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赏析 - 赏析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

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

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扩展资料：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总体赏析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建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仲卿与焦母刘兄不同的是：刘焦的爱情理想与这些封建教条）中突，而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们二人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们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们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

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

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画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画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画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爱情的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仲卿夫妇两入之间的关系构成；另一条线索由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的关系构成，在全诗中占主导地位。

诗中的矛盾冲突在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归统。“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入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代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人物、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分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宣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 艺术成就 《孔雀东南飞》在艺术上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已臻成熟，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艺术形象。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二、故事情节完整，矛盾冲突不断。《孔雀东南飞》以人物为中心铺叙故事，情节曲折，首尾完整。故事带有传奇的色彩：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竟然受到县令、太守相继登门为子求婚的奇遇，显然这是极其偶然而富有戏剧性的情节。但作者并不单纯地追求离奇的故事，而是借助于情节，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者写此奇遇，不仅衬托出兰芝之美，歌颂了兰芝忠贞专一、不为利诱的品格，而且在比较中刻画出她与刘兄、刘母截然不同的性格。再则，叙事长诗易致平直，此诗却写得曲折有致，扣人心弦，因此令人读来不觉其长，不愧为“长篇之圣”。尤其是诗通过刘兰芝和焦母、焦仲卿和母亲、兰芝与刘兄这三对连续不断的矛盾，描叙人物性格之间的冲突，把普遍存在于当时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集中概括，驱遣笔端，从而通过一个家庭，反映一个社会，使这首诗成为复杂社会的写真。这又是当时其他叙事诗所无法企及的。

三、语言通俗化、个性化，明白如话而又神情毕肖。这首诗描摹情态，铺叙事物，全都通俗易懂。尤其是人物的对话，真实而又贴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对话，显现了他们之间的恩爱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进行抗争的性格；仲卿母子的对话，既写出了焦母对儿子的爱，又写出了她对新妇的恨；兰芝母女、兄妹的对话，令人看到了母亲对女儿所特有的感情和刘兄的刻薄势利之心。清代陈祚明曰：此诗“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这的确说出了《孔雀东南飞》的语言艺术所达到的高水平。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质而不俚，乱而能整，叙事如画，叙情如诉，长篇之圣也！

明·胡应麟《诗薮》：“五言之瞻，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瞻，极于《木兰》。”

明·李因笃《汉诗音注》卷七：此古今第一大篇，亦第一绝作，如对大羹玄酒，又如临宗庙百官，叙事敷词，俱臻神品。可以怨、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诸美俱备。最妙处出绣腰襦、别小姑、媒人议婚、太守迎妇，偏于闲处着色，《北征》、《山果》、《晚妆》数段，正祖此篇。篇中有详有略，总非可以常法求也。高古朴淡，亦复天娇离奇。

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四：共一千七百八五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有剪裁也。……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极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

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二：长篇淋漓古致，华采纵横，所不俟言。佳处在历述十许人口中语，各各肖其声情，神化之笔也。

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七：古来长诗，此为第一，而读去不觉其长者，结构严密也。男家无公，乃云公母；女家无父，乃云父母。共事二三年，而云新妇初来，姑始扶床；今被驱遣，姑如我长。府吏小役，而方仕宦于台阁。皆是诗人故露渗露处，勿泥可也。

在整个以封建题材为背景的前提之下，任何一个人物的形象和他本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历史造就了悲剧~是人物形象刻画了历史！

刘兰芝爱憎分明~不畏权势和金钱~追求真爱~并且宁愿牺牲一切~她聪敏机灵~古灵精怪~又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弹得一手漂亮的箜篌~只是因为她不安分和不服输的个性~让婆媳关系冲突僵化！其实她本人追求真爱没有错，可当时的历史背景让她这样的行为被人排斥~以至最后的残局！

焦仲卿可谓重情重义~不能违背老母，又无法放下真爱~所谓孝义不能两全~他在中间左右为难~两面夹击~一方是至亲，一方是至爱，他无法抉择！他是最苦的一个人~没有地方申诉~最后只能自挂东南枝！又对亡妻的报答和追悔之意~也有对老母步步紧逼的警示之意！他的软弱和孝义搀杂~让人既痛恨他的无能~又同情他的死亡~最后既不孝也不义~！什么也没有做到~！

