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认为，在三国时期魏蜀吴数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蜀国名将魏延的谋反之说是一桩天大的冤案。
自从十余年前开始阅读《三国演义》的那天起，我的心中就不时地为魏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悲剧性的结局感到愤怒与惋惜，随着年龄与阅历的不断增加，随着对生命意义的逐渐理解，在反复阅读过《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有关描写魏延的段落与细节之后，这种不平的感觉就愈发的强烈，在我的眼前，仿佛总是出现书中那位‘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五绺长髯、威风凛凛、执刀跨马、冲锋突阵’的蜀国名将；在我的心中，总是想为这位‘心高性烈、傲视同僚、熟晓军机、久历戎事、勤于谋略、善待士卒’的征西将军鸣上一声不平。
作为蜀国屈指可属的猛将之一，魏延为刘备江山的建立可称得起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国演义》中魏延的第一次出现，正值刘备携民渡江败走襄阳之时，此刻的刘备可称是一败涂地狼狈万分，身边兵不过上千疲卒，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后有曹操雄师追击，前有蔡瑁张允刁难，可说是进退无路、存亡未卜。在这危亡时刻，挺身而出的是原本与敌对双方基本无干的魏延，就是凭着一颗男儿的血性之心，为了搭救刘备君臣和数十万百姓，才不惜得罪蔡瑁张允这些佞谄媚之辈，在襄阳城下与名将文聘大战数十合，最后落得家人被杀只身投奔长沙的下场。可以讲，这员正直、勇猛又略带鲁莽的猛将的首次出现，即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然而，令魏延与读者始料不及的是，正是这种完全发自内心的仗义之举，后来却成为诸葛亮认定其‘脑后有反骨’的最初契因。
魏延的第二次出场，是在赤壁大战之后，刘备攻略汉上九郡之时。当时，不可一世的关羽率兵袭取长沙，遭到了老将黄忠的顽强阻击，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地，又是心高气傲、血性方刚的魏延为其解了围。当时，为报答战场上关羽的不斩之恩，三箭虚射的老将黄忠受到了太守韩玄的误解，被绑赴刑场即将斩决。读者看到此处，不禁为黄老将军的生死捏了一把汗，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又是魏延激于义愤振臂而呼：“黄汉升乃长沙保障，杀汉升即杀长沙百姓也”，拔剑而起，斩了轻于杀戮的昏聩之辈韩玄，大开城门，迎接刘备大军进入长沙。至此，我既为保存了后来的五虎大将之一而庆幸，也为魏延这员猛将终归刘备帐下而兴奋。
孰料，待等诸葛先生一到，首先令下的就是要斩有功无过的魏延，其理由是“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忠也，食其禄而弑其主是不义也”。看到这里，真正的使人为魏延感到不公！难道抛弃无能之主迎接明君的到来竟然是错误的举动？难道就该看着昏庸之辈砍下天下名将的头颅而无动于衷？每思于此我都不禁为魏延深呼一声：冤哉文长！
幸亏，刘备不失为创业明智之主，念忆旧恩从诸葛先生刀下救了魏延。从此，刘备的帐下又多了一员东挡西杀、威风八面的猛将，魏延也得以在刘备帐下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才华，数十年间冲锋陷阵屡立奇功：取西川与黄忠共为先锋，尽败蜀中名将；战东川助张飞屡破曹兵，箭射曹操面门；退蛮兵渡泸水破孟获苦战数年，成就了诸葛先生七擒七纵之举；出陈仓震魏将斩王双历任前锋，效尽了拔山涉水先出后回之责……
终于，一代猛将辅弼明君成就了王霸之业，使昔日无寸土之地的刘备坐上了两川之主蜀中之王的宝座，延续了后汉六十余年的西隅江山。同时，一代明君帮助猛将遂却了建功之志，使当年孤身投主的魏延完成了举将封侯吐气扬眉的心愿，成为了坐镇汉中，独守一方的南郑侯汉中太守征西大将军。至此，我们不禁为刘备的慧眼识人与魏延的得遇明主、君主猛将之间的相得益彰而额手相庆。
然而，刘备未曾想到，魏延未曾想到，我们也未曾想到，无论魏延的功劳有多大，就是那一句主观臆断的‘脑后有反骨’，最终还是造就了猛将魏延的一生悲剧，而这悲剧的策划者和导演者恰恰是那位被刘备待之如师、为众将奉之如神的著名贤相诸葛亮。
为了证明自己的预言没有错，这位昔日南阳的卧龙先生、今天蜀汉的武乡侯，在刘备死后自己被刘禅尊为相父的十几年中，运用手中所掌握的统军大权，采取了一系列隐秘晦暗的手段，对魏延的正确建议与行动进行了多次的掣肘与压制，使其在多年战争中积累的丰富作战经验根本无法得到发挥，难道不是吗？
