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德行的原文和翻译

原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白话释义：

陈仲举的言论和行为是读书人的准则，是世人的模范。他初次做官，就有志刷新国家政治。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郡，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报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府君先进官署视事。”陈仲举说：“周武王刚战胜殷，就表彰商容，当时连休息也顾不上。我尊敬贤人，不先进官署，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周子居常说：“我过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叔度，庸俗贪婪的想法就又滋长起来了！”郭林宗到了汝南郡，去拜访袁奉高，见面一会儿就走了；去拜访黄叔度，却留宿一两天。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叔度好比万顷的湖泊那样宽阔、深邃，不可能澄清，也不可能搅浑，他的气量又深又广，是很难测量的呀！”

李元礼风度出众，品性端庄，自视甚高，他要把在全国推行儒家礼教、辨明是非看成自己的责任。后辈读书人有能得到他教诲的，都自以为登上了龙门。李元礼曾经赞叹荀淑和钟皓两人说：“荀君识见高明，人们很难超过他；钟君有最美好的德行，却是可以学习的。”

此文出自南朝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临川王，刘裕对其恩遇有加。公元424年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刚登基便先后杀了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拥立功臣。宋文帝性情猜忌狠辣，因为担心自己重蹈少帝被弑的悲剧，严格控制并杀戮了大量功臣和宗室成员，这其中就包括名将檀道济。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义庆不得不加倍小心谨慎，以免遭祸。本传言“太白星犯右执法，义庆惧有灾祸，乞求外镇。”这实际上是刘义庆借故离开京城，远离是非之地。尽管文帝下诏劝解宽慰但架不住刘义庆。

刘义庆终于得以外镇为荆州刺史。外镇后的刘义庆仍然如同惊弓之鸟，心有余悸。他处在宋文帝刘义隆对于宗室诸王怀疑猜忌的统治之下为了全身远祸，于是招聚文学之士寄情文史编辑了《世说新语》这样一部清谈之书。

作者简介：

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逸闻轶事，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从中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魏晋士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况，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电波拉皮除皱手术是通过手术把组织下坠的皮肤拉紧，恢复年轻时的样子。那么，电波拉皮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女性呢？不妨让韩后韩后整形美容医院的专家带你一起看看介绍。 电波拉皮对于40岁以上女性是最合适的手术除皱方式啦，它能有效改变你的肤质，避免了脸上的皱纹泄露你的年龄秘密。电波拉皮手术是多层次的脸部上提术，在手术过程中，除了皮肤要拉紧外，面部肌肉、筋膜组织、紧贴骨头以及软组织等部位都要不同程度的拉紧。根据人的肤质不同，电波拉皮术维持时间也不同，一般3年以上，最长的达到10年。其实针对年龄的不同，40岁以前的女性是不适合做电波拉皮术的。按照皱纹的发展一般经历三四个阶段：刚刚开始出现时，是由于表情肌收缩造成的皮肤纹理，这段时间最佳的除皱方法是使用换肤品，比如用水杨酸进行脱皮；当人到40岁左右，皱纹变得不可逆，换肤品就很难发挥作用了，这时可使用真皮填充的方法除皱，填充剂包括胶原、透明质酸等物质；而人一旦过了40岁，组织下坠形成的皱纹更加顽劣，真皮填充的效果也不明显了，那就要用拉皮手术了。 电波拉皮手术也并非所有40岁以上的女性都适合，如果你皮肤比较紧，只有细小皱纹，或者皱纹以表情纹为主、组织下坠造成的脸部变化不明显，就不需要做。此外，只要没有严重心脏病的人，都可以接受这种手术。

　《世说新语》德行原文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为豫章太守，至，便问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陈曰：“武王式商容之闾，席不暇暖。吾之礼贤，有何不可!”

　周子居常云：“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

　李元礼尝叹荀淑、钟皓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

　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箸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箸膝前。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仞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陈元方兄弟恣柔爱之道，而二门之里，不失雍熙之轨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

　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梁王、赵王，国之近属，贵重当时。裴令公岁请二国租钱数百万，以恤中表之贫者。或讥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损有余，补不足，天之道也。”

　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

　王安丰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浚冲必不免灭性之讥。”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刘道真尝为徒，扶风王骏以五百疋布赎之，既而用为从事中郎。当时以为美事。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

　郗公值永嘉丧乱，在乡里甚穷馁。乡人以公名德，传共饴之。公常携兄子迈及外生周翼二小儿往食。乡人曰：“各自饥困，以君之贤，欲共济君耳，恐不能兼有所存。”公于是独往食，辄含饭著两颊边，还吐与二儿。后并得存，同过江。郗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

　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周镇罢临川郡还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时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狭小，而又大漏，殆无复坐处。王曰：“胡威之清，何以过此!”即启用为吴兴郡。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

　王长豫为人谨顺，事亲尽色养之孝。丞相见长豫辄喜，见敬豫辄嗔。长豫与丞相语，恒以慎密为端。丞相还台，及行，未尝不送至车后。恒与曹夫人并当箱箧。长豫亡后，丞相还台，登车后，哭至台门。曹夫人作簏，封而不忍开。

