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 做前缀是什么意思

ex-有两个意思：

1、表示"出"、"外"、"由……中弄出"。如extract 抽出，拔出，exhume 掘出

2、表示"前任的，以前的"。如：ex-wife 前妻

前缀ex-是很重要的前缀，它来源于拉丁介词ex,意为out或out of，即表示“向外”、“分离”的倾向。作为原生词缀与拉丁介词根结合时，ex-有两个异体e-和ef-。其中，ex-用在元音字母和c,h,p,q,s,t前面；ef-只出现在f之前；e-则可以出现在b,d,g,j,l,m,n,r,v等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ex-又可以作为派生前缀，与表示身份或职业的名词相结合，表示former （以前的，前任的）的意思。这时ex-没有异体，而且往往要带连字符。

扩展资料：

ex-的主要意思“out”。

1．在外边，向外

expressly, elucidate, expedite

2．向上，伸展地

elated, extol, elongate

3．尽，没有了地，火灭了地

extinct, effete

4．挑选，捏出，拔出

emend, effigy

5．去除，摆脱，使分离

expurgate, exorbitant, extenuate

6．彻底地，完全地，到最终，到最后，大声地，听得见地

extant, edict

7．表强调[非常，用力]

exalt, efficacious, exhort

参考资料：

1949年3月5～13日在中国河北建屏县西柏坡举行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简称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

会议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通过了《中国***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决议》，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

毛泽东在向全会作的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特别是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等等。这个报告，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人为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指导建设新中国的各方面纲领和政策的集大成，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⒈实现工作重心转变的方针。关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了城市。”

鉴于城市历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统治的重心，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必然要以各种方式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毛泽东特别指出：我们进入城市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而在这些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一步一步地去战胜敌人。同时，毛泽东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座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同样，在一切老解放区，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关于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首先深刻论述了它的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是毛泽东在长期以来深入观察、分析中国国情，坚持从中国社会及经济现状出发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丰富实践基础上得出来的。把对中国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科学分析，作为党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生动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从上述基本点出发，毛泽东展开分析和论述了各种经济成份的状况及党的相应政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新中国的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及所采取的经济方针的阐述，是对中央九月会议有关思想的发展。

⒊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在政治上，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即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他又对这些原则作了更加具体的论述。

建国前夕，毛泽东对国体问题思考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各阶级在未来新国家中的地位作出全面严谨的论述和提纲挚领的概括。早在1948年1月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所谓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这个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所要反对的敌人，是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国民党反动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各阶级在新中国的地位。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即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同时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在革命时期，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强调：为此，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⒋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在军事上，毛泽东提出了今后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三种方式，即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

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毛泽东认为，这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他说，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

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说，用这种方法解决问题对于反革命遗迹的迅速扫除和反革命政治影响的迅速肃清，比较用战争方法解决问题是要差一些的。但是，这种方法是在敌军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地要出现的，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于我军于人民有利的，即是可以避免伤亡和破坏。

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认为，这种斗争方式对于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的政治影响，较之北平方式将要保留得较多些，保留的时间也将较长些。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这是毫无疑问的。

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外交方针问题是当时中央***思考的重要问题。1948年春，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展，英、苏、法等一些外国政府先后通过一些渠道，向我们试探，表示愿与我们建立某种形式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周恩来也在这时开始从建立新国家的角度考虑对外关系问题。

建国前夕，我们在外交方面采取的一项主要政策是，不承认外国政府现在派驻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也不急于取得帝国主义国家对我们的外交承认。我们在外交方面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采取不承认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有利于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这一方针和立场，毛主席用简炼而生动的语言作了概括，就是“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并进一步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的总结讲话中说：“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和美国的工人运动吸引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革命也能胜利。我说，东方的空气比较稀薄，而西方的气压很重，我们就在东方冲破帝国主义力量比较薄弱的这一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的巩固也是一样，帝国主义是要消灭我们的，没有各国无产阶级，首先是苏联的援助，巩固是不可能的。自然。我们受人帮助，也要时刻准备帮助别人。这就是国际主义。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现在对非党人士也要说明这一点，也要做这种宣传。”

⒍党的建设的新课题。从乡村到城市，从革命战争到经济建设，对于即将执政的中国***来说，党的建设问题是一个十分重大而紧迫的新课题。

在一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在全会闭幕前，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共十个部分，简要评价了各地的工作，对个别问题作了补充并从十二个方面系统地讲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

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做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从战争转向生产建设，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做了政治、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描绘了建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使全党在新的形势下，达到高度的团结统一，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自鲁迅的《阿Q正传》问世，假洋鬼子与阿Q一样，大出风头，成为某几类人物的代名词。这部作品里，作者完美地解剖假洋鬼子的灵魂并从主要三个方面向世人展现了其可笑、可恶的嘴脸：搞假革命、摧残革命和压制革命的反动本质。

