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历史客观评价有哪些

　人心是最为复杂的，往往了解自己的人，不是亲朋好友，也不是一起生活多年的结发之妻，而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曾有遇到过许多对手，比如东吴的文臣、曹操账下谋士，但这些人对诸葛亮都产生不了威胁，唯独司马懿可以称得上是劲敌。以下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对诸葛亮的评价，欢迎大家参考借鉴!

　 诸葛亮的评价1

　陈寿：“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 之内，咸畏 而爱之，刑政虽峻 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 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傅玄：“诸葛亮诚一时之异人也。治国有分，御军有法，积功兴业，事得其机，入无余力，出有余粮，知蜀本弱而危。故持重以镇之。”

　袁准：“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司马炎：“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郭冲：“亮权智英略，有逾管﹑晏，功业未济，论者惑焉，条亮五事隐没不闻于世者，宝等亦不能复难。扶风王慨然善冲。”

　张辅：“诸葛孔明达治知变，殆王佐之才。”

　常璩：“治国以礼民无怨声，不滥用私刑，没尚有余泣。”

　 诸葛亮的评价2

　王羲之：“荀、葛各一国佐命宗臣，观其辙迹，实奇士也。然荀获讥于忧卒，意长恨恨，谓其弘济之心，宜被大道;诸葛经国达治无间然，处事而无玷累，获全名於数代。至於建鼎足之势，未能忘已，所谓命世大才，以天下为心者，容得尔乎”

　崔浩：“夫亮之相刘备，当九州鼎沸之会，英雄奋发之时，君臣相得，鱼水为喻，而不能与曹氏争天下，委弃荆州，退入巴蜀，诱夺刘璋，伪连孙氏，守穷踦区之地，僣号边夷之间。此策之下者，可与赵他为偶，而以为管萧之亚匹，不亦过乎谓寿贬亮非为失实。且亮既据蜀，恃山崄之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严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负能，高自矫举。欲以边夷之众抗衡上国。出兵陇右，再攻祁山，一攻陈仓，疏迟失会，摧衄而反;后入秦川，不复攻城，更求野战。魏人知其意，闭垒坚守，以不战屈之。知穷势尽，愤结攻中，发病而死。由是言之，岂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乎”

　所谓既得陇，复望蜀，在蜀汉方面，获得陇右不仅可以打破曹魏对蜀国的包围，还可以居高临下俯视关中。反之，陇右控制在曹魏手中，不仅可以屏护关中，还可以从侧翼包围汉中，并且直捣蜀汉腹地。(邓艾灭蜀，正是以陇右为基地，蒙哥攻蜀，也是从甘肃陇山出发)

　所以，从诸葛亮北伐开始，双方的主要战场就是陇右。

　 诸葛亮的评价3

　姜维北伐的主要经过：

　第一次，公元247年，姜维率军出陇西，与魏军战于洮西，凉州胡王白虎文等率众来降，维“居之于繁县”，就是安置到蜀国。

　第二次，公元249年，姜维进攻雍州，围困洮城，邓艾守城不出，无功而返。

　第三次，公元250年，姜维出西平，打算联系羌胡进攻，最后无功而返。

　第四次，公元253年，姜维围攻南安，不克。

　(这一年，长期节制姜维，每次只给他不超过1万军队的大将军费祎，被刺杀身亡。费祎死后第二年，蜀汉加姜维督内外军事，又隔了一年，姜维被升为大将军。)

　费祎的死对姜维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姜维开始大举伐魏。

　 诸葛亮的评价4

　重点，还是陇右。

　第五次，公元255年，姜维出陇西，曹魏狄道长李简举城投降，继而进围襄武破徐质军，乘胜“拔河关、狄道、临洮三县民还。”

　第六次，公元255年，姜维复出陇西狄道，大败魏雍州刺史王经，歼灭魏军数万人。

　第七次，公元256年，姜维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在上邽合军，结果胡济没有遵守约定，姜维被魏将邓艾大败于段谷，死者甚众。

　姜维于是上书后主刘禅，自贬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第八次，公元257年，姜维得到魏国发生诸葛诞叛乱的消息后，乘着关中军队东调淮南平叛的时机，率大军出骆谷，魏将邓艾、司马望等人坚守不出。

