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情悲剧《孔雀东南飞》的背后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

《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咱们中学就学过这篇课文，讲述了一对夫妇被迫分离双双殉情的爱情悲剧，被称为东方版的《罗密欧与茱丽叶》。

话说在东汉末年的庐江郡，刘家有女初长成，名为兰芝。其嫁给了庐江小吏焦仲卿为妻，两人情深惟愿琴瑟在御，岁月静好。不过，对于刘兰芝来说，婚后的生活并不是二人世界，而是要面对刘家一大家子人。且当时夫君焦仲卿远在府衙当差，独留刘兰芝一人在家照顾婆婆和还未出嫁的小姑。刘兰芝生得贤惠，每日辛苦劳作，没有丝毫怨言。但即使如此，却依然讨不到婆婆欢心，整日遭受横眉冷眼。

刘兰芝心中有苦，却又无处发泄。只能是在焦仲卿回家后，悄悄与其倾诉。焦仲卿心疼爱妻，随即找到母亲，给妻子说好话。但此举却让焦母更加气愤刘兰芝，认为是其巧舌如簧，在挑拨她们母子之间的关系，于是焦母借机勒令儿子休妻，之后再娶新妇。

而焦仲卿虽心中不愿，却拗不过母亲苦苦相逼。为了安抚母亲，只得先委屈刘兰芝，让她暂时先回娘家。等到他自府衙把事情忙完回来，再好好处理这件事情，迎她回家。刘兰芝无错却被休弃，心中自然是不服，但感念夫君两头难做，遂答应了他，还将丰厚嫁妆留下，意思就是告诉夫君，自己会回来。离别之时，她还与焦仲卿许下永不相负的誓言。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不是他们所能预料到的。刘兰芝乃是当地美人，追求者众多，只是后来嫁做人妇，大家这才纷纷作罢。如今被休返家，大家又重燃希望，纷纷上门提亲。就连县令与太守都跑来竞相为儿子提亲。

而刘兰芝念心中惦记着和夫君焦仲卿的承诺，自然是不愿答应，但刘兰芝兄长贪恋权势，强逼刘兰芝答应太守求婚。

焦仲卿得到消息后，连忙赶来责问刘兰芝，不知内情的他根本没有给刘兰芝解释的机会，一味的责怪她贪恋权势，弃守诺言。

最终心灰意冷的刘兰芝，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得知刘兰芝死讯，知道自己错怪了她，随即自挂东南枝，夫妻二人，双双殉情。最终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一曲乐府断人肠。

而这一切的源头其实就在当时焦仲卿过于软弱，向母亲妥协休妻，刘兰芝被迫回家，随后被兄长逼婚，为情而殉。刘兰芝之所以会被休，其主要原因乃是焦母对于儿子的占有欲。

纵观全诗，始终未见焦父出场，可见焦母应是年少守寡，独自将儿女抚养长大。这样一个单亲妈妈对于子女的占有欲是非常强的，因为孩子就是她的的一切。特别是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古代，焦母对于儿子，那定是近乎偏执的爱，或者说是依赖。特别是在孩子成年尤其结婚后，那种害怕别人夺走孩子焦虑感会愈发严重。

在诗中，焦仲卿不过是庐江府衙区区小吏，可在焦母眼中，焦仲卿却是优秀无比，兰芝根本配不上她。要知道刘兰芝可是庐江有名的姑娘，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多才多艺，织布裁衣，礼乐诗书样样精通，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才貌双全。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且嫁到焦家之后，刘兰芝很是勤劳，天不亮就起来织布干活，天黑了都还得不到休息，可谓是任劳任怨。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在焦仲卿母亲眼中，依然配不上自家儿子。这是一个母亲对于儿子强烈占有欲的典型表现。

当然，这种情况可以理解，如果站在焦仲卿母亲的角度。当她看到儿子婚后与妻子夫妻情浓，形影不离，心中未免会有失落孤独之感。特别是当儿子从府衙归来，不先过来给母亲请安问候，反而先到妻子房中排解思恋。焦母心中肯定会有落差，久而久之，心中难免心生怨气。

