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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夷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后来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

　　编辑本段起源分布

　　夷的族称，今所见为当时确证的，以甲骨卜辞关于尸（夷）方的记录为最早；古籍记载则夏代的东方已有众多夷人的方国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种夷都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夏朝与东方诸夷关系的记载。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一作岛夷，字形近似致误）；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一作岛夷）。《禹贡》成书于战国，或亦保存了夏代民族的名称。　甲骨卜辞对于商朝东方与东南方的夷人，写作“ ”方和“ ”“ ”方。前者像人侧立之形，释为“人方”，后二者均像人蹲踞之形，与夏人危坐不同，释为“尸方”。甲骨文学界认为作为族称，两者都是夷的假借字。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人方”指商东南方淮水流域靠海一带和山东半岛靠海一带；有的学者认为人方与尸方是同一称谓的不同写法，都是指商东方与东南方的诸夷。郭沫若先生说：“尸方当即东夷也。征尸方所至之地有淮河流域者，则殷代之尸方乃合山东之岛夷与淮夷而言。”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在整个西周时期，东方诸夷都是周王朝的劲敌。文献记载周对东方的战争，不同时期出现了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等不同称谓，这些称谓，实际上反映了周王朝不同时期对东方劲敌用不同地理方位概括。西周前后两三个世纪观念上的变化，造成了现在研究工作辨析的困难。学术界对西周时期东夷、淮夷、南淮夷到底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有着不同的看法。　据张懋镕《西周金文所见东夷、淮夷、南夷、南淮夷比较表》统计，西周早期仅见有“东夷”，周公、成王东征的对象金文中记载都概称为东夷，而《史记·周本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鲁周公世家》说：“管、蔡、武庚等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宁淮夷东土。”周公，成王东征虽涉及淮夷，而主要是在山东省境，此为东夷起源的地区，也是夏、商时东方诸夷的核心地区。金文为当时实录，西周早叶以东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而淮夷包括即在其中。　周公，成王东征以后，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势力一蹶不振，且周王朝封太公于齐，封周公子鲁以镇东方。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据上引张懋镕的《比较表》第二栏，西周中期金文只见有淮夷，反而不见东夷的记录。说明成康以后，周王朝与东方诸夷的关系，主要对手是淮夷，因而又以淮夷概称东方诸夷部落与方国了。文献记载多为后世追叙，关于周公、成王东征的记载，盖成于成康以后，所以依周中期的观念，反以淮夷概称东夷了。　到了西周晚叶，夷王时期《禹鼎》复见淮夷与东夷并举，而淮夷居前；厉王时器《钟》又有南夷与东夷并见，而南夷居前。周晚叶的南淮夷、东夷各指哪些地区的部落与方国，可在东夷与西周的关系中去辨析。总之，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文献中关于东夷的军事活动已涉周雒邑畿甸地区，然而其分布范围，都没有超出海岱与淮河流域。　秦汉以后的东夷，主要是指先秦的东北夷，又将倭人列于其中，是泛指东方的民族和国家，与先秦东夷在地区与民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　先秦的东北夷，包括肃慎，息慎同音异译。《史记·五帝本纪》叙述舜时“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来贡的诸民族中有息慎。《集解》引郑玄的注解说：“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国语·鲁语下》，记述孔子在陈，有隼死于陈侯之庭而身上留着射来的楛矢石砮，于是问孔子。孔子说：“隼之来远矣，此肃慎民之矢也。”并且讲述其中出典，是周武王克商，命四方各族进贡方物，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度有一尺多。周王为了以其能招来远方的美好政绩垂法后世，在箭杆上刻了“肃慎氏之贡矢”，分给舜的后裔而封于陈。孔子说：“分异姓以远方之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之贡。”韦昭注：“肃慎，东北夷之国，故隼之来远矣。”　肃慎的分布，学术界长期有过多种推论。然而古人早已指明肃慎在不咸山（今长白山）之北。《山海经·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郭璞注：“今肃慎去辽东三千余里。”郭璞晋人，晋辽东城即今辽宁省辽阳市老城区，晋尺约相当今6寸，当时3000里合今华里1800里左右，明显已在长白山以北。《三国志·东夷传》：“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又说：“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肃慎之国也。”三国时夫余王城大概还在今吉林市境，其东北晋时千余里，合今华里600里左右。两书所记肃慎地理，都相当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附近。《新唐书·渤海传》说：渤海“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贾耽《入四夷道城纪》说：渤海上京“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肃慎城”，渤海上京遗址即今宁安县东京城。按文献记载，肃慎分布在以今牡丹江中游为中心的地区。再证在考古学发现的楛矢石砮及对肃慎人文化遗址得出的判断，可以肯定肃慎是起源于今牡丹江流域的东北古民族，又是东北与中原王朝发生政治交往最早、源远流长的古代民族。　夫余，又有扶余、凫臾等异译。《史记》记述秦汉时的经济区域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桓、夫余”，而《论衡·吉验篇》记述夫余立国的传说：“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故我有娠。’”后产子，即夫余的始祖东明。说明夫余的始祖传说，也带有东夷以鸟为上天使者的特点。夫余立国以北流松花江中游平坦地区为中心，其先橐离大概分布在嫩江支流乌裕尔河流域。

