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礼物是杯子，没有盒子的，如何包装吖？？

用那种包鲜花的彩色纸，是像布那种，不是所料的，然后用不同的颜色多包几层，可以防止杯子受到伤害，还表现了DIY的创意。

杯子是一种专门盛水的器皿。其主要功能都是用来饮酒或饮茶，一般容积不大。或在古代喝茶的杯子被称为盖碗。基本器型大多是直口或敞口，口沿直径与杯高近乎相等。有平底、圈足或高足。考古资料表明最早的杯始见于新石器时代。

无论是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还是河姆渡文化遗址中都见有陶制杯的存在，这一时期杯型最为奇特多样：带耳的有单耳或双耳杯、带足的多为锥形、三足杯、觚形杯、高柄杯等等，根据制作材料不同，可以分为玻璃杯、塑料杯、陶瓷杯、木杯等。

玻璃杯：实用安全防炸裂

喝水杯的首选应该是玻璃杯，尤其是办公室和家庭用户。玻璃杯不仅仅只是通透好看，而是在所有材质的杯子里，玻璃杯最健康安全。玻璃杯由无机硅酸盐类烧制而成，在烧制的过程中不含有机的化学物质，当人们用玻璃杯喝水或其他饮品的时候，不必担心化学物质会被喝进肚里去。

而且玻璃表面光滑，容易清洗，细菌和污垢不容易在杯壁孳生，所以人们用玻璃杯喝水是最健康、最安全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玻璃杯最怕热胀冷缩，温度过低的玻璃杯不要马上盛入热水，以防炸裂。

摘 要：1957—1958年，河南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了战国时期一种将耳杯与豆结合在一起的器具，一同出土的简牍中称之为“杯豆”[ 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名称已表明，杯豆是工匠有意识综合杯与豆的造型创制的新型器物。关于杯豆产生的原因和其功能，目前未见专门的研究。桂俊荣在《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中提到，“这种形制的器类在楚漆器中出土很少，而且都集中在信阳楚墓群出土”，认为它是“器类创制尝试的结果”[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在此，笔者认为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一是豆、耳杯、杯豆之间的先后与衍变关系；二是信阳楚墓中“杯豆”的设计意图及其社会文化背景。笔者认为，这看似偶然的“创制尝试”实则包含了楚人独特的礼制观念和受其影响的艺术设计理念。

关键词：信阳楚墓 漆豆 漆耳杯 杯豆 设计意图 礼制观念

在一号墓出土的楚简《遣策》记有“……其木器杯豆三十，杯三十。□一□□□之以锦，一瓶食酱，一瓶某（梅）酱……”[ 房振三 信阳楚简文字研究[D]安徽大学,2003p118-119]，而出土报告中这一记载数量和该墓出土的杯、杯豆数量相符[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35]。出土报告指出，一号墓“东部置有彩绘漆案，另有成叠放着的彩绘杯、杯豆、长柄陶勺以及陶鼎、陶豆等。从这些器物倾斜的迹象可以看出，此室的漆木器原放于案上，因案倾倒而跌落。故在杯和杯豆内及附近，还发现许多梅核。”[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19]

杯豆这一器形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仅存于信阳楚墓的个例。皮道坚在《楚艺术史》中认为，杯豆是耳杯的早期形式[ 皮道坚著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具体原因没有说明。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也许是把杯豆看做在带耳的漆豆的造型基础上演变而来，即预设了一种器形演变逻辑：豆→杯豆→耳杯。桂俊荣在其论著中已指出皮道坚的看法并不确切，理由是“耳杯在春秋晚期楚墓中已有出土，时间上较信阳长台关墓早”并且“这种形制的器物造型上明显是豆与耳杯的综合”[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笔者认同此看法，并且可从多个角度说明。