　桓常侍闻人道深公者，辄曰：“此公既有宿名，加先达知称，又与先人至交，不宜说之。”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谢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法，谢以醇酒罚之，乃至过醉，而犹未已。太傅时年七、八岁，箸青布裤，在兄膝边坐，谏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于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

　谢太傅绝重褚公，常称：“褚季野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

　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

　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

　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范宣年八岁，后园挑菜，误伤指，大啼。人问：“痛邪”答曰：“非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是以啼耳!”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韩后与范同载，就车中裂二丈与范，云：“人宁可使妇无(巾军)邪”范笑而受之。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殷仲堪既为荆州，值水俭，食常五碗盘，外无余肴。饭粒脱落盘席闲，辄拾以啖之。虽欲率物，亦缘其性真素。每语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之!”

　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

　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桓南郡。既破殷荆州，收殷将佐十许人，咨议罗企生亦在焉。桓素待企生厚，将有所戮，先遣人语云：“若谢我，当释罪。”企生答曰：“为殷荆州吏，今荆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颜谢桓公”既出市，桓又遣人问欲何言答曰：“昔晋文王杀嵇康，而嵇绍为晋忠臣。从公乞一弟以养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与企生母胡，胡时在豫章，企生问至，即日焚裘。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吴郡陈遗，家至孝，母好食铛底焦饭。遗作郡主簿，恒装一囊，每煮食，辄贮录焦饭，归以遗母。后值孙恩贼出吴郡，袁府君即日便征，遗已聚敛得数斗焦饭，未展归家，遂带以从军。战于沪渎，败。军人溃散，逃走山泽，皆多饥死，遗独以焦饭得活。时人以为纯孝之报也。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涟，见者以为真孝子。

　吴道助、附子兄弟，居在丹阳郡。后遭母童夫人艰，朝夕哭临。及思至，宾客吊省，号踊哀绝，路人为之落泪。韩康伯时为丹阳尹，母殷在郡，每闻二吴之哭，辄为凄恻。语康伯曰：“汝若为选官，当好料理此人。”康伯亦甚相知。韩后果为吏部尚书。大吴不免哀制，小吴遂大贵达。

　《世说新语》德行译文

　陈仲举的言论和行为是读书人的准则，是世人的模范。他初次做官，就有志刷新国家政治。出任豫章太守时，一到郡，就打听徐孺子的住处，想先去拜访他。主簿禀报说：“大家的意思是希望府君先进官署视事。”陈仲举说：“周武王刚战胜殷，就表彰商容，当时连休息也顾不上。我尊敬贤人，不先进官署，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周子居常说：“我过一段时间见不到黄叔度，庸俗贪婪的想法就又滋长起来了!”

　郭林宗到了汝南郡，去拜访袁奉高，见面一会儿就走了;去拜访黄叔度，却留宿一两天。别人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叔度好比万顷的湖泊那样宽阔、深邃，不可能澄清，也不可能搅浑，他的气量又深又广，是很难测量的呀!”

　李元礼风度出众，品性端庄，自视甚高，他要把在全国推行儒家礼教、辨明是非看成自己的责任。后辈读书人有能得到他教诲的，都自以为登上了龙门。

　李元礼曾经赞叹荀淑和钟皓两人说：“荀君识见高明，人们很难超过他;钟君有最美好的德行，却是可以学习的。”

　太丘县县长陈皇去拜访朗陵侯相荀淑，因为家贫、俭朴，没有仆役侍候，就让长子元方驾车送他，少子季方拿着手杖跟在车后。孙子长文年纪还小，就坐在车上。到了荀家，荀淑让叔慈迎接客人，让慈明劝酒，其馀六个儿子管上菜。孙子文若也还小，就坐在荀淑膝上。这时候太史启奏朝廷说：“有真人往东去了。”

　有位客人问陈季方：“令尊太丘长有哪些功勋和品德，因而在天下享有崇高的声望”季方说：“我父亲好比生长在泰山一角的桂树;上有万丈高峰，下有深不可测的深渊;上受雨露浇灌，下受深泉滋润。在这种情况下，桂树怎么知道泰山有多高，深泉有多深呢!不知道有没有功德啊!”

　陈元方的儿子陈长文，有杰出的才能，他和陈季方的儿子陈孝先各自论述自己父亲的事业和品德，两人争执不下，便去问祖父太丘长陈寔。陈寔说：“元方很难当哥哥，季方也很难当弟弟。”

　荀巨伯到远处探望朋友的病，正好碰上外族强盗攻打郡城，朋友对巨怕说：“我这下活不成了，您可以走了!”巨伯说：“我远道来看您，您却叫我走;损害道义来求活命，这难道是我荀巨伯干的事吗!”强盗进了郡城，对巨伯说：“大军到了，全城的人都跑光了，你是什么样的男子汉，竟敢一个人留下来”巨伯说：“朋友有病，我不忍心扔下他，宁愿我自己代朋友去死。”强盗听了互相议论说：“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侵入有道义的国家!”于是就把军队撤回去了，全城也因此得以保全。