首出祁山，魏延根据形势，大胆倡议，由自己带精兵取道子午谷直插魏国的重镇长安，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对不失为一条出奇致胜的妙计，因为此时镇守长安与蜀军对垒的既不是久历戎行的大将军曹真，也不是老奸巨猾的都督司马懿，而是根本不知军事的玩绔子弟夏侯懋，时机真是千载难逢。可惜，真是可惜，魏延的建议根本不被诸葛先生采纳，假如诸葛先生采纳了这条建议，也许三国的历史就会重写。
战守街亭，事关北伐的胜败，无论是作为统率全军的主帅诸葛先生，还是担任破敌掠阵的先锋大将魏延，均明白此仗的份量。因此，当诸葛先生首发军令的时候，魏延当先讨令，愿去街亭大战司马懿和张合，对于当时的蜀军来说，前军众将中除去老将赵云，就只有魏延有这个资格与本事讨这支份量极重、关系极大的令箭。
然而，魏延又一次地被诸葛亮手中的权力所压制，先锋大将只落得个在山后扎寨负责接应的差使，派去守卫胜败关键所在、此战咽喉要道街亭的，竟然是那个早已被刘备看透，说明其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庸才马谡，何必如此安排？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此君乃是孔明的心腹，为卧龙先生一手提拔，所以镇守街亭如此大的功劳，无论如何孔明先生也是不会让那勇猛善战、自信自傲的魏文长染指。
只是可惜，这位马谡将军实在是不争气，为人刚愎自用，自以为熟知兵法，结果一上战场只会照搬硬套，屯兵于山顶，一厢情愿地幻想着以高击低势如破竹，结果根本行不通，水道被断造成军心大乱，只好收拾残兵拼死突围，多亏魏延接应，才算逃了一命，不仅丢失了军事重镇街亭，还让诸葛先生受了天大的惊吓，被迫唱了一出提心吊胆的空城计。
街亭之战大败，蜀军的损失、统帅的失策，无疑使魏延这位久经沙场的猛将极其失望。因此，即便是卧龙先生挥泪斩了爱将马谡，也无法在魏延的心目中重新树立起对孔明先生用兵如神的信任。自此，对于诸葛先生所发的将令，魏延的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毫不怀疑变成了今日的将信将疑，甚至出言给予讥讽，这就更犯了诸葛先生的大忌。在先生眼中，‘反骨之说’开始化为现实。
于是，在牵制掣肘的基础上，诸葛先生开始用一种近似于无耻的手段对付这个不听话的魏延，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为了完成此举，先生开始了深谋远虑的计划，上方谷一战，诸葛亮在安排火攻的时侯，其实是计划将司马懿父子连同诱敌的魏延一齐烧死在山谷中的，这一点连罗贯中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只是人算不如天算，瓢泼大雨不仅救了司马懿父子，也使诸葛亮致魏延于死地的计划破了产，故此，先生只能是无奈地仰天而长叹。
后人读《三国演义》，多数不理解这位诸葛先生，为什么只是认准了出祁山这条路，是平稳持重还是骨子里胆小？这不得而知，但六次北伐均是无功而返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后数十年的征战，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力，蜀国不但未能取得魏国的寸土之地，最后就连自己的统帅也被拖死在了五丈原秋风萧瑟的寒夜里。随着司马懿坚守不战策略的逐步成功，困扎在渭河之滨五丈原上的诸葛先生日见计穷，蜀军的锐气被慢慢地拖光，先生的生命也开始走向结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诸葛先生还是没有放弃除掉魏延的念头，他不但强撑病体密切地注视着魏延的一举一动，而且，开始悄悄地寻找、扶持帮助自己实现这个愿望的党羽与帮凶。于是，杨仪，这个不见其功的普通幕僚被委以了统军重任；马岱，这个蜀营当中的一勇之夫被密授了锦囊妙计，先生在去世之前，通过这一系列见不得人的小动作，终于完成了除掉这块哽噎在心口上数十年‘反骨’的最后部署。
诸葛先生死后，魏延还真的反了，他烧栈道阻灵枢抗拒命令，于是，就有了杨仪的阵前痛骂，有了马岱的背后挥刀，在先生死后不久，这位在沙场上屡建奇功的南郑侯汉中太守，蜀国的征西大将军，最终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阵前被砍掉了头颅。这下好了，勇猛无比又桀傲不逊的魏延死了，杨仪之辈的地位不再受到威胁，诸葛先生的遗愿最终得以实现，蜀国上下似乎自此可以太太平平过日子。
其实，凡是认真读过《三国演义》及《三国志》的人都可以看到，在诸葛亮去世之后魏延的所作所为，他在抗拒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确实，他是讨要过兵符，不接受退兵的命令，火烧了栈道阻挡了昔日的战友，表面上形成了反叛的事实，因而被人理直气壮地斩了首似乎没有什么可冤枉的。然而，如果仅仅就此即断定魏延要反，实在是冤枉了九泉之下的魏将军！大家切切不可忘记，在得知诸葛先生已死，由杨仪统率全军的消息后，作为蜀营中资历最久武功最强官阶最高的前军主将魏延，接到从前线退兵的命令时说过的是什么？
总共两句话，一句是：丞相虽死，但某还活着！岂可因一人之死废国家大事？一句是：杨仪何等人也？大丈夫岂可被书生所制？
