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不仅是美丽的女性,而且是敢于追求爱情、挑战封建礼教的女性。从《孔雀东南飞》可以看到刘兰芝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女性呢?
勤劳善良,追求爱情,有毅力勇敢反抗的精神品质刘兰芝和焦仲卿结婚后,焦仲卿经常住在县厅,几乎没有时间回家。刘兰芝要照顾好公婆,耐心地照顾好小姑子。这段时间婆婆对刘兰芝百般挑剔,刘兰芝为了初重庆和家庭忍受婆婆的恶意压迫,精心照顾家里的一切。“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却因为不得婆婆满意被遣还回家,被兄长逼迫嫁给他人。为了与无情的哥哥斗争,她决定投身江河,表达对自己爱情的忠诚和对逼迫再婚的反抗。
传统礼教制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自从刘兰芝被焦母遣返后,当时的社会遣返并不意味着身为女性的刘兰芝在这个社会失去了基本价值。相反,刘兰芝被遣返后不久就有县令的儿子和太守的儿子找上门来,这足以证明刘兰芝的个人魅力没有随着遣返而贬值。可以证明刘兰芝本人对这种事的内在认可。顾名思义,无论在字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虚与委蛇,从刘兰芝承诺的那一刻开始,其就已经与所谓的传统礼教制度的叛逆者这样的一个身份背道而驰了。其次,我们说,刘兰芝在回到家中之后,在面对兄长的威逼之下,无奈所作出的举动“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泉”上来看,与其说是刘兰芝在面对庞大的社会礼教压力所选择的对抗,倒不如说她妥协了。
从传统的礼教制度来看,妻子被驱逐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这种社会风气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但正是这种风气,刘兰芝反而有勇气抵抗,做出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反击,在当时的社会中可以说是一种“壮举”。
刘兰芝回家后,首先是县令遣媒为他刚满十八岁的第三个儿子求亲,做母亲的理解女儿的心情,在女儿的求恳下代为谢绝了不久,太守造县丞为他的五少爷求婚当母亲再次准备为女儿谢绝时,她的兄长出面干涉了,在旧社会长兄代父啊,而家庭又是认男子为主的,于是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纳采行聘,选定了良辰吉日,准备迎亲过门刘兰芝默不作声,只有用手巾掩口啼泣,眼泪哗哗地直流,所谓“腌腌日欲瞑,愁思出门啼”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
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
《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
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
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
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
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
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也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刘兰芝要织布还有一层考虑。
纺织是治家之道,在古代被称为“妇功”,为妇女“四德”中的重要内容。西汉《礼记·昏义》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同“三从”一样,“四德”也是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织布更是每个家庭主妇要操持的技能和实践。
由此可见,家庭状况、伦理文化都要求刘兰芝要没日没夜地纺织。
刘兰芝织布的背后
刘兰芝辛苦织作,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汉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表现出“男耕女织”的组织形态,即男子在田间从事农业活动,女人在家进行纺织活动,两者共同劳作来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这是汉代社会最为和谐的一幕。
事实上,早在汉初,统治者就非常重视“男耕女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载: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这段话深入阐述了发展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的重要意义:不发展农业,人民吃不饱肚子会造反;不发展家庭纺织业,人民衣不裹体,也会造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代大力提倡耕织,女性并不因家庭出身而享有免于纺织的特权。汉代社会上至官僚贵妇,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参加纺织活动。东汉时期临朝称制十六载的邓绥,出身官宦世家,幼年喜好研究诗书典籍,遭到了母亲的呵斥,从此白天纺织刺绣。女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公务员家庭的刘兰芝了。
综合史料来看,汉代女子从事纺织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是保证家庭成员穿着保暖。
“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小农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家庭穿衣很大部分是自织自裁。
二是用于国家支付。
汉朝政府支付多用黄金或钱,东汉则布帛多于黄金,商品关系进一步复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税收的布帛数量也相应地增加,汉武帝在一次东封泰山的活动中,仅赏赐的布帛,就多达100多万匹。
三是发展对外贸易。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丝绸需求量的飞速增长,除了官营丝绸生产外,每个家庭中纺织丝绸妇女的劳动量逐步加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女性活动,尤其是纺织活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结语
《孔雀东南飞》以一个令人不安的倾诉开头,以一个无比惋惜的悲剧收场。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多才多艺,焦仲卿款款深情,最后却走上为爱情殉葬的道路。这种悲剧,源于焦母与刘兰芝关系的恶化,并通过织布这一载体传递出来。在布帛异常丰富又极为紧俏的汉代,年轻的主妇们构成了家庭纺织的主体。她们常常因婆婆或丈夫的不断追利,而承担力所不能及的纺织任务。这是当时家庭不和谐,甚至瓦解的一个重要诱因。
值得一说的是,在“男耕女织”的两汉社会,纺织品一再成为国家需求,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也是相对的,当时的社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也有渐渐成型的礼教渗透,所谓“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逐步使女性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孔雀东南飞》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刘兰芝织布的背后是家庭和时代的悲凉。