　不久之后，诸葛诞叛乱失败，姜维撤军。

　第九次，公元263年，姜维进取秦州，为邓艾所破，撤军。

　综合来看，姜维九次北伐，两次大胜，一次小胜，一次大败，一次小败，相拒不克四次。单就军事成就而言，胜败大致相当。但如果考虑魏国与蜀国综合实力对比的话，姜维面对强大的魏军，不仅能坚固防线，而且多次重创敌军，已经非常难能可贵。

　评价：姜维继蒋琬、费祎之后独力支撑蜀汉，但是连年征伐吸引曹魏注意力，而且也消耗了蜀国有限的人力物力，使得蜀国兵疲民困，反而加速了蜀国的灭亡。(曹魏本来是先灭吴再取蜀，公元263年，司马昭发兵灭蜀，在诏书中写道“蜀，撮尔小国，土狭民寡，而姜维虐用其众，曾无废志”)

　 诸葛亮的评价5

　蜀国灭亡时，只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平均七户养一吏，九人养一兵，“民皆菜色”。

　此外，姜维重攻不重守，将主力置于沓中，造成汉中空虚，他又撤去汉中外围据点，使得钟会直插平川，迅速攻陷汉中。

　这也成为蜀国快速灭亡的重要原因。不过，我们不能以成败定人，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一心拱卫蜀汉，最后兵败主降，仍然想用奇计恢复，尽管计泄身死，但他的成就同样值得尊敬，南宋胡三省就感慨姜维道，“始终为汉，千载之下，炳炳如丹。”

　曹操病逝之前，早就看出司马懿有狼顾之相，但由于爱惜其才华，加上儿子曹丕的劝说，并没有除掉司马懿，只是一直防着他，不对他予以重用。曹操死后，曹丕成了曹魏的一把手，司马懿才有了出头之日，官职也逐渐提升，混的是风生水起，成为朝廷重臣。

　然而，虽然曹丕识人用人的眼光不如父亲曹操，但他能力也不错，且谨记父亲生前的教诲，从而使得司马懿不敢表现出任何不臣之心。曹丕临终前，司马懿才迎来了仕途上的春天，成为托孤大臣，辅佐新皇帝曹睿。此时大将军曹真、曹休还活着，他们手握实权，且是曹氏家族成员，名副其实的皇亲国戚，而司马懿只能算是外人。

　估计是司马懿注重养生，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在把曹真等人熬死之后，纵观整个曹魏，再也没人能牵制司马懿。若是诸葛亮不进行北伐行动，或许司马懿就没机会掌控兵权，从某方面来说，诸葛亮无意间帮了司马懿一把，也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

对诸葛亮的评价如下：

王震：诸葛孔明这个人物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分裂状态很不满意，他一直怀有统一中国的远大志向，很值得尊敬。

谭良啸：诸葛亮富国强兵尽管是为了“兴复汉室”，然而客观上为整个巴蜀地区带来了一段时间的安定、繁荣与和谐。三国时期，诸葛亮治理的蜀国是最好的，也就是政治清明、经济发达、人民安定。

主要影响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汉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

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

诸葛亮人物评价：

诸葛亮勤于思考，注重革新军械、装具。研制了一发十矢连弩和适应山区运输的木牛流颂旅吵马等作战工具。并改进钢刀，增强了蜀军战斗力。好兵法，推演阵法作“八阵图”，为后世传扬。

在治军方面，诸葛亮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镇首，主张以法治军，讲究为将之道。

作战时，诸葛亮用兵力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每战力求速决；重视后勤，常年派官兵千余整修都江堰，确保野侍军粮生产；每次退却时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战略上，诸葛亮未出世便知天下三分，他在《隆中对》对当时形式的分析可谓高瞻远瞩；而且善观大势，始终坚持联吴抗曹，致蜀汉得与魏、吴鼎立。

