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关注近期发生的重大文化事件，余秋雨先生荣获“大师”称号绝对称得上的是焦点。教师节期间，上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余秋雨大师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从而余秋雨先生也成为有史以来的第一位活着的时候就被称作“大师”的学者和作家。不过余秋雨先生在此次事件中表现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谦虚，他曾在发言中表示：“听到成立工作室这个消息后我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上海市)教委的一种架构性的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半推半就之间，欲拒还迎之时，“大师”二字就坦然笑纳了。
我对余大师最初并无厌恶之感。我清楚的记得年少时读余大师的《文化苦旅》一书，虽然并非如想象中那样震撼，但是其中对传统文化的叩问，对文化碎片似的解读以及对文化以及文人的反思一定意义上启发了我年少之时对文化的痴迷。不过，后来因为余大师抹着文化口红继续骚首弄姿地游荡文坛，动不动就为文化代言，并且成为了文化人中富豪，从此让我也敬而远之了。这次事件我对余大师兴趣颇深，因为按照我们一般人的理解，大师的称号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历史的筛选，所以基本上来说，很少人能在生前看到自己成为大师，从这点来说，余大师荣幸之至。另外一点，既然是大师，当然在某一领域会有突出的贡献，术业有专攻才能有所成，让人心服口服才能众望所归荣获大师。想想看，余大师的专业好像是学戏剧的，这方面出过几本专著，但是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印象，所以专业方面余大师稍稍逊色。那就说说余大师最擅长的文化方面吧，也出过几本书，基本可以归于随笔散文之类，卖的很畅销，难道我们已经深受万恶的资产阶级的毒害因为书的市场好销量好所以才恭称为余大师的吗？随之，我的这个可怕的推测马上被另一个年头推倒了：要论畅销的话，靠抄袭出名的郭小四的书好像卖的更好，是不是也要称这个小屁孩为大师呢。所以说从这样的逻辑上也不该成立。这大师的称号似乎另有玄机
余大师的事情先放放吧，我暂时有点琢磨不透其中的奥妙，我们可以先聊点其他的话题，比如精神焦虑。你可能有点奇怪，怎么八竿子打不着的扯到焦虑上面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因为我实在想不明白余大师的玄机不知道怎么进行下去，所以导致自己都有点小焦虑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讲，所谓焦虑是人们预感到不利情景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担忧、紧张、不安、恐惧、不愉快等的综合情绪体验。科学证明，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扩张，生活压力逐渐加大，很多人都有精神焦虑的症状。为什么全球化会引起精神焦虑？全球化引起文化的焦虑，是因为全球化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感到有一种被融化、被改变的危险。首先你会失掉自己的身份。而当代文化人对身份危机的敏感性，产生了精神上的一种焦虑，也就是所谓认同危机。比如当代的文化人需要的理论基本都是从西方学来的，但是这种西方理论是否符合我们现实的实际？是否能够完全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是否给我们带来福祉？这些还需要一步步的检验，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就会产生认同危机和焦虑意识。
另外一点，我觉得当代文化人的焦虑意识的产生还与我们传统文化的断裂有关。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劈头盖脸的批判，也让我们对本国五千年的文化意识产生了隔膜。上个世纪八十年底初有过所谓的寻根文学，其实是那个时期文化人的焦虑意识的反应。我们缺乏了文化的根，总觉得无法脚踏实地的生活，这种漂浮的体验非常的痛苦和绝望，所以一度文化人的精神焦虑成了一种常态。说到这里我突然有种顿悟的感觉：余秋雨先生对“大师”称呼顶礼膜拜，其实也是文化人焦虑意识的一种反应。他不过是在寻找某种文化的归属。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大师的称呼是传统文化在当今社会中尴尬的共存的一种体验。大师本身需要外人心悦诚服的指认，需要他者的存在和证明，但是当他者无法证明和指认的时候，一种焦虑意识驱使下的行为就变成了自我指涉――陶醉于自己称自己为大师的意识迷幻之中。
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写过一本名为《影响的焦虑》的书。这是一本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但是布鲁姆在其中提到了这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当我们面对传统，面对文学中的经典文本，面对前辈文学家共同建立的文学的高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才能超越这个不断攀升的高度呢？这确实是个让当代文学家感到困惑和绝望的问题，所以布鲁姆把这种困惑和绝望的状态叫做“影响的焦虑”。在当代文化人的生活体验中，我们需要根据大师的身份来衡量并评价，进行自我定位；但同样，当我们面对大师的时候内心的恐慌和不安，无法超越大师的恐惧会一直陪伴着你。但是，当余秋雨根据自我指涉成为自己的大师时候，一方面他其实想克服这种面对传统时产生的“影响的焦虑”；另外一点，也暴露出他早日想升入经典的神殿，成为传统本身的宏大叙事。
