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诗歌《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遭遣的原因有哪些？

首先，我们看看古代女子会因为什么原因而遭夫家驱逐。《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很明显焦母压制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

从文中看，刘兰芝美丽善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焦母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媳妇呢？

其实，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焦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陷之词，其实，这是焦母的心理话，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刘兰芝自己辩解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我们从文中也看到刘兰芝是一个很温顺而懂礼节的女子。问题在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没有说错，矛盾也正是在这里。

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表现在：

一、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慧，深感悲剧结局的难以挽回。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乃更被驱谴，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刘兰芝的行止见识明显超过焦仲卿，这固然有刘兰芝自身聪颖敏锐的因素，还有刘“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封建的一套道德观念在农村的统治相对薄弱）”和刘的母亲相对比较开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刘兰芝作为一个媳妇承受着更多的和更直接的来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权思想和家长制度的迫害和摧残，

二、坚持个性有主见，维护尊严不屈服。

比如，“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争取主动，维护尊严。

又如，离开焦家前“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的一段描写和“上堂拜阿母”的一席不卑不亢的言辞，更表现了刘兰芝的沉着镇静，遇事有主见，有礼有节，处处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又表示了对焦母——自己的对手——应有的尊敬，甚至同情，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紧接着是“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对此，我们通常理解成这段话表现了刘兰芝的善良，但在善良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复杂的感情：眼看着小姑长大了，等待着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自己的母亲还比较开明，而焦母却是这样一个专横的家长，可怜的小姑啊，可怜的女人啊，我们女子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为什么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刘兰芝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尽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

刘兰芝令焦仲卿着迷，焦母并没有因为儿子与儿媳的关系好而感到高兴，反而“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用现代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就是“母子情结”。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学说”。从课文中来看，焦母成为寡妇后，和仲卿相依为命。在仲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情感。焦刘的夫妻情深引起焦母的无意识嫉妒，而且自古以来，中外婆媳矛盾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 另外曹禺在《原野》里，针对又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曾借焦大星之口叹道；“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人们进一步人类自身的心理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作家们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剖析。

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有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显然，作者运用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来重新解释这一古老的悲剧。由此看来，焦母的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具有普遍性。

焦母恐惧了，焦母愤怒了，这个家长要尽其所能把儿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有着强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封建家长一旦被触怒，等待着这一对渴望爱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在美与丑的斗争中，尽管美被毁灭了，但是，她在毁灭之前和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将长留人们心底。这便是我对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悲剧的重新解读，也是对“刘兰芝缘何被潜”这一问题的看法。

日前见过安徽太和中学张绍良老师的一篇题为《谁该为刘兰芝的死负责》的文章，他的观点是“

刘兰芝的死她自己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理由是：

刘兰芝对焦母不该逆来顺受；刘兰芝对焦仲卿不该言听计从；刘兰芝对哥哥不该缺乏反抗；刘兰芝对母亲不该完全服从。读后颇有芥蒂，对张老师的观点，实在是不敢苟同。

刘兰芝该不该逆来顺受呢？不该，可是刘兰芝别无选择。

我们且顺着张老师的论据来一一分析。

百行孝为先，刘兰芝不敢反抗焦母，她顶不起一个不孝的罪名，她没反抗，焦母都还说她“举动自专由”——不孝呢。

尽管刘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婆婆）还是“嫌迟”。这是明显的鸡蛋里挑骨

头。那么，焦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推想起来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兰芝分享了他对仲卿的爱。一个孤儿寡母的家庭（文中没有关于焦仲卿父亲的片言只语的叙述，如果有焦父，焦母也未必能如此一手遮天，所以我假定焦父已死。其实，在授课中我们也是这样假设的，这个当是众多老师的共识吧），很难容忍一个“外人”的介入，特别是一个与家长（寡母）在感情上分庭抗礼的女人。对于一个寡母来说，儿子是他的全部寄托，儿子的爱应该全部由她独享，尽管到了娶妻的年龄不得不给他婚配，但感情上，寡母是极不情愿的，如果这个寡母再自私狭隘的话，那么无论谁嫁给这个儿子都不会被这个寡母待见的，她必然会利用家长的权威发泄自己的怨恨，从这一点上说，即使不是刘兰芝而是什么张兰芝李兰芝，其结果也是一样，必然是你再优秀也不会被婆婆喜欢的，或者你太优秀了更是对她的爱构成了威胁，你越是优秀她越是要除掉你。刘兰芝说“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也是这个意思。从这个层面上讲，即使是阿母看中的东家贤女秦罗敷的下场也不会好到哪去。另一个原因呢，可能是刘兰芝没有生育。刘兰芝嫁到焦家的时间当不少二三年，这是焦仲卿亲口跟母亲说的——“共事二三年”，我想焦仲卿此时应该尽量往短了说，以便为刘兰芝的没有生育遮掩，推想嫁到焦家三年当比较合适。三年而没有生育，对于一个寡母来说，是一件非常难以容忍的事，所谓的“久怀愤”应该是这个原因，但焦母面对着成年的儿子说不出口，她只能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在古代，没有生育的责任是完全推在女人的身上的，没有人会关注“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个客观原因。而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刘兰芝一直不生育，就是最大的不孝。在汉代，不顺从父母（只要父母认为是不顺从即可），无子，被排在妇女“七出”中的前两位，而刘兰芝的事恰是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刘兰芝自己当然也不会一点也想不到。就算是焦家有族长，族长首先是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他会向着被焦母称为“举动自专由”（也就是不顺从）的刘兰芝说话吗？如果焦母提出兰芝不生育，族长会不听从焦母的安排？出妻之事，在男权社会实在是区区小事，族长是不是懒得管都难说，刘兰芝能不能见到族长也是个未知数，还何谈请族长评理呢。在封建社会，家长就是公平与否的天平。《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广汉人庞盛的女儿嫁给本郡人姜诗为妻，姜母喜欢喝长江的水，儿媳到江边汲水，家距长江六、七里路。一次，庞女取水正遇到大风，未能及时赶回家，婆婆口渴，抱怨媳妇不孝，姜诗大怒，就把妻子休掉了。这个庞女比刘兰芝冤多了，不是也只能听凭处置。所以，刘兰芝除了被遣已别无选择，她能在被遣之前主动提出回家，已经是间接的反抗了。刘兰芝不逆来顺受，她难道敢出言不逊？