　　诸葛亮评价

　　诸葛亮可以说是封建社会里边的一个完人。从当时一直到后来，从来没有人对诸葛亮有贬辞的。从陈寿写的《三国志·诸葛亮传》后的《评》以及他《进〈诸葛亮集〉》的表，都对诸葛亮非常的推崇。在《评》上说诸葛亮的治蜀是“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他“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总之，说他“诚信公道，赏罚严明”。正是这样，首先他得到人民的爱戴。《评》上边说他“用法严峻”，但是人民是畏而爱之。他如此的权重，但是后主对他不疑。他的地位相当于汉献帝时的曹操跟曹魏中后期的司马懿，军政大权都操在他手中，但是后主一直信任他，对他是不疑的。在政治上历来对他非常推崇。陈寿《评》里说他“管、萧之亚匹矣”，是跟管仲、萧何差不多的人物。后来唐代杜甫的诗，说他“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都是对他极端地推崇。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陈寿的《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他“盖应便将略，非其所长欤？”用一个疑问词，“非其所长欤？”在他的上书的表中也说他善长的是治国，但并没有贬低他的军事才能。上《进〈诸葛亮集〉》的表中，陈寿说他的军事才能，“长于治戎，短于应变”，他是擅长于治军，可是“短于应变”，即“出奇制胜”，是其所短。他“长于治戎”，这是裴注引《袁子》的话，袁准是晋朝人，说诸葛亮用兵的特点，一个是“安静”，第二就是“坚重”，他不崇尚出奇制胜。但陈寿是不是真的贬低他的军事才能呢？并非如此。他说诸葛亮“长于治戎”；他在传末还说诸葛亮死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曰：“天下奇才也”。司马懿赞赏的，当然是他的军事才能，说他是“天下奇才”。陈寿在诸葛亮死后还专门在传中写上这一句，在他的上书的表里边也说：“长于治戎，短于应变”，在下面又说，“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当时碰到的是司马懿，就意思是说只有司马懿才能抵抗他，所以说实际上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绝对没有贬低。只是说他从事政治跟军事二者之间，他尤其是政治更善长。在军事上来说，他在治军这方面见长，而不是出奇制胜。这个说法，我看还是正确的。

　　诸葛亮时，魏延曾建议出兵子午后，诸葛亮没有听他的话。这一点，后人是有点议论的：魏延这个计划还是对的，诸葛亮是坐失良机了。但是诸葛亮自己曾经讲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他一生谨慎，他的治兵也就是“安静”、“坚重”，不轻易冒险，正如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然后能够取胜”。他固然对魏作战没有取得“尺土”，但是除失去街亭外，他也没有遭到很大的挫败，也没有人能打败他；而且诸葛亮的治军之才，据历史记载，他的兵士跟居民相杂，就是说当时不仅蜀汉人民对他十分爱戴以外，就是在敌境，在“外国”的土地上，也得到百姓的支持。长安是曹魏的重镇，不会轻易就会攻取的。在这个时候孤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能够希望得胜吗？即使他真是能够取得了长安，H诸葛亮多次撤兵，都是因为运粮的困难而退兵，假若取得长安又如何守法？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实际上是自负的。

　　诸葛亮自比管、乐。管仲跟乐毅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从来是管、晏，管仲跟晏婴，就是陈寿的评也说诸葛亮是“管、萧之流亚也”。这重点是政治方面，管仲跟萧何。乐毅跟管仲两个人是绝对不同的人物：管仲是政治家，他相齐桓公，清朝末年的俞曲园对此有一种解释，他说是针对汉室而言的。假如说汉室存在他，就当管仲来帮助割据的齐桓公那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来关崇王室，保持汉朝；假如说，汉朝灭亡了，他就当乐毅，帮助一个当时的州牧。管仲是一个政治家，乐毅是一个军事方面的人才。并不是出奇制胜的这种才能，而是治军严整，非常稳重的。在当时蜀国是一个弱国的形势之下，要幸险侥幸，实在是个危险的事。所以从这一点来讲，陈寿的评价是正确的：长于治戎，并不在于应变。

　　有关《隆中对》问题

　　当时的形势就是这样，当时刘备去访问他，“谘臣以当世之事”，就是问他当时的形势，当时的形势摆在那里的，曹操已经占领了北方，是不可与争的，兵多势重；孙吴据有江东，已历三世，也是不可与争的，只可为援而不可为敌。就是说，供给刘备可以回旋的余地只有荆州和益州，此外没有地方，当时的形势是摆在那里的，就是这样一个形势的，并不是诸葛亮由于他的什么能耐做到的情形，而事实上也只能如此，刘备能够占据的地方只有荆、益两州，此外，还有什么地方呢？诸葛亮作这样一个对策，后来是这样的发展，当时的形势本来就是如此。但是，把《隆中对》作为诸葛亮的文章，这其实是不对的，这是陈寿的文章，是刘备问诸葛亮，诸葛亮回答，怎么说是他写的文章呢？而且，这里边《隆中对》，当时刘备去访问他，不晓得谁跟他去的，是否当时也有人作了记录呢？这是我很可疑的，也许是后来史臣，而当时蜀国是没有史臣的，据说是如此。

