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时国内国外的形势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1840—1850年)

19世纪30年代在中国正是清道光朝时期。清朝在关内建立政权到这时已近200年，对广大人民一直实行着残酷的民族的和阶级的双重压迫。自18世纪末（乾隆朝末叶）以来，统治阶级愈加骄佚腐化，政治上的黑暗更甚于前，整个官僚机构和武装力量陷于腐朽瘫痪的状态。在封建统治的重重压迫和束缚之下，中国社会经济停滞不进，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所以从19世纪初叶起，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更是连绵不断，清朝的统治面临着日益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害怕外来势力和国内人民革命力量相结合来反对自己，对外更坚持执行闭关政策。1835年，两广总督卢坤等又制订了“防范夷人章程”八条，重申对外人的一些禁例，以加强闭关政策的实施。

19世纪3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这时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英国尤其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自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以后，英国的工业生产急剧发展，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更加速地扩大，到19世纪30年代几乎占有全世界工业产量的一半。在各项工业中，纺织业的发展尤为迅速。20年代英国纺织工业用蒸汽动力的织布机还不过只有2000台，到1835年已增加到10万台左右，①同时棉纺织品在英国产品出口的总值中占有一半以上，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随着生产的迅速扩大，生产“过剩”的危机也不可避免地到来。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接着，在1830年、1837—1838年，纺织工业的危机一再出现。在不断的危机威胁下，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迫切地要求扩大国外市场，以便为他们的“过剩”产品寻找出路。

在中国市场上，英国的棉纺织品的销售量在20—30年代里已有很大的增长。1821—1822年，输入中国的英国棉织品价值只有9807两，1830—1831年已达360521万两，②十年间增加了几乎40倍。另一方面，从1831—1832年开始，中国土布对英输出的价值急剧下降，而且从这时起，在中英棉纺织品贸易中，中国向来所居的出超地位，一变而为入超，此后这个逆差还在继续扩大。这种情况说明了，到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凭着它的优越的生产技术，在其本国市场和中国市场上，已经开始排挤封建经济下的中国手工业，并从中国人民身上榨取越来越多的利润。

尽管如此，这种情况仍远不能满足英国纺织工业资本家的贪欲。30年代中，广州英国怡和洋行向其本国纺织厂商所发出的商情报告中，还不时在抱怨中国土布的优越性，结实耐用价兼的中国土布仍为中国广大人民所喜爱，英国纺织品还不能取土布的地位而代之。如就整个英国对华贸易输出的情况来看，它的增长速度更不能满足英国资本家的奢望。因此，他们迫切要求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为英国工业制造品在中国的推销取得更为有利的条件。

1832年英国国会改革法通过后，新兴的工业资本家在英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们不满于东印度公司迄今为止在打开中国市场上所取得的一些成绩，也不甘让东印度公司在对华贸易上继续专利垄断。1833年8月，在改革后的议会里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同时决定派遣商务监督到中国来，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的称呼)执行英国的侵华政策。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到1834年4月17日期满，1834年7月15日第一任英国派驻中国的商务监督律劳卑到达中国。从这时起，中英关系可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资本利益代替了商业资本利益成为支配英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力量。如果说，在此以前作为一个商业资本集团的东印度公司，其利益不仅在于扩大对华输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于维持和扩大自中国输入茶叶的巨大利源，因此它还不愿使中英之间的和平关系中断，那么，现在对工业资本家来说，首要的利益是不惜用一切手段扩大工业制造品的对华输出。因此，1834年以后英国的侵华政策更为凶猛积极。其次，1834年以前，中英之间，除了1793年和1816年英国两次遣使来华之举外，还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只是代表英国商业资本家一个小集团的利益，他们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他们还不能算是英国政府的正式代表。从1834年英国政府派遣商务监督到达中国后，中英之间才开始有了官方的外交关系。商务监督在中国一切都秉承着英国政府的训令而行事，而英国政府也依据商务监督的报告和建议制定它的侵华方针和策略。所以，以后历任商务监督的活动更充分反映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在中国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对世界的情况是闭塞无知的，对这些情况的变化既无分析，也不了解。它只是顽固地坚持着闭关政策，不管英国派来广州的是东印度公司大班也好，或者是所谓商务监督的“夷目”也好，它认为一切办法都应“循照旧章”不能更变。

律劳卑来中国之前，英国政府在给他的训令中指明，要他设法扩张英国商业势力到广州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时还要他在中国沿海觅取一些地方，以便英国海军在一旦发生战争时可以安全活动。可见英国政府这时已怀有使用武力打开中国市场的阴谋，不过它还想首先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来达到目的，所以在训令中又强调设法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的必要。律劳卑到中国后，违反惯例，不经广东地方当局同意，径自澳门来到广州。他还坚持要打破惯例，不通过中国行商而以平行款式直接和广东地方当局打交道。但两广总督卢坤认为事关“天朝制度”，不能改变，如要另定“贸易章程”，须先通过行商提出，奏明皇帝批准后，才能照办。卢坤的态度是合理的，因为在广州所实行的通商制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要更改不能凭英国单方的决定，应该取得中国政府的同意。律劳卑坚持他的主张，于是卢坤采取了照例的措施，下令“封舱”，停止中英贸易。这时律劳卑竟悍然不顾中国的领土主权，带了两只英舰，炮轰虎门炮台，闯入珠江，进行威胁。最后在行商和英商的斡旋下，律劳卑同意退回澳门，以达到恢复贸易的目的。律劳卑回到澳门后不久即病死。

律劳卑的行动说明了，1834年以后英国对华政策的倾向是随时准备使用武力威胁的手段以实现它的侵略要求。但是，发动侵略战争还待伦敦政府的最后决定，所以他的继任者德庇时和罗宾臣决定暂时不采取新的行动，静待伦敦政府的决策。与此同时，他们都先后向伦敦政府建议，对中国应采取强暴的手段。德庇时力陈英国如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必能得到美、法、荷等国的支持；罗宾臣则主张占领中国的岛屿，以便利英国的商业，并打击中国的“骄气”。①

