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发生在什么朝代。

红楼梦是发生在清代的长篇人情小说。

《红楼梦》，以荣国府的日常生活为中心，以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及大观园中点滴琐事为主线，以金陵贵族名门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鼎盛走向衰亡的历史为暗线，展现了穷途末路的封建社会终将走向灭亡的必然趋势。

并以其曲折隐晦的表现手法、凄凉深切的情感格调、强烈高远的思想底蕴，在我国古代民俗、封建制度、社会图景、建筑金石等各领域皆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达到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

《红楼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盛极而衰时代的特征。它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写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

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

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

《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

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全面、深刻，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参考资料：

《红楼梦》是虚构的，并不是哪个朝代的故事，虽然作者是清朝的，但书中的背景并不是清朝，而是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所展开的故事。

《红楼梦》是一部在世界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情小说，被认为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书中四大家族的故事，以及以贾宝玉为主展开的爱恨纠葛都非常有意思，值得细细品味和研究，也为大家展示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最有看点的是书中的女性形象各有不同，从形象到性格无一雷同，都具有自己的特点，十分难得，令读者印象深刻。

虽然这部小说已经有多年历史，但至今依旧备受大众喜爱，原著还被多次改编为影视剧作品，也大受欢迎，现在还衍生出了专门研究《红楼梦》的“红学”，可见《红楼梦》的价值还是非常高的。

《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通行本共120回，一般认为前80回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后40回作者为无名氏，整理者为程伟元、高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主线，描绘了一些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的人生百态，展现了真正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以及中国古代社会世态百相的史诗性著作。《红楼梦》版本有120回“程本”和80回“脂本”两大系统。程本为程伟元排印的印刷本，脂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脂本是程本的底本。《红楼梦》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作者以“大旨谈情，实录其事”自勉，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按迹循踪，摆脱旧套，新鲜别致，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特殊笔法更是令后世读者脑洞大开，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二十世纪以来，《红楼梦》更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和异常出色的艺术成就使学术界产生了以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红学。

创作背景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当时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举国上下沉醉在康乾盛世、天朝上国的迷梦中。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总共做了58年的江宁织造。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接驾的阔差。曹雪芹生长在南京，少年时代经历了一段富贵繁华的贵族生活。但后来家渐衰败，雍正六年（1728年）因亏空得罪被抄没，曹雪芹一家迁回北京。回京后，他曾在一所皇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境遇潦倒，生活艰难。晚年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酒常赊”。《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创作的。创作年代在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第一段《作者自云》即是曹雪芹自序。在这篇自序中，曹雪芹以真实身份出现，对读者讲述写作缘起。据他自述，他是依托自己早年在南京亲历的繁华旧梦而写作此书。因流落北京西郊，碌碌无为，一事无成，猛然回忆起年少时家里所有的女孩儿，觉得她们的见识才气远远超过自己，不禁深自愧悔。祖上九死一生创下这份家业，自己身在福中，却不务正业，不听从父母老师的管教，以致长大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曹雪芹将这段经历和悔悟写成小说，就是要告诉读者，虽然自己罪不可免，但那些女孩儿都是生活中实有其人，万不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使她们的事迹湮灭无闻。一念及此，心旌荡漾，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何况乡野生活悠闲自在，风光宜人，更令他思如泉涌，下笔如神。曹雪芹自谦才疏学浅，只得用市井白话来写这部小说，意在为那些女孩儿立传，排遣自己的苦闷，兼以供读者把玩赏析。

　　主要人物

　　贾宝玉——荣国府衔玉而诞的公子，贾政与王夫人之次子，阖府捧为掌上明珠，对他寄予厚望，他却走上了叛逆之路，痛恨八股文，批判程朱理学，给那些读书做官的人起名“国贼禄蠹”。他不喜欢“正经书”，却偏爱《牡丹亭》《西厢记》之类的“杂书”。他终日与家里的女孩们厮混，爱她们美丽纯洁，伤悼她们的薄命悲剧。

　　林黛玉——金陵十二钗之冠（与宝钗并列）。林如海与贾敏之女，宝玉的姑表妹，寄居荣国府 。她生性孤傲，多愁善感，才思敏捷。她与宝玉真心相爱，是宝玉反抗封建礼教的同盟，是自由恋爱的坚定追求者。