　　有关孟获问题

　　孟获后来在蜀汉充当了御史中丞，当了朝丞。看来孟获虽然是少数民族，但他是有文化的，所以他当御史中丞，是文官。

　　对诸葛亮评价极高的原因

　　在明朝以后，跟《三国演义》有关，在此以前，诸葛亮就是符众生的。从三国时期开始人们都是对他赞赏的，他能抗御曹魏这样的大国，他的治蜀得到人民的爱戴，“劳而不怨”。从宋代以后，不仅从宋代以后，从东晋以后，其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正统的问题。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他就是把蜀汉作为正统。既然把蜀汉作为正统，那当然诸葛亮功劳就非常之大，他是维护了汉朝，一直到后来，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还是以蜀汉为正统。

　　诸葛亮的经济措施

　　经济方面措施不多。当时诸葛亮有一句话，就是“民贫国虚，唯仰锦耳。”可见得巴蜀还是比较穷的，他靠锦官城在那里织锦外销，锦远销到曹魏，远销到吴国，这是他的财政方面一个很大的收益。提倡手工业，另外他也兴修水利，此外措施没有。

　　有关诸葛亮“北伐”问题

　　有人说（北伐）是以攻为守，他要守巴蜀，先进攻汉中，以攻为守。有人这样将，这样讲其实我看也不见得正确。因为诸葛亮出兵之前，曹魏并没有进攻蜀汉的意图，曹魏当时主要是对付吴，而不是对蜀，他的重兵当时都在淮南。他要对付孙吴。所以当秭归战后，刘备病死，这时曹丕没有乘机攻蜀，相反地去准备进攻吴国。他们始终把吴国作为大敌。所以当诸葛亮大军南征时，曹魏没有乘这个时候去进攻。等到诸葛亮第一次兵出祁山，三郡响应，这时候曹魏大为震动，料想不到小小的蜀汉竟敢出兵，他自己并没有取蜀之意。说他以攻为守，应该先有曹魏取蜀之心，如是他揉取主动。但是曹魏并没有攻蜀的意图。他要逐步进攻，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他绝不轻举妄动，他还是步步为营，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就这样

　　评价诸葛亮

　　驳用人方面

　　在这引用一下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据谭良啸先生所述，诸葛亮所任用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类人才，共计约有63人。如果从地域颁看，荆州28人，益州29人，兖州3人、豫州1人，雍州2人。如果再以刘璋、刘备、诸葛亮三位不同时期益州最高***为中心来划分，上述63人中，属于刘璋旧部的11人、属于刘备旧部的24人，属于诸葛亮本人新起用的有28人，其中还包括曹魏降将2人。当然上述统计是否完全正确，还有待于考证。且虽说诸葛亮未必对上述63人之提拔皆有其功，然能充分举贤用能亦非易事。诸葛亮的用人主张与刘备之“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用人方法不无相同么？再与同时期“用人唯才”的曹操相比。曹操所获得人才的方法不外乎有六种。即曹操的亲族、征辟、人材的自我投效、再经人材的推荐、纳降、强征。也就是说，曹操在用人方面，更多的是靠所谓的“愿者上钩”，其本人对于开发人才方面并无多大作为，亦或说是不全是曹操一个人的功劳。这样岂非将曹操的“唯才是举”又一笔抹杀了么？