豆，最先以陶器的形式在新石器晚期产生，商周时青铜豆成为固定而重要的礼器，用于祭祀场合。漆豆出现的时间大约在春秋中晚期，早先造型和纹饰都与青铜豆相似，仍然实现着礼器的功能；在春秋时期，漆器已逐渐成为青铜礼器的替代品，打破了中原以青铜器为重的礼仪格局。《尔雅·释器》曰：“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郭璞注曰：“豆，礼器也。”作为礼器的豆在不同文化不同时期所盛食物是不同的。《诗经·大雅·生民》曰：“昂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说的是豆盛肉的功能；《说文》《国语·周语》以及一些现代学者，也认为它是盛肉之器；而《周礼》中则呈现了庞大完备的笾豆体系；但在各种定位分工的笾豆之中，豆都没有盛酒的职能。

而耳杯这一器形，一般认为是由先秦时期的椭杯、舟演变而来的[ 谢春明 楚墓出土漆耳杯研究[D]湖南大学,2015p7]，为楚人的独创；它的功能主要是用于盛酒，且学界根据其似鸟举双翼的形态，广泛认为它就是《楚辞》中提到的“羽觞”。桂俊荣提到设置两侧耳而不是单耳，是为了饮酒时两手执耳持器，行为庄重，符合礼制，“是爵上两侧把手作用原理的沿袭”；另外，弧形内壁也是为了从视觉上把握酒量，不至于饮酒时头部扬起幅度太大而失礼[ 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71]。两耳的出现其实体现出明确的功能意识，它既增强双手执杯的稳定性，又能防止被杯底烫伤。楚人为了迎合礼制而改造出这一盛行不衰的器具，反映了楚人礼制观念与实用功利主义的融合。

从这条线索来看，笔者认为耳杯的出现与豆并无关系。回到豆→杯豆→耳杯这一假想中看，带耳的漆豆在信阳及同时期楚墓中都有出土，其中信阳楚墓M1出土的器形如图所示。

仅从功能演变上来说，带耳的漆豆豆盘很浅，而豆盘变浅是为了不需要太多的供奉物就能获得“丰富”（丰）的视觉效果。所以带耳漆豆应该仍起陈列作用而非实用器皿；从有盖到去盖、从扁圆柱体盘形到椭圆体杯形、从主要用作盛装肉类的食具到主要用于盛酒的酒具、从仍带有礼器色彩的非实用器皿到实用性的食具，有耳漆豆→杯豆的演变逻辑，跨度太大而没有中间形态的器具佐证。而杯豆仅在信阳楚墓中出现，似乎未曾广泛传播，因此即使杯豆是由漆豆演变过来的，也不太可能作为一种富有影响力的过渡形态的器形，导致耳杯这一器形在楚国的定型和盛行。而且在信阳一号墓中，杯豆与方耳杯明显成套配置的痕迹（见图），说明它和该墓中的耳杯至少是同时出现的。

桂俊荣作出的论断，是基于杯豆的用途与耳杯一致，依然是双手执而用于饮酒。但正是基于墓中耳杯与杯豆的一一搭配，笔者对杯豆的用途作出猜想：信阳一号楚墓中的杯豆与耳杯是一套饮食用具中功能不同的物件，其中的杯豆用于盛非液体类食物，进食时主要以勺取之（右侧室中放有陶勺）；而耳杯用于盛酒，饮酒时双手执两耳。

笔者认为，“杯豆”在用途上更加接近豆而非耳杯。杯豆中原来所盛之物，有可能就是《遣策》下文即提及的“梅酱”。先秦时期已经有用盐、蜜等腌渍果品的技术，而梅是最早实行腌渍加工的果品之一[ 刘维锋 古代齐鲁地区饮食文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p50]。《尚书·说命下》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又《仪礼注疏·卷十三·乡射礼第五》：“荐，脯用笾，五胑，祭半胑，横于上。醢以豆，出自东房。胑长尺二寸。脯用笾，笾宜乾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说的是笾一般是用于盛放干燥食物，而豆主要用来盛放泡菜、肉酱等含水调味品。如此一来，杯豆用来盛放梅酱也就顺理成章。总之，杯豆与耳杯的用途应该不为重合。

