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焦仲卿婚姻悲剧的真相是什么？

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主要是因为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并让焦仲卿休掉刘兰芝，还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人们深受封建礼教思想的影响，有些婚姻观念根深蒂固。

通过读《孔雀东南飞》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焦仲卿的母亲不喜欢刘兰芝的原因。首先刘兰芝并不是传统封建礼教所倡导的贤妻良母型，刘兰芝是具有新时代个性，追求新思想的贤妻良母，很显然这样的儿媳妇是不被焦母所接受的。文中没有提到孩子，虽然刘兰芝已经在焦家两三年了，还没有生个孩子，在当时女人不生孩子，婆婆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其次刘兰芝的家庭背景跟焦仲卿相比较，是属于门不当户不对，焦母当然想找个大户人家的**。所以焦母让焦仲卿把刘兰芝休掉。焦仲卿被逼无奈，自古都提倡百善孝为先，因此焦仲卿不敢忤逆母亲，百般无奈之下，就暂时让刘兰芝先回到娘家。

焦仲卿和刘兰芝约定，等过些时日就把刘兰芝接回来。可是刘兰芝在家这段时间，他那个趋炎附势的哥哥竟然把刘兰芝许配给太守的儿子。刘兰芝无法推脱哥哥给安排的这个婚姻，因为他们是无法跟太守的儿子进行抗衡的，所以焦仲卿和刘兰芝选择一起赴死。

《孔雀东南飞》通过描写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当时封建礼教思想的罪恶，歌颂了焦仲卿和刘兰芝敢于追求爱情，忠贞于爱情的美好精神，讴歌了年轻人想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的制度，勇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好向往。

一、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扩展资料：

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

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

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

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

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

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

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孔雀东南飞

首先，古代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一说法。焦仲卿仕途还算顺利，更加知道父母不可违的道理。    

但是一边是自己的妻子，一边又是养育自己的母亲。无奈之下不得不选择遵从母亲，休了刘兰芝，但是对于母亲想让自己去迎娶另一家只是母亲看的顺眼的一个女子是很抵触的，毕竟自己一生的婚姻幸福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让他对于自己重新审视了一遍，加上刘兰芝自己的诉苦。一日夫妻百日恩，和她生活了也挺久了，还是想想个办法留住她。于是就有了后面的约定，让刘兰芝等他，自己先去应付自己的母亲，而刘兰芝也答应了。

但这也不过是两人的幻想而已，与现实作对如鸡蛋碰石头，刘兰芝家里有人提亲，对于有一个刚被休的女人的家庭来说，这样既可以攀高贵，又不会落下笑柄，自然很是乐意。对于他们的约定，就像是一个笑话一样。刘兰芝的哥哥更是进一步劝说她答应，不只是为了她，更是为了这个家。

刘兰芝只好妥协答应，但心里还是期待焦仲卿来接她。直到出嫁，出嫁时，他来了，他们对于生活与现实几乎妥协，内心的一点希望也消失殆尽。当时只有殉情或私奔，私奔或许使两人在一起，但是这是不孝的，而且私奔就名不正言不顺。他们想在一起，更想摆脱现实，无疑，殉情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

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已经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来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