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种体质的藏医调养方法来了！对症养生事半功倍

为什么别人吃得多也不发胖，而自己喝水反而长肉？为什么别人不怕冷也不怕热，而自己穿得很厚还觉得冷？这就是跟体质有关。 上篇文章《 养生 先辨「体质」，快来看看你是哪一种？》，我们讲了7种不同体质的特征，相信大家已初步懂得辨别自己属于何种体质了吧。

藏医将体质分为隆型、赤巴型、培根型；隆+赤巴型、培根+隆型、培根+赤巴型、隆+赤巴+培根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质，体质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和 养生 保健都有重要意义。 那么，请对照以下体质调养方法，找到属于自己的 养生 节奏吧!

隆型体质调养

隆型体质是指体内隆（五源之风）偏盛。风元素较多， 会引起皮肤干燥，所以需要加强保湿。 在发病倾向方面，隆失衡会引起 头晕、耳鸣，心跳加速、抑郁或者注意力难以集中等症状。 体质调养方面，可以 多吃温热的膳食， 如炖肉、骨汤； 少吃沙拉、寿司、冰沙等苦味、生冷的食物， 可以帮助恢复隆平衡。

赤巴型体质调养

赤巴型体质是指体内赤巴（五源之火）偏盛。火元素偏盛，会导致 身体内热， 肝胆方面的问题会增加，容易诱发 胆固醇偏高； 同时 高血压 也是赤巴体质常见疾病。饮食上， 避免肥腻、辛辣、酸涩的食物；多吃蔬菜和水果， 可以帮助恢复体内火元素平衡。如果内热较盛，还可以用清凉沐浴和香薰疗法，进行物理降温。

培根型体质调养

培根型体质五源水、土偏盛，水元素的 寒冷 和土元素的 沉重 ，对身体 健康 有较大影响。培根是粘液的意思，如果粘液过多，会使 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变慢， 容易诱发 便秘、糖尿病 等代谢性疾病。同时， 培根体质容易肥胖， 喝水都会长肉说的就是这类体质。

培根体质有点像中医里面讲的湿气重，祛除过多粘液的方法是通过 运动出汗的方法，排出湿气。 在饮食方面，不要吃过多的 过甜过咸和油腻食物，避免喝冰冷饮料；可以多补充温热的食物。

隆+赤巴型体质调养

隆和赤巴偏盛形成隆+赤巴型体质，五源中风与火元素的组合。风和火的能量在体内占主导地位， 新陈代谢会非常好，能够轻松保持体重，属于吃不胖的类型， 直到老年也不会发胖，心态也非常年轻。

但是风元素过多，情绪方面容易出问题，也会导致精神萎靡不振等情况。火元素偏盛，会让消化系统和肝脏反应特别敏感。容易在 眼睛、血液、皮肤出现问题。 调养上，可以规律进食，日常做一些有助于放松的运动，对身体有很好效果。

隆+培根型体质调养

隆和培根偏盛形成隆+培根型体质；五源中风、水、土元素的组合。风和水这两种元素造成 寒凉体质， 比较 容易感冒，也容易患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腿部积水等。 隆型敏感而不稳定的 情感 世界，加上培根的水土被动和冷漠性格，在所有体质当中，是最容易产生 抑郁情绪 的。可以多吃一些 温热食物，避免吃沙拉和冰沙等生冷食物。

培根+赤巴型体质调养

培根和赤巴偏盛形成培根+赤巴型体质；五源中火、水、土元素的组合。培根为寒性，赤巴为热性， 冷热对抗使身体容易出现问题。 体内火元素过多，容易出现赤巴的热症状；体内水土过多，会出现培根的寒性症状。需要从饮食起居方面，进行综合平衡调养。

隆+赤巴+培根型体质调养

隆+赤巴+培根混合型体质， 体内所有能量和元素平衡协调，是个身心 健康 的幸运儿。 但是如果不注意 养生 调养，体内的平衡会被打破。所以，一旦身体 健康 状况不佳，可以观察下自己饮食是否 健康 ，是否太过劳累，睡眠是否良好等。然后通过规律饮食，每天经常散步、健身等方式，让身体保持 健康 。

甘露海三因疗法，在体质调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甘露海三因疗法是甘露海品牌结合传统藏医学整体医学观和现代医学分析手段，通过饮食起居、药物、心理等疗法的综合运用，达到调理三因（隆、赤巴、培根）平衡，使患者身心恢复 健康 状态的一种创新疗法。生从三因来，老随三因弱，病从三因缺，死随三因去，三因关系着生命 健康 的每时每刻，三因平衡则 健康 常驻。

七种体质调养方法，从总的来说，还是通过饮食起居、药膳、养心等方式进行调养，跟甘露海三因疗法的思路完全一致。 结合不同体质的三因盛衰特点，针对性加以调理，不同体质，采用不同的饮食等调养方法，可以把体质偏差调养为三因平衡体质。

