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的异同

《氓》与《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的相同点：都忠于所爱之人，都渴望获得真挚的爱情。 

不同点：

女主人公形象上的区别：

《氓》表现出女主人公对社会的控诉和对自身的伤感。她是一个弃妇形象，被小商人抛弃，最后觉醒了，认识到了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大胆同氓决绝。

《孔雀东南飞》表现出女主人公刘兰芝以死殉情的刚烈。刘兰芝美丽、勤劳、聪慧，和焦仲卿一起反抗封建家长制度，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只可惜失败了，双双殉情。

扩展资料

《氓》中女主人(以下简称女主人公)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都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两人的婚姻悲剧有一些相似之处:如两人身份地位都很地下,都是被污辱被损害的对象;在旧社会男权主义社会里,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等,但两人的婚姻悲剧有很多不同之处。

悲剧产生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女主公大约生活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时期。这时候,中国正处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对人们的精神起到主导作用。虽然当时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但是人们对待爱情婚姻的问题比较自由开放。

从《氓》第一二章中的句子可以看出来:男子假装拿布来换丝,实际上是同女主人公来商量婚事。婚姻只是青年男女之间的事情,没有出现双方父母的影子。虽然男子用布来换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企图,但这可能并不是要躲避双方父母的监控,可能只是青年男女羞涩甜蜜心里的自然反应。 

而刘兰芝所处的时代就不相同了。汉武帝时期,统治阶级采用了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虽然两汉四百多年的历史,有过儒释道的争论,但从整个历史进程看,儒家思想这时候不仅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且已深入到汉民族的骨髓、精神以至日常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等,这些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对焦母的蛮横无理只能采取妥协退让乃至殉情自杀中可以看出来。

——国风·卫风·氓

——孔雀东南飞

有人说“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四句并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原有，我同意此观点。理由如下:

第一：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这个新媳妇刚嫁过来的时候，小姑刚刚学会走路开始会扶床。今天我被驱遣回娘家，小姑的个子已和我相当。根据常识，我们知道孩子从刚刚学会走路到长高至与成人一样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文章前篇写到“公事二三年，使尔未为久。”说明焦仲卿的妻子刘兰芝嫁到焦家时间并不久，只有两三年的时间。那么，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从刚刚学会走路长得和成人一样高呢？这不和逻辑。

第三：文章当中，刘兰芝不只一次的自称为“新妇”。在古代，新嫁之女，或者出嫁时间只有两三年且并未生育者，才能叫做“新妇”。如果时间真的是能够让小孩子从刚走路到长得与成人一样高的话，又怎么能够称作为“新妇”？

第四：文章后面写道：“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言多另才。”如果焦仲卿年纪真的较大，那么十八九岁的县令家的三公子怎么会看得上她的呢？古代的女子十五六岁出阁是很正常的。根据刘母所说的“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可知：刘兰芝嫁给焦仲卿时是17岁。那么，刘兰芝“二三年”被遣回家时，也就十九或者二十岁。那么，县令家的三公子使人来提亲也是合乎理法的。

第五：《四库全书》中关于“小姑始扶床”之句有15例，除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之外，顾况的《弃妇诗》中也有明确记载：“记得初嫁君，小姑始扶床。今日君弃妾，小姑如妾长。”根据全诗的记载，与“及与同结发，值君适幽燕”、“及至见君归，君归妾已老”可知，弃妇在夫家多年，出嫁之时“小姑始扶床”与被弃之日“小姑如妾长”在时间上是合理的。

第六:在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宋本《玉台新咏》、郭茂倩《乐府诗集》、左克明《古乐府》收录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中均没有此句。直至兰雪堂活字《玉台新咏》才出现。因此，很大可能上“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句是后人参照了顾况的《弃妇诗》而加上的，表现了刘兰芝对小姑的抚育之恩以及后人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之情。

所以，我认为“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句并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原有，是后人在流传过程中加上去的。

您好

“乐府双璧”之一的《孔雀东南飞》，王世贞誉之为“长诗之圣”，沈德潜赞其为“古今第一长诗”。与此艺术成就相对应，对该诗诸问题的争论也可谓歧见纷出。具体到“兰芝何以被逐”的问题，近年来就有：不顺父母说；无子说；焦母性嫉妒和性虐待说；兰芝织素不力说；中师教学参考书中的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说；焦母无端厌恶说。笔者认为，所谓“无端的厌恶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而其它各说法或语焉不详，或失之草率，都存在着可商榷之处。现谨联系当事社会法律背景和文章本身作一分析。

