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民族处在一个独特的地理位置上，在这里，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之流发生着碰撞，因此，不管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民族精神而言，俄罗斯民族既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在这种境域当中，俄罗斯精神有着浑厚、博大、悲悯的极端气质。在俄罗斯人身上，各种矛盾特点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专制主义、国家至上、自由放纵、善良平和、柔顺内敛等等。那里有对苦难的坚忍不拔，有对彼岸世界、对终极的不懈追求。俄罗斯的大地仿佛就是痛苦与思考的象征，因思想而受难，因受难而思想，是俄罗斯社会三百年继之不辍的文化主题。强烈的悲剧意识和悲剧命运使俄罗斯民族的艺术凝重大气，感情浓烈，无数杰出的艺术大师背负着俄罗斯命运，反复吟唱着普希金所说的俄罗斯之调。苏联时期，新兴的**艺术建筑在深厚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以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表现着俄罗斯民族的情感和命运。依托着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艺术传统，苏联**在国际**中，写下了自己辉煌的篇章。
在默片时代，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杜甫仁科这些**大师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有声**的产生结束了这一段黄金时期，苏联**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三四十年代，和别的艺术形式一样，苏联**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影响下，描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成为了此时的关注热点，这一时期拍摄出了一批成熟的优秀影片，例如尼古拉斯·艾克的《生路》、瓦西里耶夫兄弟的《夏伯阳》（1934）、吉甘的《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1936）、顿斯阔伊根据高尔基三部自传式小说拍摄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1938年至1940年摄制）、米契尔·罗姆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等。尽管此后苏联**在主题、体裁和风格方面开始出现多样化的风貌，历史事件、历史活动家、社会主义建设、工农群众的现实生活题材等都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但是在创作思潮上，意识形态的僵化却越来越禁锢了**艺术的自由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分强调了意识形态对文学艺术的控制，使艺术失去了独立的品格，以至于在**中以理想来矫饰现实，俄罗斯传统的厚重与深刻被平庸逐渐代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的创作陷入了低迷。
苏联**的再度辉煌出现于50年代中期以后，从那时起一直到80年代，随着创作环境的宽松以及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苏联的**事业出现了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苏联**，在世界**艺术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无论是场面恢宏、英雄史诗般的战争大片，还是跌宕起伏、柔肠寸断的伦理片，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一、 解冻与深入——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新浪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不仅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场战争中，苏联牺牲了2000万人，用血的代价换来了战争的胜利，这给战后苏联人的生活留下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整个社会一时无法从战争的阴影中摆脱出来，社会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沿着战争年代的惯性在滑行。40年代初遭受了战争破坏的苏联**在战后延续了低迷的状态，“无冲突论”统治着整个文艺领域的创作活动。因而在创作中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也产生了不少条条和框框。艺术家不是反映生活的原貌，而是把生活表现得非常理想化，尽力掩盖生活中的阴暗面和不幸。这造成了故事片的产量逐年下降（1947年7部，1948年17部，1949年16部，1950年15部，1951年6部），并且影片题材狭窄，影片的主题靠说教来喻示，缺乏艺术感染力；艺术表现手法呆板僵化，**的叙事语言没有新的建树；人物只有共性没有个性。此时期有一类“纪念碑式的史诗片”，如《攻克柏林》、《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突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另一类现代题材的影片回避矛盾冲突，粉饰现实生活。如：《金星英雄》、《幸福的生活》等。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影片内容单调，风格雷同。好的艺术影片寥寥无几，只有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乡村女教师》、《青年近卫军》等几部质量比较高。