疫情期间，我们家屯了很多粮食，主要是米，面，油，蔬菜，鸡蛋。

从今年3月份开始，我们山东这边疫情突然爆发起来，很多县城都有了确诊病例，各个县城封路的封路，店铺关门的关门，为了保障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基本生活，我们家专门屯了一些蔬菜，米，面，油。

因为我们这边的主食是馒头，所以我们家买了2大袋面粉，每袋是50斤。能够吃好长时间。我们还买了一大袋大米，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熬粥喝。除此之外，油也是必需品，每天炒菜都要用油，我们屯了3桶油，以备不时之需。

蔬菜是每家每户都少不了的。但是很多蔬菜不易保存，所以我们买了很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保存的菜，比如白菜，洋葱，土豆。虽然经常吃这几样会腻，但是为了长远计，我们还是买了很多这种蔬菜。

为了保证营养，我们还屯了很多鸡蛋，因为肉不能放太久，所以我们没买肉，又怕缺少营养，我们就买了一大筐鸡蛋。那时候鸡蛋真的是很难抢，家家户户都在买鸡蛋，鸡蛋的价格翻了几倍。但该吃还得吃，就屯了一些。

俗话说：“家里有粮心不慌。”疫情反复无常，说不准哪天就要被居家隔离，如果没有吃的，我们心里就没有安全感，很容易恐慌。有了粮食，我们就不怕了。

这篇关于少儿民族舞：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 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藏族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特色的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绚丽多彩的藏族传统体育文化。藏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并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它依附于藏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形成了藏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多渠道性。概括起来藏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形成与起源有以下几方面。

　一、生产劳动

　人类早期的体育是与人类的生产劳动尤其是狩猎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西藏史前人类的体育活动，也是和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西藏原始人类的体育活动本身就是生产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直接、间接地为生产劳动服务。藏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其内容和形式多与游牧有关。对于他们来说，掌握骑马和放牧的必要本领，是人们生存生活的必备条件。游牧中使用的抛石头工具，也是驱赶虎豹豺狼的武器，后来抛石头这一活动成为一项十分有趣的藏族民间体育活动。

　藏族传统体育在起源与形成中具有明显的文化生产属性，这种文化生产属性是由于人类在创造体育文化的过程中遵循文化发展的结构性和规律，从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体育成分，并逐渐从生产中剥离体育活动，派生出具有独立、完整的体育文化之表现。各种肢体活动，如走、跑、跳、掷、攀登和游水等，都可以作为身体运动而归入能产生体育的根基之中。象征文明的体育是人类在摆脱愚昧和野蛮，跨向文明社会的一种精神文化生活样式。当时的体育活动是贯穿在原始人日常的生产劳动和娱乐生活中，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进行的训练。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体育文化原始成分保留最丰富的一种形式，它最能反映体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里程。

　比如藏族传统体育中的射箭、掷石、摔跤等至今仍保留着原始生产要素的印痕。而且马上及赛牦牛项目是藏族人民生产的必备工具，离开马匹和牦牛，生产无法进行，由此演化出的马上运动和赛牦牛成了藏民族开展最普遍的体育活动内容和形式。在藏族民间，生产因素是藏族传统体育的灵魂，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使他们能轻易地参与体育活动，产生亲切感。

　二、文化艺术

　原始的农耕文化促成了村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在村落文化环境中也享受了某种精神文化生活。如原始的音乐、舞蹈等娱乐性活动，它不仅是一种审美意识，作为娱乐性的审美愉快，从中体现娱乐和快乐的心理体验，还隐含着健身、嬉戏和竞技等功能。为此，载歌载舞不仅具有健身效果，而且对心理健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弓箭射出后发出的不同弦音，启发了人们制造有弦的乐器。早期音乐的出现，也促进了藏族民间舞蹈的发展。原始的民间舞蹈，也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它对人们锻炼身体是很好的方法。

原始氏族公社重集体生活，平时和战时都注意群体一致的活动。舞蹈时重步伐的一致，对群众是很好的训练方法，有增进健康，锻炼身体的作用。原始舞蹈的第二个作用是表示狩猎成功后的欢乐，娱乐意义大于生产意义。在舞蹈中的动作协调一致，表现了藏族先民们在劳动之余跳舞唱歌的欢快场面，使我们仿佛看到原始社会集体舞与文娱生活的一个缩影。从这幅岩画中也可判明，藏族以原始舞蹈形式出现的身体行动，不仅能使人们的心情愉快，而且也有助于身体健康和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的需要。这些活动的发展也是舞蹈艺术的最初表现形式。