这还不算，当后面儿子听完妻子诉苦后来找焦母，焦母心中应该还是颇为期待，看来儿子还算是没忘记自己。可谁知道，她等来的不是儿子的问候，而是儿子的质问，质问自己为何没有善待兰芝。

这对于焦母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以前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儿子，居然敢为媳妇来找自己辩驳，这是她前所未见的。这不仅是自己作为母亲身份的威严受损，更是有着自己儿子将会被兰芝独占的恐惧。

这才是她要焦仲卿休妻的主要原因。《礼记·内侧》中有这样一句话：“子甚一妻，父母不悦，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假如儿子对媳妇太好了，但是父母不喜欢这个媳妇，那么这个媳妇也会被休。很显然，这并不是无稽之谈。

当然，这里面焦仲卿也有着非常大的责任。前面说过焦母作为单亲妈妈，对于焦仲卿有着强烈的占有欲。而他焦仲卿作为单亲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又何尝不是一个妈宝男？

在一个家庭中，婆媳关系好坏最为关键的结点，其实就是丈夫。因为焦仲卿母亲和刘兰芝原本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有了焦仲卿，两个女人才有了交集。那么要想她们两个这本身就不具备感情基础的两个人相处的好，焦仲卿需要在丈夫和儿子这个两个身份中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对于焦母，他没有给予其足够的尊重和安全感，下班回家后第一时间，他应该去找母亲请安。而对于妻子刘兰芝，他更是没有做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他选择了向母亲妥协，让妻子去背负一个被休掉的压力，这显然是不对的。

此外，面对母亲和妻子之间的矛盾，焦仲卿的做法毫无智慧，他回到家一听妻子哭诉，未做冷处理直接去找母亲评理，就是无智慧表现，他不是熄火而是更激化矛盾。

而且这个人毫无立场可言，母亲休妻，他先是强硬回怼：“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可是当焦母捶床大喊：“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意思是你小子胆敢为媳妇说话，我意已决无可更改。结果焦仲卿立马就不敢说话了，随即立场反转，跑去劝更听话的兰芝暂时回家，等他日再接回来。这种妈宝男，不嫁也罢，只怪兰芝太痴情。

当然了，其实刘兰芝身上也有原因。古来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社会女人最主要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而女人被婆家名正言顺休弃的七出首罪就是无子。我们从诗中可以看出兰芝已结婚快三年，还未生子。

“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虽说焦母休弃兰芝只以不懂礼教为由，可历史君觉得，俗话说母以子贵，无子也应是焦母嫌弃兰芝原因之一。

当然了，这个只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刘兰芝身为儿媳，在对婆婆的态度上也有一些问题。前面说过，焦仲卿母亲作为单亲妈妈，本就危机感极强。其跋扈的态度更多的不过是想树立自己的威严，以此来证明自己子啊儿子面前的地位，从而掩盖自己害怕儿子被抢走的恐惧。

刘兰芝初为人妇，身上还有些许懵懂，理解不了。加上其本就是才貌双全的女子，身负傲气，从来都是不卑不亢。是故焦母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再看刘兰芝拜别焦母时亦是句句反语：“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

意思是我本乡野之女，从小没有教养，不堪配你贵家儿子，当日收受你家彩礼也多，却不堪媳妇责任，今天我回家了，以后家中活计就全由婆母干吧。

估计当时焦母听到这话气得够呛。如此一个跋扈的婆婆，和如此一个强硬的媳妇，婆媳关系不和睦，也在情理之中。而在加上焦仲卿这样一个妈宝男，刘兰芝被休也是必然。好在那是一个封建礼教还未盛行的时代，刘兰芝回到家后依然很有市场，达官贵人皆慕名而来，这些人里面不乏有比焦仲卿优秀的。这可惜，刘兰芝是一个执拗的姑娘，她只爱焦仲卿一人。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故事女主人公刘兰芝更像一块美玉，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独有的光彩。

一直以来，我们只关注到刘兰芝是一个勤劳、美丽、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却很少有人静心想一想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跟她的需要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刘兰芝到底需要什么？下面就让我们运用马斯洛的需要结构理论去探寻一下刘兰芝的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刘兰芝所追求的是尊敬和幸福。