刘兰芝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女子,遵循古时极为崇尚的三从四德,而她和焦仲卿最后的结局则是封建爱情的必然结果。当然,刘、焦二人的悲剧与他们的性格也有很大关系。现在,从刘兰芝的形象特点来分析《孔雀东南飞》这个经典故事。
刘兰芝是一个才女。文中多次提到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古代来说,一个女子能做到这些是可以算有才的了。
刘兰芝吃苦耐劳。“鸡鸡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很好的说明了刘兰芝的心灵手巧和任劳任怨。一个弱小女子每日勤于机织,还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刘兰芝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婆婆故意刁难她,她却在被婆婆逼走的时候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足以看出她是多么善良。另外,焦仲卿告诉她过段时间再去找她的时候,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能不能再回来,而是只希望焦仲卿可以记住她,这是真诚的爱。
既然刘兰芝有才华、能吃苦又知书达理,为什么最后却不能和焦仲卿在一起呢?原因就在于刘兰芝本身很软弱,什么事情都是逆来顺受,从来没有想过反抗。婆婆欺负她,她忍气吞声,让她走她就走;哥哥逼她嫁人,她就答应下来。她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去反抗,当然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她,是封建思想戕害了刘、焦,更注定了他们的悲剧。
对于刘兰芝的悲剧命运,大家分歧很大,争论不休,我自己静下心来想想,刘兰芝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刘兰芝和婆婆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可见,刘兰芝已经不堪驱使,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而焦母则说“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根本没有给焦仲卿留什么挽留的余地。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而刘兰芝却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兰芝平时是怎么做的呢?“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如此勤苦,婆婆还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谓言无罪过”仍更被驱遣“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不是刘兰芝做的不好,而是婆婆太挑剔。刘兰芝作为富家女子,从小的教育是优良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切都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而且即便是刘兰芝要离开的时候,依然去拜别公姥看,“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嘱咐小姑子“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刘兰芝的一言一行有礼有节,无可厚非。但是婆婆依然不依不饶,“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如此绝情。刘兰芝亦反复申明“不堪母驱使”。可见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兰芝必走无疑。即便是这次如焦仲卿所愿,回了娘家再接回来,接回来以后呢?岂不是依然如此?婆媳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刘兰芝在家庭里面依然得不到焦母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依然过着辛劳且没有自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对刘兰芝来说依然是无法忍受的,你想改变焦母也是不可能的,让自己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低眉顺眼,阿谀逢迎,没有尊严的活着,也是不可能的,谁也改变不了谁,结果只能是离开,决绝。“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一走了之!刘兰芝和社会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在那样的社会背负的太多,恶婆婆的折磨,娘家父兄的逼迫,太守婚事的无法拒绝,丈夫的懦弱和谴责,爱情的不可保全,都是围绕在刘兰芝身边无可逃避的现实环境,面对这些,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女子出路在哪里?你或许会说,刘兰芝面对婆婆,可以忍一忍,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好了;你或许会说,父兄的建议也是为了妹妹好,刘兰芝听从哥哥的建议,选择再嫁,可能是更好的归宿;你或许会说,虽然被焦仲卿遣回家,但是县令和太守相继来求婚,自己的身价岂不是更高了?可是,为了尊严和自由,刘兰芝已经无法和婆婆安然相处;为了捍卫爱情和承诺,刘兰芝不愿意选择再嫁;为了不连累家人,刘兰芝没有办法拒绝太守家的婚约。如果刘兰芝能够和社会妥协,抛弃自己的坚守,那就不是这个冷静、觉醒、有反抗精神的刘兰芝了。这样的社会容不下这样的刘兰芝,这样的刘兰芝在这样的社会无法找到真正自己。这个时候的刘兰芝面对的社会就是铜墙铁壁,根本无法突围。可见她和社会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她已经无路可走。刘兰芝和自己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对自己不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从刘兰芝决定离开焦家的时候开始,刘兰芝应该就已经做好了和这个折磨人的社会决裂的准备,从她决议离开,就放下了,放下了对焦仲卿的依恋,放下了对男人的依附,她独身孤勇的毅然前行,她要和自己的命运去做勇敢的抗争。她的性格是刚烈的,不是懦弱的,她的选择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跟《氓》中的卫国女子不同,刘兰芝一开始就不认命,自始至终就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希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没有自我的活着。这样的性格的女子注定是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宁可带着对焦仲卿的爱以赴黄泉,完成“不负韶华不负卿”的誓愿,也不和自己的至情至性相妥协。就是这样的刘兰芝,她选择了离开就是选择了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誓死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至于爱情,她只能放在心里,只能带到另一个世界了。这就是她无言的呐喊,这就是她掷地有声的承诺,这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这,才是我心中的刘兰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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