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为和被遣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从《孔雀东南飞》刘兰芝临行时的装扮中（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美丽细心的人。

教学目的

一、理清情节线索，认识封建家长制度、封建礼教破坏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理解刘兰芝、焦仲卿的忠贞爱情和反抗精神。

二、学习本诗在叙事与写人上的艺术特色。

知识重点

一、刘兰芝、焦仲卿的命运和性格，全诗的主旨。

二、通过人物对话，并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和曲折的情节发展中塑造人物的艺术手法。

三、偏义复词、古今字的特点，“相”字在不同语境里的用法。

学习难点

诗中的铺陈、比、兴手法。

方法指导

这首乐府诗较长，注意参看注释弄懂具体诗句的含义，通读全诗；了解故事梗概进而分析人物，着重是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性格特征及其悲剧的意义；并认识作品在叙事和写人上的主要艺术手法。

导读与简析

一、思想内容：

《孔雀东南飞》这首诗，可能从建安以来就在群众中流传，经过三百年的口口相，直到六朝才成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样子。所以虽然经过文人加工，但民间文学的特点仍很显著。

故事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当时的背景是：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那套伦理纲常，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并发展到了相当完备严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规定有“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等清规戒律。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这正是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在这一时代氛围里，在焦母的*威下，焦仲卿敢于站在刘兰芝一边，表明与刘兰芝“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坚决态度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全诗通过刘兰芝和焦仲卿婚姻悲剧的叙述，揭露了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罪恶，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忠贞不渝的爱情和对压迫的反抗精神，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被迫害者的无限同情和追求婚姻自由、珍惜爱情生活的强烈愿望。

依照故事情节发展的线索，可将全诗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1-2段）兰芝自诉。（开端，揭示矛盾）

第二部分（3-12段）遭遗盟誓。（发展，推进矛盾，继续发展）

第三部分（13-22段）被迫改嫁。（继续推进矛盾）

第四部分（23-32段）双双殉情。（高潮，矛盾进入顶峰）

第五部分（33段）鸳鸯和鸣。（结局，解决矛盾）

《孔雀东南飞》长于叙事，精于叙事，事中寓情，情又生事，情事融为一体，结构艺术非常精妙。本诗在结构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双线并行，交递推进式。诗的一条线索是：以封建家长压迫与青年男女的反抗为主要矛盾，展示双方的斗争，这是主线。

在这条线索中，矛盾两方面屡次交锋，斗争的波澜迭宕起伏，逐浪推进，直至焦刘以死抗争，进入悲剧冲突的高潮，从而突出了中心思想的一个方面：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吃人的罪恶。另一条线索是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的爱情。

这条线虽不像主线那样浓墨重彩，但也颇费了一些笔墨，可算是本诗的副线，它对主线情节的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动因。刘、焦青年在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威下，双双“殉情”，深刻地表达了中心思想的另一面：反映我国古代人民争取婚姻自主的强烈愿望和反抗精神。

两条线索虽是并行，但又交递推进，互相映衬：焦、刘爱情愈是真挚、深厚，也就愈暴露了封建家长制的专横、无理；反之，封建家长愈是横蛮无理，也就愈显示出他们爱情的深挚珍贵。把有价值的东西彻底毁灭给人看，这悲剧气氛也就更浓了！

二、人物分析

1、刘兰芝是美丽、聪明、善良、能干的青年女子。她生活在封建社会受的是封建礼教的教育，长幼有序的道德规范，使她对婆母的压迫、辱骂和阿兄的逼嫁，有所忍让，但最本质的是坚强的反抗。

2、焦仲卿和刘兰芝一样也是封建社会里受压迫而具有反抗精神的典型形象。为了保全与刘兰芝的爱情，他做了很大的努力，进行了积极的抗争。当强大的封建势力粉碎了他的一切希望时，他以悲壮的自杀对封建制度进行控诉和反抗。

刘兰芝与焦仲卿为反抗封建家长制与封建礼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以壮美的死，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罪恶。

三、语句举要

1、“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开头这句既是起兴，又是作比。诗人因物起兴，以孔雀的美丽喻兰芝。“五里”表示大体的地段。“徘徊”犹豫不前，心怀悱恻。这一句既写了兰芝的心情，又表明全诗的主题，画龙点睛。

2、“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 。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里着意写兰芝的装束，衣履佩饰，姿态容颜的美好。

3、这是一种横向的铺陈。这段铺陈突出的特点是揉合着一连串的比喻“流纨素”、“明月 ”、“削葱根”、“含朱丹”，而且带有夸张性。

4、“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比喻精彩。这段临别誓言与上文的“誓天不相负”和下文的“二情同依依”一致而连贯。

