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为何不在宋代五大名窑之内？

在古玩这个圈子里，只要一提到宋瓷就是五大名窑“汝、官、哥、钧、定”。到目前为止这个概念不仅仅出现在教科书里，行里行外都这么说，真好像宋代除了“汝、官、哥、钧、定”之外就没有别的瓷器了。对于宋代究竟有过哪些著名的窑口，谁也没有办法回到宋代去考察。但对于业内人士来说，总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就不够专业了。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始见于明代《宣德鼎彝谱》，虽然明代比我们距离宋代更加接近，但也毕竟相隔一个时代，明人写宋瓷必定有明人的局限。做为收藏的业内人士还是应该以事实为依据，尽可能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

首先，如果宋代只是五大名窑，那么龙泉窑算不算宋代著名窑口。根据实地考察得知，宋代龙泉窑系之庞大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宋代龙泉、上饶、丽水以三角之势，倚仗着地理资源优势其窑口可达百余座。每个窑口的瓷器也不尽相同，甚至是千差万别。如果把这些窑口统统定义为龙泉窑是不准确的。比如龙泉窑（主窑）与小梅镇窑以及溪口窑所生产的瓷器不论从胎、釉以及器形上都有着很大差别。而且瓷器之精美就更不用说了。

又比如宋代景德镇窑是不是荒土一片呢？否！宋代景德镇窑为饶州窑，创烧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青白瓷，早在唐代就有“南青北白”之说。到了宋代景德镇窑更是达到鼎盛时期，当时所生产的青白瓷被誉为“饶玉”，后来称为影青。青白瓷在保持素釉的同时以印花和雕瓷工艺做为主要装饰风格，其精美程度无不使五大名窑的瓷器甘拜下风。目前市场所能见到的多为民用品，凡贡品皆是无以伦比之物。

下面再谈谈汝窑，说起汝窑都知道宋代五大名窑汝窑为魁，窑址位于宝丰清凉寺。在北宋时期仅仅烧造不足二十年的时间，存世量全球不足百件等等套话全来了。好像宋代汝窑只能是宝丰清凉寺窑其它窑口就不存在了，或者即使存在也不能算作汝窑了。那么段店鲁山窑生产的汝瓷又算哪一桩呢。而事实上汝窑窑口仍然十分庞杂。

还有座落于上林湖畔的越窑，早在唐代就有惊天之作“秘色瓷”，那么到了宋代怎么就会销声匿迹了呢。只是人们没有能力分清宋代越窑瓷器与五代时期的区别，一提到越窑还是简单地归属到五代而已。

也许有人认为宋代五大名窑是指贡品之作而已，如果宋代贡品之作仅出现在“汝、官、哥、钧、定”那就又不对了，宋代的制瓷体系主要是民烧官选。建窑就有大量的贡品之作。龙泉窑、饶州窑、鲁山窑等等之贡品之多更是数不胜数，贡品绝非是五大名窑的专利。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载人航天已经成为现实。大量事实证明宋代何止五大名窑。然而人们在古代文化艺术研究上还是墨守陈规，照本宣科，对明代宋瓷五大名窑的记载就这样一代一代的误用，以讹传讹至今，是业内人士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结果。这样不仅与事实不符，也会给后人造成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

由于汝窑瓷器存世量只有67件半，在拍卖市场上价格相当不菲，一片小小的瓷片也要百万有余。

金灭北宋后，汝窑也随之消亡。其开窑时间前后只有二十年，由于烧造时间短暂，传世亦不多，在南宋时，汝窑瓷器已经非常稀有。

全世界收藏有汝窑瓷器的博物馆不到10家。1992年一件直径8厘米的汝窑小盘在纽约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拍卖会上以154万美元成交。之后，在香港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件汝窑三牺尊更是创下5000万港元的天价。

汝窑的过人之处：

汝窑是中华传统制瓷著名瓷种之一，中国北宋时期皇家主要代表瓷器。汝瓷造型古朴大方，以名贵玛瑙为釉，色泽独特，有“玛瑙为釉古相传”的赞誉。

随光变幻，观其釉色，犹如“雨过天晴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之美妙，土质细润，坯体如侗体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器表呈蝉翼纹细小开片，有“梨皮、蟹爪、芝麻花”之特点，被世人称为“似玉、非玉、而胜玉”。

--汝窑

定窑：位于河南省保定市曲阳县。位居我国宋代五大名窑之首，是中国北方著名的白瓷窑址。因曲阳宋代属定州管辖，故名定窑。中国的制瓷业到了宋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宋代有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各以其无比的艺术魅力，为我国瓷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定窑遗址规模最大、最集中的窑场分布在曲阳县涧磁村北一带，东西长达10公里，总面积约10余平方公里。 钧窑：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 景德镇窑：在今江西景德镇市。自五代始烧至今，有一千多年的烧造历史，是我国烧瓷时间最长的窑址之一。建国后发现遗址多处，以杨梅亭、石虎湾、黄泥头最早，均为五代时期，烧青瓷和白瓷，青瓷釉色偏灰，白瓷釉色纯正，达70度。宋代已发现有湖田、湘湖、南市街、柳家湾等遗址，均烧釉色介于青白之间的青白瓷，杨梅亭等三处窑址也改烧青白瓷，有盘、碗、瓶、壶、罐、盒、枕等器，装饰有刻花、印花、蓖花、蓖点等技法；北宋后期吸取北方复烧法，产量大增。元代创烧青花、釉里红釉下彩装饰新品种。 龙泉窑：位于浙江龙泉市。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 耀州窑：位于现今的铜川市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区域南北长约5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宋代有“十里窑场”之誉。耀州窑以黄堡镇为代表，包括地坡、上店村、玉华宫及陈炉镇等窑。黄堡镇在宋代隶属耀州，所以我国文献记载中，把这里的瓷窑统称“耀州窑”。

北宋 汝窑 青瓷水仙盆 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中，常以“少贵似晨星”、“晨星真可贵”等形容文物的珍贵稀有。尤其有“赵宋官窑晨星看”一句，可知乾隆皇帝珍视如宝贝的文物，正是宋朝官窑瓷器。 南宋 官窑 青瓷花式洗 汝官之谜 所谓宋朝官窑，藉由文献的记载，可知是指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和郊坛下官窑。至于北宋官窑，除了根据文献的记载之外，也有学者参考了乾隆皇帝的御制诗，以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窑址的出土状况，借此思考汝窑作为北宋官窑的可能性。 南宋 官窑 青瓷长方盆 在宋人笔记中独占鳌头的汝窑，其窑址位于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汝窑青瓷的烧造与使用透过宋人笔记，如“惟供御拣退，方许出卖，或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呈现出汝窑作为宫廷用器的史实。 另外，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124年中指出，高丽时代的青瓷外观和汝窑相似，而清凉寺窑址出土了和高丽青瓷相似的标本，同样透露出汝窑和境外窑业的交流。 官窑，一般指专为宫廷烧造用器的窑场。北宋徽宗设置官窑，即文献中的京师官窑。然而截至目前，始终未能发现具体的窑址，样貌为何也就无从确认。如果考虑到南宋官窑的部分器型也和汝窑相似，那么在官方用器的视角下，汝窑或许就是北宋官窑。 北宋 汝窑 青瓷椭圆洗 南宋遗影 北宋末年，金军攻破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徽、钦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史称南宋。为了重建正统王权，南宋朝廷仿效北宋制度，设置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的修内司窑以及比旧窑大不侔矣”的郊坛下窑。这两个瓷窑就是我们今日所称的南宋官窑。 南宋 官窑 青瓷龙纹盘 近人对于南宋官窑的探索与研究，可以溯至1930年代中日学者的采集与调查。虽然当时还未能分辨南宋官窑的真正内涵，但是从中酝酿而出的青瓷鉴赏趣味，以及想要解开谜团的意图，一直持续至今。尤其是浙江省杭州市老虎洞窑址发现之后，多数学者因此接受了郊坛下和老虎洞正是文献记载中的两个南宋官窑。 南宋 官窑 青瓷三登方壶 考古发掘者在浙江省杭州市发现了郊坛下窑也在凤凰山附近发现了老虎洞窑。通过对两个窑口出土标本的检视，一个应该是文献记载中的郊坛下官窑，另一个则可能是修内司官窑。两个窑口的开窑时间不尽相同，但烧瓷时间彼此互有重叠。 元 青瓷鱼耳炉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宫传世器中有些作品如实地反映出了两个官窑的产品类型，但是也存在一些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比定、品质相对显得更为精致的实物，显示出另有未知的南宋官窑存在的可能性。 南宋 官窑 青瓷葵花式套盒 青韵不散 瓷器鉴赏可以从器型和釉色两个方面着眼一种器型从出现到转变，牵涉到时代风尚的嬗变。同样地，釉色也反映出官方或一般市场的品位。 北宋 汝窑 青瓷碟 青瓷烧成于东汉时期，在此之前因窑中自然落灰形成如同披覆着青釉般质感的作品，称为灰釉陶或原始青瓷。至八、九世纪，青瓷已经成为重要的鉴赏品类。陆羽《茶经》中的类玉，诗人陆龟蒙笔下的千峰翠色，均是歌咏青瓷的比喻。传世的12至14世纪青瓷，无论是汝窑的天青釉南宋官窑的冰裂纹、龙泉窑的梅子青和哥窑的开片纹理，都因产地、烧制时间的不同而表现出个别的差异。 同样地透过窑址采集到的标本，也得以揭开包裹在瓷釉底下的秘密。无论薄胎厚釉厚胎薄釉，乃至足端齐整和不经修饰的相异做工，正是鉴赏过程中值得记忆、参考的重要依据。