　三、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生命的产生和终止，引起了古人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在吐蕃社会早期，藏医就开始了对生命和身体运动的研究。在古代藏医的思想里，充满了对自身健康的祈望，表达了对病痛的焦虑和不安。为了追求长寿，避免早夭，先哲们对生命本质进行了探索。藏医认为促使体内气血流通的有效方法是进行体育运动。西藏历代养生学家都非常重视形体运动、养生健身和防治疾病的作用。

　例如，吐蕃名医就极力提倡动以养生，宇妥·云丹贡布在其《 四部医典》中提出“ 勤竞行走搓身祛培根”，方可“ 使皮肤光泽四肢硬”。”对养生健身的作用，主要在于运动能使精气流通，不致血脉壅滞。

　因此，宇妥极力通过竞行走、按摩、吐纳等运动锻炼来达到健身祛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四部医典》中提出的“ 勤竞行走搓身祛培根”的方法，可以“ 流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平和”，增强身体活动。显现出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生命观。可以看出，由于活跃“ 生命价值”理论的发展，必须繁衍了对体育价值的理解，并形成藏族特有的卫生保健和民族体育活动。

　四、原始宗教

　藏族传统体育活动最初是作为一种求神拜祖的祭祀仪式和活动而创作的，祭祀天地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宗教文化内容的体育活动。

　藏族居住地区的传统体育和民间舞蹈形式，与宗教祭典有着直接的关系。如藏族先民的原始宗教活动方式，最主要的应是举行祭祀仪式。而这种祭祀仪式，又是由煨桑、血祭和祈神舞蹈等三种内容所组成。在藏族民间的不少宗教节日，举行的“ 跳神”大会上表演的法舞、宗教舞蹈，不但寺院喇嘛参加表演，还由喇嘛伴以长号、鼓钹等宗教音乐。

　再次，在表演法舞、宗教舞时，人们还要围绕“ 祭坛”作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形式是为了娱神、谢神，与自然或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或者是为了除病去邪、祈求种族的繁衍和劳动丰收等目的。所以说，藏族传统体育和民间舞蹈与巫术和宗教关系密切。其情形不仅在吐蕃时期的传统体育活动中色彩浓烈，在现当代藏族传统体育和民间舞蹈中也不难寻觅踪迹。

原始宗教需要有一些身体活动特色鲜明的仪式来实现其信仰。这些企盼生存的祈神方式虽含有为了生存的悲怆阴影，但也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获得了衍生，形成了今天的藏族传统体育。

　从另一方面来说，藏族先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发展作斗争时，饱含着失败的苦痛，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无能为力，沉重的历史负载，造成他们寻觅起超自然力的心理机制。宗教总要选择一种宜于它弄神作鬼、祈福逐邪的具有审美力的表现手段，作为“ 超自然力的”具象形式。在原始的体育活动中，总要戴上鬼面具东窜西跳，张牙舞爪，乱舞乱蹦，与鬼拼搏力战，特别是巫师那出神入化、浑洒自如的身体动作和狂热的情感、可怖的神态，使观者目瞪口呆，玄虚莫测。引人入神的神与鬼的搏斗场面，刺激着观众的视觉和心理，企图占领人们的精神世界，使人们终于相信他的身体舞动具有无穷的力量。

　人们就在这种赏心悦目的观赏中，潜移默化地接收着宗教宣传，在审美欣赏中不知不觉地为宗教所征服，从而感受着宗教的威力，激发着人们的情感，增强人们的敬仰与恐惧心理，实质上这种原始的宗教体育形式既“ 娱神”又“ 娱人”。人们把对自然物、神灵的崇拜用一种宗教的祭祀仪式来表达，并把体育也包容在宗教仪式之中，如人们在神灵的祭坛前奉献上技艺、力量、速度、耐力、勇气和胆略等，以博取神灵的欢心，祈求神灵施福降恩于人类。正是通过祭祀仪式，把体育与宗教这两种在本质上根本对立的精神需要混融在一起了。宗教的发展无形中也促进了体育活动内容的丰富。

　在西藏发现的岩画为我们研究原始宗教与藏族史前体育活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蔡显敏在《西藏岩画》中论述认为：西藏岩画中其内容是史前的日、月、动物、狩猎和生殖崇拜，到渐渐刻有战争、宗教、通商等生活的发展图卷，直到苯教的初步形成时，岩画表现的原始体育形式就有数个战士持盾，执矛准备战斗的情景，具有很大的原始宗教色彩。

