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先知

哈里发的继承和穆斯林远征的序幕

公元632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逝世，整个阿拉伯世界进入了“四大哈里发”时代。这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无尽的荒漠中的民族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哈里发”其实就是继承人的意思，默罕默德是阿拉伯世界公认的真主安拉的使者，他生前集宗教领袖、君主、最高立法者、最高裁判者、军队最高指挥者等职务于一身，在默罕默德逝世之后，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没有走向中国式的“家天下”的世袭道路，这其中除了默罕默德无子嗣之外，还有就是阿拉伯世界起源于部族，在以往的部族继承中，族长或者首领并不是世袭制的，而是根据资历和能力推举产生的，很像我们的“尧舜禹汤”时代，穆罕默德作为安拉的唯一使者，他是独立于任何凡人之外的，包括他自己的子女，穆罕默德生前是有儿子的，但三个儿子都先后夭折，这里也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疑问，穆斯林的认为是这是安拉的旨意，是神对先知的锻炼和考验，如果穆罕默德的儿子不死，那会存在很多问题，穆罕默德作为神的专使，他的儿子如果继承他的“先知”，那会大大降低他作为“安拉使者”的唯一性，而且穆罕默德本人也不可能成为“封印万圣”的至圣，如果他的儿子不是“先知”，那作为神权色彩浓厚的“先知”竟然生下了凡夫俗子，这也很难让人们信服。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安拉”的安排，“先知”的子嗣不是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的穆斯林。

穆罕默德在他生前并没有留下如何推选继承人的遗嘱，《古兰经》里也没有关于推选继承人的规定，这导致了以后数百年的时间里伊斯兰教在选举哈里发的斗争中流血不断。

默罕默德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是任何人不能比的，他是安拉的最后一位专使，不管是谁继承，默罕默德的安拉使者这一地位是不能继承的，他是灯塔，只有他才能接受真主的降谕和训诫，后任的继承者只是继承了默罕默德的世俗统治，阿拉伯世界的以后继任者都缺少了神学色彩。

“四大哈里发”时代的第一任哈里发就是阿布·伯克尔，这个人出生于一个贵族商人家庭，在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前就开始追随他，从麦加到麦地那，他几乎参加了伊斯兰创教后的所有战斗，他是默罕默德的亲密战友。在默罕默德病重时，委托他领导信徒礼拜并主持穆斯林集会，虽然默罕默德没有亲口指认伯克尔为继承人，但对于整个穆斯林来说，先知委任领拜就足以表明他就是默罕默德生前选定的继承人了。

阿布·伯克尔这个人还是很能干的，他也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支持，在穆罕默德逝世后，整个阿拉伯半岛已经是面临分崩离析了，各地叛乱不断，虽然默罕默德是“神”的继承者，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不光是中国人有，在阿拉伯半岛上开始有人自称“先知”，默罕默德刚刚建立起来不久的中央集权制度受到了严重威胁。其实这种情况很普遍，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争斗，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更何况是权利，在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的初期或者末期这种事情都在频频上演，当象征着正统的那面大旗倒下之后，那些一直虎视眈眈的各路诸侯都会进行无休止的征伐和暴乱，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秩序。在这种形势下，伯克尔力排众议，坚决不妥协，他一方面劝降举棋不定的叛乱者，另一方面对拒不投降的采取武力坚决镇压。

阿布·伯克尔把平叛的指挥权交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阿拉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位军事家，他的军事才能不亚于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军事统帅，他被阿拉伯人称为“安拉之剑”，他的名字叫哈立德，在哈立德的领导下，穆斯林军队所向披靡，6个月的时间平定了几乎遍布整个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小部族势力。接下来，哈立德遇到了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当时的阿拉伯半岛上还有一支力量，哈尼法族，在“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他们就没有屈服于伊斯兰教，他们信奉的是基督教，也有自己的“先知”穆塞里姆，这个人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和组织家，他奉“拉赫曼”为真神，鼓吹苦行主义，在他的身边聚集了大量的追随者，他的信徒甚至比穆斯林更有热情。在哈立德逐渐统一阿拉伯半岛的时候，穆塞里姆感到了危机，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思想和世俗权力，他游说游牧的泰米姆族结成联盟，组织起了一支拥有4万信徒的军事力量，双方一战已经不可避免了。

