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坚强、持重、自尊,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自请遣归”;不卑不亢、有教养,辞别归家时还牵挂婆婆和小姑;她勤劳能干,多才多艺;她外柔内刚,自有主意,不为威迫所屈,不为荣华所动;她对仲卿温柔体贴,深情专一;她果断忠贞,为爱情而牺牲。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维护自己人格尊严。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
焦仲卿:他忠于爱情却不敢直接抗争,懦弱拘谨、消极反抗,忍辱负重;他善良孝顺,为了爱情最后走上了叛逆的道路。
焦母:她是一个反面人物,在诗中,她是封建旧礼教的代表人物。她极端蛮横无理,独断专行,是一个摧残爱情的封建家长。
刘兰芝的哥哥:专横跋扈、趋炎附势、尖酸刻薄、冷酷无情。他与焦母一起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
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兰芝人物形象分析
刘兰芝是一个才女。文中多次提到她“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在古代来说,一个女子能做到这些是可以算有才的了。
刘兰芝吃苦耐劳。“鸡鸡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很好的说明了刘兰芝的心灵手巧和任劳任怨。一个弱小女子每日勤于机织,还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刘兰芝心地善良,善解人意。婆婆故意刁难她,她却在被婆婆逼走的时候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还嘱咐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足以看出她是多么善良。
另外,焦仲卿告诉她过段时间再去找她的时候,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能不能再回来,而是只希望焦仲卿可以记住她,这是真诚的爱。
作为 乐府双璧 之一的《孔雀东南飞》,因其对忠贞爱情的歌颂,千百年来,广为传唱,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人教版必修二语文孔雀东南飞赏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必修二语文孔雀东南飞赏析
情节结构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
开头小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成诗的经过。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选自南朝徐陵所编《玉台新咏》。全诗357句,1785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
本诗以时间为顺序,以刘兰芝、焦仲卿的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迫害为矛盾冲突的线索,也可以说按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别离、抗婚、殉情的悲剧发展线索来叙述,揭露了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的忠贞爱情和反抗精神。
情节发展和结构
起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第一部分,开端(从“十三能织素”到“及时相遣归”),是兰芝对仲卿的诉述,一开始就提出了问题,展开了矛盾。兰芝和仲卿爱情深厚,本应白头偕老,但婆婆不容,一定逼他们离异。
第二部分,发展(从“府吏得闻之”到“二情同依依”),写兰芝被遣回家,仲卿与兰芝告别,发誓要再接兰芝回来。这部分写三项内容。
1从“府吏得闻之”到“慎勿违吾语”,写仲卿向母亲求情,遭到训斥,只好说服兰芝回娘家,还抱着重新团聚的幻想。
2从“新妇谓府吏”到“涕落百余行”,写兰芝的个性、神态和动作,显出她坚决、镇静,忍住内心的痛苦同婆婆、小姑告别。
3从“府吏马在前”到“二情同依依”,写兰芝与仲卿的离情别绪,二人分手之际,依依不舍。
第三部分,发展(从“入门上家堂”到“郁郁登郡门”),写兰芝回家后的遭遇。这部分情节比较复杂,写三项内容。
1母亲开始不谅解女儿,经过女儿叙述,终于体谅女儿的处境。
2但是,哥哥坚决不答应。他完全以势利眼光看问题,毫无兄妹之情,一定要逼妹妹改嫁。
3写府君家为婚事的铺张。
第四部分,高潮(从“阿母谓阿女”到“自挂东南枝”),写兰芝、仲卿双双殉情,为全诗的高潮。
第五部分,结尾(从“两家求合葬”到结尾),表达了诗人强烈的愿望。
人物形象和对话
本诗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艺术形象,除了他们的悲剧性行为外,对话在表现典型性格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焦仲卿个性也非常鲜明,他忠于爱情,而不敢直接抗争,只能消极反抗,忍辱负重。他深爱兰芝,扬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无怪乎“阿母得闻之”,要“槌床便大怒”了。后来,不得已与兰芝暂别,他又郑重声明:“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他还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而从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到仲卿的反抗性格:“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这番话,无异晴天霹雳,可是封建家长焦母,并不回心转意,收回成命,最后仲卿不顾焦母的劝告,自缢于庭树。显而易见,这位忠于爱情的人物,跟兰芝一样,是充满叛逆精神的。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速遣兰芝,除去眼中钉,以维护她的家长权威。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家长制摧残青年的丑恶本质。
对于另一反面形象刘兄着墨不多,但他的性行暴戾,趋炎附势,丑态毕露。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盛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趋炎附势,见利忘义。沈德潜对这几句诗的评语说:“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弦外之音是:“难道要我养你一辈子吗”下逐客令,可见其尖酸刻薄、冷酷无情,是一副典型的市侩面孔。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最后她哥哥说出了“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
1、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2、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3、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郑重申明:以下不是本人观点,是借别人杰作:
--从《孔雀东南飞》浅论人物的性格分析
摘要 通过对《孔雀东南飞》几位主人公的性格比较分析探究分析文学作品中主人公的心理性格基调的分析。倡导文学作品人物性格回归人性,同时理解领会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性格 社会背景 心理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1、焦仲卿为了自己的爱情,为了自己和兰芝的幸福生活,面对封建宗法礼教、封建家长专制制度的迫害,一直在勇敢地、一步一步地反抗着。只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知书达礼、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成年后又在仕途上进取的封建士子,也因为他还是一个寡母家长哺育大的儿子,他的这种身份和经历,使他的反抗形式与刘兰芝不同罢了。
2、在故事的开始,他从郡府还家小住。当兰芝向他述说婆媳二人矛盾的缘由及自己遭婆母逼迫的悲苦,并要他为俩人的婚姻爱情做出选择时,仲卿并没有像一般懦弱的男子那样,在婆媳矛盾冲突中,采取沉默不作为、或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方式,而是毫不犹豫地为保护兰芝、为维护俩人的婚姻爱情前去劝谏母亲、阻止母亲对兰芝的伤害。
3、当专制、冷漠的焦母失去理智,一意孤行时,焦仲卿转而希望通过暂时的妥协淡化婆媳二人的矛盾:他劝慰兰芝暂且回娘家住一段儿时间,目的是通过分离消除焦母对兰芝的敌视,在没有矛盾冲突的时间延续中使焦母回心转意。焦仲卿的妥协,不是软弱和怯懦,而是为守护俩人婚姻爱情所采取的、既主动又理智现实的行动。
1、刘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一个“故”字,既画出了焦母故意挑剔的凶恶,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语气委婉而率真,性格柔顺却刚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自请遣归,一则因不堪凌虐,再则因深知遣归之势,不能挽回平日,兰芝是如何的忍辱负重;眼前,又是怎样的迫不得已!激愤之情,溢于言表;难言之隐,尽含其中兰芝辞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大道分手:“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预知有变,五内如焚可见兰芝的洞察力和反抗精神。
2、焦仲卿,诗歌通过仲卿的“口中语”表现了他忠厚和逐渐发展的反抗性格,“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不仅表达了他和兰芝笃深的感情,也委婉地表示了若遣此妇,不复再娶的态度“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言虽恭敬,骨子里藏着叛逆精神,无怪乎“阿母得闻之”,要“槌床便大怒”了“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而从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到仲卿的反抗性格已经完成:“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这番话,无异晴天霹雳,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是多么有力的一击。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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