　　龙泉窑自五代、宋初兴起以来，即以其卓越的成就渐渐取代了越窑的地位。它的整个发展历史过程，约可概括为三个阶段：即五代、北宋为初创阶段；南宋为成熟阶段；元、明以后则渐趋衰落。（一）初创阶段的艺术特点

　　根据近年来发掘资料及出土实物，可以知道龙泉窑创始时期较早。五代、北宋初年，它是在吴越官窑的影响下而发展起来的民窑。早期的龙泉青瓷，产品风格一般多受越窑影响，就大窑和金村的出土实物来看，无论在造型或纹饰方面，都与越窑青瓷一脉相承，继承了越窑的艺术传统。虽然制作技术还不够成熟，瓷胎比较厚重，淘练不纯，釉层很薄，釉色多青中泛黄，不如秘色越瓷之精美。但是那些腹部刻有直条纹的瓜棱壶、多嘴带盖的五管瓶、小底撇口的茶碗以及翻口浅腹盘等，也具备了越瓷的特色。尤其在刻划纹上，喜欢采用篦纹作为装饰，这是五代越窑一种流行的艺术手法，在余姚上林湖、上虞窑寺前、黄岩沙埠等五代宋初的窑址中曾普遍出现。那些早期龙泉青瓷，我们可以常常见到碗内刻划的波浪纹和小团花，壶身上的云纹和莲瓣纹，盘里的折扇纹和缠枝花卉等纹饰，都喜使用篦纹，巧妙地增加了纹样变化的效果。它纯熟地运用篦状工具，使之在疏密一致的线条下，产生和谐统一的节奏，极有规律，而又活泼自然，变化丰富，没有雕琢痕迹。这种篦纹纹饰，早在浙江肖山县南朝时期的上董窑青瓷中已开始运用，以后五代越窑发扬了上董窑的传统，早期龙泉窑又继承了这种装饰手法，反映了南方青瓷的艺术特色。

　　早期的龙泉窑主要成就，在于使青瓷向实用方面进一步发展：大量生产普及的日用瓷器，质朴耐用，和广大人民生活密切结合，以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它的器形种类不多，都是盘、碗、壶、罐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它为青瓷生产从吴越统治者长期的垄断和压榨中解放出来，彻底打破过去所谓“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的局限，使青瓷扎根于群众之中，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此外，在金村还有一部分受瓯窑影响的青瓷，胎骨比较细白，釉淡而透明，近于缥青色。器形和大窑约略相同，纹饰也以刻划花及篦纹为主。在盘、碗里有些刻着旋转的风车纹，这种纹饰不见于大窑，它的风格和瓯窑比较接近。这又反映了早期龙泉青瓷正处于初创阶段，主要继承浙江原有的制瓷传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

　　事物的发展过程，总是由粗到精，由低级到高级。早期龙泉窑经过一百年左右的生产实践，到了北宋中期，它已稳步进入制瓷工业的前列，产品质量逐渐提高。特别在大观、政和（1107—1117）年间，赵佶为了满足他的穷奢极欲，以定窑白瓷有芒不堪用，命汝州烧造青瓷，接着又在汴京设置官窑，不惜工本为宫廷生产精美的瓷器。这时北方青瓷出现了新局面，不仅官营的汝窑、官窑，掌握了很高的技术水平，即民窑中的耀州窑、临汝窑，也都取得迅速的发展。这对于龙泉窑青瓷无疑有促进作用，它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吸收了北方制瓷的经验，改进工艺技术，增加了新品种，如：胆瓶、直颈瓶、鹅颈瓶、盖瓶、盖罐、盖碗、鼎炉、奁形炉、渣斗、水盂、粉盒、灯盏和双层暖碗（即俗称孔明碗）等，都是北宋早期所未见的。这些器物造型稳重大方，浑厚质朴之中又具有南方青瓷秀致的艺术风格。胎质比前坚白，釉汁薄而匀润，以青、绿为主，灰黄釉相对减少。纹饰仍以刻划花的鱼纹、云纹、莲瓣纹、蕉叶纹最常见，小团花和直条纹则渐次淘汰。技巧熟练的带茎叶的莲花和折枝花卉、缠枝花卉，反映了当时花鸟画的盛行，对于工艺品的影响很大。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北宋刻纹莲花盘，盘心刻着仅由三片花瓣构成的含苞怒放的莲花和一张侧面的莲叶，寥寥几笔，简到无可再简，却充分表现了主题的的形态特征，极朴素可爱。又如刻花鱼纹盘，鱼纹顺手挥成，巨口细鳞，双鳍欲动，形神兼备，有较高的艺术概括能力。在金村出土的刻纹莲花暖碗是龙泉窑这时一种新创的形式，可以从底部注入开水，达到保温作用，这种巧妙的匠心，是值得赞美的。它的外壁刻划粗壮的莲瓣，碗心装饰了一枝带茎叶的莲花，也简洁挺秀，疏落有致，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

　　总之，龙泉青瓷在长时间的初创阶段中，不断积累了经验，改进了生产技术，提高了艺术水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从而为南宋龙泉窑的高度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成熟阶段的艺术特点

　　自从南渡以后，以赵构为首的统治集团在临安（即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执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屈辱妥协，苟安享乐于东南一带。由于北方被金人侵占，北宋时期的名窑如汝窑、官窑等青瓷，不能继续生产。于是在临安另设官窑即修内司窑和郊坛下官窑，烧制与北宋官窑风格相同的青瓷器。但是新设的官窑规模很少，产量不多，远不能满足出口外销和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需要，因而早有基础的龙泉民窑，在此时扩大生产，改进技术，并接受官方订货，取得与官窑争衡的地位，产品质量比前阶段更加提高，进入了成熟阶段。

　　南宋龙泉青瓷首先在胎质和釉色方面有了显著的改进，由前一阶段的厚胎薄釉，变为薄胎厚釉。这一变化，使龙泉青瓷的生产出现一连串新的问题；不仅在原料、成型、上釉等烧制工艺上须加以改革；而且对于造型、纹饰的艺术手法，也非得改用新的设计不可。这时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新产品；一种是白胎青瓷，这是从原有的制瓷传统中加以改进的代表性产品；一种是黑胎青瓷，这和官窑有共同的特征，是仿效官窑或接受宫廷订货的产品。这两种青瓷都很精美。

　　要提高青瓷的艺术水平，无疑要在青色的釉上下功夫。南宋龙泉窑这时正调动一切技术和艺术手段，解决釉的呈色问题，突出一个“青”字，使之确实达到“如玉如冰”的艺术效果。我们可以从它的碎片中看出施釉技术和控制还原气氛的烧成中的出色成就，那些粉青或梅子青釉色，都施三、四层厚釉，使釉色晶莹润澈，沉着柔和。如果说釉是青瓷艺术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么，南宋龙泉青瓷的釉色，在美化作用上，的确已达到很高的境界。因为要使青釉的色度深而且青，既非增加铁的成分可以收效，也不能靠薄釉达到这种要求。它的关键在于掌握釉层的厚度，正如海水一样，水越深而青越浓。所以，必须把釉汁层层加厚，改革过去一次上釉的方法，才能得出满意的釉色。这是广大制瓷工人从长期劳动实践的经验中创造出来的成果。凡是典型的粉青和梅子青的产品，多是釉层肥厚，还原气氛适当，故釉色浑厚华滋，厚如凝脂，青比美玉，给人以新鲜愉快的美感享受。虽然还有一部分虾青、炒米黄等较差的釉色，但青澈晶莹的是这时的主流。其中白胎青瓷，以无纹片见称，是属于胎釉结合得好、火度适中的高质量产品。至于黑胎青瓷，以具有开片见称，所谓“鱼子纹”和“百圾碎”成了它的装饰特点。