哈立德与穆塞里姆在阿克拉巴平原上展开了决战，刚开始穆塞里姆人数占优，在一波猛攻之下，穆斯林节节败退，但在哈立德的指挥下，穆斯林军队阵脚不乱拼死相搏，最终转守为攻，迫使穆塞里姆退到了一个花园里，这个花园围墙高耸，极为坚固，他想据此坚守防御反击，但是哈立德没有给他机会，哈立德命令几十名穆斯林士兵组成敢死队，在几轮拼杀之后，穆斯林士兵爬上高墙进入了花园，随之而来的是杀红眼了哈立德大军，穆塞里穆的几万大军在拥挤堆叠中遭到了无情的屠杀，他本人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杀身亡。

经此一战，哈里德一战封神，他被穆斯林世界称为“安拉之剑”，整个阿拉伯半岛再也没有任何势力能与阿布·伯克尔抗衡了，在默罕默德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整个穆斯林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型的战争机器，像极了我们熟悉的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他们从蒙昧走向文明只用了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在完成了自己内部的重建以后，贫瘠的阿拉伯半岛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在他们眼前的是两个巨型的文明帝国，波斯萨珊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阿拉伯人准备好了，阿布·伯克尔拉开了阿拉伯人远征的帷幕。

摩尔人的国家

到711年，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改宗信仰了在8世纪已经在北非占据主导地位的伊斯兰教。当时，一支由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Ziyad)率领的突击队被派往伊比利亚半岛介入西哥特王国的内战。在横渡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他们在711年夏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在这场胜利中，西哥特王国国王罗德里克被击败并于当年7月19日在瓜达莱特战役(the Battle of Guadalete)中被杀。塔里克的上司——穆萨·本·努萨伊尔(Musa bin Nusair)随后带领大批增援部队横跨海峡。至718年，穆斯林已经控制了半岛的大部。但是其向欧洲的进一步进军则在732年的图尔战役(Battle of Tours)中为法兰克王国的宫相查理·马特所挫。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十分重视军队的扩张，并建立了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海军。正是这种政策支持了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扩张。哈里发瓦利德一世的统治时期也被认为是伊斯兰力量的极盛期。

阿尔-安达卢斯的统治者们由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瓦利德一世在大马士革授予埃米尔头衔。在倭马亚王朝被阿拔斯王朝推翻之后，其部分统治阶层逃亡到了西班牙，聚集在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的麾下，后者通过宣布科尔多瓦为独立的哈里发国向阿拔斯王朝提出挑战。当时的阿尔-安达卢斯充斥着阿拉伯倭马亚王朝统治者与当地西哥特-罗马天主教信众的内部冲突。

844年，维京人羞辱性的洗劫了塞维利亚，并一度占领了瓜达尔基维尔河。之后，哈里发国建立了第一支海军。942年，异教徒马扎尔人袭击了阿尔-安达卢斯。

10世纪，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宣布建立科尔多瓦哈里发国，断绝了与埃及和叙利亚哈里发的联系。哈里发国十分关注维持其在北非的势力基地，但是这些财产在不断减少，最后只剩下了休达行省。与此同时，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开始缓慢但是稳定地迁徙至北方的几个王国，从而使这几个北方王国的力量逐渐增强。但是既便如此，阿尔-安达卢斯在人口、经济、文化和军事力量方面相比于这些北方王国，即使是面对它们的联合，也拥有着巨大的优势。而这几个基督教王国之间的内部矛盾也使得它们无法对哈里发国产生威胁。