　　顺便论一下李严。正因为李严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所以诸葛亮一开始也是很器重李严的。这里首先有必要分析一下刘备为何当年要将李严留镇永安。李严是一个有着不错军事才干的人。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马秦、高胜发动武装起义，聚众数万，一直打到资中县。当时刘备正在汉中激战，国中兵力相当紧张，李严不曾向中央要过一兵一卒，只用自己本部五千兵马就平定了这场叛乱。“枝党星散，悉复民籍”，后来又击败了围新道县的南夷军，展示了其出众的军事才能。为此刘备加李严为辅汉将军，并“与诸葛亮并受遗昭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让李严留镇永安，正是想将李严的军事才能用到防守东吴这方面上去。诸葛亮也称李严为“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但是彝陵之战后，由于诸葛亮对战略方针进行了修改，放弃了荆州，联合孙吴。随着蜀吴两国的关系日益好转，李严在永安的作用与意义也就日益减轻。因此诸葛亮将李严“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皆统属严”。李严因此感到了不满，觉得是看轻了他自己。因此诸葛亮屯兵汉中，“欲得平（李严）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反而要求划分出五郡做“巴州刺史”，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另一个中央，过一把“土皇帝”的瘾。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曹魏三路进攻汉川，诸葛亮命李严率二万人赴汉中。而李严却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要求像司马懿一样“开府辟召”。诸葛亮并不是不知道李严的为人。在陈震出使东吴的时候，陈震就对诸葛亮说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但诸葛亮出于大局着想，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见《陈震传》）。所以他虽未答应李严的主张，仍表奏李严之子李丰督江州，“隆崇其遇”。以致于群臣对诸葛亮的做法都有些不满，认为诸葛亮有些循私舞弊。而诸葛亮却认为，正当北伐大计，责李严之短，倒不如褒奖他，让李严能够知恩图报。然而诸葛亮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严竟然会腐败蜕变到如此地步。他先曾秘密地写信给诸葛亮，让“亮受九锡，进爵为王”；再巧言伶塞，在后主与诸葛亮两边翻云覆雨，企图想逃过“运粮不继”的大过。可谓是罪大恶极，罪不容诛。然而诸葛亮考虑到李严为蜀汉政权也做过的许多贡献，只“废平（李严）为民，徙梓潼郡”。不可谓不是“法外开恩”了！（参阅《李严传》）且与诸葛亮一同上书要求弹劾李严的还有刘琰、魏延、袁琳、吴壹、高翔、吴班、杨仪、邓芝、刘巴、费文伟、许允、丁咸、刘敏、姜维、上官雕、胡济、阎晏、爨习、杜义、杜祺、盛勃、樊岐共计有22人之多！！（见《李严传》裴注引亮公文上尚书）。所谓“失道者寡助”，也由此看来，李严的罪行实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了！

　　再对于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的问题上做一说明。

　　第一，荆州与益州两地的文化水平优劣差异。

　　先说荆州。首先，荆州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其南北东西水陆交通极为便利。荆州大部分地区位于今湖北、湖南地区，位于我国地势的第三阶梯。地势比较平和，水流也不如其上游那样湍急。“隆中对”里这样说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其陆路由襄阳向北，经新野、南阳可出宛、洛；往南经江陵、长沙可至交州；向东则可乘长江顺流而下，直到扬州；向西则可通过沔水（即汉水），从东三郡（西城、房陵、上庸）西入汉中。其次，这里又有富饶的土地。《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蠃蛤，食物常足。故众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水经注》上记载道：“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荆州，分南郡，立为襄阳郡，荆州刺史治。邑居隐（殷）赈，冠盖相望，一都之会也。”再次，这里还有比较安宁、平和的生活环境。这里既未受中原大混战的太大影响，当时的荆州牧刘表，又做出一系列稳定荆州局势的举措，如收降张绣、消灭宗贼、抚和当地较有权势的地主等。经过几年时间，荆州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较于其他各州来得安定、富庶。《后汉书。刘表外》上记载道：“表招诱有方，威怀兼洽，万里肃清，大小咸悦而服之。”受到当时北方各路诸侯的大混战及以上这三方面影响，当时来荆州避祸之人数相当多。卫觊曾书于荀文若道：“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见《卫觊传》）。除了大批避难的流民外，其中不乏许多智谋人士。“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见《后汉书。刘表外》）；“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见《王粲传》）。刘表又“起立学校，博求儒术”，因此荆州的人才很多。除了在蜀汉政权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以人物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司马芝、崔州平、徐庶、石广元、孟建、王粲、司马徽、庞德公、邯郸淳、和洽、杜袭、赵俨、赵戬、尹默、杜畿。也由此看来，荆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比较高的。