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彻底批判了“个人迷信”和“无冲突论”。理论上的解放给了苏联**较大的创作自由，剧作家和导演们从“无冲突论”的桎梏中脱身而出，可以相对自由地表现真实的矛盾冲突，在这一时期，随着禁忌的逐渐被打破，**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有了实现的可能，苏联**艺术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批呈现出新面貌的影片中重新放出了光彩。一批新的**人涌现出来，开始了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例如邦达尔丘克、丘赫莱依和塔尔柯夫斯基等等，他们和老一辈**艺术家罗姆、格拉西莫夫等人一起，对苏联**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以人性的眼光谴责战争与个人幸福的对立，并以揭露战争的残酷来呼吁全人类的和平。这个时期的影片题材广泛，风格样式多样化，在揭露生活阴暗面、深化人道主义主题、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探索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段等方面有了不俗的突破。
50年代，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战争留下的巨大伤痛远远没有平息，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亲人牺牲在战场，生活下来的人长久地沉浸在眼泪和对亲人的悼念中，这是战后苏联集体的心灵创伤和悲剧命运。在以前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等影片中，着力表现的是具有英雄主义气质的战争英雄，与此相反，新一代导演将目光投向了遭受战争创伤的普通人，并对人在战争中的境遇、人与人之间真实复杂的关系做出了深刻的思考。1956年，新一代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成名之作《第四十一》，揭开了苏联**创新的序幕。与此后大部分影片关注二战题材不同，《第四十一》讲述了一段革命历史：国内战争的年代，政委叶夫秀柯夫率领一支红军突围，幸存部队中女战士玛留特卡是个神枪手，她已打死了40个白匪军。政委令她与另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匪中尉从海路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起了风暴，两名战士被卷入海中，玛留特卡和白匪中尉漂到了孤岛上。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玛留特卡与中尉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经常发生争吵。一天，当中尉奔向朝孤岛靠近的一艘白匪小船时，玛留特卡一再劝其站住，他却继续在水中奔跑。玛留特卡犹疑再三，终于放了一枪，中尉停止了奔跑，慢慢倒了下去，他终于成了她枪下的“第四十一”个。中尉躺在海水里，玛留特卡奔过去，把他的头紧紧地抱在怀里，哭喊着：“蓝眼睛……我的蓝眼睛！”
《第四十一》获1957年戛纳国际**节特别奖。这是当时的青年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Grigori Chukhraj 1921—2001）的第一部影片，他是“苏联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而《第四十一》被国际影评界公认为这股浪潮的首部力作。《第四十一》虽然是一部战争影片，但是战争在影片中却只是作为叙事的背景而存在，格里高里·丘赫拉依关注的其实是在最排斥人性的战争中去展现丰富复杂的人性美。在远离革命与反革命纷争的小岛上，男女主人公动人的爱情故事得以优雅而又甜美地展开，但战争缔造的这段爱情在归属意识苏醒之后，又走向了宿命般残酷的毁灭，男女主人公坠入了悲剧深渊。格里高里·丘赫拉依细腻地处理了**的叙事和诗性抒情，把处于悲剧境域中青年男女的丰满人性表现得格外动人心弦。玛留特卡既有红军女战士坚定的立场，又有少女丰富的人性，在她身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复杂性和时代的矛盾。影片展现了玛留特卡复杂的内心世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人性与阶级意识在她身上的尖锐冲突。《第四十一》的艺术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影片中，丘赫拉依注入了大量抒情片段，蔚蓝色的大海、熊熊的火堆、强烈的抒情音乐，这一切都给《第四十一》带来了浓烈的人性意味。《第四十一》是50年代后期苏联**全面创新的一个发端，从这部影片开始，一个崭新的，在苏联**史中被称为“苏联**新浪潮”的时代来临了。
在这以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苏联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导演。在他们的努力下，苏联**在内容的深度、题材的广泛、形式的革新以及风格样式的多样化上，都有了极大的突破，**艺术表现力的不断深化和对**语言的积极探索，使这一时期的**和三四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形成了明显的区别。变化最先发生在战争题材的影片当中，这时期的优秀**有：卡拉托佐夫（Mikheil Kalatozishvili，1903—1973）拍摄的《雁南飞》（1957）、邦达尔丘克（Bondarchuk，Sergei Fiodorovich，1920～1994）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丘赫莱依拍摄的《士兵之歌》（1959）和《晴朗的天空》（1961）、阿·阿洛夫和弗·纳乌莫夫拍摄的《给初生者以和平》（1961）、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拍摄的《伊凡的童年》（1962）等代表作。
对于苏联来说，50年代后期，卫国战争的胜利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这使得当时的整个社会思潮可以拉开一段距离去冷静地审视战争，表现在**方面，便是革命激情所带来的英雄主义豪情逐渐演变为厚重的悲剧感和对人性的思索。这一时期的**纷纷采取了普通人的视角去反思战争，贯穿着人道主义的悲悯，影片着重描写战争中人的遭遇、命运和不幸，凸现了战争给社会和人民幸福生活造成的破坏，随着影片对战争事件的关注转向了对战争中人的关注，它所展现的人们心灵的巨大创痛深深震撼了一个时代。《雁南飞》中薇罗尼卡和鲍里斯一对年轻恋人被战争毁灭的爱情；《一个人的遭遇》中木工索阔洛夫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士兵之歌》中一去不回的阿辽沙；《伊凡的童年》中备受摧残、心中怀满仇恨而夭折的伊凡。这些形象的出现在苏联**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被放置在了中心位置，“非英雄化”的同时，也就是对人的珍视、热爱和对人在历史中脆弱处境的无限惋惜。