　早期的藏族传统体育活动受宗教观念的影响，有些项目甚至直接渊于宗教仪式。当时，自然界的力量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这时的祭祀活动往往带有强烈的“ 巫术”性质，而且具有“ 攻击性”和“ 集体性”。而在祭祀活动中，巫术是妄图利用“ 超自然力量”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是原始宗教的表现形式，而巫师是原始巫术的执行者。在大庭广众之下，还要用身体活动来表现种种巫术。可以认为，原始社会的巫师是最早的音乐家、戏剧家、舞蹈家，也是最早的体育家和运动员。渐渐，一些巫术变为游戏、竞技和传统的体育活动。如今在青藏高原各地还可看到带有宗教色彩的体育活动形式，如在江孜的“ 达玛节”上进行的传统体育项目，不管是拔河，还是武士习武、跑马射箭，均伴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不少运动员是寺院僧人，且头戴各种宗教面具参加比赛。藏族民间的祭山插箭、斗剑和珞巴族的刀舞等均带有原始巫术性质的体育活动。

在西藏的不少地方，举行宗教仪式和辩经的场所，同时又是运动的场所。“如望果节”不但有浓厚的佛教色彩，还伴有大量的体育活动内容，如赛马、射箭等。具有远古遗风的那曲草原赛马会上，虔诚的赛马者先要敬神，接受身穿袈裟老者的祝福，也说明宗教对藏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藏族传统体育受宗教的制约，充当宗教的工具而控制与驾驭信徒，让信徒相信宗教的“ 万能”，神“的至高无上”。在宗教活动中出现了具有一定普及性和广泛性的文体活动。特别是各种宗教节日，大多伴有一定的体育活动。而且宗教内容又赋予了藏族传统体育特殊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属性。

　藏族传统体育原本出自民间，正因为它具备激发人类力量的特征，宗教借助它作为人与神鬼交往的手段，履行宗教的使命，扩充宗教的影响，导致信仰者对崇拜客体想入非非。他们通过丰富多彩的体育运动，把对人生的理想，改造现实与自然的希望和对健与美的追求，贯穿于他们所塑造的运动形式上。在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中，也表现了藏族人民为发展人类自身，增进人的健康，使之适应恶劣自然环境和艰苦劳作的要求。所以史前及古代的体育和现代藏族体育具有相似的意义，都是表达一种心理的认同，祈祷心中的主，企盼神灵赐予果实、幸福，免除灾难。

　五、军事

　竞技项目的形成，大多与军事训练有关。由于狩猎和战争的需要，史前时从部落首领到民间百姓都崇尚习武，使民间体育具有军事活动的内涵。原始群居时代，人类的主要社会活动是求食与攻防，出现了原始的战争。战争的出现，推动武器的发展和战斗技能的演进，对于战斗人员事先进行的身体和军事技能训练，无疑促进了他们身体素质和技能技巧的发展。因此，军事战争与体育有密切关系。

　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至阶级社会早期 (约公元1 至 7 世纪)的英雄史诗《格萨尔》中，主要反映了游牧民族部落社会藏族人民恢宏的战争场面。而与战争、军事相适应的体育活动形式也随之产生，与头领产生方式相适应，古代藏族部落普遍通过寓练于乐的竞技活动或狩猎实践提高士卒战斗力，进行骑马、摔跤、射箭、举重物等具有军事性质的专门军事训练。尤其在向敌人发动进攻前或取得征服胜利后，对勇敢善战的人，要论功行赏。各部落要举行盛大的体育比赛，进行骑马、射箭、角力、捕杀野牛、掷骰子、挤奶等各种各样的技能与力量的竞赛，出类拔萃的，除受到全部落人的赞美、祝贺外，有的还有一定的物质奖励。

　弓箭最初仅使用于原始狩猎生产，逐渐演变，后用于战争，遂成兵器。随着人类发明了火器，弓箭逐渐失去了它原来的实用意义。来源于远古藏族先民的狩猎或军事活动的射箭，逐渐演变为体育项目。

　六、民族认同是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的基础

　藏族传统体育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其原因就在于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得到藏族人民普遍的认同。藏族传统体育活动，从其表现形式看不仅具备了藏民族文化形象的意义，而且让我们感受到藏民族远古的生活气息。如青藏高原赛马大多有马上拾哈达项目，马上拾哈达是藏族同胞以一种特有的形式将藏民族文化中的哈达文化与体育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形式是以藏族传统为核心，基于现实的社会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之上，真实、全面地反映藏民族的时代精神风貌，符合民族成员的审美情趣和娱乐需求，使藏族同胞由衷地产生民族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能把族内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构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氛围，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层次上进化、延伸，在文化内容上拓展、充实；在文化形式上具有时代性和多样性。

　综上所述，藏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产生是人类从动物野性变为人性的过程，也是上述因素相互综合演化的结果。藏族体育活动的发展过程如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经历了古代体育文化、近代体育文化和现代体育文化。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生存和延续，产生了跑、跳、投、攀爬等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今天如此灿烂夺目的藏族传统体育文化。由此可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体育文化产生和发展的根基，而体育文化又推动着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

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手头有钱我相信大家都会想着去投资或理财，不会把大把的现金放在家里，毕竟钱放在家里只会贬值，不会增值。但现实当中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的的套路偏偏跟常人不一样，有钱了之后就喜欢把钱换成现金放在家里。

