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城址变迁与水源的关系

国家文物局阶段的重要工作纪要（1977-1985）

1 国家级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抗震加固设计纪要及后记（另详）；

2 1978年4月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信。有感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手稿中对研究传统所受到的打击、从而产生的对谬误观念的屈从和自我批判，所以尽自己亲知亲历的认识全面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为今用”方向的广阔途径（此信被罗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并未见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

3 根据文革我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实例为据，绝非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附已发表文章；

4 文革后文物古建损坏严重急需清查，因而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古建园林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由北京市规划局打印20份传阅——附原件；

5 古北口明长城被拆毁三千米，城砖用于修营房和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用长城砖是“废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会文物处长赵学勤找我去现场调查后，因此前长城并未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仅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而紧急向李先念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经先念同志批示后，全面保护历代长城才有据可依；

6 恢复与重建圆明园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新华社记者周建英在《内部通讯》（高级内参）上写了报道，新华社长曾涛也与我见面，因而圆明园这一弃置已久的废墟得到中央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在圆明园介绍情况的会议上认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紫光同志，不久他即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而当时还不是任何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受到关注。在众多“神仙会”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的结果，其可谓“木匠多了盖塌房”，圆明园被毫无根据地定位为“遗址园”（此前我查阅了若干日本遗址园的实例，后来又考察了欧洲庞贝、厄科兰诺、奥斯提亚、迈亚尼、德尔菲、（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科诺索斯和菲斯塔斯（欧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遗址）等著名遗址以及与圆明园相当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别墅和狄华丽园等，反观圆明园根本不够格也不宜于成为遗址园，因而本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需要，大有发展前景的五千余亩废墟被“遗址园”的头衔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虚名作茧自缚，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实现不了“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设想，反而成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满的无底洞，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实现（另详）；

7 清东陵是一个成功的“以文物养文物”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保护与管理的实例。在调研阶段还在裕妃陵发现容妃（即香妃）墓，经过考定新疆喀叶传说中的香妃墓，实为香妃家族墓。香妃本人葬于东陵，骷髅上维吾尔族发辫也可证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兼谈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护管理问题；

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文革时万余尊佛像一扫而光。岛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残破不堪。如按照常规修复，难以想象。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四旧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旧”混淆不清。所以首先应明确区别历史文化与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我国后并非全为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理，特别是佛教传入后与传统的儒家、道家融为一体，丰富了传统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当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状才能进行具体分析。古建筑、庙宇等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物质地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得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当时陪同我一起考察的有一个舟山地区组成的包括普陀山当地的徐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一路边看、边谈、边议，最后除一位（大约是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恢复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问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声誉开展旅游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边修复、边开放、边受益的原则“滚动发展”。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尽快脱贫（1978-1988年间我多次去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的江浙当时却饥民遍地）。

按此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时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时已大见实效，但也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及环境的苗头，以后我未再去，但我认为很值得从全过程“解剖一个麻雀”认真总结一下，和圆明园也是个鲜明对比。

这是又一个以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实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证，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达到。——附《建筑学报》关于普陀山规划一文；

9 保存德胜门箭楼始末：当时二环规划要拆除德胜门箭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箭楼的施工队已进场，北京市的赵学勤紧急来找我。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单纯的“力保”德胜门箭楼不拆，而不顾解决现实交通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并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过。这样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楼又不影响二环通车。

所以我认为规划工作的实质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一方面的意见（长官或专家）强行贯彻片面的主观意图，如果矛盾得不到统一，不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

10 古观象台塌毁后，因正好斜对外交公寓，所以外国通讯社率先报导。刚上任的局长齐光要我马上去现场勘察原因。我首先组织人将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下来置于安全地带（有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修地铁环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与地铁签署的由地铁负责加固基础的协议而没有提出加固方案，罗哲文经办），所以在元、明城台接缝处产生滑坡……据此提出大、中、小三个修复方案（后由鸣谦负责实施其中的‘大’方案），并统筹考虑修复后的完整性，向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单位占用的紫微宫，最后由方毅报小平同志批示收回；