1836年12月义律继任商务监督，改变了策略，主张暂时不争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首先致力和中国当局建立关系，以便徐图进展。另一方面，这时清政府开始比较严格地执行一向成为具文的禁烟法令，对此义律则主张英国应使用一切手段加以反对。1837年2月，他向英国驻印度的海军司令建议，派舰到中国来保护鸦片贸易。英国政府不但批准了这个建议，而且还一再训令义律，在和中国当局来往的形式问题上，也要坚持不让。显然，从这时起，英国政府已准备向中国进行挑衅，而鸦片问题在英国政府看来正是借以向中国进行挑衅的适当题目。

①伍德渥：《改革的时代，1815——1870年》（1935年英文版），第4—5页。

②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3页。

①考斯丁：《大不列颠与中国，1833—1860年》（1937年英文版），第29、31页。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战后的中外关系(1840—185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也继续发展。在鸦片战争中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压迫之下的只是清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广大的人民在战争中既表现了英勇的抗敌精神，在战争结束后又极力反对外国侵略者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者战后在中国的种种不法行径和侵略活动，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1840至1850年间，在五口不断发生中外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国人民表现了对侵略者的正义愤慨和高昂斗志。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的外人即已经常作出横行不法的事，战后他们依仗着不平等条约的庇护，更是无法无天。广州人民对这些侵略者蓄怒已深，屡次贴出告示，向他们提出警告。1842年12月7日发生了英船水手买食水果不给价钱反而持刀行凶的事件。一时群众怒不可遏，将十三行洋馆包围，纵火焚烧。事件发生后，两广总督祁■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立即答允赔偿侵略者损失267万元，并将为首的义民10人斩首。

1846年7月，在广州又发生英国商人因厌烦果贩沿街叫卖无理逞凶事件。群众在义愤下发动了再一次向洋馆的进攻，结果又被官府派来的军队镇压下去。广东地方当局再次向侵略者表现了可耻的屈服，赔偿损失46万元。

清政府官员抑民媚外的态度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1847年3月12日有六英人和一美人到佛山镇闲游，被当地群众抛石头袭击。英国侵略者竟以这件事为借口，于4月3日派军队900人、船舰4艘占领虎门各炮台，并闯入珠江，实行武力威胁，要挟两广总督耆英接受种种无理要求。耆英都一一答允，不但惩办了“肇事”的义民，而且还将珠江河南岸大块地方租予英人作为建造房屋和栈房之用。

1848年3月18日，在上海近郊也发生了所谓青浦事件。缘有英国教士三人违背条约规定擅自到距上海90里外的青浦活动，遭到中国船民的袭击。事件发生后，英国侵略者竟命令英舰监视停泊在上海港口的漕运粮船1400艘，不准它们开驶，借以要挟。两江总督李星沅在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下，撤换了道台，并滥捕无辜人民处刑，以取媚于侵略者。

这一时期最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反侵略的坚韧斗志的事例，是福州和广州人民反对侵略者入城的斗争，特别是广州人民的斗争。按南京条约中并无明文准许外人在五口可以入城居住。英国侵略者在订约后却曲解条约，提出入城要求，福州和广州两地人民都表示反对，特别是广州人民，坚决不允许英国侵略者改变200年来的成例。福州虽是新开口岸，但当地人民也同样憎恨外国侵略者，不准他们入城。这是中国人民反对侵略、坚强不屈的表现，也是对英国实现其侵略目标的巨大阻力，因此英国侵略者把入城问题看做是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成败的关键①，立意要压迫清政府强使人民屈从。福州人民的斗争，最后由于清政府官员的破坏，到1850年遭到失败，但是广州人民的斗争则坚持不懈，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侵略者始终未能达到目的。

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从《南京条约》订立后就已开始。领导这个斗争的是群众性的战斗组织升平社学。升平社学继承了三元里斗争的光荣传统，联合了附近十三社八十余乡的人民，声势浩大，成为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堡垒。1842年11月，《南京条约》订立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社学即发出“全粤义民公檄”，号召全省人民起来为反对英国在广州“创立码头”而斗争，并严正地谴责清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檄文中指出：“疆臣大帅，惜命如山，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割地输金。”②在广州人民的坚决反对下，当时被派往广州主持和英方交涉的伊里布，不敢答应英国的入城要求。1846年，《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已经交清，按约英军应自舟山岛撤退，但英国侵略者利用机会实行要挟，竟以准许他们在广州入城作为英军履约的条件。两广总督耆英，不顾人民的反对，居然接受英人的要求。群众在愤怒下实行暴动，攻入广州知府衙门，迫使耆英撤消原议。但英国侵略者仍不甘心，1847年4月借口所谓佛山事件，发动又一次对广州的武装进攻，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其中包括准许英人入城一项，胁迫广东地方当局承认。耆英在既“惧激民变”又“惧开边衅”左右为难的窘境下，要求德庇时暂缓两年入城。1849年期满，英人要求履约。这时耆英已内调，两广总督徐广缙在人民的压力下，对入城问题又重新考虑。他认为“婉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①，因此对英方的要求表示拒绝。英国侵略者不依，竟把兵船开进珠江，进行威胁，百姓得知，怒不可遏，全城轰动，每家出丁一或二三人，自备器械，聚众约10万余人。当徐广缙上洋船与英人交涉时，群众就集合两岸，呼声震天，待命开战。英国侵略者不敢妄动，只得退回香港，暂时放弃入城的要求。广州人民七年来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而清廷竟以功归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分别赏封二人为男爵和子爵。

上述中外冲突事件清楚地说明了，鸦片战争后中外之间的矛盾主要不在官“夷”之间、而在民“夷”之间。外国侵略者企图实现不平等条约，奴役中国人民，他们所遇到的主要阻力，不是来自清政府，而是来自中国人民。战后清政府的对外态度已从往日的排外而转向畏外，它在侵略者的武力威胁面前一再屈辱投降，以图苟安。但是人民群众并不为侵略者的武力所吓倒，始终坚持向侵略者展开不妥协的斗争。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对外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不能不使他们之间固有的阶级矛盾趋向激化，特别是统治阶级为了取媚于外国侵略者，不时对人民群众实行镇压，这种“抑民媚外”的作法，更使官民之间“相为冰炭”②。在官民矛盾随着民“夷”矛盾的发展而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官“夷”之间趋向于结合而共同与人民为敌。不过，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这一段时期内，由于清政府仍未抛弃其闭关思想，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也还不完全信赖，两者之间的矛盾尚未得到基本解决。因此在民“夷”斗争中，“官”的立场有时还摇摆在民“夷”之间，看风转舵，“在洋人的威胁迫在眉睫之时，即逆民而顺‘夷’，而在看到洋人似乎‘安抚’下来，人民中的反抗情绪日渐高涨时，便又觉得为统治政权的利益打算，仍须多容纳一点民意，对洋人的要求，也就不能不违逆一点”①。在广州入城问题上，清政府的反复态度便是明显的例子。这种态度自为侵略者所不能满意，因此他们立意要再次使用武力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屈服，俯首帖耳地充当他们统治和奴役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