首先，刘兰芝需要尊敬。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卑下的地位，太少有人去关注女性的尊敬需要。它包括敬重和自尊，是个体想成为社会中一个正式成员的需要。刘兰芝首先就想成为焦府的一个正式成员。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这一切都只为“十七为君妇”。但是她却“心中常苦悲”。是两人感情不好吗？不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二人情比石坚。原来是因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兰芝的美丽不用多说，作为古代女子出嫁前应该学习的技艺她也都样样精通，到了焦府也一直很谨慎恭敬地按照婆婆的要求去做事，这一切的一切只是想要得到婆婆的认可，但是焦母对她却“失恩义”，始终不愿意接受她。

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需要，渴望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满足，进而提高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个体也都有自我表达的需要，渴望在社会结构中展示自己的作用。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兰芝的努力没有人欣赏，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家庭掌权者的肯定，所以这种被尊敬的需要也就得不到满足，她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提升。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向焦仲卿诉苦：“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并不是她真的“不堪驱使”，只是无人理睬的痛苦让她无法忍受。

其次，刘兰芝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人。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追求大都侧重于幸福和节操，兰芝的最终追求就是幸福。幸福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的最高阶段――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指个体对自己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状态的需要。

衣、食、住、行可以用物质标准来衡量，幸福，却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衡量。刘兰芝是不幸福的，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她到底有哪些不幸福。

第一，刘兰芝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得不到掌权者的认可。这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一方面不再多加论述。

第二，刘兰芝在当时的社会中一定也得不到认可。

古代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希望女子能够安分守家，顺从长辈和夫婿，社会不需要女子去找工作谋生，更不希望女子通过学习知识而唤起她们人性的复苏――女子只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但是刘兰芝似乎少了些敦厚，多了些自我意识。她饱读诗书，具有独立、平等的意识，婆婆认为她“举动自专由”。兰芝不能讨得婆婆的欢心，一句“举动自专由”，她便被遣回家了。

兰芝在被遣回家后，不时有人提亲，甚至很多大户人家、官宦子弟都看上了她。最终她与仲卿相约而死。我们假设她又成了亲，我认为她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婚前美丽、勤劳、知书达理；结婚后发现她读书过多、举动自专、太有主见，新婆婆依然不会喜欢。这是社会的选择――只要顺从的媳妇，不要追求独立、平等的聪明媳妇。兰芝注定在当时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可，她所追求的幸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刘兰芝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

幸福需要的满足不仅体现在个体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要和谐，也要求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但是兰芝很明显没有做到。

兰芝与婆婆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婆婆直言告诉儿子：“便可速遣之，遣之甚莫留！”“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兰芝也不屈服：“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二人水火不容。仲卿处理事情简单粗暴，最终导致兰芝的被驱遣。

兰芝与仲卿虽然爱情坚定，却不能心心相通。在回家的路上兰芝就告诉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就是告诉他：我心坚定，只是怕自己不能做主，但你要相信我的心意。然而当仲卿听说兰芝要结婚时却劈头盖脸指责她：“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二人的不默契由此可知。

对于追求幸福的刘兰芝来说，受婆婆的气还能找丈夫排遣，而丈夫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便再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幸福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便处于焦虑之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刘兰芝最终以殉情的方式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

尊重、幸福这两种需要一直支配着刘兰芝的生活，当她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就只能选择死亡。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分析刘兰芝，我们得到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古代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帮助。■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伟大的诗篇，它代表了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对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殉情而死的悲剧原因，众说不一。主要有“门第说”、“越礼说”、“守旧说”、“情爱说”等观点。

　　（一）门第说 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焦仲卿是“大家子”，且“仕宦于台阁”，有地位和身份，而刘兰芝不过是“生小出野里”的村姑，与焦仲卿贵贱很大。因此“两家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门户不当，脸上无光”，因而焦母就要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便发生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二）越礼说 有的论者根据焦母的话推断刘兰芝的被驱遣，乃是由于她“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顺从婆婆，恣意自为的结果。

