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芝（东汉末年），安徽庐江郡人，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官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故事结尾与其它中国民间文学几呼成千篇一律，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两人合葬，林中化鸟。
性格特点：
焦仲卿对爱情忠贞，但比较软弱，不敢直接反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荣华所动，温柔善良，勤劳，才貌双全，知书达理，忠贞不渝。
不同“
焦仲卿：先讽刺怨恨，后发誓“吾独向黄泉”。
刘兰芝：先体谅同情，后发誓“黄泉下相见”。共同点：既冷静又热烈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
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
《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
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
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
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
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
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也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刘兰芝要织布还有一层考虑。
纺织是治家之道，在古代被称为“妇功”，为妇女“四德”中的重要内容。西汉《礼记·昏义》载“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载“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同“三从”一样，“四德”也是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织布更是每个家庭主妇要操持的技能和实践。
由此可见，家庭状况、伦理文化都要求刘兰芝要没日没夜地纺织。
刘兰芝织布的背后
刘兰芝辛苦织作，除了养家糊口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环境使然。
汉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表现出“男耕女织”的组织形态，即男子在田间从事农业活动，女人在家进行纺织活动，两者共同劳作来保证一个家庭的温饱，这是汉代社会最为和谐的一幕。
事实上，早在汉初，统治者就非常重视“男耕女织”。《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载:
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
这段话深入阐述了发展农业和家庭纺织业的重要意义：不发展农业，人民吃不饱肚子会造反；不发展家庭纺织业，人民衣不裹体，也会造反。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代大力提倡耕织，女性并不因家庭出身而享有免于纺织的特权。汉代社会上至官僚贵妇，下至一般百姓都要参加纺织活动。东汉时期临朝称制十六载的邓绥，出身官宦世家，幼年喜好研究诗书典籍，遭到了母亲的呵斥，从此白天纺织刺绣。女政治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普通公务员家庭的刘兰芝了。
综合史料来看，汉代女子从事纺织至少有三层考虑：
一是保证家庭成员穿着保暖。
“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小农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家庭穿衣很大部分是自织自裁。
二是用于国家支付。
汉朝政府支付多用黄金或钱，东汉则布帛多于黄金，商品关系进一步复杂。随着纺织业的发展，朝廷税收的布帛数量也相应地增加，汉武帝在一次东封泰山的活动中，仅赏赐的布帛，就多达100多万匹。
三是发展对外贸易。
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丝绸需求量的飞速增长，除了官营丝绸生产外，每个家庭中纺织丝绸妇女的劳动量逐步加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汉代女性活动，尤其是纺织活动在社会生产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结语
《孔雀东南飞》以一个令人不安的倾诉开头，以一个无比惋惜的悲剧收场。
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多才多艺，焦仲卿款款深情，最后却走上为爱情殉葬的道路。这种悲剧，源于焦母与刘兰芝关系的恶化，并通过织布这一载体传递出来。在布帛异常丰富又极为紧俏的汉代，年轻的主妇们构成了家庭纺织的主体。她们常常因婆婆或丈夫的不断追利，而承担力所不能及的纺织任务。这是当时家庭不和谐，甚至瓦解的一个重要诱因。
值得一说的是，在“男耕女织”的两汉社会，纺织品一再成为国家需求，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但这种提升也是相对的，当时的社会有严格的行为规范，也有渐渐成型的礼教渗透，所谓“七出”、“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等清规戒律，逐步使女性丧失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孔雀东南飞》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刘兰芝织布的背后是家庭和时代的悲凉。
一、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三、焦母
