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清初著名大词人。
纳兰性德为武英殿大学士明珠长子。年少聪颖过人，文武全才。康熙十五年（1676）于二十二岁时殿试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授三等侍卫，后循进一等，武官正三品。
娶妻两广总督尚书卢兴祖之女卢氏，赐淑人，后诰赠一品夫人，成婚三年后妻子亡故，继娶官氏，赐淑人。其妾颜氏，后纳沈宛，江南才女，著有《选梦词》。纳兰性德三十一岁便与世长辞，葬于京西皂荚屯。留有三子四女。
纳兰性德一生所交，多为汉族布衣文人，如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其居渌水亭经常为他与朋友们的雅聚之所，无形中为康熙盛世的清政府笼络住一批汉族知识分子。
纳兰性德虽然生命短暂，但著作颇丰：《通志堂集》二十卷（含赋一卷、诗词各四卷、经解序三卷、文二卷、《渌水亭杂识》四卷），《词林正略》；辑《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说补正》三十八卷；编选《近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而且，这些多是其鞍马扈从之余完成，笔力惊人。
纳兰性德的主要成就在于词。其词现存349首，刊印为《侧帽》、《饮水》集，后多称《纳兰词》，风格清新隽秀，哀感顽艳，有南唐后主遗风，王国维有评："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纳兰容若，名性德，容若是他的字。纳兰容若这名字风光旖旎，教人惊艳：胸纳幽兰，神容略若。一吟此名，浊世才子翩翩风貌，历历眼前。
纳兰容若诞于清顺治十一年，正黄旗人，其祖于清初从龙入关，战功彪炳，其父明珠，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之臣。容若天资颖慧，博通经史，工书法，擅丹青，又精骑射，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二十二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后晋一等侍卫，常伴康熙出巡边塞，三十一岁时因寒疾而殁。
纳兰容若著有《通志堂文集》二十卷，但大的的成就是在词上。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在他生前刻本出版后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在他身后，纳兰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家词话和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有此为证：张恨水先生的《春明外史》中写到一位才子，死于三十岁的壮年，其友恸道：‘看到平日写的词，我就料他跟那纳兰容若一样，不能永年的……“
而纳兰容若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套不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套子。
所以，当代每个选本在评论纳兰词时都要说些“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当代人编的书里，纳兰与纳兰词成了文学史的花边，成了可有可无的一抹闲笔。
纳兰家族入关前可上溯至海西女真叶赫部。其部首领贝勒金台石在对抗努尔 哈赤统一东北女真的战争中，城陷身死。
纳兰其祖父尼雅韩随叶赫部迁至建州，受佐领职。在满洲入关过程中，积功受职牛录章京（骑都尉）。尼雅韩妻墨尔齐氏，有长子郑库，次子明珠。
纳兰明珠生于天聪九年十月初十（1635年11月19日）早年任侍卫，従銮仪卫治仪 正迁内务府郎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成为名噪一时，权倾朝野的康熙朝重臣。人以 “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十三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被参劾，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 荣辱兴衰，有起有落。明珠妻觉罗氏为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正妃第五女。有三子：长子纳兰性德，次子纳兰揆叙，三子纳兰揆方。
纳兰揆叙，明珠次子，初为佐领、侍卫，后由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擢掌院学士， 兼礼部侍郎，迁工部右侍郎，转工部左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 著有《益戒堂集》、《鸡肋集》、《隙光亭杂织》、《后识》。因为立储问题使 康熙震怒，又被上疏以流言盛传遭指责。至雍正朝其身后名份又进一步被贬，直 至乾隆年才得以恢复。揆叙妻耿氏为耿聚忠之女。耿聚忠是清初“三藩”之一耿 精忠三弟；靖南王耿继茂之三子。耿聚忠娶安郡王岳乐之女和硕柔嘉公主为妻， 生耿氏。由于此种关系耿氏出入皇宫，上下以格格称呼。耿聚忠因忠于清王朝， 未从“三藩之乱”，被加太子太保衔得善终。
纳兰揆方为明珠三子，其妻为礼亲王代善曾孙和硕康亲王杰书第八女，是为郡主。揆方作为和硕额附（郡马），其礼遇与公爵同。揆方夫妻双双相继而亡，留有二子：安昭、元普。后经康熙命均过继给揆叙夫妇，并改名永寿、永福。
纳兰永寿于十六岁任佐领、侍卫，正黄旗满洲副都统，礼部右侍郎，又改任兵部 左侍郎，永寿娶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含太公之女阿氏，生有四女，其一女后来做了 乾隆弘历的舒妃。
纳兰永福与皇九子允禟之女三格格成婚，官至内务府总管。他因与岳丈皇九子 允禟的亲缘关系，先后支持允禧、允禵谋取皇位，结怨于皇四子胤祯，成为 雍正的政敌，为其所恶，被革职。后任盛京户部侍郎，直至乾隆四年。
纳兰瞻岱为纳兰性德之孙，官至乾隆朝正红旗满洲副都统，提督直隶总兵都督同 知。并追赠其父福格为光禄大夫正红旗满洲副都统，又晋赠光禄大夫提督直隶总 兵官都督同知。其母卢氏，生母颜氏也“并诰赠一品夫人”。