　　薛宝钗——金陵十二钗之冠（与黛玉并列），来自四大家族之薛家，薛姨妈之女，宝玉的姨表姐。她大方典雅，举止雍容。她对官场黑暗深恶痛绝，但仍规谏宝玉读书做官。有一个金锁，与贾宝玉的通灵宝玉被外人称为金玉良缘。

　　贾元春——金陵十二钗之三，贾政与王夫人之长女，贾府大**。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秦可卿出殡不久，元春晋封贵妃 。贾府为了迎接她省亲，建造了大观园。她给家族带来了“烈火烹油，鲜花著锦之盛”，但自己幽闭深宫，不能尽天伦之乐。

　　贾探春——金陵十二钗之四，贾政与赵姨娘所生，贾府三**。她精明能干，个性刚烈，有“玫瑰花”之诨名。抄检大观园时，她当众扇了王善保家的一巴掌。她对贾府的危局颇有感触，用兴利除弊的改革来挽救。改革虽成功，但无济大事。

　　史湘云——金陵十二钗之五，来自四大家族之史家，是贾母的侄孙女。自幼父母双亡，在家一点儿也作不得主，不时还要三更半夜做针线活儿。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心怀坦荡，从未把儿女私情略萦心上。

　　妙玉——金陵十二钗之六，苏州人氏。祖上是读书仕宦人家，因自幼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只得入了空门，带发修行。父母亡故后，她随师父进京。师父圆寂后，王夫人赏识她的佛学修为，请她入住大观园栊翠庵，原著前80回未交代结局。

　　贾迎春——金陵十二钗之七，贾宝玉的堂姐，是贾赦与妾所生，贾府二**。她老实无能，懦弱怕事，有“二木头”的诨名。她不但作诗猜谜不如姐妹们，在处世为人上，也只知退让，任人欺侮。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还不出，就把她嫁给孙家，原著前80回未交代结局，根据金陵十二钗判词，最后被丈夫孙绍祖虐待致死。

　　贾惜春——金陵十二钗之八，宁国府贾珍的妹妹，贾府四**，爱好绘画。因父亲贾敬一味好道炼丹，母亲又早逝，她一直在荣国府贾母身边长大。由于没有父母疼爱，养成了孤僻冷漠的性格，抄检大观园时，她狠心撵走丫环入画。四大家族的没落，三个姐姐的结局，使她产生了弃世的念头，看破红尘出家为尼。

　　王熙凤——金陵十二钗之九，来自四大家族之王家，王夫人的内侄女，贾琏之妻，即宝玉表姐及堂嫂。她精明强干，深得贾母和王夫人的信任，成为荣国府的管家奶奶，她为人处事圆滑周到，图财害命的事也干过不少，在前80回里她支持宝黛爱情 。

　　贾巧姐——金陵十二钗之十，贾琏与王熙凤的`女儿。因生在七月初七，刘姥姥给她取名为“巧姐”。在贾府败落后，王仁和贾环要把她卖与藩王作使女。在紧急关头，幸亏刘姥姥相救，把她带去乡下。

　　李纨——金陵十二钗之十一，贾珠遗孀，生子贾兰。李纨虽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闻不问，只知道抚养亲子，闲时陪侍小姑等女红、诵读而已。她是个恪守封建礼法的节妇的典型。

　　秦可卿——金陵十二钗之十二，宁国府贾蓉之妻。她是营缮司郎中秦邦业从养生堂抱养的女儿，小名可儿，大名兼美。她长得袅娜纤巧，性格风流，行事又温柔和平，深得贾母等人的欢心 。但公公贾珍与她关系暧昧，致使其年轻早夭。

　　贾母——来自四大家族之史家，贾府老太太，宝玉祖母。在贾家从重孙媳妇做起，一直到有了重孙媳妇。她凭着自己的精明能干，才坐稳了贾家大家长的位置。

　　作品鉴赏

　　《红楼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盛极而衰的时代特征。它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写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小说的巨大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

　　《红楼梦》是一部内涵丰厚的作品，《好了歌》和十二支《红楼梦曲》提示着贾宝玉所经历的三重悲剧。作者将贾宝玉和一群身份、地位不同的少女放在大观园这个既是诗化的、又是真实的小说世界里，来展示她们的青春生命和美的被毁灭的悲剧。作品极为深刻之处在于，并没有把这个悲剧完全归于恶人的残暴，其中一部分悲剧是封建势力的直接摧残，如鸳鸯、晴雯、司棋这些人物的悲惨下场，但是更多的悲剧是封建伦理关系中的“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所造成的，是几千年积淀而凝固下来的正统文化的深层结构造成的人生悲剧。