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这些作品以描写民间疾苦为主要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它在配乐的时候不免经过文人或乐工的改动，但仍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辉。它是我们学习乐府诗的主要对象。乐府民歌题材范围很广泛：有暴露战争罪恶的，有反映人民生活痛苦的；有描写家庭男女问题悲剧的；也有些孤儿的啼泣，病妇的哀吟的。这一切都有其活跃的生命，有广大人民呼喊的声音，它使我们可以比较真切地看到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实质。

关于暴露战争罪恶，表现人民大众痛恨战争、反对战争的情绪的，如“鼓吹曲辞”里的《战城南》：

战域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苇冥冥，袅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在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首侍描述了在战争中不幸阵亡的士卒，他们的尸体都得不到埋葬，正好成了乌鸦的美餐。战场上一片荒凉景象，清冷的河水在无情地缸淌，岸边是昏茫茫的蒲苇丛，勇敢的士兵战死了，只有几匹受伤的马围着旧日的主人徘徊悲鸣。一望无际的疆场上，到处是一片死寂，再也见不到人们活动的踪迹了。战争不但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而且也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竟然在桥上盖起了营房，构筑了工事，致使交通阻塞，无法南来北往。诗中发问，“庄稼不能收获，君王您将吃什么呢？”年轻的将士们，早上出征时还是那样生气勃勃，晚上却不见他们归来的身影，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战城南》叙写了一场大规模的战斗，但略去了两军对垒时刀劈剑砍、血肉横飞的厮杀场面，紧紧抓住战斗结束后战场凄凉悲惨的景象加以描绘，把笔墨用在众多的死难壮士的遗体、驾马的悲鸣以及乌啄兽食、水深草长等方面，使人们通过这一切去感受战斗的激烈、残酷。表面上虽然没有明白提出反对战争的意见，字里行间，却散溢着人民大众对战争的愤恨和诅咒。作品中那摄人心魂的悲剧力量，使人为之动客。

与《战城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杂曲”中的《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并上生旅葵。各谷持做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这首诗写一个老态龙钟。衣裳褴楼的老兵，他整整度过了65年兵役的漫长岁月，今天才得以还家。这65年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但这一切都熬过来了。他在还家的途中，离家还远远的，就急切地询问乡里人，家中还有谁？得到的回答是他的家已经成了荒坟。他抱着绝望的心境，走近了他的家门，在他的眼前，呈现着一派凄惨的景象：家屋久已衰败残破，当今已成为雉兔的栖身之所，以致见到人时，兔入狗洞，雉飞梁上，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他的心啊，完全碎了！当他走进家门时，映入他眼帘的是院子里长起了野谷，井台上生着野葵，满目苍凉。他还有什么希望呢？亲人已经死绝了，无奈他只好自己动手捣谷采葵，持做饭羹；饭羹熟了，他送给谁吃啊？现在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这怎能不叫他感到悲痛欲绝呢？他茫然地走出家门，望着苍茫的东边，老泪纵横，衣襟都湿透了。

《十五从军征》．全诗没有一句是诅咒战争的，但他通过对人物形象和处境的细致刻画，得出这一切都是封建统治阶级穷兵黩武政策的结果，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血泪控诉。

也有从描写征人漂流异地不得归家而显示战争和徭役所加给人民的痛苦的，如”杂曲”里的《悲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诗是写征人怀念乡土的心情的。征人远离家乡，那种悲痛的心情，好像车轮一样滚来滚去。在汉代的战争中，许多农民被迫去当兵或做劳役，结果不是命丧疆场，腐肉为乌所啄，便是漂流异乡，难得与家人团聚。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

乐府诗里面有很多是反映阶级生活的，如揭露统治阶级奢侈*佚生活的“清商曲”里的《相逢行》：

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不知何年少（一作如何两少年），夹（一作挟）毅问君家。君家戏易知，易知友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一作中子为中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入门时左顾，但见双鸳鸯，鸳鸯七十二，罗列自成行。音声何啾啾，鹤鸣东西厢。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瑟上高堂。大人且安坐，调丝方未（一作未遽）央。