　　由于南宋龙泉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在造型和纹饰方面，都出现了与北宋时期完全不同的风格，这时的器物造型倾向于精致端巧，简练大方，形式新颖的品种大量涌现。诸如盘、碗、杯、壶、瓶、罐、洗、炉、钵、觚、豆、水丞、笔筒、笔格、印盒、粉盒、渣斗、灯台、香薰、花囊、鸟食罐、砚滴和塑像等，包括餐具、茶具、用具、文具和陈设品，无不具备，可谓丰富多彩，是前一阶段无法比拟的。其中盘、碗、杯、洗、瓶、炉之类，造型变化多样，每类中又有多种不同形式，例如：盘类就有圆形的双鱼盘，象形莲叶的莲叶盘，多角形的六角盘、八角盘，花瓣形的菱花边盘、葵瓣盘等；碗类有撇口、直口、敛口、内折口、葵瓣口以及盖碗、八角碗、菊瓣碗、荷叶边碗、莲蓬碗、孔明碗等。这些器物不仅式样多，用途广，而且器形结构整齐端巧，轮廓线条变化和谐，达到实用与美观的统一，表现南方青瓷典型的艺术风格。

　　在纹饰方面，改变了北宋常用的刻划纹的手法，另外采用浮雕和堆贴花，或者仅用几条凹、凸的弦纹，使之既符合薄胎厚釉的艺术要求，又能把纹饰玲珑突出，与釉色相得益彰，从而取得薄胎厚釉与纹饰之间的矛盾统一。

　　应用雕塑技法作为青瓷装饰，有两种形式：如凤耳瓶、鱼耳瓶等耳部设计，是根据所定题材塑成半立体形象，模印下来附加在瓶肩上，它既属于整体造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又起到良好的装饰效果。另一种是大量盛行的浮雕的丰满莲瓣纹，主要都饰在盘碗的外壁，层次分明，优美大方，较之前一阶段的刻划莲瓣纹，又提高一步。

　　在盘、洗里贴着首尾相对的双鱼，是南宋龙泉青瓷最常用的纹饰。有时在莲叶碗中贴一只小龟，也颇别致有趣。这类贴花透过丰厚的釉层，象掩映于绿波之中，使题材更加生动。它制作简便，利于大量生产，一直为后来元、明龙泉青瓷所继承，受到群众的喜爱。

　　至如凹、凸的弦纹和高出器胎的印纹八卦（以奁式炉最常见），都是在生产操作上非常简便，且单纯明朗，有其一定的美化效果。此外，也还有少量的刻划花，用于胎骨较厚的青瓷中，残留着一点前阶段的纹饰风格。

　　从上述的例子可见南宋龙泉青瓷装饰手法，更趋向于简练，一切以服从工艺制作为主，不事繁缛堆砌，使之明朗、大方、精致、端巧，有些器物完全以釉色和造型取胜，不施纹饰，也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

　　（三）衰落阶段的艺术特点

　　龙泉窑到了元、明时期，青瓷的质量已不如南宋之精美，一般多制作粗率，釉薄色淡，胎骨厚重，造型笨拙，纹饰堆砌，并出现一些封建迷信题材，艺术风格日趋庸俗，无可讳言，这个南方名窑，已渐渐走向衰落阶段。

　　有始必有终，有盛必有衰，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龙泉窑随着历史的进程，由盛而衰，也是不足为怪的。它经过南宋的极盛阶段，到了元代，由于元朝统治集团的野蛮摧毁和残酷的压迫，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在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中，大批劳动人民失业流亡，妻离子散，农业和手工业损失尤为严重。在大窑的元代窑址里，曾发现过一个青瓷洗，口沿上刻：“万水千山望你归，待归后清河济苦也个”，正是当时劳动人民血泪生活的历史见证。

　　另一方面龙泉窑依旧在原有的生产基地上得到发展，继续大量烧制青瓷。并且随着元代的国力日益强大，对外贸易更呈活跃，瓷器成了当时外销的重要物资之一。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和摩洛哥人阿拨杜拉（Abn Abdullah）在他们的游记中都谈到元代时许多外国商船云集于泉州、广州等商地，将瓷器转运出口。龙泉青瓷为了适应当时外销的需要，烧制了很多大型器物，有1米多高的牡丹大瓶，直径50厘米以上的刻划花大盘，气魄宏伟，标志着这一时期的制瓷艺术水平。

　　但是，因为元灭宋以后，即建都北方，政治、经济重心自然也随之转移，浙江地区不如南宋时期繁荣，龙泉窑生产不能不受到影响。加以官营垄断的景德镇，一跃而成为全国的瓷业中心，远非交通不便的龙泉窑可以与之抗衡。况且白瓷在这时正蓬勃发展，居于主导地位，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更受国内外欢迎，各地瓷窑多改烧白瓷。在这种情况下，龙泉窑大部分都生产商品，追求产量，艺术质量显著下降，瓷胎呈灰色，器物厚重粗拙，前阶段的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已停止生产。釉层也改为一次施成，薄而透明，釉色青黄不一，缺乏莹润柔和的美感。可能为了使釉色增加一点变化，有些盘、碗、瓶、罐等器皿上采用东晋以来所流行的褐斑装饰。至于那种精美的粉青和梅子青釉色，已难得见到了。

　　这时的器形和品种虽然也有所增加，但制作不够细致，多粗糙马虎。由于器胎过厚，造型显得呆滞钝重。器底多厚达1厘米以上，底足修饰极不规整，使用圈状垫饼托烧，足内均一圈无釉。

　　至于纹饰方面，它集中运用了刻划花、堆贴花、印花和镂雕等技法，不论大小器皿，普遍都有花纹。其中尤以堆贴花和刻花最为盛行。如贴花双鱼洗，所贴的双鱼多不施釉，有意保留瓷胎的本色，使与釉色产生青、红的对比。再如云鹤盘、双凤盘、龙纹盘以及露胎桃纹盘、露胎荔枝纹盘等，也都用堆贴花做成，使纹饰凸起盘心，与贴花双鱼洗的手法基本相同。但如桃纹和荔枝纹的贴花凸起过高，不大适宜实用。大量缠枝花卉和折枝花果，则多属刻划花。尖而长的菊瓣纹是由莲瓣纹演变而来。有些器物内、外两面都施加纹饰，反流于冗杂繁琐。也有的印着文字铭记，如：“清河”、“石林”、“福寿”、“吉利”和八思巴文，从艺术上评价，这些纹饰大多构图呆板，线条软弱，非堆砌即草率。它既不如北宋纹饰的奔放生动，又不如南宋纹饰的精练大方。尽管大量施加纹饰，已无法掩盖它的艺术衰退的缺憾了。

　　到了明代，龙泉窑生产规模已渐缩小，但仍集中在大窑一带。过去文献上把这一时期的青瓷称为“处州窑”，是不确切的。在明初一段时间里，龙泉的制瓷匠师们曾经一度努力恢复宋代龙泉青瓷的艺术风格，把元代破坏了的民族优良传统复兴起来，烧制出一些白胎厚釉的产品。如正统（1436—1449）年间顾仕成的作品，形制端整，釉厚色青，可以代表当时的烧制水平。

　　但是总的趋势，青瓷已走向下坡路，景德镇的官营瓷业占着压倒优势，各种霁红、霁青、青花、五彩、釉里红等新品种，如百花齐放，实非龙泉民窑的青瓷可与相比。故青瓷质量越到后来越下降，产品均粗厚不精。釉色以豆青为主，又因釉层中含有大量气孔，松浮而不莹澈。作为外销商品的大型花瓶、盘、罐等仍继续生产，尚能保持一定的工艺质量。

　　明代龙泉青瓷，也大量施加纹饰，风格比元代更趋纤琐。在道太附近有一种人物带文字说明的纹饰，如“赵真女”、“蔡伯喈”和“李白攻书卷”、“韩信武之才”之类的民间故事题材，结构千篇一律，人物模糊不清，手法拙劣，艺术风格不高。到了明代晚期，龙泉青瓷多粗制滥造，器形局促瘦长，摇摇欲倒。所谓：“化治以后，质粗色恶”。足见由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明代龙泉窑已每况愈下。到清初，这个久负盛名的浙江民窑，便一蹶不振，从此中断了。

很多刚入门的小伙伴会有往往都会有这样的疑惑，很多人对一件器物的年代经常会出现诸如“唐——五代”“五代——北宋”“南宋——元”这样模棱两可的定义，一件器物为什么没有一个清晰的年代呢？他们是在捣糨糊，忽悠人嘛？今天我们就通过两个有趣的小故事来聊聊这个问题。

在公元14世纪，中国正处于元代，一艘中国的货轮像往常一样驶向日本。它在途经韩国新安海域的时候遇到了点麻烦，那个时候，人们还管这里叫做“高丽”。也许是风浪，也许是暗礁，也许还发生了一些像泰坦尼克一样的爱情故事，总之，它在快抵达目的地的时候，沉没了。