正常情况下，绝大部分老百姓都不会把钱放在家里面，因为贬值比较快。

我们不否认，目前确实有一些人会把大量的现金放在家里面，而没有放到银行里面，但是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大家有钱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放在家里面的，毕竟放在家里面没有收益，钱放得越久贬值越多，说不好还有可能发生现金霉变腐烂的可能。在现实当中，确实有些人把现金埋进土里面导致现金腐烂的。

除了现金放家里可能发生腐烂的意外情况之外，大家最关心的是现金的贬值问题，比如过去十几年，我国每年的m2都保持在10%以上的增速，虽然最近两年时间增速有所放缓，但也保持在8%左右，所以对应的过去十几年我国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每年实际的通货水平基本上都保持在5%以上，这意味着货币每年都以5%左右的速度在贬值。

如果大家把大量的现金放在家里面，啥事也不做，那么这个钱就不会增值，对应的每年就会以5%的速度在贬值，时间越久钱的价值越来越低。

也正因为知道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所以很多老百姓有钱之后，基本上都会拿去做其他投资，比如放在银行里面存款，或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或者购买股票基金等其他理财。虽然这些存款或者理财产品可能获得的收益比不上通货膨胀率，但至少可以减少可以增加大家的收益，所以稍微正常的人基本都不会把现金放家里的。

那些真正愿意把现金放在家里面的肯定或多或少有一些特殊原因。

现实当中确实有很多人不愿意把钱放到银行或者投资到其他渠道去，而是把大把的现金放在家里面，而这些人之所以愿意把现金放在家里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平时做生意需要大量的现金。

虽然现在电子银行和微信支付宝等电子支付非常方便，但是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来说，很多人仍然习惯于使用现金交易，比如在做生意的过程当中收了大量的现金之后，很多人更愿意把它放在家里面，然后再拿去进货等等。

第二、出于安全的考虑

虽然大家都知道通过膨胀会带来货币的贬值，但是对于一些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未必意识到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只要钱在手里那才是最安全的，其他都不靠谱，他们才不管贬不贬值。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些老人会把大把的现金放在家里面，甚至经常闹出有一些老人隐藏了大量的现金，没有及时取出来，结果全都烂掉了。

比如之前媒体就曾经报道过江苏沭阳县有一个老人将10万块钱用塑料袋包裹好之后放在一个铁盒中，然后埋在家里面的厨房地底下，这一埋就是4年时间，一直没有挤出来，但是等到这个老人的儿子准备结婚的时候，她才想起这笔钱，然后赶紧挖出来，结果发现钱已经烂掉了。

第三、钱的来源不干净。

对那些愿意把大把的现金藏在家里面的人，我相信大多数人的钱来源都是不怎么干净的，这个钱可能是通过受贿或者其他违法犯罪所得，一旦他们把这些钱存到银行里面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理财，随时有可能被监管部门监管到，因此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他们只能悄悄地把钱藏在家里面，就像《人民的名义》里面赵德汉那样。

总之，如果大家的钱是干净的，而且人是正常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会把现金放在家里面，而是会放在银行里面，即使这些钱不拿去理财或者存款，存活期也比现金更好，这样不仅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把钱放在银行卡里面，要比把现金放在家里面更安全。

5。

天使禁猎区是漫画书，天使禁猎区爱藏版是珍藏版，特别稀少，一共有24本，共有5个套盒。

这部漫画是贵香织里的成名作，天使禁猎区为我们展现的世界是个天使、恶鬼、邪鬼，人类组成的混和体。

故事是从中空回廊印封的有机天使亚蕾克西儿之躯体被盗开始的，邪鬼九雷与其堂兄紫罗九音，为了让亚蕾克西儿复活而前往人界寻找亚蕾克西儿灵魂所托之人，于是遇上了本故事的主角无道刹那。

肾为先天之本，首见于《医宗必读》。肾为先天之本是与脾为后天之本相对而言的。先天是指人体受胎时的胎元，《灵枢。决气》曰：“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经脉》亦云：“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后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由上述可知，“先天”是指禀受于父母的“两神相搏”之精，以及由先天之精化生的先天之气，是由遗传而来，为人体生命的本原。其在个体生命过程中，先身而生，是后天脏腑形成及人体生长发育的动力。肾为先天之本，是指肾的功能是决定人体先天禀赋强弱、生长发育迟速、脏腑功能盛衰的根本。

肾居下焦，为阴中之阴脏，具有封藏、贮存精气的作用。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素问。六节藏象论》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所藏之精，既包括先天之精，又包括后天之精。肾所藏的先天之精是人体先天的基础，它禀受于父母，充实于后天，从内容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与生俱来的、有生命的物质，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础，即所谓“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脉》），以及“生之来，谓之精”（《灵枢。本神》）之“精”。二是指人类生殖繁衍的基本物质，即所谓“男女媾精，万物化生”（《易经》），“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灵枢。决气》）。可见，先天之精藏之于肾，并在人体出生之后，得到后天之精的充养，成为人体生育繁殖的基本物质，故又名之曰“生殖之精”。