①莱特：《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1938年英文版），第57页。

①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89页。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1卷，第377页。

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54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9卷，第43页。

②1846年3月10日掌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恭奏语，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75卷，第13页。

①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南京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于中国的意义，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

消极意义：

1、割让了香港岛，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性，直到今天，这一历史都深深的伤害着大陆香港同胞的感情。

2、赔款2100万元。当时的清政府因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已经在中英贸易上占弱势，英国利用鸦片搜刮了很多的金钱后，又向清政府要求赔偿。清政府国库已经亏空，无奈之下只能搜刮民脂民膏，给百姓增加赋税，这一举动无疑加剧了中国的贫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民起义。

3、五口通商，这是英国为方便自己随时入侵中国而制定的条款。同时，通商口岸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中国大门就此打开，成为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地，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捞金窟和殖民地。

4、商定关税，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中国的小农经济体制被逐渐瓦解。总的来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使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改变。

积极意义：

香港岛被割让后，为中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也会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了经验。通商口岸的开放，虽然破坏了中国本身的经济结构，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各种丧权辱国的条款的签订，英国战舰大炮等先进武器等都促进了国人的思考，中国到底是该为了维持一个腐败的大清而奋死抵抗，还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中华民族而奋发努力自强。

《南京条约》的背景：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当时世界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英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为了掠夺中国的原材料，英国向中国偷运鸦片。鸦片的输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林则徐在1839年3月到达广州。他派人暗访密查，缉拿烟贩，并强迫外商交出了鸦片二百多万斤。6月3日，在虎门外滩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

1840年6月，英国侵略者借口为保护所谓的鸦片贸易，英国国会在同年4月对这场战争拨款经费进行表决，结果以271：262，仅仅9票之差通过了款项，促成了这场战争，史称鸦片战争。

依仗其船坚炮利，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英军先后攻陷舟山、虎门、厦门、宁波、吴淞、镇江等地，并霸占香港岛。道光皇帝遂决定接受英国条件议和。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抵南京下关江面，进逼南京，索要赎城费300万银元。清政府被迫在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英国代表璞鼎查在英军旗舰“皋华丽号”正式签订中英《南京条约》。

静海寺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史起点象征。军事失利的清朝以钦差大臣耆英、两江总督牛鉴、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为代表，与英方交涉。中英和约谈判开始。随后，美国和法国强迫清政府分别与之签定《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真确文本现存于台北外双溪国立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房保存，另一份文本则由英国政府保存。

　　香港的历史沿革

　　11/19/2004/13:21 华夏经纬网

　　香港的由来

　　香港，顾名思意，就是芳香的海港。关于这一美丽名称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最可靠的说法，则是这里过去曾是运香、贩香的港口，故而得名香港。在明朝时，香港及广东东莞、宝安、深圳一带盛产莞香，此香香味奇特，颇受人们的喜爱，故而远销江浙，饮誉全国。由于当时贩香商人们一般都是在港岛北岸石排湾港将莞香船运往广州或江浙等省，所以人们将这个港口称为香港，意为贩香运香之港，将港口旁边的村庄，称为香港村。1841年英国侵略军在港岛南部赤柱登陆后，由一名叫陈群的当地居民带路向北走，经过香港村时，英军询问该处地名，陈群用当地土话答称"香港",英军即以陈群的地方口音HongKong记之,并用以称呼全岛。在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中,香港作为全岛的名称被正式确定下来。1856年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之后,香港又进而成为整个地区的称谓。

　　香港的历史沿革

　　早在远古时代,香港地区就已经有人居住,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中原后,又派兵平定了越族聚居的岭南地区,将之纳入秦朝的版图,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并从中原迁移了50万商人和罪犯到这一地区进行守卫和开发。自秦始皇开始,香港地区就一直在中国中央政府的管辖之内,直到英国侵占香港以前,从未间断过。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因为岭南太远,鞭长莫及,对赵佗采取了安抚政策,封为南越王。刘邦死后,赵佗又闹独立,朝廷多次征伐无功,只好再派人去赏赐慰勉,赵佗才除去帝号,臣服于汉室。汉朝在这里设置了南海、合浦、交趾等九个郡。香港地区划归南海郡博罗县管辖。此后,一直沿续到西晋时期。

　　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将南海郡东部划出,另设了一个东莞郡,下辖宝安、兴宁、海丰等六个县。宝安县的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地区和深圳市、东莞市,县城就是今天的深圳南头城。

　　隋朝又废东莞郡,将辖地并入广州府南海郡,宝安县也改为隶属南海郡,香港则仍归宝安县管理。

　　唐肃宗至德二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香港又归东莞县管辖。明神宗万历元年,广东巡海道副使刘稳,奏准朝廷,将东莞县滨海地区划出另设一县,名为新安县。自此,香港地区改属新安县管辖。清道光二十二年即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清廷战败,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咸丰十年即1860年，又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新界亦被英国强行租借，香港地区遂全部归英国人管理。

　　屈辱的历史

　　一、鸦片战争

　　英国对中国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1773年,英国开始对华进行鸦片贸易,是最大的鸦片贩子。英国鸦片贩子源源不断地把鸦片输入中国,顿使中国陷入灾难深重的泥潭之中白银从中国滚滚流出,使清政府的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白银外流的结果更引起民不聊生。工商业普遍萧条和衰落，鸦片烟毒已在中国泛滥,对此,当时爱国者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就愤怒地说；"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

　　1839年虎门销烟

　　由英国对华掠夺而酿成的鸦片浓烟滚滚，直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这时,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民族英雄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禁烟派）挥起中华之剑,对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斗争,领导了震撼世界的禁烟运动。1839年3月,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到达广州查办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来到广州附近的虎门海滩,下令把已缴获的鸦片全部当众销毁。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决心禁烟和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坚强意志。

