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的特征

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一、 纺织品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3]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图4）。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5）。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获得文物约400件。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6）。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7，插图8）。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9）。[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12]

二、 金银器等

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在一个漆盒里残存着26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11）。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12）。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1]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 艺术形象

中国古代神话中月宫女神：嫦娥

中国古代神话中水神：共工 （洪水之神）

中国古代神话中旱神：女魃 （或者称旱魃）

中国古代神话中，发明火的神（人）是：燧人氏（三皇之首）

古代希腊神话中，太阳神是：阿波罗 （Apollo）

古代希腊神话中，月亮神是：阿耳忒弥斯 （Artemis）

古代希腊神话中，海神是：波塞冬 （Poseidon）

古代希腊神话中，智慧女神是：雅典娜 （Athēna）

古代希腊神话中，宇宙之神是：卡俄斯（Khaos）是混沌之神，而埃忒耳 （Aithēr）是太空之神，代表天堂，个人认为卡俄斯更适合些。

古代希腊神话中，万能之神是：据我所知，在希腊神话中并不存在所谓的万能之神，每个神袛都有其所司。

古代希腊神话中，能工匠巧是：赫菲斯托斯（Hēphaistos），是众神的铁匠。

　　。。。这话说的够大的，随便给你发点亚历山大的你研究吧

　　可惜这里限制字数没法给你多的,想继续研究自己上网搜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吧

　　亚历山大远征

　　阿里安（FLAVUS ARRIANUS）

　　阿里安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他是希腊人，约于公元96年出生于尼考米地亚。因此，当哈德良、安敦尼·庇护和马可·奥理略 [ 译者注：他们都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当时希腊已经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 在位时，正是他在世的时期。哈德良曾委任他为卡帕多西亚总督（公元131-137）。对一个希腊人来说，这个职位已是最高的荣誉。147年他在雅典当执政官。阿里安大约死于180年。由于曾在部队服役过，所以他写这部远征记的时候还是一位行家。作为艾皮克提塔斯 [ 译者注：（约公元55-135），雅典斯多噶（禁欲主义）学派的哲学家 ] 的学生，他曾把老师的讲话记录下来编写成书，即《师门述闻》。在他的老师的学说方面，他算是一位重要权威。

　　他写的这部亚历山大历史的价值取决于当时的官方史料是否准确。而官方史料是否准确这个问题却是无法解决的（正象W·W·塔恩在《剑桥古代史》卷六中指出的那样）。因为阿里安并不隐瞒他写的这部书是以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作为主要的依据。关于前者，他还曾天真的说出他的看法，认为托勒密作为国王不至于说谎；甚至还说，托勒密写书时亚历山大已经死去，他再吹拍谄媚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阿里安这个看法只能说明他尊敬帝王，也许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同时也说明他缺乏批判精神。亚历山大死后，托勒密把他自己在远征中扮演的角色加以美化，满可以从中得到很大的好处。马哈菲在他的《希腊生活和思想》第205页上说：“在托勒密的记述中……很明显，他对自己的成就毫不挑剔，也毫不遗漏。”在同页的脚注中还补充说：“作为一位作家，托勒密（苏特）的命运是稀奇古怪的。一方面有阿里安夸奖他的《亚历山大回忆录》是一部最严肃、最真实的著作；另一方面，有人杜撰了一些故事，冒用卡利西尼斯 [ 译者注：亚历山大的随军御史，朝廷大事和远征情况都由他编写。 ] 的名义发表，后来在书前还加上托勒密的名字。而且，在C·米勒所著《伪卡利西尼斯考》一书的序言第27页上，还有一位中世纪的读者写的一首讽刺短诗，描绘托勒密的无知和欺诈。”

　　托勒密究竟是不是一只寻觅狮子吃剩的残肉碎骨以果腹的豺狼，我们可以先不去管它，也可以认为中世纪那些讽刺短诗不足为凭；但问题并非就此结束。假如说托勒密所记述的亚历山大的进军和胜利应是准确的官方史书的话，那么，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是否仍然是准确的呢？而阿里安写的历史显然是以托勒密作为主要的根据。