肾所藏的后天之精，是指五脏六腑之精。它源于后天水谷精微，具有营养脏腑组织的作用，即所谓“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素问。上古天真论》）肾中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密切相关：先天之精时时激发后天之精，后天之精则不断充养先天之精，二者相辅相成，互助互用，共同构成肾中精气。肾所藏之精，根据机体的需要，重新输送至其他脏腑，成为脏腑功能活动的物质基础。如此，藏中有泻，泄而又藏，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正如《怡堂散记》所说：“肾者，主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泄，是精藏于肾而非生于肾也。五脏六腑之精，肾实藏而司其输泄，输泄以时，则五脏六腑之精相续不绝，所以成其次而位乎北，上交于心，满而后溢，生生之道。”

肾藏精，精化气，肾气是生气之源，是生命力活动的原动力，具有推动人体生长发育、促进人体生殖机能、防御外邪入侵的作用，故称为后天之本。如《图书编。养肾法言》所述：“肾在诸脏为最下，属水藏精。盖天一生水，乃人生身之本，立命之根也。”

肾为先天之本，是强调肾在人体生长发育及生殖功能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其一，促进人体生殖机能。肾精是人体胚胎发育的原始物质，具有决定生殖能力盛衰的作用。人出生之后，肾精渐充，各脏腑组织随之生长壮大；至青春期，肾精充盛，天癸随至，性腺随之发育成熟，而见男子遗精，女子月经按时而至，性机能成熟，生殖能力旺盛；人至老年，肾精渐亏，天癸渐少，性机能与生殖能力渐减。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男子……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七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

其二，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肾中精气具有很强的活力，随着肾中精气的由盛衰变化，人体生命活动呈现出生长壮老的规律性变化。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八八，则齿发去。”可见，肾气是生长发育的原动力，肾气充盛，则生长发育正常，齿坚发泽，骨壮有力，脏腑功能正常；若肾气亏虚，则生长发育迟缓，五软五迟，或齿脱发落，过早衰老，脏腑功能减退等症。正如李中梓所说：“婴儿初生，先两肾。未有此身，先有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脉之根，呼吸之本，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医宗必读。医论图说》）

其三，抵御外邪，防止疾病。肾中精气不仅能促进人的生长发育与生殖机能，而且具有保卫机体，防止邪侵的作用。《灵枢。刺节真邪》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者也。”真气，即人体真元之气。它是由先天之精气与自然界之清气和水谷之精气相结合而成，其中肾中精气起着重要作用。故肾精充足，则真气充盛，形体健壮，抗病力强；若肾精不足，则元真亏虚，形体虚衰，易于为病。故此《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孙思邈亦云：“精少则病，精尽则死。”青壮之人，肾精充盈，真气充足，故体健少病；少年或老人，肾精不足，肾气亏虚，御邪力弱，故体弱多病。

肾为先天之本的理论，对于疾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临床上，补肾精、益肾气之法，不仅可以治疗肾精亏虚所致小儿五软五迟、老人发脱齿摇，以及青壮年阳痿早泄、或经闭不孕等症，而且还可以通过养生保精、补肾益气之法，增强人体的抵抗力，防止疾病的发生。近年来，在慢性气管炎的研究中发现，慢性气管炎病人最易并发感染，使病情加剧；温肾药具有提高肾阳虚患者的免疫功能，调节体液免疫，防治慢性气管炎的作用。

一、嘉绒藏族服饰的演变与发展

　　嘉绒服饰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据考古资料分析，距今3000多年前，这里的先民已能用线孔很小的骨针缝制衣服，并且有了骨梳及装饰品。［1］秦汉时期，这里已形成了以定居农耕为主，畜牧和采集为辅的经济形式，麻布和兽皮是当时主要的服装原料，尽管麻线较粗，但已表明手工织物的存在［2］。史料记载：汉时的冉髋已成为这一地区较大的部落集团，“其人能作旄毡、班罽、青顿、毞毲、羊羧之属”。［3］这说明当地的土著夷人不仅能编织麻布、鞣制毛皮。而且还能够制作各种毛类织物。到隋唐时，在族源上与汉代冉駹一脉相承的嘉良“以皮为帽，形圆如钵……衣多毛毼皮裘，全剥牛脚皮为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这一段记载，从以帽为主体的头饰、服装材料以及身体的装饰多方面形象地描述了嘉良人的服饰习俗，虽未详言其制，但可以看出“裘褐”等的使用。这与高寒的自然环境和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是先民们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同时，从中还可看出部族社会出现了阶级差别，并且在服饰上有了明显区别。需要指出的是，秦汉以后嘉绒这一地区还分布着从西北迁徙来的氐羌部落。［4］外来的氐羌人进入后与当地土著的夷系民族生活在一起，相互交融和影响，故前述的服饰特征中也有着与羌人的某些方面的相似性。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服饰变化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古夷服饰元素奠定了嘉绒服饰传承基础。即便在今天仍然能够从服饰上看到嘉绒藏族与夷人后裔彝语支民族的彝族之间的源渊关系。①（注：嘉绒藏族和彝语支民族传统服饰具有三个主要相似特征：百褶裙、头帕和披毡。详见石硕教授《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四川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213页。）这可能也是嘉绒女性服饰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藏族地区服饰的主要原因。二是服饰差异已逐渐成为区分不同部族集团或族群以及同一社会群体内部等级、身份的标志，且服饰特征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如嘉绒先民以金为饰、尚黑，而吐蕃重瑟珠、贵红色。