纳兰家族因封建贵族制度而世代为官，并一度位极人臣，通过血缘、婚配等 与清王朝构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纳兰性德本人及胞弟揆叙和儿子福格均极具才学；父兄子弟所供职官亦文武兼俱，由此构成的家族世系，是封建上流社会的缩影，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降生在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 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 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搜读经史过程 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 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 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 《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2首，编辑一处，名为《纳兰 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 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悦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 词创作。但是仅三年，卢氏因产后受寒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关氏，并有侧室颜氏。 值得一提的是，纳兰性德三十岁时，在好友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可惜她在与纳兰性德相处一年之后，纳兰性德就去世了，这段短暂的爱情又以悲剧告终。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 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 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 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 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 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 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词作先后结集为《侧帽》、《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中国位于东亚，巍峨的崇山峻岭和延绵的戈壁沙漠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隔离开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明是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相反，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一直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这些交流不仅见诸文献，而且还反映在考古学上。经过考古工作者长期的艰辛工作，中国境内发现了不少西方制造或与西方有关的文物古迹，它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物证。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先秦至公元3世纪左右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文物古迹及相关内容作一概述。[1]
一、 纺织品
20世纪前期，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发现了一块彩色缂毛残片，时代为东汉晚期。在这块羊毛织成的纺织品上，残存着“十足希腊罗马式图案的赫密士（Hermes）头部”（插图1）。[2]赫密士（又译作赫尔墨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个多才多艺的神，他掌管贸易、旅行、竞技等（插图2）。赫密士还是众神的信使，为神祗们传递信息。他的标志是手持双蛇杖（caduceus）。在有些现代世界的一些国家中，这种双蛇杖依然作为医生或医学的一种象征，如美国军医部队（US Army Medical Corps）就以此为标志。在斯坦因所发现的这块羊毛织品残片上，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双蛇杖图案。这块彩色缂毛织物，应当是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
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疆发现了许多毛织品。有学者在对这些毛织品进行研究后认为，其中的普通毛织品是当地土产的，而高档毛织品则来自葱岭以西地区。这些外来的高档毛织品都是在丝绸之路所经的遗址中发现的，它们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栽绒织物，其组织结构如地毯。此类毛织物如果按照栽绒织扣方法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分作三式：结吉奥狄斯（Ghiordes）扣，结生纳（Senna）扣，结半环形扣。吉奥狄斯扣起源于现在土耳其的西部，生纳扣起源于伊朗的西北部，半环形结扣的发源地则不清楚。第二类是毲织物，其织造工艺为局部挖织花纹。这种毲织工艺的发祥地是小亚细亚，波斯语称其为gilim，汉代中文文献所说的毛织物“罽”很可能与此波斯语有关。研究表明，新疆出土的外来毛织品并非来自一个产地，而是产自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周围的不同地区。例如从这些毛织品的题材及风格上来看，有的是两河流域风格的狮形图案，有的则是希腊风格的马人图案。再如，第一类栽绒织物结扣方式的多样性，也说明了这些毛织物的多种来源。[3]
在这些外来毛织品中，不乏珍品。最著名的有1984年新疆洛浦县山普拉墓地1号墓中出土的一件彩色毛织壁挂，时代为公元1-2世纪（相当于东汉时期）。[4]这件壁挂出土时已被剪成四块，缝制成一条裤子。左裤腿上是一个倒置了的武士像，右裤腿上有人首马身图案。复原后应为一块大型壁挂，右裤腿原是壁挂的上部分，左裤腿则为下部分（插图3，插图4）。壁挂上部分的人首马身图案，实际上是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马人（Centaurs，插图5）。整幅图案洋溢着希腊艺术的风格：“高耸的鼻梁几乎与额头垂直，飘动在肩头的兽（狮？）皮隐喻着勇敢，手中的号角象征着对自己荣誉的宣扬，马的四蹄也与中国传统摆法不同；马人四周的菱格图案，却带着西域韵味。”[5]壁挂下部的武士右手握矛，立体感很强。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这个武士像所包含的意义，但它显然具有希腊文化的特征，特别是与前面提到的斯坦因从楼兰所获彩色缂毛残片上的赫密士头像相似。山普拉古墓出土的这块彩色壁挂，由20多种颜色的细毛线织成，是一块采用局部挖织法织成的缀织物。