这首诗把统治阶级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

统治阶级生活得越奢华*佚，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统治阶级的那种花天酒地生活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依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乐府诗里好些歇辞都深刻地描写了这种情景，最富有斗争性和深刻地反映人民大众的痛苦生活的是“清商曲”里的《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帐欲悲。盎中无斗来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艰久居。”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被贫困所迫而欲铤而走险的男子，他本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欲作为当时社会所不容的事，以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再回转家中，心情更加悲伤。他看到家里罐中无米，架上无衣。这就使他再下决心拔剑出走。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险，牵衣啼哭，动之以情，晓以利害。

最后主人公愤然表示，我头上的白发已渐脱落，再不能苦捱下去了。

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腐败，贪污横行，急征暴敛，摇役繁重，因此，农村经济破产，广大人民食无米，穿无衣，无法生存下去。翦伯赞先生曾说，赋税、徭役、武装的压迫和刑法的威吓，这就是东汉政府对当时农民的恩典。在这样浩荡的皇恩之下，当时的农民，如果不甘饿死，那就只有两条出路：不是自卖为奴婢，便是合伙为盗贼。这诗就是不甘饿死的农民起来反抗的一种表示，有很积极的意义，是乐府诗中斗争性最强的作品之一。

“相和歌辞”中的《陌上桑》，既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无耻的面目，又刻画了一个敢于反抗的坚贞、美丽、机智的女性形象。全诗三解，第一解写罗敷的美，作者用烘托等手法，写出罗敷之美，美到了让众人倾倒的程度。第二解：

便君从南来，五马立踯躅。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妹。“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这一解写“使君”（东汉时对州太守或刺史的称呼）在春巡时遇到了采桑的罗敷，便立即被她的美貌惊呆了，顿生邪念，企图占有罗敷，派小吏前去询问罗敷的姓名、年龄，提出了“共载”的要求，被罗敷巧妙地拒绝了。

第三解写罗敷夸说自己夫婿的才貌。官职，以反击使君，使之无所施其技。

罗敷本是一采桑女，但她不仅有着容貌美，更有着美丽的灵魂，她不慕钱财、不慕权势，甘于过着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断然拒绝了使君的无理要求，表现出一名普通采桑女的高尚情操。而且，她拒绝的方式也是非常巧妙的，她用有夫、夸夫这种方式来拒绝，表现出她的机智和无奈。

东汉权贵劫掠、调戏妇女是屡见不鲜的事，这首诗，实际上就是这种现实生活的反映。罗敷以一个柔弱女子，怎能脱得堂堂使君之手？硬顶是不行的，含糊其辞以求遁逃，也是不行的，何以杜彼觊觎之念？她用“夸夫”作为回答，向使君描绘出一个官居要职。春风得意的“夫婿”形象，使使君自渐形秽，哪里还敢再生邪念。

乐府诗里关于揭露封建制度的罪恶，表现人民大众对它的抗议和愤慨的作品也不少。

反映封建制度之下的家庭悲剧的，如“清商曲”里的《孤儿行》。这首诗描写了孤儿受兄嫂虐待的昔况，从而揭露当时的封建家庭的黑幕。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封建思想的支配，一般人都竟于扩大自己的私有时产，这就使得同根兄弟在接受父母的遗产时，往往互相残害，私有时产制度的存在必然造成人们不同程度的偏狭心理。因此，封建社会的一个孤儿在忍受不住压迫的痛苦时，只能喊出：“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的沉痛呼声，其实这只是当时千千万万孤儿呼声中的一个而已。

反映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悲剧，最典型的是“杂曲”里的《孔雀东南飞》，这诗表现了一时牺牲于旧家庭制度与封建伦理道德下的夫妇的悲剧。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有严格的封建礼教的等级限制，如“七去”条文。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使得做媳妇、子女、弟妹的在某些问题发生时，只有一味听从，任凭摆布，否则就是大逆不孝、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屈死了多少男女青年，这篇诗就是以这种封建社会里男女青年所普遍遭受的痛苦情况作为描写的题材，用单纯朴素、生动活泼的艺术语言把它活生生地表现出来，向旧札教提出控诉的，是一篇暴露封建家庭问题和妇女问题的最有力的作品。