　　唐初随着吐蕃兴起并不断东进，诸夷、氐、羌部落先后皆为之所役，使过去处于分散状态的部落连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经过200余年的唐蕃交战，处于川西北地区的部落不断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并最终融合为藏族。在这一过程中，男子服饰逐步与其他藏区服饰相一致，而女子服饰却与藏族主流服饰存在较大差别。也就是说，男子服饰受到吐蕃影响“藏”化更为明显，而女子服饰则较多地保留了本土风格，如辫发盘头、着百褶裙、披毡、贵黑。当然，嘉绒女子的服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吐蕃服饰的浸染，与主流藏族服饰也有着共同的元素和特征，如：冬季服装为宽袍、大襟，系腰带，佩戴嘎乌、绿松石饰品等。这种变化，与当年吐蕃与唐打仗时大批士兵驻留该地并与诸羌部落融合的历史事实是密切相关的。嘉绒作为藏族的一个边缘族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服饰也在长期的民族分合、交融以及众多部族文化的交流后逐渐形成了与藏族主流服饰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服饰特征。正如戴平先生指出的一样，“一旦民族形成后，它的服饰也基本定格，形成了本民族独特款式”。［5］在这过程中，嘉绒受吐蕃文化的影响持续时间长、力度大、范围广。这突出地表现在服装的穿着习惯、装饰类型以及与服饰相关的审美心理和价值取向都受到同化，形成了“藏”式的风格。因而，隋唐时期是嘉绒藏族服饰发展变迁的一个关键时期。

　　随着吐蕃王朝崩溃，嘉绒地区复又分裂为多个以吐蕃部落为主体的割据政权。中原王朝实行羁縻政策，随俗而治，开设互市，促进贸易。吐蕃部落及其割据政权与东部的汉地之间发生了以茶马贸易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联系。嘉绒地区是藏区东部茶马互市的集散地，茶马互市使内地的茶及绢锦广泛地进入嘉绒人民的生活。其中，衣料布疋占有很大比重，明代在茂州年销棉布1万匹以上，威州也在万匹左右。［6］绸缎主要销往藏族的上层人士，如土司、头人及寺庙活佛等，而窄布为川中遂宁、安岳等地手工产品，经久耐用，深受农牧区人民欢迎。此外，各部落首领（土司）可通过“岁输贡赋”获得不少赐予，绢帛占的份量较大。在民间，藏汉人民之间生活用品类的物物交换更是经常而大量的。通过茶马互市和朝贡及民间物资交换，汉地布疋织锦日渐成为嘉绒人民生活的需求品，使嘉绒藏族服饰的衣料及其色泽等发生了变化，大大地丰富了嘉绒服饰文化。

　　清朝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嘉绒服饰特色更加鲜明，地域风格越来越显著。入清以后中央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杂谷事件和金川战役之后开始实行“改土归流”，变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这种统治方式加强了汉藏的联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土设屯，使嘉绒地区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同时，汉民大量迁入，人口增加，使得商业和手工业也得到一定发展。服装面料除传统的兽皮、氆氇、毪布等外，已能够制作较细的胡麻布和绒毛织品。来自汉区的绸缎、棉布广泛进入老百姓生活。随着与汉、羌、彝民族的交往，嘉绒吸收了外来民族的先进技术经验，丰富了嘉绒民间工艺，使嘉绒传统服饰更为华丽多彩。