　　林则徐领导的虎门销烟的壮举受到世界上一切主持正义的人士的支持，如一位英国人在他所撰写的《在中国做鸦片贸易罪过论》书中，就指责英国商人的"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侮辱"，而英国的鸦片贩子和工业资本家不甘失败，加紧活动，催促英国政府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6月,由540门大炮装备起来的48艘舰船,乘载着4000名士兵组成的"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封锁了珠江口。于是,这场由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门户，谋取英国在中国的最大得益的鸦片战争,终于爆发了。7月6日攻克舟山群岛的主要城市定海。再北犯大沽,道光皇帝派出怯弱无能的官僚琦善到广州与英军议和，并同时把林则徐职查办清政府的惊恐与无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1841年1月,英军以武力强占香港岛，2月攻占虎门，5月进犯广州。1842年，英国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先后攻占厦门、定海、宁波、吴淞、镇江。同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在南京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二、香港的割让

　　英国根据《南京条约》占领了我国领土香港岛。英国强占香港岛,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英国的目的是企图在军事上和经济控制中国。1860年10月,英法联军进犯北京,火烧园明圆。清政府又被迫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于10月24日签订《北京条约》。就这样,英国占领了九龙半岛今界限街以南的土地,以及位于九龙半岛西部的一个大岛屿昂船洲。这使英国所取得的香港这一侵华基地得以进一步巩固与加强。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英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

　　英国侵占九龙半岛南部后,不久又图谋占领整个九龙半岛及其附近岛屿和水域。1898年6月9日,清政府总理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根据该约,清政府把位于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的土地,以及附近岛屿,租给英国,租期99年。这块租给英国的土地后来被称为香港新界。致此,英国通过刺刀、洋枪与大炮的野蛮征服,实现了对中国香港地区领土的占领。

　　三、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

　　建立港英政府,是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1843年6月26日,英国利用《南京条约》换文生效的时机宣布香港为英国"直辖殖民地",派璞鼎查为首届香港总督。港英政府遂告成立。

　　1898年清政府将九龙半岛租与英国九十九年。

　　图为中英官员在边界树碑

　　香港总督,又称港督,是港英政府中担负最高首长职责的人。按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的根本法《英皇制诰》的规定,英皇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香港总督是英皇的全权代表。港督之下设立四个系统,构成港英统治政权:（1）咨询性质的行政局和立法局,（2）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机构,（3）以首席按察司为首的司法机构,（4）受命于英国国防部的驻港英军。此外,还设立一个"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行政局和立法局是辅助港督行使职权的两个重要机构。港英政府中的主要官员,还包括: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等。驻港英军,是英国维护对香港殖民统治的重要力量。英国自强占香港以来,在香港一直保持着一支数量相对稳定的军队,约有一万人,包括陆、海、空三个军种。源于英国的法律与司法体制,是英国对香港实施管治的重要手段。英国除了从政治上实行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外,还从经济上确保英资财团在香港的特权地位。英资财团是指以香港为基地的英国资本财团,主要有汇丰财团、太古财团、怡和财团等。英资财团大都创业早,长期插足香港经济,与港英政府关系密切,对港英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们依仗港府的支持,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如英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拥有发行港币的特权；英国大东电报局通过它附属的香港大东电报和香港电话公司,独占了香港对外通讯和全市电话、电讯服务；英资的地产公司拥有香港大批地产物业等。这正如香港民间所说的:"实际统治香港的是马会、怡和、汇丰和港督府。"英国的殖民统治,使整个香港社会充满着殖民主义的色彩。

　　四、二战时日本占领香港

　　沦陷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香港地区呈现出和平安闲的气氛。**院场场满座,酒巴间坐满了客人,舞场里不断传出爵士音乐,年青人成群结队地到新界农村郊游。还不足三个星期,圣诞节就要到了。只是在前两、三天香港政府举行过几次开玩笑般的防空演习。谁知在第二天的早晨,竟听到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猛烈的炸弹爆炸声和高射炮还击声。人们预想不到的香港战役开始了。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十六架日军轻型轰炸机空袭了启德机场、九龙水上飞机停泊等处。机场附近的一些民房也被炸弹击中。就在同一天,日本还袭击了美国海空军事基地珍珠港等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了。

　　12月8日,在空袭启德机场等地的同时,日本陆军兵分四路,越过深圳河进攻新界。在垃圾湾防线,大部分地段英军略作抵抗就纷纷后撤。仅在城门水塘西南的黄金山阵地战斗比较激烈,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英格兰步兵营营长阵启亡。终因双方力量众寡悬殊,英军司令马尔比少将决定放弃九龙,命令"半岛旅"撤回香港岛。九龙之战只进行了五天到12日夜晚,整个九龙半岛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12日晚,英日双方隔着维多利亚港海面互相炮轰。第二天上午,一艘插着白旗的小艇,由九龙油麻地码头向香港岛驶来。艇上载有日军劝降使者多田中佐,还有被挟持的香港总督私人秘书李夫人等。英军拒绝了日军的招降。17日,日军再次派人乘两艘小艇过海劝降。香港总督扬慕琦再次拒绝,并且警告日方,如果再有"和平使者"过海,香港将不客气地开枪射击了。

　　18日午夜,日军乘坐汽艇、橡皮舟等百余艘,对港岛北岸强行正面登陆。他们登陆。他们登陆后,曾在黄泥涌与英军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若松大队长受重伤,英军西部旅司令约翰罗臣（加拿大大人）阵亡。结果英军败退,防守港岛的东部旅与西部旅,联系被切断。日军还占领了黄泥涌贮水池,切断了英军水源。英军曾在局部所剩无几英军司令认为再也无法继续抵抗,在与港督商议后,决定无条件投降。25日晚,东线、西线的英军相继挂起白旗。至此,历时十八天的香港战役,以日军占领整个香港地区英军彻底失败而告终。

　　12月25日是圣诞节。当天傍晚,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由中环开向跑马地日军司令部。香港总督扬慕琦与日军代表签订了"停战协定",他本人做了日军的阶下囚这天晚上,绝大部分香港居民都躲藏在黑暗的房屋或防空洞里。往日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变成了血雨腥风的恐怖世界,整个香港地区完全陷入了日本侵略军的魔掌所以人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圣诞节"。