前面一句其声其意无非就是：继续北伐，完成统一的大业；后一句则体现出功勋卓著的魏将军瞧不起杨仪这种无能之辈，根本不愿意为其所左右而已，其实质不过是蜀国文臣武将之间的权力之争，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故此，魏延只是这场权力之争中的牺牲品罢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人投地，人必毁之，中国数千年形成的儒家传统造就了这种容不得一人强于大众的畸形心理，可以说，心高气傲的魏将军一生的悲剧即源于此。
魏延死后，蜀国上下朝堂之中确实少了一位桀傲不逊的人物，文臣武将之间确实保持了一种无争无斗的短暂平和。但是，因此而成的严重后果也是如此的显而易见——
从此，蜀国再没出现过像魏文长般勇猛无敌冲锋陷阵的栋梁之才，再也没有了昔日那威震汉中独挡一面的征西大将军，面对强大的魏军，面对昏庸的刘禅，面对凋零的将校，面对衰落的蜀国，统率大军的姜维只能默默地咽下‘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苦酒，勉为其难地独自支撑着诸葛先生遗留下来的尴尬局面与残破江山，笔者每读至此，都不禁为蜀汉与魏延一悲！
好在上天是公正的，所谓离地三尺有神明，种种事实证明，无论是诸葛先生如何先入为主地断定魏延脑有反骨日后必反，还是杨仪这些平庸之辈如何绞尽脑汁网罗罪证编织罪名，毕竟还是证据不足，底气有亏，无法服人。呜呼！一代名将，未倒在九死一生的战场上，却亡在了自己人背后挥起的刀下，这种不公的结局，足令天下有志之人哀之惜之恸之惋之。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倒是那个被诸葛亮委以重任的杨仪，在权力欲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曾经言到：早知若此，当初丞相死时，吾若以全军投魏，何至有今日耶？
这一番话倒是真正地告诉了九泉之下的诸葛先生，到底是谁的脑后真的有反骨？！
1．特定的历史背景。
背景是历史人物活动的大舞台，人物同样的活动如果处于不同的历史背景，那就可以做出不同的评估。
2．确定评估标准。
我们看一个人物的活动或举措，不能感情用事，也不能仅从道义的角度去考虑。
而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统一等。
3．防止以偏概全。
通常说人无完人，就是指对人物的评估要一分为二，全面客观。
对历史人物要考虑他的阶级性和时代性。
4．克服英雄史观。
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是时势造就出来的，同时也要承认人物的个性特点对事物的一定影响力。
5．要根据具体材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克服思维定势，将材料观点和教材有关知识进行综合分析。
6．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决不能主观臆断，空穴来风。
也就是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给予评价。
你追《大秦赋》了吗？
随着《大秦赋》的热播，网友们加入了讨论，有人感慨辛柏青演技太好，儒雅的知识份子可以驾驭，放荡自由的李白也能胜任，这次又来挑战聪慧霸气的嬴子楚，依然完美演绎。
也有网友说40岁的张鲁一来挑战13岁的嬴政，充满了违和感，跟他配戏的朱珠只有36岁，却演他母亲，实在让人有些出戏。
我却发现，为什么从邬君梅饰演的华阳夫人，到朱珠饰演的赵姬，再到与嬴政青梅竹马的冬儿， 全都清一色的画了上挑眼妆，而且是红色或橙色的大面积晕染。
这与我们熟悉的热播电视剧中的造型完全不符，在《芈月传》中，芈月作为楚国女子年轻时的妆容偏向清淡，以自然的原生态美为主，无论眼影、眼线、口红，都选择的极淡。
而在后期 当太后时，妆容从清丽脱俗到端庄霸气，眼影选择黑灰色，以加深眼睛深邃轮廓，勾勒强大气场为主，口红也选择大女主的霸气红色，强调一种至高等级的不可侵犯感。
剧里的其他女性，也是清一色的加强眼睛深邃度+大红唇配置。
这种妆容其实更符合现代感审美，如果摘掉头饰、脱去华丽的服装，穿上现代服装，也完全可以穿越回现代，做个现代人，毫无违和感。
那真实的秦朝妆容，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不说女性妆容，毕竟我查遍各种材料，能找到的对于秦朝女性的穿搭、妆容描述偏少。
我们先来看人人都知道的兵马俑。歪把子头、系在脖子上的围巾，是兵马俑最鲜明的特征。
而在《大秦赋》中，做到了神还原，原来歪把子头是帽子，系在脖子上的围巾是红色的汗巾。 甚至在电视剧刚开场的流程化攻城中，从将军俑到跪射俑，都做到了尽可能的还原和展示。
仿佛，是一群活了的兵马俑在朝我们袭来，难怪了解 历史 后，网友都说，这是良心神还原。
再来说最良心的还原——女性妆容。
如果说秦始皇嬴政的还原，可以依靠秦始皇的画像，将士们的穿戴可以依靠兵马俑的话，那对于女性的还原，真的可谓是良心制作了。
我查了很多资料，只找到一小段关于女性妆容的描述，秦朝以“红妆翠眉”为美，秦女喜好将眼线画的长而浓，使眼睛呈现明显的丹凤眼形状。