正如张绍良老师所说的：“刘兰芝是个痴情的女子”，她深爱着焦仲卿。在古代，女人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交往，一生只能守着公婆和丈夫儿女度过，刘兰芝没有儿女，婆婆又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她的全部幸福都寄托在了丈夫的身上。兰芝可能明知道丈夫抗不过婆婆，明知道“卿但暂还家”是权宜之计，明知道“不久当还归”是空头支票，可是，她当然希望这些都不是真的，她仍然希望事情会有所改变，所以她说“不久望君来”，难道我们连这一点儿希望也不允许她有吗？就算焦仲卿有“致命的弱点”：软弱、自私，可是，谁让兰芝爱他了呢？爱情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如果爱情能够理智的话，就没有爱情了。并且，到了此时，兰芝除了丈夫这唯一的依靠外，她还能指望谁呢？虽然稻草救不了命，但总比没有稻草的好吧？至于“刘兰芝已经‘举身赴清池’了，焦仲卿竟然还在庭树下‘徘徊’”，我想徘徊的焦仲卿此时想的更多的是他的老母，作为儿子，母亲再不好也是母亲，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就是为了养老送终的，如今他为了妻子抛弃了母亲，让一个老人孤独地过这下半生，无论如何是不孝的，如果焦仲卿果断地“自挂东南枝”，就不是软弱的焦仲卿，更不是一个孤儿寡母的儿子了。刘兰芝未必想对焦仲卿言听计从，可是此时此刻，她除了对焦仲卿言听计从，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第三、刘兰芝对哥哥该不该缺乏反抗。

这就涉及到三从四德的问题了，所谓的三从就是：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刘兰芝的父亲是否活着？这刘父与焦父一样，原文中没有提及，我们也大都认为是死了，那么兰芝就无父可从了，然而似乎可以从母的，因为这时候刘母就是家长了。但三从中还规定“夫死从子”，也就是说按规定，母亲也得听兄长的，那么兰芝当然得听从哥哥的了。说到这里，有个矛盾，那就是刘母从子，焦母为什么就不从子呢？这是礼教规定上的矛盾，儒家伦理中有“尊母孝母”的传统，母亲对儿子拥有相当的权利，即使是贵为天子也不能违背母后的旨意，这一点当不用我举例，母后专权的事几乎哪朝哪代都有，电视上早已滥觞，谁都知道的。但是，历史上也有过记载：春秋时鲁国一位寡妇，有九个儿子，岁末祭祀完毕，她想回娘家探望，根据“夫死从子”的礼规，需经儿子们的同意；她召集儿子商议，得到儿子们的许诺后，她又嘱咐九个儿媳看好门户，说自己晚上一定回来；结果她回到自己家时还没到晚上，就在门外等到天黑下来才进门，这件事被鲁国的大夫看见了，表扬她守礼。（《稗官女史：中国女性纪传体通史》）那么，到底是应该从子还是应该从母呢？这大概就要看夫死的这位寡妇本人以及儿子的选择了，选择哪个都不为过。当然，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选择从子的并不多，但不能以此就否认从兄可以忽略，因为你回到娘家，是要消费娘家的衣食的，娘家的衣食哪来的？兄长挣来的。所以兰芝说“中道还兄门”而不说“中道还家门”，因为女子出嫁后，娘家就不是自己的家而是兄弟的家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谁家白养着一个人也不是个小数目，哪个女人会不想到这一层呢？何况从刘兄的语言来看，也的确是“性行暴如雷”，这样的哥哥能养妹妹一辈子吗？从那句“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我们已约略看出刘兰芝一辈子呆在兄家的可能性有多小了，那句话的言外之意似乎就在说：这么好的人你不嫁，难道想让我养你一辈子吗？所以刘兰芝马上就答应改嫁了。按照张老师的说法是刘兰芝就是奴隶本性，没有反抗意识。刘兰芝真的想做奴隶吗？她不想，他答应改嫁的话不卑不亢：“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