　　与夏商周的关系

　　在夏代400余年中，除与有扈氏甘之战发生在今陕西省关中外，其余未见与西方部落及方国战争的记录。与此相对照，夏与东方的斗争剧烈得多。夏启杀后益自立为后（王），传至太康，即发生了有穷氏后羿“代夏政”的大变革，接着寒浞代羿，前后40年，少康复国。一直到少康儿子后杼才消灭有穷氏，使夏朝得以巩固。自后启至后杼约半个世纪与东夷斗争，主要是在今山东北部以及河南东北部与河北南部，今山东与河南、河北接壤的地区展开。后杼以下，对东方各部落与方国的征伐及交往，已转移到泰山以东以南地区，所见“九夷”名称及其分布已在“东夷的分布”中叙述。到了夏代晚叶，与九夷的关系似有所改善，帝发元年，出现了“诸夷宾于王门，诸夷入舞”的局面。其中可能包括四方之夷，从《竹书纪年》所叙前后联系看，当主要是东方之夷。关于夏代灭亡，古籍记述夏桀在鸣条之战失败以后，奔于南巢，通常以为即到了东夷的地区，今安徽巢县一带，可姑备一说；勾践越国也宣称越为禹后，大概是与诸夏认同的一种表现。这些都可置疑，有待证实。夏人在夏代及夏朝灭亡以后有一部分东徙，移居于淮河流域、太湖流域乃至杭州湾一带，却在考古学上有若干证据。有一部分夏人东渐而化于东夷和百越，当是事实。　东夷与商朝也兵戎相见，而且有的记录说明商对东夷的征伐时间延续较长，规模也较大，远涉淮河流域。“商人服象，为虐东夷”，“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甚至认为商纣与东夷大规模的战争是商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纣克东夷而殒其身”。然而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两周与东夷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周初叶武王至康王时期；周中叶穆王至孝王时期；周末叶夷王至平王东迁以前。　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初叶，周武王联合800诸侯及西土各族，经牧野一仗，商纣灭亡。仍封纣子武庚为诸侯，又以周武王之弟管、蔡、霍三叔为“三监”，各据商中心地区的一部以监视武庚。即使是作了如此周密的布置，周武王回到镐京，仍“自夜不寐”，因为商遗裔和东夷的势力仍很强大。武王灭商以后两年即去世，其弟周公辅其子成王，而“三监”心怀不满，武庚乘机与东夷之大国奄、薄姑等联合起兵反周。周公于是大举东征。关于这次东征的对象除商遗裔之外，成王时铸造的雪鼎，盥鼎铭文都记载的是征伐“东尸”（夷）、“东或”（国）。奄在今山东曲阜县旧城东，这是少昊集团的中心所在；薄姑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两国都渊源干少昊集团，是商代方国，西周初是东夷势力最大的两国。据《史记》记载，周武王曾封太公望于营丘，国号齐，正是薄姑的中心地区；封周公于奄，国号鲁，正是奄的中心地区。当薄姑与奄起兵反周时，追随者还有许多其它东夷方国与部落，《孟子·滕文公》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代奄，三年讨其君，灭国者五十。”这五十国大多当在今山东境，此外还有淮夷，分布在淮水地区。根据各种古籍的记载，周公伐奄在成王即位之初，经过三年战争才杀了武庚，放逐蔡叔，占领了奄而放逐其君。即使在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齐大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夷也”。经过剧烈的战斗，齐才得以立国，而且直到春秋，有时莱夷也与齐发生战争。周公之子伯禽就封于成，“淮夷，徐戎并兴”，使得鲁“东郊不开”。《尚书·费誓》说：“公曰：‘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孔《传》说，这是宣告“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伯禽命令他的士众准备好武器，粮草，振作士气，勇往直前，不然“汝则有常刑！”经过战争，鲁虽然得以立国，成王亲政以后，“淮夷、徐夷及奄又叛，王乃大蒐于岐阳，东伐淮夷”。如此大规模征集军队，在取得胜利以后，又是大规模赏赐，熔金铸器为铭庆功，又是作《多方》等多篇文告，可见成王此次征伐东夷，影响之大。经过了这样几次反复，今山东境内的东夷不再成为周的劲敌，周的统治巩固了，东夷地区已经安定，出现了成康时40余年不用兵刑的局面。　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而徐最为强大，徐，嬴姓，渊源于少昊以鸟为图腾的集团，分布在淮水中下游以今泗洪县附近为中心的地区。《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这里“熊”为“嬴”之讹，而“盈”与“嬴”同音通假字。可见成王东征之徐戎为东夷。到穆王时，徐已自称王：“徐偃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六国。”后来穆王与楚国夹击徐，徐偃王被杀。《都城记》说：“穆王末年，徐君偃好仁义，东夷归之者四十余国。穆王西巡，闻徐君威德日远，遣楚袭其不备，大破之，杀偃王。其子遂北徙彭城，百姓从之者数万”。徐偃王的故事，古籍记述颇多歧异，大约西周中叶淮夷以徐为最强，经周穆王与楚夹击而受到严重打击近于历史事实。直到春秋时，徐仍不失为淮夷群舒当中的茕茕大国。徐偃王“行仁义”，深得东夷之众，可见其文明水准较高，至今传世的（徐）王器及国器的青铜铸造技术与铭文都比较成熟，接近中原诸侯水平，虽为春秋时器，也说明徐的文明发达渊源有自，且传之久远。　到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而今山东省境内的东夷反而追随于淮夷之后。此时古籍记载仍称淮夷，而金文称之为南淮夷，周夷王时，《禹鼎》铭文噩（鄂）侯驭方叛周，“率南淮尸（夷）、东尸，广伐南或（国），东或”，不仅危及周南境与东境的诸侯，也威胁周的东都雒邑。周动员了西六师、殷八师的力量，才平息下去。宣王时器《兮甲盘》：“王令甲政辞（司）成周四方（资），至于南淮尸（夷）。淮尸（夷）旧我（帛）（贿）人……”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兮甲即铭文后面提到的兮白（伯）吉甫，亦即《诗·小雅·六月》中的尹吉甫。尹吉甫在打败猃狁之后，周宣王即派他征收淮夷的贡物，《诗·大雅。江汉》说：“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诗序》说：“《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可见与《兮甲盘》所记为同一事件。据统计，西周晚叶金文中南夷凡三见，南淮夷凡六见，而淮夷仅一见。淮夷即南淮夷，可能因其中心转到淮河以南，同地可能也因其势力往淮河中上游发展，威胁了周的南国江汉诸姬及蒋、蔡等诸侯对雒邑而言是南淮夷了。南夷既与南淮并见，应是指荆楚而言。西周晚叶，王室衰微，诸侯日强，南方的楚、东南的淮夷成为周室的威胁，然而无论是楚还是东夷都已广泛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华化的历程。

　　《尚书》中嵎夷的地望

　　据《尚书．尧典》，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而嵎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尚书．禹贡》曰：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 。《尚书。禹贡》又载：“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浮于淮泗，达于河（荷）”。历史上有人认为日照属于徐州。根据《尚书。禹 贡》的记载，沂河流域属徐州无疑，但日照地区在沭河以东，似乎不属于徐州。因为徐州之民在《禹贡》中被称为淮夷，历史上也曾称为“徐夷”。如果日照属于徐 州，则日照先民应为淮夷或徐夷，显然与历史记载不符。日照地区在历史上和传说中从来没有淮夷或徐夷的记载。　根据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12），日照地区应属于青州。图中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线为界，其北为青州，其南属徐州淮夷，嵎夷恰恰就包括日照地区。　嵎夷的北部边界大约在青岛市区一带，附近的胶州市三里河曾经是古莒国的国都—介根。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守功先生在《山东龙山文化》一书中指出：“山东 地区四个地理单元中，华北平原与胶莱平原地貌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泰沂山系和胶东丘陵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貌。在龙山文化时期，泰沂山系南北分属淮河和济 水两个水系，两个流域的文化面貌有很大的不同。胶东地区，由于胶莱平原古代为海洋、河湖、沼泽地带，影响着胶东地区与山东腹地的文化交流，因此自古以来就 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特点”。胶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为杨家圏类型。也就是说，龙山文化时期尚为海洋或沼泽之地的胶莱平原阻断了鲁东南与胶东丘陵地区的联系。尧王 城类型为《禹贡》中的嵎夷，而杨家圏类型为《禹贡》中的莱夷，所以青岛市区一带成为尧王城类型的东北部边界。　嵎夷的南部界限可达江苏灌云县及其周边地区。考古结果证明，鲁东南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延伸到连云港市的灌云县。《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都州在海 中，一曰郁州”。何光岳（13）在《东夷源流史》中认为郁州（江苏连云港附近云台山，古称郁州）大部分为郁夷（嵎夷）人所居。这就是说，隅夷的南部边界在 江苏灌云县一带。这不但与禹贡九州图相符，也得到地下考古结果的佐证。而这一疆域内的文化恰恰就是龙山文化尧王城类型的范围。

　　东夷的华化

　　先秦的东夷，即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泰山以东以南的东夷各部落与方国，到战国晚叶都已经华化，成为华夏民族的一部分。这个既是分化又是融合的历史过程，大体可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主要阶段。　夏初，后启与后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以及从仲康失国到少康复国，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黄炎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山东省北部与河南省、河北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他们从燕山地区南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其过程已在华夏雏形的形成一节叙述。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与薄姑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的中心地区，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在薄姑立国以前曾有一支姜姓的西系部落逢伯陵东迁至此。《史记》也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集解》引《吕氏春秋》说是指“东夷之土”。齐的远古祖先已与东夷发生过较密切的关系。齐“大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采取了文化礼俗兼容并包、经济方面充分发挥地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鲁这两种政策的不同效果，在考古学发现中已有初步的印证。据研究：“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证明司马迁所说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与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是有根据的。”齐虽来自黄河中游，文化根基出自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的西系，但他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黄河流域东西两大系文化与部落的进一步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至春秋中后叶，前567年（齐灵公十五年）齐国灭莱，于是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齐从春秋初叶已超过鲁国，并基本上统一齐鲁大地，成为东方最强大的诸侯，与他从立国时期已确定的兼容并包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鲁在受封时，周王是定下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方针的，而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著称，但当地土著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据对鲁国故城的初步发掘，共清理了129座两周时期的墓葬，时间跨度从西周初叶到战国初叶共五六个世纪。这129座墓可分为葬制风格迥异的甲乙两组。据研究，乙组肯定是周人的墓葬，而甲组可以肯定不是周人的墓葬，“甲组墓从西周至少一直延续到春秋晚期，这个事实说明当地民族固有的社会风尚曾牢固地、长时间地存在着，并经历了自己发展同化的过程”。实际上，鲁国顽强地推行周礼，也必然还会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周礼起着主导作用。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周礼本身就吸收了夏、商二代的精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在实际的发展中不像伯禽所推行的“变其俗，革其礼”的政策那么彻底，仍是周俗与夷俗并存而又以周礼为主导相互融合。　到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大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淮河中、下游，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春秋时期他们主要倾向于“即事诸夏”，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出土器物有明显特点，凡有铭文的都是周代通行的文字。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当秦统一六国时，“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都已经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神龙架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边陲，东与湖北省保康县接壤，西与重庆市巫山县毗邻，南依兴山、巴东而濒三峡，北倚房县、竹山且近武当，地跨东经109°56′--110°58′，北纬31°15′--31°75′，总面积3253平方公里，辖5镇3乡和1个国家级森林及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1个国有森工企业林业管理局、1个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管理局、林业管理局和湿地公园均为正处级单位），林地占85%以上，总人口8万人。神农架是1970年经国务院批准建制，直属湖北省管辖，是我国唯一以“林区”命名的行政区。