这个时期的女性喜欢浓艳的色彩感，偏好橘色系妆容。 这点从做王后的赵姬、冬儿脸上都能看出。
橙色眼影被很淡的大面积勾勒在眼尾，并做了上扬处理，只重视颜色在脸上的面积，强调浓艳感，而不是像现代妆容一样加深眼部轮廓。
上挑的眼线也不是黑色或咖色，用来放大眼睛，而是为了配合上扬的大面积眼影， 打造一种略带“妖媚”的效果。
邬君梅饰演的华阳夫人，作为50岁左右的太后， 使用了同样艳丽的大面积上挑眼影色，但并没有像赵姬、冬儿一样使用橙色眼线，而是 使用了黑色上挑眼线，强调稳重、庄重的严肃感，很符合人物本身的设定。
在剧中，华阳夫人与赵姬虽然都使用艳丽的大面积眼影，但是颜色却有明显的差异。
华阳夫人使用正红色作为大面积眼影色，而赵姬是使用了橙红色。
这点我在查找资料时，并没有找到依据，因为网上很少有关于秦女妆容、服饰的详细描述。
但从电视剧的实际效果来看，我们不妨大胆猜测一下。
正红色是所有颜色中，最符合大女主设定的颜色，这个颜色成熟又霸气，不像是玫红色那样妖艳魅惑，也不像是蓝色那样理性和冷静（如果画成蓝色眼影，会显得另类和现代感）。
正红色是很符合女人使用的颜色，但使用它的却不是一般女人，而是强势、独立有主张的女人，这很符合华阳夫人的设定。
而橙红色眼影，比正红色眼影的气场感弱了至少一半，它更有温柔、细腻的效果，符合只想过自己小日子的小女人设定，所以赵姬和冬儿才每次使用它们。
(1）必须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深入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要件。
(2）必须坚持阶级分析方法，深入了解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
(3）必须坚持用必然性和偶然性辨证统一的观点来分析杰出任务的历史作用。
(4）必须坚持用全面分析与评价的原则，既不能肯定一切又不能否定一切。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
同志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讲到：“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
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扩展资料:
评价时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要正确处理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要明确：首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次是“时势造英雄”不是“英雄造时势”；最后还要确定历史人物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意愿。
总之，对历史人物的作用要恰当评价、不能任意夸大。
第二，要正确处理阶级分析与个人出身的关系。
不能仅依据个人出身来确定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也不能以贴阶级标签的方式代替阶级分析。
如对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物或其代表人物统统加以否定就是一种典型的“贴标签”。
第三，要正确处理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
既要注意主观动机，又要看客观后果，尤其应把客观后果放到评判的首位。
下面是眼影的历史，来自维基百科：
最早是由埃及的绘画与雕刻中出现，人们会在眼周涂抹颜色。在当时是作为辟邪以及驱除眼睛疾病的手段，并不是为了美化眼部使用。这个风俗习惯从希腊、罗马，传到了阿拉伯，但并没有继续传到欧洲。一般而言，欧洲是到了20世纪才开始注意眼周的化妆。在日本，眼影最早也是作为驱魔之用，主要使用红黏土涂抹在上眼角的部位。现代所谓的眼影，是到明治才传入日本，但真正普及是到昭和之后。
照这样看，眼影早期应该是在20世纪初由欧洲人或者日本人带入中国，但那时可能只有极少数人追求新潮的女士试用过，比如大上海的交际花一类的人物，具体情况就没有实例可考了。毕竟中国当时的大环境还不太好。
这是现代眼影的传入。
中国古代有祭祀或者其他活动的时候在眼睛周围涂的颜色应该不算是眼影吧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诈骗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刘邦泗水亭长后因赵高乱政秦二世昏庸无道导致天下民不聊生
这时时势造英雄一个英雄战百蛇起义,兴仁义之师和西楚霸王分东西2路讨伐暴秦怀王与2人约先入关中者为王项羽和诸侯攻秦而刘邦领导沛县兵刘邦所入关对投降者加官守城
后来他入关时百姓出城相迎连绵十里刘邦还真天授也竟然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然后收押秦王子婴等候发落