　　《红楼梦》描绘了上至皇宫、下及乡村的广阔历史画面，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末世复杂深刻的矛盾冲突，显示了封建贵族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尤其深刻的是，在小说展示的贾府的生活图画里，显示出维持着这个贵族之家的等级、名分、长幼、男女等关系的礼法习俗的荒谬，揭开了封建家族“温情脉脉面纱”内里的种种激烈的矛盾和斗争。

　　《红楼梦》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全面、深刻，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艺术成就　　

　　《红楼梦》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作者把生活写得逼真而有味道。《红楼梦》里面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它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继承发展了前代优秀小说的传统。

　　《红楼梦》塑造了众多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他们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各自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而且其中不少形象已流行于生活之中，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永远放射着奇光异彩。

　　《红楼梦》的情节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重大的突破。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人物事件交错发展，彼此制约，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使众多的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和时间，并且使情节的推移也具有整体性，表现出作者卓越的艺术才思。

　　《红楼梦》的环境描写充满了诗情画意，笔法可谓多样、特色尤为鲜明。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融合精彩的环境描写，以刻画人物丰满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是作者的独创。作者对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没有像一般小说一样进行详细的描写，而是采用似乎不经意实则是别出心裁的粗笔点染，将大范围的社会典型环境的描写、特征融化到小说的细节描写中，让读者感受到大厦将倾的时代变迁和社会生活的特别氛围。

　　《红楼梦》语言成熟优美。其特点是简洁而纯净，准确而传神，朴素而多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小说中那些写景状物的语言，绘色绘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红楼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或是艺术技巧上都具有自己崭新的面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使它足以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而毫不逊色。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张笑侠先生就按120回本小说拟定了一份比较详细的年表[1]，这份年表就是按照小说第九十五回提供的年代信息，即元春“生于甲申，死于乙卯”来编制的。又如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中也编了一份年表《红楼纪历》[2]，这份年表只取前80回，因此舍弃了第九十五回明确给出的干支纪年，仅标记年次。

不论怎么编，按小说文本提供的年代信息编定的年表，是一份根本无法落实真实朝代年纪的时间表。并且由于小说作者故意制造混乱以隐瞒真实的朝代年纪，完全按小说文本提供的信息来编年表，将会出现无法确定某些年份的情况。所以细心的读者往往会发现小说中有多处“时序混乱”。

现在，以元春真实的去世日期为基准，我们不仅可以还原出小说各回真实的朝代年纪，而且可以清楚地发现小说作者故意制造时间混乱的“作弊”手法。

91 癸卯年（雍正元年1723年）

从第九十五回“忽一天，贾政进来，满脸泪痕”（第1343页）至第一百零八回“于是贾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宽怀”（第1487页）。

前文已经论证，元春死于壬寅年廿九日立春之后，而年份的干支以立春为界，因此贾政通报元春死讯已在癸卯年。由小说所写的其他情节亦可以进一步确证当年的确是癸卯年。

第九十六回写道：“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将贾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带领引见。皇上念贾政勤俭谨慎，即放了江西粮道。”（第1352页）所谓“京察”，是明、清时考核京官、决定升降奖惩的一种制度。考核时间，明代六年一次，于己、亥年举行；清代三年一次，于子、卯、午、酉年举行 [3]。

另据《清史稿•志八十六•选举六》载：

三载考绩之法，昉自唐、虞。清沿明制，而品式略殊。京官曰京察，外官曰大计，吏部考功司掌之。京察以子卯午酉岁，部院司员由长官考核，校以四格，悬“才、守、政、年”为鹄。