　　长江三峡

　　三峡是万里长江一段山水壮丽的大峡谷，为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它西起重庆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市的南津关，由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组成，全长191公里。长江三段峡谷中的大宁河、香溪、神农溪的神奇与古朴，使三峡景色更加迷人。三峡的山水也伴随着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

　　长江三峡西起重庆市的奉节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的宜昌的南津关。自西向东主要有三个大的峡谷地段：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三峡因而得名。三峡两岸高山对峙，崖壁陡峭，山峰一般高出江面1000---1500米。最窄处不足百米。三峡是由于这一地区地壳不断上升，长江水强烈下切而形成的。因此水力资源极为丰富。)长江三峡，人杰地灵，它是中国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大峡深谷，曾是三国古战场，是无数英雄豪杰用武之地；这儿有许多名胜古迹：白帝城、黄陵、南津关等。他们同旖旎的山水风光交相辉映，名扬四海。长江三峡是世界大峡谷之一，以壮丽河山的天然胜景闻名中外。　三峡全长193公里(千米），两岸悬崖绝壁，江中滩峡相间，水流湍急，唐代大诗人李白经过这里留下了优美的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使白帝城更加出名。 三峡特产：美景、美人、美石，美景有：三峡自然风光、三峡人家、三峡大坝，美人：有王昭君；美石有：景观奇石幻彩红、三峡浪。

前中国驻韩大使张庭延回忆说，中韩建交时机是逐渐成熟的，到1991年9月，朝韩同时加入联合国，随后东欧国家陆续与韩国建交，1992年，中韩建交条件终于成熟。其时，朝韩双方已有高层接触。

当年7月15日，钱其琛外长秘密前往平壤，告之中国即将和韩国建交，张庭延是随行人员之一。回想那天启程去朝鲜时的心情，张大使坦言：“心里有点打鼓，但也有个基本估计，这不致影响中朝关系。”

见到金日成，钱其琛外长转达口信：根据朝鲜半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韩国建交时机已成熟，现特向您通报我们的考虑和决定，相信能得到您的理解和支持，中国还将一如既往发展中朝友好关系，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

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金日成沉思片刻，然后说：“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么就按你们的决定办吧，我们会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将自己去克服。”说完之后金日成即欲起身，中方代表意识到会见已结束，忙起身离座，金日成与钱外长握手告别。

当时的东亚关系非常复杂，主要是因为台湾和朝鲜的原因，我国和韩国在建交之前很多事情都是秘密协商的。到了1992年8月24日，两国正式建交。据说，韩国与中国谈判建交，只有总统、总统外交安保助理和外务部长官三人知道，并掌握全局。可以说，主要就是怕这次建交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中韩建交时间：

1992年，是我国历史上的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我国的外交上有了一个新的进展，我国和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可以说这件事如果放到现在来说是非常正常的，只不过是一个国家的内政而已。不过，当时并不是这样，我国和韩国的建交让一个国家吃醋了。而且这个国家八年之内都没有来到我国。这个国家就是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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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陷入你的世界》（剧本申素英，导演孙艺恩和金宝拉）是一部青少年幻想罗曼史电视剧，被恶意留言折磨的国民偶像유제비陷入浪漫小说中，领悟到新生活的意义。  

《陷入你的世界》将摆脱以往青少年电视剧的框架，使用冰水这一独特的素材，展现10代青涩的友情和让人心动的罗曼史。  

剧情热点

该剧作为一部网络小甜剧，所启用的都是偶像新人，女主则是由韩国女子组合Woo!ah!的成员Nana饰演，2001年出生的元气美女，在剧中俏皮可爱颜值高，还是挺讨喜的。  

男主则是由韩国男子组合CIX成员之一的尹炫_饰演，本是对书中女主热情百般的高冷学神，因为恶毒女配的出现，情感线发生了变化。

《陷入你的世界》这部剧的女二号是裴恩彩，在漫画世界中，裴恩彩其实是女一号。在剧中，裴恩彩的人设前后反差很大和在漫画里面是一点都不一样的。不管在漫画还是电视剧里面裴恩彩喜欢的人是宫澄，两人将上演不一样的女追男的戏码，并且两个人在最后一定会在一起的，甚至两个人还会举行浪漫的婚姻。

三晋之韩国变法，是指申不害变法，是战国时期法家人物申不害在韩国境内的一个改革。

变法背景：

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国灭亡，郑地纳入韩国版图，韩国的版图扩展到中原一带，与楚国接壤。但是韩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无论从国土面积，还是从国力上讲，都不能算是强国（地理位置使韩无扩张空间）。此时，各国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不变法就有落后和被别人吃掉的危险。

变法主张：

申不害主张以法治国，实行进一步改革，并汲取道家“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提出了一整套“修术行道”，“内修政教”的“术”治方略。

变法措施及过程：

第一个步骤：整顿吏治，说白了就是皇帝集权于一身，加强君主的权利。首先向韩国三大强族下手，收其特权，毁掉其城堡，将其财产充归国库，此举让政局稳定了，因为所有权利都在皇帝手上，不存在动荡一说，让韩国实力更加强大了。

第二个步骤：整顿官吏，当官受到了整治，杜绝了买官及通过关系而当官的这种现象，而是通过能力删选来选择官的，能力大你就官大，能力不行你有钱有权也别想当官，这种方式让整个国家的办事效率和办事能力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第三个步骤：组建国家军队，申不害将贵族家中的兵全部归队于国家军队，除了国家军队其他人一概不能拥有军队，军队组建完毕后，并对军队进行了严格和正规的军事训练，整个国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军队，让整个国家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好一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就好办事了。

第四个步骤：提升百姓创造力，鼓励百姓们开垦荒地，开垦种梁，同时还发展手工业，建造兵器等让真个韩国呈现一片繁荣之势。

变法影响：

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战国先后出现过三轮变法浪潮：

第一轮是魏国李悝变法与楚国吴起变法。

第二轮是齐威王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第三轮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及燕昭王变法。

这些变法措施都涉及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四大基本方面。

魏国：李悝完成了魏国在经济、政治、法制领域的改革。新特权阶层篡夺果实。

魏国变法的局限性在于没有废除世袭贵族封地制。贵族封地拥有相对独立的治民权、财政权、私兵权。周王朝的教训已经雄辩地证明，形同“国中之国”的世族封地，是古典国家最大的乱源。享有多重特权的封地世族，是变法最大的阻碍力量。吴起死于楚，商鞅死于秦，根源就是得罪了根深蒂固的世族势力。很大程度上，变法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处置老世族集团与新兴势力之间的利害关系，在政治稳定和国力发展间取平衡。最先变法的魏国，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没有触动这些封地世族的核心利益。此举让魏国在变法过程中，基本保持了政治稳定。而称霸的实际效果，满足了魏国的发展需求。魏国新旧势力在变法中相互妥协，取得了各自满意的结果。

前面说过，国家处于长期领先地位时，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都会趋于僵化。不彻底的变法，让魏国同时承受了新旧弊端。新法利于布衣人才进入庙堂，而封地制的保留又让老世族阶层稳坐江山。韩非子在《孤愤》中指出：法术之士（变法者）与当涂之人（世族出身的权臣）是“势不两存”的天然政敌。这条血染的铁律在魏国没有得到直接体现。因为，李悝吴起之后，所有的变法之士都没留在魏国。不仅仅是因为政治腐败，更重要的原因是魏国社会结构严重板结化。

一个能进能退且对政局影响力极大的老世族阶层，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打击排挤布衣出身的新官员。而布衣出身的新官员，为了巩固自己在政坛的根基，也不得不巴结老世族阶层。久而久之，一个由老世族和新官僚勾结而成的利益共同体诞生了。老世族和新官僚结成利益共同体，其阻碍公平发展的顽固性不下于单纯的老世族阶层。任何想在魏国深入变法的人，不光要防备世族阶层的阻碍，还会被腐化堕落的新官僚阶层扯后腿。老世族不愿失去特权，新官僚不愿失去腐败带来的“好处”。这样一来，有才能的人，要么融入利益共同体，要么滚出魏国另寻出路。