值得注意的是塔尔柯夫斯基拍摄于1962年的《伊凡的童年》，在**中，伊凡是一个面孔黝黑、背上布满伤痕、不停地战栗的小男孩。战争毁灭了伊凡的童年，他不再拥有儿童的纯真无邪，反而是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扭曲，只有在梦境中他才能够返回到被掩盖起来，似乎已经消失的童年情境中去。在梦中，伊凡是一个自由的、心灵充满了喜悦的人，他能梦见大自然的美，能和人类美好的情感相遇。但是在现实中，伊凡永远无法平静下来，他是一个复仇者，一个被战争彻底摧残了的儿童。影片改编于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凡》。在影片中，塔尔柯夫斯基作出的重大改变是引入了伊凡的梦，他让伊凡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当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伊凡做梦的世界。两个异质世界的强烈冲突让伊凡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人们敏感而又悲痛的心中。《伊凡的童年》始终渗透这一股悲切的激情，塔尔柯夫斯基本人的人道主义观点清晰而又深刻地在影片中表现了出来。在一定意义上说，《伊凡的童年》和当时在西方刚刚兴起的“作者**”有着共同的审美趋向，因此，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重视，《伊凡的童年》获得了1962年威尼斯国际**节大奖、旧金山**节大奖，并在数十个国家上映。
这一时期，苏联**在国际上频频获奖，《雁南飞》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轰动，获1958年戛纳国际**节金棕榈奖；《士兵之歌》荣获旧金山**节大奖、最佳导演奖、全苏**节大奖、戛纳国际**节青年导演奖；《晴朗的天空》在1961年的第2届莫斯科国际**节与日本影片《裸岛》共同获得大奖，并在旧金山**节获最佳导演奖。在以其对战争深刻的反思以及对人在战争中普遍处境的强烈关怀打动世界的同时，这一时期苏联**新鲜的、独创性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苏联**从一开始就对**这一门独特的艺术在形式以及技巧上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无声**后期，对**艺术的自觉终于导致了艺术观念上的一次大的争论，争论发生在爱森斯坦和C·尤特凯维奇之间，实质是诗**和散文**两种**理想的冲突。在时隔30年之后，“诗**”重新在苏联**界发出了回响。老一代**艺术家米·罗姆(Mikhail Romm1901—1971)不仅对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理论上阐释**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突破旧框框，必须创新。年轻一代导演中致力于创新的几个主力，如格·丘赫拉依、安·塔尔柯夫斯基都是他的学生。诗**的特点已经不是单纯地表现在隐喻、象征、比拟上，而且贯穿于整部影片的构思之中。在影片中，诗**减弱了戏剧性的冲突，代之而起的是大量抒情场景和诗性格调。《雁南飞》并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甚至连敌人的形象也不出现，而是着力表现薇罗尼卡的内心矛盾；《士兵之歌》突破了叙事**的框框和戏剧结构，采用了散文结构，影片虽然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但它给予人们的感受却远比一些故事和事件丰富得多，它能使观众从哲理的高度去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独白式的影片，影片的导演技巧和造型处理都具有较高的水平，在运用**表现手段方面出色而大胆。片中有十分独特的蒙太奇转换，又有前所未有的仰俯拍镜头。
在诗**理论的影响下，这一时期在苏联**界兴起了一种“情绪摄影”的理论，主张**摄影不是客观主义的记录，而应带有强烈的主观化情绪色彩。这个阶段**中典范化的镜头处理给予了以后的**无尽的启示，为人称道的处理层出不穷。比如《雁南飞》，鲍里斯临死前靠在一棵白桦树上，他的身子慢慢向下滑，眼睛望着急速地旋转着的白桦树梢，在旋转着的白桦树梢的背景上出现了鲍里斯想像他和薇罗尼卡结婚的画面，随后想像的画面渐渐淡去，白桦树梢旋转得越来越快，又戛然而止，银幕上出现了鲍里斯两手伸开倒向水洼的画面。《一个人的遭遇》中，索阔洛夫和其他俘虏在采石场做苦役这场戏中。画面上展现的是寸草不生的大采石场，疲惫不堪的、被折磨的虚弱已极的人们在凿石头。单调的、不断重复的凿石声塑造了一种音响的气氛，画面造型的处理更加突出了苦役的难熬：俘虏们捧着大石头一步步慢慢走上山去，另一队人在采石场的沟底走着，还有一队人在山脊上艰难地行进，身体极度虚弱的人还被德寇碰撞而滚下山坡。均匀的凿石声，均匀而沉重的脚步声，使人觉得这种法西斯苦役式的劳动永无尽头。《伊凡的童年》中的最后一场戏，也就是在伊凡最后的梦中，孩子们在沙滩上嬉戏，一切都是那样纯净，那样光辉，只是在水边，在沙滩上竖着一棵烧焦的树。伊凡与一个小姑娘追逐着向水里跑去，这时，画面中忽然闪现了那棵烧焦的树，一片阴沉、晦暗的阳光笼罩着它。这个隐喻性的画面非常富有表现力地让人看到，在伊凡的道路上竖起了一棵死亡的黑树。
诗**的传统在苏联以后的**中得到了继承和深入的发展。塔尔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一生的**实践对诗**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他又拍摄了《安德烈依·鲁勃廖夫》、《镜子》等影片，1983年他在意大利导演了《怀乡》之后，在国外定居。1985年他在瑞典导演了获戛纳国际**节大奖的影片《牺牲》，1986年在巴黎病逝。西方影坛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与费里尼、英格曼·伯格曼等齐名的大师级的**艺术家。在塔尔柯夫斯基的后期**中，诗**的独特性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尤其是他对长镜头的运用和探索达到了一个诗化的高度。苏联人的长镜头观念建立在爱森斯坦蒙太奇理论的基础之上，不是为了纪实而是为了表现，所以体现出来的是镜头内部的蒙太奇观念，也就是用一个镜头来完成原来蒙太奇剪接的效果。所以在那个镜头中每当机器运动到一个局部，就会有一组戏出现。塔尔柯夫斯基的长镜头当中影像本身的节奏感纯粹天成，不需借助于台词，也不需借助于音乐或戏剧张力，在取消了一切指向性和明确的意义后，显得纯净、优美。他开拓了**的形式美，使**成为一种本质优美的艺术。