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尉犁县营盘遗址清理发掘了一个汉晋时代的大型墓地，获得文物约400件。营盘遗址在汉代属于墨山国（又称“山国”或“山王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这里出土的文物，既有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又有产于中亚、西亚的装饰品，有的甚至还来自地中海地区，充分反映了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在营盘墓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5号墓，时代为东汉中晚期。[6]此墓的木棺外盖着一条长方形彩色狮纹栽绒毛毯，残长312厘米、宽178厘米。毛毯的主体是一头伏卧的雄狮，狮头侧视，神态和善，富于动感。整个毛毯充满西方艺术风味。
棺内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脸上覆盖着麻质人面形面具（插图6）。死者身上穿着一件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插图7，插图8）。这件罽袍基本完好，色泽鲜丽，图案精美，堪称稀世珍品。罽面上每一区由六组图案构成，每组图案之间则是长满果实的石榴树。第一、二、四、五组为人物，都是裸体的男子，高鼻大眼，头发卷曲，是典型的欧罗巴人。他们两人一对，或持盾挥矛（剑），或单手刺击，栩栩如生。特别是他们的肌肉被夸张地隆起，更使画面充满力量与生气。第三组是牛，第六组为羊。这两组动物造型生动，姿态活泼。整个图案把希腊艺术与中亚、西亚艺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这件罽袍应当是西方所产的。身穿此袍的墓主，原有学者认为是墨山国贵族。[7]但墓地的发掘者认为：“M15不见墓地流行的木器、羊骨等为组合形式的随葬品。死者面罩面具、随葬冥衣、四肢缠帛等习俗也是独一无二的。墓主人服饰华丽，其外袍纹样带有浓厚的希腊化艺术风格。棺外覆盖具有异域特色的狮纹毯。15号墓十分独特的资料，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特殊的身份。联系营盘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以及汉晋时期丝路沿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来自西方从事贸易的富商”。[8]
在新疆，除了出土一些西来的毛织品外，还发现了外来的棉织品。1959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县古尼雅遗址中发现了一座东汉晚期（公元2世纪）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两块蓝白印花棉布的残片，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棉布（插图9）。[9]其中有一块棉布中心部分已经缺失，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所幸的是，在它的左下角有一个大约32厘米见方的方框，框内画有一个半身女神像。女神胸怀袒露，侧身斜视，神情安详恬静，身后有圆形光环。她的颈上及臂上都有装饰品，手中持有一个角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这个女神最初曾被当作是佛教中的菩萨像，这块棉布也曾被看成是从印度输入的。[10]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此图系希腊风格，图中的角状容器并非佛教的法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饶之角；[11]图中的女神不是佛教中的菩萨，而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堤喀（Tyche）；也有的认为她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该亚（Gaea）与谷物女神得墨忒耳（Demeter）的混合体。另有学者提出这幅图案的主题本应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只是已经残缺了；图中的女神应是波斯女神。最近有学者通过与贵霜王朝金币上的图案进行对比，认为棉布上的女神应是中亚的丰收女神阿尔多克洒（Ardochsho），这样，我国的棉织品最早应是东汉时期从贵霜传入的。[12]
二、 金银器等
建国后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西方所制的金银器皿。1978年至1980年，山东省考古工作者对位于淄博市郊的西汉齐王墓进行了发掘，在一号随葬坑中出土了一个保存较好的列瓣纹银盒（插图10）。[13]此盒高11厘米，口径11．4厘米。
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发现了南越王之墓。[14]墓中发现了三支非洲象牙，其中最大的一支为126厘米长。在一个漆盒里残存着26克的红海乳香，呈树脂状。这些来自异域的文物，充分说明了广州通过海上航线与印度洋地区的贸易联系。墓中还发现了一只列瓣纹银盒，出土时里面还藏有药丸。南越王墓中的这个银盒高10．3厘米，口径13厘米，形状与山东齐王墓出土的银盒极其相似（插图11）。
上述西汉齐王墓与越王墓中出土的两件银器，都是用锤揲技法在表面打压出相互交错的列瓣纹，这与中国当时用陶范或蜡模铸造纹饰的工艺传统完全不同，显然是外来器皿。但对于这种器皿的原产地，尚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这种器皿通称为Phialae，其技术源流可以上溯到两河流域的古亚述，盛行于古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4世纪），并在安息统治时期继续发展。由于我国出土的两件汉代银盒与安息的同类银器几乎完全相同，所以它们应当是通过海路从中亚的安息输入的。[15]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银盒应是罗马人的器物，山东齐王墓和广州越王墓中的这两个银盒可能来自罗马，经海路传入。[16]
据研究，山东齐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79年，广州越王墓的下葬时代约为公元前122年。不管这两座坟墓中发现的银盒其原产地是中亚的安息还是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它们都有力地证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地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就已经存在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件来自域外的银盒传入中国后，中国人又按照自己的使用习惯以及审美标准对它们进行了改装，在银盒下面加上铜圈足，使之成为中国人所熟悉器皿——豆。这种“土洋结合”的豆，正体现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