船上满载的各式货物从此深埋大海，这一埋就是几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位韩国的渔夫在这片海域捕鱼的时候呢无意间打捞到几个龙泉的瓶子，这艘沉船才被发现并打捞上岸，船上的货物才得以重见天日。

这批货物中龙泉窑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里面大都是一些贴塑的器物，有的底部会呈现火石红很重的涩圈。

这些不都是典型的元代龙泉的造型和特征嘛，元代的沉船元代的器物，没毛病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新安沉船竟然还出水了一些长颈瓶，鬲式炉，摩羯耳瓶。这些可都是南宋时期龙泉窑的经典器形啊，怎么会出现在元代的沉船上面呢？

有一种可能，这批器物是南宋的遗留物，当时是清库存往外卖。但是要知道龙泉窑在元代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开始走出口路线了，有着一套成熟的供应链，拉这么一大批南宋的器物出去卖似乎也不太合理。因此这批器物也很有可能是元代生产的，至少下限是元代。那么我们在下次断代的时候，是否可以通过器型把这样的器物非常肯定地断为南宋呢？

下面再把时针往前拨一点，来到南宋晚期的四川遂宁，这个时候的四川弥漫着一股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一位钱庄庄主正在自家院子里挖着坑，然后把自己刚到货的一大批精美的瓷器给埋了进去，趁着元兵入境前，带着小姨子跑路了，打算等大战过后再回来取，结果他和小姨子再也没有回来，一等就又是好几百年，直到上世纪90年代的一位农民一锄头下去才给挖了出来，这一挖，又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里面有一大批南宋晚期龙泉窑巅峰时期的产品，质量很精，值得注意的是，里面有一件器形硕大无比的龙泉窑荷叶盖罐。

在我们之前的认知中，荷叶盖罐不应该是元代流行的器物嘛？竟然在南宋晚期的窖藏里发现了一件，这样一来，龙泉窑荷叶盖罐的年份上限又硬生生提高到了南宋晚期。这个时候，以往出现的荷叶盖罐是否能准确得定为元代，又值得商榷了。

从南宋晚期的荷叶盖罐，到元早期的长颈瓶，前后可能仅仅只有几十年时间，器物的风貌在朝代刚刚更替的时候未必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在没有纪年的情况下就很难有一个精准的定义了。综合新安号沉船和遂宁窖藏出土的特殊器物，他们可以相互佐证、参照作为宋元过渡期龙泉产品如何演变的探讨。以前无论你到古董店，还是拍卖会去买龙泉窑，似乎都有一条墨守成规的定价规则，这件龙泉窑的器物到不到南宋？到，那就可贵了，如果是元代的，那就得便宜点。南宋和元代似乎就成了龙泉窑价格上的分水岭。

其实往往还存在着像南宋-元的这样一批不好定义的器物，这些器物的风貌未必会有一个清晰的界线。晚唐到五代的某些定窑，五代到北宋的某些越窑等等都是同理~

在中国青瓷历史长河中，将青瓷推向巅峰的当属南宋时的浙江龙泉青瓷

龙泉青瓷始于南朝，兴于北宋，盛于南宋，古代龙泉名窑是宋代“官、哥、汝、定、钧”五大名窑之一，历史悠久，驰名中外。

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龙泉牌青瓷获中国国家部优产品奖，先后有200多件精品，均获得国家级新产品“金龙奖”。珍品哥窑61公分迎宾盘、52公分挂盘被誉为当代国宝。七寸精嵌“哥窑”艺术挂盘被国务院定为国家级礼品，哥窑紫光盘、紫光瓶等51件珍品被中南海紫光阁收藏陈列，送展30多个国际博览会、为国家***出国访问提供礼品。被国际各大博物馆收藏。

龙泉青瓷产品有两种：一种是白胎和朱砂胎青瓷，著称“弟窑”或“龙泉窑”。另一种是釉面开片的黑胎青瓷，称“哥窑”。“弟窑”青瓷釉层丰润，釉色青碧，光泽柔和，晶莹滋润，胜似翡翠。有梅子青、粉青、月白、豆青、淡兰、灰黄等不同釉色。“哥窑”青瓷以瑰丽、古仆的纹片为装饰手段，如冰裂纹、蟹爪纹、牛毛纹、流水纹、鱼子纹、膳血纹、百圾碎等加之其釉层饱满、莹洁，素有“紫口铁足”之称，与釉面纹片相映，更显古仆、典雅，湛称瓷中珍品。

现代的龙泉青瓷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艺术风格，在继承和仿古的基础上，更有新的突破，研究成功紫铜色釉、高温黑色釉、虎斑色釉、赫色釉、茶叶未色釉、乌金釉和天青釉等。工艺美术设计装饰上，有“青瓷薄胎”、“青瓷玲珑”、“青瓷釉下彩”、“象形开片”、“文武开片”、“青白结合”、“哥弟窑结合”等。

龙泉青瓷蜚声海内外，不愧为汉族传统艺术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是中国瓷器史上一颗灿烁的“瓷国明珠”。 发端于龙泉南区大窑、金村、黄石玄一带的青瓷窑，历宋、元、明，已遍及龙泉境内沿溪各地及庆元、云和、丽水、遂昌、缙云、永嘉及至福建浦城等县（市）部分地方，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庞大瓷窑体系。而这个窑系发端于龙泉，窑场密集于龙泉，生产工艺及产品风格均与龙泉“弟窑”产品一致，因此统称为“龙泉窑”。现已发现这个窑系的窑址400余处，在龙泉境内有300多处，仅大窑村就发现历代窑址50多处。

龙泉县南七十里曰琉华山……山下琉田，居民多以陶为业。相传旧有章生一、生二兄弟，二人未详何时人，主琉田窑造青瓷，粹美冠绝当世，兄曰哥窑，弟曰生二窑……。《七修类稿续编》：“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南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为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者为龙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浓淡不一；其足皆铁色，亦浓淡不一。旧闻紫足，今少见焉。惟土脉细薄、釉色纯粹者最贵。哥窑则多断纹，号曰百圾碎。”光绪《龙泉县志》生二章青器条载：“凡瓷器之出于生二窑者，极其精莹、纯粹、无瑕，如美玉然。今人家鲜存者，或一瓶一钵，动博数十金。厥兄名章生一，所主之窑，其器皆浅白断纹，号百圾碎亦冠色当前世，今人家藏者尤为难者。世人称兄之器曰哥哥窑，称其弟之器曰生二章云。”《稗史类编》、《南窑笔记》、《遵生八笺》、《陶说》、《景德镇陶录》、《燕闲清赏》、《博物要览》等书不仅有哥、弟窑详实记载，且说：“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朱伯谦著《龙泉青瓷简史》称：“证之以实物，南宋官窑和龙泉黑胎青瓷确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那种粉青釉瓷器，真是形神相似，难分‘官’、‘哥’”。

通过古窑址发掘，确证文献所载，龙泉境内窑址中不仅有“哥窑”产品存在，而且可分二路：一是如文献所描述“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一是胎厚釉薄，釉面布满纹片，胎色黑。前者多出于县南区，为南宋中期至元初产品，与南宋“官窑”难分彼此；后者多出于县东北，多为元代产品。龙泉窑系其他县份的窑址中不存在“哥窑”产品。此外，还有所谓“传世哥窑”器，虽有纹片，但釉色呈米**或蟹壳青，与龙泉“哥窑”釉色碧青或淡青不同，胎骨较厚，呈米黄或赭红色。此非龙泉产品。

“弟窑”又称“龙泉窑”。其基本特征是：釉面无纹片，胎白或底足呈朱红，釉色青润如玉，在器物边缘或有棱线部位影露白痕（称“出筋”）。釉色以梅子青和粉青为极品。梅子正青，色如挂枝初梅，青翠碧绿，莹澈剔透；粉青，色似淡青湖水，柔和明净。 宋、元龙泉青瓷鼎盛时期，瓷器品种十分丰富，有碗、盘、碟、杯、钵、执壶、灯盏、渣斗、熏炉等实用瓷；笔筒、笔架、瓷砚、笔洗、印色池、镇纸等文具瓷；花瓶、人物、挂盘等陈设瓷；香炉、烛台、佛像等供瓷；鸟食罐、象棋等娱乐瓷，以及冥器等一应俱全。每类产品又有多种型号和式样，如碗有莲瓣碗、盖碗、束口瓶、鱼耳瓶、凤耳瓶等。

清光绪《龙泉县志卷一》载：“哥窑器中可人清赏、供文房之用者有：哥窑瓶、三山五山笔格、彝炉、乳炉、八角把杯、蟠螭镇纸、瓷印、方印色池、八角委角印色池、方圆壶、立瓜卧壶、双桃水注、双莲房水注、牧童卧牛水注、笔格内储水作注；水中丞有瓮肚圆式、钵盂式、低度棱肚式；笔洗有元洗、葵花洗、磬口洗、元肚洗、四卷荷叶洗、卷口蔗段洗、长方洗。龙泉窑有：细花水中丞，笔洗有双鱼洗、菊花瓣洗、钵盂洗、百折洗。俱极精工，为世所贵。”龙泉青瓷制瓷习俗