这时期的苏联**除了战争题材的影片之外，重要影片还有歌舞讽刺喜剧片《狂欢之夜》、抒情喜剧片《忠实的朋友》、抒情正剧片《生活的一课》等，此外还有一些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在艺术性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格拉西莫夫拍摄的《人与兽》（1962）、《记者》（1967）和《湖畔》，作为他这一时期现实生活题材的三部曲，以普通人的命运，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作为影片的中心，并将人物刻画和对环境、社会的描写交织在一起，使作品令人深思、耳目一新。
1967年，阿·阿斯柯尔道夫(Aleksandr Askoldov1932—)根据瓦·格洛斯曼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改编并导演了影片《女政委》。 阿斯柯尔道夫说他拍摄的是一部关于人的尊严和爱的影片，一部关于女人对家庭、对孩子的爱的影片。女政委瓦维洛娃在生孩子之前，身上只有军人的勇敢和原则性，缺乏女性的柔顺，生了孩子之后，她成了一个闪烁出母爱的真正的女人了。1967年，本片尚未完成就遭到了厄运：摄制组在乌克兰拍片，莫斯科多次来电报命令停拍，但摄制组还是把影片拍完了。审看样片时，影片遭到了禁映，拷贝被剪得支离破碎，一些素材也被焚毁。这个事件标志着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个**时代结束了。
二、 70年代以来——四大**题材创作热潮
和其他艺术的命运一样，在苏联这一时期，**一直在文艺政策的指向性引导下，经历着或是繁盛或是衰弱的起伏过程，但只要政治的严密控制出现稍微松动，苏联**就会尽量伸张艺术的个性与独立，恢复艺术的自觉与尊严。1972年，苏联国内的社会生活在经历了短暂的压抑之后，出现了宽松的景象。这一年，苏共中央重新思考了发展**事业的政策，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事业的措施”的决议。由此，**再次出现了繁荣。从70年代开始，苏联**进入了以战争、政治、生产和道德四大题材为代表的一个新阶段。但是，时代毕竟改变了，整体的社会思潮和中心问题也在发生变化。如果说50年代后期开始的苏联**在强力反拨前一时期对个人的忽视这种倾向的基础上，将人的悲剧命运重新放置在时代的中心课题当中，那么从70年代开始，**在继续关注人的同时，却悄悄地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方式。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英雄主义回到了人们的视野，而在其他题材的影片中，苏联当时的社会现实引起了**艺术家的普遍关注，他们开始从各种可能的角度探索有关道德主题的表现，对精神和道德因素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给予了深刻的反思。
战争永远是苏联**中一个无法饶过的主题，70年代开始，被称之为第三代战争片的一大批优秀影片出现了，这些影片体现了“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有机结合”。这些影片逐渐转向表现苏联官兵在战争中的英雄行为，把激烈的战斗和前线平凡的日常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以揭示主题，著名的影片有《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热雪》等。在这同时，出现了另一类的场面宏大的战争片，其中以奥泽罗夫(Ю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Озеров 1921～)导演的五集文献性故事片《解放》为代表。影片刻画了从两军统帅部到普通战士的角色形象，忠实记载了苏军开始反攻到德军全军覆没的全过程，从一个全景角度来表现战争，堪称史诗式的巨作。拍摄于1972年的影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第三代战争片的发端与代表作品，这一类影片还有《只有老兵去战斗》（1973）、《活到黎明》（1975）、《他们为祖国而战》（1975）、《受伤的小鸟》（1977）、《没有战争的二十天》（1977）等代表作。
第三代战争片既赞美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又揭示了战争对人类幸福生活的摧残。在50年代强烈的感情控诉之后，**艺术家对卫国战争的思考，不再倾注于对战争的控诉和对人性毁灭的叹息，而是重新展示苏联历史上一段伟大的胜利。这时期大多数战争片表现的战斗是局部的，规模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影片将镜头对准了事件中的人物，着力刻画苏联战士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这些战士丰富多彩的内心生活。人道主义和爱国精神体现在主人公的英雄行为当中，而人道主义是英雄行为的一个充实。这两方面内容的结合使影片的内涵深刻，富有人性意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苏联