跨过这个特权阶层，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变法志士唯一的选择。但很不幸，这在魏国是徒劳的。因为魏王、世袭贵胄、新进官僚本就是一体的政治同盟。魏国的最高权力与特权阶层是一条绳上的蚂蚱，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商鞅不被重用，张仪被无视，范睢被迫害，甚至连王族英雄信陵君也被排挤，因为他们的才华和志向，都威胁到了特权阶层的稳定。

这种板结化的社会结构，令魏国政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当这个利益共同体足以维持君主权力稳定时，整个统治阶层自然都不愿再承担变革图强的风险。所以，已经烂到骨髓里的魏国特权阶层，一心沉醉于奢侈腐朽的生活，不再有任何雄心壮志。当魏国被拉下霸主的神坛后，国家荣辱早已被这帮子蠹虫国贼抛之脑后。魏国虽有大批尖端人才，魏国士民不乏振兴祖国的热血，但报国无门、见证灭亡已成定局。

2楚国：吴起完成了军事领域的改革，保守世族的强力反弹，但是最终被旧贵族反扑失败。

楚国虽地广人众，潜力巨大，但无法让自身潜力转化为有效实力。楚国征服南中国诸族，有盟约称臣式的软扩张，也有武力兼并的硬扩张。这使得楚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类似周天子分封制的世族分治联合体。从春秋到战国，楚世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远超其他六国，楚国重要权力都被世族分掌。一代霸主楚庄王就曾遭遇最大世族若敖氏叛乱。虽然成功镇压，但并没改变世族分治的格局。世族们“上逼主，而下虐民”，让楚国朝野陷入内耗，无法同仇敌忾一致对外。楚国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世族势力太强大。

战国变法最主要的反对力量，恰恰是长期分掌庙堂权力的老世族阶层。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多。庙堂决策必经楚王与几大世族领袖共同商议。世族们也往往以私家利益为先，甚至不惜勾结外国打击自己的政敌。僵化的世族分治政体，不但让楚国难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还让楚国庞大的人才资源白白浪费。楚世族对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阻断了平民人才建功立业的出路。若不归附世族，则一辈子有志难伸；若归附世族，顶多也只能做个门客谋士。所以，楚国士子经常外流，或入齐治学，或入秦建功。秦昭王和秦始皇时，楚受到秦打击最厉害。彼时秦国庙堂的丞相魏冉、李斯恰恰都是楚人。不变则亡，此之谓也。

吴起为了消除世族分治，推行了几个政策：其一，削减世族封地数量；其二，用“三世而收其禄”的办法限制封君的世袭特权；其三，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把旧世族封地转移到未开发地域，分散其势力；其四，裁汰因世族分治而衍生的各种虚职冗官（不急之官），削弱世族在朝中的势力；其五，“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整肃楚国腐败的吏治；其六，禁止纵横策士游说世族私家势力。这些政策招招打在楚国世族分治的要害上，如果长期坚持执行的话，楚世族会越来越弱，旧政体也会彻底瓦解。因此，楚国世族贵戚对吴起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吴起推行变法的同时，也一直率领重新整训的楚军南征北战。这为变法埋下了隐患。楚悼王坐镇郢都，让世族不敢公然反对变法。吴起虽是权兼将相的令尹，但除了最高领袖楚悼王外，缺乏其他支持新法的政治盟友。一旦楚悼王去世，楚世族将毫无顾忌地发动政变诛杀吴起。很不幸，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吴起从前线赶回国都，参加楚悼王的丧礼，被世族私兵伏击杀害。

楚肃王即位后，立刻以对先王尸身不敬的传统刑律为由，诛杀了参与射杀吴起的七十余家世族贵戚。这对楚世族阶层是个沉重的打击。但遗憾的是，楚肃王并没能趁胜追击，像秦惠文王那样坚持新法，而是选择了妥协共存。直到战国末期，楚国的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昭、景、屈、黄、项几大世族集团手中。

这是因为，楚国变法时间太短、根基尚未巩固，朝中的新旧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楚王师战力大幅度提高，但并没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出现新兴的军功贵族。各级将官仍以楚世族子弟为主。楚国庙堂也不似魏国、秦国那样，布衣之士占据各大小实权要职。楚肃王虽然重创了楚世族，但他除了吴起留下的精锐部队外，没有任何可以借用的拥戴变法的力量。既然新兴势力不足以填补国家动荡留下来的空白，那么旧势力回流是必然的结果。楚肃王不得不废除吴起的新政策，以争取世族大臣的支持来维持统治，而被削弱的世族也向王权作出了更多妥协。此后，楚国失去了制造新血液的功能，改良版的世族分治政体的地位无可撼动。

3齐国：变法最核心的内容是改革土地所有制。

齐国变法以整吏治、开言路为核心，不如魏国的变法全面，也不像楚国那样激起剧烈的内部动荡。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前期，无论是政治清明度还是综合国力都名列前茅，与同样处于发展势头的秦国并肩并立。但，浅尝辄止的变法，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齐闵王后期的大败，令齐国提前退出了统一权的争夺战。艰难复国之后，齐国如同得了“渐冻症”一般，从上到下都失去了生气。齐国变法始终停留于整肃吏治层面，与其特殊的国情背景是分不开的。

从整体上看，战国变法主要涉及了确立私田制经济、废除世卿世禄及封地制、设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革新官制、军队国家化等内容。秦与山东五国的变法基本上都围绕着这些内容展开。可是齐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这决定了其变法只能走整肃吏治的路子。

田氏在夺取姜齐社稷之前，已经在封地内全面推广了私田制。田齐政权建立后，进一步落实了废井田、兴私田的土地制度改革。也就是说，早在齐威王变法前，齐国经济基础就已经完成升级。

打破世卿世禄制，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政治主张。这个举动不仅能加强中央集权，还有利于吸收大量社会底层人才。齐国的特别之处在于：齐国的老世族基本上都是田齐王族，其他世族早已跟着姜齐政权一同灭亡。而且齐国虽然经常任王族人士为将相，但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袭官职。因此，齐国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必推倒重来。但在封地制问题上，只有秦国采取了虚封制，包括齐国在内的山东六国都延续了实封制的政治传统。

齐国最特殊的国情，是其特有的五都制政体。五都制源于管仲设计的三国五鄙制。这是一种不同于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分权制政体。五都大夫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他们的任免权都牢牢掌握在齐王手中。这点与郡县制的官员任免并无根本差别。设立郡县制是为了实现庙堂对整个国家的有效治理。五都制在这方面的功效，与郡县制殊途同归。既然治理目的已达到，齐国当然不需要废除五都改行郡县。

魏国丞相李悝创建了将相分权的新官制，让国君、丞相、将军相互制衡、分工合作，大大提高了国家机器运转效率。齐国官制从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始，就是开府丞相主政模式。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军事权力机构的设置。相对其他国家，齐国只需改良武将制度这部分，不用全面翻新。

齐桓公时期的兵权是齐君、高子、国子分掌。此后整个姜齐时代，都是国君和卿大夫瓜分兵权。此外，世族封地都有数量不等的私兵。这为卿大夫田成子夺权埋下伏笔。田氏代齐后，齐君收回了所有的兵权，基本实现了军队国家化。由于保留了封地制，王族大臣（如孟尝君）封地仍有数量有限的私兵。

综上所述，齐国的基础国情不同于他国，在很多方面都基本达到了变法的要求。因此，齐国可选的变革方向只剩两个：一是废除封地制，二是改革官制、整肃吏治。

可是，废除封地制在齐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田齐统治者在夺姜齐社稷时，锐意进取、大胆创新；篡权成功后，却变得保守。为了防备他人重演“田氏代齐”一幕，齐国千方百计维持田齐王族独大的局面，以免外姓世族无法坐大。齐君虽然与庶出的王族大臣也矛盾重重，但无论哪一方都不愿像秦国那样废除王族特权。故而齐国不但不会废除封地制，还不断分封田齐王族，强化统治族群的实力。对于齐国王族来说，这是维持统治秩序稳定的最佳方式。这种做法的效果是：终田齐一世，哪怕是齐闵王被杀，齐国险些亡国的最危险时刻，都没有新的政治势力取代田氏王族。