　　暴行

　　日军入城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日军的安民布告上虚伪地宣称:"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但仍然有许多华人的店铺被封了门,特别是那些大的铺店,如先施、永安、大新等国货公司、五金行、汽车行等。被查封的公司企业门口多半钉上写有"军搜集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当铺门口则钉有"金融班管理"的木牌。大家都明白:"管理"只不过是攫取的别名。日军将香港的九十五万担存米,抢走八十万担充作军粮,造成香港严重的粮荒。

　　《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一书曾记述了日军明火执杖进行抢劫的情景:"日本军队在海军船坞附近,他们正在整理一捆一捆的猎得物,那些都是用麻袋扎起来的,堆满了一个空地。在麻袋上面,有一个敌兵在结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的是:'神户……'猎得物聚集了以后,卡车就将它带到西环的码头去,放入了大轮船里,这些轮船就一直驶回到日本。""我曾经在一个很大的单车行（自行车）门口,呆看了多时,一辆汽车放在门口,几个日本兵指挥着苦力,把簇新的单车,从里面一辆一辆地背出来,搬上了汽车,……又一刻,又是一辆卡车……于是簇新的单车,又从里面一辆一辆的搬出来。""老板也和我一样,作为一个旁观者闲着,似乎这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一样,……"（唐海：《香港沦陷记----十八天的战争》第95-96页）

　　除了抢劫财物,半夜里许多喝醉了酒的日本兵还经常四出寻找妇女。妇女们躲藏在各处。不**女遭到凌辱,甚至有被几个敌兵轮奸的。在日军举行"入城式"后的那些夜晚,许多妇女吓得在三、四层楼的房顶上乱跑,瓦片被踏得发出破裂的声响。当时有些妇女说,他们不怕炸弹和机关枪,因为碰上了它,干脆死掉就是了。他们最怕的是敌兵的电筒和使人胆寒敲门声。

　　日本侵略军还滥杀无辜居民,视中国人的生命如草芥。在离跑马地不远的蓝塘道,一户居民全家八口皆被杀害。在皇后大道西,一名老年妇女,因为听不民懂日语想通过岗哨东行,被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在湾,一名青年不小心闯入了所谓军事区域,日本兵上来就是一刺刀,将他杀害。在深水元州街,一名妇女身上背小孩上街买菜,回来时赶上戒严,眼睁睁看着自己信的楼宇,无法走过去。她的长子约八、九岁,想横穿马路迎接妈妈。这名妇女,摇手示意,不让儿子过来。不料母子三人竟都被日军开枪杀害。……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三年多的时间内,香港广大居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蒙受了巨大的苦难。日本侵略军强迫居民使用军用手票。起初军票对港币的比率,定为一比二。到1942年10月,改为一比四。到1943年6月31日则宣布禁用港币,居民必须在限期内到台湾银行兑换军票,违者杀无赦。这是在进行公开的金融掠夺。在日本统治初期,居民每人每天只领到六两四钱配给米,仅能勉强糊口。到了战争中期,粮食发生恐慌,日本侵略者便改变配给制度,只配给为敌人服务的公务人员。结果造成米价飞涨,每斤由数无涨到二百多元,居民饿死者不计其数,饿殍道,目不忍睹。

　　日军还随意拆毁古迹、拆迁民房。他们拆毁了九龙寨城的城墙,炸毁了象征民族精神的宋王台。1942年8月日军想在香港设立慰安所（军妓住所）五百家,地点选在湾仔大佛口附近的洛克道。日军六十八大队队长中川金光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士兵,突然封锁洛克道,西至军器厂街口起,东至勋宁道止,加上铁丝网。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配上刺刀,限令住户在三天之内,全数搬出,不得留下一人。居民们被迫在风雨之中扶老携幼搬往他处甚至露宿街头。这就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洛克道事件。实际上慰安所用不了这么多房屋,日军便把这一地区变成了他们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还设立了吃茶店、酒巴和菜馆。该处就是后来湾仔的酒巴区。

　　在日本统治期间,香港百业凋零,唯有赌博、吸毒等罪恶的行业得到发展。从最热闹的皇后大道到最偏僻的角落都有赌场。臭名昭著的大赌场有"荣生公司"、"两利公司"等。赌场门口往往是一面日本旗,一条"发财请进"的标语,有人在摇铃,有的还有土娼招待。这就是日军带给香港的"新秩序"。开赌场的多半是与日军相勾结的亡命之徒,有的甚至标出他们过去秘密组织的堂号,如"十八子"、"粤成堂"等。1944年2月,南支派遣军司令田中久一兼任香港总督以后,公开鼓励开赌,抽赌饷充军费,此后赌场林立,更加乌烟瘴气。此外,日军还鼓励吸毒。敌总督部设有贩毒机关---裕祯公司,用飞机从热河运来烟土,并开设售吸所,准许烟民领牌买烟。

　　光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各国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互相支援,与德意、日法西斯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战斗,终于打败了侵略者。1945年8月月15日,日本天皇在东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为香港不属于蒙巴顿勋爵指挥下的东南亚战区,而是属于中国战区,是广东战区的一部分。驻港日军本应向中国军队投降。但英国以洗雪前耻为托词,坚持要由他们派舰队前往香港受降。为此,中英双方在日本投降前后,曾进行多次外交交涉。后来,蒋介石要求以中国战区总司令的名义授权英方到香港受降。但英国政府依仗自己的军事实力,并得到美国的支持,连这点保留面子的要求也加以拒绝。在此期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香港后,被囚禁于赤柱集中营的香港政府辅政司詹逊,立即按照英国政府的指示,返回市区组织了临时政府,以防止香港的地位在战后发生变化。他手里没有武装力量,当时却让日军暂时维持秩序,等候英军到来。1945年8月30日,英国海军少将夏悫率领皇家海军特遣舰队,驶进维多利亚港,从日军手中接收了香港。那时蒋介石急于派兵北上和***夺战略要地,在英国答应他把香港作为运兵北上的转运站,并答应交出驻港日军的装备之后就默认了英国接收香港的事实。