　华歆对待子弟很严肃，虽然是在家里，礼仪也像在朝廷上那样庄敬严肃。陈元方兄弟却是尽量实行和睦友爱的办法。但是两个家庭内部，都没有失掉和睦安乐的治家准则。

　管宁和华歆一同在菜园里刨地种菜，看见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不理会，举锄锄去，跟锄掉瓦块石头一样，华歆却把金子捡起来再扔出去。还有一次，两人同坐在一张坐席上读书，有达官贵人坐车从门口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管宁就割开席子，分开座位，说道：“你不是我的朋友。”

　王朗常常在识见和气度方面推崇华歆。华歆曾经在蜡祭那天把子侄聚到一起宴饮，王朗也学他的做法。有人向张华说到这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都是学些表面的东西，因此距离华歆越来越远。”

　华歆、王朗一同乘船避难，有一个人想搭他们的船，华歆马上对这一要求表示为难。王朗说：“好在船还宽，为什么不行呢”后来强盗追来了，王朗就想甩掉那个搭船人。华歆说：“我当初犹豫，就是为的这一点呀。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怎么可以因为情况紧迫就抛弃他呢!”便仍旧带着并帮助他。世人凭这件事来判定华歆和王朗的优劣。

　王祥侍奉后母朱夫人非常小心。他家有一棵李树，结的李子特别好，后母一直派他看管着。有时风雨忽然来临，王祥就抱着树哭泣。有一次，王祥在另一张床上睡觉，后母亲自去暗杀他;正好碰上王祥起夜出去了，只砍着空被子。王祥回来后，知道后母为这事遗憾不止，便跪在后母面前请求处死自己。后母因此受到感动而醒悟过来，从此就当亲生儿子那样爱他。

　晋文王称赞阮嗣宗是最谨慎的，每逢和他谈话，他的言辞都很奥妙深远，未曾评论过别人的短长。

　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未曾看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

　王戎和和峤同时丧母，都因为尽孝得到赞扬。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哀痛哭泣，礼仪周到。晋武帝对刘仲雄说道：“你经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吗听说和峤过于悲痛，超出了礼法常规，真令人担忧。”仲雄说：“和峤虽然礼仪周到，精神状态没有受到损伤;王戎虽然礼仪不周，可是伤心过度，伤了身体，骨瘦如柴。臣认为和峤是生孝，王戎是死孝。陛下不应为和峤担扰，而应该为王戎担忧。”

　梁王和赵王是皇帝的近亲，贵极一时。中书令裴楷请求他们两个封国每年拨出赋税钱几百万来周济皇亲国戚中那些贫穷的人。有人指责他说：“为什么向人讨钱来做好事”裴楷说：“破费有馀的来补助欠缺的，这是天理。”

　王戎说：“太保处在正始年代，不属于擅长清谈的那一类人。等到和他谈论起来，原来义理清新深远。他不以能言见称，恐怕是崇高的德行掩盖了他的善谈吧!”

　安丰侯王濬冲在服丧期间，哀毁之情超过一般人。中书令裴楷去吊唁后，说道：“如果一次极度的悲哀真能伤害人的身体，那么濬冲一定免不了会被指责为不要命。”

　王戎的父亲王浑，很有名望，官职做到凉州刺史。王浑死后，他在各州郡做官时的随从和旧部下，怀念他的恩惠，相继凑了几百万钱送给王戎做丧葬费，王戎一概不收。

　刘道真原来是个罚服劳役的罪犯，扶风王司马骏用五百匹布来替他赎罪;不久又任用他做从事中郎。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值得称颂的事。

　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都以放荡不羁为旷达，有时还有人赤身露体。乐广笑着说：“名教中自有令人快意的境地，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

　郗公(郗鉴)在永嘉丧乱时，避居乡下，很穷困，甚至要挨饿。乡里人尊敬郗公的名望德行，就轮流给他做饭吃。郗公带着侄子郗迈和外甥周翼一起去吃饭。乡里人叹道：大家都饥饿困乏，因为您的贤德，所以我们要共同帮助您，如果再加上两个孩子，恐怕就不能一同养活了。从此郗公就一个人去吃饭，把饭含在两颊旁，回来后吐给俩孩子吃。两个孩子活了下来，一同南渡过江。郗公去世时，周翼任剡县令，他辞职回家，在郗公灵床前铺了草垫，为郗公守丧，一共三年。

　顾荣在洛阳的时候，一次应邀赴宴，发现上菜的人有想吃烤肉的神情，就把自己那一份让给了他。同座的人都笑话顾荣，顾荣说：“哪有成天端着烤肉而不知肉味这种道理呢!”后来遇上战乱过江避难，每逢遇到危急，常常有一个人在身边护卫自己。便问他为什么这样，原来就是得到烤肉的那个人。

　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他生性最孝顺，经常亲自给母亲做饭。平北将军王义听到他的好名声，就把两个婢女送给他，并任用他做中郎。有人跟他开玩笑说：“奴仆的身价比婢女多一倍。”祖纳说：“百里奚又何尝比五张羊皮轻贱呢!”