　　汉末，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依然承袭西周有关规范。汉律中法定的离婚理由是“七出三不去”。所谓“七出”，又称“七去”，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项情形之一者，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之：即“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其中，不顺父母(公婆)是“逆德”，无子是绝嗣不孝，*是乱族，妒是乱家，有恶疾者不能共祭祖先，口多言会离间亲属，盗窃则是反义，故为人妻者若有此七项之一，夫家即可休弃之。 但是，按照承袭下来的周代的礼制，已婚妇女有下列三种情形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其中，“有所娶无所归”是指女子出嫁时有娘家可依，但休妻时已无本家亲人可靠，若此时休妻则会置女子于无家可归之境，故不能休妻。“与更三年丧”，是指女子入夫家后与丈夫公婆守三年之孝，如此已尽子媳之道，不能休妻。“前贫贱后富贵”，是指娶妻时贫贱，但经过夫妻的同甘共苦之后变成富贵，按礼制，“妻者，齐邑”，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三不去”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任意休妻作了限制，但主要的还是为了维护宗法伦理的需要。

　　因不符合“三不去”规定，兰芝之被逐具备了可能性。那么，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是什么呢？对照一下“七出”，“*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排除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无子”是最直截了当的原因。因为“无子”而所以“去”，多么顺理成章。而且我国第一部婚姻法典《汉婚律》中规定：“帝王诸侯之妻无子不出”，而作为庐江府小吏之妻的兰芝，显然够不上这个条件。但是，无子说也有可质疑之处。首先，因“无子”而让媳妇“出”，可谓光明正大，焦老太婆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挑明，无须忌讳。但通观全篇，没有一处表明焦母依“无子”为据——哪怕是含蓄的表明。其次，汉律实行男尊女卑的原则，在家庭婚姻关系上，规定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焦母嫌兰芝“无子”，完全可以为仲卿再续而不必另娶。另外，从创作动机上说，有谁愿作一长诗为一不能生育的妇女鸣不平呢？——其实，因“无子”而“去”，理所当然，并无不平之嫌。那么，法定理由就只剩下“不顺父母”了。此一说肯定错不了，但却失之笼统(犹如有人问“你是谁”而你答“我是人”一样)。我们不应满足于此，我们应做进一步分析，来洞悉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原因。对此，我们不能大胆设想(性嫉妒性虐待说即属此)，我们只能小心求证。让我们回到文本，请看：

　　焦母：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w

　　兰芝：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这才是冲突之所在，矛盾的焦点！为什么对同一事实，当事人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从逻辑学上分析，此两种判断(命题)不可能同真，也不可能同假，其中必有对错。那么孰是孰非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刘兰芝和焦母两个人物。兰芝德、才、貌三全。其洞察世情的聪慧，知情达理的言行，使我们赞美之尚来不及，何以会指责她而否定她的判断呢倒是焦母，你看她那“故嫌迟”的神态，那“槌床便大怒”的举止，那“慎莫留”“会不相从许”的语言，求东家女而不落实的讹诈，劝儿子“慎勿为妇死”的愚钝、绝情，使我们确信，焦老太太虽一大把年纪，但在言行举止方面无论是意识，还是实践，都与合理正常标准有相当的距离！一位有着缺点和不足的领导绝对管理着一名各方面都正常且优秀的下属，将会出现两种结果：要么赏识信任下属，做到人尽其才；要么因无知而指责下属不与领导保持一致，犯自由主义，嫉妒下属的优点，滥用职权，阻碍下属的成功或将其挤出自己的视野范围之外。哲学家黑格尔曾说过：“嫉妒是平庸的情调对于卓越才能的反感”，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中对嫉妒做了深刻剖析。现代心理问题专家也指出“嫉妒者往往以害人开始，而以害己而告终”。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焦母嫉妒(性嫉妒，才嫉妒等)人性中的弱点(当然包括缺点、缺陷等)借助于封建家长制获得了破坏性力量，从而酿成了悲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焦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又是自食其果的受害者。w