苏联第三代战争片中的主人公往往身陷悲剧处境，身心遭受极大的创伤，但是，在陷于绝境之后，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品质却愈发地光彩夺目。比如罗斯托茨基拍摄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方面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战士的英雄气概。影片讲述1942年夏天，瓦斯柯夫准尉带领两个班的女高射机枪手驻扎在一个小车站旁的村子里。车站周围是战略要地，敌机经常来轰炸或骚扰。一天，班长丽达在邻近的树林里发现了空降的德寇。于是，瓦斯柯夫带领一支由丽达、冉妮娅、丽萨、迦尔卡、索妮娅等五个姑娘组成的小分队到林中去搜捕德寇。在与敌人交战中，姑娘们一个个牺牲了。班长丽达受重伤后不想拖累瓦斯柯夫，她托付瓦斯柯夫去找她儿子，随即开枪自杀。瓦斯柯夫疯狂地冲进德寇在林中的营地，活捉了四个俘虏。影片的结尾是20年后，瓦斯柯夫带着已成长为青年军官的丽达的儿子来到当年战斗过的树林里，找到了当年这五个女兵的坟墓，给她们立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一些没有经历过战争、到当地来旅游的欢乐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对着墓碑肃立志哀。影片选择了五个姑娘作为影片的主人公，以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去表现战争的残酷。充满青春活力的年轻姑娘本是与战争不相容的，她们应该与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应该有幸福的爱情，但她们却遇到了战争。影片以一种鲜明的悲剧意识，让活跃的生命、金色的年华和美丽的身躯毁灭给人看，从而控诉了侵略者侵略战争的罪恶。《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一方面表现了战争的严酷，战争对个人幸福的破坏，对女兵青春的毁灭，另一方面也充分表现了女兵们为保卫祖国而自觉献身的精神，表现了她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W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当国际影坛上出现了以法国“新浪潮**”为代表的一批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创新意义的影片的时候，前苏联**界也推出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这些影片被西方称之为“苏联新浪潮**”。
当时的现实是：在战后经济复苏的年代里，人们痛定思痛，看到了全民为卫国战争的胜利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宏大、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前苏联在这场战争中丧生2800万人，约占全国两亿多总人口的1/8。因而，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但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未能生还。被夷平的城市一座座重建起来了，但母亲和寡妇的眼泪却没有干。战争给人们造成的悲欢离合比许多作家臆想出来的故事情节还要曲折感人得多。因而，人们要求**作品不仅反映战争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他们更希望能在银幕上看到战争与人们的个人命运的联系。
从客观条件来看，1956年2月苏共召开“20大”后，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潮比较活跃，文艺政策也放宽了，**从内容到形式的创新有了实现的可能。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一批新面貌的影片中重新放出了光彩。
前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等影片中所表现的是英雄豪杰的英雄主义，影片的主人公都是英雄般地死去，故被称作“纪念碑式的英雄”。柯歇伏依、马特洛索夫、卓娅等都是千古颂扬的壮士烈女。但是，传奇式的，可为之树碑立传的英雄人物终究是少数，在疆场上为国捐躯的更多的还是不为人知的小兵小卒。他们的坟前除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之外，甚至连一块铭刻着名字的墓碑也没有，他们的亲人都不知道他们被埋葬在什么地方？每年的5月9日战争胜利日，前苏联的很多家庭都在餐桌上为阵亡的家庭成员摆上餐具，似乎觉得他们的灵魂永远不会离开亲人；也有年迈的母亲和泪水未干的妻子在胜利日举着写有出征者名字的纸牌在村边、路口或车站等候儿子或丈夫归来。虽然她们明知所等待的人再也不会回来，她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在前苏联，几乎每一座城市都建造了形式独特的悼念战争中阵亡者的纪念馆或陵园，这些地方至今去凭吊的人仍络绎不绝。正因为战争的伤痛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如果**不反映全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很多人的心情是难以平静的。
人们希望在银幕上看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复杂的相互关系、人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新浪潮**”形成之前，有一些影片着意于体现苏共“二十大精神”，已经露出创新的嫩芽了，比较令人注目的是导演格里高里・丘赫拉依于1956年根据鲍・拉甫列涅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成名之作《第四十一》，以及《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等影片。
人性与阶级性的交织
国内战争的年代，由政委叶夫秀柯夫率领的一支突围的红军幸存部队中有一名女战士玛留特卡是个神枪手，她已打死了40个白匪军。政委令她与另两个战士把撤退途中俘获的一名白匪中尉从海路乘渔船押送到司令部去受审。途中，起了风暴，两名战士被卷入海中，玛留特卡和白匪中尉漂到了孤岛上。本来就迷恋中尉的“蓝眼睛”的玛留特卡与中尉相爱了，但他们的观点立场迥然不同，经常发生争吵。一天，当中尉奔向朝孤岛靠近的一艘白匪的小船时，玛留特卡劝阻不住他，就举枪打死了她的“第四十一”个敌人。紧接着，她又站在海水中抱着她的“蓝眼睛”哭泣……
《第四十一》获得了1975年戛纳国际**节特别奖，这是当时的青年导演格・丘赫拉依的第一部影片。丘赫拉依是“苏联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而《第四十一》被国际影评界公认为是这股浪潮的首部力作。丘赫拉依参加过卫国战争，曾好几次受过伤，在拍摄《第四十一》的时候，他身上还有弹片未取出来。摄影师谢・乌鲁谢夫斯基曾拍摄过《第一次军用列车》，在《第四十一》之后又拍摄了《雁南飞》，创立了“乌鲁谢夫斯基摄影学派”。