既然废除封地制不可能，官制也完成了与时俱进，那么齐国变法就只剩下整肃吏治这个内容了。事实上，齐国变法始终停留在整肃吏治层次，与五都制政体特点是相符的。“五大夫理政+齐王监督考核”是这种分权制政体的基本运行方式。想保证政治清明，只需要加强整顿吏治即可实现。五大夫的任免权虽然握在齐王手里，但都邑的自治权很大，很难像郡县制那样举国一法。列国变法走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模式，而齐国政体建立在分权基础上。两者运行原理差别较大。所以，齐国不肯花大力气去触动基本制度，只是把精力投入到整饬吏治上。由于缺乏制度保障，齐国后期整肃吏治乏力，广开言路的善政也形同虚设。

由于国情根基不同，齐国要彻底变法的话，没有太多成功经验可照搬。但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废除封地制都是最重要的一步。齐国虽不是直接败给封地制，但封地制让齐人更加自由散漫，无法拧成一股绳。当秦军进逼时，齐国虽有抵抗的声音，但投降派意见占了上风，主战派也没有自发抗秦。一盘散沙怎敌滔天巨浪？假如齐国能废除封地制的话，完全可以在五都制政体基础上，走出一条与秦国不同的变法路子。可惜的是，齐国统治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选择了以实封制壮大王族势力的特殊统治方式。这从根本上剥夺了齐国彻底变法的可能性。

4韩国：术治的异化

韩国变法与秦国大体同期。当时韩国的实力比秦国还要强一些。但两国日后拉开的差距却是最大的。作者借申不害之口，归纳了两国国情及变法方略——“秦国穷弱之邦，变法之首要，当在富民强兵。做此大事，变法立制为第一，术有何用？而韩国不然，民富国弱。因由在贵族分治，官吏不轨，国君无统驭臣下聚财强兵之术。当此国家，整肃吏治为第一。惟其如此，术有大用。”（《黑色裂变》）韩国基础不差，但世族势力架空王权，官场腐败成风，导致国家不振。因此，申不害变法走术治路线，以实现加强王权、净化官风两大目标。这个思路无疑是符合当时情况的，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韩国获得“劲韩”之名）。但申不害术治理论的局限性制约了韩国彻底变法。

申不害认为大臣专权、闭塞君主视听，是导致国家被窃取的最大隐患。“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蔽君之明，塞君之聪，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申子大体》）。他的术治理论的逻辑关系是：国家安危重在权力稳定——权力稳定在于察奸除害——察奸除害需有知下之明——知下之明有一套系统的方法，就是术——用术驾驭群臣，赏善察奸，令官吏不敢作奸犯科，就是术治。《韩非子定法》对术治的定义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申不害希望通过术治牢牢控制住群臣，以避免国家出现“上逼主，而下虐民”的蠹虫奸佞。结合历史和现实来看，这种强化监督的做法是很必要的，无可厚非。但申不害过分强调术，忽略了最基本也最关键的法律制度。

韩非子批评申不害有术无法，可谓一语中的。申不害虽然运用驭下之术帮助韩昭侯遏制世族，也改善了吏治，但并没有用制度来巩固成果。韩非子称申不害是“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总之，申不害作为法家名士倡导以法治国，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没有确立统一的法令准绳。管理学中有个“手表定律”，说的是看一只手表能确定时间，当拥有了两只或更多的手表时，反而无法确定时间了。混乱而矛盾的法令，让人们无所适从。久而久之，人们不会再以相互矛盾的法律为行为依据。新法不被遵守，改革必然流产。不以新法为基础的术治，最终使得整个韩国陷入全面阴谋化泥沼。

申不害说：“明君使其臣，并进辐凑，莫得专君焉。”（《申子大体》）所以，韩国统治者通过在群臣之间制造争斗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群臣勾心斗角，就不会团结一致对付君主了。群臣为了谋求更大权势，纷纷揣摩上意，阿谀逢迎。于是乎，君主就牢牢控制住了臣下。术治的异化，剥夺了正派人士在韩国的生存发展机会。韩国工匠流失到秦国，促进了秦国摒弃制造业的发展。水工郑国只能以间谍身份入秦施展自己的才华。烂到根里的韩国君臣只惦记着自己的小算盘，哪里还会想到要彻底变法？

韩国最辉煌的战绩是灭掉了郑国。这对韩国发展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韩国获得了申不害等原郑国人才；另一方面，崇尚智术的郑文化也给韩文化打上了极深的烙印。韩国灭郑之后，疆域扩张不少，但发展空间却同郑国一样有限。韩国北部和东部跟当时的霸主魏国接壤，没法向东扩张。南边是庞大的楚国，若无魏国支持，很难叫板。西边是当时七雄中最弱的秦国，但魏国占据河西地和关中东部，让韩国难以从攻秦中得到实利（另，从霸主嘴边抢肉是一种玩火行为）。韩国能扩张的目标就是周室三川地区。韩国想进一步发展的话，需要用巧妙地斡旋从齐楚魏夹缝中争夺淮北泗水的沃土。夹缝中求生存的环境，进一步激发了韩人对智术诈谋的推崇。申不害术治变法就是立足于这种文化土壤。但术治理论的先天缺陷，令申不害以术督察群臣以法治国的意图完全落空。申子之术反而沦为韩国君臣勾心斗角的思维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申不害变法没能躲过外来战争的干扰。魏惠王制定了灭赵灭韩、一统三晋的战略方针。变法后的韩国虽有“劲韩”之名，但实力仍与超级大国魏国相差甚远。齐国在马陵之战中战胜魏国强势崛起，代价就是韩国被魏国打残。此后，韩国放弃了富国强兵的努力，再也不提变法，而是致力于以权术外交腾挪出生存空间。这当然无法改变列强对韩国的蚕食，但韩国庙堂宁可丢土失地，也不愿抛弃阴谋权术之道。韩非子对国家弊病洞若观火，故而总结了法术势一体的新理论，以指导韩国变法。但天下大势已定，韩国就算想变法，也为时晚矣。

5赵国：只差最后一步

赵国变法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之后的赵惠文王、赵孝成王都是新制度的继承者。在变法过程中，第一代发起者（如秦孝公）和第二代巩固者（如秦惠文王）的作用最为关键。赵武灵王相当于秦孝公的角色，赵惠文王相当于秦惠文王的角色。透过他们的举措，我们不难找出赵国变法不彻底的原因。

6燕国：缺乏指导思想

古老而弱小的燕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燕昭王与乐毅经过28年励精图治，联结诸侯，竟然差点吞食了齐国这条东海蛟龙。这场战争史上的奇迹，根植于燕国唯一的一次变法。用不同的角度看，燕国变法与战国其它的变法有不少相同点。燕国变法爆发出的能量，可与赵国的胡服骑射相媲美。燕国和秦国的变法都始于向天下求贤。魏齐两国变法都没有杀功臣现象，燕国也同样。可惜，燕国的变法成果和楚国一样，只持续了一代。更可叹的是，燕国和韩国一样，战败之后越来越弱，再无任何出彩之处。有燕昭王榜样在前，为何后几代燕王却不思进取？燕惠王战败后，为何不能痛定思痛，复修昭王善政？这与燕国变法一个独有特点关系很大——缺乏指导思想。

燕昭王变法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对齐国复仇。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史记·燕召公世家》）战后余生的燕国实力不足，所以燕昭王采纳处士郭隗的意见，修黄金台向列国求贤。此举可谓惊世骇俗，与秦孝公发《求贤令》的做法殊途同归。诸葛孔明的偶像乐毅，也由魏入燕，官拜亚卿，主持振兴燕国的新政。史书对燕国变法记载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燕昭王和乐毅必定吸收了之前列国变法的成功经验。否则，燕国就不会从废墟演变为“殷富，士卒乐轶轻战”之邦。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昭王）於是遂以乐毅为上将军，与秦、楚、三晋合谋以伐齐。齐兵败，愍王出亡於外。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尽取齐宝，烧其宫室宗庙。齐城之不下者，独唯聊、莒、即墨，其馀皆属燕，六岁。”这个巨大的胜利已经是战争奇迹，如果能灭掉最后几城，燕国将直接进化为新的超级大国。可惜，燕昭王还没看到这一天就离世了。即位的燕惠王一直与乐毅不和，撤消了他的兵权。乐毅于是出走赵国。再往后就是脍炙人口的田单火牛阵。