龙泉青瓷始于晋代，北宋时初具规模，宋元之际进入鼎盛时期，制瓷规模空前绝后，技艺登峰造极，龙泉因此成为全国著名的瓷业中心，至清代逐渐衰落。建国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恢复生产，龙泉青瓷重振雄风，再度辉煌。

龙泉青瓷传统有“哥窑”和“弟窑”。哥窑与著名的官、汝、定、钧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其产品“胎薄如纸，釉厚如玉，釉面布满纹片，紫口铁足，胎色灰黑，古雅端庄”；弟窑胎白釉青，以粉青、梅子青为最，豆青次之，清丽淳厚。　龙泉青瓷历代行销全国各地及供宫廷御用，并从宋代起远销亚、非、欧三大洲。

现代龙泉青瓷继承了古代产品特色，并有所突破和发展，历年来在各类全国性评比中夺魁，其精品被誉为“国宝”，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紫光阁、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和收藏。1998年10月13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中国陶瓷——龙泉窑瓷器》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龙泉青瓷制瓷业十分兴旺，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龙泉瓷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种种独特的习俗。

拜祖师爷：在龙泉，哥窑弟窑的创始人章生一、章生二被后人尊为窑业祖师爷。过去在烧瓷的龙窑、鲤鱼窑的窑头，都张贴有“师父榜”。师父榜除祀师神位外，并附祀山神、土地、搬水章子、运水郎君。每逢农历初二、十六两日，瓷匠必须置办酒肉、茶饭、点香烛在窑头师父榜前祭祀，磕头膜拜，然后分食祭品，俗称“过日”。

择基建窑：建窑首先请风水先生择定吉地和黄道吉日才能开工建窑。开工时，要在窑地设祭礼神，以求烧出好瓷器。建窑日严禁儿童、孕妇入窑池，也不许有人挑粪桶从窑地前经过，以防触犯神灵，降祸于窑。

祭窑：农历七月十八日为祭窑日，俗传这一天是哥窑祖师章生一“窑变瓷器”制成的日期。届时窑匠要沐浴斋戒，在祖师爷的香案上放置用面团

捏成童男童女，在窑头师爷榜前设祭，点香烛跪拜，祈求祖师保佑烧出优美瓷器。

窑场用膳：窑工在窑场用膳不能说话，用膳时碗筷不能碰响桌子，也不能把筷子架在碗上。

入窑：入窑要择三、六、九的日期，并要祭祀祖师、山神、土地。在入窑的整个过程中要讲吉祥语，要严禁秽物经过，防止秽气入窑，影响烧窑。

做窑福：在龙泉不管是建瓷窑、瓦窑、炭窑时，在窑旁都要立“窑公”。开窑点火必先祭祀“窑公”，并备酒肴请师傅，即做窑福。 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石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是瓯江的重要发源地，所以不仅为制瓷手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而且还为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水路运输便利，自然条件十分优越。

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条件，吸取越窑和瓯窑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这一时期的青瓷作品制作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但是，到五代和北宋，吴越国的统治者为了俯首称臣，每年向中原君主供上不计其数的“秘色瓷”，以示修好。如此庞大的生产数量致使越州窑场无力承担，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龙泉窑便以担负这样一个“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当时，龙泉窑业初具规模，烧制青瓷技术已有相当水平。加上越窑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得以迅速提高。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器皆为淡青色釉瓷，胎骨多为灰白色，少数灰黑色。胎壁薄而坚硬，质地坚实、细密。虽然龙泉的地理位置偏僻，但境内有瓯江流经其间，载重货船可以从龙泉县城沿江而下直达温州港，水上交通的开发，使龙泉窑系绵延数百公里，甚至影响到闽北的窑口，在这范围内生产的瓷器都是龙泉窑的风格。龙泉窑的制瓷作坊大多数建造在河流或溪沟两旁的山麓上。窑匠们在山的缓坡上建龙窑，窑旁小块平地造作坊和住宅，窑和作坊连在一起，布局合理，操作方便；山上有树木，附近有瓷石矿，生产瓷器所需的原料、燃料取用方便；附近的溪水与河流，既可为作坊提供工业用水，又可通过船筏等水上运输工具将产品运往销售地。

从五代到北宋中期，龙泉一跃成为江南第一名窑。那些被无数人所吟咏赞叹的“秘色瓷”，也正是龙泉青瓷演绎它美轮美奂传奇的开始。

北宋后期到南宋，南宋可谓龙泉窑的黄金时期，青瓷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而北方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争所破坏，瓯窑和越窑也相继衰落。到南宋晚期，由于北方制瓷技术的传入，龙泉窑结合南艺北技，创造了我国青瓷史上的顶峰。

这一时期，龙泉窑出现了一种碧玉般的厚釉瓷，这种厚釉瓷分黑胎和白胎两类。同时，南宋统治者为解决财政困难，鼓励对外贸易，于是龙泉青瓷就藉海上贸易兴起之利，从海路大量出口，行销世界各国，成为当时主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本陶瓷学者三上次男把这条运输瓷器的海上航路誉为“陶瓷之路”。对外贸易产生的大量需求带动了新的制瓷作坊大量涌现，产品烧制技术质量不断提高。

南宋末期，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粉青和梅子青的烧制成功，巧夺天工，在我国瓷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粉青、梅子青是公认的青瓷釉色的巅峰，它不仅意味着龙泉窑制瓷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本身也包含了更丰富的审美意蕴。南宋龙泉窑很多器皿的新造型都是传承古代青铜器演变而来的，如尊式瓶、鼎式炉等。人们在审视这些玲珑隽秀的南宋龙泉窑青瓷时不免要发出惊叹，它们身上带着太多官窑器的影子。官窑作为一种垄断，绝对不允许民间仿制，龙泉青瓷与官窑器的相似恰好说明了它受到了官窑器的影响。虽然现在尚未找到南宋龙泉设立官窑的明确记载，但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宫廷很可能派遣了技术人员和官僚在龙泉等地监制“贡器”。

公元960年宋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在中国的分裂割据。政权统一，社会稳定，新兴租佃制经济关系的确立和普及，都在很大程度上协调了生产关系，亦解放了生产力。这些，对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速发展起到有利的促进作用，使我国古代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繁荣时期，出现了“自三代以降，跨唐越汉，未有若今之盛者”的局面。在手工业和商业得以空前发展，大批工商业小城镇不断出现的宋代，制瓷业的生产和销售，更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全国各地创建的新窑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出现。在众多窑场之间，展开了商品生产和市场销售的激烈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批名窑和名瓷的涌现，以及一批以往所没有的瓷窑体系的逐步形成。今天，我们纵观宋代制瓷业发展的成就和特点，可以用两点来概括：一点是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和名瓷的产生和发展；另一点是定、钧、耀州、磁州、越、建、景德镇、龙泉八大瓷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在宋代的上述著名窑场中，耀州窑是一个自成窑系的北方著名窑场。它以盛产独具风格与特色的刻花和印花青瓷，成为北方青瓷的代表，进而又成为耀州窑系的中心窑场和代表。其精美优良产品的出现，是宋代经济和文化繁荣发展的产物，也是宋代工艺技术水平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一种体现。

　　一、窑场烧瓷始末与宋代的鼎盛

　　耀州窑位于西安以北一百多公里的铜川市黄堡镇。窑址以黄堡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上店、立地坡、玉华、陈炉，及耀县塔坡一带。此地在宋代辖于耀州，故名耀州窑。其产品称为耀州瓷，或名耀瓷。该窑创烧于唐代（公元618——906年），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元延续，止于明代中期的十五世纪末，有八百多年的连续烧造史。

　　黄堡镇的耀州窑址，经过本世纪多次实地考察和大规模的考古科学发掘，已获取了全面系统的科学资料，从而使世人真实了解到耀州窑的发展面貌。发掘出土的逾百万件陶瓷残器，分别属于唐代、五代、宋、金、元明五大历史时期所烧制。五大历史时期的烧瓷，各有不同。

　　唐代烧制了黑、白、青、褐、黄、茶叶沫、花釉瓷，及白釉绿彩、白釉褐彩、素胎黑花、青釉下绘白彩等彩绘瓷。器物造型丰满大器，反映出大唐帝国的兴盛。此外，还烧制唐三彩和琉璃瓦，是当时我国烧制陶瓷品种最为丰富的一个窑场。