　　读者对这个问题将有机会得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在阿里安的著作中，读者可以读到他那些小小的自我流露和他自己发表的意见。当他感到义不容辞时，他能毫无顾忌地对亚历山大本人进行严厉的批评，这是值得赞扬的。在军事方面，虽然他有些专长，而且把亚历山大惯常的军事调度写得很清楚，但一出现不平常的情况，他写的东西就有些含糊不清。一般说来，他写的历史还是读得下去的，只是有些单调沉闷。但当他根据两种或更多的史料编写时，往往不能把它们很好地揉合在一起。当然，这是古代史作家的通病。

　　他对亚历山大一生中那些浪漫主义色彩的东西，大部分都清醒地避开了。考虑到这么伟大的军事业绩只有少得可怜的文献记录时，他这样做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亚历山大的部队、战术和阿里安的术语

　　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亚历山大的战术属于最简单的一类，但颇有效力，特别在对付“土著”部队时。他的兵力重心是“方阵”，右翼是装备最重的骑兵精锐，左翼是其他骑兵。在右翼外侧（也许在左翼外侧）是弓箭手和其他轻装部队。全部兵力的实际运用因地形不同而各异。但在一般的地形上，亚历山大通常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时，左翼开始时只是坚守阵地，中央作为右翼的坚强枢纽，右翼则冲击敌人的左翼（或叫“盾牌一边”），甚至常把敌人赶到中央受方阵长矛杀伤，或赶到左翼受到骑兵长枪的冲刺。阵线中央的方阵对付敌人主力，但一般不前进太远，除非右翼惯常的迂回受阻或发生异常情况。

　　但阿里安对亚历山大的部队和战术的描述并不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他确实也不是在同样情况下用同样的术语。他常用的专门术语，按顺序说就是 ， 和 。原义应该是部队一部，即持长矛的步兵，但有时他又用以代表全军。 的下属建制就是 ，这个字有时用作专门术语，有时则不然。这些 可能是按部队招来的不同地区组织的。 这个字特别麻烦。它显然常常没有什么特定的意义。在上边引用的复合字里，它的意思就象我国“本土部队”，指部队人员互相都认识，都是同伴或同乡。但这种部队当中有一部分（实际上都是由真正马其顿出生的人组成的部队）配属亚历山大本人，作为他的近卫队的一部分。阿里安用“伙友”这个字眼时是否想让我们理解为“（亚历山大的）伙友”，这一点还搞不清楚。但他用 这个字又作为一种头街，就象他用 或 似的，意即“国王扈从”，也许是“（马其顿）贵族子弟”。除 这个字根外，不论 或 ，都有 ，这个名词一般指的是轻装（护身装备较轻的）部队，也指某种附属部队（以其特殊名称表示），但也包括 或雇佣兵，即由塞萨利、包欧提亚等地的人组成的部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阿格瑞安人组成的部队，他们是了不起的山地战和前哨战的能手。

　　现在我们谈谈一种规模很大的部队，也涉及 。这种部队组成亚历山大的卫队和实际上的近卫人员。最近身的可能是“扈从”，这些人也形成他的幕僚。再就是精选的 ，再就是（从广义上来说还有 ） ，叫作 ，也许和 相同。但这支叫作“近卫”和“卫队”的大部队，并不只是保卫他们那位英勇的、甚至是鲁莽的领袖，而宁可说是形成一支特殊的突击队，极其机动灵活，随时准备突然急行军或去完成危险的突击任务。

　　军队的调度是这样。方阵即使不是永远成方形，至少也是成长方形的。在下图中可以看到这几个专门名词：

　　方阵并不是象历史家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僵化的队形。它可以象上图所示的那样拉长（ 就是这个意思），成为长方形，也就是形成摆好的阵势；也可以收缩（ ），以便突破敌阵。

　　但是，如果估计敌人要包抄，方阵就可以拉得很长（就象在高伽米拉战役中那样）。中央可以向前突出，从而形成两个正面（左右两个斜面）。如果方阵本身准备包抄敌人，则中央又可成凹形。方阵有时还可以成楔形或箭头形， ，但必须记住，不能成封闭的楔形。最紧密的队形是 ，“盾牌挨盾牌”。