当然，这种不择手段想早日不朽的想法有点操之过急了，这是当代文化人面对精神焦虑症状的一个非正常反应。其实完全可以采取其他的途径化解这种焦虑意识。从这方面来说，海南作家韩少功和山东作家张炜可以成为余大师的楷模和表率。这位贵为海南省文联主席的作家韩少功被称之为“当代陶渊明”。在他2006年出版的《山南水北》一书中，他的独特的生活状态让人羡慕不已：进入21世纪之后，作家韩少功就像候鸟一样在“湖海”之间飞翔，一半时间在湖南汨罗八景峒大同村“务农”，一半时间履行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责。为了找到“务农”的理想去处，他遍寻长沙周围的宁乡、浏阳等地，苦苦寻觅之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世外桃源，距离长沙不远的八景峒。这样的选择方便之处在于，一年之间，既可以在冬天的时刻回到温暖的海南履行自己文联主席的责任，进行自己的创作；也可以在春夏天的时候买些蔬菜种子回到乡下自己的别墅中，下田务农。一方面田园牧歌，诗意浪漫，另一方现代化城市中的捷达车、网络和肯德基，样样不少。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中怎么可能会产生精神焦虑？打死我都不信！
另外一位理想主义作家张炜不知道是否还有人记得，为了构造自己散文和小说中无数次提到的乌托邦，最终在山东龙口成立万松浦书院。根据资料，这样一个书院一期工程占地110亩，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接待处面积为4500平方米，有海浴馆一座，书院办公楼面积为2200平方米；二期工程占地50余亩，已建面积750平方米的第二研修部，预建面积3500平方米的学者公寓及五座点式楼――万松浦书院坐落于龙口北部海滨万亩松林，又在港栾河入海口（江河入海口为“浦”）附近，因此得名。这样的书院是读书人最为理想的读书处了，张炜曾言，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沉着安静、风清树绿；一片自然生机，会助长人的思维，增加心灵的蕴含；这里没有纠缠的纷争，没有轰轰市声，也没有热心于全球化的现代先生。当然，更不可能有所谓的精神焦虑症状了。
其实对比韩少功、张炜与余大师的做法非常有意思。可以这样说，余大师是个面对自身焦虑症状无所适从，乃至自封大师的。这种可笑的行径注定会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与笑料，从这个角度说，余大师是个失败的大师。而韩少功和张炜，他们选择了另外的方式：一种是回归田园，寻找心灵宁静克服自身的焦虑意识；另外一种构建自己心目中的乌托邦，寄身于中，做一个当代的隐士，埋身书院，自娱自乐，同样克服了滋生文化人的焦虑意识。从这个角度讲，如果可以称他们为大师，我宁愿称韩少功和张炜为大师，而不是余大师。当然了，我另外觉得韩少功和张炜的这种行为也很可疑，一个矫揉造作，一个劳民伤财，估计叫他们大师也没人会答应。
真实的情况是，我认为当代其实无大师，大师的缺席是时代性使然。因为这是个焦虑的时代，是个浮华的时代，是个无法沉潜的时代，是个不读书的时代，是个不自由的时代，是个冷漠的时代，是个讽刺的时代，是个没有理想的时代，是个尴尬的时代
王强、周泽雄、朱大可、黄敏等人的文章最为典型。
王强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章》中这样批评余秋雨：一、余秋雨的学问放弃思想的创新而专注于玩弄华丽的辞藻，只是用浮夸的语言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二、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变成一个情绪化的生物；三、余秋雨与正常学术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他的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对现代学术的一种嘲弄，是学术文化的一次倒退；四、《文化苦旅》是已被人们唾弃了的感伤主义和伪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王先生的总评是：余秋雨这类散文的风行，正是中国文化沉沦的象征，值得深思。
周泽雄在《最酷的作家》中言道："中国愿意赞美自己的作家多如牛毛，平心而论谁能做得像余秋雨那样老练和从容，自信和潇洒？幽邈的用心隐含在大气磅礴的文化袍袖之下，微微一抬，秋风乍露，就可以把人撩得远远。余秋雨真不愧是余秋雨！我原来应该想到，他高雅的名字其实早已透露了若干底里消息：秋雨，字面上的诗意自是充沛得无以复加，实际感受起来则完全是一派愁煞人的风景，何况他还鼓荡出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然后对余秋雨在《秋千架》中表达对妻子的关爱之情大加讽刺，批判余秋雨不该说其妻马兰是"亚洲最美丽的女人"，并动用伏尔泰的话作为论据："何谓美？询之雄蛤蟆，必答曰：'雌蛤蟆是。'"
朱大可在《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一文中将余秋雨散文的畅销归因于：历史利用文学获得了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此其一也；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以及一方面慰抚大众灵魂，一方面慰抚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良知"的双重话语功能具有极大的取悦性。此其二也。文中朱大可还指出了余秋雨散文的媚俗，其证据是某妓女的手袋里有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他的理论表述是："这个世界需要的绝不再是创造思想的精英，而是追踪公众趣味和理念的猎狗"。此外，朱文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针对余文《道士塔》中所表现的民族情结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斯坦因等外国人的冒死拯救，这些经卷、写本、绘画和唐塑都将不复存在，只要敦煌艺术得以保存，无论它属于哪个国家（民族）。