　　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青瓷烧制工艺已经成熟，青釉有灰绿、青绿、天青、淡天青等色调。还兼烧少量黑、酱釉瓷。造型秀丽华美，多仿金银器。往往采用剔花或划花手法，制作出各种生动流畅的纹样。在瓷器纹样中发现有专为皇室用瓷设计的龙、凤图案。还发现有刻“官”字款的青瓷器底多件。这些优美瓷器的发现，是目前我国北方地区五代时期仅见的重要青瓷窑场的系统陶瓷考古资料。

　　宋代是该窑烧造青瓷的鼎盛期。入宋后，窑场为了保持和发展它在晚唐五代时期北方青瓷的领先地位，保持原有销售市场和争夺占领新市场，在制瓷工艺上有了很大的革新和创造。首先在泥料制备上发明和率先使用了大型石碾槽粉碎设置，及加工泥料的淘洗池、沉淀池和陈腐用的陶缸设置。以此保证了大批量优质青瓷坯泥与釉浆的充分提供。其次是轮制工具主部件转盘由木制改为石制，盘下又增设了铁轴承，使拉坯成型工艺得到很大的提高。再次是烧瓷燃料由木柴改为当地蕴藏丰富的煤炭。与之相应窑炉结构亦进行了科学的变革，有利于掌握对青瓷器还原气氛的人为控制。宋代耀州窑制瓷工艺上的这些重大改革，为烧造大量胎细釉精的青瓷提供了先进的科技和工艺基础。使此时所烧的耀瓷，器物种类繁多，造型精巧秀美，瓷釉晶莹温润，刻花印花工艺独特，纹样图案丰富华丽，受到宫廷皇室和社会各阶层的欢迎喜爱。在宋人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志》中，都明确记载，耀州窑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宋徽宗崇宁年间向宫廷贡瓷的事实。《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记载了宋哲宗元佑八年“耀州遗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的实况。除了在国内广大地区销售外，其产品还远销到世界各地。已在东亚的日本、朝鲜，波斯湾的阿曼，地中海南岸的埃及，东非沿海的坦桑尼亚岛屿等地的古遗址中都发现了外销的宋代耀州青瓷。这些均是耀州窑青瓷在宋代鼎盛发展，并具有广阔国内外市场的明证。

　　在耀州窑鼎盛发展的宋代，其精美的制瓷工艺和生动优美的装饰技巧，对陕、豫地区的旬邑窑、临汝窑、新安窑、宝丰窑、宜阳窑、内乡窑、禹县窑都曾有过很大的影响。进而又对远距该窑数千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之广州西村窑，及广西永福窑、容县窑等外销瓷窑也起过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形成了一个由西至东、由北到南、由广阔区域众多窑场所组成的耀州窑体系。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和海岸港口，地处西北内陆渭北高原上的耀州窑，在商品生产激烈竞争的宋代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所凭籍的优势究竟是什么？只要研究该窑宋代的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优势在于它自身精湛先进的制瓷工艺，巧如范金的造型，温润晶莹的青釉，犀利洒脱的刻花，以及综合这些优点而产生的风格独特之上乘产品。

　　宋代以后，耀州窑又继续烧瓷数百年。金代前期该窑延续了宋代青瓷的烧造，又突出了月白釉青瓷的创新。其后期，姜黄釉青瓷的烧造重点面向中下层民众，烧成上突出了可以增加数量的无釉圈叠烧工艺。装饰纹样也趋于简练。

　　元明两代该窑发展趋于衰落，一方面继续烧造姜黄釉青瓷，另一方面逐渐加强了黑、白、酱、茶叶沫釉瓷和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在多品种色釉瓷的烧制中，白地黑花瓷是此一时期该窑的代表作品。至此，该窑青瓷的烧制已明显衰落。不久，窑场亦终烧，从此以后就在其原有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二、温润如玉的耀窑秘色青釉

　　瓷器是一种生活日用器皿，同时又是根据各时代人们审美意识创作出的工艺品。不论哪个时代，每一件成功的瓷器制品，都是实用性与艺术美和谐统一的产物。瓷器的艺术美，一则体现在器表所饰瓷釉的晶莹剔透，二则呈现出器物造型优美多姿，三则映现着装饰手法的技巧和纹样图案的华美。而在这些瓷器制作中力求表现出的艺术性和美感中，古代上层社会特别看重的是瓷釉和釉质所具有的特征。早在东汉我国就成功地烧制出青釉和黑釉瓷，北朝至隋唐又创烧出黄釉和白釉瓷。对这些单色瓷釉的制作和使用，人们审美意识所追求的意境是自然界的各色玉石效果。是以这些青、黑、黄、白色的瓷釉可否达到玉质美感为其观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这种审美情趣以上层社会和文人为甚，在唐人的某些诗句中曾有明确表露。如顾况的诗《茶赋》就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是对“似玉”的越窑青瓷的赞美。又如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中有：“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是对“扣如哀玉”“胜霜雪”的大邑白瓷的感慨。这种想往和喜爱玉质的审美意识，由来已久，它是中华文化自远古和三代就崇尚玉器的延续和发展。早在《诗经·秦风·小戎》中就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这种以玉来象征君子美德的观念，我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有过最精辟的解释。据《礼记·聘义》载，子曰：“昔者，君子自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岁，义也。垂之如队，礼也。扣之其声清越以长……”这样一来，玉在中华古文化中，被授予了人格化的种种美好品质。这种以玉喻人的审美意识对中国制瓷业两千年来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对瓷器单色釉的评价以是否有玉质感为标准。基于此因，唐代茶圣陆羽在评价当时国内烧瓷水平最高的邢窑白瓷和越窑青瓷时，认为“邢瓷类银，越瓷类玉”，故“邢不如越”，以“类玉”的越窑青瓷定为唐代瓷器的最上品。在越窑青瓷中又以晚唐五代至宋初被誉为“千峰翠色”的秘色瓷为最高水平。

　　以此标准衡量耀州窑所烧造的青瓷，就不难明白其被称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原因。该窑场早在盛唐时就开始了青瓷的创烧，然初时釉质粗，釉不均匀，釉色青黄或青褐，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以后学习了越窑，青瓷烧造水平提高很快，中唐初的产品已赶上和超过了国内的婺、岳、寿、洪等青瓷名窑。晚唐时呈现青绿釉色的精美青瓷烧造数量日增，奠定了其成为北方青瓷代表的基础。不足之处是器胎含铁量高呈铁灰色，青釉的釉层薄，玻璃质感强而温润的玉质感不够。到了五代，该窑以烧青瓷为主。出现了黑、白两种器胎。黑胎器的青釉，呈湖绿、湖蓝、微灰湖青、深兰天青几种色调。白胎器的青釉，多是淡青、淡天青、粉青几种色调，少数为湖青和湖绿色。两种胎的青釉，质地都很精细，釉层均匀，透明度适中，具有较好的玉质温润性。与其后的宋代相比，则又具有釉色色调丰富多样而欠稳定性的特点。入宋以后，该窑的青瓷经过初期为时不长的工艺变革和探索之后，很快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宋耀瓷的青釉，质地精细纯净，透明度适中，色调是一种稳定的橄榄青色，具有“其色温温”、“精比琢玉”的美感。这种橄榄青色，与唐五代“越州上”的越窑“秘色”很相似，因而在宋代曾有“秘色”之称。宋代大诗人陆游曾在《老学庵笔记》中明确指出：“耀州青瓷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这种与越窑秘色相类的宋代耀瓷青釉，于本世纪中叶由陈万里先生称为橄榄青色。以后学术界一直遵循，笔者亦然。时至今天，供奉于法门寺地宫的一批唐代越窑秘色瓷已重见天日，我们将它和宋代耀州青瓷进行了对比，为两者瓷釉的相类而感慨。笔者认为现在我们不妨恢复古代对宋耀州青瓷的称谓，将其青釉称着耀州秘色，以便更加明确耀州青瓷对越窑秘色瓷的正宗承袭关系。这种“类”越窑秘色的耀窑秘色瓷的成功烧制，对耀州窑系中其他窑场的烧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耀州窑系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优美多样化的器物种类与造型

　　美如碧玉般的宋代耀州青瓷，使用广泛，器物种类非常齐全多样。从其用途看可分为餐具类，有碗、盘、碟、钵、盆，渣斗。酒具类，有注子、注碗、玉壶春瓶、梅瓶、杯、盅。茶具类，有盏、盏托、擂钵、釜、香盒、水罐、水洗。日用盛具类，有罐、盆、瓮、缸、壶。照明具类，有灯、小灯盏、烛台、油壶、油瓶。化装具类，有盒、奁盒、粉盒。陈设具类，有尊、樽、瓶、花插。供器类，有供盘、灯盏、瓶、炉。洁具和卫生具类，有唾盂、渣斗、熏炉。此外，还有卧具枕，棋具围棋盒、围棋子、象棋子，乐具羯鼓、埙，鸟食具小食罐、小水罐等。凡是宋代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种器物种类，在该窑的产品中应有尽有。一个窑场可以生产出如此众多的器物种类，在宋代的其他瓷窑中实属罕见。