　周镇从临川郡解任坐船回到京都，还来不及上岸，船停在青溪渚。丞相王导去看望他。当时正是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来，船很狭窄，而且雨漏得厉害，几乎没有可坐的地方。王导说：“胡威的清廉，哪里能超过这种情况呢!”立刻起用他做吴兴郡太守。

　当初邓攸躲避永嘉之乱，逃难江南，在半路上扔下了自己的儿子，保全了弟弟的儿子。过江以后，娶了一个妾，非常宠爱。一年以后，询问她的身世，她便详细诉说自己是北方人，遭逢战乱，逃难来的;回忆起父母的姓名，原来她竟是邓攸的外甥女。邓攸一向德行高洁，事业有成就，言谈举止都没有污点，听了这件事，伤心悔恨了一辈子，从此便不再娶妾。

　王长豫为人谨慎和顺，侍奉父母神色愉悦，克尽孝道。丞相王导看见长豫就高兴，看见敬豫就生气。长豫和王导谈话，总是以谨慎细密为本。王导要去尚书省，临走，长豫总是送他上车。长豫常常替母亲曹夫人收拾箱笼衣物。长豫死后，王导到尚书省去，上车后，一路哭到官署门口;曹夫人收拾箱笼，一直把长豫收拾过的封好，不忍心再打开。

　散骑常侍桓彝听到有人谈论竺法深，就说：“此公素来有名望，而且受到前辈贤达的赏识、赞扬，又和先父是最好的朋友，不该谈论他。”

　庾亮驾车的马中有一匹的卢马，有人告诉他，叫他把马卖掉。庾亮说：“卖它，必定有买主，那就还要害那个买主，怎么可以因为对自己不利就转嫁给别人呢!从前孙叔敖打死两头蛇，以保护后面来的人，这件事是古时候人们乐于称道的。我学习他，不也是很旷达的吗!”

　光禄大夫阮裕在剡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辆很好的车，不管谁向他借车，没有不借的。有个人要葬母亲，心想借车，可是不敢开口。阮裕后来听说这件事，叹息说：“我有车，可是让别人不敢借，还要车子做什么呢!”就把车子烧了。

　谢奕做判县县令的时候，有一个老头儿犯了法，谢奕就拿醇酒罚他喝，以至醉得很厉害，却还不停罚。谢安当时只有七八岁，穿一条蓝布裤，在他哥哥膝上坐着，劝告说：“哥哥，老人家多么可怜，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谢奕脸色立刻缓和下来，说道：“你要把他放走吗”于是就把那个老人打发走了。

　太傅谢安非常敬重褚季野，曾经称颂说：“褚季野虽然口里不说，可是心里明白是非，正像一年四季的气象那样，样样都有。”

　丹阳尹刘真长在任内，临终奄奄一息之时，听见供神佛的阁下正在击鼓、舞蹈，举行祭祀，就神色严肃地说：“不得滥行祭祀!”属员请求杀掉驾车的'牛来祭神，刘真长回答说：“我早就祷告过了，不要再做烦扰人的事!”

　晋简文帝还在任抚军将军的时候，他坐床上的灰尘不让擦去，见到老鼠在上面走过的脚印，认为很好看。有个参军看见老鼠白天走出来，就拿手板把老鼠打死，抚军为这很不高兴。他的门客站起来批评，劝告他说：“老鼠给打死了，尚且不能忘怀;现在又为了一只老鼠去损伤人，恐怕不行吧”

　谢安的夫人教导儿子时，追问太傅谢安：“怎么从来没有见您教导过儿子”谢安回答说：“我经常以自身言行教导儿子。”

　晋简文帝还在任抚军将军的时候，他坐床上的灰尘不让擦去，见到老鼠在上面走过的脚印，认为很好看。有个参军看见老鼠白天走出来，就拿手板把老鼠打死，抚军为这很不高兴。他的门客站起来批评，劝告他说：“老鼠给打死了，尚且不能忘怀;现在又为了一只老鼠去损伤人，恐怕不行吧”

　范宣八岁那年，有一次在后园挖菜，无意中伤了手指。就大哭起来。别人问道：“很痛吗”他回答说：“不是为痛，身体发肤，不敢毁伤，因此才哭呢。”范宣品行高洁，为人清廉俭省，有一次。豫章太守韩康伯送给他一百匹绢，他不肯收下;减到五十匹，还是不接受;这样一路减半，终于减至一匹，他到底还是不肯接受。后来韩康伯邀范宣一起坐车，在车上撕了两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把绢收下了。

　王子敬病重，请道家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家问子敬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子敬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

　殷仲堪就注荆州刺史以后，正遇上水灾歉收，吃饭通常只用五碗盘，除外没有其他荤菜;饭粒掉在盘里或坐席上，马上捡起来吃了。这样做，虽然是想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也是因为他的本性质朴。他常常告诫子侄们说：“不要因为我担任一个州的长官，就认为我把平素的生活习惯抛弃了，现在我的这种习惯并没有变。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怎么能做了官就丢掉做人的根本呢!你们要记住我的话!”