焦母为人刚愎、蛮横，自以为是的性格让人恨得牙根直痒，恨不能痛殴她一顿为快。从诗中可以看出焦母在家庭中明显具有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绝对权力。她有意强化儿子“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的事业心，支持其长期在外工作的习惯，从而在精神上孤立、情感上冷淡儿媳，使其情感无处寄托。
她的自私狭隘、冷酷无情不仅没能为自己赢得独享的幸福，反而招致了家破人亡、老无所依的惨剧。
四、刘母
受封建社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思想的禁锢，刘兰芝的母亲是牺牲品。尽管她对女儿被休回娘家很吃惊，面对女儿对自己爱情的捍卫，她对媒人一口回绝。但面对儿子的怅然心烦，趋炎附势，强逼妹子再嫁时，也无力扭转乾坤，只能忍气吞声劝女儿去接受。
所以，她的懦弱又间接成为了刘兰芳悲剧命运的推手。
五、刘兄
刘兄性行暴戾，趋炎附势，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凶。他对刘兰芝粗暴训斥，盛气凌人、尖酸刻薄，冷酷无情，对于刚遭遇“遣妇”，又遭遇“逼嫁”的刘兰芝来说，才出虎口，又要入狼穴，导致了刘兰芝生而无望，怀着满腔愤愤了却了自己的人生。
--孔雀东南飞
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 无子被出
在古代，休妻讲究“七出”，亦称“七去”。即指女子有下列七种情形之一者，丈夫或者公婆即可休弃她。即：无子去；不顺父母去；*去；妒去；有恶疾者去；多言去；盗窃去。古人也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从文中可以看出，刘兰芝与焦仲卿“共事二三年”，但未提到他们有孩子。想当年，焦家也曾是“仕宦于台阁”，在当地也属名门望族，可今天面临香火无继的危险，作为唯一长辈的焦母怎能不心急如焚呢？况且“无子被出”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所以，刘兰芝被谴也就在情理之中。
二、 俄狄甫斯情结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俄狄甫斯情结理论，焦母驱谴刘兰芝是典型的俄狄甫斯情结-----恋子情绪。文中没有提到焦仲卿的父亲，因此焦父可能早年去世，焦母与仲卿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因此，在这个残缺的家庭中，儿子便扮演了母亲精神上的丈夫角色。儿子爱着母亲，母亲爱着儿子。可这平静一切便因为刘兰芝的到来发生了改变。儿子身边多了一个女人，儿子更多的时间是投进了妻子的怀抱，与妻子卿卿我我，儿子对母亲专一的爱现在有一半给了另一个女人，由两个女人来分享，母亲难免心理孤单，心理不平衡。她让儿子休了刘兰芝，“便可速谴之，谴去慎莫留”，而且答应儿子“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可直到儿子要“自挂东南枝”了，她仍然只是说在嘴上，并没有真正的实际行动。由此可以看出，她是打着为儿子另找好媳妇的幌子，达到长期独占儿子之爱的目的。因此便不自觉地迁怒于刘兰芝。说的那些话，也只是给儿子的一点安慰和借口而已。这与美国作家劳伦斯的作品《儿子与情人》中的母亲有着同样的心理。
三、 心理变态
焦母经常以焦家曾“仕宦于台阁”为荣耀。也许“仕宦于台阁”的就是焦仲卿的父亲、焦母的丈夫。想当年，丈夫官居台阁，官阶不低，自己也因此而“夫荣妇贵”。也曾经是风光一时的官太太。可好景不长，焦父撒手人寰，自己不得不年轻守寡，担负起独自养育儿子的重任，以图来日“子荣母贵”。可等自己将儿子焦仲卿扶养成人后，他也只是当了一个小官吏，焦家家境渐显败落之象。再加上她年轻丧夫，感情寂寞。这样，多年的育儿之苦、家道的败落、感情的无依托、香火无继的危机等各种有形无形的压力使他心理扭曲变态。因此，她便以一种病态的心理对待一切，包括自己的儿媳妇刘兰芝。
四、 妒贤嫉能
从文中可以得知，刘兰芝是知情达理，贤淑聪惠，办事干练。想当年，焦母当官太太时，可能也是聪明能干的，夫荣妇贵嘛！可现在的儿媳妇刘兰芝比自己还能干，自己心中难免有些不服气，妒从中生，她怎能容忍家中有这么一个明显强于自己的女人存在呢？这样下去，自己家长的地位不是岌岌可危了吗？另外，在古代，从来都是男主外，女主内，妇因夫荣。男人在外，顶天立地，为人处世果断干练，女人在内，勤俭持家，温柔贤惠，这样的家庭才是典型的封建美满家庭。，可刘兰芝的性情刚烈、聪明能干、坚强不屈的精神与焦仲卿的唯唯诺诺、软弱驯顺的性格相比，刘兰芝明显在各个方面都超过了焦仲卿。一个在家都不能做主的堂堂男子汉，如何置身于错综复杂的官场，也就是说，他的官做的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情况下，媳妇的存在，更衬托出了儿子的无能。这样，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怎能容忍家中有这样一个明显强于自己、强于儿子的女人存在呢？
五、 更年期遇上了青春期
从文中可以推断，焦母的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正处于妇女更年期。心情烦燥、喜怒无常是妇女更年期的典型特征。而刘兰芝则刚刚20岁左右，又刚结婚，正处于青春冲动期，但丈夫焦仲卿则“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致使刘兰芝“贱妾守空房，想见常日稀。”一个正处青春冲动期的年轻**，独守空房的压抑滋味是怎样的！可想而知，这样，两个心情压抑烦燥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发生种种不愉快则在所难免。
六、 人性的觉醒与专制思想的碰撞
在文中，焦母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正是刘兰芝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这在当时看来，就是不孝，就是大逆不道。如果不将她早早赶出家门，谁知道在她的影响下，这个家里会发生什么伤风败俗、丢人现眼的好事来。弄不好，还会毁了焦家一世英名。还是早点铲除祸根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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