贾政经过“京察”，由“工部郎中”升为“江西粮道”，按照上文推定的年代，这一年恰好是卯年。

第一百零二回写探春出嫁，作者并未明写出嫁的时间。但是从上下文来看，此时宝玉和宝钗已经“圆房”，按照孝制和贾母等人的安排，宝玉已经过了为姐姐元春守孝的“九个月的功服” [4]；另外，第九十九回写道：“所以园内的只有李纨、探春、惜春了。贾母还要将李纨等挪进来，为着元妃薨后，家中事情接二连三，也无暇及此。现今天气一天热似一天，园里尚可住得，等到秋天再挪。”（第1391页）第一百零二回写道：“园中人少，况兼天气寒冷，李纨姊妹、探春、惜春等俱挪回旧所。”（1425页）由这些情节来判断，探春出嫁必定是在深秋季节。

一般认为，第五回关于探春的判词“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第78页），指的是探春于清明时节远嫁他乡。如果小说作者的用意真是如此，那么第一百零二回关于探春出嫁时间的描写与作者的用意是不相符合的。这个矛盾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还需要仔细斟酌，并不能简单地判断为所谓续作者败露其作伪痕迹的“罪证”。

92 甲辰年的乡试

甲辰年（雍正二年1724年） 从第一百零八回“一日，史湘云出嫁回门，来贾母这边请安”（第1487页）到第一百二十回“那僧道仍携了玉到青埂峰下，将宝玉安放在女娲炼石补天之处，各自云游而去”（第1646页）。

第九十七回写到，贾政离家赴江西粮道任之前，“切实的叫王夫人管教儿子，断不可如前娇纵。明年乡试，务必叫他下场”（第1377页）；第一百一十九回则写到了贾宝玉参加乡试和出家的情节，可见宝玉出家一定是在甲辰年。

根据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三年一科），称为“大比”。乡试即乡举考试之谓，中式称举人。乡试在前，每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正科”，遇庆典（如皇帝登极等）加科称“恩科”。庆典恰逢正科之年则以正科为恩科，或移正科于前，或移正科于后，或改三月乡试。由于乡试通常在秋天举行，故乡试又称“秋闱”。会试即集中举人会考之意。会试在后，每逢辰、戌、丑、未年举行。若遇乡试恩科，翌年之会试称“会试恩科”。会试在春季举行，由礼部主办，故亦称“春闱”或“礼闱”。

《清史稿•志八十三•选举三》载：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试举人于京师，曰会试，中式者为贡士。天子亲策于廷，曰殿试，名第分一、二、三甲。一甲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曰解元，会试第一曰会元，二甲第一曰传胪。悉仍明旧称也。世祖统一区夏，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乾隆间，改会试三月，殿试四月，遂为永制。

按照清代的科举制度，本来癸卯年并没有会试，而只有乡试；甲辰年并没有乡试，而只有会试；但是雍正于癸卯年登极，特设癸卯会试恩科，又于次年甲辰补乡试正科。癸卯会试恩科的状元是于振，甲辰乡试的状元是陈德华。[5]

由此看来，小说作者安排贾宝玉参加乡试，一个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为了进一步限定当年就是甲辰年。

第一百二十回写到，王夫人对薛姨妈说：“我为他担了一辈子的惊，刚刚儿的娶了亲，中了举人，又知道媳妇作了胎，我才喜欢些，不想弄到这样结局！”（第1639页）另外又写到，贾雨村问甄士隐：“现在他府中有一个名兰的已中乡榜，恰好应着‘兰’字。适间老仙翁说‘兰桂齐芳’，又道宝玉‘高魁子贵’，莫非他有遗腹之子，可以飞黄腾达的么？”（第1645页）由这些情节来看，贾宝玉的遗腹子“贾桂”应该出生于乙巳年（雍正三年1725年）。

小说作者在第一百二十回借贾政之口谈到了宝玉的年龄，贾政说：“岂知宝玉是下凡历劫的，竟哄了老太太十九年！”（第1637页）此时正是“乍寒下雪”，即甲辰年（1724年）的冬天。既然如此，则可以推得宝玉生于19年前的乙酉年（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张笑侠先生即根据小说所写元春的去世日期和贾政的话，倒推得小说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乃丁酉年之事[6]。

小说第八十六回写到元春出生于“甲申年”，甲戌本、梦稿本、蒙府本和甲辰本第二回写到元春和宝玉的关系时，都作宝玉是元春出生的“次年”所得的[7]。按照这个写法，宝玉看来就是出生在乙酉年。