　　再来看看益州。益州同样也有着富饶的土地，与相对比较安定的环境。但却有着一个极不利于人才成长和文化发展的致命因素，那就是对外联系的问题。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益州基本处于我国地势的第二阶梯，治今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益州北面横亘着秦岭、大巴山；其东面是湘鄂山区；南面则有广阔而高低起伏的云贵高原。是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一方面肯定了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但也同时指出“益州险塞”。《通典。州郡典》中对于益州有这样的描述：“益州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而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益州之险。我想大家不能否定交通问题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吧？受交通的问题影响，益州的文化水平与之当时其他地区来说，应该是要差了不少。《汉书。地理志》上就记载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益州与外界的联系，无外乎通过两条途径。一种即为汉中与关中的通道；另一种则为顺长江而下与荆州的联系。本来随着刘焉父子的相继到来，南阳、三辅地区流入益州也有数万家之众。然而在刘璋继位之后，由于和张鲁结仇，汉中的通道就此关闭；而另一条则受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影响，从四川盆地，到江汉平原，两地海拔相差要有一千多米。海拔相差大，就意味着长江的水流落差很大，如果从下游的荆州要向上游的益州前进，对当时那还不很发达，全靠人力的航运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史书上记载：“夏水涨没数十丈，其状如马，舟人不敢进。”当时人们把从荆州到益州，这种逆水向上视为畏途。这样从客观上，阻断了不少人才由荆州向益州谋求发展的道路。

　　两相比较，当时的益州，在文化水平上相较于同时期的荆州，应该是远远的落后了。虽然自古以来，益州中也出现过诸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俊才，而三国时期不乏如法正、黄权、张松这样的天下奇才，但和荆州拥有如此众多的人才相比，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看，明显还是处于下风。而且他们在诸葛亮执政前，基本上都已亡故的亡故，降敌的降敌，真正留在蜀国中，可供诸葛亮选拔，为蜀汉政权服务的却所存无几了。这也就等于无形中，迫使诸葛亮不得不从荆楚人士中，选拔贤才。而且诸葛亮曾长期生活在荆州与治理过荆州，他对荆州人才的熟悉程度要远远高于益州人才，这本身也是一种成功的用人方法。时值今日，这样的选人方法也为我们所认同。看看我们对重点中学与名牌大学的趋之若鹜，再看看用人单位对名院高校毕业生的青睐有加。我们不可能要求用人者对于每一个人才都能一视同仁，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诸葛亮的用人之法而大加指责呢？

　　第二：诸葛亮对于益州人士的使用与安排上，一贯是比较重视的。

　　蜀国既在益州建国，就必须对于益州当地人才做出比较好的安排。在蜀汉政权建立初期，刘备就非常注意打拢当地人才。如果“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漾又璋之所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有志之士，无不竞功。”（见《先主传》）。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发挥各人才的能力，又缓和了主与客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继续贯彻好刘备的用人主张。《杜微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建兴二年，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杜微）为主簿。”刘备定蜀后，杜微自称已为耳聋，团门不出。但诸葛亮也行“三顾”之礼，好不容易才请出杜微出仕，并拜其为谏议大夫。再如《杨洪传》里记载道：“始洪（杨洪）为李严功曹，严未至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诋，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犍为人杨洪当时只是犍为郡太守李严手下的一个功曹，但由于杨洪的出色才干，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当杨洪做到蜀郡太守时，而李严仍为犍为太守。与当时的顶头上司平起平坐了。再如何诋，原为杨洪手下的一个小典狱官。因为他才干出众，亦得到诸葛亮的迅速提拔。先后做到成都县令、郫县县令。后来，汶山地区的少数民族发生了不稳定的情况，诸葛亮又提拔何诋为汶山太守，汶山地区在何诋的治理下，很快就“民夷服信”。又先后派何诋出任广汉太守和犍为太守。杨洪因此开玩笑道：“你的马怎么跑得这么快？”何诋答道：“我是先生的故吏，怎么敢跑得比先生快呢。只是先生的快马没有加鞭罢了。”所以当时众人皆对诸葛亮的“尽时人之器用”而感到佩服。

