的青铜器，然后人们又陆续找到了一些有铭刻的纪念物，例如著名的哥提那法律（Gortyna），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不过第一批被确认为爱琴文物的是1878年卡罗恺利诺斯（Minos Kalokhairinos of Candia）在克诺索斯发现的一些物件。继而哈尔布赫尔（F Halbherr）在墨萨拉（Messara）南部平原的发掘工作也很有收获。施蒂尔曼（W J Stillman）和施里曼在克诺索斯进行了不太成功的尝试，最后还是阿瑟·埃文斯在1893年走进了历史，他在继后的几年内游历了整个岛屿，收集了零星的一些意义不详的材料，使他慢慢感觉到重要的发现即将到来。他也收集了足够的证据而预期能够发现书写的文字，而在此之前没有人指望能在爱琴文明里找到这种东西。最终的突破出现在1897-98年，克里特文明终于向人们揭开了它的面纱。

因此，当今这里所称的“爱琴地区”已经扩大到了包括克里特和塞浦路斯在内的爱琴海群岛、希腊半岛以及爱奥尼亚诸岛以及西安那托利亚。仍需要证据来加入马其顿和色雷斯海岸。它的分支可以延伸到西地中海地区，西西里、意大利、撒丁那以及西班牙，以及东地中海地区，包括叙利亚和埃及。而对于昔兰尼卡地区还需更多的了解。

五个中国小精灵，带着对奥林匹克的幻想诞生于世，传递着和平、友谊、进步、和谐的理念……童稚的笑脸向全世界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发出了热情邀请――

2005年11月11日晚。新中国最古老的体育建筑北京工人体育馆披上了节日盛装。夜幕降临时分，北京进入了2008年奥运会倒计时1000天。在为这个重要时刻举行的纪念活动中，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20点15分，党和国家***贾庆林用手触动发布装置上的开关，发布装置射出的五束激光投向大屏幕，在其上勾勒出吉祥物轮廓，五个活泼可爱的吉祥物形象定格在大屏幕上。同时，五个2米多高的充气吉祥物卡通人从大屏幕后走上舞台――这就是人们期盼已久的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由五个拟人化的娃娃形象组成，统称“福娃”，分别叫“贝贝”、“晶晶”、“欢欢”、“迎迎”和“妮妮”。五个名字的读音组成谐音“北京欢迎您”。

贝贝化身为鱼儿在无边的大海中游弋，晶晶扮作憨态可亲的熊猫在茂密的森林中玩耍，迎迎犹如藏羚羊在广阔的草原上奔跑，妮妮似轻盈的京燕欢快地在天空中低唱。他们簇拥在象征着古奥林匹亚赫拉神庙的奥林匹克圣火――欢欢身旁，用他们各自的名字组成了谐音“北京欢迎您”的铿锵话语，向全世界小朋友、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家长发出了邀请。

吉祥物是奥运会大家庭的“新贵”。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能够为这曲永不休止的奥林匹克乐章增添怎样的音符？

与奥运会百年历史相比，吉祥物只是奥运会大家庭的新成员。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一只叫做瓦尔迪的小狗作为吉祥物首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此后，吉祥物成为多届奥运会的核心形象之一，是传达奥林匹克精神和该届奥运会理念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届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广泛出现在奥运会各个领域，加之形象可爱、性格鲜明，深受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喜爱，成为历届奥运会最深入人心的形象。

从最近几届奥运会等世界大型赛事对吉祥物的选择来看，呈现出从直接选择动物形象到以此为原型进行再创作的设计趋势，还有完全进行全新演绎创造新形象的。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择了他们所特有的三种奇异动物－－针鼹鼠、笑翠鸟、鸭嘴兽的变形形象为吉祥物，分别代表了大地、水与空气。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雅典娜和费沃斯两个依据古希腊神话创造出的吉祥物，以其浓郁的希腊文化特色和可爱的造型，赢得了满堂喝彩，成为雅典奥运会上最“热销”的特殊商品。每一届奥运会都会根据举办国家的历史、文化，选择恰当的吉祥物。每个吉祥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都有富有活力的性格，体现了友谊和公平竞赛的奥林匹克理想。吉祥物将奥运会价值拟人化了，为其赋予实际的形体，这是当今奥运会标识系统中其他形象所无法比拟的。

全世界再一次关注中国，期待北京！为创作一个同样让全世界喜爱的吉祥物，2004年8月5日，北京奥组委正式向全球的专业设计机构和专业设计人员发出邀请，公开征集200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设计。