1988年，在甘肃省靖远县北滩乡一个农舍的房基下发现了一只鎏金银盘（插图12）。此盘高4．4厘米，直径31厘米，重3180克。[17]盘中的图案可以分为三层。最外面的一层是相互勾联的葡萄卷草纹。每颗葡萄中心都有一个小凹点。葡萄的花下叶底还若隐若现地刻划着29个姿态各异的昆虫飞鸟，如鹦鹉、蚱蜢、蜥蝎、蜗牛、蜜蜂等。第二层被分成了12个单元，在每个单元中，左侧为一个动物，右侧为一个神头像。最里面的一层直径为9．5厘米，上体为一个青年男神，头发卷曲，上身裸露，肩扛“权杖”，倚坐在一头威武的动物上。
这只充满西方情调的银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这个银盘的最初研究者初师宾认为银盘第二层的12个神像应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奥林匹斯山十二神”：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耳忒弥斯、天帝宙斯、处女神雅典娜、海神波塞冬、天后赫拉、火神赫淮斯托斯、谷神得墨忒耳、战神阿瑞斯、美神阿芙洛狄忒、使者神赫尔墨斯、春神帕尔赛芙涅。初师宾的这个考证，已为其它学者所接受。对于盘子正中的那个男神，初师宾认为此神“可能是阿波罗，也可能是酒神巴卡斯或希腊神话中别的人物”。初师宾还推测，此盘的“时代约在4～5世纪，最晚不过6世纪前半期；其产地大约不会超出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后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银盘正中的男神应当是罗马神祗巴卡斯(Bacchus)，此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至于这个银盘的产地，有人认为是公元2～3世纪罗马东方行省北非或西亚，也有人认为是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东部行省所产。1997年，我国学者林梅村释读出这只银盘上的一行大夏文铭文，其意为“价值490斯塔特”或“价值490金币”。这样，林梅村认为这个银盘应当是大夏银器。他写道，甘肃靖远发现的这个充满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银器表明“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希腊文化仍为大夏文化主体”。[18]
这里，附带介绍一下有外国铭文的铜饼与铅饼。
早在解放前，就发现了几件这类铜饼，其形状为一面凸起，上面有像龙一样的纹样；另一面凹下，周围铭有外国字。可惜这些铜饼的出土地点情况不清，无法判定其时代，而且其中还有一些是后人仿制的伪品。[19]建国后，又有一些被发现。1965年，西安西北汉代长安城内出土了一只陶罐，内有带铭文的铅饼共13枚。[20]1973年，陕西省扶风县姜塬又出土了两枚这样的铅饼，“结合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其他文物来看，其上限不会早于西汉晚期，下限不会晚于东汉晚期。”[21]1976年，甘肃省灵台县发现了274枚同类铅饼，总重量达31806克（插图13）。[22]
对于铜饼与铅饼的来历，目前尚有不同的看法。20世纪中期，德国的密兴黑尔芬（O Maenchen-Helfen）提出，在希腊化时代与罗马时代，铸印在西亚古钱上的文字是希腊文，但这些希腊文在仿抄过程中，由于仿抄者不懂希腊文而失真走样。他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发现的这些铜饼是中国匠人铸造的，上面的铭文是中国人所仿抄的失真的希腊文。但夏鼐认为，这些铜饼不可能是在中国铸造的，而应来自西域。因为汉魏时代的中国“没有仿抄外国铭文的先例，并且也想不出他们当时为着什么要这样仿抄”；铜饼上的图案与汉代的纹饰不同；“汉代没有铸造过这种样式的铜币，并且当时也不会铸造完全是外国字铭文的货币”。[23]近来，我国学者林梅村认为，这些铜饼和铅饼上的铭文应当是用草体希腊文拼写的中古伊朗语。公元1世纪前期，贵霜王朝建立，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贵霜内乱不已，境内的大月氏人大量地流亡东方，进入东汉避难。我国出土的这些铭有草体希腊文的铜饼与铅饼，很可能就是流寓到中国的贵霜大月氏人在三辅（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中部地区）及其西邻地区频繁活动留下的遗物。[24]
三、 玻璃器
早在公元前5千年代，两河流域就已开始把玻璃用作釉面涂料。到了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河流域北部出现了由玻璃器制成的器皿。玻璃制作技术很快传到了埃及等地。[25]古代埃及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玻璃以钠钙玻璃为主，直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含氧化钡的玻璃。在中国，至迟在战国时期已经能够制造玻璃。但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玻璃以铅玻璃为主。在战国至汉代的中国自制玻璃中，铅、钡的含量都较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玻璃属于春秋末战国初（公元前5世纪前期）。中国早期玻璃器主要有：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料珠，[26]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的吴王夫差剑格上的镶嵌玻璃块，[27]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格上所嵌的玻璃块，[28]云南李家山22号墓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29]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发现的料珠[30]，山东临淄郎家庄出土的料珠，[31]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发现的料珠，[32]山西长冶分水岭270号墓出土的料珠与琉璃管，[33]等等。
