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真相是什么？

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主要是因为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并让焦仲卿休掉刘兰芝，还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深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有些婚姻观念根深蒂固。

通过读《孔雀东南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的原因。首先刘兰芝并不是传统封建礼教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型，刘兰芝是具有新时代个性，追求新思想的贤妻良母，很显然这样的儿媳妇是不被焦母所接受的。文中没有提到孩子，虽然刘兰芝已经在焦家两三年了，还没有生个孩子，在当时女人不生孩子，婆婆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其次刘兰芝的家庭背景跟焦仲卿相比较，是属于门不当户不对，焦母当然想找个大户人家的**。所以焦母让焦仲卿把刘兰芝休掉。焦仲卿被逼无奈，自古都提倡百善孝为先，因此焦仲卿不敢忤逆母亲，百般无奈之下，就暂时让刘兰芝先回到娘家。

焦仲卿和刘兰芝约定，等过些时日就把刘兰芝接回来。可是刘兰芝在家这段时间，他那个趋炎附势的哥哥竟然把刘兰芝许配给太守的儿子。刘兰芝无法推脱哥哥给安排的这个婚姻，因为他们是无法跟太守的儿子进行抗衡的，所以焦仲卿和刘兰芝选择一起赴死。

《孔雀东南飞》通过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当时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歌颂了焦仲卿和刘兰芝敢于追求爱情，忠贞于爱情的美好精神，讴歌了年轻人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的制度，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好向往。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不仅是一位美丽的女性，她还是一位敢于追求爱情，敢于挑战封建礼教的女性。在《孔雀东南飞》中可以看出刘兰芝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文章用了大量的短句来描绘出刘兰芝美丽温婉的形象。

刘兰芝遭到焦仲卿的休妻之后，她不甘以一副蓬头垢面的形象示人，即使在婆家生活的不愉快，准备回娘家时，刘兰芝精心打扮了一番。文中写到：“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作者用了短短六十个字，将刘兰芝化妆打扮的场景进行了生动再现。刘兰芝穿上了绣夹裙，画上了新妇妆，一位婀娜多姿、美丽的女子形象跃然于纸上。

除此之外，刘兰芝以一副隐忍、善良的形象示人。刘兰芝和焦仲卿成婚之后，焦仲卿经常在县衙居住，很少时间回家。刘兰芝既要悉心侍奉公婆，又要耐心照顾好小姑。期间，婆婆对刘兰芝百般挑剔，刘兰芝为了焦仲卿和家庭一直隐忍婆婆的恶意欺压，尽心尽力地打理好家中的一切。刘兰芝离开之后，抱着小姑难过的掉下眼泪。刘兰芝对小姑十分体贴，看着她渐渐长大，刘兰芝忍不住哭泣。

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塑造了刘兰芝多样形象特色，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扩展资料：

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

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

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

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

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

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

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描述的人物形象，则刘兰芝是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塑造的刚强形象。《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

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

《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

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

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

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

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

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也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刘兰芝要织布还有一层考虑。

纺织是治家之道，在古代被称为“妇功”，为妇女“四德”中的重要内容。西汉《礼记·昏义》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同“三从”一样，“四德”也是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织布更是每个家庭主妇要操持的技能和实践。

由此可见，家庭状况、伦理文化都要求刘兰芝要没日没夜地纺织。

刘兰芝织布的背后

刘兰芝辛苦织作，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汉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表现出“男耕女织”的组织形态，即男子在田间从事农业活动，女人在家进行纺织活动，两者共同劳作来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这是汉代社会最为和谐的一幕。

事实上，早在汉初，统治者就非常重视“男耕女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载: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这段话深入阐述了发展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的重要意义：不发展农业，人民吃不饱肚子会造反；不发展家庭纺织业，人民衣不裹体，也会造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代大力提倡耕织，女性并不因家庭出身而享有免于纺织的特权。汉代社会上至官僚贵妇，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参加纺织活动。东汉时期临朝称制十六载的邓绥，出身官宦世家，幼年喜好研究诗书典籍，遭到了母亲的呵斥，从此白天纺织刺绣。女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公务员家庭的刘兰芝了。

综合史料来看，汉代女子从事纺织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是保证家庭成员穿着保暖。

“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小农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家庭穿衣很大部分是自织自裁。

二是用于国家支付。

汉朝政府支付多用黄金或钱，东汉则布帛多于黄金，商品关系进一步复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税收的布帛数量也相应地增加，汉武帝在一次东封泰山的活动中，仅赏赐的布帛，就多达100多万匹。

三是发展对外贸易。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丝绸需求量的飞速增长，除了官营丝绸生产外，每个家庭中纺织丝绸妇女的劳动量逐步加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女性活动，尤其是纺织活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结语

《孔雀东南飞》以一个令人不安的倾诉开头，以一个无比惋惜的悲剧收场。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多才多艺，焦仲卿款款深情，最后却走上为爱情殉葬的道路。这种悲剧，源于焦母与刘兰芝关系的恶化，并通过织布这一载体传递出来。在布帛异常丰富又极为紧俏的汉代，年轻的主妇们构成了家庭纺织的主体。她们常常因婆婆或丈夫的不断追利，而承担力所不能及的纺织任务。这是当时家庭不和谐，甚至瓦解的一个重要诱因。

值得一说的是，在“男耕女织”的两汉社会，纺织品一再成为国家需求，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也是相对的，当时的社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也有渐渐成型的礼教渗透，所谓“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逐步使女性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孔雀东南飞》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刘兰芝织布的背后是家庭和时代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