11 与金紫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迹及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因陶渊明墓的迁建及新建陶渊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阁、浔阳楼等问题，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为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滕王阁原址已没入赣江，论证是否恢复、为何恢复等问题，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是否为原物或原构，实质问题是其反映的内涵的价值。如北大红楼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设计或建造的优劣，而在于其作为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其后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建筑作为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即举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三篇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屡毁屡建，新建者仍应作为文物，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也将作为文物；

12 1980年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我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先生议论并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只限于传统木石结构体系，也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最早可溯源于乾隆在圆明园中建设的西洋楼，及其后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以及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诸多的“制造局”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也包括租界区的纯西方建筑。其后我去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时，将这类建筑纳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一章中，所以哄传的所谓梁先生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为大个博物馆是完全讹误的。因为北京城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谓“明清北京城”如何断代？实际上任何城市都有一个始、兴、盛、衰的过程，应妥善保留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杰作，而不是单纯的以建筑的年代和形式、风格等界定其是否为文物。

芜湖会议上还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间建筑亦应选定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赴安徽歙县考察并提出“老屋角”等若干民居报批为保护单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镇等处的民居；

13 与伊-沈（伊顿和沈坚白（原长城饭店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的选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共同参观考察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兼谈6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及当时我国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14 河南开封“宋城整建委员会”咨询顾问及河南“中州旅游区”规划招商引资；洛阳龙门石窟漫水桥的鉴定；

开封宋城整建规划：由于宋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深埋于地下6-9米处，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一条仿古街，所以在营造地上建筑时如何与地下遗址结合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应邀作了一个宋城整建规划方案，其中：

1) 关于“包府坑”的疏浚及污水排放问题，引起普遍的城市污水排放及污染问题的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到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污水处理及再生问题是必需解决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长佟铮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马。兼谈污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变废为宝等几个问题（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的有关段落和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污水处理及再生的图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关于污水排放和市政摊销等问题的记述）；

2)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问题：罗马帝国灭犹太国后，被打散的十个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国。宋真宗时有一支犹太人流入开封，宋真宗接纳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七个汉姓，号称“七姓八家”（另详），要他们遵守祖制在开封定居，名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这一支犹太人是流亡的犹太人中唯一被汉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越受压迫，越团结、越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独立的犹太人社区，而开封犹太人由于不受压迫还要他们“遵守祖制”，反而逐渐融入华夏文明。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即派人寻找他们的族长，要帮助他们恢复并学习希伯来文，反被拒绝。198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沃伦斯基（犹太人）等多次到开封寻找这支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已“无影无踪”。1983年我陪同沈坚白（同为宋城整建委员会顾问）到开封时，沈受托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有关部门找到六个人，他们已完全汉化，根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再遵守犹太人习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礼”等），只是有些卷发和鹰钩鼻等（皆有照片），开封市长方略写了一封委托信给沈坚白，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找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怀特（Bishop White）把这些文物包括‘一赐乐业’教碑及匾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后因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办压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处）。实际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内部各民族团结共处，而且对化解当今伊斯兰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作用。（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族，但我去开封犹太人族长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开封犹太人的代表（即该族长）；

3) 沈坚白谈引入和利用外资及对我国当时的优惠政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另详）’

4) 关于洛阳龙门漫水桥的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了有利于保护龙门石窟，修了一个小平桥（漫水桥）。水经过龙门石窟前引入对岸北上，以便封闭龙门石窟前的通道。本是一个有利之举，但被某个在龙门蹲点的文保所干部告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又转到国务院由副秘书长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了12位专家到龙门现场开了五天会，批判了五天，最后决议废除小平桥。我与金紫光副局长去河南时，一位副省长岳肖霞对我说：“我们好心办了错事，希望你们去看看，帮助解决一下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赶集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的唯一通道对保护龙门很不利，如果不建桥将人流引开，还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如在龙门石窟后面开凿隧道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施工过程中如开山放炮更易破坏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大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安静的卧在河床中是个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车的漫水桥（水大时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负责文物的文化厅副厅长张家泰，如果说环境景观受影响，首先应迁移铁路大桥，如果说震动对石窟的影响，更应迁移铁路桥。（据说后来铁路桥已迁建）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要停建对保护龙门石窟有益无损的小平桥？由于是国务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时由省委书记刘杰陪同视察龙门，对小平桥进行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什么影响才下令复工。但经过“神仙会”评定的停工、撤点、再复工已平白无故的损失了30万元（1983年时30万元不是小数，有河南省的记录资料）；