在这些早期玻璃器中，有许多俗称为“蜻蜓眼”的镶嵌玻璃珠，其直径一般在1—2厘米左右。这种镶嵌玻璃珠在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湖北曾侯乙墓、河南淮阳平粮台等地都有发现（插图14）。这种小巧精美的玻璃珠，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工艺，把几种不同色彩的玻璃嵌在一颗单色玻璃珠上制成的。在已出土的镶嵌玻璃珠中，有一些无疑是从西方输入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1、镶嵌玻璃珠最早出现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千年代初，地中海地区就已经能够制造这种玻璃珠，而它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几百年。2、在西方，从单色玻璃到彩色玻璃再到镶嵌玻璃珠，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的历程，其发展序列基本上是完整清楚的。但在中国，则不存在着这样一个发展序列。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与单色玻璃是同时出现的，显得非常突然，因此其来源应当在西方。3、中国的镶嵌玻璃珠不仅在工艺与外形上与西方的相似，而且，有的在化学成份上也与西方的相同。例如，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中的镶嵌玻璃珠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不含铅钡，[34]而铅钡玻璃正是中国早期自制玻璃的基本特征。4、这些早期镶嵌玻璃珠都出现在贵族大墓中，说明它非常罕见，只有少数大贵族才能得到。有学者还进一步认为，中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也是在外来镶嵌玻璃珠的影响下产生的：“镶嵌玻璃珠传到中原地区后，受到上层贵族的喜爱，这种社会需求促进了匠人利用当地的原料进行仿制。最迟在战国中期就成功地用氧化铅或氧化钡代替自然纯碱制造出铅钡玻璃，并将早期单纯同心圆纹饰发展为与其它几何纹饰相结合，创造出世界上最漂亮的镶嵌玻璃珠。由于中国还未发现过早于春秋末战国初的玻璃制品，所以可以说，随着镶嵌玻璃珠的传入和仿制，中国诞生了玻璃制造业。”[35]
还有学者认为，除了镶嵌玻璃珠外，春秋战国时期的还有一些玻璃器也是从西方传入的。例如分析表明，河南辉县出土吴王夫差剑上的玻璃块是硅酸钙玻璃，湖北江陵所出越王勾践剑上的玻璃是钾钙玻璃，都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钡玻璃系统，“很可能是从国外输入的。”[36]再如，云南李家山出土的六棱柱形琉璃珠“在云南其它地区尚未发现，也不见于我国内地”，因此有可能是从埃及或西亚经印度输入的。[37]
古代中国的玻璃制造业自战国时代开始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也在逐渐增多。关于流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早在20世纪前期就有所发现。斯坦因认为他在和阗找到的一颗彩色镶嵌玻璃珠是典型的西方产品，它在罗马帝国中很常见。[38]此外，据说在河南的一座汉墓中也曾发现过一只产自埃及亚历山大的玻璃瓶，上面的图案为雅典娜的头像。[39]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来自域外的玻璃器，有学者对此还进行了全面认真的研究。[40]西汉时期，比较著名的外来玻璃器有广州横枝岗2061号汉墓出土的三只玻璃碗。[41]这三只玻璃碗出土时已经破碎，复原后基本相同，都为广口圆腹的平底碗，深蓝半透明，口径10．6厘米，底径4厘米，模制成型（插图15）。其中一只碗经定性分析后表明是钠钙玻璃。这三只碗的制作方式类似于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南岸所制的罗马玻璃。横枝岗2061号墓属西汉中期（公元前1世纪），墓中所出的这三只玻璃碗可能是目前所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罗马玻璃器皿。
在东汉时期的外来玻璃器中，主要有1980年江苏邗江县甘泉2号汉墓出土的玻璃残片（插图16）。[42]据推测，此墓的年代为公元67年。墓中发现了三块玻璃残块，是紫黑色与乳白色相间的透明体，复原后应为外壁饰有辐射形凸棱的钵。此种器形常见于地中海地区，而在国内极为少见。这件玻璃器是用搅胎装饰技法制成的，即先把熔化了的紫红色玻璃液和白色玻璃液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搅拌，最后灌模成型。这种制作技法流行于地中海地区，我国所出古代玻璃器皿中采用此种技法的仅此一件。经过化学分析，这件玻璃器不含铅，不属于中国自制的铅玻璃系统，而是属于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化学成份与罗马玻璃相符。由于上述这些原因，这件玻璃器被普遍认为是罗马玻璃，通过海上路线传入我国。
公元前1世纪，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工匠发明了玻璃吹制技术，制造出了美丽的球形玻璃器皿。[43]西方用吹制法制成的玻璃器也传入了中国。1987年，在洛阳东郊的一座公元2世纪东汉墓葬中出土了一只相当完整的长颈玻璃瓶。此瓶呈黄绿色，半透明，器表通体缠绕着白色条饰，其口径为4厘米，腹径7．5厘米，高13．6厘米。这只玻璃瓶造型优美，是典型的罗马搅胎吹制玻璃器。1992年，这只玻璃瓶与其它一些珍贵文物一起曾被送到日本展出。[44]
在我国出土的汉代玻璃器中，还有一部分是钾玻璃，它既不同于西方的钠钙玻璃，也不同于中国特有的铅玻璃。在这些钾玻璃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从印度等地输入的。因为一方面，这些钾玻璃与印度等地发现的玻璃在成份上相似，另一方面，我国出土的钾玻璃基本上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南方沿海地区，具有与印度等地进行海上往来的条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钾玻璃可能是中国自制或在外来影响下自己生产的。[45]
四、小件饰物
在我国，还发现了一些与西方有关的小件饰物及工艺品。
在西方，有一种非常精美的多面体金珠。其制作工艺被称为焊珠工艺（granulation），即先用一种粘合性焊剂把金粒固定在器表上，然后加热焊接。此种工艺最初出现在公元前4千年代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一王朝时期，后流行于埃及、希腊、波斯等地，亚历山大东侵后传入印度。用焊珠工艺制作多面体金珠，则可能发源于迈锡尼时代（公元前1600－公元前1100年）的希腊。由于西方发现的金珠都是十二面体的，所以被称为“十二面金珠（dodecahedron）”。这类多面体金珠在我国也有发现。不过，我国不仅发现过12面的金珠，还出土过14面的，所以国内有人将此定名为“多面金珠”。我国出土多面金珠的地点主要有：
1959年，在湖南长江五里牌9号东汉墓中发现了11件“球形饰”（插图17）。发掘简报说“其中有四件是以十二个小金丝环相粘而成。环与环之间的空隙处，又粘有三颗小圆珠，以使其更加美观。又五件，先制成一小金球，再饰金丝纹，缀以珠饰；另一件，其制作虽与前者相同，但粘制更为精美，不管怎样看，珠饰与珠饰之间，纵横成行，井然有序。还有一件，为镂空多角形，极工整。”[46]