既然如此，设计者为什么不直接设计为豆，而要保留顶部耳杯的形制呢？再者，耳杯也能够用来盛放非液体事物，也能用勺取食（马王堆出土的漆耳杯内有“君幸食”字样，见图），何必加置豆柄呢？

附一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河南信阳楚墓出土文物图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9

[2]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 丁种第三十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信阳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p35

[4]桂俊荣著楚漆器文化艺术特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p47

[5]陈振裕著楚文化与漆器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皮道坚著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美术出版社2012

二、论文

[1]巫鸿“墓葬”:可能的美术史亚学科[J]读书,2007(01):59-67

[2]谢春明 楚墓出土漆耳杯研究[D]湖南大学,2015p7

[3]房振三 信阳楚简文字研究[D]安徽大学,2003p118-119

[4]刘维锋 古代齐鲁地区饮食文化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0p50

[5]张法豆:作为中国远古陶器之美[J]人文杂志,2017(03):68-73

[6]吴十洲礼器的古典哲学话题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06):56-65

[7]张耀引论中国传统灯具设计之“神性”[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4(02):95-98

[8]刘李明 中国传统灯具造型特征研究[D]江南大学,2008

[9]伊尧尧 中国传统灯具“豆形灯”研究[D]太原理工大学,2017

三、古代文献

[1]崔高维校点礼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崔高维校点周礼[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3]冀昀主编尚书[M]北京：线装书局2007

[4]李立成校注诗经[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

[5]蒋冀骋点校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2006

[6]（晋）郭璞注尔雅[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7]（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8]（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黄侃经文句读仪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芙蓉区马王堆乡，在长沙东郊浏阳河西岸，距离市中心4000米。

马王堆汉墓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因为保存完好，对象纷繁复杂，显得灿烂耀眼。通过这些文物可以解读那个久远的时代，挖掘其深刻的历史内涵。

马王堆汉墓中的随葬品，种类之杂，数量之多，让人眼花缭乱，惊叹不已。

随葬物清单遣策竹简发现于东“边箱”，堆放在重叠的漆器上面，因编缀的绳索已经腐朽已经散乱。

竹简长276厘米，宽07厘米，是用细竹劈开制成的，颜色是黄褐色，背面的竹皮大多为绿色。从残余的绳子痕迹来判断，竹简是书写后再用细麻绳分为上下两道将竹简顺序组编成册。

简上文字为墨书隶体，墨迹清晰，字体秀美。每简字数，少者两字，多者至25字，有的在一些文字中间作有标号，总字数2000有余。

竹简上的文字大多数可以辨识，是一册随葬物品清单，就是所谓的“遣策”，总有722枚，其中一号墓312枚，三号墓410枚，内容均为逐件记录随葬物品的名称、数量和各种物品的分类小计。马王堆遣策是同类竹简中最完整的两批。

一号墓的遣策所列器物清单的是：用漆木制成的九鼎、七鼎和三鼎、二鼎盛放的各种羹，用竹笥盛放的肉食品，用陶器盛放的酱和酒，用布囊盛放的粮食，以及漆木器具、梳妆用品、丝织衣物、乐器、扇、席和土质、木质的东西。

简文没有提到尸体的衣衾和相当数量的木俑，所载内容与墓内器物虽有一定的出入，但两相符合者仍然较多，因而根据简文便可确定某些器物的名称。

三号墓中的遣策竹简，除大部分内容与一号墓相同外，还记载有骑从、乐舞、童仆等侍从，包括所持仪仗、兵器和乐器等物，这些都能同出土的木俑及棺房两壁的帛画大体对照起来。

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有精美的彩绘帛画。帛画是我国古代的一个画种，因画在帛上而得名。帛是一种白色的丝织品，古人常用笔墨和色彩在上面描绘人物、走兽、飞鸟及神灵、异兽等形象。

马王堆汉墓共发现五幅帛画，其中一号墓一幅，三号墓四幅。这些帛画都是彩绘，保存得十分完整，它们大多色彩鲜艳，形象生动，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一号墓的帛画上宽92厘米，下宽47厘米，全长205厘米，为“T”字形。其画面完整，形象清晰，自上而下分段描绘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象。