《第四十一》问世后，曾引起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玛留特卡爱上白匪军官这件事有损红军女战士的形象，即使她最后打死了他，也得不到观众的谅解，因为她根本就不应该去爱一个敌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玛留特卡这个人物真实可信，她既有红军女战士坚定的立场，又有少女丰富的人性。这个人物的色彩不是单一的，在她身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时代的复杂性和时代的矛盾。她和中尉的爱情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在孤岛上，除他们两人外，没有别人，谈不上有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分。在打死中尉之后，玛留特卡又为他而哭泣，这也是真情流露，因为她打死的这“第四十一”个终究与她相爱过。为“蓝眼睛”而哭泣这场戏原小说中没有，是影片编导添加的。影片的摄影十分精彩，画面上的自然景物传达出了人物感情的汹涌波涛和矛盾冲突的紧张尖锐。
美好爱情的毁灭
米・卡拉托佐夫导演的《雁南飞》（1957），表现了战争带给人的永远难以平复的伤痕：薇洛尼卡和鲍里斯是一对幸福的年轻恋人。卫国战争突然爆发后，鲍里斯应征入伍。在一次轰炸时，鲍里斯的堂弟马尔克乘人之危，占有了薇洛尼卡，使薇洛尼卡不得不与之结婚。鲍里斯在前线执行一项侦察任务时，为救一受伤的战友而牺牲。薇洛尼卡终因马尔克灵魂卑微而与之分离。战争结束后，薇洛尼卡手持鲜花去车站迎接从前线归来的人，但鲍里斯再也没有回来……
影片问世后，有一些评论文章对薇洛尼卡的形象提出了非议，认为她失身给马尔克，玷污了战士未婚妻的清白，令人难以接受。但另一些文章则认为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战争带给人的悲剧性命运，有力地表现了战争怎样摧毁了个人的生活，破坏了一对恋人的幸福。由于苏联人民的确为战争的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而像《雁南飞》这样的战争悲剧是符合不少观众的心理的，他们在一洒同情之泪的时候抒发了自己的感情，这也是该片能赢得广大观众的原因之一。影片的艺术成就很高，在**语言的运用方面有很多新意和突破。
《雁南飞》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轰动，获1958年戛纳国际**节金棕榈奖。影片系根据弗・罗佐夫的话剧《永生的人》改编，导演米・卡拉托佐夫曾拍摄过《阴谋》《忠实的朋友》，他是50年代前苏联“诗**”的倡导者。1959年，由《雁南飞》的几个主创人员拍摄了《未寄出的信》，这是一部表现人在与大自然抗争中付出了惨痛代价的影片，同样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反对者给它扣上了“自然主义”、“悲观主义”、“形式主义”等帽子；肯定这部影片的评论则认为影片创作者营造出了真实的自然环境，保持了展开悲剧的严峻性和纪实性。
在伤痛中寻找生活的意义
谢・邦达尔丘克根据肖洛霍夫的同名小说拍摄的《一个人的遭遇》（1959），获1959年莫斯科国际**节大奖，并获1960年的列宁奖金。影片忠实地表现了肖洛霍夫的一个哲理思想：任何事物也不能阻止万物复苏。
影片的故事内容已被它的片名所概括了，它表现了一个普通的人在卫国战争中所经历的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战争刚爆发，木工索阔洛夫就上了前线，在战争中，他走过了一条苦难的艰巨道路：他被浮过；在集中营里做过受尽折磨的苦工；又机智地驾车回到了苏军阵地，还俘获了一个德军少校，带来了重要的情报。战争使索阔洛夫失去了人间所有的亲人和温暖的家，但他并没有变得冷酷无情，并没有被痛苦折磨得失去生存的意志。他不仅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而且还要以破碎的心灵中的全部的爱去温暖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小生命。影片结尾索阔洛夫把同样在战争中失去一切亲人、露宿街头的小男孩凡尼亚认作儿子这场戏，充分地阐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人，没有理由永久地为自己的痛楚而哭泣，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应该不吝惜自己的爱，去温暖比他更弱小的生命。索阔洛夫终于在生活中找到了精神支柱，这支柱就是人道主义的力量，他在抚慰这颗幼小的心灵的过程中，忘却了自己的伤痕。影片作者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基本创作原则就是真实，这真实是严峻而残酷的。
本片的导演技巧和造型处理都具有较高的水平，片中有十分独特的蒙太奇转换，又有前所未有的仰俯拍镜头，影片拍摄时还动用了直升飞机。《一个人的遭遇》是一部独白式的影片，是谢・邦达尔丘克自导自演的，对话极为简约而洗练。个别评论文章认为影片的调子太低沉，但舆论界和广大观众还是肯定这部影片的。邦达尔丘克曾亲自参加过卫国战争。1956年，他曾来我国参加过“苏联**周”期间的活动。
夭折的生命
影片《士兵之歌》（1959），是格・丘赫拉依继《第四十一》之后的第二部杰作。它荣获旧金山**节大奖、最佳导演奖；全苏**节大奖；戛纳国际**节青年导演奖；1961年，编剧瓦・叶若夫和导演格・丘赫拉依获列宁奖金。
卫国战争的年月，19岁的通讯兵阿辽沙在撤退时出于自卫，用战友扔下的反坦克枪击毁了敌人的两辆坦克。将军召见他，要为他请奖，但他请求将军不必给他授奖，只希望给他几天假回家探望一次母亲。将军给了他往返六天的假期。途中，他乐于助人，乘坐的火车被炸，他又救死扶伤，耽搁了不少时间。阿辽沙回到家乡，只来得及和母亲在田边说几句话就要离去归队，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母亲明知他已被埋葬在异国他乡，但她仍经常站在村口凝望着远处，仿佛在等待着惟一的儿子小阿辽沙……
《士兵之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影片反映出：战争夺走了阿辽沙如此年轻的生命，使他的母亲失去了惟一的儿子，毁灭了阿辽沙与女友舒拉之间刚刚萌芽的美好爱情。在以往的苏联影片中，只能“报喜不报忧”，但《士兵之歌》不粉饰现实，它真正做到了反映真实，表现普通人，这在前苏联**中是新的尝试。
影片突破了叙事**的框框和戏剧结构，采用了散文结构，它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远远要比叙事**宽广得多。影片通过阿辽沙去休假这短暂的几天，反映出了苏联前线和后方生活的横断面，展现出在战争的考验面前表现各不相同的种种人物。影片虽然没有多少曲折的故事，但它给予人们的感受却远比一些故事和事件丰富得多，它能使观众从哲理的高度去思考战争与人的关系。