5、“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重复前文。相同的内容重复出于两人之口，加强铺陈的作用。

6、“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父母”只“指母”，“弟兄”只指“兄”，都是偏义复词。这句的意思是：我有母亲和哥哥逼迫。这是由于特定的语言环境为了完足五字句才这样安排的。

7、“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以兴手法，暗示不幸的事情将要发生。

四、艺术特色

1、个性化的语言

本诗用个性化的语言，刻画了众多人物的不同身份和性格。如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一个“故”字，既画出了焦母故意挑剔的凶恶，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

“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自请遗归，一则不堪焦母虐待，二则深知遗归之势已无法挽回，兰芝也是迫不得已。兰芝辞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

与仲卿大道分手：“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能移”，表现对爱情的忠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预知兄长会逼迫她，心中无比悲凉、焦虑、痛苦。

再如仲卿：“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度，黄泉共为友。”不仅表现了他和兰芝笃深的感情，也委婉地表示了若休弃兰芝，他不再复娶的态度。“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

焦母的蛮横无礼，一意孤行，也是闻声如睹：“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恶语威胁。“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好言诱哄，真是软硬兼施。

刘兄性行暴戾，冷酷无情，趋炎附势，见利忘义。“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小人只慕富贵，不顾礼义，可耻嘴脸，跃然纸上。

2、铺陈排比的手法

诗的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这是纵的铺陈，按时间顺序，突出多才多艺，有教养的特点。罗列数字，应作为互文看，交叉表述。详写兰芝离家的打扮，“……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由足到头、至腰、至耳、至指、至口、至步，一连串夸张性的铺陈，旨在描写她的美，更表现她的从容镇定。写太守办喜事豪华排场，显示刘兰芝不为富贵所动的节操，也形成太守家的喜和兰芝、仲卿的悲之对照，强化了悲剧性。诗中的铺陈排比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也为诗歌带来了声律和色彩之美。

教材延伸

一、关于乐府

“乐府”本是汉武时设立的音乐机构。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之用。它所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今天所能见到的乐府诗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作品。这些诗篇不为儒家诗权所束缚，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的社会生活，传达出社会底层人民的心声，“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孔雀东南飞》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关于《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由南朝陈朝徐陵编选。编者徐陵（公元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人。幼聪慧，八岁会写作，十二岁就懂得庄、老的道理；长大以后，更博涉史籍，纵横有口辩。梁武帝大通二年（公元508年）官东宫学士。

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以兼通直散骑常侍出使到魏。后入陈为五兵尚书。历任尚书左仆射、中书监等职。后主至德元年（公元583年）卒，年七十七岁。

“玉台”一名的取义，从徐陵序文里看，它的语意应是指说“后庭”。所谓《玉台新咏》，是说这是一部供给后庭歌咏的新诗集。《孔雀东南飞》这首诗最早见于《玉台新咏》。

三、互文手法：

诗中运用了互文手法，如“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东西”与“左右”互文，即是“东西左右植松柏，种梧桐”。诗的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

也是互文手法。互文手法可使上下文的词语相互照应、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增强了诗歌语言的明快，声韵的和谐和节奏的优美。

　　《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中最优秀的长篇叙事诗，这首诗成功地塑造了一组人物形象，这是以前的诗歌中所没有的。正如沈德潜所说，“共一千八百五十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肖其声音面目。”沈德潜的评价无疑是精到的，对诗中人物的“面目”，人们虽已经作了很多分析研究，但因种种原因，比如戴着特定时代色彩的眼镜去看人物，去看人物之间的关系；按既定的主题去图解作品，就难免将人物“格式化”。再者凡优秀的作品，总是常读常新的。因此，当我们摘去原先的眼镜，再读这首诗仍会有新的发现。