天界部分画在上端最宽阔的地方。右上角是一轮红日，日中有金乌，日下的扶桑树间，还有8个太阳；左上角是一弯新月，月上有蟾蜍和玉兔，月下画着奔月嫦娥。

在日、月之间，端坐着一个披发的人首蛇身的天帝，一条红色的长尾自环于周围。天上有一道天门，有守门吏。另有神龙、神鸟和异兽相衬，显出天界的威严和神圣。

人间部分以玉璧为界划分成上下两层，上层是墓主人的升天，下层是对墓主人的祭祀。墓主人拄杖，面向西方，前有小吏迎接，后有侍从护送，很有气魄。

人间之下有一巨人赤身裸体，可能是地神，双手举起一白色平台，象征着大地。平台之下，即古人通称的黄泉，巨人脚踏鲸鲵，胯下有蛇，使人感到阴沉昏暗。

整个画面，从下到上，表现了地下、天上的各种景色，有的是出自传说中的故事，也有的是各种社会生活，有的是人脑中的各种想象。

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与一号墓中那幅帛画的尺寸、形制、内容都相近。这两幅帛画以有序的层次，展示了汉初人们观念中的宇宙图景。取自远古神话的大量形象和按照现实描绘的人与物，构成天、地、人相沟通的境界。

帛画出土之前分别放置在两墓内棺的板上，是葬仪中用以表示招魂、导引后随葬的旌幡，又称“非衣”，因而其主题是灵魂升天。画中人物正行进在通往“天国”的途中，天上日月并辉、明乐环响，龙、豹、翼鸟、玉璧等均是吉祥、护佑的象征。

在三号墓棺室西壁的一幅帛画长212厘米，宽94厘米，描绘了盛大的车马仪仗场面。

左上方有两行人物，文武属吏簇拥着戴冠、着袍、佩剑的墓主向前行进，队列前有五层高台。左下方有100多人组成的方阵，阵中是正在鸣金击鼓的乐队。

右上方有4列驷马车骑，右下方有14纵列共100余骑从，画中所有的人物、车马都面向墓主人方向。

有人认为这幅画描绘的是誓社、耕祠场面，也有人根据所绘的大都是武卒、车骑，认为描绘的是接受墓主检阅的仪仗。

三号墓的另一幅帛画为导引图，长100厘米，宽5厘米。以红、蓝、棕、黑等颜色描绘男男女女做健身运动，共有4排44人的形象。

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有的着长袍，有的穿短裙短裤，还有的裸露着上身。

运动的类型有伸展、屈膝、转体、跳跃等肢体运动，也有使用棍棒、沙袋、球类的器械运动，还有模仿熊、鹤、鸟等各种动物姿势的运动。

根据人物动作与旁边的题字，可知是一幅关于运动的画作，定名为《导引图》。

马王堆汉墓的随葬品中还有纺织品和衣物200余种。其中包括了汉代丝绸品种的大部分，如平纹组织的绢、缣、纱，绞经组织的素罗和花罗，斜纹组织的绮、锦、绒圈锦，袋状组织的绦带以及彩绘印花纱，还有大麻和苎麻制成的粗细麻布等。

在三号墓东边箱子的长方形漆盒中，发现有大批的帛书。这些帛书是唯一可以和千年女尸媲美的东西。帛书又名缯书，它以白色丝帛为书写材料，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

马王堆汉墓的帛书共有28种，12万字，破损比较严重。帛的高度大致有两种：整幅48厘米和半幅24厘米。画表、图用的帛，幅面大小视需要而定。

帛书一般都是把帛横摊着从右端开始直行写下去。有的先用墨或朱砂画好上下栏，再用朱砂画出07厘米至08厘米宽的直行格，此即为后代的“朱丝栏”。

帛书有长有短。短的，一段帛上只写一种书或画一幅图；长的，写完一种书或画了一幅图后，并不剪断，而是另起一行接着书写或画另外的画。

帛书的体例不一，有的在第一行顶上涂一黑色小方块做标记，表示书从这里开始；有的则没有画行首的标记。有些书是通篇连抄，不分章节；有些用墨点记号分章；有些则提行另起章节。大部分帛书都没有书名。有标题的，一般都写在文章的末尾，并记明字数。