15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考察并参观“包产到户”样板。兼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几点体会。（明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建史》有关）

16 扬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会。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战略问题》。主旨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会上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现代化问题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有一段“对话”。他首先向我发难，我反诘他使他无话可说。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并题款送我，又说他见过我祖父，就算“和解”了。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抢残守阙”又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不同的城市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我认为仍然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

17 南京大会：纪念中国建筑学会30周年。由戴念慈作报告，我与第二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工部杨春茂部长及兰州副市长任震英谈论了建筑学会的任务与方法等问题。我在学会中无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同时进行改组，所以我对学会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简述如下：根据1953年成立建筑学会的主旨，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展开充分讨论。例如，在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都不应由行政机关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技术问题都首先由学会组织讨论，但是历次运动都首先从学会开刀，因为议论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讨论，认识如何能发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时至今日关于严肃的学术性问题都不再学会正经的讨论，而是由媒体组织形形色色非本专业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确导向？

18 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会见南京林学院教授陈植，并应邀参加《中国造园史》的编写工作。这个课题是由建设部园林局出资组织的。另一为《中国园林史》因观点不同由汪菊渊主持。陈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园古籍《园冶》所以约我参加。但《园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园”的，陈老先生因为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所以分给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园及名人墓园。由于没有首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造园史、园林史）以及亦由建设部出资的中国建筑史皆未完成。

——附《关于史学研究中史料与史观的辩证关系》、《基础资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兼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另详）；

19 赴乌鲁木齐参加先土建筑学会会议（《民居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言稿），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陵、墓、古长城等文物古迹。

大西北之行同时考察西北环境变迁及古泽枯竭等问题。根据有关碑记及文献记载，西北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不过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以后去大西南和内蒙（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的恶化主要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在大西南主要为最近半个世纪内造成的）引起河流季节化和湖泊干枯，又引起气候变化和雨量减少等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治理环境、植树造林是重要手段，但“为植树而植树”常流于形式，效果甚微。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其规律性不难认识，关键在于有效举措，从古文献中（如《言守边备塞疏》汉·晁错）得到的启示，扼要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性举措（另详）

——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有关“环境问题”部分；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以新观念经营林业”的部分。

总之：一方面环境恶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为例，不过半个世纪雅砻江已成为季节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个正确的开始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累土”！

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书编委会编委，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组织十个编审小组；论文《燕都蓟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迹》对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都是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实的历史演变的典籍，图文并茂作为赠送贵宾的主要礼品，而北京对其起源和演变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史料的记载。《史迹》一书的扩大提纲本想达到这一目的，但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上，观念难以统一，所以停顿下来至今仍未能继续，这是十分遗憾的，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举，介绍北京历史的典籍本应成为首要的礼品和宣传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传口号！

21 日本建筑史纲（已有纲目，缺乏考察实物）。日本建筑文化源于我国却保存着比我国最早木建筑还早的古建筑（相当于隋唐），“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张的根据实物来剖析建筑史，则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筑。

22 浙江河姆渡遗址、宁波、绍兴、杭州、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及安徽黄山、九华山等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调查、旅游网规划。恢复“文革”时被毁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

23 古建维修中的问题：

1) 不能仅仅以“整旧如旧”概括一切，要分门别类判定“律”与“例”；

2) 古建防火问题，不能仅靠高压水龙，大多数有内部装修和雕塑壁画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压水龙；

3) 梁先生对赵州大石桥“整旧如新”的批判要具体分析。如原来的构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馆的问题，欧洲的诸多石质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构件已移置于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代替原件置于建筑上；

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固方法和材质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认真投入；

5) 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保护举措（包括防火）。

24 古建基础资料调查整理问题

1) 基础资料调查整理、使用应有全盘考虑；

2) 应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测绘。我参加过一次建筑学会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古建的女建筑师C Tayler介绍纽约一地、一次普查就是20万例。如果用原始观念和方法测绘、整理、筛选，如此巨大工作量难以想象，但应用新的仪器和电脑处理则很快完成；