按真实的朝代纪年推算，宝玉生于乙酉年；按甲戌本的写法，宝玉也是出生于乙酉年。看来，宝玉真实的出生年代似乎就是乙酉年（1705年）。可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贾政说的宝玉的年龄可能是虚岁。根据民间风俗，虚岁是这样计算的：一出生就算1岁，即从怀胎就开始计算年龄，这样到了过实岁1岁生日时，按虚岁就是2岁；如果出生在年末，不仅一出生就算1岁，到了大年初一又要加1岁，到了过实岁1岁生日时，按虚岁就是3岁了。由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所写的情节可知，贾宝玉出生于四月末的某一天。如果他出生在丙戌年（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到甲辰年冬天出家时，按虚岁他正好19岁。

又第一百一十四回《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写到，甄应嘉见到贾宝玉，就对贾政谈起了自己的儿子甄宝玉，“问起年纪，（甄宝玉）比这里的哥儿略小一岁”（第1567页）。如果贾宝玉生于1705年，那么甄宝玉就生于1706年，“真”宝玉（即宝玉的原型人物）真实的出生年代也应该是1706年。

另外，第一百零三回《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写到，贾雨村在知机县急流津渡口遇了甄士隐，他心想：“离别来十九载，面色如旧，必是修炼有成，未肯将前身说破。”（第1444页） 按照本文的推算，这一情节发生在癸卯年年底。如此看来，第一回所写的甄士隐与贾雨村分别是在19年前的甲申年（1704年）中秋，也就是说，贾宝玉应生于1704年。在贾政的“19年”和贾雨村的“19年”中，必有一个为真，另一个为假。由此可以推论，如果这个混乱的描写不是原作者的无心之失，就必然是原作者故意将时序搅乱。

后40回中原作者搅乱时序的证据，最明显的是关于探春出嫁的描写。第一百零二回写探春出嫁，如上文所写，这是癸卯年深秋之事；但到了第一百一十四回第二年的甲辰年，贾政对甄应嘉却说：“弟那年在江西粮道任时，将小女许配与统制少君，结褵已经三载。”

看来，贾宝玉究竟出生在哪一年，还需要通过其他的证据来判断取舍，例如通过逆推第九十五回以前各回的真实年代来作出最终判断。但无论如何，目前至少可以判定，红楼梦的故事开始于1704年、1705年和1706年中的某一年。

93 壬寅年与辛丑年的分界

壬寅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从第七十一回开端“话说贾政回京之后，诸事完毕，赐假一月在家歇息”（第1001页）到第九十五回“（王夫人）天天专望兄弟来京”（第1343页）。

辛丑年（康熙六十年1721年） 从第七十回“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第938页）到本回回末。

张笑侠先生将第七十回中黛玉重建桃花诗社与第七十一回贾政回家、贾母“八旬之庆”等情节列为一年（即甲寅年）[8]，这是失察，上了小说作者故意搅乱时序的大当。

第七十回写道：“这日众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毕，便有贾政书信到了。宝玉请安，将请贾母的安禀拆开念与贾母听，上面不过是请安的话，说六月中准进京等语。其余家信事务之帖，自有贾琏和王夫人开读。众人听说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尽。”（第992页）

宝玉知道父亲回来将会查他的功课，所以慌得“至次日起来梳洗了，便在窗下研墨，恭楷临帖”（第993页）。到了“三月下旬”，宝玉“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带海啸，又遭踏了几处生民。地方官题本奏闻，奉旨就着贾政顺路查看赈济回来。如此算去，至冬底方回。宝玉听了，便把书字又搁过一边，仍是照旧游荡”（第994页）。

可是到了第七十一回（按小说所写为甲寅年），贾政竟然于七月回京了，在家休假一个月，正好赶上“今岁八月初三”贾母的“八旬之庆”，岂非咄咄怪事！根据上下文来判断，惟一合理的结论是：贾政既不是在第七十回所写的那一年六七月回京，也不是在当年的冬底才回，而是到了第二年的七月才回家！

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写“甲寅”年中秋赏月，贾母对尤氏说：“可怜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该罚我一大杯。”（第1082页）尤氏的公公贾敬是在第六十三回某月底去世的，即“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的第二天（第901页）。贾敬去世当年的年底，尤二姐吞生金自杀（第六十九回，第984页）。第二年春天，林黛玉等人倡议重建诗社（第七十回，第990页）。由此可见，按贾母的说法，贾敬必定死于“壬子”年，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史湘云偶填柳絮词”乃“癸丑”年。