1980年，在江苏邗江县甘泉镇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空心金球”（插图18）。原报告称：此物“用两个较大的和十二个较小的金圈拼焊成24个角的空心球。然后在金圈相接的24个空当处，再各用四粒细如菜籽的小金珠堆焊出24个尖角。直径1．3厘米，重2．7克”。[47]
1983年，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了32枚小件金花泡饰，上面焊有极小的金粟粒（插图19）。这些金花泡饰也是用焊珠工艺制作的，应是西方的工艺品。
由于这种十二面体的金珠在巴基斯坦、印度东部沿岸、越南南部的奥高遗址都有发现，而且在我国也多发现于长江以南地区，所以研究者认为这种金珠及其制造方法可能是从海路输入我国的。[48]但也有人指出，在我国发现的多面金珠中，“不排除有些是对西方原型作了改进的本土制品”。[49]
20世纪前期，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阗发现了几颗石珠，上面有白色的花纹，斯坦因以为是填上去的。[50]后来，夏鼐指出，制作这种石珠的原料乃是肉红石髓（Carnelian），上面的花纹是经过一种特殊的化学腐蚀、加热处理后形成的，这种石珠应当称为“蚀花肉红石髓珠”。[51]解放后，我国许多地方出土过这种蚀花肉红石髓珠（插图20）。在云南共发现了两颗，一颗出自晋宁石寨山13号汉墓，另一颗出自江川县李家山春秋晚期的24号墓。[52]这种石珠在新疆也有发现，如1980年在新疆的楼兰古城中找到的一串料珠中，有三颗都饰有水波纹的蚀花。[53]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广州西汉后期墓葬中至少发现了两颗（插图21）。[54]此外，在四川发现过四粒“很像早期蚀花石珠”的“琉璃珠”，其中两粒“蚀花琉璃珠”是在重庆市区的西汉中期墓葬中出土的，另两粒出自四川巴县冬笋坝的战国船棺中。[55]
据研究，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千年代后期印度的哈拉帕文化中，后传播到西亚等地（插图22）。早期的花纹以圆圈纹为主要特征，我国云南李家山发现的即属此类。中期以十字纹或平行直线纹为特征，我国发现的大多为此种纹样。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出土的这些蚀花肉红石髓珠，很可能是从西方输入的。[56]其主要根据是：蚀花肉红石髓珠最早出现在国外，并且是印度与西亚的主要产品；国内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在器形、纹饰上都与国外的同类产品相似，而与国内的珠饰不同；在国内发现的成千上万颗珠宝中，蚀花肉红石髓珠所占的比例极少，说明国内大概不会生产这种珠子，否则不会如此稀少；这类石珠通常只见于级别较高的贵族墓中，说明它是非常珍稀的泊来品，不是一般人所能享受得起的。
1969年，在江苏徐州的一座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只兽形鎏金铜砚盒（插图23）。在这件反映汉代工艺最高水平的稀见工艺品上，除了镶嵌着红珊瑚、蓝宝石外，还镶嵌着青金石。[57]在亚洲，青金石主要产于阿富汗，[58]自古以来因其美丽的色泽而被视作珍宝。徐州东汉墓所出鎏金铜砚盒上的青金石，说明至少在公元2世纪，青金石就已传入了中国。而且，由于江苏地处沿海，所以很可能是经海路传入的。
五、 艺术形象
岁月，是一首诗，一首蕴含丰富哲理的诗，岁月是一峰骆驼，驮着无数人的梦想。下面是我给大家精选的名家哲理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名家哲理散文精选一：旷野与城市
城市是一粒粒精致的银扣,缀在旷野的黑绿色大氅上,不分昼夜地熠熠闪光。
我听说的旷野,泛指崇山峻岭,河流海洋,湖泊森林,戈壁荒漠……一切人烟罕至保存原始风貌的地方。
旷野和城市，从根本上讲，是对立的。
人们多以为和城市相对应的那个词，是乡村。比如常说“城乡差别”“城里人乡下人”，其实乡村不过是城市发育的低级阶段。再简陋的乡村，也是城市的一脉兄长。
惟有旷野与城市永无声息地对峙着。城市侵袭了旷野昔日的领地，驱散了旷野原有的驻民，破坏了旷野古老的风景，越来越多地以井然有序的繁华，取代我行我素的自然风光。
城市是人类所有伟大发明的需求地，展览厅，比赛场，评判台。如果有一双慧眼从宇宙观看夜晚的地球，他一定被城市不灭的光芒所震撼。旷野是舒缓的，城市是激烈的。旷野是宁静的，城市喧嚣不已。旷野对万物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城市几乎是人的一统天下……
人们为了从一个城市，越来越快地到达另一个城市，发明了各工各样的交通工具。人们用最先进的通讯手段联结一座座城市，使整个地球成为无所不包的网络。可以说，人们离开广义上的城市已无法生存。
我读过一则登山报道，一位成功地攀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勇敢者，在返回营地的途中，遭遇暴风雪，被困，且无法营救。人们只能通过卫星，接通了他与家人的无线电话。冰暴中，他与遥距万里的城市内的妻子，讨论即将出生的孩子的姓名，飓风为诀别的谈话伴奏。几小时后，电话再次接通主峰，回答城市呼唤的是旷野永恒的沉默。
我以为这凄壮的一幕，具有几分城市和旷野的象征，城市是人们用智慧和心血，勇气和时间，一代又一代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在城市里，到处文明的痕迹，迟到于后来的人们，几乎以为自己被甲执兵，无坚不摧。但在城市以外的广袤大地，旷野无声地统治着苍穹，傲视人寰。
人们把城市像巨钉一样，楔入旷野，并以此为据点，顽强地繁衍着后代，创造出溢光流彩的文明。旷野在最初，漠然置之，甚至是温文尔雅的接受着。但旷野一旦反扑，人就一筹莫展了。尼雅古城，庞贝古城……一系列历史上辉煌的城郭名字，湮灭在大地的皱褶里。
人们建造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以满足种种需要，旷野日益退缩着。但人们不应忽略旷野，漠视旷野，而要寻觅出与其相亲相守的最佳间隙。善待旷野就是善待人类自身。要知道，人类永远不可能以城市战胜旷野，旷野是大自然的肌肤。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名家哲理散文精选二：爱的回音壁现今中年以下的夫妻，几乎都是一个孩子，关爱之心，大概达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家的感情像个苹果，姐妹兄弟多了，就会分成好几瓣。若是千亩一苗，孩子在父母的乾坤里，便独步天下了。
在前所未有的爱意中浸泡的孩子，是否物有所值，感到莫大的幸福我好奇地问过。孩子们撇嘴说，不，没觉着谁爱我们。
我大惊，循循善诱道，你看，妈妈工作那么忙，还要给你洗衣做饭，爸爸在外面挣钱养家，多不容易!他们多么爱你们啊……
孩子很漠然地说，那算什么呀!谁让他们当爸爸妈妈呢也不能白当啊，他们应该的。我以后做了爸爸妈妈也会这样。这难道就是爱吗爱也太平常了!