《孔雀东南飞》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焦仲卿和焦母、刘兄，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兰芝是一个知书明理、勤劳能干的女子，她长的也是相貌出众，无与伦比。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精妙世无双”的美人儿，却被婆婆看成眼中钉，恨不得一口把她吃掉。她嫁得焦家二三年，深感“君家妇难为”、“徒留无所施”。所以她不得不割舍对小姑的顾恋，与丈夫的恩爱，自请遣归。离开焦家，摆脱焦母的蛮横驱使，算是跳出了一个火坑。但是兰芝预料到性情暴如雷的哥哥，不会听凭她的意愿，让她再与仲卿团聚，想到这里，便感到心如油煎。兰芝回到娘家后，果然阿母劝嫁，阿兄逼婚，使她难以忍受，她与仲卿的磐石、蒲苇之盟又不能够实现，最后只得举身赴清池，用死来表现对封建礼教的不满和抗争。

仲卿是个府吏，受封建礼教影响较深，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不为母亲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以死殉情。

诗中通过对刘兰芝、仲卿爱情命运的描述，无情地鞭挞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并表示了对兰芝、仲卿的同情和赞美。

同样揭露封建婚姻罪恶的，还有《上山采蔗芜》：上山采蔗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诛。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濂，故人工织素，织濂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濂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首生动的叙事诗，通过夫妇的对话，真实地把新人、故人的容貌、才能，以及丈夫对妻子的态度、心理都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了。在这里，不仅使我们看到当时妇女悲惨的命运，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弃妇的勤劳的描绘，有力地讥讽了男子遗弃行为的愚蠢和不正当。

由于汉代封建统治者尊崇儒术，封建礼教更加残酷地束缚着人民，男女恋爱是得不到自由的。但是，当时的青年男女并不因此而畏缩或屈服，甘做封建礼教的奴才，恋爱风气仍是很盛的。乐府诗里也有描写男女恋爱的歌辞，如“鼓吹曲辞”里的《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诗是描写男女恋爱不为任何环境所吓倒的，是一首民间的恋歌。

在阶级社会里，劳动人民虽然被统治阶级剥夺其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使他们过着牛马般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思想、感情仍是相当健康的，因而表现在爱情上一真挚、牢固。他们认为爱情是神圣的、崇高的，海可枯，石可烂，而爱情不可移。

汉乐府诗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它使我们看到当时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和劳动人民在统治阶级压榨下呻吟的惨状；也能使我们听见当时人民大众脉搏的跳动和统治阶级荒*的笑声。汉代的社会面貌和实质，我们可以通过对乐府民歌的了解得到比较真切的认识。

汉代乐府的民歌，不仅有深厚的思想意义，而且也具有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乐府民歌有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而以叙事最为突出。在许多叙事诗中，都写得故事生动，结构紧凑，形象鲜明。诗中还富于戏剧性的独白和对话，不论是抒情诗和叙事诗，往往是借人物对话或近似戏剧中独白的第一人称的说话来表达。乐府民歌中还多善于运用贴切的比喻和拟人他的手法。语言也非常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显示了人民语言的丰富与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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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1）：孔雀失偶

第二段（2~6）：兰芝被遣

第三段（7~12）：夫妻誓别

第四段（13~21）：兰芝抗婚

第五段（22~31）：双双殉情

第六段（32）：告诫后人

一、原文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二、译文

我十三岁就能织出白色的丝绢，十四岁就学会了裁衣。十五岁学会弹箜篌，十六岁就能诵读诗书。十七岁做了你的妻子，但心中常常感到痛苦伤悲。你既然已经做了府吏，当然会坚守臣节专心不移。只留下我孤身一人待在空房，我们见面的日子常常是日渐疏稀。每天当鸡叫的时候我就进入机房纺织，天天晚上都不能休息。三天就能在机上截下五匹布，但婆婆仍旧嫌我织的慢。不是我纺织缓慢行动松弛，而是你家的媳妇难做公婆难服侍。

扩展资料：

赏析

《孔雀东南飞》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

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

　　一、从宏观上挖掘其独到的叙事结构

　　1、备受推崇的“鸡头凤尾”

　　从宏观上看，“鸡头”和“凤尾”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特色的又一体现；研究者多以比兴手法赞其开头，用象征手法誉其结尾。