这个时期被称为La Convivencia，以宗教宽容而著称，而且还是西班牙犹太艺术的黄金时期(从912年——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统治时期至格拉纳达屠杀事件发生之时的1066年)。 当985年穆罕默德·伊本·阿布·阿米尔洗劫了巴塞罗那之后，穆斯林对于用武力重新控制半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儿子其后又袭击了许多基督教城市。但是当他的儿子死去之后，哈里发国陷入了内战，并分裂为多个“泰法王国”(Taifa Kingdoms)。诸泰法国的国王不仅在战争中相互竞争，而且还在艺术保护方面相互较劲，因此这个时期的艺术得到了短暂的繁荣。这个时期，泰法王国失去了原先占领的北方基督教王国的领土，在1085年失去托莱多之后，这些穆斯林统治者们只好不情愿的请求穆拉比特王朝的援助，后者则从北非侵入了阿尔-安达卢斯并建立了一个帝国。至12世纪，这个帝国在经历了1212年和穆瓦希德王朝的入侵者的决定性的托洛萨的那瓦斯战役(Battle of Las Navas de Tolosa)后再次崩溃。

中世纪的西班牙持续着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间的战争。到1147年，阿尔摩哈德王朝已经继承了穆拉比特王朝的马格里布地区和安达卢西亚地区，他们信仰更为坚定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待迪米(dhimmis，穆斯林治下的犹太人和基督徒)极为苛刻。面对死亡、改宗和移民的选择，许多犹太人和基督徒选择了离开。至13世纪中期，格拉纳达哈里发国成为了西班牙唯一一个保持独立的哈里发国，这个政权一直延续到了1492年。

阿拉贡王国的国王的统辖地不仅包括了阿拉贡行政区，还有加泰罗尼亚地区，其后，巴利阿里群岛、巴伦西亚、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和撒丁岛相继纳入其治下。加泰罗尼亚骑士团——被认为是西欧第一支雇佣兵军队，占领了雅典公国，并在阿拉贡王国的庇护下统治到了1379年。 随着收复失地运动的持续进行，基督教诸王国和公国的势力得到了不断增强。至15世纪，卡斯蒂利亚王国(占据伊比利亚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和阿拉贡王国(占据半岛东北部地区)成为了其中最强大的国家。两个国王的统治者与葡萄牙、法国和其他邻近国家展开了政治联姻。1474年恩里克四世去世，引发了一场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其中包括了葡萄牙和法国所支持的乔安娜·贝尔特兰尼佳(Joanna La Beltraneja)以及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国内贵族所支持的伊莎贝拉一世。在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之后，伊莎贝拉保住了王位，并与其丈夫——阿拉贡的斐迪南二世实行共治。

伊莎贝拉和斐迪南被称为“基督教君主”(Catholic Monarchs;西班牙语:los Reyes Católicos)，该头衔由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授予。他们于1469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结婚，实行王国共治并最终建立了西班牙王国。他们见证了收复失地运动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摩尔人手里夺回格拉纳达；他们征服了加纳利群岛；在国内他们发布了阿兰布拉诏书(Alhambra Decree)从而将犹太人和穆斯林驱逐出了西班牙。他们支持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后者成为自莱夫·埃里克松之后第一个到达新大陆的欧洲人——这为西班牙带来了大量的财富，从而为西班牙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成为欧洲的主导力量提供资金支持。

伊莎贝拉通过其5个孩子的战略性联姻保证了西班牙长期的政治稳定。她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伊莎贝拉公主嫁给了葡萄牙王储阿方索，以寻求和该邻国的密切联系，但是伊莎贝拉公主不久就因难产而死。伊莎贝拉的次女胡安娜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之子、波西米亚国王美男子菲利普并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王位的继承权。这次联姻确保了和强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姻，从而保证了西班牙未来政治的安全。伊莎贝拉的独子——阿斯图里亚斯王储胡安则娶了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从而维持了和西班牙所倚重的哈布斯堡皇朝的联系。她的第四个孩子——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的玛利亚则嫁给了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进一步巩固了通过其姐姐的婚姻建立起来的两国联系。她的第五个孩子——阿拉贡的凯瑟琳则嫁给了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生有一女玛丽一世。