　　像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蜀郡人张裔，原做为战俘被送至孙权处。诸葛亮令邓芝与孙权处将其带回，并委以重任。“以为参军，署府事，又领益州治中从事。领丞相府长吏。后加为辅汉将军，领长史如故。”（见《张裔传》）。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张裔与郭攸之、董允等人被诸葛亮委以“斟酌损益、进尽忠言”的重任。巴西人王平，他原来只是魏军的一个下级官员。在汉中之战投降刘备之后，任牙门将。在街亭战败的败局已定时，王平命令其部下“鸣鼓自持”，魏军大将张合疑其有伏兵，不敢追赶。于是王平得以从容地收合诸营将士撤回。诸葛亮见其有真才实学，对王平特地予以褒奖：“加拜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见《王平传》）这里的“五部”，即指由蜀中少数民族所组成一种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巴西人马忠。原来也只是丞相府的一个门下督。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封马忠为翔柯太守。马忠“抚育恤理，甚有威惠”。建兴八年，“召为丞相参军，副长史蒋琬署留府事。又领治中从事”。后来马忠平定南夷豪帅刘胄有功，加为”监军、奋威将军、封博阳亭侯。”（见《马忠传》）。犍为人张翼，先后做过梓潼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兴九年，又为来降都督、绥南中郎将。为人尽忠职守，诸葛亮对此非常满意。诸葛亮出武功时，“以张翼为前军都督，领扶风太守”（见《张翼传》）。建宁人李恢，在诸葛亮南征时，“军功居多”，被封为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后又领建宁太守。永昌人吕凯，巴郡人张疑，也属于此类。他们都坐到了蜀汉政权的重要职位，只是相对比起丞相、大将军来要稍低一些。此外还包括南中少数民族的一些首领，诸葛亮也加以任命为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参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在诸葛亮执政期间，益州本地人士与荆楚外来客居人士之间的关系，也远较于刘焉、刘璋时期的东州人与益州人间的关系要好得多。“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见《刘璋传》裴注引《英雄记》）。终蜀国之结束，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的矛盾（这里不包括同为荆楚人士的魏延与杨仪之争），相较于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国内的内部斗争之激烈，也要缓和得多。蜀汉以益州一地，而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这与刘备、诸葛亮在处理益州人与荆楚人之间关系上所做出的重大努力，是不无关系的。

　　第三．以刘备、诸葛亮为首的蜀汉政权，就必须以其自己政党为主要执政党。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做重点讨论。试问有哪朝哪代，其执政党的地位不与其执政者本身有关？别的不说，就拿我们中国所处的领导地位来说吧。中国是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政党。坚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则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可又有哪些人，对此持有异议？（当然这其中不包括一些敌对分子）由哪位政党人士执政，必然会使其所在的政党在其国家中，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在专制政体下，尤为如此。用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会得到诸如“厚此薄彼”之类的观点，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行为是无可厚非的。再者言，重用荆楚集团，本不是诸葛亮的首创。在《华阳国志。李寿志》就记载道：“豫州入蜀，荆楚人贵。”再拿同时期的曹操与孙权相比，曹操的“唯才是举”是非常有特色的。但曹操在位期间，国家的军事大权始终牢牢得控制在曹氏亲族的手里。非曹氏亲族能得以成为军事大员，是到曹丕执政时期才开始的。东吴方面情况也差不多。孙吴实行“授兵制”。东吴诸将，一般不过数百，最多不过二千。而宗室将领授兵一般又要多于外姓将，最多可至三千。东吴方面一般只在临阵却敌时，才委任大督，令其他诸将听其节制。