　　侯加斯博士在他的《腓力和亚历山大》一书中对马其顿部队有一段有价值的描述，对他较早出的一本小册子里的说法作了些修改。

　　本社所组译出版的 Aenaeas Tacticus 等书可能提供一些帮助。但参考时要谨慎。这些书并不能确切地代表我们的时代。

　　地理注释

　　在任何一本严肃认真的地图上，亚历山大远征路线的大部分都能找出来。至于他为什么选择这些路线则并不总是容易理解的。

　　奥瑞尔·斯太因爵士在《地理杂志》1927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号上发表的文章和所著《亚历山大向印度河进军的路线》一书（1929年麦克米兰版）中，都说他发现了阿尔诺斯山的确切地点。这件事近来引起了他很大的兴趣。他说这座山在皮尔萨尔（Pir-s'ar）山脉上，在印度河的一个河湾内，河道西边（即右岸），在干南加尔正北，卡克达拉东北。

　　这条山脉很符合阿里安描述的情形，只是（对一个没见过实况的读者说来）那地方似乎养活不了象阿里安所说的那么多人口。

　　更严重的问题是，阿里安的描述是否准确。我们一直感到亚历山大沿印度河向上游走这么远似无必要。倒是有人怀疑他往北走可能是为了寻找某个山谷或关口，但未能找到，反而被某一好战部族拦住。他们守住自己的卫城，亚历山大费了事先没有估计到的很长时间才把他们轰跑，后来他又回到南边。于是他那些耍笔杆子的追随者们就不得不为他的部队转变方向和受到阻拦的情形找借口，因此就为亚历山大攻击这个特殊的山杜撰了许多特殊的理由。

　　我们也许只能这样说：假如阿里安所说的情况是准确的话，那么奥瑞尔·斯太因爵士指出的这个地址几乎就可以完全肯定是没有错的。

　　前言

　　托勒密（拉加斯之子）和阿瑞斯托布拉斯（阿瑞斯托布拉斯之子）都曾撰写过亚历山大 [ 译者注：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年）336年继位，334年出征波斯帝国，沿地中海东岸南下，直抵埃及（当时这一带皆属波斯），331年回兵小亚细亚，东征波斯本土，直至印度西北部（相当于今日巴基斯坦全境）。回兵途中，于323年病死巴比伦 ] （腓力 [ 译者注：腓力二世（公元前382－336年）359年即马其顿王位。随即平定内乱，扩充军备、开拓疆土，势力遍及全希腊。后为全希腊统帅，准备远征波斯。出征前夕，于336年遇刺身死。遗志由其子亚历山大完成。 ] 之子）的历史。他们二人所叙述一致的事迹，我都作为相当准确的材料记载在我这本书里；不一致的地方，我就选用我认为比较接近事实，比较有记述价值的东西。关于亚历山大的事迹，别的人也有许多撰述。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物象他那样有这么多历史家进行记述，所记内容又这么不一致。我认为托勒密和阿瑞斯托布拉斯二人的记述较为可靠。因为阿瑞斯托布拉斯曾随国王亚历山大转战各地，托勒密则不但有同样经历，而且他本人也是个国王 [ 译者注：托勒密系亚历山大名将之一，曾随亚历山大度过整个远征过程。亚历山大死后，埃及地区即由托勒密统治，后即称埃及王。 ] 。对他来说，撒谎比别人更不光采。此外，他们二人撰写亚历山大历史的时候，既然他已经死了，就再不可能有什么力量强制他们说假话，而他们自己也不会因为说假话得到什么好处。至于别人撰述中那些我认为值得记下而且并非完全不可靠的材料，我也采用了，作为流传下来的关于亚历山大的史料的一部分。如果有人奇怪：觉得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撰写亚历山大的历史，怎么我还会想到要写这一部呢？那就请他暂时按捺一下，先把他们的著作加以研究，对我这本书也有了认识之后再说。

　　一

　　据记载，腓力死时，在雅典正值皮索德马斯执政。腓力的儿子、当时约二十岁的亚历山大继位。亚历山大即位后，随即来到伯罗奔尼撒地区，把当地希腊首要人物召集起来，要他们在出征波斯时服从他的领导——这一点他们早就答应过腓力了。大家都同意。只有拉斯地蒙人说，他们国家的习惯不允许他们服从别人，他们的习惯是领导别人。雅典也有些搞叛乱的迹象。但亚历山大带兵一到，他们就都垮台了，还答应给他比原先给予腓力的更加崇高的地位。然后亚历山大就回到马其顿，开始了远征亚洲的准备工作。