征集活动得到了海内外的热烈响应。奥运会吉祥物能否从有效征集作品中产生？成为长时间萦绕在有关工作人员脑际中的问题。

2004年12月1日17时5时30分为最后截稿时刻。在此期间的近4个月时间内，负责征集工作的北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成了最繁忙的地方，咨询电话、邮寄信件、电子邮件不断从北京、从全中国直至世界各个地方涌向这里。3000多件来信和业余设计稿，不计其数的咨询电话，让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忙得不亦乐乎。按照相关规定进行资格认证后，确认有效参赛作品662件。其中，中国大陆作品611件，港澳台作品12件，国外作品39件。

征集活动吸引了中国设计师的极大创作热情。中国大陆除两个省区外均有设计机构和人员参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人员也寄来了他们的倾情之作。许多国外设计师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关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以及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设计师也送来了作品。在他们的作品中，既有公众十分熟悉的大熊猫、美猴王、藏羚羊和麋鹿等形象，也有许多表现力鲜明、风格独特的新造型。绝大多数作品既表现了中国特色，又吸收了奥运会吉祥物创作理念。

2004年12月15日，根据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设计评选规则，奥组委邀请国内外在艺术、文化领域具有杰出成就的24位专家学者，依据吉祥物设计要求，对全部有效参赛作品进行了艺术评选。当天，在北京奥组委16层会议厅里，662件作品平放在桌面上――评委要从中选出10件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连环画漫画分会常务副会长、画家庞邦本回忆说，他们当时的选择挺难的，很多自已钟情、喜爱的形象，也许会有成千上万相雷同的东西从而在未来的知识产权查重时遇到麻烦。由于吉祥物的特殊性，设计时还不得不为今后制作的材质、吉祥物动画片拍摄和广泛的市场开发工作预留空间。因此，初评时的要考虑的因素非常之多。

2004年12月17日，北京奥组委召开吉祥物推荐评选委员会工作会议。著名美术家靳尚谊、常沙娜等10名推荐评选委员会对进入推荐评选阶段的56件作品进行了审阅和评议。其中，50件作品由艺术评选委员会评选产生，6件作品由推荐评选委员会复议提名产生。在对入选作品进行充分的分析后，推荐评选委员会建议将熊猫、老虎、龙、孙悟空、拨浪鼓以及阿福6件作品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修改方向。

令修改小组举步维艰的是，每件都很难达到奥运会吉祥物的要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中国福娃浮出了水面。

尽管确定了修改方向，但能不能从这6件当中最终产生吉祥物？谁心里都没底。今年3月11日，由著名艺术家韩美林为组长的9人修改小组，集中到怀柔雁栖湖。他们的任务是拿出6件作品的修改方案。

修改小组马上进入了紧张工作。围绕着6件作品，翻来覆去地出了很多图形。500张一包的A4复印纸，一个上午就用光了。他们还翻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从不同角度对6件作品进行修改。但是，好玩的不好用，好用的又与以往雷同，怎么都觉得不合适。

当初，推荐评委会非常看好拨浪鼓。大家觉得它很能够起到营造气氛的作用，也很好玩。可是，拨浪鼓没有脚，缺乏运动的元素，在应用上有很大障碍。经过查重，还发现中国消费者协会在一次重大活动上，选用的吉祥物就是拨浪鼓。

老虎的形象不错，但作为单个吉祥物，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已经用过；熊猫是中外赞誉的一个形象，但由于用得太多，再创作的余地十分有限；孙悟空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形象，却也很难在造型上获得突破；中国龙的概念非常硬朗，但它有王权、皇族的特征，亲和力较差，在一些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不是很好。阿福大头娃由一堆圆乎乎的小泥人组成，也是没有脚，且表现的地域性概念很强。修改组还将6件作品做了组合，比如把熊猫、孙悟空和老虎放在一起，但形态和颜色搭配都不十分好看。

修改过程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专家们都感觉到，单独的一件作品不足以满足设计上要求吉祥物具有综合含义的需要。修改工作陷入了困境。国内各地方由政府支持的“申吉”活动更让修改小组成员感到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

北京奥组委的领导在此情况下，一边安慰、鼓励大家，一边提出了可以突破6件作品的框框，大胆尝试重新设计。

这一思路启发了修改组成员，他们重新看了一遍入围作品，发现一件由5个动物组成的作品，在概念上有可取之处。于是，围绕着“五”，大家展开了畅想。奥运有五环，中国有五行，世界有五洲，方位有五位，“五福临门”、“五子登科”等等，一口气说了十几个与“五”相关的讲究。