黄敏在《〈文化苦旅〉"七气"》一文中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归纳为七种"味道"。"霸气"（表现为文风的霸道和态度的霸道）；"商贾气"（表现为处处做广告，兜售自己）；"小儒气"（表现为掉书袋、抖箱底）；"八股气"（表现为动辄上纲上线）；"童稚气"（表现为逻辑和语言功夫不到家）；"猥亵气"（表现为情节的猥亵和语言的猥亵）；"市井气"（表现为饶舌、刻薄与媚俗）。
被老李的一种亮剑精神所折服
人是需要一点亮剑精神的
大概从上个世纪末，很多人开始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某些男人。对此，我们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上世纪90年代，奶油小生式的男人开始大行其道，娱乐圈起了引领潮流的作用。也许，很多人都还记得在10年前为数不多的几名“奶油小生”是何等风光。虽然他们现在早已是“星光黯淡”，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不再喜欢这样的类型，而是有了更加“奶油”的“小生”们取而代之。有评论家曾经指出，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娱乐圈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就不难发现“偶像”和“奶油小生”是如何大行其道的。
你可以到网络上看一看，很多网友认为：他们都是男人，但男人的阳刚、坚韧在他们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于是，他们开始卖弄脸蛋儿，因为他们都很“漂亮”。他们说话柔声细语，他们的行为扭扭捏捏，他们甚至穿女人的衣服来哗众取宠。骨子里，他们已经中性化、女性化、太监化。
虽然有些过激言论我不敢苟同，但的确说得不无道理。有的时候，他们表现得很有个性、很叛逆，但你可以看出来，那不过是一种表演。高仓健、成龙、施瓦辛格式的硬汉形象，已经很少在那个“圈子”里出现。娱乐圈的“男人”们，开始作为一种“泛性化”的商品来被消费。阴柔、病态、颓废、情色、偷窥欲……人们的审美出现了执拗的偏差，并且乐此不疲。
当然，娱乐圈毕竟只是娱乐，他们不需要承担很多。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已经“不容抗拒”地进入了很多人的视线，“充斥”于很多人的生活之中。一个现象的长久流行，一定是因为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男性形象的变化，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心理变化，它不只是审美趣味的变化，还是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社会的一种认同变化。
世界上有很多人瞧不起中国人，但最瞧不起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厕所不让民工进、歧视河南人、瞧不起上海人、看不惯北京人……自己瞧不起自己的现象随处可见。你不能不说有不少中国人精神阳痿了！
公交车上，小偷行窃无人敢言，老弱病残无人让座；大街上，歹徒行凶无人出手，车祸肇事者大胆逃逸；医院里，不交押金不救人，没有一点通融。你不能不承认，有不少中国人精神阳痿了！
精神阳痿后的芸芸众生，精于算计，精于为人处事；开始陶醉于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幸福生活”；崇洋媚外，哈日哈韩；占便宜卖乖、扮小丑学跳梁；人格太监化、中性化、女性化；缺乏正义，丧失信心，甘于平庸。
再看看精神阳痿后的社会现象吧。温情主义大行其道，身体写作满足世人的窥阴癖，文化口红满足世人的庸俗情调。琐碎、敏感、脆弱、温情，这些我们曾经定义于女性的词语已渐失了它性别特征。人们的审美倾向越来越女性化了，说话细声细语温情脉脉；男用化妆品充斥着商场专柜；鲜艳性感的男式时装涌动街头；红的绿的枯黄的头招摇过市。男人越来越雌化了，他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在向女性化靠拢。
男人到底该是什么样？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男人的概念，这个概念中的男人多半是真正的男人。男性的阳刚与野性，是天性使然，是男性独具的精神形态。“刚”即“钢”也。不含“钢”的金属，任人弯来拧去；没有“刚”的男性，自然不会刚正不阿。
一个男性是否阳刚，可能不怎么影响他在社会的地位和存在，甚至可能混得很不错，然而，一个民族阳刚与否，却是生死攸关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民族性灾难，皆是这样的小人儿太多的缘故，造成了整个民族羸弱、底气不足。
该是检讨我们男人精神的时候了，我们的血液里是不是缺乏某种矿物质？我们在补钙补肾的同时，是否想过“强心”？我们在用伟哥找回“男人”的尊严时，是否也需要一剂“精神伟哥”？
是的，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如今，有很多男人越来越不象男人，就是因为缺了那么点精神。那怎么办呢？事实上，这没什么灵丹妙药，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病”，是一种“心病”。所谓“心病还需心药医”，该强硬的时候强硬一点，该磊落的时候磊落一点，该正义的时候正义一点，该阳刚的时候阳刚一点，就这么简单。大可不必把自己整得畏畏缩缩，不男不女。
何为“亮剑精神”呢？所谓亮剑精神，就是在与对手交锋时，在面对困境与挫折时，能勇敢地面对，无论对手多么强大，无论困难千万重，我们都要有敢于亮剑的勇气和自信。即使手中无剑，心中也要有必胜的信念。