后刘邦还废除秦暴政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和盗者同罪民心所相更有者高呼沛公万岁
百姓还牵牛羊送沛公沛公说军中足够百姓大呼仁者
后听张良赴刀山火海的鸿门宴似乎看到了当时的勾贱忍辱负重卑躬屈膝
后项羽说巴蜀这个地方属于关中所以夺他兵权派三秦守死巴蜀出口而刘邦又一次勇敢的忍后来萧何月下追韩信刘邦立刻登坛拜相拜韩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制定明修残道暗度陈仓后韩信攻破三秦刘邦定都咸阳
后来刘邦为义帝发丧而得到诸侯军60万
后来可能刘邦好大喜功或有别的原因领60万大军而魏鲍为帅功下彭城后被项羽3万打的几乎全军覆灭可是最让人可敬的是他勇敢的站起来打败项羽
彭城之战后项羽对刘邦穷追猛打项羽用炮石轰刘邦的荣阳后来刘邦诈降纪信替死
然后陈平的反间离间起到作用而韩信消灭了叛汉入楚的诸侯
曹操，是三国时期地主阶级中颇有才干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对曹操的评价，历来有毁有誉。五十年代末，史学界对曹操评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为曹操翻案。近年来，有的同志又对曹操的评价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拟就新近对曹操的评价问题的论讨作一概述。
一、关于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问题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指出曹操镇压黄巾起义并未“继承了黄巾的事业”。黄巾起义的主要目的是要推翻东汉政权。而曹操则代表着东汉统治阶级的利益，全力镇压黄巾，致使黄河南北的黄巾军主力很大部分都葬送在他的手里。他还利用阴谋手段把投降的黄巾余众三十余万变成维护东汉王朝的地主武装。他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是镇压人民的郐子手。他就是以此而登上当时的历史舞台的。周桓《再论曹操》（《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也认为，曹操不仅镇压黄巾，而且对黄巾起义的余波——屯田民起义也不手软，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向前发展。
高光复在《曹操评价中的两个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6期）一文中则认为，就曹操一生来说，他的主要活动不是打黄巾，而是消灭群雄，统一北方。他崛起之时，黄巾起义的主流早已扑灭。他虽接受青州黄巾军降众，但不是消灭他们，而是加以改编，使他们为自己的统一事业服务。以后他讨伐的对象已不是农民军，而是那些分裂割据势力。
二、曹操与曹魏屯田制
刘知渐认为，“曹操的屯田是倒退的，因为曹操的屯田和西周封建主的井田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曹操在其《度关山》诗中公开歌颂井田制，司马朗也曾向他建议恢复井田制。他屯田的做法，是镇压黄巾起义中夺占的“资业”，强迫失败的起义战士耕种；同时又借“招募”为名，强征自由民作屯田客。在当时“客”、“奴”同义。屯田客实质上就是曹魏政权的官有农奴，毫无人身自由，故客多逃亡。由上可见，曹操的屯田是历史的倒退，不值得赞扬。
高光复则认为，曹操屯田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军粮。兼并群雄，克平天下。他把失败的起义农民与土地重新结合起来，解决了汉末以来严重存在的流民问题，使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发，有利于水利事业的兴修，对汉末经济的恢复有重要意义。他不同意刘知渐对曹魏屯田制的看法，指出“井田制偏重于劳动力对土地的依附，曹操的屯田偏重于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二者不能相混。而且，屯田制之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它并不能确定一个朝代生产方式的性质。韩国磬《曹魏的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强调不能忽视当时的历史条件而完全否定曹魏的屯田制。曹操实行屯田制，其目的固然在于把劳动力束缚在农业生产上，以利于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但其作用是巨大的（作用同前）。