自从秦代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作为全国标准字体之后，还规定隶书作为日用文字，通行全国。到西汉初年，随着社会的发展，汉字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据初步推断，马王堆三号墓的这一批帛书，抄写的时代可能有先后，也不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可能抄写的人对汉字发展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字体既有小篆，也有隶书，同时还有正在蜕变中的各种过渡形式。

整个帛书上的文字代表了这一时期字体的全貌。除了字体之外，另一个特点就是假借字多，简化字多，这些情况进一步表明，在秦统一文字后，西汉初年文字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过程中。

从马王堆三号墓的这批帛书的内容看，只有少数几种流传下来，而大部分是久已失传的佚书。书的内容以古代哲学思想、历史为主，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各种杂书。

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在这些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之中，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

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老子》乙本、《九主图》、《黄帝书》。其中，甲、乙本《老子》为所见最古的本子。

兵书类的有《刑德》甲、乙、丙三种。

数术类的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其中《五星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天文书。

方术类的有《五十二病方》、《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其中《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的最古老的医书。

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三幅地图。

帛书的出土，不仅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订正了史书的记载，还可以作为校勘某些传世古籍的有力依据。同时，在文字学、训访学、音韵学等方面，也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同时，马王堆汉墓还发现有瑟、竽、笛、琴、竽律等五种乐器。另外还有和木俑附在一起的模型乐器钟、磬、筑等三种。

此外，在三号墓的遣策中，记载了不少歌舞、乐器的名称，如“楚歌者”、“河间舞者”、“郑舞者”、“建鼓”、“大鼓”、“钟磬”、“郑竽瑟”、“河间瑟”等。从中，一方面能了解轪侯家轻歌曼舞的奢侈生活，另一方面也能增进我们对汉代音乐文化发展水平的了解。

其中一件黑漆瑟有25根弦，长116米，宽039米，中部高01米，是一张木质的弦乐器。它的瑟面成拱形，中间是空的，下面嵌有1厘米厚的底板。首尾髤黑漆，其余光素。

另一件黑漆七弦琴长082米，底板长051米，是木质的弦乐器。它通体黑漆，头宽尾窄，面圆底平，面底可以分开。面板木质松软，似为桐木，底板木质坚硬。面底各有一个“T”形槽，合起来形成共鸣箱。琴面有七条弦痕。

马王堆一号墓有漆器184件，三号墓有316件，合在一起正好是500件。这样大量的漆器出土，在我国是第一次。

这些漆器种类繁多，有盛装食物的鼎、奁、盘；有装酒或盛肉羹的锺、壶、钫；有喝酒或喝汤的耳杯、卮杯；有舀取食物的勺、匕；有盥洗用的盆、匜和沐盘；有盛托餐具的平盘和案；有放置各色各样梳理和化妆用具的多子奁盒；有娱乐用的博具；有日常生活用具和摆设如屏风和几等；还有专用以挂放武器的兵器架。

各式器形达20种以上，其中漆耳杯占漆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堪称是汉代漆器的杰作。

这些漆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新”，光彩夺目，仿佛是刚加工过似的；二是“组”，这些漆器大多成组地出现，有专用于宴请宾客的，有专用于祭祀神灵的，如鼎、盒、钫、盘、匜等，这些都是过去少见的。