也就是在这天――2005年3月22日，五个一组的吉祥物创作思路初定下来。中国福娃有了雏形。

韩美林的画室中，几乎全是吉祥物的图形。数个吉祥物造型展开了角逐，最后，京燕超过了龙。

在短暂的欢喜过后，大家移师到位于通州区的中国美术家协会韩美林工作室。

什么形象能够入选到“五”中呢？这真是众口难调，有的要羚羊，有的要猴子，有的要四川熊猫，还有想把麋鹿、白鳍豚、龙等加入其中的。奥运会吉祥物历史上没有五个的，即使有五个也容不下人们这么多的希望。选谁更好成了一道难解的题。

韩美林回忆说：“我想，中国的大头娃娃不是挺好的么，帽子不也是挺好的？就把帽子和吉祥物联系在一起吧，这样，既可以戴老虎帽，也可以熊猫帽。后来，我们就在这方面做文章，勾了一个初稿。五个娃娃就出来了。它代表金、木、水、火、土五行，融入中国彩陶的水纹、青铜文化等，火是用了敦煌壁画的图形”。韩美林对此记忆非常深刻。他说，那天早晨他洗了个凉水澡，一天内吃了两次救心丸，就是要大干一场，拿出创意来。

那些日子，大家一会儿激烈讨论，甚至争吵；一会儿陷入沉默，伏案工作。图形的每一个部位，都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尽可能多地加入中国文化元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平面设计系副主任吴冠英说，当时四处找的资料，用普通书包装了70多包，足足塞满了一辆面包车。为找资料，十来天中他从海淀到通州就跑了50多趟。

经历三个月，画了上万张，修改了六七十次，2005年4月5日，五个造型基本定型。奥组委领导看到这个作品时说，我们见到了曙光。随着这句话，修改组成员长期悬着的心像一颗石头落了地。这是大家的功劳，这是集思广益的结果，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韩美林说，修改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如果没有662件入围作品，没有6件作品的修改经历，福娃就也很难出世。

4月29日，北京奥组委第53次执委会对吉祥物修改方案进行了审定，认为，“中国娃”（圣火、熊猫、鱼、藏羚羊、龙）的理念具有中国特色，选用一组具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形象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可以满足各界对吉祥物的期待。“五一”期间，韩美林根据执委会精神和各界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中国娃”方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考虑到龙的形象在西方存在分歧这一情况，提出了以北京传统风筝“京燕”造型代替“龙”造型的修改方案。在表现手法上，将申奥会徽毛笔的笔触和奥运会会徽中国印的风格相结合，大胆地采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手绘技法，重新勾画了五个娃娃的形象，突出了吉祥物生动活泼的性格特质，在整体形象的艺术表现方面又有了重大突破。至此，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基本形象定位基本完成。

北京奥组委的老朋友、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选择了8月18日。他深知，这是中国人认为吉祥的日子，他赶在这一天向北京奥组委发出了吉祥物确认函。

6月9日，北京奥组委第54次执委会审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吉祥物方案，给这一组吉祥物确定了一个总的名称：中国福娃。

8月17日，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工作组听取北京奥组委关于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设计工作的汇报。8月18日，协调委员会主席维尔布鲁根先生来函确认，国际奥委会同意北京奥运会吉祥物设计方案。至此，吉祥物设计方案有了正式“户口”。

因为吉祥物是奥运会的核心形象，也是一届奥运会形象景观元素当中的核心元素，还是具有巨大商业开发价值的形象。所以必须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工作。这种保护除了在国内完成，还要在国际奥委会的协助下，在海外尤其是几个主要国家一一进行注册登记和实施法律保护措施。在前期的审定过程当中，北京奥组委进行了大量的工商登记和法律查询工作。这项工作在10月底顺利完成了。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有创新，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并成为孩子们的好朋友。

在吉祥物整个创作修改过程中，北京奥组委并不是闭门造车。为了解少年儿童对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候选方案的认知度和喜爱程度，4月22日，北京奥组委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北京育才小学49名小学三年级学生和北京幸福时光幼儿园22名幼儿园中大班小朋友进行了访问和测试。结果显示，98％的儿童认为5个娃娃非常可爱，认为它们是好朋友或一家人。不少儿童甚至给他们起了名字，有的当即询问“哪里可以买到他们？”