高敏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应过高估计。他指出，在屯田制度下，农民阶级除纳高额地租外，还得服役甚而纳税。他们并没有因为屯田而得到任何好处。他们被严格束缚于土地之上。无人身自由，因而“民不乐，多逃亡”；同时，屯田民还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反对曹操的屯田制。黎虎在《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中也同样指出，不应该过高评价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屯田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保证曹魏政权的财政收入等方面都起了很大作用。但是，支持曹操克服群雄并最后统一北方的，更重要的还是州郡编户。真正解决流民归农问题也有赖于州郡编户。
三、曹操政权的性质及其阶级基础
过去一般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唯才是举，打击豪强，抑制兼并，诛杀世族名士，是庶族或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方。
柯友根在《世族地主是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曹操集团的主要阶级基础是世族地主，而不是中小地主。世族地主势力自东汉以来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虽经黄巾起义的打击，但已根深蒂固，到东汉末形成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能够在群雄逐鹿的战争中夺取胜利，统一北方，曹操对世家大族采取了争取、依靠的方针和策略。他笼络、擢用了一批世家地主，充实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统治机构，有效地稳定了统治秩序。在他属下，名士儒者是他的谋略智囊，豪强地主是其集团的军事骨干因此，曹操集团是以世族地主为主、包括庶族豪强在内的大地主的政治代表。其政权主要是维护这些大地主的利益。杨德炳《试论曹操政权的性质》（《中国古代史论丛》1983年第二辑）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曹操虽选用寒人，但其政权的核心是高门，代表的是世家的利益。
漆泽邦《驳“四人帮”在评价曹操问题上的几个谬论》（《西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认为，曹操的统治集团既不只是中小地主，也不只是豪强地主，而是一切地主，代表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是针对整个地主阶级，并未有中小地主与豪强地主之分。曹操集团中，担任各种官职的有中小地主，有豪强世族地主，曹操对他们全部加以利用。他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只是迫于农民反抗而作的一点让步，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稳定封建秩序。
四、曹操与“唯才是举”
成新文、王怀中在《略论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晋阳学刊》1981年第1期）中认为，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为了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在割据混战中扫除群雄，冲破了东汉以来“以位命贤”的察举、征辟制的束缚，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大量提拔地主阶级中一切有才之士。对他们加以笼络利用，使曹操集团中出现了“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曹操依靠这些人最终统一了北方。
李则纲在其遗作《曹操的翻案与定案》（《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中认为，曹操并没有真正唯才是举，破格用人。在曹操手下的人，顺他则生，逆他则死。曹操本人就曾杀死了许多有才之士。特别是他称为“吾之子房”的荀彧也因持有不同意见而被逼死。许多号称才智之士，有功于他，也因一言见疑而被他所残杀。他还设立“校事”特务组织，刺探吏民情事，任情诬陷、杀害士人。
五、曹操是否为杰出的军事家？
钟文在《军事家曹操》（《文史知识》1981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是“亡国时第一流的军事家”。曹操一生戎马生涯，东征西讨，荡平天下，克成洪业，不仅在政治上统一了北方，而且在军事上也取得了赫赫战绩，他曾先后消灭了吕布、袁术、韩遂、袁绍等军阀割据势力。他还为《孙子兵法》作注，发挥或补充了其中的一些作战指挥原则。他善于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取得了很多胜利。赤壁之战的失败主要在于他的骄傲自满。他在军事上取得的重大成就应给予肯定。