　　兰芝

　　刘兰芝，论者多把她看作是一个反抗封建势力的女性形象，有人甚至把她比作卡捷林娜式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刘兰芝的性格中固然有其反抗的一面，但如果仅看到这一点，便把刘兰芝简单化了。刘兰芝的性格不是平面的，而是情感丰富、复杂的。分析一个人物的性格要依据人物的言行，依据人物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看刘兰芝的言：“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守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我们先要考查的是刘兰芝说些话的情境。刘兰芝对丈夫说这些话的时间应该是焦仲卿刚从府中回家的那一天晚上。小两口吃过晚饭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相见常日稀”的一对恩爱夫妻终于有了两人相处的空间和时间。长期的相思之苦，久积心中的委屈，一下子化成了上面的话语。其次要分析刘兰芝说这番话时的情绪和情感。刘兰芝的话包括四方面的内容：一、我心灵手巧，知书识礼，受过良好的妇德教育和文化教育。二、嫁入你家后，心中非常悲苦。三、我勤劳本分，婆婆却故意刁难。四、你家的媳妇我实做不下去了，与其这样还不如把“我”赶回家吧。根据这些内容再结合刘兰芝说话的情境，我们不难想象，她开始说话的时候，情绪还是比较的平静的，只是泄点怨气，发点牢骚，渐渐地越说情绪越激动，以致说出“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这样的话来。但这句话只是情绪激动时说出的，而绝不是真正目的。把这两句话放在特定的场合中考查，在刘兰芝的话中人们看到的是有无奈，是娇嗔。刘兰芝爱焦仲卿，焦仲卿也同样爱刘兰芝。如果刘兰芝真的想一拍两散的话，那她不可能在大道口对焦仲卿说：“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也不可能担心“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更不可能拒绝县令儿子的求婚。刘兰芝刚强，心直口快，能承受艰辛的劳作，不能忍受蓄意的刁难，她怨的不是“夜夜不得息”的劳苦，她怨的是“大人故嫌迟”的刁难。因此，当丈夫回来之后，她积久的怨气一下子倾泻出来，她这样说，只是想从丈夫那里获得一点精神的安慰，求得一点心理的平衡。焦仲卿听了刘兰芝的话后，马上就去找他的母亲，这是刘兰芝没有想到的，但性格刚强的刘兰芝这时不可能阻拦他，这样事情便难以挽回了。

　　刘兰芝知书识理，善于言辞，绵里藏针。临行前，她向婆婆告别：“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这一席话，表面上看，句句是自谦，是自惭，是歉意。表现出了刘兰芝很好的教养，即便在被婆婆无礼地驱遣回家的时候也不失礼节。用事实说明，“此妇无礼节”是婆婆的无中生有。细加分析，却发现话中有话，“出野里”、“无教训”很有可能就是焦母平时指责刘兰芝的话，“贵家子”也可能是焦母常常挂在嘴上的。现在把这些话一一回敬过去。焦母总以为自己的儿子娶了刘兰芝太亏了，门不当，户不对。在她看来，“我”是大户人家，所以她劝儿子说：“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刘兰芝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这看似自责，似抱歉，其实是抱怨，“不能承受婆婆你的驱使”，掂一掂这话，份量很重，这是变相地说婆婆对儿媳很挑剔，甚至是虐待。这话刘兰芝以前不敢公开说，今天她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来了。刘兰芝又很重感情，她与小姑告别时，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她内心其实是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临别时，她还叮嘱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说的“供养卒大恩”，不是虚情假意。只不过她没有，或者因婆婆总是找她的茬，她不愿在婆婆面前表达罢了。

　　再看刘兰芝的行：“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刘兰芝在被驱前为什么要作精心打扮自己？论者见仁见智：一、陈祚明说：“临当欲去，极写此女华艳……如此何忍出之！‘严妆’‘严’字、‘事事四五通’句，所谓极意装束也。”张玉谷也说：“被遗归家，有何情绪；作此严妆，呈其美态，……特借是再为临行固结府君之地。新妇苦衷，作者曲为写出。”皆指刘氏极意把自己装饰得华丽美好。二、李因笃说：“……自初妆以至妆成，每加一衣一饰，皆着后复脱，脱而复着，必四五更之（更换四五次），数数迟延，以捱晷刻也。……着毕，则新妇去矣。”则指刘氏不忍离去，故反复拖延。三、余冠英说：“每事四五遍，或是心烦意乱，一遍两遍不能妥贴。”我以为这三种说法，都没有能准确把握刘兰芝的性格和精神。按陈祚明和张玉谷的说法，刘兰芝的打扮，只是为了以美貌来留住焦仲卿的心，让焦仲卿不要把她赶回家。这种理解不合情理；焦仲卿爱刘兰芝，不愿赶她回家，刘兰芝是知道的，焦仲卿听了刘兰芝的话之后立即“上堂启阿母”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刘兰芝没有必要用美貌来“固结府君”。“以捱晷刻”的说法，更没有依据。“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可见天刚亮，刘兰芝就立即起身打扮，如果说是为了拖时间，她没有必要这么早就起床。一大早就起床打扮，恰恰说明她希望早点离开这个家，迟早都要走，迟走不如早走，她要走得决绝，要走得让她婆婆看似毫不留恋的样子。“心烦意乱”可能有一点，因为毕竟这是一对恩爱夫妻，但还不仅仅如此。“严妆”即盛妆，刘兰芝刚强有余，柔韧不足，自尊心强，能伸不能屈。她是漂漂亮亮地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齐，昂首挺胸。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怜惜、令人敬佩、光彩照人的形象？