　　宋代耀瓷不仅器物种类繁多、用途广泛，而且造型精美多姿，丰富多样，。以碗、盏、盘、碟之类最为普通常见的圆器为例，仅口沿的造型就有侈口、微侈口、敞口、六葵口、六菱口、六曲口、直口、敛口、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翻沿、包沿、折沿等。再以碗、盏中最多见的侈口翻唇圆弧腹内底下凹圈足造型观察，仅其腹部的变化又可分为圆弧腹、浅圆弧腹、瘦圆弧腹、微斜圆弧腹数种。在这些圆弧已富有变化的腹部，往往再配以瓜棱或出筋装饰，给人一种造型规整、比例恰当、变化适度、精美多样的美感。

　　又如壶类，是该窑初创时期就多有烧造的器物，以执壶最常见。唐代执壶为喇叭口、圆腹、短直流、单把执手，造型丰满大度。五代执壶变为小口直颈、圆球腹、曲形流略长、单把执手，造型富有变化，使圆与长和曲与直的各种不同线条，和谐的统一在同一体之中，组成了一种造型优美的器物。宋代的执壶大体承袭了五代，但细直颈变长，圆腹又呈现圆中略见微折的特点，从而既增强了造型的稳定性，又增加了艺术的秀美感。同时，随着壶颈的变长，其壶流亦变为高出口沿的弯曲形长流，进而使方便实用与婀娜秀丽相互融合。在常见的执壶中，该窑还生产一种形体似瓜的瓜棱壶，优美多变的造型具有瓜瓞象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采用同类审美意识创制的宋壶中，还有葫芦形壶，其特点是用上小下大连体双腹葫芦形作为壶身主体，下腹的一侧设弯曲的长流，而对应的另一侧有连于上下腹中的曲形单柄。此种象生葫芦壶的造型，与象生瓜棱壶相比更加多姿多变、楚楚动人。此外，该窑在宋代还创新出一些相当独特的壶类。如造型为小直口，球腹，三矮兽足，龙首流，半月提梁上贴戏婴的提梁壶。又如圆球腹，圈足，口在器底，器内有中空管与口相通，卧狮哺乳双子狮流，弓曲形飞凤提柄造型的倒装壶等。均是构思巧妙、造型奇特，装饰华丽，制作精美的宋代壶类器物中罕见的佳品。

　　再如瓶类，也是该窑从初创的唐代以来就多有烧造的器物。唐瓶有盘口瓶、长颈瓶、净瓶、油瓶、葫芦瓶、双鱼瓶、双系瓶等多种造型。到五代，以上瓶的造型仍有生产，又出现了短颈瓶等新造型。入宋后，一方面承袭了唐五代上述传统瓶类的造型，另一方面又新创制了一系列的新型瓶种。这些新型瓶中较为突出的有玉壶春瓶、胆式瓶、梅瓶、吐噜瓶、棒槌瓶、花口瓶、瓜棱瓶、蟠龙瓶等多种。玉壶春瓶为侈口、细长颈、圆腹、圈足造型，它以柔和且富有变化的流线型线条美迎合了人们的喜爱，在中国古代流传了上千年之久。工匠们还将此种瓶的口部和腹部之外侈和收分线条略加改动，又制作出胆式瓶新形体。梅瓶和玉壶春瓶都是酒具，但用途不同。玉壶春瓶口外撇，细颈便于把握，装入酒后酒液重心在腹下，应是烫酒和斟酒的酒瓶。梅瓶的造型是小口宽沿、短颈、丰肩下折、深长腹、圈足，此种梅瓶造型适合做装酒的盛具。吐噜瓶的造型与梅瓶相类，但腹为矮圆筒状，犹如梅瓶截腰后的上半段，造型没有梅瓶的修长秀美，但更具有浑圆厚重的特点。棒槌瓶亦是由梅瓶衍变而来，其造型特点是小口突唇束颈折肩深筒腹。与梅瓶相近似的瓶类还有大口梅瓶，又可称为罐式梅瓶，其特点是大口短直颈圆肩圆弧腹内凹圈足。这些从梅瓶造型衍变而来的多种瓶类的出现，正是宋代耀州窑工匠创新精神的体现，也反映了该窑此时转轮就制水平的高超。在瓶类造型中，还有器口翻卷成盛开花朵形的花口瓶，器腹呈现出均匀的竖条凹凸状的瓜棱瓶，器的肩颈周壁装饰有贴塑龙纹的蟠龙瓶等等。如此多种多样的瓶类造像的出现，是该窑器物造型丰富多彩的明证。

　　其他的各类器物同样具有多姿多样的优美造型。限于文章篇幅不能一一叙述，在此仅指出某些尚未在其他窑系或窑口中见到的器物造型。如：温碗中的柳斗编织箩型、及花口多折腹圈足型；花插中的内外双层壁饰有水平多组插环、镂空插座和立雕仰首龙头的造型；盏托中的外盘套内浅托造型；供盘中的内外双层套盒饰有如意壶门或坐佛的造型；把杯中的敞口圆腹单柄造型；灯盏中以立狮或卧狮为底座的造型；熏炉中复层套合式饰有镂空网纹和贴花蟠龙纹的造型；瓷盒中形如战鼓饰有鼓钉纹的围棋子盒造型等等。这些，均是耀州窑工匠匠心独具创新的一些精美青瓷造型。

　　在整理和排比宋代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器物标本时，我们将不同的器物种类中不同的造型分别排列出不同的“型”和“式”。其中，“型”是不同的造型，“式”是同一类器物在宋代早中晚各时期造型演变中有区别的形体。各类器物造型排队的结果，竟然选出了上千件不同“型”和“式”的典型器物标本。这一结果意味着宋代耀州窑的各类器物的不同造型已超过了上千种。面对着这数以千计的实物和一张张不同形体的器物造型图，不由的使人惊奇之极，感叹不已。

　　四、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

　　宋代耀瓷的装饰手法比较多样，有划花、剔花、刻花、印花、贴花、戳花、捏塑、镂空、绘画化妆土等多种。内中，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的是其刻花工艺，以及与之相同风格的印花工艺。此种刻花，严格讲是取刻花为主，又辅以划花而成的一种刻划花装饰手法。它出现在北宋初期偏晚一些时候，发展到北宋中期与稍后达到了顶峰。此前，该窑的装饰手法以简便流畅的单线划花为主。在五代和宋初，又创新出一种剔花工艺，系将花纹主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采用“减地”手法进行剔除，使主轮廓纹样突起在器表之上，具有浅浮雕的装饰效果。到了宋代，聪明的耀州工匠又对上述两种划花和剔花工艺各取其所长，且融合贯通于一体，创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刻花新手法。此种刻花工艺需分两步进行，先将刻刀深入直插在器坯中，用垂直刀刃勾刻出纹样的主轮廓；再在已深刻出的主轮廓线的外侧，采用斜刀连续广削以除去花纹主轮廓外的背衬。新的刻花手法保留了剔花工艺的浮雕式立体装饰效果，又避免了剔花减地的费时费工和行刀的呆滞。同时，还吸收了划花工艺行刀流畅活泼的优点，使新的刻花手法显现出刻刀在刻削行刀中犀利圆活的动感，使每一种纹样都能跃然于一件件耀瓷之上。在完成了两步走的刻花之后，再使用一种篦形工具，在突起的刻花主轮廓内精心勾划出叶脉和花瓣纹理的细部，使新的刻划花花纹达到了粗犷与精细、凸起与凹入，大轮廓与小细部的巧妙结合。饰釉后在润玉般晶莹的碧绿色下显现出深浅不同的色调层次，使之具有一种含蓄典雅、诗境无垠的艺术美，成为中国陶瓷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鲜花。正因如此，宋代耀州瓷的此种装饰手法在同时代的名窑名瓷中被誉为“宋代青瓷刻花之冠”，达到了宋代刻划花装饰工艺的最高水平。其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销售市场上受到广泛的欢迎。市场的需求，促进着生产的发展。到北宋中期稍晚一些时候，为了向国内外商品市场提供更多具有此种装饰风格的耀瓷，耀窑工匠又发明了与其刻花手法相同风格的印花新工艺。此种印花工艺是先采用刻划花手法制作出印花范模具（又称母范），然后翻制出印花范，再将与之造型相同的器物坯件扣在印花范具上印出纹样，修饰后施釉烧成。在发掘和整理器物的过程中，我们观察了成千上万件的宋代耀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标本。得知其印花工艺是由其刻花工艺发展而来，但并非是宋代中期刻花工艺的简单翻版，而是对它的一种发展。新的印花工艺因其有制作简捷、方便、快速的优点，一经问世，就将其发展的重点用在纹样图案的着力构思和设计上。与孕育它诞生的耀窑刻花工艺相比，新的印花工艺在纹样题材、图案种类、构图方式等方面均有长足的发展。从而使宋代耀窑的印花青瓷也达到了同时代同一工艺的最高水平。这种娴熟而独特的耀州窑刻划花和印花工艺，以其成功的魅力在赢得国内外广大市场的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国内窑场瓷器制作的装饰工艺。