吴荣政《关于曹操军事才能的评价问题》（《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认为，曹操在军事上有一定的才能，但并没有杰出的军事天才，称不上是一个大军事家。曹操在一般战争中，不仅有投降、逃跑的打算，而且有多次冒险的表现。由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走作用的战争，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等等，只有官渡之战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官渡之战中，曹操表现了一定的军事才能，但他获胜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他的军事天才，而是袁绍内部产生了致命的弱点。他注释《孙子兵法》虽有贡献，却不能以理论指导实践。李则纲也认为，曹操只能称得上一般的军事家，而不是杰出的军事家。他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吃了不少败仗。他所以能够统一中国，并非完全是由于他的军事上的胜利，给他有利的重要条件，还和迁主刘协，建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有关。
六、曹操与建安文学
刘知渐在《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以及后来发表的《建安文学编年史》（《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二文中认为，曹操的作品“糟粕多于精华”，“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他指出，建安七子早在没有依附曹操以前，就已成名，并非曹操培养了他们。相反，曹操对文人的网罗，使得建安七子培养和影响了曹丕、曹植的写作；同时也给他们的写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使他们脱离实际，远离生活，只能写出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了。李则纲也认为，不应该把曹操对建安文学的作用估计过高。当时的建安文学集团对民生疾苦等并未有多大补益。曹操虽然在他的诗中描绘了一些人民的痛苦，但他本身就是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源。他对他所笼络的文人也多有残杀，如孔融就因讥讽他而被杀。
胡世厚等在《曹操与建安文学——兼与刘知渐同志商榷》（《重庆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一文中不同意刘知渐的观点。他们认为，曹操是个杰出的诗人和作家，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他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积极发展。曹操注重真才实学，轻视儒家仁孝道德，提倡活跃思想，使文学脱离经学而得到发展。他十分重视文学，延揽和招集了大批文人团结在他周围，并鼓励他们创作。他自己的诗风和文风对“建安风骨”的形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他对乐府诗歌的改造也作出了贡献。
七、曹操的思想
漆泽邦认为，曹操的思想是儒法杂用，二者结合。他采用法家思想，一是为了消灭割据，统一全国；二是为了加强对农民阶级的镇压以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他十分推崇儒术。北方统一后，他下令兴办学校，传播儒家思想，他的儒法并用思想是两汉以来封建统治者采用的传统手段。
柳轩《从曹操的诗文看他的政治思想》（《重庆师范学报》1984年第1期）认为曹操的思想以儒家为主。他为父报仇，屠杀徐州人民，是他尽“孝”的表现。他不是法家，因为他不可能象法家那样废除宗法制度，反对儒家的“亲亲”观点。不管在教育思想上，还是人才问题上，他都以儒家思想为标准。
吴其昌在《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曹操思想中包括儒、法、道、兵、名等各家思想，他是杂家的代表人物。曹操在运用这些思想时，能够根据不同的形势变化，把它们区分为主次两个方面。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深刻矛盾。这应该从他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中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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