　　这里再谈谈为什么益州人不适合执掌蜀国大权。除了上面讲到的几点外，还与刘璋在位期间，对于益州治理不善有关。“刘璋暗弱，自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见《诸葛亮传》裴注引郭冲五事）。由于益州当地的风气不好，也养成了许多当地人士在品行上的不检点。如法正的“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李严的“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立求名，无忧国之事”；彭羕的“姿性骄傲，多所轻忽、一朝处州人之上，形色嚣然，自矜得遇滋甚”，而诸葛亮的用人，主张德才并举，并始终是以蜀汉政权为出发点的。因此诸葛亮虽然对于益州当地人士加以选用，但对他本人的继承者却始终是从外来人员中培养选拔。此为其一。其二是因为益州人在本地总是容易养成自己的地方势力，容易形成自己的党派。这样也容易引起益州党派与客居他州的蜀汉政权发生矛盾。因此，蒋琬、费文伟、姜维能得以执政，除了他们本身有才干，品行优良以外，还在于他们是外来人，在益州没有什么太大的地方势力有关。再反观同时期的曹魏与东吴两国，在这方面就显然做得不够出色。魏文帝曹丕“以尚书令颖乡侯陈群为镇军大将军，随车驾，录行尚书事；尚书仆射西乡侯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留许昌，督后诸军，录后台文书事。”（见《文帝纪》裴注引《魏略》）也从此打破了已住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而后魏明帝曹睿更是将军事统兵大权，交由了司马懿。司马懿在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讨公孙渊之后，已经拥有了很大的威望。而曹丕、曹睿召司马懿辅其嗣主，等于客观上给司马懿以后代魏打下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基础。而东吴孙权称帝后期，孙权与东吴重臣陆逊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最后基于陆逊是“世江东大族”，以及为身后之计，恐嗣主驾驭不了陆逊等因素考虑，有计划地剪除陆逊亲党，如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死“数与逊交书”的吾粲，最后再“累遣中使责让逊”，以至于“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见《陆逊传》）。而诸葛亮却未雨绸缪地意识到这一点，并做出相应的对策，从而避免了蜀国后期内部争权的斗争。这又不得不归功于诸葛亮本人的正确决策。

　　综上所述，对于荆楚人与益州人的安排，无论是从政治斗争需要以及选才任用上来看，诸葛亮的作法都是非常英明与必须的。而诸葛亮在如何运用益州当地人才上，也做出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因此，过份强调诸葛亮重用荆楚人士，这种说法本身就存在着片面、武断与不合理性！

　　诸葛亮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从综合国力来看。诸葛亮接手的蜀国，是一个刚刚遭受彝陵惨败，元气大伤的蜀国，是一个内忧外患的蜀国。彝陵之战，蜀国丧失了数万东出的精锐部队，丧失了无数的军资器械，丧失了傅彤、程畿、张南、冯习、杜路、刘宁、黄权、马良这样的将领人才，新生的蜀汉政权元气大伤。再者，除了彝陵之战，蜀国的其他人才也相继损失。章武二年（222年），蜀国太傅许靖、尚书令刘巴、骠骑将军马超又相继逝世，使得蜀国的人才危机雪上加霜。除了人才危机以外，南中问题也越来越需要处理。在蜀国建立初期，南中越崔夷首领高定率众反叛，军至新道县结果被李严击败。而汉嘉郡太守黄元，听说刘备在永安病重，于章武二年十二月起兵反叛。次年三月，黄元又利用诸葛亮赴永安探望刘备的机会，率军火烧了临邛县。最后被蜀军所平。虽然这两次叛乱都被平定，但由于蜀国建立时间不长，“南抚夷越”的措施一直未能得到执行。而且蜀国之主刘备又于章武三年病逝。彝陵新败、元气大伤、人才危机、黄元叛乱、南中问题以及新丧国主，这些都是蜀国的内忧。而蜀国的外患，指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前面在分析“隆中对”时已经提到过了。东和孙权在“隆中对”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刘备、诸葛亮只是在荆州完全被夺，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意图完全无法实施的基础上，才愿意和孙吴做彻底决裂的。在彝陵战败后，新生蜀国的国力几近耗竭，而这时与东吴的敌对关系

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民间,诸葛亮向来是位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

可用一句话来说“鞠躬尽粹、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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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181年—234年10月8日[1]），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人[144]，三国时期蜀汉丞相，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

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诸葛玄死后，诸葛亮就在隆中隐居。刘备依附荆州刘表时三顾茅庐，诸葛亮向刘备提出占据荆州、益州，联合孙权共同对抗曹操的“隆中对”策，刘备根据诸葛亮的策略，成功建立蜀汉政权，与孙权、曹操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章武元年（221年），刘备称帝，任命诸葛亮为丞相，伐吴失败后，刘备于永安举国托付于诸葛亮。刘禅继位后，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战备。前后五次北伐中原，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终因积劳成疾，于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于五丈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境内），享年五十四岁[6]。后主刘禅追谥为忠武侯，后世常以武侯尊称。东晋桓温追封为武兴王。[7]

诸葛亮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叫做诸葛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