3) 基础资料调研和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讲述；

4) 文物工作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工作，因为对其应用于当代的需要，范畴是十分广阔的，所以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和相关的科学方法，制定“行为规范”，最后才能有合格的人选标准、假冒伪劣分子只能败坏事业和国家的声誉！！！

——附关于所谓罗哲文到重庆美军司令部画军用地图的几个明显的谎言（另详）；

5) 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建设亦首先需要翔实的文物资料。

化学史家都把1661年作为近代化学的开始年代，因为这一年有一本对化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出版问世，这本书就是《怀疑派化学家》，它的作者是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也同意这一观点，他誉称“波义耳把化学确立为科学”。波义耳是怎样一位科学家？在发展化学科学上作出了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编辑本段]巨人辈出时代的平凡经历

波义耳生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开始出现的时代，这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波义耳在1627年1月25日生于爱尔兰的利兹莫城。就在他诞生的前一年，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著名论断的近代科学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刚去世。伟大的物理学家牛顿比波义耳小16岁。近代科学伟人，意大利的伽利略、德国的开普勒、法国的笛卡尔都生活在这一时期。

波义耳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家境优裕为他的学习和日后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童年时，他并不显得特别聪明，他很安静，说话还有点口吃。没有哪样游戏能使他入迷，但是比起他的兄长们，他却是最好学的，酷爱读书，常常书不离手。8岁时，父亲将他送到伦敦郊区的伊顿公学，在这所专为贵族子弟办的寄宿学校里，他学习了3年。随后他和哥哥法兰克一起在家庭教师陪同下来到当时欧洲的教育中心之一的日内瓦过了2年。在这里他学习了法语、实用数学和艺术等课程，更重要的是，瑞士是宗教改革运动中出现的新教的根据地，反映资产阶级思想的新教教义熏陶了他。此后波义耳在实际行动中虽然未参与任何一派，但是他在思想上一直是倾向于革命的。

1641年，波义耳兄弟又在家庭教师陪同下，游历欧洲，年底到达意大利。旅途中即使骑在马背上，波义耳仍然是手不释卷。就在意大利，他阅读了伽利略的名著《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后他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就是模仿这本书的格式写的。他对伽利略本人更是推崇备至。

波义耳的哥哥们和他们的父亲一样，在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是保皇派。1644年，他父亲在一次战役中死去。家庭情况的突变，经济来源的中断，使波义耳回到战乱的英国。回国后他随着同情革命的姐姐莱涅拉夫人一起迁居到伦敦。在伦敦他绪识了科学教育家哈特·利泊，哈特·利泊鼓励他学习医学和农业。

波义耳在家里是14个兄弟姊妹中最小的一个：在他三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也许是缺乏母亲照料的缘故，他从小体弱多病。有一次患病时，由于医生开错了药而差点丧生，幸亏他的胃不吸收将药吐了出来，才未致命。经过这次遭遇，他怕医生甚于怕病，有了病也不愿找医生。并且开始自修医学，到处寻找药方、偏方为自己治病。哈特利伯的鼓励使他下决心研究医学。当时的医生都是自己配制药物，所以研究医学也必须研制药物和做实验，这就便波义耳对化学实验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研究医学的过程中，他翻阅了医药化学家的许多著作，他很崇拜比他大50岁的比利时医药化学家海尔蒙特。海尔蒙特不论白天黑夜，完全投入化学实验，自称为“火术的哲学家”。这就成为波义耳学习的榜样。波义耳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实验室，整日浑身沾满了煤灰和烟，完全沉浸于实验之中。波义耳就是这样开始了自己献身于科学的生活，直到1691年底逝世。

[编辑本段]英国皇家学会的元老

一批对科学感兴趣的人，其中包括教授、医生、神学家等，从1644年起定期地在某一处聚会，讨论一些自然科学问题。他们自称它为无形学院。1648年因为伦敦战局不稳，更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军队攻占了牛津，革命派首领克伦威尔任命无形学院的成员维尔金斯担任牛津大学瓦当学院的院长，无形学院的部分成员也纷纷迁往牛津，活动的中心从伦敦转移到牛津。1660年，因政局趋于稳定，活动中心又转回到伦敦。随着无形学院的队伍扩大，在1660年的一次集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一个促进物理—数学实验知识的学院。不久经国王查理二世批准，这学院变成以促进自然科学知识为宗旨的英国皇家学会。皇家学会根据培根的思想，十分强调科学在工艺和技术上的应用，建立起新的自然哲学，成为著名的学术团体。