我震住了。一个不懂得爱的孩子，就像不会呼吸的鱼，出了家庭的水箱，在干燥的社会上，他不爱人，也不自爱，必将焦渴而死。
可是，你怎样让由你一手哺育长大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呢从他的眼睛接受第一缕光线时，已被无微不至的呵护包绕，早已对关照体贴熟视无睹。生物学上有一条规律，当某种物质过于浓烈时，感觉迅速迟钝麻痹。
如果把爱定位于关怀，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对他的看顾渐次减少，孩子就会抱怨爱的衰减。“爱就是照料”这个简陋的命题，把许多成人和孩子一同领入误区。
寒霜陡降也能使人感悟幸福，比如父母离异或是早逝。但它灾变的副产品，带着天力人力难违的僵冷。孩子虽然在追忆中，明白了什么是被爱，那却是一间正常人家不愿走进的课堂。
孩子降生人间，原应一手承接爱的乳汁，一手播洒爱的甘霖，爱是一本收支平衡的账簿。可惜从一开始，成人就间不容发地倾注了所有爱的储备，劈头盖脑砸下，把孩子的一只手塞得太满。全是收入，没有支出，爱沉淀着，淤积着，从神奇化为腐朽，反让孩子成了无法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
我又问一群孩子，那你们什么时候感到别人是爱你的呢
没指望得到像样的回答。一个成人都争执不休的问题，孩子能懂多少比如你问一位热恋中的女人，何时感受被男友所爱回答一定光怪陆离。
没想到孩子的答案晴朗坚定。
我帮妈妈买醋来着。她看我没打了瓶子，也没洒了醋，就说，闺女能帮妈干活了……我特高兴，从那会儿，我知道她是爱我的。翘翘辫女孩说。
我爸下班回来，我给他倒了一杯水，因为我刚在幼儿园里学了一首歌，词里说的是给妈妈倒水，可我妈还没回来呢，我就先给我爸倒了。我爸只说了一句，好儿子……就流泪了。从那次起，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光头小男孩说。
我给我奶奶耳朵上夹了一朵花，要是别人，她才不让呢，马上就得揪下来。可我插的，她一直带着，见着人就说，看，这是我孙子打扮我呢……我知道她是爱我了……另一个女孩说。
我大大地惊异了。讶然这些事的碎小和孩子铁的逻辑。更感动他们谈论里的郑重神气和结论的斩钉截铁。爱与被爱高度简化了，统一了。孩子在被他人需要时，感到了一个幼小生命的意义。成人注视并强调了这种价值，他们就感悟到深深的爱意，在尝试给予的现时，他们懂得了什么是接受。爱是一面辽阔光滑的回音壁，微小的爱意反复回响着，折射着，变成巨大的轰鸣。当付出的爱被隆重接受并珍藏时，孩子终于强烈地感觉到了被爱的尊贵与神圣。
被太多的爱压得麻木，腾不出左手的孩子，只得用右手，完成给予和领悟爱的双重任务。
天下的父母，如果你爱孩子，一定让他从力所能及的时候，开始爱你和同围的人。这绝非成人的自私，而是为孩子一世着想的远见。不要抱怨孩子天生无爱，爱与被爱是铁杵成针百年树人的本领，就像走路一样，需反复练习，才会举步如飞。
如果把孩子在无边无际的爱里泡得口眼翻白，早早剥夺了他感知爱的能力，育出一个爱的低能儿，即使不算弥天大错，也是成人权力的滥施，或许在遭天谴的。
在爱中领略被爱，会有加倍的丰收。孩子渐渐长大，一个爱自己爱世界爱人类也爱自然的青年，便喷薄欲出了。
名家哲理散文精选三：附耳细说韩国的古书，说过一个小故事。
一位名叫黄喜的相国，微服出访，路过一片农田，坐下来休息，瞧见农夫驾着两头牛正在耕地，便问农夫，你这两头牛，哪一头更捧呢农夫看着他，一言不发。等耕到了地头，牛到一旁吃草，农夫附在黄喜的耳朵边，低声细气地说，告诉你吧，边上那头牛更好一些。黄喜很奇怪，问，你干吗用这么小的声音说话农夫答道，牛虽是畜类，心和人是一样的。我要是大声地说这头牛那头牛不好，它们能从我的眼神手势声音里分辩出来的我评论，那头虽然尽了力，但仍不够优秀的牛，心里会很难过……
由此想到人，想到孩子，想到青年。
无论多么聪明的牛，都不会比一个发育健全的人，哪怕是稍明事理的儿童，更敏感和智慧。对照那个对牛的心理体贴入微的农夫，世上做成人做领导做有权评判他人的人，是不是经常在表扬或批评的瞬间，忽略了一份对心灵的抚慰
父母常常以为小孩子是没有或是缺乏自尊心的。随意地大声呵斥他们，为了一点小小的过错，唠叨不止。不管是什么场合，有什么人在场，只顾自己说得痛快，全然不理会小小的孩子是否承受得了。以为只是良药，再苦涩，孩子也应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吞下去。孩子越痛苦，越说明对这次教育的印象深刻，越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力。
能够约束人们不再重蹈覆辙的惟一缰绳，是内省的自尊和自制。它的本质是一种对自己的珍惜和对他人的敬重，是对社会公有法则的遵守服从。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在无穷心理折磨中丧失了尊严，无论他今后所受的教育如何专业，心理的阴暗和残缺都很难弥补，人格将潜伏下巨大危机。
人们常常以为只有批评才需注重场合，若是表扬，在任何时机任何情形下都有是适宜的。这也是一个误区。
批评就像是冰水，表扬好比是热敷，彼此的温度不相同，但都是疗伤治痛的手段。批评往往能使我们清醒，凛然一振，深刻地反省自己的过失，迸了挺进的激奋。表扬则像温暖宜人的沐浴，使人自脉贲张，意气风发，勃兴向上的豪情。
但如果是在公众场合的批评和表扬，除了对直接对象的鞭挞和鼓励，还会涉及到同时聆听的他人的反应。更不消说领导者常用的策略往往是这样：对个别人的批评一般也是对大家的批评，对某个人的表扬更是对大多数人的无言鞭策。至于做父母的，当着自家的孩子，濒濒提到别人孩子的品行作为，无论批评还是表扬，再幼稚的孩子也都晓得，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含沙射影。
批评和表扬永远是双刃剑。使用得好，犀利无比，斩出一条通达的道路，使用我们快速向前。使用得不当，就可能伤了自己也伤了他人，滴下一串串淋漓的鲜血。
我想，对于孩子来说，凡是隶属天分的那一部分，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不必过多地拘泥于此。就像玫瑰花的艳丽和小草的柔弱，都有浓重的不可抵挡的天意蕴藏其中，无论其个体如何努力，可改变的幅度不会很大，甚至丝毫无补。玫瑰花绝不会变成绿色，小草也永无芬芳。