漆器大部分是木胎，只有少数奁和卮是夹胎。装饰花纹多为漆绘的红、黑和灰绿等色。纹样则以几何纹为主，龙凤纹和草纹为辅。

一些漆器书有“侯家”、“君幸酒”、“君幸食”字样，还有的注明器物容量。说明这些器具是由成都官府作坊制造的。它们制作精致，纹饰华丽，光泽如新。

造型最精致的是耳杯盒和圆奁盒，耳杯盒一件，椭圆形，两侧有半圆形的把手，盒内放小耳杯六件，重沿耳杯一件。

圆奁盒两件，一件双层，另一件单层，均内漆朱地，外漆黑地，表面绘红彩或作金银色泽的花纹，出土时均用绣花包袱包裹。双层奁盒直径35厘米，下层嵌放九件不同形状的小漆盒。

在众多的漆器中，有一件云纹漆鼎格外耀眼。这件漆鼎为椭圆球形，盖是球面形，上有三个橙色的环形钮，盖与鼎身用子母扣套合，鼓腹，底略呈环形。器口附两平直耳，有三个兽蹄形足。

鼎的表面髤黑漆，器内髤红漆。口沿绘有一道菱纹图案。盖和器身绘红色和灰绿色涡卷纹和方连纹等组成的几何云纹。足部用朱漆绘兽面纹，两耳云纹。鼎底部均朱书“二斗”两字，表示出了这个器物的容量。

马王堆汉墓随葬的土笥共48件，多数在西边厢，东边厢和南边厢内也有一些。

竹笥是一种长方形竹箱，由上盖和底箱套合而成，“人”字纹编织，周边用竹片加固，并以藤条穿缠。

竹笥一般长05米，宽028厘米，高015米。其中装盛缯帛服装的竹笥较大。竹笥外面全部用染色的绳子缠缚，并加封泥印和系挂木签。

根据笥内遗物和木签上所记载，笥内随葬品大概可以分为丝织品、食品、草药类、明器等。

丝织品有六笥，其中衣笥二，缯笥二，另有二笥装香囊、鞋及丝织物碎片；食品是笥内随葬品中的主要部分，达到37笥；草药类有一笥，可辨识的有木贼、花椒、桂皮等；明器类有4笥，共计有泥珠一袋，木象牙8件，木犀角13件，木璧23件。

马王堆汉墓中还发现有一些制作精美、形象逼真的木俑。其中一号墓有100多件，三号墓有30多件，它们分大型和小型两种，大型木俑出于东、南、北边厢，小型木俑出于中棺和内棺之间的隙缝中。

小型木俑除了三件着丝麻衣的以外，皆以小树枝劈削，墨绘眉目而成，以麻绳编结为两组。大型木俑分立俑和坐俑。

大木俑有的着衣，有的彩绘，服饰，发髻略有区别，着衣俑的服装有罗袍、绣花袍和泥银彩绘袍等，衣袖内系用细竹条支撑。

彩绘用系先在木头上雕出服饰轮廓，然后用红黑彩色绘出绣花袍、菱纹袍等的纹饰。

马王堆出土的木俑大多都是用来盛放肉食品、谷物、果品和香料的竹笥，制作精美，形象逼真。

各种各样的木俑中，尤其以女性木俑最引人注目，一号汉墓中有一件女舞俑，高47厘米。舞俑腿部微曲，好像正在蹈足起舞。舞俑体态袅娜，有曲线美；舞姿轻盈，有动感美；奋袖蹈足，有造型美。制作木俑的艺术家，仿佛赋予了舞俑生命似的，让她在人们面前轻歌曼舞。

一号汉墓还有一件著名的歌俑，高32厘米，是跪坐着的。脸丰满，高鼻梁，丹凤眼。她经过精心打扮，脸上打了白粉，眉形修长，双唇涂了口红。清秀的面容上，流露着轻淡的笑意。

在众多木俑中，其中有一组木俑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由五位乐师组成。其中两位乐师，站在地上，手中拿着吹奏乐器，其余三位乐师跪在地上，用来弹奏的乐器置于地面，摆放在身前。

在乐队俑的对面，放置漆几、屏风、手杖、绣枕、香囊、奁盒以及满盛食物的漆案，这种搭配与设置，当为模拟墓主人生前歌舞宴饮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