　　春天，他朝色雷斯方向进军，要去特利巴利人和伊利瑞亚人那里，因为听说他们有些搞叛乱的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常在他的边界上行军。他认为，当他离开本国进行远征时，把他们留在背后很不妥当，只有先把他们彻底降服才行。他从安菲坡利斯出发侵入色雷斯（即独立的色雷斯人的国土）。进军中，菲利比和欧布拉斯山在他的左边。据历史家记载，他随后就渡过尼萨斯河，十天之后到达希马斯山。部队到达进山的隘路时，发现很多武装的商人和独立的色雷斯人占领了希马斯山上的制高点，并且全都作好准备，要阻挡远征军前进，而这个制高点又是远征必经之处。他们集中了车辆，推倒在阵前，打算在受到攻击时就用这些车辆作屏障据以防守；他们的计谋的另一部分是，当马其顿方阵部队爬到山坡上最陡处时，就把车辆滚下去。他们认为方阵越密集，翻滚下山的车辆的猛力冲撞就越容易把它冲散。

　　不过，亚历山大也在考虑怎样才能最安全地通过山脊。他认识到，既然并无其他道路可走，这个险是非冒不可了。于是就下令全军：不论什么时候那些车辆从山坡上向他们冲下来，凡是当时在平地上的部队都可以改变队形，向左右分开，给车辆让开一条路；凡是在狭谷中被冲的，都要把队伍集结紧密；那些实际上已经受冲倒地的，就要把盾牌紧紧地互相连接起来，这样，那些由于加速下冲而估计要从他们身上砸过去的车辆就不致造成伤害。事情果如亚历山大所料的那样发生了；部队也都接他的命令执行了。结果，一部分人把方阵分开了，没受到冲撞；而那些从另一部分人的盾牌上滚过去的车辆也都为害不大，并无一人死于车下。马其顿人发现这些极其可怕的滚车无能为害时，都兴高采烈、勇气倍增，大声呼喊着向色雷斯人冲上去。亚历山大把弓箭手从右翼调到另一方阵前边——这边用箭更为得力。只要色雷斯人出击，就从这边射他们。他亲自率领突击队、步卫队和由阿格瑞安人组成的部队 [ 译者注：以下简称“阿格瑞安部队”，是由山地人组成的轻装部队，善于进行突击战、前哨战。亚历山大打仗时，常常把他们带在身边。是一支十分得力的部队。 ] 到左翼；有弓箭手射住阵脚，色雷斯人不能前进一步；因而方阵得以逼近敌阵，没经过严重困难就把那些轻装的、武器不良的高原人从他们的阵地上赶跑了。事实上，没等亚历山大从左翼率部队打来，他们就慌忙扔掉武器，狼狈地逃下山去。有一千五百人被消灭；生擒极少，因为他们地形熟、跑得快。不过，跟他们来的妇女和小孩，连同行李等物，都被俘获。

　　二

　　亚历山大指定利散尼亚斯和菲罗塔斯负责把战利品送回后方沿海备城镇。然后他自己率领部队越过山脊，穿过希马斯山地向特利巴利人进军，中途到达莱金纳斯河。以路程计，到希马斯山之后，再行军三天就可到伊斯特河 [ 译者注：即今多瑙河。 ] 。特利巴利国王塞马斯早已获悉亚历山大进军的消息，事先已把妇孺送到伊斯特河，并命令她们渡到河心一个叫庇斯的岛上。与特利巴利相邻的色雷斯人在亚历山大来到时，也纷纷逃到这个岛上。塞马斯和他的随从也来了。但后来特利巴利人又成群地逃回一天前亚历山大经过的那条河那里。