　　五、丰富多样的纹样图案

　　宋耀州窑刻花和印花青瓷所以能享有盛誉，不仅因为其装饰手法独特，也因它具有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目前已见到的纹样图案约有二百多种，其题材和内容包括有植物类的花卉、草木、枝叶、瓜瓞果实；动物类的瑞兽、珍禽、昆虫、水族；人物类的婴戏、侍女、戏妆；佛教造像类的飞天、罗汉、力士、僧人、供养人、化生；道教造像类的鹤驭仙游；以及山石、流云、水波、几何纹样等等。每一大类之中，又有很多小类，采用同类分别构图或几类结合起来构图的形式，组成了多种多样的纹样图案。耀瓷纹样图案不仅画面华美而富有变化，而且往往寓意吉祥。在植物花卉类中，多见象征富贵和美好生活的牡丹花。所见之牡丹纹样，取缠枝牡丹、折枝牡丹、交枝牡丹、对枝牡丹种种形式进行表现，还有瓶插牡丹、盆花牡丹、珍珠地牡丹等。均以叶茂花繁、生机盎然的写实性为特征。牡丹花的花朵和花瓣亦有多种多样，有塔形多层式花朵、双层多瓣式花朵、单层三瓣式花朵，还有牡丹花结、牡丹小簇花等。除了采用单一的牡丹组成多种纹样形式以外，还往往将牡丹与动物、人物或其他花卉结合起来，组成更加生动多彩的纹样图案。如“凤凰戏牡丹”、“鸾鸟衔牡丹”、“飞蝶恋牡丹”、“双婴戏牡丹”等。在植物花卉类中，还常见象征仙逸洁身、傲霜怒放的菊花，象征“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的莲花荷叶。由菊花组成的各种纹样图案，其形式与牡丹纹大体相似，比较独特的是在盘碗器内以单层或多层团菊进行构图，纹样在简洁中突出了菊瓣盛开的生机。亦或在盘碗的底心饰以团菊纹，周圈再绕以缠枝菊，纹样在叶茂花繁的构图中显得格外华丽。莲花和荷叶的构图与牡丹和菊花不同，往往将它分布在“清且涟漪”的水波中，与游鸭、鸳鸯、游鱼相伴为伍，组成“水波莲花”、“双鸭戏莲”、“鸳鸯戏莲”、“莲花双鱼”、“鸳鸯游鱼戏莲”等富有动感的画面。也有将莲、荷叶慈姑甚或牡丹用丝带束成捆把形的构图，此种构图的纹样有“一把莲”、“两把莲”、“三把莲”、“一把莲花牡丹”、“莲花慈姑”等等。还有将莲花和人物结合组图，如“太子戏莲”、“婴戏缠枝莲”，均有“连生贵子”寓吉祥的含意。在植物花卉纹样中，还发现了象征凌雪傲霜坚忍不拔的梅花，象征迎接光明向阳而开的葵花，以及象征加官进爵和高官厚禄的鸡冠花。所有这些植物花卉纹样，都以写实为特点，再经艺术加工，在犀利洒脱的刻花和印花中，均呈现出一种繁茂的生机和真实生动的美感。

　　在动物类瑞兽纹样中，有翻腾在滚滚波涛中威武雄猛象征“真龙天子”的蛟龙；有在奔跑中相互追逐的“百兽之王”三奔狮；有或卧或立衔瑞草、戏牡丹的“仁兽”麋鹿；有“能执搏挫锐”的猛虎；并由它们组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画面。在动物类珍禽中，有穿花舞云衔瑞草和瓜果的“群鸟之长”凤凰；有飞云衔博古做鹤驾象征长寿的鸣鹤；有戏莲、戏牡丹、衔瑞草象征祥和华美的孔雀；有戏水戏鸭象征“朝倚”“暮偶”恩爱夫妇的鸳鸯；有或飞或立象征喜事临门的喜鹊；有入水善游羽毛不显的游鸭等；由它们又一一组成了丰富多彩的画面。以游鸭为例，所见的图案有“水波游鸭”、“双鸭戏莲”、“鸭戏鸳鸯”、“鱼鸭戏莲”之类。纹样图案多取对称和均衡形式，一鸭居前回首顾盼，另一鸭紧紧相随。也有取三分法布局的，多和鸳鸯组合构图，或“单鸭戏鸳鸯”，或“双鸭戏单鸯”，画面中荡漾的水波，盛开的芙蓉花，微微漂弋的荷叶，及浮游自如嬉戏其间的游鸭鸳鸯，形象写实而富有情趣，是真实塘景的再现，相当生动怡人。在动物类的水族纹样中，最常见的是游鱼纹，有“水波三鱼”、“水波五鱼”、“水藻群鱼”、“双鱼戏莲”、“鱼鸭戏莲”、“群鱼戏海螺”、“鸳鸯游鱼戏莲”、“柳枝群鱼”等等。内中以“水波三鱼”最为生动，在碗的内壁取三分法布局，仅用了不多的几刀，三尾生动逼真的游鱼就跃然而存，鱼周围布满了用篦形工具划出的重重水波，三鱼在水波中鼓腹摆尾游弋自得。不仅画面生动，而且刻花三鱼的洒脱洗练，划花水波流畅荡漾，湖绿色青釉的温润柔和均融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实属宋代耀州窑刻划花青瓷的代表作。

　　在人物类纹样图案中以婴戏纹最为突出。早在唐代该窑就开始用童婴纹装饰瓷器，曾在素胎黑彩盘上见到过绘黑彩的“童孩戏绳”纹。到了五代，又发展到剔划花青瓷“婴戏缠枝”纹。入宋后，我国的绘画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山水画、花鸟画都以独立的画科得到发展，而且人物画也发展的更加精细完美。还从人物画中产生了专门反映儿童题材的绘画，出现了一些擅长画儿童和婴儿的画家与其作品，如宣和画院的苏汉臣曾画有“秋庭戏婴图”和“货郎图”，李嵩亦画有“货郎图卷”等。随着绘画艺术中专题儿童画的出现和发展，对同时代以至后世瓷器上的婴戏纹样图案有着重要的影响。宋耀瓷上婴戏纹样的日益增多，正是以此为背景得以发展的。婴戏纹在耀州窑北宋早中期的刻花青瓷中采用较少，在宋晚期的印花青瓷中经常发现。所见的婴戏人物纹多种多样。有“单婴戏牡丹”和“单婴戏梅”，取烘云托月的形式布图，在牡丹或梅花枝叶的中心，突出一个大头圆脸嬉戏玩耍的胖娃娃形象。又有“双婴戏牡丹”、“双婴戏梅”、“双婴戏枝果”、“双婴戏莲”、“梅竹双婴”等，在缠枝或对枝的牡丹、梅、莲、枝果、梅竹之中，双婴或取“喜相逢”的形式相向对应嬉戏，或取两头顶对的顺时针旋转形式而嬉戏，亦或取双足反相顶立顺时针旋转形式嬉戏。再有“三婴荡枝”，荡枝的三婴孩和三折枝牡丹以六出筋为界，取六分格间隔排列；“三婴戏缠枝舞蝶”（简称三婴戏枝蝶），将三婴分布在由缠枝围绕成的变形三角中，在其外环饰以枝叶和飞舞的三蝶。此外，还有以层层水波作底衬的“四婴戏把莲”，以童婴与山石芦苇枝叶相穿插的“五婴戏双犬”，在繁枝茂叶和串串丰硕的葡萄藤蔓中嬉戏玩耍的“群婴戏缠枝葡萄”等等。图案中嬉戏玩耍的童婴都是大头圆脸的胖娃娃形象，他们或带裹兜裸四肢，或全身裸体仅缠飘带、带项圈、穿手镯、着脚钏。在画面中，随着缠枝藤蔓和枝叶山石的不同，或张开两臂双手握缠枝荡秋千，或紧抓藤蔓全身悬空，或攀登腾越，或翻身飘舞，逼真地刻划出一幅幅天真可爱的童婴尽情嬉戏的生动活泼场景。是宋代瓷器纹样中极为精美动人的画面。

　　与同时代其他瓷窑相比，宋耀州窑的刻花和印花纹样最为丰富和多样化，其中有些纹样，如水族中的摩羯、海马，人物中的化生，佛教造像中的飞天，道教造像中的鹤驾仙游等等，均是该窑青瓷纹样中所仅有，尚不见于其他各窑。这些丰富多彩的纹样图案，亦是宋代耀窑青瓷誉名天下的重要条件。

　　禚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