也许你还不够自信，也许你的剑还不够硬，但我想你在读过这本书之后，也许会获得无数有益的启示，即使不能像经过锻造的铁一样，淬火成钢。
正如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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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的强大，就算对手（方）是天下第一的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是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与气质。任何一支部队都有着它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与性格，是由这种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与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国家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靠的就是我们的军队广大战地指导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精神我们国家军队的军魂。剑风所指，所向披靡。
写完这篇文章，我在积累沉淀的文字已超过二十八万字，比余秋雨先生的名著《文化苦旅》还要多出五万，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经史子集浩如烟海，名家著作不胜枚举，为什么要拿余先生的《文化苦旅》说事呢，是因为我跟这本书颇有渊源，在我为数不多的经典阅读中，它曾像夜空里的星星，让我领略到灿烂的文明。
作为一个八零后，以前我们上学那个年代，平时除了常见的《读者》、《知音》、《故事会》之外，其实也没多少课外书可读，学校的阅览室永远都是关闭的，如同聋子的耳朵，只是个摆设而已。实在没书可读时，我就把《成语词典》拿出来看，那些历史典故也给了我很多乐趣。后来自己省吃俭用，又花钱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来读，再就是借同学的书，印象最深的就是借过《平凡的世界》与《文化苦旅》。
和《文化苦旅》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98年的国庆节。当时学校放假三天，我趁机将在同学间传阅的《文化苦旅》借过来，带回家里如饥似渴地看，里面的文章视野开阔，内容广博，看完之后觉得还不够过瘾，接着又看了一遍。
后来我每次逛书店，只要看到不同版本《文化苦旅》，就会拿到手里翻阅一下，看看有何不同。前几年听说重印了新版，增删了部分文章，于是便从网上购买了一本新版《文化苦旅》，同时也网购了余秋雨先生另外两本经典散文集《山居笔记》和《寻觅中华》。
余秋雨先生原本是一位研究戏剧的学者，而且在该领域著书立说甚多，颇有建树，散文并不是他擅长的体裁。写作这本书是因为受到一位青春不老、童心未泯的美国老教授的激发。这位教授虽然年迈，但却冒险般地游历了中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他的经历让余秋雨大为感触，由此萌发重新认识祖国大地的愿景，并产生对中华文化的思索与追寻，渴望在旅途中解放自己的心灵，并对中国文化做出贡献，这对自己、对社会也是一种慰藉。所以，余秋雨在不惑之年，毅然辞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职务，从书斋里面走出来，开始了文化苦旅。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作为一名作家、学者，余秋雨也将这样的价值追求深深地根植于自己内心，时刻准备去实现它。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余秋雨，将自己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他走过大漠荒原文明的废墟，追寻天涯海角先贤的足迹。他一边走一边记录，一边走一边思索，用自己的脚步见证了一处又一处的历史印记，那些远去的岁月变得鲜活，这时余秋雨才意识到，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画卷中，自己之前的思想和格局有多狭隘。每走过一处地方，都会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息笼罩全身，让自己心潮澎湃、赞叹不已。余秋雨站在古人站过的地方，感受着中华文化落在这浑厚苍茫、山高水长的神州大地上！
余秋雨把自己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用钢笔记录在本子上，最终成就了一部交织着深厚文化内涵和艺术气息的作品——《文化苦旅》。他在这部书中饱含深情的诉说打动了无数的读者，这部著作也成为了近年来余秋雨先生所有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之一，多次重印，经久不衰，以致盗版猖獗，令人叹为观止。文化界甚至有这样一句话：一部《文化苦旅》可以养活一家出版社。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纷争，经得起多大的荣誉，就要承受多大的非议。站在风口浪尖的《文化苦旅》一枝独秀，不但引起众多评论家的口诛笔伐，也惹来某些同行的指指点点，一时之间毁誉参半，让吃瓜群众真假莫辨。
关于《文化苦旅》，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据说在上海的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一个颇有姿色的妓女手袋里查出了三件物品：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这个段子的始作俑者是文艺评论家朱大可，用来讽刺当时如日中天的余秋雨教授，说他的作品跟地摊文学一个档次，深受妓女喜爱。