　　听到他们移动的消息之后，亚历山大就回兵追击这些特利巴利人，发现他们已经在扎营。这批人，既然已经被追上，就只好在河边的峡谷附近把阵势摆开。亚历山大把方阵变成纵深队形，亲自率领跟他们对阵；命令弓箭手和使用投石器的人先去进行前哨接触，向这些部落兵射箭投石，看是否能把他们从峡谷中引诱到开阔地上来。当他们进入射程向这些特利巴利人箭石齐发时，这些部落兵知道弓箭手身边无利器，于是就冲上来跟他们肉搏。但是，亚历山大既然已经把他们从峡谷里引了出来，就命令菲罗塔斯率领马其顿骑兵打击他们冲到最前边来的右翼；命令希拉克雷狄斯和索波利斯率领由博提亚和安菲坡利斯来的骑兵打击其左翼；他亲自率领步兵方阵以及已调到方阵前边的其余的骑兵，攻打敌人的中央。两军在远距离对战时，特利巴利人还能坚守。但当方阵以密集队形向他们勇猛冲杀，骑兵也不再射箭，而是真的用战马冲他们，这里一冲，那里一撞，到处都猛冲乱撞的时候，敌人招架不住，掉头就跑，穿过峡谷奔往河边去了。在溃逃中有三千人被打死，活捉的只有少许，这是因为河边树林茂密，夜幕又已降临，马其顿人不能穷追的缘故。据托勒密记述，马其顿方面只有十一名骑兵和四十来名步兵阵亡。

　　三

　　这次战役之后又过了三天，亚历山大就进抵伊斯特河。

　　这是欧洲最大的一条河，流域极为广阔，并形成抵御各好战部族的屏障。这些部族中最多的是凯尔特人，最远的是夸地族和马科曼尼族。伊斯特河发源于凯尔特地区，然后流经索罗马太族的一支亚组芝族地区自称长生不死的革太族地区和索罗马太族大部地区，最后经西徐亚族 [ 译者注：公元前七至三世纪希腊人对黑海沿岸各族的总称。 ] 地区分五支入黑海。亚历山大抵河口时发现有从拜占庭 [ 译者注：即今伊斯坦布尔（Istanbul），先此名为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 出发经黑海开来的战船参加他的远征。他就用这些战船载上他的弓箭手和重骑兵朝特利巴利人和色雷斯人避难的那个岛驶去，力图强攻登陆。但是，只要船一靠岸，这些部族就从高处冲到水边。由于战船很少，所载部队也有限，而且岛岸大多陡峭难登，岛边水道又极狭窄，水流自然湍急，不易对付。

　　因此，亚历山大把部队撤走，并决定渡过伊斯特河攻击定居在对岸的革太族。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看见革太族有一支很大的部队集结在对岸（大约有四千骑兵和一万多步兵），如果亚历山大过河，他们就要把他打退；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非到对岸去不可。于是他亲自过问船队的事，叫人把兽皮做的帐篷顶装上干草做成皮筏，还尽可能从乡间搜罗了许多小船（独木舟，乡间到处都有，因为两岸居民都用这种船捕鱼，或结伙到上游去征讨，甚至更多的是为了偷盗），他就利用这些工具把尽可能多的部队渡过河去。跟他过河的大约有一千五百骑兵和四千步兵。

　　四

　　渡河是在夜间，在对岸有长得很高的麦子的地方进行的；部队紧靠河岸行进，麦田形成很好的遮蔽。快天亮时，亚历山大带领部队通过麦田，命令步兵斜持长矛把麦子按倒，这样把部队带到未耕种过的空地上。方阵在麦田里通过的时候，骑兵在后面跟随。一出麦田，亚历山大就亲自把骑兵由后边带到右翼；命令尼卡诺把方阵变成长方形 [ 罗布出版社编者注：在开阔地各部队都自成方形，整个方阵却成长方形前进，横宽纵浅。参见导言。 ] 带上来。革太人甚至连骑兵的第一次冲锋都抵挡不住。亚历山大如此大胆的突然袭击弄得他们异常震惊。他们万没想到，在一夜之间，甚至连桥都不用搭，他就渡过了最大的河流伊斯特河；而且方阵坚强可怕，骑兵冲杀凶猛。敌人先是逃到距伊斯特河约一帕拉桑 [ 译者注：古波斯的长度名（约三英里余）。 ] 的城市里躲避。后来看见亚历山大把他的方阵沿河带过来了，骑兵在前，步兵在后，以致革太人无法对步兵进行任何伏击，而城防工事又很弱，于是他们就又把城市放弃了。逃走时，尽所有马匹所能驮载，把妇孺驮在马屁股上，离开这条河到遥远的荒凉的地方去了。亚历山大占领了城市，夺取了革太人未能带走的一切。他命令迈立杰和菲利普把这些俘获送到后方，把全城夷为平地，然后在伊斯特河边向保护神宙斯 [ 译者注：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之首。主司雷电天上一切大事；又为人类之王，左右人间一切祸福。各地多修庙供奉，遇大事则随时随地献祭。人们为满足各种愿望，还献给他各种头衔如大王、保护神、甚至圈地之神等等。 ] 、赫丘力士 [ 译者注：赫丘力士，或译赫拉克勒斯，据传他原来是人，是最著名的英雄，后被神化，传系宙斯之子，力大无穷。地中海沿岸诸国都各有自己赫丘力士，修庙供奉者颇多。 ] 和允许他渡河的伊斯特河神献祭。天亮以后，就率领全军安然无恙地返回营地。