几天后，北京奥组委又组织召开吉祥物评议工作会议，邀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市人大、市政协、民主党派人士、奥运研究专家以及运动员代表、设计界代表等各界人士，对吉祥物候选作品进行评议。评议代表对吉祥物设计征集的组织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组织严密，操作合理，保密的同时注重听取各方意见。

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对吉祥物候选方案予以肯定，认为该组作品创意新颖、构思巧妙、造型生动、与众不同，选择一组形象而非单一形象作为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思路，满足了各界人士对北京奥运会的期待；候选方案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在创意和造型上比较完整，体现了中国风、民族情、现代感，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较往届奥运会有一定突破。

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实现了奥运会吉祥物设计的突破，也获得了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北京奥组委一位负责人认为，与历届奥运会吉祥物相比，中国福娃有几点创新和突破。首先，在设计思路上，第一次把动物和人完美地结合起来。中国福娃第一次把人本身和动物结合起来，强调人文奥运的理念，突出以人为本。

其次，在设计理念上第一次把奥运的元素直接融入吉祥物身上。因为每届奥运吉祥物都要展现奥林匹克精神，而我们直接把奥运元素引用了，比如火娃，来源于奥运圣火。

第三个突破是在吉祥物设计应用上，突出了延展使用上的个性化。吉祥物由两部分组成，头饰和身体，是一个完整的形象，但是头饰部分完全可以拿下来，单独开发生产。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小孩都可以把自己喜欢的“帽子”戴在头上，把自己装扮成吉祥物。这种应用是过去没有的，人与吉祥物的互动性增强了。

古代奥运会兴衰------古代奥运会是古希腊人为万神之主宙斯举办的一种宗教与体育竞技相结合的庆典活动，由于其发祥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故称“奥林匹亚竞技会”。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开始正式算起，到公元394年停止，历时1170年。古代奥运会每四年举行一次，这一周期被称为"奥林匹亚德"。按此周期算，共举办了293届，但实际上召开的次数要少得多。不过，古代奥运会有规定，一个奥林匹亚德为一届，不管举行与否次数照算。

古代奥运会就其发展规律而言，必然有一个由简单到成熟的过程。因此，很有必要将其早期与繁荣时期的差别做一些比较。

从竞赛项目来看，最初“只有一项竞赛，在圣园东边克尼翁山脚下，跑道长度为

19227米。从第14届（公元前724年）起，增设场地往返跑，即比原来的长度增加了一倍。第15届（公元前720年）设长跑和耐力赛跑（场地24个往返跑）。第18届（公元前708年）第一次举行五项竞技和角力。此后，拳击、驷马双轮战车赛、拳击与角力结合的竞技（又称混斗）、骑术、青年赛跑和角力、武装赛跑等项目逐步增设。随着古希腊文化艺术的繁荣，又出现艺术竞赛项目（从公元前444年的第84届开始），“这项别具风格的竞赛项目在后来近千年的历届奥运会上都不普消失过，它一直是很受欢迎的，这为古奥运会增色不少。有许多著名学者、历史家、诗人、戏剧家和艺术家被吸引到了奥运会上来。被人们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在赛会上朗诵过他的‘历史’中的一个片断，歌颂了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表现的英雄气概，受到奥运会的嘉奖。”从竞赛的日程和参加的城邦来看，最初的奥运会只是一个地方性的运动会，参加者仅限于伊利斯城邦的公民，不仅竞技项目只有一个，竞技日程也只有一天。到第12届（公元前732年）时，科林斯、斯巴达、雅典、叙拉古等城邦开始参赛。从第30届（公元前660年）开始，整个希腊大陆的城邦都有资格参加，参赛者必须是经审查合格的居民。从第37届（公元前632年）起，竞技会从原先的1天延长到3天。从第40届（公元前620年）开始，希腊殖民地的居民也允许参加比赛。这样，古代奥运会就发展成整个泛希腊的有影响的体育盛会。到第77届（公元前472年），竞技会又延长为5天，其竞赛日程是：第1天是开幕式（纪念宙斯的仪式）和赛跑，第二天是赛马、赛车以及五项全能的三项比赛；第三天是祭神庆典活动和少年项目的三个竞赛；第四天是五项全能的剩余两项、以及拳击、角力和混斗等项目；第五天是部分比赛项目以及闭幕式。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古代奥运会繁荣时期的竞赛日程为7天从地点和设施来看，奥林匹亚最初只是一个宗教祭祀圣地，它从未发展成为一个单独的部落，也并非一个城镇之名。由于它是古希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因而才被古希腊人视为诸神经常出没和聚会的地方，并把这个地方叫做阿尔蒂亚斯神域。最初，神域的庙区并不大，长只有二百米，宽也只有一百七十五米，整个庙区最初只用篱笆围着。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庙区才建有赫拉的神庙。至于赫拉的丈夫、众神之首的宙斯，则长期无庙堂，只有一个露天的大祭坛。直到希波战争胜利后，即公元前460年，人们才在赫拉神庙的南面建起奥林匹亚最大的建筑物——宙斯神庙，众所周知，这个神庙有古代七大奇观之一的、高达15米的宙斯神像，是著名雕刻家菲迪亚斯的作品。此外，人们还在这里建有宝库、宾馆、训练馆以及其它附属设施。竞技场最初也很简陋，竞赛是在草地上进行的，观众也是站在周围的坡上观看的。随着竞技运动的传统化与正规化，古希腊人把草地改造成东西长2125米、南北宽为285米的长方形场地。同时在场地的四周依天然慢坡修成可容纳45万余名观众的看台。