燕惠王被田单打败后，追悔莫及，想请回乐毅。但乐毅坚持留在赵国。不过，乐毅在回信中向燕惠王建言道：“若先王之报怨雪耻，夷万乘之强国，收八百岁之蓄积，及至弃群臣之日，余教未衰，执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隶，皆可以教后世。”所谓燕昭王的“余教”，就是二十八年的变法国策。乐毅希望燕惠王能继续变法，复兴燕国大业。但很显然，乐毅也知道他不是那块料。果然，燕惠王在位期间毫无建树，任由燕国继续走下坡路。话说回来，燕国新法的根基本身就不牢固。燕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合，上台后又不遵循先王余教。这足以说明，变法思想并没成为燕国朝野的共识。

魏国变法以李悝的政治经济思想为指导，楚国变法以吴起治国方针为指导，齐国变法以人才国宝论和慎到势治理论为指导，韩国变法以申不害术治理论为指导，秦国变法以商鞅法治理论为指导，赵国变法以胡服骑射的强军纲领为指导。唯独燕国没有成体系的思想指导变法，只是借鉴了具体经验。秦孝公推行变法前，组织了一次关于要不要变法的大讨论。赵武灵王变法前，也与反对者展开了政道大论战。他们通过这些方式让变法理念传播开来，逐渐形成了朝野共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为何，秦惠王杀商鞅而恪守新法，赵武灵王之死没有引发守旧派复辟的根本原因。魏文侯、秦孝公、赵武灵王担心子孙后世不能坚持新法，千方百计地巩固变法成果。而燕昭王只管国力和军力够不够发动破齐之战，只要有利于复仇，他可以采纳任何意见，不问所以拿来就用。至于改革成果会不会流产，不在他考虑范围内。所以，他忽视了向接班人（燕惠王）灌输变法意识的必要工作。这直接导致乐毅功亏一篑，更让燕国霸业后继乏力。

在燕惠王兵败撤退后，燕国固有的迂政风气重新抬头了。燕国闹出过战国唯一一例“禅让”事件。燕王哙想效法尧舜禅让贤臣，博得一个圣王美名。结果被野心家子之篡权，引发燕国内乱，招致齐国入侵……正是这桩国耻，激起了燕昭王图强复仇之心。当复仇完成后，燕国顿时没了发展目标，变法强国的热情也自然消失了。就事论事，燕国虽然功亏一篑，但毕竟掠夺了齐国“八百岁之蓄积”，仍有重塑辉煌的本钱。可惜，由于缺乏成体系的指导思想，燕国变法十分粗浅，既没有留下一套全新的制度，也没有形成新的政治传统。乐毅和燕昭王之后，燕国无人具备天下视野，也不再有哪怕半点革新再造的意愿。如此一来，燕国只能是回归迂政老路，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

黄河三角洲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指黄河冲击形成的扇形平原，同时，历史上黄河下游的决徙往往导致主河道的改变，它曾北自静海（今属天津）东流，也曾南夺淮河入海，因此黄河三角洲还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来考虑，黄河三角洲主要指今天滨州和东营两个地级市以及淄博的高青县[①]。这一界定是由黄河主河道的现行位置决定的，也属于古代黄河三角洲之一，这个古代即是指自东汉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王景和王吴治河成功到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八百多年时间里基本固定现行河道。

一

自有史记载以来，黄河就以频繁决溢著称，且多次改道。黄河的改道，以现行河道为界，大体分为南北两大片：南片常常是夺淮入海，河道较为固定；北片则变动不居，在今天河北与山东境内滚动，而入海口的变动，是考察汉代黄河变迁的重要参考。

西汉初年，黄河在稳定了近五百年后，又开始决口。西汉时黄河的决口，始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当时“河决酸枣(今河南延津县西南)，东溃金堤”[②]，经过堵塞之后，黄河稳定了三十余年，到汉武帝时，又屡次决口，并导致入海口的多次变动：第一次是从顺丘东南入海：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春，“河水徙，从顿丘东南流入勃海”[③]。师古曰：“顿丘，丘名，因以为县，本卫地也。《地理志》属东郡，今则在魏州界也。”第二次是夺淮入海：也在元光三年，“河决于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④]。这两次变动发生在同一年，岑仲勉先生有过精辟的概括，“春天的河决，是从东郡顿丘县东南的地方，冲开一条新道，东北向章武入海，那条新道后来呼作王莽河，也就是《水经注》五的北渎。夏天的河决，系在《水经注》二四所说的瓠河口东南，冲入钜野，会泗水入淮而后出海”[⑤]。瓠子决口二十多年后才堵塞住[⑥]，汉武帝还在上面建造宫室，号称宣防。第三次是从今沧州境内入海：“自塞宣房后，河复北决于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广深与大河等”[⑦]。按：《汉书·地理志》魏郡馆陶下云：“馆陶，河水别出为屯氏河，东北至章武入海，过郡四，行千五百里”[⑧]。章武，《后汉书·窦融列传》有言：窦融“七世祖广国，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注曰：“章武，县，属勃海郡，故城在今沧州鲁城县也”[⑨]，说明入海口在沧州一带。

汉武帝之后，黄河决溢频繁，到西汉末年更加严重，东汉初依然如此，建武十年（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⑩]为治理河患，平息百姓的怨叹，明帝“发卒数十万，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11]。千乘，《后汉书·明帝纪》有言：“夏四月辛酉，封皇子建为千乘王。”注曰：“千乘，国名，今青州县，故城在今淄州高苑北。”[12]可见千乘即属于今天所说的黄河三角洲。这是汉代黄河入海口的第四次变动，黄河自此由河北境内入海，改由山东境内入海。这个入海口固定了很长时间，直到唐末，清代胡渭提到，“以今舆地言之，滑县、开州、观城、濮州、范县、朝城、阳谷、茌平、禹城、平原、陵县、德平、乐陵、商河、武定、青城、蒲台、高苑、博兴、利津，诸州县界中，皆东汉以后大河所行也”[13]。

从历史的角度看，上古三代时，黄河自今河南武陟东北，流经浚县西，折北流至今河北平乡北，分为九条支流，到西汉时，黄河自今河南浚县西南，东北流经今山东高唐南，折北经德州市东、河北南皮西，又东北流经今沧县入海[14]；从东汉永平十三年到唐末，黄河主河道固定在现行河道；从唐末到北宋，黄河多次在山东冠县至漳水间决溢，形成多条支流；南宋到万历初，黄河夺泗入淮，在马颊河、淮河间形成多条支流；万历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主河道固定在今郑州东去，经开封、徐州，自泰沂山脉以南入海，但中间多次经大清河入海；咸丰五年至今，黄河主河道固定在现行河道。因此，无论是从主河道固定的时间，还是从支流而言，今天所说的黄河三角洲区域的范围主要确定于汉代。

二

汉代黄河河道的变动，给黄河三角洲的开发带来很大的影响：行政上，汉代政府为解决河患，除了依靠人力、物力和提高技术之外，在行政体制上也作出相应的调整。史载王景与王吴治河“修渠筑堤”，“渠成，帝亲自巡行，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当时河道固定在今黄河三角洲区域，东汉在那里设有乐安国，应该也应该有河堤员吏。实际上，这种设置西汉时即已推行，上述引文注引《十三州志》曰：“成帝时河堤大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略遍，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秩千石，或名其官为护都水使者。中兴，以三府掾属为之。”[15]

经济上，在河患频发的汉代，尤其是西汉，黄河每次决溢都给地方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泛溢兖、豫，入平原、千乘、济南，凡灌四郡三十二县，水居地十五万余顷，深者三丈，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河复决平原，流入济南﹑千乘，所坏败者半建始时”[16]，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县邑三十一，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这几次决溢的范围，当时的河堤都尉许商提到，“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余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17]。

黄河变迁也给黄河三角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首先，黄河流经黄土高原，携带大量泥沙在下游与入海口处淤积，逐渐形成大片沃野，外地贫苦百姓和灶户盐民，纷纷前来垦荒和制盐，借以谋生，散居的农户逐渐发展为村落、乡镇和县。如利津县汉代属千乘郡漯沃县、蓼城县地。隋代建永利镇，南宋升为利津县，从侧面说明黄河淤积地对人口的吸引。其次，从战国开始，黄河下游两岸设立堤防，相距五十里，河中有大片滩地“填淤肥美”，日后居民日益增多，于是“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18]。经过一段时间，河床中淤积出新河滩，又在新的围堤防之外，再圈筑起一道新堤。到西汉后期，有的地方所筑围堤多达数重。可以说，筑堤是治理黄河的一大创举，掌握了这一技术，河道变得相对稳定，可以有效保护沿河区域的城市和乡村，对黄河三角洲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使得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也达到较高的水准。