　　1945年9月16日,在中国代表潘国华少将、美国代表威廉臣上校和其他同盟国代表的陪同下,夏悫少将在总督府正式接受驻港日本陆军司令冈田梅吉少将和日本华南舰队指挥官藤田类太郎中将的投降。香港地区在沦陷三年零八个月之后,又重新回到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据《香港的历史》1996新华出版社出版

1、中英《南京条约》

2、中美《望厦条约》

3、中法《黄浦条约》

中法《黄埔条约》共36款，并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有：

1、法国人可以在五个通商口岸永久居住，自由贸易，设立领事，停泊兵船等。对法国人的家产、财货，中国政府负责保护，中国人均不得欺凌侵犯。

2、中国将来如改变海关税则，应与法国“会同议允后，方可酌改”。

3、法国享有领事裁判权，法国人与中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之间发生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4、片面最惠国待遇。

5、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扩展资料：

《望厦条约》内容：

1、协定关税。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率变更，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此为《南京条约》规定“协定关税”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经济。

2、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条约规定：中国国民与美国国民发生诉讼事件，美国国民由美国领事等官员捉拿审讯，按照美国法律与惯例处理；

美国国民在中国与别国国民发生争议，“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无权过问。由此，清朝对美国国民的逮捕、审讯定罪、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丧失。

3、侵犯中国的领海权。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港口“巡查贸易”，清朝港口官员须“友好”接待。停泊在中国的美国商船，清朝无从统辖。

4、规定了12年后可以“修约”的条款。此外，条约还同样规定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如中国日后给他国以某种优惠，美国应一体均沾。

-黄埔条约

-望厦条约

-《南京条约》

滇云文化·史学·清代云南史学的繁富

(1) 官修志书的成就

清代方志史学依然兴盛，云南官修省志主要有如下代表之作。

康熙《云南通志》三十卷，首一卷。题范承勋等修，吴自肃、丁炜纂。此书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修成呈进，次年雕版。分三十门，大都录自天启《滇志》及《滇志》补遗数卷，用力甚少，仅只保存旧文而已。

雍正《云南通志》二十卷，首一卷。题鄂尔泰等修，靖道谟等纂。与康熙《元年通志》相校，十之八九相同，稍有增损，只《大事沿革考》补“康熙志”以后的事。可能是为了避免文字狱之难。

道光《元年通志》二百一十六卷，首三卷。题阮元、尹里布等修，王松、李诚等纂。此书始纂于道光六年，成稿于十五年(1826～1835)。其书体例整齐，详略适当，明清两代云南省志今存十种，这是编写得最好的一部，因为前此纂修，只是录取旧志略加删补，而这部书则用力最勤，不是那种奉行故事，潦草塞责的志书可比的。其书门类虽多仍旧贯，而收录事迹，称引条举，多足征信，且各门互注，少有复出歧异之弊，较之前志丰实，其层序也井然可观。较以前云南志书，分量大增，内容也十分丰富，是清代云南省志编纂的一大进步。

光绪《云南通志》二百四十二卷，首四卷，附《忠义录》三十二卷、《忠义备考》一卷、《列女录》八卷，岑毓英等修，陈灿等纂。此书质量不能与道光《云南通志》相比。不过是以道光《云南通志》为底本，补道光志之后的史事而已。

光绪《续云南通志》一百九十四卷，首六卷。王文韶等修，唐炯等纂。此书体例与分目，有的与道光《云南通志》不同，引书未详注出处，书名录于卷首，资料不出前志，只是精简字句而已，故属潦草之作。

清代官修志书的成就还体现在府州县志的修纂更为普遍，除官修和私人编修的省志以外，清代府州县志的修纂在二百余种以上。清代已设治而没有现存志书的，除了富州、中甸厅、维西厅、思茅厅、他郎厅、安平厅、大关厅、鲁甸厅等外，其他各府州至少有一部志书，多的有五部，这些府州县志构成清代云南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个人修志的发展

王思训撰《滇乘》。王思训字畴五，号永齐，昆明官渡乡人。其所撰《滇乘》今已佚，共二十五卷，其间多缀以诗文，间收诗文旧著为其一大特点。

谢圣纶辑《滇志略》。谢圣纶，号研溪，福建建宁人。《滇志略》全名《滇黔志略》三十卷。前十六卷为《滇志》，后十四卷为《黔志》，各自为篇，《滇志略》的主要内容有沿革、山水、气候、名宦、学校、风俗、人物、列女、物产、古迹、流寓、轶事、土司、种人、杂记等，涉及了云南社会生活和少数民族等各个方面，书中多附按语，多作议论，也有其亲自见闻。

王崧与《云南志抄》。王崧(1752—1837)，字乐山，浪穹(今洱源)人，家富藏书，博学强记，中嘉庆己未(1799)科进士。这科的总裁是阮元，见王崧的卷子，大为赞赏，因受知于阮元。出任山西武乡县令，提倡教育，罢官后，地方人士留他主讲晋阳书院数年。晚年回云南，适阮元任云贵总督，倡议修省志，即聘王崧为总纂，修道光《云南通志》，志书未成，阮元调离云南，伊里布继任，对这部书的体例有所更改，与王崧意见不和，王崧即辞职归家。李诚继任总纂后，尽弃成稿而重修。王崧归家即将所纂辑已成的《地理》《建置》《盐法》《建置》《盐法》《矿厂》《封建》《土司》《边商》数门汇集一起，由杜允中刊刻，收入《乐山集》，书口刻“道光志抄”。是为王崧的道光《云南志抄》。

师范与《滇系》。师范(1751—1811)，字端人，号荔扉，又号金华山樵，赵州弥渡(今弥渡县)人，清嘉庆辛酉(1801)科举人，当过安徽省望江县令，学识很广，著作甚多。他搜集有关云南的史料分类汇编，成《滇系》四十卷。师范作此书态度认真，取材广泛，用力甚勤，保存了不少罕见的资料。

刘慰三《滇南志略》。此书又名《滇南识略》，共六卷，此书仿《黔南识略》体例。《总叙》之后分府、州、厅，从志书简要录之，而补道光以后事，有空格待补的地方，如各州县田、税、粮之数，可能准备据档册入录，尚未完稿。