　　当然，以上推断尚需故事本身的验证，而整个验证过程将使《孔雀东南飞》的其他相关问题豁然开朗。我们终于明白，“兰芝何以被逐”的原因不甚明了就在于焦母玩了猫腻：她没有勇气说出或缺乏水平认识到是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嫉妒等消极情绪驱使她要赶跑兰芝，我们也终于明白中师教学参考书课后练习三答案中“她(指兰芝)的被遣，完全是出于焦母的无端的厌恶”之误。我们并进一步明白，结婚区区“二三年”而焦母“己久怀忿”(无子只会使她焦虑而决不会是久怀忿)，“已失恩义”要“速遣之”、“慎莫留”。因为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好不容易“媳妇熬成了婆”而又要继续熬下去；熬过了婆婆的权威，又要熬媳妇的优秀。是可忍孰不可忍，眼不见心不烦，干脆将兰芝休了算了。在她的内心深处，她惧怕这个儿、媳、婆三位一体的既成家庭格局。也许有人会问：“不顺父母说”，作为法定理由己足够了，何以啰嗦至此？其实不然！按事发时法律精神，具备“七出”条件之一，丈夫或公婆即可(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休弃之而不是摩休弃之。按语义学及法理学理念，用“可”表述的为授权性规范，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即是说，按封建礼教规定，焦母可以休弃媳妇，也可不休弃。孟德斯鸠曾说：“一切有权利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利，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焦母选择了休弃，在应知和已知这种休弃权的行使与相对人的生存权等权利发生冲突时她仍要选择休弃：“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同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这是仲卿向她以死抗争的最后表白。而此时焦母仍没有回心转意，悬崖勒马，依然是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并再一次自欺欺人：“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她也希望有个好儿媳，但她又容不下任何一个好儿媳。无论是现实中的刘兰芝，还是口头上提到过的“秦罗敷”的“东家贤女”。现在她非要选择动用休弃权，即便是滥用，她的选择令人不解。瞿秋白就问过“兰芝那么好，她婆婆为什么要休弃她呢”我们不解的原因在于我们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焦母，而当我们用人性弱点理论对照她时，问题才迎刃而解！

　　我们也还终于明白，兰芝自请回家，与其说是体现了一种勇气与果断，不如说是一种妥协：面对强有力的人性弱点的妥协，甚或逃避。因为才“共事二三年”，已“心中常苦悲”、“留空房”、“不得息”，进而叹“君家妇难为！”在这个家庭中，作为一名女性，其贤妻良母的潜质无法发挥；作为一个人，其才华、品德无法自由展现：“徒留无所施。”不仅作为一般人的和个体的女性的价值难以实现，而且要承受“故嫌迟”等更多来自现实的挑剔甚或挑衅！勉强维护现状，对当事人均是一种折磨、损耗，不如远离这种委屈。此时我们感到“被逐”、“被遣”、“遭遣”等措词有不当之处，因其忽视或忽略了兰芝不愿苦熬而自请回家的主动性和维护自己人格尊严的自觉性、坚定性。w

　　在这里须进一步说明的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一说亦有不妥。封建礼教固然有其反动的一面，但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家庭稳定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造成刘、焦悲剧的是焦母而非封建礼教，封建礼教并没有主动摧残刘或焦，其在《孔雀东南飞》诗中只是充当了被焦母利用的工具，焦母才是此场悲剧的元凶、真凶。兰芝就说“君家妇难为”而非“家家妇难为”，这就极其含蓄地却是又极其有力地把矛头指向了焦母！(“君家”不是具有普遍性，但这不等于不具有典型性。文学要求的不是普遍性而是典型性)。(退一步说，《孔》诗悲剧的祸首即便不是焦母，也不能是封建礼教，而是以礼教为治国方略的封建统治者。)“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一说曾服从服务于五四时期争自由反封建斗争的需要，因而打上了当时时代的烙印。脱离开具体时代的局限，我们可以说：封建礼教摧残刘兰芝、焦仲卿幸福生活一说当休矣。

　　综上所述，我们可将《孔雀东南飞》一诗的主题定为：通过刘兰芝、焦仲卿的婚姻爱情悲剧，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珍惜幸福生活的感情，蕴含了对悲剧制造者的谴责。

　　长诗最后一句“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中“之”字所指代的教训至此也就极为明白：一定要认识并警惕我们人性中的弱点，克服它或它的消极作用，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希望回答可以帮助您

　　《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是投水而死。她为什么要投水目前一般都把原因归结为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迫害,或说成刘兰芝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而死。《孔雀东南飞》的主题也就概括为揭露封建家长制、封建礼教的罪恶。同时,又都把焦母和刘兄说成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和帮凶。这种观点至今已大大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本、教参,影响了广大语文老师和学生对诗歌的解读,影响了对诗歌中丰富的人文因素的体会和把握。

论者们在讲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迫害刘兰芝时,大多语焉不详,有证据不实之感。《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说得稍微具体一些:“《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是孝顺这一条。”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武断的。焦母当时的文化素养有多高我们不得而知,在诗中并不能看到她如何引经据典地援引《礼记》条文迫害刘兰芝和焦仲卿。并且,我们都知道:“《礼记》是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之一。西汉尚《仪礼》、东汉兼讲《周礼》,三国之后才兴起讲《礼记》之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于东汉末年,三国后学术界才兴起讲《礼记》之风,所以,《礼记》不可能成为东汉时的道德准则,也不大可能成为那时的礼教方面的杀手锏和紧箍咒。