直至13世纪，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还是唯一两个对宗教少数派(犹太人和穆斯林)保持宗教宽容的基督教国家。但是在14世纪犹太人的境遇直转急下，迫害在1391年的大规模屠杀——当时除了阿维拉，其他主要城市都发生了屠杀——中达到高潮。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总数为20万人的西班牙犹太人中有一半都改宗信了基督教(成为了“改宗者”)。迫害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两位“基督教君主”施行，他们在1492年发布诏令，命令剩余的犹太人改宗，否则将被驱逐出西班牙。根据不同的信息来源，被驱逐的犹太人的数量可能从4万到12万不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穆斯林也遭受到了相同的命运——被迫改宗(改宗者被称为“摩里斯科人”，Moriscos)或被驱逐。犹太人和穆斯林并非这个时期唯一遭受迫害的人群。吉普赛人也面临着悲惨的命运：所有年龄在18-26岁之间的吉普赛男性都必须在桨战船上服役——这相当于判他们死刑，但是其中的大部分都成功的躲藏了起来并逃避了追捕。 在13世纪，西班牙的基督教地区存在多种语言，包括卡斯蒂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加里西亚语、阿兰尼斯语(Aranese language)和莱昂尼斯语(Leonese language)。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卡斯蒂利亚语(即现今的西班牙语)成为了卡斯蒂利亚王国内最重要的文化和交流工具。在卡斯蒂利亚的斐迪南三世统治的最后一年，官方文件开始使用卡斯蒂利亚语撰写；而到了阿方索十世统治期间，卡斯蒂利亚语成为了官方语言。从此之后卡斯蒂利亚所有的官方文件都使用卡斯蒂利亚语撰写，所有的外语文本也都由原来翻译为拉丁文本改成翻译为卡斯蒂利亚语文本。

13世纪，莱昂和卡斯蒂利亚建立了许多大学，如萨拉曼卡大学和帕伦西亚大学都是欧洲最早建立的大学。在伊莎贝拉和斐迪南治下，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撰写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的第一个版本在1492年出版。

泰斯米叶(Tasmiyah)，穆斯林对称颂安拉尊名专用语的简称。一译“太思米”。阿拉伯语音译，原意为“命名”、“定名”、“称谓”，引申为“诵安拉之名”。

指穆斯林在行为之前首先恭诵“比斯米拉希·拉赫玛尼·拉希米”(Bismi—llahi al-Rahmani al-Rahimi)，意为“奉普慈特慈的安拉之名”，或译作“以至仁至慈的安拉的名义”，此句为称颂安拉尊名的专用语，简称“泰斯米叶”，俗称“念泰斯米”或“道泰斯米”。句中的“拉赫曼”(al-Rahman，译作“普慈的”或“至仁的”)和“拉希姆”(al-Rahim，译作“特慈的”或“至慈的”)二词，系安拉的99个尊名中最常用的两个尊名。根据经注学家的解释，前者指安拉在今世对万事万物广施恩惠，后者则指安拉在后世仅施恩于穆斯林中的信仰坚定者和行善者。故全句旧译为“奉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真主的尊名”。

穆斯林遵循《古兰经》和圣训的教诲，在履行“五功”、诵读《古兰经》、赞主赞圣以及进行各种宗教修持或善功之前，都自觉地首先恭读称颂安拉尊名的专用语，即“念泰斯米”。穆斯林所有著作的序言和正文，亦均以此专用语冠首。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除在宰牲、食饮之前必“念泰斯米”外，在其他诸如起床、洗漱、沐浴、就寝、外出等等一切行为之前，亦习惯地“念泰斯米”，以表示对独一的崇高主宰安拉的坚定信仰和虔敬，并祈求安拉在万事中恩赐吉利。做事之前首先恭诵安拉之名的习俗，在中国各族穆斯林中广为普及，“泰斯米叶”一词及其所代表的专用语，已成为他们宗教和社会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组语汇。