　　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不善于调解婆媳矛盾，听了刘兰芝满腔委屈的叙述，马上就对母亲说“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还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这些话，都是一个寡母所最不能忍受的。我们想想，一个寡母，辛辛苦苦把儿子从小拉扯大，现在儿子却向着妻子，指责自己的母亲，甚至还拿死来吓人，做母亲心中是一种什么感受。从诗中看焦仲卿是焦家的唯一的儿子，焦家的香火要靠这个儿子来承传，现在这个儿子居然说出“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这样的话来，不是向母亲示威吗？这对缓解婆媳矛盾丝毫无益，还在焦母对儿媳满腔的怒火上浇油。所以焦仲卿刚说完，焦母立即“槌床便大怒”。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回家。尽管他对刘兰芝说：“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其实他说这话时心中并没有底。他只不过是走一步看一步，从故事的发展看，焦仲卿这一步走错了。

　　他易冲动，不冷静，甚至出口伤人。他听说刘兰芝再嫁，便跑来对兰芝说：“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面对“丈夫”（其实他现在已经不是丈夫了）的指责，刘兰芝只是幽怨地说：“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焦仲卿的话虽然让兰芝感到意外，但她却非常克制、冷静。两人的性格在对照中更加鲜明。有人说，他爱兰芝，一旦听说她背约再嫁，便不再对她像先前那样低声下气，“哽咽不能语”了，而是斩钉截铁地说：“贺卿得高迁……吾独向黄泉。”这是一种何等的大丈夫气概！我从中看不到什么大丈夫气概，恰恰相反，我看到的是小男人心理。不错他爱兰芝，但爱得很自私，因而也就对兰芝缺少关心和了解。前面说过，焦仲卿回家后刘兰芝对他的一番叙述，并不是要他去向婆婆讨个公道。她只是为了倾叙，发点怨，撒点气，耍点娇，如此而己。这时，焦仲卿只要给刘兰芝一点理解，一点安慰，刘兰芝也就心满意足了。他其实不懂妻子的心，所以他第一步就走错。他处事不果断干脆。临别时，刘兰芝叮嘱他：“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可是他迟迟不来，直到知道刘兰芝要再嫁了，才匆匆赶来，来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气急败坏地对兰芝指责，挖苦，讽刺。他以为刘兰芝再嫁是嫌贫爱富，是另攀高枝，这不是一个理解妻子的人应该说的话，这心理多少有点阴暗。这阴暗的心理与他从小没有受到完整的父母之爱有关。

　　他爱自己的妻子，可最后还是把妻子休了；他孝敬母亲，但他最后还是自杀了，这是大不孝。他想做一个好丈夫，和妻子过和和美美的生活，结果是一个“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他想做一个好儿子，可最后还是“故作不良计”，“令母在后单”。他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儿子。他是一个悲剧人物，这悲剧，固然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他自己的性格原因。

　　焦母

　　焦母为人刚愎，蛮横，自以为是。她对刘兰芝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心想拆散她儿子与刘兰芝的婚姻。她反复对儿子说：“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在旦夕间。”仿佛世间的女子都愿嫁给她儿子，似乎只要她喜欢谁，谁就是她的儿媳妇。当焦仲卿表示“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时，她开导儿子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有人据此认为，焦仲卿先世曾仕宦于台阁。其实我以为这话是当不得真的。何以见得？从语言上看，“仕宦于台阁”的主语是“汝”，即焦仲卿，我们知道，焦仲卿只不过是庐江府一小吏而己，并没有在台阁做官。焦母，一村妇，儿子在府中做官，她就以为“仕宦于台阁”，便自我膨胀，自高自大，诗人让她这样说，正是为了表现她的无知与自大。

　　对刘兰芝，她百般挑剔。这有刘兰芝的原因，也有焦母的原因。焦母看刘兰芝不顺眼，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言过其实，但并非完全无中生有，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她有文化，有知识；有文化，有知识，就有思想，因此与焦母难免产生思想和性格上的冲突。这冲突，虽然不会明朗化，也不会正面展开，但一不小心便流露在脸上是可能的，做婆婆的看在眼里，便怨在心里。有时对于婆婆的差遣，刘兰芝行动上虽然服从了，但心未必服，再加上焦仲卿在家的日子不多，婆媳之间有了矛盾不能及时化解，这样矛盾就越积越深。