必须指出,论者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忽视《孔雀东南飞》中大量的违反《礼记》条文的内容。

如:“父母存,不许友以死。”刘兰芝、焦仲卿相约以死,作者却对他们的殉情抱有同情、赞赏的态度。

如:“子妇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妇出,而不表礼焉。” 刘兰芝“女行无偏斜”,“奉事循公姥”,不算未孝未敬之人。焦母即使以为她不孝敬,也不用生气埋怨。应对她进行教导,如还不听就责备她,责备后仍不悔改,才叫儿子把她休掉。而焦母对刘兰芝总看不顺眼,故意找茬,本身就是大大违反礼教的。

如:“子妇有勤劳之事,虽甚爱之,姑纵之,而宁数休之。”意思是说,对儿媳辛勤劳累之事,公婆即使特别疼爱她,也只好任她去干,但要不时劝她多休息。刘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焦母不但不叮嘱她休息,反而嫌她织慢了,严重违反了礼教。

如:“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父未出场,虽有“公姥”并举的情况,但大都认为这是个偏义复词,意义指向于“姥”:焦母。从“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看,焦母应说是寡妇。我们都知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是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如果焦母丈夫还在世,那么,家里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轮不到她;如果焦母丈夫已去世,那么,她就应听焦仲卿的。刘兰芝好像也死了父亲,而刘家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却是刘兄,并不是刘母。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焦仲卿像刘兄一样,在家里由他说了算,刘兰芝就不会被驱遣;如果理解、同情女儿的刘母像焦母一样当家做主,刘兰芝也不会被逼再嫁。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的封建礼教之类在焦刘两家都未严格地贯彻执行。刘兰芝的悲剧甚至还可以说是由于“三从四德”未贯彻落实好而造成的。

综上所述,可见:一、从作品本身看,焦母、刘兄有暗合封建礼教加害刘兰芝的行为,却有更多的严重违背封建礼教而加害刘兰芝的行为,我们不能说焦母、刘兄是封建礼教的帮凶,就和不能说焦母是反封建礼教的斗士一样。若严格地按《礼记》的教义来行事,刘兰芝的命运可能还要好一些。刘兰芝的悲剧绝不是所谓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造成的。二、从作品内外的社会环境看,以《礼记》为核心内容的封建礼教在当时远未成为社会大众(包括作者)的基本的价值观,家庭中的伦理关系也还未按儒家的那一套教义来约束,并不存在什么专门扼杀幸福婚姻和美满爱情的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宗法制度。因此,不能把刘兰芝的死归罪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迫害。

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死与她自身的性格有关。

刘兰芝很自信,对自己的聪明能干很自负。“十三能织素,……十六诵诗书”,自我评价很不差。同时,她又很敏感。婆婆对她的不满、存心找茬,她十分清楚。“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倔强的她无法逆来顺受。她不迂回、不婉转,她直来直去、主动地表明立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其自尊与叛逆的性格表现得十分鲜明。

刘兰芝的自尊和叛逆突出地体现在离开焦仲卿前的“严妆”上。“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文字突出了刘兰芝的自尊。历来女子被休回家,大都或面容憔瘁,或衣冠不整,或泪流满面,或寻死觅活。但刘兰芝觉得这样做是对自身形象的糟蹋,对自我尊严的损害。她尽管也有巨大的悲伤哀怨,但表现出来的仍是光彩照人、风姿绰约。这本身就是对焦母的示威与抗议:你不是说东家的秦罗敷“可怜体无比”、“窈窕艳城郭”吗她究竟有没有本**漂亮你不是希望我窝窝囊囊地扫地出门吗我偏要比做新娘子时更鲜亮更神气。这分明是一种抗议与示威。果然,她“上堂启阿母”时,“阿母怒不止”。

婆媳俩,一个脾气暴躁,心胸狭窄,毫不宽容,喜欢找茬;一个又自尊敏感,自信倔强,只知针锋相对,不能柔婉圆通、逆来顺受,要长久地生活在一个家庭中,古往今来,都是非常难的。