732年10月10日，图尔战役(普瓦捷战役)许多战役都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如马拉松、滑铁卢或二战，但没有一场战役达到了旅行的程度。

到8世纪初，整个北非和西班牙都被穆斯林统治，倭马亚征服者向北挺进，进入高卢，最终在波尔多打败了Odo the Great，并洗劫了这座城市。唯一留下来的欧洲强国是查尔斯·马特尔(Charles Martel)统治下的(日耳曼)法兰克人，他进一步扩大了法兰克王国，包括德国西部的大部分地区、法国北部和东部以及低地国家。

奥多告诉查尔斯伍马亚的威胁迫在眉睫，查尔斯接受了他的请求。倭马亚人似乎对法兰克人的力量知之甚少，他们前往图尔市，那里有当时欧洲最富有和最负声望的修道院。

查理立即准备他的军队，这些军队由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其中一些人已为查理效力15年，并向南方进军。他故意避免使用罗马的公路网，而是行军翻山越岭，穿过森林，以免被人发现。事实上，所有的记载都表明，倭马亚人看到法兰克军队在山上的森林中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前面有小山和树木，两边有水保护他们不受骑兵的攻击。

有尽可能多的军队规模数字账户和历史学家写关于这场战斗,从10000年到80000年弗兰克斯和20000到375000倭玛亚,但实际上法兰克人永远不会有20000多名士兵和倭玛亚可能在25000年到30000年。几乎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认为倭马亚的军队比他们的对手要大得多。

查理正确地认为敌人将被迫进攻以继续他们的行军，因此他决定留在山上。这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伍马亚德指挥官阿卜杜勒-拉赫曼(Abd-Al-Rahman)在智谋和策略上都被击败了。他没有意识到，首先要对抗欧洲的主宰者法兰克人的重要性。当然，一个人应该小心谨慎，不要把敌人(Odo)留在背后，但是他对无罪释放的战役已经削弱了他的军队，而且这也激发了法兰克人寻求报复的动机。此外，他完全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没有侦察到法兰克军队的前进方向，也不知道他们的兵力。他们只能透过树林看到自己的前线，完全不知道身后有多少人站在森林里。

最重要的是，是查理选择了战场，选择了一个由于地形和树木崎岖而降低骑兵冲锋效率的地点，并小心地避开平坦开阔的地面。法兰克人纪律严明，坚守在他们的盾墙阵型中，在第一次小规模战斗后没有被引诱离开他们的位置。两军对峙了一个星期，除了偶尔的小冲突以考验法兰克人的力量。阿卜杜勒-阿尔-拉赫曼不愿意进攻，但随着冬天的临近，他再也等不起了。据推测，大多数倭马亚人的穿着是为了适应北非的气候，而不是欧洲大陆的冬天，而法兰克人则是在自己的地盘上战斗，为应对低温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们并不着急。

最终倭马亚人的骑兵在第七天多次进攻，但法兰克人抵抗了进攻，尽管他们的防线被打破了几次。这一定是自罗马时代以来，步兵部队第一次经受住了重骑兵的冲锋。倭马亚人试图杀死查尔斯，但他的私人护卫击退了他们。 

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谣言在倭马亚军中传开，说法兰克人正在抢劫他们的大本营。为了保住战利品，一些部队立即停止了进攻。有人认为，查理有意派了一小群人到倭马亚集中营，以便尽可能多地解放奴隶，制造混乱。这一行动取得了成功，大部分骑兵返回了他们的营地。对军队的其他人员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次全面撤退，很快就爆发了恐慌，Abd-Al-Rahman被杀。

查理斯命令他的军队不要追逐逃跑的敌人，因为他害怕埋伏，他们一直呆在原地，直到第二天，当侦察兵确认伍马亚确实撤退了。

虽然这场战役肯定不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伤亡也不是特别高(大约1000名法兰克人和10000 - 12000名倭马亚人)，但它的重要性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