三

司马迁提到，“齐带山海，膏壌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19]，指出齐地适合种植桑麻。早在史前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先民就为遮体御寒而纺线织布，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纺轮、骨针等，即为当年织布成衣的遗存。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鼓励植桑养蚕，让百姓于房前屋后广植桑拓，黄河三角洲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为齐国重要的蚕桑产地，到汉代时，纺织刺绣成为齐国“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20]的手工技艺，并代代延传。此后的唐宋时期，棣州优质精美的丝织品为朝廷规定必交的税种与贡品。唐朝每年向棣州征绢十匹，棣州绢成为与淄川绫、博州绸、齐州葛齐名的纺织精品。齐国立国的一项基本政策是“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21]，制盐很早就成为黄河三角洲的优势行业。《管子·轻重甲》记载：“今齐有渠展之盐，请君伐薪，煮水为盐，正而积之。”“渠展”的确切位置不详，王爱民先生认为“是胶莱河以西的沿海地区，其地域大部分都在现在的黄河三角洲以内”[22]，可备一说。汉武帝为加强盐业的生产、运输与销售，在产盐多的地区设立盐官和机构，当时全国共设三十七所，其中青、齐地区十一所，地处黄河三角洲的千乘郡即为其中之一。纺织业与制盐业的发展，推动了黄河三角洲商品经济的进步。博兴县历年出土的西汉“三铢”、“四铢”与“半两”钱范，反映了汉代黄河三角洲商贸活动的延存[23]。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黄河三角洲的人口也有所增长。《汉书·地理志》“千乘郡”下云：“户十一万六千七百二十七，口四十九万七百二十”[24]。千乘郡在东汉时改为乐安国，《后汉书·郡国志四》“乐安条”下云：“乐安国，九城，户七万四千四百，口四十二万四千七十五”[25]。两相比较，西汉千乘领县十五，东汉乐安领有九城，人口相仅七万，说明从西汉到东汉黄河三角洲区域人口的增长。

城市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城市的发展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汉代黄河三角洲的城市发展状况，可以通过考古发掘来了解。无棣信仰乡谢家村西南发掘有信仰故城遗址，遗址平面呈矩形，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约1400米，总面积200万平方米。现存有南城墙西端和向北延伸部分，约500米，城墙残存高度6米许。故城内部分大、小两城，大城居东，小城坐落于大城的西北。信仰故城近海而建，地处黄河三角洲东北部，与北面的车辋故城址、东南的广武故城址，恰如三足鼎立之势，透露出汉代黄河三角洲的城市发展程度。

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黄河三角洲的学术在汉代也独树一帜。汉代是经学的兴盛时代，在黄河三角洲区域，《尚书》的教授与传播独树一帜。《汉书·儒林传》“序”称：“言《书》自济南伏生”[26]。伏生故里，即在今邹平，民国《邹平县志》云：“邹平城东北十八里伏生祠即伏生故里”[27]。“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又传授倪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至曾孙高子阳，为博士。高孙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后为博士，论石渠。元帝即位，地余侍中，贵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孙，以廉絜著，可以自成。’及地余死，少府官属共送数百万，其子不受。天子闻而嘉之，赐钱百万。地余少子政为王莽讲学大夫”[28]。由是《尚书》世有欧阳氏学。

上述经济、人口、城市与学术在的发展体现着西汉时期黄河三角洲的开发，这种情况随着东汉黄河主河道的固定以及新增淤积地对外来人口的吸引而加速发展。

四

在黄河变迁史上，汉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黄河从先前的稳定变为频繁决溢，再到东汉的稳定。黄河自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改道到西汉初年，基本处于稳定时期，西汉末年决溢频繁，“西汉二百多年间，黄河曾先后十二次决口泛滥，其中文帝时一次，武帝时四次，昭宣时一次，元帝时一次，成帝时四次，王莽时一次”[29]，并多次出现改道的情况，而从东汉永平十三年到唐末，黄河未出现大的改道情况。第二，“黄河”之名首次出现于史籍的记载。黄河在先秦典籍中一般称“河”，汉代除继续沿用外，还出现“黄河”的称呼，《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30]又，《汉书·地理志上》常山郡元氏县下云：“元氏，沮水首受中丘西山穷泉谷，东至堂阳入黄河。莽曰井关亭”[31]。因此有研究者指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黄河之得名，肇源于两汉时期，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经成为十分常见的称呼”[32]。第三，黄河之水变得浑浊，《汉书·沟洫志》云：“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沙”[33]。其中的原因很多，黄河中上游开发导致的泥土流失是一个重要因素，“西汉推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战略，黄河中上游的草地、林地大量被开垦成农田，水土流失加剧，导致了黄河泥沙的增多”[34]。

对黄河三角洲区域而言，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长达八百多年时间，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历史依据，而且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动力，推动黄河三角洲的开发与发展。当然，汉代对黄河滩涂的过度开发利用引起的弊端，也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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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如此。朝鲜战争前，朝韩以北纬38度线为界，此时朝鲜领土约为124万平方公里，韩国约为97万平方公里。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军战线前期变动剧烈，后在三八线附近趋于稳定。但双方力量此强彼弱，我方重心在西线，敌方重心在东线。阵线犬牙交错，大致沿汉江斜贯三八线，此后谈判就地停火。于是西线朝鲜得到三八线南几千平方公里土地（包括开城），东线韩国得到三八线北万余平方公里土地。目前朝鲜领土1205万，韩国1002万。所以朝鲜领土面积略减，不过相对开战前的分界线，停战后在西海岸地区朝鲜向南推进了，距离汉城更接近，而且这些土地多为平原，比较肥沃，也更容易向南进攻。而在东海岸地区韩国向北推进了，但多为山地，土地贫瘠，不利于向北进攻。

近代朝鲜民族应该是由古代朝鲜半岛北部的夫余民族与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融合而成。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三韩民族以部落的形式遍布半岛南北，而夫余民族还在大陆的东北部与他们的强悍的邻居女真民族（当时叫肃慎）一起纠缠不休的讨生活。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率大军灭掉商王国，末代国王子受辛的叔叔箕子带着他的手下仓皇向东北逃亡，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的北部。在那里箕子凭借中原先进的技术与文化整合了半岛北部的部落，建立了箕子朝鲜王国，国土曾经一度东延至辽河流域。而此时半岛南部还处于三韩民族部落林立的状态。箕子朝鲜王国一直延续了近900年，传了41代国王，是一个长寿的政权。在王国历史的末期，国力开始衰败，公元前3世纪华北地区的燕王国夺取了箕子王国在辽河流域的土地，势力进入东北地区，箕子朝鲜的疆土开始萎缩。公元前194年，箕子王国终于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卫氏朝鲜王国。开国者卫满的背景与箕子差不多，也是一个亡国（燕王国）的贵族流亡至朝鲜半岛北部，篡夺了政权。卫氏朝鲜王国没有箕子朝鲜王国那么长的寿命，只维持了86年便灭亡了。因为卫氏朝鲜的对手不像箕子朝鲜当年所面对的燕王国那样还可互有攻守，他所面对的是当时整个大陆上最强大的汉帝国。公元前108年在汉帝国皇帝刘彻的命令下，帝国的军队轻易的粉碎了卫氏朝鲜王国，建立了乐浪(平壤)、玄菟、真蕃、临屯四郡，即汉四郡，将朝鲜半岛的北部置于汉帝国的管理之下。此时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民族各部落经过了千年的积蓄，力量逐渐强大，渐渐整合为辰韩、马韩和弁韩三个部落联盟，与北方的汉四郡并存。