有的评论文章谴责影片通过阿辽沙的眼睛表现了战争期间的阴暗面：军用货车的战士受贿肉罐头；普通军人的妻子为改善生活背叛丈夫与军官同居。
遭到摧残的童年
战争使儿童也成了它的亲身经历者。著名**艺术家安・塔尔柯夫斯基拍摄的《伊凡的童年》（1962）就叙述了一个备受摧残的、夭折的童年的故事。情节甚至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出来：在战争中失去所有亲人的12岁的伊凡，成了一名侦察员并牺牲在德国盖世太保的魔爪下。
影片是根据弗・鲍哥莫洛夫的小说《伊凡》改编的，但安・塔尔柯夫斯基决定要在片中加上伊凡的梦，这就使影片的内涵比小说中丰富深刻得多了。在银幕上，伊凡生活在两组镜头中：一组是现实世界，在这里他是一名侦察员，执行着战斗任务；而另一组，那便是他的梦幻与回忆的世界。在梦中，伊凡是作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而存在的，他与大自然的美和人的情感的美以及整个美好的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现实中，伊凡仅仅是作为一个复仇者，作为一个武器而存在着。只有当伊凡按照他自己所理解的那样报了仇之后，他的心才会平静下来。
看惯了旧模式影片的人指责《伊凡的童年》把战争表现得太残酷。但是，影片的激情是悲切的，伊凡的死被描绘成人类的灾难。片中，塔尔柯夫斯基本人的观点表现得极为明确而活跃。因而，《伊凡的童年》属于当时在西方兴起的“作者**”的范例。影片在国际影坛上引起了重视，获1962年威尼斯国际**节大奖，旧金山**节大奖，并在数十个国家上映。
生还带来的冤屈
在“新浪潮**”中，人在战争、在与自然环境抗争等方面所受到的伤害都得到了关注。但是，人在政治生活中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却始终还没有在银幕上暴光。导演格・丘赫拉依和编剧达・赫拉布罗维茨基大胆而勇敢地在影片《晴朗的天空》（1961）中触及了这个问题。
《晴朗的天空》在1961年的第2届莫斯科国际**节与日本影片《裸岛》共同获得大奖，并在旧金山**节获最佳导演奖。
故事发生在战争爆发前：中学刚毕业的姑娘萨沙邂逅了空军英雄阿列克塞・阿斯塔霍夫。不久，战争开始，萨沙的父亲去了前线，姐姐刘霞和弟弟谢辽沙疏散到了后方。萨沙独自留了下来，她在工厂做工。阿列克塞在等待飞机修复的四天日子里，天天与萨沙沉浸在幸福的爱情中。阿列克塞重返前线后，传来了阵亡的噩耗。在悲痛中，萨沙艰难地独自抚养阿列克塞留给她的儿子叶果尔卡。
战后，萨沙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姐姐和弟弟回来了，姐姐还带来了一个极端自私的丈夫。意想不到的是：阿列克塞竟然回来了，但他的右脸颊上留下了一道很深的伤痕。原来，阿列克塞在飞机被击落、自己昏迷不醒的状态下被敌人俘虏了。他回来后，被俘的这段历史受到了怀疑，他的党证和金星英雄奖章都被收回，并且不让他再当飞行员了。他成了工厂里的一名学徒工，痛苦得经常酗酒，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萨沙和他一起向党组织申诉，让上级相信他是忠诚清白的，但是都不起作用。直至斯大林去世，批判了“个人迷信”后，组织上才恢复了他的党籍，把金星英雄奖章还给了他，并让他重新驾机飞上了蓝天。
影片上映后，前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从政治角度着眼，给予了影片高度的评价。在艺术质量方面，影片是“不均衡的”。例如，用“冰河解冻”的画面来隐喻“个人迷信”受到了批判，这种表现手法过于直线式，过于简单化，也过于陈旧了。而萨沙和其他妇女在车站上呼喊着想从疾驰而过的军用列车上见到有可能途经这里的亲人一面这场戏，处理得令人叫绝。
《晴朗的天空》与《第四十一》《士兵之歌》被称为“丘赫拉依三部曲”。可见，格・丘赫拉依为前苏联“新浪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人性与兽性
**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是“新浪潮**”的倡导者和积极支持者中的一名主力。60年代初，他发表了不少观点新颖的理论文章，有一篇文章专谈“人性与兽性”。格拉西莫夫认为：人身上有各种兽性，如勇敢、机智、凶残、善良、懦怯等都是不同的野兽的属性。法西斯分子的豺狼属性，而奉行“保命哲学”的小市民身上则有像兔子那样懦怯的兽性。格拉西莫夫呼吁人类要积极反对邪恶，反对各种兽性，要坚决和“人的兽性”进行不懈的斗争。1962年，他自编自导的影片《人与兽》，用以阐释上述理论。影片系与民主德国合拍。
故事发生在卫国战争结束10多年之后。列宁格勒的一个女医生安娜与18岁的女儿塔尼娅驾车前往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疗养院，安娜要到那里去任主治医师。途中，她们遇到了在1942年列宁格勒围困期间曾救援过安娜的一个熟人――当时的阿列克赛・巴甫洛夫中尉。正好阿列克赛要到塞瓦斯托波尔去找他哥哥，安娜邀请他搭她的车同行。
一路上，阿列克赛讲述了自己15年来的遭遇：1942年冬天他被德寇俘获，在集中营受尽了折磨。战争胜利后，他怕被俘的这段历史受到怀疑，没敢回国，被迫在异国他乡过上了流亡生活：在阿根廷当过筑路工，又在女庄园主家当过贴身佣人，后来又到东非、苏丹、加拿大做过苦工。
他曾给国内惟一的亲人――哥哥彼得发过几封信，但都没有回音。最近一封信总算联系上了，约好了日子在哥哥家附近的邮局见面。但到了约定时间，哥哥没有来。安娜医生的女儿塔尼娅独自前往阿列克赛的哥哥家，她见到了哥哥彼得的儿子――17岁的尤拉。塔尼娅让尤拉劝说他爸爸去与他叔叔见面。彼得终于瞒过妻子与弟弟见面了，两人都很尴尬，弟弟表示谅解哥哥的处境，兄弟俩没说上几句话就分开了。原来，阿列克赛过去给他哥哥的信都被嫂嫂烧掉了，嫂嫂说：彼得的档案中早已写明弟弟已牺牲，现在弟弟又出现，不好向组织上交代，而且彼得还会受到牵连。阿列克赛又搭乘安娜的车上路，没想到侄子尤拉在前面的路口等着他们，尤拉表示：不久之后，他会独自去找他们的。
影片要告诉人们：战后阿列克赛顾虑重重，不敢回国，是因为他身上有懦怯的兔子的兽性在作怪；他哥哥不敢与他相认，也是由于具有与他相同的兽性。见到了安娜母女俩，阿列克赛才重新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恢复了人的尊严，体验到了人的价值。
《人与兽》触及了一个敏感问题，即如何对待曾经被俘的同胞。当时还很少有文艺作品敢于正视这一问题，格拉西莫夫的这部创新之作是很有价值的。
女性意识的苏醒
1967年，阿・阿斯柯尔道夫根据瓦・格洛斯曼的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改编并导演了影片《女政委》。