　当初，南郡公桓玄和杨广一起去劝说荆州刺史殷仲堪，认为他应该夺取殷觊主管的南蛮地区来建立自己的权力。殷觊也马上明白了他们的意图。一次趁着行散，随随便便地离开了家，便不再回来，里里外外没有人事先知道。他神态悠闲，和古时候的楚国令尹子文一样没有怨恨。当时的舆论界就因为这事赞扬他。

　仆射王愉任江州刺史时，被殷仲堪、桓玄起兵驱逐，逃亡到了豫章，生死未知。他的儿子王绥在京都，听到消息，便面容优愁，起居饮食，每一事都有所降低。当时的人把他称为试守孝子。

　南郡公桓玄打败荆州刺史殷仲堪以后，逮捕了殷仲堪的将佐十来人，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里面。桓玄向来待企生很好，当他打算杀掉一些人的时候，先派人去告诉企生说：“如果向我认罪，一定免你一死。”企生回答说：“我是殷荆州的官吏，现在荆州逃亡，生死不明，我有什么脸向桓公谢罪!”绑赴刑场以后，桓玄又差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企生答道：“过去晋文王杀了嵇康，可是他儿子嵇绍却做了晋室的忠臣;因此我想请桓公留下我一个弟弟来奉养老母亲。”桓玄也就按他的要求饶恕了他弟弟。桓玄原先曾经送给罗企生母亲胡氏一领羔皮袍子;这时胡氏在豫章，当企生被害的消息传来时，当天就把那领皮袍子烧了。

　王恭从会稽回来后，王大去看望他。看见他坐着一张六尺长的竹席子，便对王恭说：“你从东边回来，自然会有这种东西，可以拿一张给我。”王恭没有说什么。王大走后，王恭就拿起所坐的那张竹席送给王大。自己既没有多余的竹席，就坐在草席子上。后来王大听说这件事，很吃惊，对王恭说：“我原来以为你有多余的，所以问你要呢，”王恭回答说：“你不了解我，我为人处世，没有多余的东西。”

　吴郡人陈遗，在家里非常孝顺。他母亲喜欢吃锅巴，陈遗在郡里做主簿的时候，总是收拾好一个口袋，每逢煮饭，就把锅巴储存起来，等到回家，就带给母亲。后来遇上孙恩贼兵侵入吴郡，内史袁山松马上要出兵征讨。这时陈遗已经积攒到几斗锅巴，来不及回家，便带着随军出征。双方在沪渎开战，袁山松打败了，军队溃散，都逃跑到山林沼泽地带，没有吃的，多数人饿死了，唯独陈遗靠锅巴活了下来。当时人们认为这是对他纯厚的孝心的报应。

　仆射孔安国任晋孝武帝的侍中，幸福地得到孝武帝的恩宠礼遇。孝武帝死，当时孔安国任太常，他的身体一向瘦弱，穿着重孝服，一天到晚眼泪鼻涕不断，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孝子。

　吴道助和吴附子兄弟俩住在丹阳郡官署的后面。遇上母亲童夫人逝世，他们在早晚哭吊以及思念深切、宾客来吊唁时，都顿足号哭，哀恸欲绝，过路的人也因此落泪。当时韩康伯任丹阳尹，母亲殷氏住在郡府中，每逢听到吴家兄弟俩的哭声，总是深为哀伤。她对康伯说：“你如果做了选官，应该妥善照顾这两个人。”韩康伯也和他们结成知己。后来韩康伯果然出任吏部尚书。这时大吴已经死了，小吴终于做了大官，非常显贵。

三韩是朝鲜半岛南部的古老民族，共有三个分支，即马韩、辰韩和弁（biàn）韩。马韩在今京畿（jī）道、忠清道、全罗道一带；辰韩在今庆尚道洛东江东侧；弁韩则在洛东江西侧。古代朝鲜半岛南部社会发展缓慢。中国三国时期（公元220~280年），三韩仍处在部落联盟阶段。马韩人在三韩族中居于主体地位；辰韩中，有一部分原系秦朝人，因逃避秦王朝的苦役流亡到这里，马韩首领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部地方，也称秦韩；弁韩在辰韩之南，有辰韩人杂居，也称弁辰。中国大陆的铁器文化与青铜器文化一起，经半岛北部传人三韩后，半岛南部的稻作、蚕桑等农业生产便有了飞跃性发展，三韩也因此从新石器时代直接进入了铁器时代。

后来，马韩众部落发展为百济国，辰韩诸部落发展为新罗国。新罗于公元532年至562年间统一了弁韩诸部落，并于660年借助唐军的力量统一了百济国。至此，原三韩地域便完全归属于新罗。

高句丽（句：gōu）原为中国东北浑江流域一个古老部族。公元前37年，部族首领高朱蒙在纥升骨城（纥：hé，今辽宁桓仁）定都称王，国号高句丽。公元3年，高句而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自第六世太祖大王高宫起，王位世袭得到确立，王权得到加强，国家体制初具规模。高句丽自四世纪初占据乐浪郡后，便与半岛南部两个三韩族国家百济和新罗直接接壤，三国间激烈的角逐也便由此展开。新罗受到高句丽、百济的不断进攻，处境十分危险，于是请求唐朝出面于预。唐朝调解无效，便在新罗配合下出兵，于公元660年灭百济，再于668年灭高句丽。百济、高句丽灭亡后，新罗统一了大同江以南地区。大同江以北直到辽东则归唐朝管辖。