倪蜕的《滇云历年传》。倪蜕，本名羽，字振九，松江人，晚年慕唐刘蜕之为人，易名蜕，自号蜕翁。初从甘国壁入滇，至老，买山于昆明西石鼻村，于此占籍撰述。《滇云历年传》十卷，是一部编年类的云南史。其体例仿朱熹《通鉴纲目》，记自远古以迄清初的云南事迹，以年系事，纲目相从，每年先简述要事大事为纲，然后引录有关重要记载为目。这是一本初学云南史的入门好书。在撰录上，此书也成“一家之言”，如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所说：“倪蜕此书，史料繁重，编撰专书，为前所未有之作。”又说：“倪蜕此书，编年纪事始自洪皇而止于乾隆元年，所载史事多注出处，前后事迹之安置，颇具匠心，中多考证，亦见其不苟之作。”在史学思想方面，倪蜕此书始终贯穿着“大一统”的主线，全书鲜明地贬抑分裂，褒扬统一，强调云南应该统一于全国共戴的中央政权之下，因此，书中对南诏、大理政权，一律以地方割据势力视之。在云南这样多民族的地方，编撰历史强调“大一统”的思想，对于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尤为重要。

清代云南史学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其最大的特点是地方志的编纂更加成熟，体例宏大，内容翔实，无论是省志，还是府州县志所记史事，都十分具体详细;规模上较之前代有大的突破，史书的规模动辄上百乃至二三百卷，为后代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方志的编纂质量大幅度提高，涌现出像道光《云南通志》这样质量上乘的方志。清代云南私人编纂史书的成就令人瞩目，私人编纂的史书不仅数量大大超过前代，而且还具有体例多样、取材广泛、考证精详等特点，在史学观点上继承和发扬了大一统的史学观，表现了较高的史学素养和史识。

1840～1842年间，中国军民抗击英国借口中方销毁鸦片而派兵入侵的战争。

清中叶以后,英国等国向中国大量输出毒品鸦片。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冬，道光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禁鸦片。次年三月,林到任后,严行查缴鸦片2万余箱，并于虎门海口悉数销毁。英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英国国会也通过对华战争的拨款案。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Anthony Blaxland Stransham)、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t)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自此开始，战争经历三个阶段。

英军首次北犯(18406～12) 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远征军封锁广州、厦门(今属福建)等处的海口，截断中国的海外贸易，并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舟山市),作为前进据点。此时，中国沿海地区，除广东在林则徐督饬下稍作战备外，其余均防备松弛。8月,英舰抵达天津大沽口外,道光帝慑于兵威，罢免林则徐,改派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同时，英方也以疾疫流行，秋冬将临，同意南下广东进行谈判。英军南下后，清廷下令沿海各省督抚筹防海口，并命两江总督伊里布率兵至浙东，准备收复定海。

虎门广州之战(184012～18418) 1840年12月,琦善与义律在广东开始谈判。1841年1月7日，英军不满谈判的进展，出动海陆军攻占虎门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发起虎门之战。道光帝闻讯下令对英宣战，派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并从各地调兵万余人赴粤。2月26日,英军又出动海陆军，攻破虎门横档一线各炮台和大虎山炮台，溯珠江直逼广州。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力战殉国。5月24日，英军对广州发起进攻，一路占据城西南的商馆，一路由城西北登岸，包抄城北高地，攻占城东北各炮台，并炮击广州城。在此形势下,奕山等接受英方条件，纳银600万元,换取英军撤出广州地区。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激起城北郊三元里一带民众自发武装起来进行抗英斗争。

英军再次北犯(18418～18428) 英国政府对义律在广州所获侵略权益尚嫌太少，乃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来华，扩大侵略。1841年8月21日，璞鼎查率舰船37艘、陆军2500人离香港北上，攻破福建厦门，占据鼓浪屿。旋北进浙江，10月1日攻陷定海(1841年2月，英军以疾疫流行,放弃定海)，10日陷镇海(今属宁波)，13日占宁波。时英军兵力不足，遂停止进攻,等待援军。

厦门、浙东兵败后，道光帝又派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并陆续调集兵勇以备反击。1842年3月，奕经以兵力已足，决定水陆同时反击，企图一举收复宁波、镇海、定海。3月10日夜，清军对宁波、镇海分别发起反击，接战均不利，纷纷撤回原驻地。进攻定海因风潮不顺而延期。3月15日驻宁波英军乘势反攻慈溪(今慈城镇)和城西大宝山等地,清军大败,退守曹娥江以西。道光帝见久经准备的浙东反攻又告失败,遂调盛京将军耆英赶赴江南，准备与英军媾和(见浙东之战)。

1842年5月，英军放弃宁波，集中兵力北犯。18日,攻陷浙江平湖乍浦镇。6月16日发起吴淞之战，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此后,英援军相继到达长江口外,璞鼎查不理耆英等人的乞和照会，以舰船73艘、陆军12万人，溯长江上犯,准备切断中国内陆交通大动脉运河。7月21日，英陆军6900余众，发起镇江之战,遭顽强抗击,被击毙169人后攻陷镇江。27日，英舰队驶抵南京江面，清军已无力再战，全部接受英国侵略要求。8月29日,耆英与璞鼎查签订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是中国军民抗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第一次战争，广大官兵英勇抗战，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由于清廷和战不定,决策多变,将帅不善指挥，战法呆板，加之武器装备落后，终为英军所败。鸦片战争的实践表明，落后的封建军队已不能战胜初步近代化的资本主义军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前的中国：

自清朝初期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这强盛国势，从乾隆末年就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

封建制度已严重地阻碍着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明代中叶产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发展非常缓慢。到鸦片战争前，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成为全国的普遍现象。吏治败坏，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清政府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对不满情绪或评议时政者，实行残酷镇压。国防空虚，军备废弛。对外关系上，清王朝长期实行闭关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对外贸易和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

随着清朝统治的日趋腐败和对人民剥削压迫的加重，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清王朝的统治面临深刻的危机，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

列强扩张：

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18世纪60年代起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大机器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英国工业的发展，工业产量急剧上升，“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

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国家，到鸦片战争前夕，法国工业产量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鸦片战争前夕资本主义工业并不发达，但它正处于上升阶段。19世纪30年代，美国资产阶级正向南部劫掠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的土地，排除欧洲资本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势力，全面控制市场，因此，美国在19世纪中叶没有足够的力量侵犯中国。美国充当了英国侵略者的帮手，追随英国侵入中国。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俄国从北面虎视眈眈注视着中国，随时准备夺取中国的领土。