波义耳1646年在伦敦就参加了无形学院的活动。后来由于厌倦首都上层社会生活中的空虚，更重要的是想集中精力做一些科学实验，于是迁往他父亲一所偏远的庄园，在那里读书、进行科学实验，一住就是8年。庄园的生活虽然安静，但是对于波义耳的科学活动毕竟有很多不便之处，特别是他很想念那些无形学院的朋友们。1654年，他迁往牛津，寄宿在牛津大学附近一个药剂师家里。以后他又建立了自己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并为自己聘用了一些助手，有些助手还是些很有才华的学者。例如罗伯特·虎克后来也戌为一个著名的科学家，他发现了形变同应力成正比的固体弹性定律，制成了显微镜，观察到植物细胞。这些助手在波义耳领导下进行观察和实验，并帮助波义耳收集整理科学资料和来往信件。这样就在波义耳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科学实验小组，波义耳的实验室也一度成为无形学院的集会活动场所。波义耳的一系列科研成果都是在这里取得的，那本划时代的名著《怀疑派化学家》也是在这里完成的。据统计，在1660一1666年的6年里，他写了10本书，在《皇家学会学报》上发表了20篇论文。在牛津，波义耳一直是无形学院的核心人物，正式成立一个促进实验科学的学术团体也是波义耳的主张。不过当皇家学会在伦敦成立时，波义耳身在牛津，所以没有成为该学会的第一批正式会员，但是大家都公认波义耳是皇家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固而被任命为首属干事之一。

1668年，波义耳得知他姐夫去世的消息后，决定从牛津迁往伦敦，和他亲爱的姐姐莱涅拉夫人住在一起。到伦敦后，他又在他姐姐家的后院建造了一所实验室，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工作。对于社交活动，他看得很淡漠，甚至有点厌恶。但是他却把自己的科学活动与皇家学会密切地联系起来，因而在皇家学会赢得很高的声誉，是科学界公认的领袖。1671年他园劳累而中凤，经过很长时间的治疗才痊愈。因此1680年波义耳被选为皇家学会会长时，他因为体弱多病又讨厌宣誓仪式而拒绝就任。

[编辑本段]杰出的成就，不朽的贡献

波义耳在科学研究上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曾研究过气体物理学、气象学、热学、光学、电磁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化学、工艺、物质结构理论以及哲学、神学。其中成就突出的主要是化学。

和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一样，波义耳首先研究的对象是空气。通过对空气物理性质的研究，特别是真空实验，他认识到真空所 产生的吸力乃是空气的压力。他做了一系列实验来考察空气的压力和体积的关系，并推导出空气的压力和它所占体积之间的数学关系。在他的著作《关于空气弹性及其物理力学的新实验》中，他明确地提出：“空气的弹性和它的体积成反比”。法国物理学家马略特在此后15年也根据实验独立地提出这一发现。所以后人把关于气体体积随压强而改变的这一规律称作波义耳一马略特定律。这一定律用当今较精确的科学语言应表达为；一定质量的气体在温度不变时，它的压强和体积成反比。

在化学实验中，波义耳读了不少前人的有关著作，也了解到当时的一些科研成果。这不仅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的思想，同时也为他整个实验的安排提供了指导。当时德国有位工业化学家格劳伯，大半生从事化学实验，对金属冶炼、酸碱盐的制取有较多的研究，对于振兴德国的工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格劳伯的事迹以及他的关于化学实验的著作《新的哲学熔炉》给了波义耳一个重要的启示，使他认识到化学在工业生产中所具有的广泛意义，化学不应只限于制造医药，而是对于整个工业和科学都有着重要作用的科学。为此，他认为有必要重新来认识化学，首先要讨论的是什么是化学。