　　《孔霍东南飞》的开头用了“比兴”手法，其结尾则是象征性的结尾。经过反复吟咏和咀嚼，就更能体会到“鸡头凤尾”的艺术魅力。在这里，无论是南飞孔雀的徘徊之感，还是松柏梧桐的交枝接叶、成对鸳鸯相向和鸣的难舍难分之情，都不再是那种简单的，仅仅用作起兴、比喻或象征的独立存在的客体了，而与所表现的内容合而为一，甚至连作者的感情也是那样和谐地融了进去。这样，作者的情感，男女主角的情感和外物(孔雀、松柏、梧桐、鸳鸯等)的情感相互交融，到了三位一体的程度。这些外物本身的艺术形象是完整的，但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所赖以寄托内容的艺术形象，与内容的关系是那样密切、和谐，那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思想内容与感情。这就好比《屈原》雷电颂一场的情况了，实际上达到了一种“物我同化”的艺术效果。这种“物我同化”，对作品的主题起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深化作用。它使广大读者像作者、作品的主角以及作品中的孔雀、鸳鸯、松柏、梧桐一样，深深地憎恶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度，笃厚地同情与赞颂对封建社会的叛逆与斗争的精神，热烈地去追求那理想的生活。可见，《孔雀东南飞》的比兴开头与象征性结尾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已经到了“意在笔先，神于言外”的“物我同化”阶段。因此说“物我同化式托物起兴的‘鸡头’和物我同化式富有象征意义的‘凤尾’乃是《孔雀东南飞》叙事结构上的显著特色”。

　　2、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重要特色就是别具一格的详略处理。该诗虽仅有一千七百多字，却具体而形象地铺叙了新妇兰芝被遣、被逼再嫁以及她同丈夫仲卿殉情化鸟的全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兰芝、仲卿、焦母、刘兄等几个活灵活现的形象。

　　兰芝是作者所同情和歌颂的女主人公，作者便挥动彩笔尽力渲染，从正面到侧面，从语言到行动，从外貌到内心世界都浓墨重彩，甚至还要通过写环境、景物以及巧妙地插入抒情议论来渲染，真可谓是“用墨如泼”。如新妇起严妆一段：本来在当时的社会里，被遣回娘家对新妇来说是极为不光彩而又令人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像迎喜事似地梳妆打扮自己。这固然是借此对兰芝的美丽作必要的补叙，但更主要地是在突出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又如写太守家办喜事的场面：作者不厌其繁地写豪华的排场，这一方面是从侧面反衬兰芝的美丽、贤淑，以证被遣的无理；更重要的则是为了突出兰芝不为荣华富贵所动心的高尚情操。

　　而在另一些地方作者却又表现得“惜墨如金”。如焦母与刘兄这样的封建礼教及封建家长制度的代表人物，作者都是以寥寥数语勾划的，而且差不多全凭对话来表现形象。纵使如此，这两个艺术形象也刻画得非常逼真、活套，使他(她)们可憎恶的面孔跃然纸上。如焦母“捶床大怒”这一个举动，焦母“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和“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两句话，就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了一个蛮不讲理、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的形象。透过焦母形象，人们不难想象兰芝和仲卿所过的是怎样一种屈辱生活。因此，他们不与封建势力妥协，最终以死抗争的行动，更能引起世人的广泛同情，促成人们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和对封建制度的不满。

　　本诗在叙事上所做的详略处理还表现在作者把自己的抒情议论穿插到铺叙中去的特点上。作者做了几次这样的穿插：当兰芝与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当兰芝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插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诗的结尾处，作者又道：“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几番插话，文字不多，却对铺叙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试想，如果不用作者的插话，而以继续铺叙来代替,恐怕长篇累牍也无法达到这种艺术效果。

　　可见，一篇文章的详略是对立统一、互相渗透、互相补充、相辅相成的；只有详略处理得当，才能以最精炼的语言勾勒出最动人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

　　二、从微观上把握其富有艺术的叙事风格

　　《孔雀东南飞》除了在宏观结构上匠心独运外，更是在微观的细节把握上精雕细琢。本文将截取“新妇起严妆”这仅12句、60字的一个场面，来分析其极富艺术性的叙事风格。

　　1、动静结合，多角度展现女主人公的外貌美

　　这一节中，主要运用了肖像描写的写作手法，用极细腻的笔触动静结合、多角度地展现了刘兰芝的外貌美。诗中从“著我绣夹裙”一句开始描述刘兰芝“严妆”的情形。著裙是着装的首要步骤，作者画龙点睛般地写了著裙之后，只用“事事四五通”一句作概括，省略了束素带、穿丝履、著饰物等其它诸多细节，用语简约却极具张力，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接下来四句转入从静态的角度描写刘兰芝的服饰美：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如流纨素，耳著明月铛。鞋子和束带用材高档，质地精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着装美，“流”字富于动感，使人联想到刘兰芝腰身的柔软袅娜；而发饰耳饰珍贵华美，这两个意象写出了刘兰芝的饰物美。“生小出野里”，丈夫只是个“府小吏”的刘兰芝，穿戴本不会如此珠光宝气，诗中却运用了汉乐府民歌常用的夸张和铺排手法，借写刘兰芝的服饰美来渲染她的外貌美。