　　由于嘉绒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与周边民族的接触程度不同，清代嘉绒各地的服饰显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乾隆年间傅恒编撰的《皇清职贡图》及清后期的《绥靖屯志》、《章谷屯志略》等方志都详细生动地记录了嘉绒地区之间的服饰差异特征。威茂瓦寺、杂谷等处，“其民衣服与内地相似”，妇女挽髻裹头巾，长衣褶裙；大小金川男子椎髻蚝帽，短衣褶裙，身佩双刀，妇女“以黄牛毛续发作辫盘之，珊瑚为簪，短衣革带，长裙跣足”。革什咱（属今丹巴）男子戴羊皮帽，短衣短裙，外披毛褐，“番妇发绾双髻，插铁簪长尺许，短衣长裙，颇习耕织”。木坪男子剃发留辫，戴圆顶斗笠，穿长衣披红偏衫，女子双辫盘额前，“著大领短衣，细褶长裙，拖绣带”。

　　清代，随着清王朝对嘉绒地区封建统治的加强和藏、汉、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多，汶川、理县及小金部分住在谷地、城镇附近的嘉绒藏族，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服饰呈现“汉化”倾向也是清时期重要的特征。《绥靖屯志》载：“富者多着袜及薄底平鞋，渐遵汉制矣，贫者则否……其寨首士兵，多从汉制，见汉官执礼甚恭，首戴白毡有盘帽，如汉人草帽样微小……头人则着汉服”［7］。由于上层头人的影响。汉族服饰逐步传播到民间。女子服饰上衣改得短小紧身，斜襟也如汉式。金川一带妇女“如汉人之汗衣，窄袖，长仅及腰，贫富皆同”［8］。《四川通志》嘉庆（卷98）亦载，五屯（杂谷脑、乾堡寨、上盂董、下孟董、九子寨）“屯弁兵等服饰俱与内地相同”，妇女穿短衣长裙，发结细辫，头裹花帕，耳带大环，男务耕猎，女织麻布毪子［9］。另外，男子头缠青布或胡皱帕，留独辫，头戴瓜皮帽的汉族装扮在嘉绒地区皆有出现。

　　清末民初，嘉绒藏族的服饰在形制结构上逐步趋于一致。男子普遍着大领袍或衫，拴腰带，冬天加羊皮袄；女子穿马甲、长衫、褶裙、花腰带，冷天外加褂子。男蓄发辫，妇女顶头帕。在服装配色、衣料、腰带以及头帕大小、色调、饰品等方而不同地区又有差别。近汉地区或商业集镇，男子留满族发辫，头上包青布帕子或毛巾，着长衫，打裹脚，脚穿草鞋。而偏僻的山区和牧区服饰则宽袍长袖，腰束革带，佩戴藏刀。衣料多为本地的氆氇、毪布、胡麻布等。土司和头人用的则是外地货如哔叽、呢、布和绸等。盛装比日常装繁复、精美，衣料多用绸缎、平绒等制成，衣襟处还镶上水獭皮、豹皮，纽扣用银铜等制成，发辫上要套各种金银制成的发圈，项戴珠串，胸花、嘎乌等［10］。这一时期，服饰在生活中仍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如三十岁以上妇女才能穿白褶裙，女子头帕具有区示婚姻状况的功能。

　　解放以后，随着土司制度的废除和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推行，藏族地区社会生产关系及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条件和审美观念打扮自己，而不受千百年来以服饰“昭名分、辨等威”的传统习俗的制约。特别是1954年嘉绒被识别为藏族以后，嘉绒服饰强化了作为文化特征的差异，女性服饰形象成为区别于其他藏族族群的主要特征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些统称为“番”的各地嘉绒藏族逐渐形成了小区域（寨、村、县）的服饰认同。女子传统服装样式变化不大，头饰变化各地有异，装饰更加多样化，服饰对个体人生的象征意义开始弱化。虽然受到汉族经济文化的影响，各地嘉绒服饰已不同程度的汉化，但从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资料来看，嘉绒传统服饰仍是大多数嘉绒群众喜穿的服装，只是服装款式和风格又有一些变化，“志书记载的上穿短褂，下穿白褶长裙的装束现在已看不到了”［11］，传统服饰在衣料、制作上越来越成品化、现代化、多样化，样式趋向简约、方便，在日常生活中，青年男女更多的是将传统服装与中西成品制服搭配使用。

　　目前，嘉绒藏族妇女服饰的一致性，表现在方形头帕和前后两片围裙上，当地人称“三片式”。其他部分如服装样式、头帕色彩及绣花图案等则表现出地方性细节差异。因此，依据这些差异特点，可以把嘉绒服饰分为几个不同的区域类型，如丹巴、马尔康、理县为代表的三个区域等［12］。以丹巴为嘉绒传统服饰的典型代表，一般头顶青色绣花吊穗头帕，外着深褐长衫，冬天披方形披风，内穿锦缎上衣，下着白褶长裙，腰前后还各系一条黑色围腰。马尔康一带服饰明显受到安多牧区服饰影响，编细辫，腰系革带并佩饰华丽。岷江河谷的嘉绒藏族受到羌族习俗影响，平时喜穿长衫，系围腰，冬天穿羊皮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