波义耳根据自己的实践和对众多资料的研究，主张化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认识物体的本性，因而需要进行专门的实验）收集观察到的事实。这样就必须使化学摆脱从属于炼金术或医药学的地位，发展成为一门专为探索自然界本质的独立科学。这就是波义耳在《怀疑派化学家》中所阐述的第一个观点。为了引起人们的重视，他在书中进一步强调指出：“化学到目前为止，还是认为只在制造医药和工业品方面具有价值。但是，我们所学的化学，绝不是医学或药学的婢女，也不应甘当工艺和冶金的奴仆，化学本身作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独立部分，是探索宇宙奥秘的一个方面。化学，必须是为真理而追求真理的化学”

为了确定科学的化学，波义耳考虑到首先要解决化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元素。最早提出元素这一概念的是古希腊一位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他用元素来表示当时认为是万物之源的四种基本要素：火、水、气、土，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明确提出构成万物的四元素说。这一学说曾在两千年里被许多人视为真理。后来医药化学家们提出的硫、汞、盐的三要素理论也风靡一时。波义耳通过一系列实验，对这些传统的元素观产生了怀疑。他指出：这些传统的元素，实际未必就是真正的元素。固为许多物质，比如黄金就不含这些“元素”，也不能从黄金中分解出硫、汞、盐等任何一种元素。恰恰相反，这些元素中的盐却可被分解。那么，什么是元素 波义耳认为：只有那些不能用化学方法再分解的简单物质才是元素。例如黄金，虽然可以同其它金属一起制成合金，或溶解于王水之中而隐蔽起来，但是仍可设法恢复其原形，重新得到黄金。水银也是如此。

至于自然界元素的数目，波义耳认为：作为万物之源的元素，将不会是亚里士多德的“四种”也不会是医药化学家所说的三种，而一定会有许多种。现在看来，波义耳的元素概念实质上与单质的概念差不多，元素的定义应是具有相同核电荷数的同一类原子的总称。现在这种科学认识是波义耳之后，又经三百多年的发展，直到20世纪初才清楚的。波义耳当时能批判四元素说和三要素说而提出科学的元素概念已很不简单，是认识上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使化学第一次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在《怀疑派化学家》一书中，在明确地阐述上述两个观点的同时，波义耳还强调了实验方法和对自然界的观察是科学思维的基础，提出了化学发展的科学途径。波义耳深刻地领会了培根重视科学实验的思想，他反复强调：“化学，为了完成其光荣而又庄严的使命，必须抛弃古代传统的思辨方法，而象物理学那样，立足于严密的实验基础之上。”波义耳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波义耳把这些新观点新思想带进化学，解决了当时化学在理论上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为化学的健康发展扫平了道路。如果 把伽利略的《对话》作为经典物理学的开始，那么波义耳的《怀疑派化学家》可以作为近代化学的开始。

关于做事要有计划的名言

1、子曰：“人无近忧,必有远虑。”——《论语·卫灵公》

2、一个人不能没有生活，而生活的内容，也不能使它没有意义。做一件事。说一句话，无论事情的大小，说话的多少，你都得自己先有了计划，先问问自己做这件事，说这句话，有没有意义你能这样做，就是奋斗基础的开始奠定。——戴尔·卡耐基

3、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

4、虽然计划不能完全准确地预测将来，但如果没有计划，组织地工作往往陷入盲目，或者碰运气。——哈罗德·孔茨

5、计划的制定比计划本身更为重要。—— 戴尔·麦康基

6、像产品或服务一样,计划如果被管理者作为进行战略决策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也必须被加以管理和塑造—— 罗伯特·伦兹

7、计划往往夭折于实施之前,这或者是由于期望太高,或者是由于投入太少—— T·J·卡特赖特

8、尽管某一计划可能由于其最为现实而被选中……其他的主要选择也不应被忘记，它们可能会是很好的权变方案。—— 戴尔·麦康基

9、 计划管理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方向，合理的计划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更高更广阔的拓展力和潜力。

10、 订目标，做计划，大量的行动。——陈安之

11、 管理的控制工作是务使实践活动符合于计划。——戈茨

①经常地、自觉保持平衡，实际上就是计划性。 —— 列宁

②管理的控制工作是务使实践活动符合于计划。 —— 戈茨

③用百折不回的毅力，有计划地克服所有的困难。 —— 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