这个时序本来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作者偏偏要将其搅乱。第七十二回写到，贾母八月初三的八旬之庆刚过几天，凤姐对贾琏说：“我因为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第1023页）这个“周年”的说法莫名其妙，完全不通，只起到一个混淆视听的作用。

到了第一百零七回（按小说所写为乙卯年），作者写得更加离谱——贾政对北静王等人说：“犯官自从主恩钦点学政，任满后查看赈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后又往江西监道，题参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第1476页）如果这个“上年”是指“甲寅年”，当然说不过去；如果是指“癸丑年”，则是完全无视第七十一回所写贾政于七月回京的事实。

以上这两个明显的时序错误一个在前80回，一个在后40回，如果据此断言后者是所谓续作者露出的拙劣破绽，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只有一种可能：这是小说原作者在故意搅乱时序。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明显的例证。第九十四回写到，怡红院里的海棠开了，贾母说：“这花儿应在三月里开的，如今虽是十一月，因节气迟，还算十月，应着小阳春的天气，这花开因为和暖是有的。”（第1330页）按照小说的时序安排，此时的确是十一月，但“节气迟”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第九十五回写到，当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可见节气很早。按照本文还原的真实年代，壬寅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立春，也算节气比较早的。作者故意将时序弄混，无非是想隐瞒真实的朝代年纪，搅浑我们探察真实朝代年纪的线索。

9 4 壬寅年黄河大决口

按照本文的年代推定，第八十九回也属于壬寅年（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该回写到，九月中下旬某日，贾珍告诉王夫人：“部中来报，昨日总河奏到河南一带决了河口，湮没了几府州县。又要开销国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所以部里特来报知老爷的。” “从此直到冬间，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第1269页）

贾珍的话透露了两个信息：第一，黄河秋汛，在河南一带大决口；第二，此前黄河也出现过决口，所以才会“又要开销国帑”，“又有一番照料”。那么，黄河于1722年秋天是否在河南境内出现过大决口呢？这对本文推定的真实朝代年纪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许韶立先生在《黄河中下游分界线新说》一文中提到：“康熙六十年（1721年）到雍正元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黄河在武陟秦厂、詹店、马营、魏庄四次决口。洪水淹没焦作、新乡、安阳后顺地势向北流去，经卫河入海河，直逼京津，危害华北。”[9]

姚伟在《雍正王朝的“黄委会”•之二〈武陟河工牵系天下安与危〉》一文中也提到：“从康熙六十年八月秦厂决口到雍正元年正月马营堵口合龙，清政府集中了倾国之人力财力来与黄河对抗。其间国库曾一度入不敷出，无奈之下，朝廷急令周边各省将应上解京城的白银和粮食直接押送到武陟。”[10]

《清史稿•列传六十四》记载了河道总督陈鹏年于康雍两朝废寝忘食治理河南境内黄河四次决口，以致累死的情形：

（康熙）六十年，命（陈鹏年）随尚书张鹏翮勘山东、河南运河，时河决武陟县马营口，自长垣直注张秋，命河督赵世显塞之。议久不决，鹏年疏言：“黄河老堤冲决八九里，大溜直趋溢口，宜於对岸上流广武山下别开引河，更於决口稍东亦开引河，引溜仍归正河，方可堵筑。”奏入称旨。世显罢，即命鹏年署河道总督。

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鹏年谓：“地势低洼，虽有引河，流不能畅。惟有分疏上下，杀其悍怒。请於沁、黄交汇对岸王家沟开引河，使水东南行，入荥泽正河，然后堤工可成。”诏如议行。

先是，马营决口因桃汛流激，难以程工；副都御史牛钮奉命阅河，奏於上流秦家厂堵筑，工甫竟，而南坝尾旋决一百二十馀丈，入马营东下。鹏年与巡抚杨宗义谋合之。既，北坝尾复溃百馀丈，鹏年乃建此议。世宗即位，命真除。时南北坝尾合而复溃者四，至是以次合龙，而马营口尚未塞。鹏年止宿河堧，寝食俱废，浸羸惫。雍正元年，疾笃，遣御医诊视。寻卒，上闻，谕曰：“鹏年积劳成疾，没於公所。闻其家有八旬老母，室如悬罄。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

