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窦娥，刘兰芝，祥林嫂三个女性形象，思考中国悲剧和女性形象的关系

窦娥具有始终如一的善良而美好的品质。窦娥虽然家境贫寒，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然而正是这种经历，养成了她善良、孝顺的美好品质:她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十分孝顺;她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她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人贤惠;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她不仅为了使蔡婆免受毒打，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用生命为代价，含冤招承了药死公公之罪，而且还在被押赴刑场、即将被处斩时，还想到不能让婆婆看到自己的样子以免婆婆伤心难过。但是，窦娥又充满了反抗斗争的精神。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祥林嫂受封建制度压迫颇深的悲惨女性。这个旧中国的劳动妇女，只知在不断的劳动中，换取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最孽限擘自生活，她不断地挣扎着，可是那个罪恶的制度不能容纳她，在遭受夫死，被迫再嫁，后夫叉死，惟一的儿子又死等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她未老先衰，精神和身体完全垮了下来，最后孤零零地惨死在鲁镇人们祝福来年幸福的年三十夜的大风雪里

刘兰芝与祥林嫂，一个是精妙世无双的大家闺秀，一个是零落如尘芥的奴仆乞丐；一个为了爱情举身赴清池，一个因不能确信灵魂的有无而想死却不敢死的飘荡于阳间的幽魂；一个再嫁前以死抗争，一个抗争不成无奈妥协最终落得孤苦无依…… 二人的命运乍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却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首先，二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婆婆的手中，婆婆是她们婚姻生活的主宰者与操纵者。其次，二人后来都被逼迫再嫁，也都为拒绝再嫁而不断抗争，并不惜以生命为最终筹码。 刘兰芝，一个从小知书答礼、心灵手巧，无可挑剔的媳妇，婆婆却仍百般刁难。兰芝无休止地劳作，夙兴夜寐却换不来婆婆半点好感，婆婆仍不满于她的言行。面对仲卿地苦苦哀求，婆婆愤怒中夹杂着埋怨，“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也许婆婆要的是一个对自己更加言听计从，唯唯诺诺的儿媳，说此女有着“罗敷”般的姿容，是对儿子威逼的同时施以利诱。老太太为了遣兰芝回家真是下了一番苦心与决心，“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再来看祥林嫂，她初到鲁镇，人们从她口中获得的信息不多，甚至不知道她姓什么，却知道了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这个婆婆未出场就已经八面威风了。一出场果然与众不同。 而当婆婆接她回去时，可看出婆婆应付自如，说话头头是道，祥林嫂就显得忠厚老实，近于木讷，婆媳在力量对比上毫无悬念，在婆婆面前，祥林嫂也只能低眉顺眼了。但是，祥林嫂却又为何瞒着婆婆逃到鲁镇来做女工呢？也许婆婆过于严厉了，惯于逆来顺受的祥林嫂也忍无可忍了；也许婆婆早有了让祥林嫂再嫁的打算，“她婆婆来抓她回去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贺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花轿里抬去了。”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祥林嫂生活的时代与刘兰芝最大的不同便是贞节观念的畸形与顽固。不仅世人认为祥林嫂再嫁是罪恶，就连她自己也一直以再嫁为耻，精神萎靡，心怀恐惧。但是婆婆为何对此全然不顾呢？因为她牺牲了祥林嫂的名节，却可以再换一个儿媳入门，“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哪有这一注钱来做聘礼？……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真是精明至极，她才不会去管祥林嫂的死活呢。 刘兰芝与祥林嫂生活于不同的时代，却上演了类似的悲剧，她们都被各自的婆婆强行推到了悲剧的舞台上，之后婆婆们退居幕后，任凭她们在台上继续演绎充满血泪的悲剧。但是与其说是婆婆们的逼迫，还不如说是封建礼教的禁锢与束缚。当然，封建礼教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在相距数百年的两个悲剧里，封建礼教却又呈现出了一种相同，亦或可以说就是一种延续，兰芝的婆婆，祥林嫂的婆婆，她们都是各自家庭的直接领导者，而且是说一不二的专制独裁者，她们都是寡妇，两篇文章中都没有提及她们的丈夫，她们又都是封建礼教下的个例，所谓的“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在她们身上没有映现，儿女的婚姻大权完全掌握在她们的手中，因此，悲剧就必然而偶然地发生了。 兰芝回家后，仍对仲卿、对未来抱有一丝幻想与希望，但经不住“性情暴如雷”的兄长的训斥与逼迫，她暂时让步却不代表妥协，在大婚之前，她心意已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她死得很干脆，也给她的悲剧划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祥林嫂却没她那么幸运，“祥林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上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抬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擒住她也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祥林嫂虽然最终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但是也不能否认她也曾经以生命的代价作出过抗争。

在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不仅是美丽的女性，而且是敢于追求爱情、挑战封建礼教的女性。从《孔雀东南飞》可以看到刘兰芝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一位怎么样的女性呢？

勤劳善良，追求爱情，有毅力勇敢反抗的精神品质

刘兰芝和焦仲卿结婚后，焦仲卿经常住在县厅，几乎没有时间回家。刘兰芝要照顾好公婆，耐心地照顾好小姑子。这段时间婆婆对刘兰芝百般挑剔，刘兰芝为了初重庆和家庭忍受婆婆的恶意压迫，精心照顾家里的一切。“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却因为不得婆婆满意被遣还回家，被兄长逼迫嫁给他人。为了与无情的哥哥斗争，她决定投身江河，表达对自己爱情的忠诚和对逼迫再婚的反抗。

传统礼教制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自从刘兰芝被焦母遣返后，当时的社会遣返并不意味着身为女性的刘兰芝在这个社会失去了基本价值。相反，刘兰芝被遣返后不久就有县令的儿子和太守的儿子找上门来，这足以证明刘兰芝的个人魅力没有随着遣返而贬值。可以证明刘兰芝本人对这种事的内在认可。顾名思义，无论在字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怎样的虚与委蛇，从刘兰芝承诺的那一刻开始，其就已经与所谓的传统礼教制度的叛逆者这样的一个身份背道而驰了。其次,我们说,刘兰芝在回到家中之后,在面对兄长的威逼之下,无奈所作出的举动“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泉”上来看,与其说是刘兰芝在面对庞大的社会礼教压力所选择的对抗,倒不如说她妥协了。

从传统的礼教制度来看，妻子被驱逐并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这种社会风气已经传承了几千年，但正是这种风气，刘兰芝反而有勇气抵抗，做出自己认为应该做的反击，在当时的社会中可以说是一种“壮举”。

都是乐府诗集中所塑造的经典女性形象。

都年轻貌美，富有才华，智慧机敏。

都具有反抗精神。

都对爱情忠贞不渝。

不同：1、家庭背景不同

2、秦罗敷比刘兰芝更具反抗精神，因为刘兰芝最后屈服于封建势力之下，而秦却成功了。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