　　就在这时，伊斯特河沿岸其他自治部族派大员前来谒见亚历山大；特利巴利国王西马斯以及定居在爱奥尼亚海湾地区的凯尔特人也都有特使到来。凯尔特人傲慢自大，但都表示了要和亚历山大修好的愿望。于是他和他们之间互相都作了适当的保证。他问凯尔特人，人间一切，他们最怕的是什么；心想他自己的伟大名声必然早已传到遥远的凯尔特人那里，甚至更远的地方了，希望他们承认他们最伯的就是他自己，再没什么别的了。但是，他们的回答却出乎他的所料，他们说他们最怕的就是天塌下来砸他们。这是因为他们居住在离亚历山大十分遥远的苦地方，而且也看得出他的侵略矛头明明指向别处。亚历山大宣布他们是他的朋友，跟他们结了盟，送他们回到家园，还漫不经心的说：“这些凯尔特人，真会吹牛！”

　　五

　　然后他就向阿格瑞安人和培欧尼亚人所住地区前进。

　　忽然接到消息说克雷塔斯（巴狄利斯之子）造反了；还说陶兰提亚国王格劳西亚斯也参加了叛乱。送信来的人还告诉他说，奥塔瑞亚特人正打算趁他行军之际进行袭击。由于这些原因，经考虑认为以尽速转移为上策。人们知道，阿格瑞安国王兰加罗斯甚至在腓力还活着的时候就曾向亚历山大表示过好感，还曾亲自派使节晋谒亚历山大；这时，他正在亚历山大近卫队（亚历山大最精锐的装备最好的部队）中作侍从。当他听说亚历山大正在打听这些奥塔瑞亚特人是些什么人、数目有多少时，他告诉亚历山大不要担心，说他们是那一带各部族中最不能打仗的。他愿意亲自前往讨伐，让他们自顾不暇。亚历山大同意后，他就领兵侵入他们的国土，所到之处大肆破坏。

　　这样，奥塔瑞亚特人果然自顾不暇了。兰加罗斯得到亚历山大授予的很高的荣誉和马其顿朝廷认为最高的奖赏。此外，亚历山大还允许他回到培拉 [ 译者注：马其顿首都（腓力二世赫亚历山大时期）。 ] 时，把他自己的妹妹苏娜嫁给他。

　　不过，兰加罗斯回到基地之后就得病死去。亚历山大沿埃瑞贡河向坡利亚进军。这个城市在这一带是最牢固的，因此已被克雷塔斯占据。亚历山大到达后就在奥代卡斯河边宿营，决定第二天攻城。不过克雷塔斯的部队已据守城外四周的高地，不但居高临下，而且林木茂密。如果马其顿人发动进攻，他们可以从四面八方进行阻击。当时陶兰提亚国王格劳西亚斯还没到达。亚历山大发动了进攻。于是敌方杀死童男童女各三人及黑羊三只祭神，然后冲下山来阻击马其顿右翼。但当希腊人逼近时，他们就放弃了原来据守的牢固的阵地逃跑了。刚才杀的人和牲口还躺在原处。