由以上引文可知，黄河于1722年的确在河南境内出现过大决口，贾珍所说的“又要开销国帑，修理城工，工部司官又有一番照料”，也许影射的就是清政府处理“（康熙六十一年）马营口既塞复决”的情况；而“从此直到冬间，贾政天天有事，常在衙门里”，也是符合清政府艰难治河的历史实际的。

95 庚子年元旦朝贺和老太后薨逝

庚子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从第五十三回“已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齐备，两府中都换了门神、联对、挂牌，新油了桃符，焕然一新”（第744页）到第七十回“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鬟出去了，其余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第988页）。

查《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庚子年立春是在上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六日（1720年2月4日星期日）[11]，因此第五十三回的“腊月二十九日”已属庚子年。

第五十三回写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贾母等有诰封者先进宫“朝贺”，回来以后再带着诸子弟入宗祠行祭祀大礼。笔者在第七章已经详细论证过：按照自汉代以来的宫廷礼仪制度，按照清代的法律制度《清会典》和《则例》，贾母的这一次“朝贺”一定是在元旦（正月初一），这个“朝贺”毫无疑问就是去朝贺皇帝；第二天贾母等人又去朝贺，这个第二次“朝贺”毫无疑问是去朝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贾母第二次进宫朝贺，还给生于正月初二的元春祝寿。

如此看来，上一年己亥年的十二月必定是小月，只有29天。那么，历法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查《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己亥年的十二月恰恰是小月，只有29天，“腊月二十九日”的“次日”就是元旦正月初一！

由此可见，小说作者的确是按照历法的实际情况来描写朝贺的，同时也说明小说作者的确是按照真实的朝代年纪来编织故事情节的。作者在第五十三回的回目上明写“除夕祭宗祠”，显然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障眼法”。

第五十五回开篇写道：“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且将宴乐俱免。故荣府今岁元宵亦无灯谜之集。”（第769页）

这一段文字很有意思，第一，提示“以孝治天下”是国家政策制度；第二，提到了一位“太妃”患病，从而引出后文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皇家葬礼。

“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孝治天下”出自孔子弟子曾参所著作的《孝经•孝治章第八》，曾子君王提出了一个“以孝治天下”的原则。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到了清代，更是将“以孝治天下”作为既定国策，形成一套严密的规则加强教化。常建华先生的《论清朝推行孝治的宗族制政策》[12]一文对此有深入的论述，读者可自行参看。笔者要指出的是，第五十五回提示“以孝治天下”是国家政策制度，实际上透露了小说所写故事发生的真实朝代。

第五十五回提到的患病的老太妃，终于在第五十八回死掉了，贾母等人不仅每天要去祭奠守灵，最后还要去送葬，前后折腾了将近两个月：

谁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诰命等皆入朝随班按爵守制。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贾母、邢、王、尤、许婆媳祖孙等皆每日入朝随祭，至未正以后方回。在大内偏宫二十一日后，方请灵入先陵，地名曰孝慈县。这陵离都来往得十来日之功，如今请灵至此，还要停放数日，方入地宫，故得一月光景。（第817页）

由第五十八回和第五十九回可知，贾母等人前去送灵是在清明节几天之后，那么老太妃下葬应该是在清明节后20天左右。康熙五十九年清明是农历二月二十七日（公历4月4日）[13]，因此老太妃大约在农历三月底或四月初下葬。

那么，康熙五十九年是否真的有老太妃去世呢？查《清史稿•圣祖本纪三》，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并没有老太妃去世，但是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十二月却有一位大人物病重去世，于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四月下葬：

十二月甲申（笔者按，农历初四，小寒，公历1718年1月5日星期三），皇太后病势渐增，上疾七十馀日矣，脚面浮肿，扶掖日朝宁寿宫。丙戌（笔者按，农历初六，公历1718年1月7日星期五），皇太后崩，颁遗诰，上服衰割辫，移居别宫。……（三月）辛酉（笔者按，农历三月十二日，公历4月12日星期二），上大行皇后谥曰孝惠仁宪端懿纯德顺天翊圣章皇后。……夏四月乙酉（笔者按，农历四月初七，立夏，公历5月6日星期五），葬孝惠章皇后于孝东陵。