公元372年，秦王苻坚（公元338～385年，前秦世祖。西晋灭亡、东晋在南方建立之时，黄河流域的各族统治者彼此争伐混战，在1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建立起大大小小许多国家，历史上称为“十六国”。十六国中有前秦、后秦、西秦。前泰建于350年，灭亡于394年）遣使及浮屠（和尚）顺道送佛像、经文至高句丽，高句丽第十七代君主小兽林王也遣使者答谢。两年后，僧人阿道又自前秦至高句而。375年，高句丽始建肖门寺，以安置顺道；又建伊佛兰寺，以安置阿道。从此，佛教传人了高句丽。

与苻坚遣使赴高句丽的同一年，高句丽设立国家教育机关太学，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高句丽教育事业，其时已有较大的发展。高句丽自建国初期起，就利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有人用汉文记下高句丽史事100卷，名日《留记》。公元600年，婴阳王诏令太学博士李文真，将《留记》整理删订为《新集》五卷。好太王碑更是高句丽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最好见证。碑在集安县城东九华里处，建于高句丽将其政治中心迁移至朝鲜半岛前不久的公元414年。碑身高6．39米，四面环刻汉字碑文，以东南为正面，共44行，每行一般为4l字，计1775字。

公元624年，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在位）派遣使臣前往高句丽，带有天尊（道教徒对该教所奉天神中最高贵者的尊称）像及道土。使团宣讲《老子》时，道俗听者竟达数千人。公元643年，高句丽宝藏王派遣使者人唐，求取道教经典；唐太宗于是派遣道士叔达等8人前往高句而传扬道教，并赐老子的《道德经》。道家学说传人高句丽后，曾一度有压倒佛教之势。这一时期，高句丽进而派遣贵族子弟人唐，以直接吸收汉文化。

高句丽艺术与中国的关系，可从古墓墓室壁画中看到。壁画墓集中分布在集安、平壤、安岳三地，壁画题材又大体分为三类：社会生活风俗画、案画和神灵画。前两类多为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的作品，后者多为五世纪末至六世纪中的作品。高句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朝鲜半岛之后，墓室壁画从题材到技法仍保持着与汉文化的深厚渊源。

墓葬壁画和史籍中也描绘、记载了中国与高句丽之间在音乐方面的交流。在冬寿墓（位于朝鲜黄海南道安岳郡，公元375年营造，1949年发掘。墓主冬寿，原为辽东慕容氏官员，公元336年亡命高句丽）前室壁画的奏乐上，绘有乐队和仪仗队，乐队坐，仪仗队立。专家推断：在殿庭演奏的这种仪礼乐，应是鼓吹乐；而高句丽的这种殿庭鼓吹，应是中国汉代的黄门（官署名）鼓吹。

从后室壁画的舞乐上，可以看到高句丽乐器玄琴。据史书记载，这种乐器是第二丞相王山岳参照中国七弦琴的式样制造的，演奏时因有“玄鹤来舞，遂名玄鹤琴”，后来便称玄琴。与前室壁画的鼓吹不同，这里没有仪仗。由此可以断定这里不是礼宴，而是曲宴（私宴），使用的乐器为玄琴、洞萧以及中国晋人创制的阮成（简称“阮”，拨弦乐器。古琵琶之一种，四弦有柱。相传西晋文学家阮成善弹此乐器，因而得名。）

百济国也曾广泛吸收汉文化。公元346年至375年，近肖古王在位期间，博士高兴以汉文撰修百济国史《书记》，这表明百济引入汉字和汉文化已非一日。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至百济；第二年，百济在南汉山建佛寺，度僧十人。佛教从此开始在百济流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百济学者王仁应邀赴日本，向太子菟道稚郎子等讲授《论语》。此事表明，百济不但广泛深入地吸收了汉文化，而且还为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架设了桥梁。

据《周书》（唐令狐德等撰，纪传体北周史。北周，南北朝时代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起于公元557年，亡于581年）记载，百济的青年学子普遍喜欢骑射，并且努力学习中国古代典籍。他们之中的优异者不仅能用汉文撰写文章，而且懂得阴阳五行（阴阳和五行两说的合流）乃至占卜之术。这说明，当时以中国经史为主要内容的百济教育事业已相当发达。公元534年至541年间，百济曾多次遣使与梁（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个王朝，建于公元502年，亡于公元557年）通贡，并请《涅檠》等经义、《毛诗》博士以及工匠、画师等，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对百济的所有要求都曾给予满足。七世纪中叶，百济同高句丽一样，也派遣贵族子弟入唐，以学习、吸收汉文化。

百济的墓葬，以公州宋山里墓群为代表。这里的四神家，墓壁上有取材于中原神话故事、用白粉绘成的四神。武宁王陵出土的青铜镜，据考证是百济复制的、典型的中国六朝（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都以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历史上合称六朝，是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前后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的泛称）镜；墓中出土的青瓷器，也来自中国。甚至，该墓的墓砖形制与墓室结构，也与中国南朝的风格颇为近似。