　　2、在冷静的描述中，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

　　肖像描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以形写神”，刻画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使人物“形神兼备”。作者以旁观者的视角描绘刘兰芝的外貌美时，笔调冷静舒缓，表情隐蔽，几乎没有直接赞颂，也没有描写最能“传神写貌”的眼睛和眉毛，而是在冷静的描述中，微露和暗示刘兰芝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现女主人公的性格美。“鸡鸣外欲曙”点明时间之早，也许那夜兰芝彻夜未眠，婆婆的无端刁难，与仲卿分离的不可避免，以及可以预见到的回娘家后兄长对自己的逼迫，都使她倍受煎熬。被迎回娘家对刘兰芝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劫难。一般软弱的妇女会向焦母屈膝哀告，以图苟且安身，但她没有屈服，她要抗争。她不但要早早起来“严妆”，而且还要“事事四五通”，“严妆”是她表明自己无罪过，维护做人尊严，无声地谴责焦母的一种有力而含蓄的方式。“事事四五通”地有条不紊、不厌其烦地打扮自己，也折射出了她的心理：沉着、冷静。可以说，此时死亡的阴影已一步步地逼近了她，但她没有眼泪，没有嚎叫，没有哀求，而是把痛楚深深地埋在心底，不肯临别时在焦母面前流露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悲伤。当初她嫁入焦家时，是“严妆”而来的，今天她被遣回娘家，也要平静地把自己装扮得整齐漂亮。中国古代妇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命运不能自主，封建礼教和世俗观念赋予了焦母这些家长们以特殊的权利，肆意地折磨、摧残她们，甚至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活活拆散。刘兰芝的“起严妆”使其自搏、刚强、勇于抗争的性格得到了一次集中的体现，面对这样一位内外兼美的女性，读者不能不肃然起敬。

　　3、截取“有包孕性的片刻”，隐现女主人公的人情美

　　诗中这一节构思精巧奇特，艺术效果强烈。作者截取了“严妆”这一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片刻”(钱钟书语)，把刘兰芝的外貌美和性格美推到了极致，同时在特定的情境中隐现刘兰芝的人情美。“严妆”本是心情愉快或外出走亲访友时才有的举动，兰芝被婆婆遣归，心中苦涩、愤懑，本无心绪梳妆，但她对仲卿一往情深，两人“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现在不得不分离，而且可能“渠会永无缘”，不是永别却痛似永别的分离怎能不使人柔肠寸断？在离开焦家的最后一刻，她要把自己最完美的形象留下来，让仲卿、小姑能时时想念起她。当兰芝强压内心的摧伤，貌似平静地对镜梳妆时，多少对仲卿的无言的深情蕴含其中。“此诗乃言情之文，非写义夫节妇也”(《汉诗说》)，看来前人也注意到《孔雀东南飞》表现的主要是焦刘的爱情。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发展，兰芝上堂拜辞焦母，谦恭的态度，以德报怨式的“念母劳家里”的关怀，都显示出刘兰芝是一个心地善良、有涵养，知人情的女性，而与小姑作别时，“泪落连珠子”，“严妆”时强忍住的悲伤像决提的长江大河之水，倾泻而下。一个真性情的刘兰芝跃然纸上，读者不禁为之一掬同情热泪。

　　三、结束语

　　《孔雀东南飞》自问世以来，就以其深刻巨大的社会意义、思想意义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和艺术魅力，赢得了人们的喜爱；诗中刻画的刘兰芝形象更是成为女性美的象征。本文通过叙事结构和细节刻画这两个角度，再一次从宏观与微观上深切体会到了《孔雀东南飞》的叙事特色和艺术魅力；由此可见，《孔雀东南飞》得以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绝”实乃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