　　那天，亚历山大把他们赶进城里，自己则靠近城墙扎营，准备整修壁垒进行围困。但第二天陶兰提亚国玉率领大军出现了，因此亚历山大放弃了用当时有限的兵力夺城的计划。因为城里早有许多勇武的战士埋伏，如果他攻城，格劳西亚斯的强大部队也会向他扑来。所以他就派菲罗塔斯以必要的骑兵为掩护，带领所有辎重牲口由营地出发去征集草料。格劳西亚斯得知菲罗塔斯的动向之后，就领兵向他的人马冲来，并把菲罗塔斯计划取得草料的那片平原四周的高地占领了。有人向亚历山大汇报说黑夜到来时，那些骑兵和辎重牲口都将遇到很大危险。于是亚历山大立即率领他的近卫队、弓箭手、阿格瑞安部队和四百名骑兵全速前往营救；其余部队留在城边，因为如果把全部兵力都撤走，恐怕城里的敌人会冲出来和格劳西亚斯的部队会合。格劳西亚斯看见亚历山大来了，就放弃了那些高地，于是菲罗塔斯就率领他的运输队安全返回营地。即使如此，克雷塔斯和格劳西亚斯所率部队看起来仍然把亚历山大置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据守的是居高临下的高地，又有那么多的骑兵、标枪手、使用投石器的人以及相当多的重骑兵，而且城里的兵力也准备等亚历山大一撤退，就立即追击。而亚历山大必须路过的地方既狭窄又多沼泽，一边有河水阻挡，另一边是一座大山，山旁又都是起伏的丘陵。因此，部队只能成四路纵队通过。