19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工业革命的雄风，蒸蒸日上。欧美列强为了扩大商品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加紧了征服殖民地的活动，中国的周边国家和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它们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古老国家，自然成为殖民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新对象。

鸦片输入：

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工业产品，企图用商品贸易打开中国的大门。直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仍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贸易局面，英国资产阶级采取外交途径强力交涉，未能达到目的，就采取了卑劣的手段，靠“毁灭人种”的方法，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以满足他们追逐利润的无限欲望。

鸦片贸易给英国资产阶级、英印政府、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带来了惊人的暴利。打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期优势，使中国由二百多年来的出超国变成入超国。

“鸦烟流毒，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祸”。鸦片大量输入，使中国每年白银外流达600万两，中国国内发生严重银荒，造成银贵钱贱，财政枯竭，国库空虚。

鸦片输入严重败坏了社会风尚，摧残了人民的身心健康。烟毒泛滥不仅给中国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带来损害，同时也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造成东南沿海地区的工商业萧条和衰落。

政府禁烟：

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严重危害，引起了清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重视。清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1821——1834年颁布禁令八次；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目睹社会危机，要求改革弊政，在中国严禁鸦片。1838年12月，道光皇帝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派往广东禁烟。

1839年3月，林则徐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在广州筹划禁烟。林则徐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禁绝鸦片的决心。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迫使英商陆续交出2万多箱鸦片。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将缴获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当众全部销毁。在现场观看的广州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它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定决心。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六·三”销烟壮观场面的真实写照，它将永远地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

战争经过：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一场由英国资产阶级挑起的侵略战争爆发。

1840年6月，英军首先进犯广州，遭到清军的抵抗后，转攻厦门，又被邓廷桢的军队击退。1841年1月7日，英军攻击沙角、大角炮台。中国军队仓促抵抗，伤亡惨重，炮台失陷。英军进逼虎门。琦善妥协求和，英国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

琦善的卖国行径激起清廷上下不满，道光皇帝认为有损天朝尊严，决定对英宣战。英军先发制人，再次进攻虎门。关天培亲自率军坚守炮台，以身殉国。1841年5月，英军进攻广州，广州城外的泥城、四方炮台相继失守。奕山等人丧魂落魄，举白旗投降。5月27日，中英双方签订《广州和约》。

8月26日，英军攻陷厦门。10月1日，英军再陷定海。10日，镇海陷落。13日，宁波陷落。道光皇帝为挽回败局，决定第二次出兵，奕经率军到达前线后，贸然出兵，全军溃败。1842年6月，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吴淞口陷落；7月，镇江陷落。8月，英舰到达南京下关江面。29日，清政府在英国炮舰的威逼下，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条约签订：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主要内容：(1)割香港岛给英国。(2)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3)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4)英国在中国的进出口货物纳税，中国与英国共同议定。(5)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地与中国商人交易，不受“公行”的限制。1843年英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约，增加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

1844年7月、10月，美国和法国乘火打劫，效仿英国，先后威逼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获得除割地、赔款之外，与英国同样的特权。从1845年起，比利时、瑞典等国家也都胁迫清政府签订了类似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破坏。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上独立自主的中国，战后由于领土主权遭到破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逐渐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民众抗英：

鸦片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清军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侵略军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英军攻陷厦门，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英军，迫使侵略军退守鼓浪屿。英军入侵浙江，浙江人民组织“黑水党”，狠狠地打击英军。侵略军进犯长江后，沿江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英军，阻止英国舰队前进。

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给侵略军的打击最为沉重。1841年5月29日，盘踞在广州北郊四方炮台的英军，闯入三元里骚扰抢劫。当地群众奋起抗击，打死英军数名。随后，全村男女老少在三元古庙集合，以三星旗为令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同时，还联络了附近的数千农民和手工业者，手持大刀、长矛，冒雨迎敌。将英军困在牛栏岗，展开肉搏战，英军伤亡惨重。牛栏岗的胜利，鼓舞了人们的斗志。第二天清晨，2万多民众高举三星旗，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在广州知府的调停下，英军才得以解围。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人民自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的先声，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三元里抗英后，广东人民又以“社学”的形式，组织武装力量，开展反侵略斗争。

道光帝一生中最大的一桩事莫过于鸦片战争了。 道光帝在汹涌而至的外国鸦片面前采取了先王一贯坚持禁止政策。他派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禁烟，后来又任林则徐为两广总督。当他得知虎门销烟的消息时，高兴得不得了。 鸦片战争形势图

后来英国发动侵略战争，他以为不可怕，“天朝”可以速胜。当英国舰船北犯，到达天津海口并向清政府提出割地赔款要求时，道光帝傻眼了，害怕了，立刻从主战的立场转变为主抚即妥协的立场。穆彰阿、琦善把英国的强盗行为归罪于禁烟，道光帝听信谗言，撤了林则徐和原任两广总督后为两江总督的邓廷桢的职。他派投降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到广东与英国谈判，要求琦善上不失国体下不开边衅，意思是既不要给英国割地赔款，又不跟英国发生军事冲突。多幼稚的道光帝啊！这等于既不让闯进屋里的强盗抢走东西，又不必跟他搏斗。琦善对英方让步，私自允许将香港割让给英国，道光帝将琦善锁拿并先后派杨芳、奕山对英作战。杨芳没有阻止住英军向广州城前进，道光慕陵楠木殿奕山先是冒险后是投降。二十二年八月，英舰开到南京下关江面，绝望的道光帝被迫派耆英和伊里布与英军签订清朝第一个屈辱条约《南京条约》，使中国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从此由古代步入近代，道光帝也就成为惟一的跨古代和近代的皇帝。 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立场动摇，指挥失败，使中国蒙受耻辱，实在可悲。但他更为可悲的是在此事件之后他没反思，没有任何振兴王朝的举措。《清史稿·文宗本纪》：“论曰：宣宗恭俭之德，宽仁之量，守成之令辟也。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遗宵旰之忧。”此论前面说的还准确，但后面不够准确。鸦片战争的失败，道光帝有责任，不能尽归在大臣身上，尤其不能归罪于林则徐、邓廷桢等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