百济的佛雕，也源于中国六朝。百济佛自然主义色彩浓郁，表情温和，颇有人情昧。大部分佛像的面部都浮现出所谓的“百济的微笑”。比如扶余军守里废寺址出土的金铜观音菩萨立像和蜡制如来坐像（均藏于汉城国立中央博物馆），既保持了传统的形式特征，又都是体现“百济的微笑”的佳作。

七世纪前半叶，百济开始雕刻摩崖佛。1958年于忠清南道瑞山发现的摩岩佛，为释迦三尊。本尊及观音菩萨为立像，弥勒菩萨则为半跏（jiā，盘腿而坐意）像。本尊的眼睛大睁，并浮现出快活的微笑。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的百济仍然保持着中国南朝的传统，只是佛像衣褶（zhě）显得有些生硬。据此可推知这已是百济晚期的作品。

新罗是4世纪中叶至10世纪30年代三韩族在朝鲜半岛南部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公元682年，新罗建立国学。八世纪中叶改国学为太学监，设置各科博士及助教，定《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礼记》、《周易》、《左传》、《毛诗》、《尚书》、《文选》为选修科目。人学者主要是15至30岁的贵族子弟，修业年限为9年。公元788年，新罗实施“读书三品科”制度，进行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汉学的普及，新罗涌现出了像帝文、守真、良、风训、薛聪、强首等许多文人，其中强首以擅写外交文书著称。新罗文武王金法敏671年《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史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是强首手笔。《答唐行军总管薛仁贵书》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文献，而且是朝鲜古代珍贵的汉文文章典范。

公元631年之后，唐太宗曾几次视察国学，表示他对国学的重视和支持。此后，高句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音bō）相继派遣子弟来人国学。837年，新罗在唐朝国学的留学生达216人之多。新罗留学生中，有成就者不乏其人，金云卿、金文蔚、崔致远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崔致远生于公元857年，自幼聪颖好学，12岁时随海舶入唐。临行前，父亲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亦不谓有儿矣。”对他寄予了极大期望。崔致远在唐刻苦求学，18岁时中进士，调授宣州溧水（今江苏镇江地区）县尉（官名。始于秦，两汉沿置，大县二人，小县一人，掌管一县军事。唐代县尉通常为进士出身者初任之官）。致远28岁时，思归故国，唐僖宗（李儇xu~tn，公元874年至888年在位）于公元885年命他持诏书东归，归国后，被新罗朝廷留为侍读（官名）兼翰林学士。致远晚年，因痛恨朝政腐败，决心远离官场，于是携带家人隐居伽椰山海印寺，直至逝世。致远在唐时已颇有名气，与唐诗人罗隐、顾云等交谊甚厚。归国前，顾云曾以诗为他送行，诗中写道：

十二乘船渡海来，文章感动中华国。

十八横行战词苑，一箭射破金门策。

崔致远所著诗文集《桂苑笔耕》（20卷），录于《新唐书·艺文志》。他对新罗时代的学术和文学发展贡献很大，被认为是朝鲜汉文学的奠基人。

在唐为官的新罗人，比较有名的还有张保皋、郑年、梁悦等。张保皋、郑年是武将，能征惯战，智勇双全，中唐诗人杜牧（公元803～852年）曾为之作传。朝鲜《三国史记》中的张保皋、郑年列传，就是杜牧撰述的转录，只是对张、郑在新罗晚期政局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与杜牧所记略异。

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前，从总体来看，新罗的书法较高句丽、百济落后。所流行的书体，有着浓厚的地方色彩，是所谓的“俗体书”。新罗统一百济、高句丽后，才直接汲取唐朝的书法艺术，其所推重和流行的，是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唐书法家）体和欧（阳询，公元557～641年，唐书法家）体。

新罗的书法家中，以金生最为杰出。金生出身寒微，终生致力于书法，年逾（yú，超过）八十，仍临池不辍（chuò，中止、停止）。其隶书行草，皆出神人化，被世人视为珍品。公元954年竖立的《奉化太子寺朗空大师白月栖云塔碑》，即金生真迹的集字。

唐与新罗，也有花籽、茶和茶种等物品方面的交流。《三国史记·善德女王本纪》中，便记载了这样一段佳话：

善德女王，讳德曼，真平王长女也。德曼性宽仁明敏。真平王薨（hōng，死），无子，国人立德曼。真平王时，得自唐来牡丹花并花籽，以示德曼。德曼日：“此花虽绝艳而必无香气。”王笑口：“尔何以知之？”对曰：“画无蜂蝶，故知之。大抵女有国色，男随之。花有香气，蜂蝶随之，故也。此花绝艳而画又无蜂蝶，是必无香气。”种植之，果如此言。