　　十

土神，没听说过 水神共工 共工 中国上古传说中人物。据说共工氏姓姜，是炎帝的后代。共工氏是神农氏以后，又一个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他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关于他的传说，几乎全与水有关，最有名的故事是：共工怒触不周山。一说共工部落活动区域在今河南辉县。 http://baikebaiducom/view/39706html 火神祝融 祝融 又 名: 祝和 祝诵 性 别: 男 生平简介 祝融，名重黎（简称黎），又称祝诵，祝和。相传帝喾高辛氏时，他在有熊氏之墟（今新郑）担任火正之官，能昭显天地之光明，生柔五谷材木，为民造福。帝喾命曰祝融，后世尊为火神。 祝融传说中的古帝，以火施化，号赤帝，后人尊为火神。 有人说祝融是古时三皇五帝三皇之一。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95htm 风神禺疆：“禺疆”为传说中的海神、风神和瘟神，也作“禺强”、“禺京”，是黄帝之孙。海神禺疆统治北海，身体象鱼，但是有人的手足，乘坐双头龙；风神禺疆据说字“玄冥”，是颛顼的大臣，形象为人面鸟身、两耳各悬一条青蛇，脚踏两条青蛇，支配北方。据说禺疆的风能够传播瘟疫，如果遇上它刮起的西北风，将会受伤，所以西北风也被古人称为“厉风”。 一说龙雀是风神，即飞廉。 雷神 我国古代神话里的雷神不止一个，最有名的一个，出自《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鼓其腹则雷。”据《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姜源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约期而生子。”说的便是它了。姜源生下的孩子取名为后稷，被认为是周民族的始祖，描写这段故事的诗歌《生民》也被收入了《诗经》之中。又传说华胥氏也有过类似经历而生伏羲，于是后来也有人把伏羲和后稷混为一谈。 还有一个叫做夔，住在东海流波山上，像只没有角的牛，苍灰色，只有一只脚，能够自由出入海水之中。每进出时必有大风雨，同时吼声如雷。黄帝与蚩尤大战时，士兵被蚩尤找来的各路山精水怪所迷惑，黄帝决定用些特别的材料来做面鼓，激励士气。于是上面这两位就倒了大霉，前者被抽了骨头做鼓槌，后者被剥了皮蒙成鼓。 黄帝还有个搞医疗的臣子名叫雷公，其事迹已不可考，只知他曾派使者采药，使者迷路而化做啄木鸟，或者后世雷公总是一副鸟脸的出处就在这里了。以龙身的形象而论，游戏里的雷神当以雷泽的那个可能性居多。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七贤构成 希腊七贤又称“古希腊七贤”，是指古希腊人所说的七个最有智慧的人。 版本一：普林纳（小亚细亚）的拜阿斯(Biass，也译为毕阿斯)，斯巴达的开伦(Chilon，也译为奇伦)，林都斯（罗得岛）的克利奥布拉斯(Kleoboulos，也译为克莱俄布卢)，科林斯的拍立安得(Periandros，也译为佩里安德)，密提利那（列斯保岛）的庇达卡斯(Pittakos，也译为庇塔库斯)，雅典的梭伦和米利都的泰勒斯。 此版本流传较广，此词条采用此说。 版本二：泰勒斯、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毕达格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 梭伦 梭伦（Solon,前638年 - 前559年），生于雅典，出身于没落的贵族，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是古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他在诗歌方面也有成就，诗作主要是赞颂雅典城邦及法律的。 泰勒斯 泰勒斯(Thales,公元前625年～公元前547年，此指泰勒斯的鼎盛年，下同)是古希腊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约公元前625年生于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学会了古代流传下来的天文和几何知识。泰勒斯创立了爱奥尼亚学派，企图摆脱宗教，通过自然现象去寻求真理。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泰勒斯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泰勒斯最早开始了数学命题的证明，它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不寻常的飞跃。 奇伦 奇伦(6th cent BC) Chilon 是斯巴达人，第一个建议任命监察官来辅助国王，并于公元前556年担任这一职务。作为监察官，他提高了这个位置的权力，并首次使监察官同国王一起监督政策。他给斯巴达的训练带来了极大的严格性；他最著名的格言是：“遵守诺言。” 毕阿斯 毕阿斯(6th cent BC) Bias是普里耶涅人，他是一名强有力的律师，并总是将他的言语能力用于好的目的。在他看来，人力的增长是自然的，但用语言来捍卫国家利益则是灵魂和理性的天赋。毕阿斯承认神的存在，主张把人的好行为归于上帝。 庇塔库斯 庇塔库斯(650—570 BC) Pittacus ，米提利尼人，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事***。他在阿尔卡尤斯兄弟的帮助下推翻了列斯堡的僭主美兰克鲁斯，成为那里的法律制定者，统治了十年。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政治者，庇塔库斯鼓励人们去获得不流血的胜利。但他也阻止被流放的贵族返回家园。 佩里安德 佩里安德(665—585 BC) Periander 生于科林斯，后为僭主。在位期间，他所统治的城邦获得了极大的繁荣。他改革了科林斯的商业和工业，修筑了道路，开凿了运河。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热心于科学和艺术。 克莱俄布卢 克莱俄布卢(c 600 BC) Cleobulus 生于林迪，后成为林迪的僭主，据说他曾追溯其祖先到赫拉克勒斯。强壮而英俊的克莱俄布卢对埃及哲学很熟悉。他很关心教育，主张女子应该和男子一样受教育。 柏拉图 英译：Plato 希腊语：∏λτων (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 苏格拉底 （∑ωκρτη，英译：Socrates； 前469年—前399年） 苏格拉底出生于雅典一个普通公民的家庭。他早年继承父业，从事雕刻石像的工作，后来研究哲学。他在雅典和当时的许多智者辩论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伦理道德以及教育政治方面的问题。他被认为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作为公民，他曾三次参军作战，在战争中表现得顽强勇敢。此外，他还曾在雅典公民大会中担任过陪审官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Greek: ριστοτλη Aristotélēs) （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572 BC—497 BC)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无论是解说外在物质世界，还是描写内在精神世界，都不能没有数学!最早悟出万事万物背后都有数的法则在起作用的，是生活在2500年前的毕达哥拉斯。 欧几里德 (Euclid of Alexandria)，生活在亚历山大城的欧几里得（约前330～约前275）是古希腊最享有盛名的数学家。 以其所著的《几何原本》(简称《原本》）闻名于世。 阿基米德 (Archimedes，约公元前287～212)是古希腊物理学家、数学家，静力学和流体静力学的奠基人。 公元前287年，阿基米德诞生于西西里岛的叙拉古(今意大利锡拉库萨)。他出生于贵族，与叙拉古的赫农王有亲戚关系，家庭十分富有。阿基米德的父亲是天文学家兼数学家，学识渊博，为人谦逊。他十一岁时，借助与王室的关系，被送到古希腊文化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城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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