　　（三）守旧说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将刘兰芝与《上邪》中的无名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和《无所思》中的女主人公相比较，认为刘兰芝消极的以死殉情，则由于她“软弱”。这种“软弱”又是由于“守旧心理”的作用，因此，焦刘爱情悲剧“是反动的封建社会力量和落后的封建守旧心理相结合的必然”。

　　（四）情爱说 还有的同志根据《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说法，认为刘兰芝的不为焦母所容，是由于焦仲卿“甚宜其妻”，把以前对母亲的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因而引起了焦母的失落感、不满情绪。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焦刘爱情悲剧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理由尚单薄，某些观点也难于苟同。“门第说”不能解释这样两个问题：(1)既然两家门户不当，为什么当初刘兰芝嫁到焦家来时焦母并不反对？(2)焦母觉得刘兰芝不配自己的儿子，那县令、太守又何以会看中刘并派媒人来提亲呢？他们不是比焦仲卿更有地位、身份吗？其实，在《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汉末建安时期，封建礼教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妇女的禁锢也并不严厉。比如对妇女的再嫁，在当时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丢人卑贱的事。这从刘兰芝被焦母休回娘家后县令、太守遣媒说亲便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情况如蔡文姬初嫁匈奴河东卫仲道，再嫁匈奴左贤王，曹操用金璧赎回来后又允嫁董祀，虽三次改嫁却不减身价。还有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同归成都的故事，不是还传为美谈吗？可见，“门第说”是站不住脚的。“门第”观念是从魏晋才开始有的。“越礼说”也不能成立。诗中说得很清楚，刘兰芝“奉事循公姥”，“供养卒大恩”，勤劳善良，是很守孝道的贤惠媳妇。她自己说的“本自无教训”，实际上是自谦，正反衬了她的知书识礼。即使是对刻薄暴戾的婆婆、哥哥，她也是忍耐顺从，从无顶撞之类，“无礼节”、“自专由”的表现。“守旧说”的论据也不充足。焦刘二人以死殉情固然是“软弱”的反映，但客观地讲，那并不能证明他们是软弱之辈。否则刘兰芝就会在家庭的压力下嫁给县令或太守的儿子，焦钟卿也就不致于数次在焦母面前求情挽留刘兰芝。两人双双殉情而死，恰恰是对爱情热烈追求而实现不了的勇敢的抗争！”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地看，他们的抗争即使再坚决，也免不了是一场悲剧。客观现实决定了故事的结局只能那样。至于“情爱说”这种观点，破绽就更突出了。儿子爱媳妇，当婆婆的就嫉妒和不满吗？莫非儿子媳妇打架吵骂才可以说明儿子对妈仍有感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从诗中出看不出焦仲卿“甚宜其妻”而怠慢了焦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事情纯粹是虚拟的，焦仲卿对焦母的态度并不差，他与刘兰芝的厚爱并不能导致焦母的不满，更不是后来悲剧的原因。

　　刘兰芝这样一个美丽勤劳、孝顺公婆，尊重兄长，与小姑相处也亲善和顺的姑娘，“仍更被驱遣”，原因主要是什么？是她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引起了宗族意识非常强的焦母的极其不满！

　　封建社会里，男子休妻有七种借口，叫做“七出”，即①“无子，为其绝后也”；②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③“*，为其乱族也”；④“妒，为其乱家也”；⑤“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⑥“口多言，为其离亲也”；⑦“盗窃，为反其义也”。“七出”中的后六种情况，显然与刘兰芝不沾边。纵观全诗不难发现，刘兰芝在焦家生活尽管已有两三年了，但并没有生儿育女。否则，诗中就会写到她被遣回娘家时与儿女离别的情形，也会交待焦仲卿自缢前与儿女诀别的事。其实，刘兰芝自述的“贱妾守空房”，“伶俜萦苦辛”及焦仲卿与焦母诀别时所说的“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无后”，断了宗族的“香火”。难怪焦母要那样专横凶狠地虐待、驱使刘兰芝了。像这种因无子而被休遣的妇女，远在《诗经》里就有记载（如《苤莒》、《氓》、《谷风》）。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娶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服侍公婆是其次了。妇女不生孩子，就失去了自身在夫家存在的意义。无子而休妻是名正言顺的。焦刘爱情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没有生子而产生的。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