时光又过去70年， 此时朝鲜民族的另一组成部分夫余民族开始亮相。夫余民族在同女真民族千年的争斗中有胜有负，不过在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夫余民族处于劣势，被女真民族（当时又叫勿吉）驱赶至现吉林省吉林市地区。当时夫余王国的国王金蛙王喜欢自己的干儿子高朱蒙而不喜欢太子大索。高朱蒙因而被大索迫害追杀，就带部下逃至今本溪桓仁五女山地区，并娶了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昭西奴为小老婆。公元前37年高朱蒙（东明王）在本溪借助岳父的势力建立了王国。王国建国后向朝鲜半岛扩张，吞并了汉四郡中的真蕃、临屯二郡，从此夫余民族进入了朝鲜半岛。这时高朱蒙在夫余王国的大老婆所生的儿子高类利从吉林跑到本溪来投奔他。高朱蒙立高类利为王储，就是第二代国王琉璃王。琉璃王接掌王国后为避开当时势头正劲的鲜卑民族的攻击把国都迁至吉林省集安市，并于公元22年灭了夫余王国，杀了当年的夫余王国太子现今的夫余王大索，替父报了仇。东明王建国之后400年来历代国王曾经试图向西扩张，其中最大的胜利是在公元313年趁西晋王国的混乱，吞并了带方、乐浪二郡，统一了朝鲜半岛北部。不过王国西部的势力都过于庞大，王国曾先后受到汉帝国、公孙氏、曹魏、慕容氏的多次打击，有几次几濒临灭亡。从此王国的夫余人就偏安于朝鲜半岛北部了。而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南部在形成了辰韩、马韩和弁韩三个部落联盟后，终于建立了百济和新罗两个国家。百济王国起始于公元前18年，创建人就是当年本溪桓仁五女山地区部落首领的女儿昭西奴同东明王所生的儿子温祚。温祚因为琉璃王高类利的到来意识自己在的日子不会好过，于是带着自己的手下进入朝鲜半岛南部马韩部落的领地建立了百济城。经过300多年的努力，公元346年温祚的后代近肖古王统一了马韩诸部落，建立了百济王国。新罗王国起始于公元前57年，建立者是辰韩的一个部落首领赫居世，王国建立初期王位由辰韩部落联盟中势力强大的朴氏、昔氏、金氏三家贵族轮流担任，后由金氏一家世袭。同样经过300多 年的努力，公元356年，新罗王国统一了辰韩和弁韩各部落。就这样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朝鲜半岛出现了、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互有攻守，谁也奈何不了谁，持续了300多年的时间。

三国鼎立时期，于公元300年在日本岛建立的大和国（倭国）也伸手介入了朝鲜半岛的政局。从此朝鲜半岛的变乱与混战中就从不会少了日本人的身影，一直到1600年后的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国中的百济王国与日本大和王国和中国的南朝政权关系密切，而则与中国的北朝政权交好。369年，大和王国进军朝鲜半岛，占领新罗王国内任那地区，设“日本府”统治之，百济也成为大和的朝贡国。396年好太王征伐百济，百济臣服。3年后的399年，百济王国又会同大和王国进攻新罗，新罗战败。急忙派兵支援新罗，百济大和联军被打败。404年，大和王国进攻王国，又败。 屡战屡败的百济王国和大和王国主动和中国南朝政权修好，想借中国南朝的权威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剩余势力。公元420年，南朝宋顺帝为了牵制强大的王国，将百济王封为“镇东大将军”，大和王封为“安东大将军”。 屡战屡胜的王国势力逐步强大，以平壤为中心向外扩张，甚至乘北魏内乱占领了北魏部分领土（今辽宁省和河北北部）。这就是现在的韩国人声称辽宁和河北省都是韩国领土的历史渊源。475年攻破百济首都汉城，百济迁都熊津。而在三国演义初期处于劣势的新罗王国也渐渐恢复了实力，于479年击败了大和王国来犯的军队，由防守进入转攻阶段，并于562年彻底消灭了大和王国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的任那政权。

时光进入了公元7世纪，大陆上又建立了统一的帝国隋帝国，这对朝鲜半岛上纷争不休的三个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尤其对于连年扩张已与隋帝国领土接壤的王国。隋帝国皇帝杨广发动百万大军多次进攻王国，但王国经过几百年的战争洗礼已不像当年的卫氏朝鲜那样不堪一击。公元612、613两年双方在今辽宁地区打了几场惊天动地的大仗，结果竟然是隋帝国战败而归，王国也是元气大伤，极盛而衰。但隋帝国付出的代价更大，受出征战败的连锁反应影响，强大的帝国居然片刻间土崩瓦解。经过5年短暂的内乱，公元618年，唐帝国取而代之，王国的另一个噩梦诞生了。这时新罗王国的国王极为清醒的认清了形势，明智的主动向唐帝国称臣示好。而唐帝国皇帝李世民在公元644年、648年、655年三次进攻朝鲜半岛未果后也认识到需要在朝鲜半岛找一个盟友来帮助自己处理当地事务。双方一拍即合，结成军事联盟。公元660年，新罗王国和唐帝国共同出兵，灭掉百济王国，并打败前来救援的大和王国军队。公元668年，新罗与唐又出兵灭了王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灭国后，王国的将军大祚荣带领着20万夫余人（当时已经自称高丽人）的军队逃离平壤，到了今吉林省吉林市地区，就是夫余人公元前1世纪时的故地，也是的开国东明王高朱蒙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那里大祚荣击退唐帝国的军队了建立了渤海王国。同古今中外所有的同盟一样，在朝鲜半岛取得最后胜利后唐帝国同新罗王国这对盟友立刻翻脸，开始抢夺胜利果实。唐帝国派大将薛仁贵在与百济旧地建立安东都护府，管理当地土地和人民。没有得到好处的新罗王国自然不愿意，不断派军队进攻唐军，公元671年攻破了都护府，取得原百济的所有土地。674年攻破平壤，获得原王国的大部分领土。由于唐帝国此时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突厥帝国身上，无遐东顾，公元676年唐军撤出了朝鲜半岛。新罗王国终于成为拥有朝鲜半岛绝大部领土和原来三国的大部分人民的单一国家。朝鲜半岛第一次统一了。没有随大祚荣逃亡渤海国而留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夫余人（高丽人）同一直生活在半岛的三韩民族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朝鲜民族。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朝鲜半岛自然也是如此。统一的新罗王国享受了200多年的和平生活后，又开始了战乱。公元900年，甄萱在光州建立后百济王国。公元918年，农民起义将领王建在开城建立了高丽王国。一时间朝鲜半岛又回到了600年前的三国鼎立局面。而此时当年气焰万丈的唐帝国刚刚灭亡，中原也是一片混乱，各政权都无暇注意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高丽王国的远亲渤海王国也在公元926年被契丹民族击败灭亡，渤海王国的夫余人（高丽人）纷纷逃入朝鲜半岛加入了高丽王国。这次三国演义的胜利者是高丽王国，王建在公元935年灭新罗王国，936年灭后百济王国，趁中原分裂动荡之际用了18年时间使朝鲜半岛又一次统一。统一的高丽王国共持续了322年，不过这300年高丽王国经营的颇为辛苦。建国初期，高丽王国忌惮宋王国的势力，先是向宋王国称臣。后来东胡后裔契丹民族兴起，建立了辽王国并于公元993年击败高丽王国。高丽王国于是被迫断绝和宋王国关系，向辽王国称臣。再后来东北地区的坐地户女真民族发达了，建立了金王国并公元1127年击败高丽王国。高丽王国于是又被迫臣服金国。连年的征战及不停的战败处于大国势力的夹缝中，使高丽王国像个有多个主子的奴才一样战战兢兢生怕惹怒了哪个主子招来灭顶之灾。外交如此，内政更是糟糕。在抵御契丹和女真期间，高丽王国内军人势力大增，武将崔忠献在公元1173年建立了挟持国王的“都房”政权。此后的几十年高丽王国实际上已经姓崔，不过是把个王姓的国王摆在桌面上装装样子而已。

时光进入了13世纪，在这个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的人们都在传诵一个名字，就是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带着他的上帝之鞭横扫了大陆上的一切政治势力，将广袤的土地和数不清的人民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朝鲜半岛自然不能幸免，公元1231年蒙古军进攻高丽，1258年高丽王国成为蒙古帝国的属国，达鲁花赤驻开城监督国政，后成了帝国的一个行省，即征东行省。蒙古帝国占领朝鲜半岛后强征25000朝鲜人进攻日本，但由于那场流传千古的“神风”遭遇了失败。就这样，朝鲜半岛在蒙古帝国的统治下度过了100多年。到了14世纪末，蒙古帝国的狂飙停息了，大陆上各民族纷纷摆脱了蒙古帝国的统治。公元1392年高丽王国的将军李成桂废黜了亲蒙古派的国王，自立为王改国号为朝鲜，成立朝鲜王国。朝鲜王国是朝鲜半岛上继新罗王国、高丽王国以来第3个统一的国家政权。

朝鲜王国从1392年建国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共有国519年，传王27代，先后对中原的明帝国、清帝国两代帝国称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