这个令康熙皇帝脚面浮肿还要每日前去探望，死后又为之举行隆重葬礼的“孝惠章皇后” 究竟是何许人呢？原来她就是顺治皇帝的废后、康熙皇帝的嫡母。《清史稿•列传一》载：

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顺治十一年五月，聘为妃，六月，册为后。贵妃董鄂氏方幸，后又不当上恉。十五年正月，皇太后不豫，上责后礼节疏阙，命停应进中宫笺表，下诸王、贝勒、大臣议行。三月，以皇太后旨，如旧制封进。圣祖即位，尊为皇太后，居慈仁宫。

孝惠章皇后虽然不得顺治的欢心，但是康熙却对她极为尊敬孝顺，在她死后又予以厚葬，并将那些对其谥号说三道四的大学士治罪。《清史稿•列传一》：

丙戌，太后崩，年七十七。上号恸尽礼。五十七年三月，葬孝陵之东，曰孝东陵。初上太后徽号，国有庆，必加上。至云南平，定曰仁宪恪顺诚惠纯淑端禧皇太后。及崩，上谥，大学士等初议误不系世祖谥，上令至太庙、奉先殿瞻礼高皇后、文皇后神位，大学士等引罪；又以所拟谥未多留徽号字，命更议。雍正、乾隆累加谥，曰孝惠仁宪端懿慈淑恭安纯德顺天翼圣章皇后。

《清史稿•志六十七•礼十一（凶礼一）》记载了康熙皇帝在脚疾未愈、只能被人抬着吃饭出行的情况下厚葬孝惠章皇后的情形：

世祖皇后博尔济吉特氏，五十六年十二月崩。先是疾大渐，礼臣请如孝康后丧礼。帝言：“孝康升遐，朕甫十岁，辅臣治丧，礼恐未备。后见仁孝后丧仪，条理颇晰，如遇大事，其悉议以行。”及崩，会帝病足，舁近几筵，就榻成服。哭而晕，有间苏。群臣环跽叩劝，乃勉舁侧殿。将移殡宫，设启奠，礼臣请遣皇子代。帝曰：“此初祭，朕必亲奠，宁寿宫中岂能复行此礼耶？”至日遣代奠爵，仍舁几筵旁榻上行礼。梓宫启行，舁榻哭送，出宁寿宫西门，仰望不见灵驾，乃止哀，还苫次。大祭，足疾少愈，即亲诣殡宫行礼。谥曰孝惠章皇后，葬孝东陵。

以上不厌其烦地详细引用史料，是要说明与小说有关的两个问题：第一，所谓“当今以孝治天下”，就是隐射康熙王朝；第二，所谓“老太妃”，就是隐射77岁死去的孝惠章“老太后”。文学人物和现实人物不仅所处的时代环境完全一致，年龄相仿，下葬的日期也很接近，并且下葬的地名也很相似，前者是“孝慈县”，后者是“孝东陵”。

有趣的是，第九十五回写到元春死后的丧事，“贾政又是工部，虽按照仪注办理，未免堂上又要周旋他些，同事又要请教他，所以两头更忙，非比从前太后与周妃的丧事了”（第1344页）。这里的“周妃”指的是在第八十六回死去的“周贵妃”，而“太后”只可能是指上文的“太妃”。如果后40回是与曹家毫无关系的外人所续作，那么续作者凭什么将白纸黑字的“太妃”改成“太后”呢？只有当后40回的作者就是前80回的作者时，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

上文谈到，孝惠章皇后并非死于庚子年，而是死于3年前的丁酉年，葬于2年前的戊戌年，那么本文对老太妃死于庚子年的推定是否不正确呢？答案是否定的。孝惠章皇后只是老太妃的原型人物，小说作者对其进行了文学加工，二者并不能完全对等。例如，孝惠章皇后死于十二月，而老太妃则死于二、三月间。另外，庚子年的推定还可以通过推定此前此后各回的真实年代来进一步确证。

第五十六回写到，元宵节刚过，江南甄府里家眷进京朝贺（这个朝贺可能是因为皇帝、皇后或皇太子等人过生日），派人来贾府送礼请安，贾母问起了甄宝玉的年龄，甄家的女仆回答说：“今年十三岁。”（第793页）第一百一十四回甄应嘉说，甄宝玉比贾宝玉“略小一岁”（第1567页）。由此看来，贾宝玉在庚子年必然是满实岁14岁，因此他必定出生于14年前的17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