　　焦母看不惯刘兰芝，还有一种寡妇心态在作祟。我以为焦母守寡应有十多年，虽然从“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这四句看，焦母守寡不会有这么久，但这四句在宋本《玉台新咏》和《乐府诗集》中都仅有“新妇初来时，小姑如我长”两句。当然，即便只有这两句也不能断定焦母守寡有十多年，但从焦仲卿对母亲的畏惧心理，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从小在寡母的严厉管教下长大的孩子。不然焦仲卿不会对母亲那么畏惧。但凡寡妇对独子往往既溺爱又严厉，爱得有点变态。一个寡妇既当妈，又当爹，要将儿子抚养成人，继承焦家的香火，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巨大，因此对儿子格外苛刻便可以理解。焦仲卿小时候受母亲的打骂应该是常事。即便他长大后已经娶妻做官了，仍摆脱不了母亲早年在他身上造成的心理阴影。所以当母亲槌床一怒，府吏便默然无声，其畏惧之情何异于老鼠见到猫？如若焦仲卿长到十多岁父亲才死，作为独子，他就要挑起家庭的重担，那么他的性格就应该坚强，而不会那么骇怕他的母亲。另一方面，从焦母易怒暴躁、蛮横无礼的病态表现看，她分明是一个守寡多年的寡妇。因为病态所以她最担心的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忘了娘，而刘兰芝像楔子一样揳入他们母子之间，这是她最不能忍受的，她不允许媳妇从她手里夺走与她多年相依为命的儿子。焦仲卿越向着刘兰芝，焦母就越容不下这个儿媳，因此千方百计要把她赶出家门。这种心态是多年守寡的母亲的共同心态。

　　刘母

　　刘母，有人认为她也是逼刘兰芝再嫁的封建家长的代表之一。理由是当县令家来求婚的时候她说了“汝可去应之”。其实这“应”，不能理解成“答应”，而应理解成“回复”，作为母亲，她当然希望女儿婚姻美满，生活幸福。女儿被休回家，马上就有人家来求婚，而且来求婚的又是颇体面的人家，妈妈希望女儿答应这问婚事，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就简单地认为是势利。况且这时母亲并没有代女儿做主，而是让女儿自己去处理，在那样的时代，这样的母亲无疑是开明的，是通情达理的，是难能可贵的。刘母的开明和可贵，从刘兰芝受到的良好教育上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一个开明的母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刘兰芝不可能受到那样良好的教育。

　　 还有人甚至作了这样的大胆推理：焦母能逼儿子休了刘兰芝，那么刘母为什么就不能让儿子逼刘兰芝再嫁呢？这种推理其实是一定要给刘母戴上一顶封建家长的帽子，以说明封建家长制是焦、刘爱情的罪魁祸首。但这种无视作品本身的推理是站不住脚的。在县令家来求婚的时候，刘兰芝对母亲说：“兰芝初还时，府史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时，拒绝媒人的是刘兰芝的母亲：“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这番话说得非常得体，体现了她良好的休养，善良的心地，她同情理解自己的女儿。到了太守家来求婚的时候，刘母还是说：“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真正逼迫刘兰芝的是刘兄。刘母只是在刘兰芝答应了婚事之后才说：“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在焦仲卿迟迟不来，刘兰芝答应了婚事，太守家就要来娶亲的时候，刘母说这样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认定她是封建家长。

　　刘兄

　　诗中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仅三处：“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这两处都是刘兰芝说的。正面写刘兄的只有一处，就是刘兰芝第二次要拒绝上门求婚的人时，他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其实如果单把这一番话抽出来分析，也不能说这就是逼妹妹出嫁，甚至完全可以理解成是为妹妹好，为妹妹的前途着想。刘兰芝和哥哥生活在一起多年，她最了解自己的哥哥，有了刘兰芝“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这样的评价，刘兄的话就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解析：这哥哥是势利眼，只看门第，不顾爱情，尤其是那句“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更是不堪入耳。这话的意思就是，你如再不嫁，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潜台词是，难道要我做哥哥的养活你一辈子不成？刘兰芝被遣回家，其实已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再听哥哥这么一说，她再也无法在这个家里住下去了，所以她回答哥哥的话是“谢家事夫胥，中道还兄门”，而不是“中道还家门”。这一字之差，兰芝的内心之苦尽现。现在哥哥发出话来了，还能赖在哥哥家不走吗？这个哥哥话语不多，其实非常刻薄，毫无兄妹之情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