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年代，一支红军部队击溃了白匪军，来到南方边陲的小城镇别尔季切夫。女团政委瓦维洛娃戎马厮杀，执行军纪毫不留情，她曾把一个未经许可顺便回家住一夜的士兵叶海林当作逃兵处决了。目前，瓦维洛娃怀孕已临近分娩，团长决定把她安排到这个小镇的洋铁匠叶菲姆夫妇家去待产。
叶菲姆是信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家里人口多，有老母及6个孩子。叶菲姆对于镇长把瓦维洛娃安置在他家不表欢迎。瓦维洛娃与这个信基督教的犹太家庭也格格不入。但叶菲姆的妻子、善良勤劳的玛丽娅对她的悉心关怀和照顾改变了她的看法。她以普通女人的眼光看到了这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但却温馨而和谐。瓦维洛娃分娩时，玛丽娅为她接生，并让她同意按基督教的仪式为孩子祝福。瓦维洛娃成了一个会哼摇篮曲的妈妈了。
团长来看她，通知她：白匪开始进攻，红军即将转移，但一个月后会回来。团长希望她和野战医院一起乘马车撤退，她没有表态。团长派人给她送来了一些食品，同意她留下。但当红军开始撤退时，瓦维洛娃心情矛盾地思考再三，哭泣着给孩子喂了最后一次奶，把他留放在叶菲姆家的床上，大踏步地走出院子，去追赶离去不久的红军队伍了。
1967年，本片尚未完成就遭到了厄运：摄制组在乌克兰拍片，莫斯科多次来电报命令停拍，但摄制组还是把影片拍完了。审看样片时，影片遭到了禁映，拷贝被剪得支离破碎，一些素材也被焚毁。编导阿・阿斯柯尔道夫受到了迫害，他被扣上“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帽子，并以不适合从事**工作为由把他从**厂除了名，甚至还企图以挥霍资金的罪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1969年，阿・阿斯柯尔道夫被开除出党，并离开了**界。他给党中央写信，提出申诉，1972年，他恢复了党籍，但仍被禁止从事**工作。
1986年，前苏联所有遭禁映的影片都开禁了。于是，阿・阿斯柯尔道夫也想让他的影片《女政委》登上银幕，但本片已无完整的拷贝，后来在国家**资料馆找到一个被偷偷保存下来的拷贝。阿・阿斯柯尔道夫花了半年时间修复了拷贝，《女政委》才于1987年正式上映。离开**界达20年之久的阿斯柯尔道夫重新归队，本片是他从影以来惟一的作品。影片上映后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轰动效应，并应邀参加了西柏林、多伦多等10来个国际**节。《女政委》获1987年西柏林国际**节银熊奖，并获1990年四项列宁奖金。
青春与生命的付出
作家鲍・瓦西里耶夫于60年代发表了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小说发表后，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相继被改编成了话剧和歌剧。1972年，导演斯・罗斯托茨基又把它搬上了银幕，并由他和小说原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共同编剧。影片获1973年威尼斯国际**节纪念奖、全苏**节大奖；1975年又获列宁奖金。
故事情节是：1942年夏天，瓦斯柯夫准尉带领两个班的女高射机枪手驻扎在一个小车站旁的村子里。车站周围是战略要地，敌机经常来轰炸或骚扰。一天，班长丽达在邻近的树林里发现了空降的德寇。于是，瓦斯柯夫带领一支由丽达、冉妮娅、丽萨、迦尔卡、索妮娅等五个姑娘组成的小分队到林中去搜捕德寇。在与敌人交战中，姑娘们一个个都牺牲了。瓦斯柯夫满腔仇恨地直捣德寇在林中的扎营地，他缴了敌人的械，押着四个德国俘虏朝驻地走去……影片表达了鲜明的主题：战争本来不该是姑娘们的事，姑娘们应该和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是，可诅咒的法西斯逼着一些柔嫩的姑娘在战争中失去了青春和生命。
影片采用了鲜明对比的表现手法。导演用一组虚幻的彩色画面来表现女机枪手们曾经有过或可能会有的爱情和幸福，又用另一组严峻的黑白画面来表现女战士们现实的战斗生活。两组画面交替出现，既表现了女主人公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又歌颂了她们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谴责了战争与人类文明、个人幸福绝不相容。
影片的感人力量主要来自它的真实性。小说作者鲍・瓦西里耶夫、导演斯・罗斯托茨基、摄影师维・舒姆斯基都参加过卫国战争，他们对战争有真切的感受。1992年春罗斯托茨基到北京**学院讲课时曾说：像他这样1922年出生的人，经历过这次战争的，只有百分之三的幸存者。他是这百分之三中的幸运儿，但他失去了一条腿，后来按上了假肢，战后才从事**行业。
在前苏联“新浪潮**”中，一些卓有成就的**大师，也积极投入到艺术创作中。曾拍摄过《列宁在十月》等名片的米・罗姆，不仅积极热情地支持“新浪潮**”，他还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理论上阐释**的内容与形式必须突破旧框框，必须创新。“新浪潮**”的几个主力，如：格・丘赫拉依、安・塔尔柯夫斯基都是他的学生。1962年，米・罗姆还拍摄了一部创新之作《一年中的九天》，突破了以往的影片中表现科学实验往往都是以成功告终的框框，转而强调科学家在失败中不折不挠地进行科学探索，为造福人类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的主题。本片获1962年卡罗维・发利国际**节大奖及1966年俄罗斯联邦国家奖金。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合作拍摄过《保尔・柯察金》等影片的两位导演阿・阿洛夫和弗・纳鸟莫夫，于1961年拍摄了一部呼吁博爱与和平的影片《给初生者以和平》。该片讲述了在“二战”的最后一天，几个苏联士兵为了救助一位即将生产的德国孕妇流血牺牲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在观众中引起激烈的辩论。肯定的人赞赏苏联士兵能把德国法西斯和普通德国人民、尤其是妇女儿童区分开来，成功地反映了苏联军队富有温暖的人性、崇高的道德意识及坦率的胸怀。反对者则认为：影片表现出一种虚伪的宽恕一切的思想。1961年，该片在第22届威尼斯国际**节上，获“新颖影片导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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