人也一样。我们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特质，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比如相貌，比如身高，比如气力的大小，比如智商的高低……在这一范畴里，都大不必过多地表扬或批评。夸奖这个小孩子是如何美丽，那个又是如何聪明，不但无助于他人有的放矢地学习，把别人的优点化为自己的长处，反倒会使没有受表扬的孩子滋生出满腔的怨怼，使那受表扬都繁殖出莫名的优越。批评也是一样，奚落这个孩子笨，嘲笑那个孩子傻，他们自己无法选择换一副大脑或是神经，只会悲观丧气也许从此自暴自弃。旁的孩子在这种批评中无端地得了傲视他人的资本，便可能沾沾自喜起来，松懈了努力。
批评和表扬的主要驰骋疆域，应该是人的力量可以抵达的范围和深度。它们是评价态度的标尺而不是鉴定天资的分光镜。我们可以批评孩子的懒散，而不应当指责儿童的智力。我们可以表扬女孩把手帕洗得洁净，而不宜夸赏她的服装高贵。我们可以批语临阵脱逃的怯懦无能，却不要影射先天的多病与休弱。我们可以表扬经过锻炼的强壮机敏，却不必太在意得自遗传的高大与威猛……
不宜的批评和表扬，如同太冷和的冰水和太热的蒸汽，都会对我们的精神造成破坏。孩子的皮肤与心灵，更为精巧细腻。他们自我修复的能力还不够顽强，如果伤害太深，会留下终生难复的印迹，每到*雨天便阵阵作痛。遗下的疤痕，侵犯了人生的光彩与美丽。
20世纪初，在我国西北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尼雅地区，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了一座古城。古城遗址规模庞大，东西宽约7千米，南北长约26千米，许多城墙、房舍、街道、佛塔的轮廓依然保存相当完好，其气势磅礴，堪与著名的古罗马庞贝城相媲美。更令人惊讶的是，从这里挖掘出的大量珍贵文物，其中还有很多书写了奇怪符号的木简。这些发现立刻使尼雅一夜间轰动了世界，那些奇怪的符号是文字吗？如果是的话，写的又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沙漠之地会有具有高度文明的古城？这座古城是如何从历史上消失的？
在尼雅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奇怪木简符号，经专家考证确实是一种叫怯卢文的文字。这是一种早已消失的文字，起源于公元前4世纪的印度西北部，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就使用此种文字。公元2～4世纪曾流行于新疆楼兰、和田一带，随着印度贵霜王朝的灭亡，怯卢文也随之消失了，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当今世上只有极少数专门的研究者能读懂它。怯卢文能在异国他乡流行起来至今还没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不过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木简上的佉卢文写的是什么内容呢？
在解读它们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木简内容也许揭示了尼雅消亡的原因。其表述的多是各种命令，如“有来自某国人进攻的危险……军队必须上战场，不管还剩有多少士兵……”，“现有人带来关于某国人进攻的重要情报”；“某国人之威胁令人十分担忧，我们将对城内居民进行清查”。这些文字字体是弯曲形的，没有标点，字与字之间无间隔，给解读带来了困难。但单从这些零星的只言片语我们可以得知，尼雅王国受到了某个王国的威胁，而且该国力量异常强大，尼雅几乎无力抵抗，只有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那悲惨的命运。尼雅的消失，是不是因为那个令尼雅害怕的王国的致命一击呢？
新疆一带古时又称西域，公元元年前后，有诸多小王国都臣服于强大的汉王朝。尼雅遗址属于当时某个小王国当属无疑，但又是哪个小王国呢？有人认为是史籍中记载的精绝国。精绝国位于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与今天的尼雅遗址十分接近，而且精绝国的消失也是在公元二三世纪，与尼雅王国的消失时间上重合。不过当时的精绝国可不是滚滚黄沙，而是气候宜人，水草丰茂的一片绿洲。公元二三世纪，中原处于东汉末年和三国两晋的慌乱与纷争中，无暇他顾，致使西域诸多势力较强的王国没有顾忌，也掀起了兼并弱小王国的战争。木简上的怯卢文记载了尼雅的恐惧，无情的战火央及尼雅，伟大的文明淹没在血腥的厮杀中。
另一种说法是，尼雅被毁是尼雅人自己造成的。从遗址及所发现的文物可以看出，当年的古城盛极一时。清澈的尼雅河从城郊缓缓流过，众多水道交织，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周边茂密的林木将遥远的大沙漠隔离。但尼雅人的活动却不断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特别是在1700多年前，尼雅的生产方式粗放，人口的增加破坏了植被，又大肆砍伐树木，致使水源枯竭。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终把尼雅吞噬。现在的尼雅遗址中房屋建筑被厚厚的黄土掩埋，只露出一些残垣断壁，到处是破碎的陶器，累累的残骨，干尸常常暴露在废墟中。要是当年富庶的尼雅人能看到今天的破败景象，也许他们就会珍惜那片神赐的绿洲。
尼雅的命运令人扼腕叹息，同时又告诫人们：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如果不珍惜，即使再辉煌的文明也会成为一片荒凉的废墟。
欢迎分享，转载请注明来源：品搜搜测评网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