兰芝的自尊与叛逆还深刻地表现在与兄长的对话中。“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往欲何云”――往后打算怎么办这里的潜台词很是丰富:往后打算长久地独身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娘家住下去吗往后打算长久地在兄嫂门下寄食吗往后还有比现在更好的人家吗往后焦仲卿真的能再接你回去吗等等。听后,“兰芝仰头答”。这里的“仰头”很有深意,她的自尊、刚强、镇静、不顺从、不低声下气,表现得很充分,很动人。她的回答有反话正说(理实如兄言),有明顺暗反(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有阳奉阴违(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而“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看似痛快的应允,实则已是定下了最激烈的叛逆之心:逼急了,我只有一死,那你的妹荣兄贵、高攀太守的美梦也一并落空完蛋。如果刘兄没有那么专横、势利,如果刘兰芝没有那么守信、自尊,没有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反抗与叛逆,那么,刘兰芝的自杀悲剧根本就不会上演。

与仲卿的相处,兰芝体现得较多的是自尊、柔情与率性任真。对仲卿她有儿女柔情。对婆婆性格清醒的了解和绝不逆来顺受的个性,让她毅然决然地提出结束与仲卿的婚姻。这时,儿女柔情少了,率性任真多了。刘兰芝忠于爱情、珍惜爱情,却又不为爱情而委屈自己,这里很有后来的个性解放、婚姻自主的成分。而相比之下,仲卿则更为重情。他的“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非一般男人所能道出。仲卿和兰芝话别时都表现了儿女柔情与对未来的幻想。但兰芝面对的是“性行暴如雷”的兄长,他的逼婚,根本无视忠贞爱情和儿女情长,无情地破灭了他们的幻想。兰芝与仲卿最后一次会面时,她说:“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看似绝情,实为对爱情、婚姻的绝望与绝望之后的清醒,以及对自我尊严的以攻为守的全力维护。她不知生性软弱的仲卿是否屈服,不知仲卿与东家的秦罗敷是否好上了,不知仲卿对婚变有何态度。因此,她要用看似绝情的话来试探仲卿。她应该想到了这话可能伤害仲卿,但率性任真使她有些急不择言了。

若仲卿此时是似笑非笑、似怒非怒、如释重负,那倒是兰芝的最大悲哀。但兰芝听到的是尖酸刻薄的讽刺与挖苦,是同样重情轻生的真情表白,是毅然赴死的壮烈豪情:“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文学史上,女子为情而死的不在少数,男子为情而死的少而又少,焦仲卿就显得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兰芝的“何意出此言”表面上是生气了,实际上她听到了最愿意听到的话。这话证明着,仲卿是多么的重情,多么的爱自己。“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说得干脆爽利,毫无犹豫与迟疑,仍是刘兰芝的率性、任真、干脆、自尊性格的自然流露。自尊者活着时会努力追求自身的尊严,如果遇到侵犯,他会选择激烈的反抗,当他觉得活着时自尊无法维持时,他会选择走向死亡,这是尊严实现的另一种形式。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与刘兰芝的精神气度惊人地巧合。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选择自杀,虽有婆婆、兄长的因素,但主要的是由她自身的性格决定的。她的自尊是她性格的内核,叛逆则是自尊的外在表现形式。

把握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思想脉搏,对认识刘兰芝的性格及其性格的时代特征很有作用。中国诗歌史上诞生了刘兰芝这样的为了性情和自尊而不惜一死的艺术形象,在我国文学史上乃至思想史、文化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这个作品具有重大艺术价值和思想价值之所在。而片面地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这个作品,就很难把握它在“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中的价值和影响。

曹清富,语文教研员,现居广东深圳。本文编校:老猛

美丽。《孔雀东南飞》中“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意思是有绣花的齐腰短袄，色彩艳丽而有光泽，诗句描述新妇的绣腰短袄美丽多彩。以 “葳蕤” 这一叠韵词形容短袄的华美和丝光的闪烁，就象草木挂上露珠般晶莹透亮，使人感到新颖独特，美不胜收。

性格暴戾强横----最先是从刘兰芝口中说出，“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然后是听说兰芝数次拒婚，“怅然心中烦”非常不耐烦，而且与兰芝对话之后兰芝根本都没有反抗，相比兰芝对刘母的诚恳，说明兰芝非常了解兄长性格，他暴躁无理，与之根本就没道理可讲；最后也体现在两人对话中，开口就一句“作计何不量！”闷头一声责备，就像现在说的你怎么那么不懂事！然后根本不考虑妹妹的幸福，一切从利益出发：之前你只是嫁了一个小小公务员，现在还能嫁一个条件这么好的贵公子，与焦仲卿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没法比，嫁他（贵公子）保你一生荣华富贵，这样的如意郎君你还不嫁，你准备干什么？也有人认为这是他趋炎附势市侩形象的表现，但我认为其中也不乏包含长兄对兰芝无辜被遣的愤怒以及对妹妹未来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