，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有“理”有“礼”（

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情有义（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她已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抗了，难道还想要刘兰芝死赖在兄家不走才算不是奴隶？那就不是那个时代的刘兰芝了（即使在现在，一个女人这样做也算是脸皮不薄了）。如果兰芝再有一个悍嫂，恐怕就很难在娘家生活下去了。而有个悍嫂的可能性是有的，因为有悍兄在前。

剩下的就是刘兰芝对母亲该不该完全服从了。

正如张老师分析的那样，刘母是理解女儿的好母亲，她想护着女儿，但是后来也在刘兄的“逼迫下放弃了原则”。这恰恰说明刘母是做不了刘兄的主的，这一方面是从子，另一方面也是从理。假设刘兄有妻子的话，这个婆婆在这时是很难做的。如果她硬留下女儿不嫁，到了她老了的时候，儿媳妇要是让她找女儿养老去，她可拿什么话应对？一个端着儿子媳妇饭碗的老太婆，她也只能委曲求全。这又说到了焦母身上了，那焦母为什么就不能委曲求全呢？这问题大概就在家庭环境上了，从焦母说仲卿“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上来看，焦家不是普通人家，那焦母就是老夫人了，她的地位也许到不了《红楼梦》中贾母的程度，但家长的权威是绝对不含糊的，这样的家庭中当然不会有“性行暴如雷”的儿子，焦仲卿只能是顺从的。刘家是什么样家庭呢？原文中没说，但焦母“汝是大家子”这句话中隐约可以感觉到焦母不满于刘家的地位不如焦家，那么刘家就是普通人家了。一个普通人家中的儿子“性行暴如雷”是可能的，因为刘母多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娘家做后台。焦母的儿子顺从，刘母的儿子不顺从，或者说刘兄不孝，但没有谁能确定儿子天生就是孝还是不孝的，生下他就得养大他，至于长大的了的儿子不孝了，那也只能是由他去，一个越来越老的妇人能把越来越强壮的不孝儿子怎样呢。家庭里的事也是东风与西风的关系，谁强硬就是谁掌控了，当然，前提是东风西风都有可能掌控，诸如刘兰芝这样在娘家在婆家都不在东风西风之列的人，就永远只能任人宰割了。她不完全服从母亲又能怎样？连母亲还得服从哥哥呢！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刘兰芝为什么一开始同意改嫁，在焦仲卿的言语刺激下却投水而死了的问题。我想，这不是刘兰芝的脚踏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也不是她朝三暮四。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是因为绝望。那么此时如果说刘兰芝还有点儿希望的话，就是焦仲卿的爱了，哪怕这个爱是不能长相厮守的，但也足以给寒夜中的兰芝一点儿温暖，刘兰芝在不得已改嫁后，还可以留着这个皮囊守着这最后一缕心魂。可是，焦仲卿的一番话彻底掐灭了这一豆灯光，刘兰芝已经彻底没有生的理由了，所以她“举身赴清池”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我们也不要再责备焦仲卿了，一个在那样母亲的管束下性格软弱的儿子，最后能“自挂东南枝”已经是壮举了，还要求他不得“徘徊”，于情于理，都有点苛求了。

刘兰芝一定不是封建社会的孤例，她是千千万万在几千年吃人的封建礼教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无辜女性的缩影，让她们奋起反抗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历史人物，用当前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不仅是违背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永远不会对历史人物得出一个正确的评价。

我复制过来的，仅供参考满意答案有两种考虑，一是刘兰芝脱鞋纯属偶然行为，没有必然性，不说明当时有什么礼俗要求死前要脱鞋，或自己脱鞋有什么用意，想想，现在人跳水也有可能先把自己的鞋子脱掉，这个是个别行为就不能反映出什么社会习俗了。

二是，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仅做一下推断或猜测，供你参考。

古代礼仪的规范是入室脱鞋以示尊敬：“宾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屦跣而走。”这都说明古人在室内是不穿鞋的；此外还有曹操赤脚迎许攸的佳话。汉时规定：有罪的人不准着履。《汉书匡衡传》载：“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谒者诏衡冠履。”又，《董贤传》：“（贤）诣阙免冠徒跣谢。”这可证明凡待罪者都跣足。

刘兰芝脱鞋一则是表示对丈夫的尊重，二则是自己自己在家不能侍公姥，返家辄遭鄙弃，在正统观点看来是不能恪守妇道的罪人，脱鞋以谢罪。

但另外一点是，刘兰芝会不会图“仪容轻便。”而脱鞋徇情，以鞋昭情呢,表明自己对夫君焦仲卿爱坚如磐石呢。 完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