据可靠记载，茶是新罗时期从中国传人朝鲜的。公元828年，新罗遣唐使大廉从中国带回茶种，种于地理山（智异山）下的华岩寺周围，从此朝鲜开始了茶的种植与生产。至今，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庆尚南道等地仍生产茶叶，茶叶的种类也不少。当然，当时及后来逐渐引入朝鲜的，还有中国的饮茶技艺和茶道精神。与日本不同的是，日本注重完整的茶道仪式，而朝鲜则更重茶礼。

前秦时期。佛教传人高句丽，接着，又由高句丽传入新罗。随着佛教在新罗逐渐兴盛，到中国留学的新罗僧也日见增多。他们之中，有些人终身留在中国，长期从事佛经的翻译或注疏，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的学成归国，成为新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的鼻祖。

公元549年春，“梁遣使与入学僧觉德，送佛舍利（至新罗）”（见于《三国史记》。舍利shèlì刨，佛教称释迦牟尼遗体焚烧之后结成珠状的东西，后来也指德行较高的和尚死后烧剩的骨头，亦称舍利子）。这是新罗僧到中国留学的最早记录。新罗留学僧圆光，于公元578年到陈（南北朝时代南朝的一个王朝，建于公元557年，亡于公元589年），在金陵庄严寺听讲，广研佛教经典；后住苏州虎丘山，讲《成实》及《般若》，在中国传扬新罗僧人的名望。陈亡后，圆光人长安，研习《摄论》。后归国传扬佛法，卒于公元630年。圆光在出家之前就曾广读汉籍，读过《论语》、《孟子》、《春秋》、《史记》等；后来他提出五戒，即“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这五戒成为新罗青年组织“花郎道”的中心理念。不难看出，五戒源于儒家及释家思想。

公元627年，15岁的新罗僧圆测来到唐代都城长安求学，从中国高僧学习佛教经论。玄奘法师回国后，圆测立即前往就学，得受《瑜伽师地论》（“瑜伽”亦作“瑜珈”，梵文为Yoga）。《成唯识论》等。后被召为西明寺大德（大德，佛教名词。对佛及高年和尚的敬称），为《成唯识论》、《解深密经》、《仁王经》等撰疏。唐高宗后期和武则天执政初期，圆测被选人译经馆，帮助中天竺地婆诃罗翻译《大乘密严经》、《大乘显识经》等。圆测勤敏好学，成为玄类法师的著名弟子之一。逝世后，与玄类的另一位著名弟子窥基被分葬在玄类墓塔的两侧。

传入朝鲜的中国佛教宗派，有律宗、涅槃宗、华严宗、法性宗、法相宗、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禅宗在朝鲜分立于九山，即迦智、实相、桐里、阇掘（shé kū）、风林、狮子、圣住、须弥、曦阳。一般指称前五宗及禅宗为五教九山。五教九山的开创时间，除九山中的须弥山及曦阳山在高丽王朝初年外，其他全在新罗王朝时期。

自菩提达摩（Bodhi-dharma。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起，佛教禅宗开始在中国流传。中国禅宗传至六世祖惠能（即慧能，公元638～713年）时，分为南顿禅（南宗）和北渐禅（北宗）。中国禅宗极盛时期在唐朝，那时，曾有不少新罗僧人来唐学习禅法。

首先将中国禅宗引入朝鲜的是新罗僧人法朗。据传：法朗从中国禅宗四世祖道信（公元580～651年）学得禅法后返回新罗，将禅法传给了弟子神行（又写作信行、慎行，公元704～779年）。神行学习禅法后，感到有责任让禅法在朝鲜广为传布，于是决定亲自来唐，在高僧普寂（即大照禅师，北宗开创者神秀的弟子）的门人志空门下修道。后来，神行回到朝鲜，在智异山传道。

还有两位在中国佛教宗派的传布中影响较大的新罗僧人，一为义湘，一为元晓。义湘于公元669年抵唐，投终南山智俨（yǎn）法师（世称“至相大师”）研习《华严经》经义，与中国佛教华严宗实际创始者“贤首大师”（即法藏法师）同学。回国后，义湘成为新罗华严宗初祖。义湘门下有悟真等十大弟子，华严宗因此得以在新罗兴盛。

元晓曾与义湘一同赴唐，因途中被高句丽拘留而未果。元晓深人钻研玄奘新译佛经诸论，在新罗倡导法性宗。为消弭（xiāomǐ，消除）各宗派的对立，他撰著了《十门和诤论》。正因如此，元晓的法性宗与唐朝的法性宗略有差异，被称为“海东（朝鲜）宗”。元晓破戒后，自称J、性居士，皈依（guīyī，也作。归依”）净土宗，并周游各地，致力于此宗的传布。

据传，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的安徽省九华山，与新罗僧人金乔觉有着特殊的渊源：乔觉本是新罗王族，唐时航海来到江南池州府青阳县九子山（后称九华山）修行。他端坐山头数十载，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夏坐于石函（石匣）之中圆寂。据说他的肉体三年不腐，与佛经中的地藏菩萨瑞相相似；佛教信徒认为他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因此称之为“金地藏”。当时的居士、僧众在他的葬地修建了“地藏培”，供人朝拜。九华山从此香火日盛，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鼎盛时期，九华山有佛寺300余座，僧众4000余人，香烟缭绕，终年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