运动员和裁判员在早期与繁荣时期也有明显的不同。

从运动员来看，最初基本上是“实权人物”，即贵族，公元前500—公元前440年间，运动员才平民化和“典范化”在年龄上，最初是成人参赛，从37届（公元前632年）开始，“首次设立少年场地跑、摔跤比赛项目，参加少年比赛项目的选手年龄限定为17-20岁。”在服饰上，最初的运动员在腰上束一种叫“兜档布”的东西。从第15届（公元前724年）奥运会起，开始裸体竞赛，其原因据说在这届运动会上，麦加拉城邦运动员奥尔西波斯在赛跑时不慎把束在腰上的“兜档布”给散落了，但他仍坚持比赛。裸体的奥尔西波斯使观众耳目一新，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了肌肉的健美，感到男性特有的魅力，觉得裸体竞技更能体现运动员形体的健美和姿态的动人。从此，运动员开始裸体竞赛，直到古代奥运会行将结束时。现代学者认为，裸体竞技除偶然事件传说外，还应有宗教因素、性意识、同性恋、英雄崇拜以及平等精神等。总之，赤身裸体竞技是古希腊体育的一大特色，由于运动员全身都涂擦上橄榄油，不仅使皮肤富有光泽，同时在比赛时能显示出力与美。因而希腊人对此不仅没有羞耻感，反而有艺术美感。当然，有些项目如赛马、武装赛跑等，并不是非赤身裸体不可。在奖励方面，第1届至第6届的优胜者获1只羊或其它实物，从第7届（公元前752年）开始，优胜者获得用橄榄枝编织的花冠。橄榄在古希腊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与希腊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同时它是雅典娜女神赐给人类的，是和平与幸福的象征，因而古希腊人把橄榄冠视为最神圣的奖品，能获得它是最高的荣誉。制作橄榄冠的橄榄枝是由一个纯希腊血统、从未犯过错误、父母都健在的英俊少年用金刀从宙斯神庙后的小橄榄林里割来的。这种奖品虽然不能给获奖者带来物质利益，但能给他带来很大的荣誉。当然，这种奖品也使周边古国的人很难理解。据说，当波斯人得知奥运会优胜者的奖品不是金钱，而是一顶橄榄冠时，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哎呀，……我们前来对之作战的是怎样的一些人啊，他们相互竞赛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金钱啊！”

从裁判来看，“在最初的200年中，裁判员只有一人，由埃利斯最负盛名的俄克叙卢斯家族的人担任。公元前580年，改为埃利斯各族人公选两名裁判。到第75届时，增为9人，3人负责车马赛，3人负责五项竞技，3人负责其他比赛，并选出一名裁判长。以后裁判人数时有增减，到公元前348年的第108届奥运会上才正式确定为10人。”

裁判官负责宣布"神圣休战令"，审查运动员资格，执行赛场纪律。所有人对裁判都十分尊重，运动员必须无条件服从裁判。在行使职权时，裁判官手持法鞭，可随时鞭打破坏规定的人，也可以对违反规则的选手进行罚款，甚至除名。裁判员不仅是赛场的执法者，也是整个大会的组织者。在奥运会期间，只有裁判才可以享用一种石制的专门座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