于是之后就有一些文学评论家以“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来比喻余秋雨的作品，他们这样说：人们只需要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涂抹在苍白失血的精神之唇上，以滋养营养不良的文化颜面。
这些言论一出，惹怒了著名导演谢晋，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余秋雨仗义直言：“妓女怎么了，很多文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下部戏我就拍柳如是。”
说到柳如是，就不得不提钱谦益“水太凉”的典故。钱谦益是明末天下名士，东林党领袖，南明小朝廷兵部尚书，柳如是原本是青楼女子，秦淮八艳之一，后被钱谦益纳为小妾。当年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柳如是力劝钱谦益以身殉国。钱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水，说 “水太凉”，终究没有投湖。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
士林领袖苟且偷生，而青楼女子从容殉节，很有戏剧色彩。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个故事才会在后世广为流传，恰好对应了一句俗语：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都是读书人。
为什么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会火遍全国，甚至连娱乐会所的三陪**都人手一本？答案是格局大。
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开辟了历史散文的先河，与普通游记不同的是，文化苦旅反映的更多是历史真相。余秋雨治学严谨，实地考察过的东西才敢下笔。有一回，他为了落实海南岛某处景点一副楹联上的文字，数次去函了解情况，还是不甚满意，于是亲自跑一趟，只为实事求是。
这本散文集，充满了人文的情怀，文笔清新自然，优美流畅，表达了作者对中华文化的喜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郁的文化气息，让人如沐春风。
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想，历史的沧桑、世态的炎凉、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
写江南水乡，余秋雨说：江南水乡是小家碧玉，江南的美女更是皓腕如雪、情意绵绵，处处都充满温柔。
写莫高窟，余秋雨说：经过了千年的岁月，莫高窟依旧鲜活，它的血脉、它的震撼，这是何等强大的生命力。在莫高窟，一代代艺术家像我们走来，这里有穿越千年的演出，他们的游行让我眼花缭乱，莫高窟的神奇之处恰恰因为它是一场盛大的狂欢。
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此震撼且厚重的文字，现代也只有余秋雨能够挥洒自如，那些整天呆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所谓大师们，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了。
余秋雨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文化苦旅》里面的散文几乎篇篇浸透了中国文化的凄风苦雨和中国文人的集体创伤，他以个人生命的真体验和真性情浇铸成文字，举重若轻，力能扛鼎，不仅上承新文学散文的余绪，而且开启了一代风气，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
这些散文被文化界称为“大散文”，意味着大的格局、大的气度、大的视野。虽然著者的文笔是散文性的，但其眼光却是历史性的，有着超越文化历史现实之处。
所以金庸说：“有人说浙江没有会写文章的，就算我不会，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在读完《文化苦旅》之后，白先勇意味深长地说：“余秋雨先生再一次唤醒了唐宋八大家建立起来的散文尊严，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对世界心灵的诗化思考。”
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人抬人，抬出伟人；人踩人，踩出不平。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虽然也有一些批判的声音，但是瑕不掩瑜。所谓的文人相轻，也不过是因为他们处在文学边缘化的位置，为了保全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从而对文学中心产生的一种不屑。
他们的言论虽然看似讽刺了余秋雨先生等老一代文人的能力，但历史还是证明了正统文学的存在价值，孰是孰非，高下立判。
某些作家的小说虽然在国内很流行，但搬不上教材的页面，走出不了国门；余秋雨先生的作品不仅被奉为经典，而且在国内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力。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谁的作品更有价值，市场会给出答案。
学名师，走正道，练真功。一本好书胜过一位好老师，我从未参加任何写作培训班，正是因为读过不下三遍的《文化苦旅》，才敢出来混。
历史的长河里，小丑不可能自己摘下面具，而先行者则会被人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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