一部成功的作品中的主要艺术形象，往往千百年地流传，载诸人民的口碑。但是也有些人物，在作品里并不占很大的篇幅，没有笔酣墨饱的描绘，同样能在社会上存在，在生活中发挥着审美、认识和教育作用。《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作品中他只正面出现过两次，而且都是寥寥几笔，另外就是从别的人物口中，只言片语地提到他。可是自从这篇作品发表后，假洋鬼子这个人物就在社会上活跃开了，似乎历时越久，这个形象越显出他艺术的光彩。有那么一个时候，人们每天念叨着，甚至他的大名竟然被引用到报纸的大字标题上。可见这个人物的社会概括性和艺术生命力。

假洋鬼子这个形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他有着明显的社会的时代的色彩。“洋鬼子”是个贬词，原来是指外洋人说的。既然是人，为什么叫“鬼子”呢这是因为在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压迫，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和危机，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恨。所以，中国人民除了奋起抵抗这种野蛮的侵略外，把外洋人一律叫做“洋鬼子”，表示对他们的仇恨和辱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社会现象。他说：由于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封建统治者敲骨吸髓的榨取，人民的生活日渐困窘起来。“他们觉得现在如果只使用和从前相等的劳动，就会不能维持生活。必须增加劳动时间，每天起早散晚，对于职业加倍注意，方能维持生活。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因此，所谓“洋鬼子”的说法，就是在这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代中产生的。

假洋鬼子也是产生在这样的时代社会中。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灾难，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急，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的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这股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狂潮中，也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孙中山、鲁迅这样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也有些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迎合新的形势的官僚地主的子弟，混入留学生的队伍，只不过是投机趋时，猎取虚名而已。《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就是这样跑到东洋的。作品中说假洋鬼子“是钱太爷的大儿子。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回国之后，手中拿着黄漆棍子，头上拖着假辫子，行为蛮横霸道，衣着不伦不类，说话怪里怪气。他是土绅士与洋绅士的混血儿，既有封建性，又带着洋奴气味。这种人，装腔作势，在人民面前是暴君，在帝国主义者脚下是奴才。阿Q们称他“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人”。实质上，就是说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真洋鬼子是一路货色，而和那些“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是有根本区别的。

在民族矛盾尖锐，风云瞬息万变的年代里，假洋鬼子这个人物的特点，首先是具有善观风向的反动的政治敏感。他住在偏僻的未庄，却能察觉到时代的动向，顺应它发展的要求。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校的风吹起来了，知识分子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何去何从，都要作出审慎的抉择。年轻的假洋鬼子，竟然违背了传统的成见，放弃科举，走进学堂。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这种行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是经过得失权衡、认真思考后的决定。“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呐喊·自序》)假洋鬼子也确实因为进洋学堂、留学东洋、剪掉辫子遭到过“奚落”和“排斥”。阿Q们骂他为“秃驴”，家庭中也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婆跳了三次井，母亲也煞费心机地到处为他剪辫子的“罪责”开脱。而假洋鬼子本人倒对这种社会的非难似乎不大在意，依然穿着一身乌黑的“洋衣”，装着假辫子，满市招摇。鲁迅说，辫子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它“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头发的故事》里的N先生曾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被长毛杀!”待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来，辫子又给人民带来极大的麻烦和灾难。为了辫子的问题，《风波》中的七斤家，曾闹过一场轩然大波。可是，假洋鬼子却非同一般，在他的生活经历中，总能顺应着环境的变化，将辫子时而剪掉，时而留起。留学东洋的时候，他不像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描写的速成班的那些公子哥儿们，头上盘着大辫子，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或散开辫子，盘得平平的，油光可鉴，而是断然剪除。当然，他的剪辫并不像鲁迅那样，表示“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民主的革命献身精神，而只是为了投机趋时。所以，回国之后，又留起头发，装上一条假辫子。革命浪潮到来了，他又放下假辫子，并把留到一尺多长的头发散开披在肩上。如果未庄的人们为了表示革命，“秋行夏令”，将辫子盘起“是万分的英断”的话，假洋鬼子这种拆散辫子是更高过一筹了。因为这既可以显示他是久已剪过辫子的“老革命”，而且一旦有变，又可以将辫子盘起，成为忠于皇清的顺民。进攻退守，无往不利。对于辫子的剪留，他没有很深的成见，既不看得那么轻，又不看得那么重，不像赵秀才那样视若珍宝，因辫子被剪掉而愁苦、痛心、大哭号啕，以至于逐渐“发生了遗老的气味”。所以，假洋鬼子奇形怪状的装扮，绝对不能单纯看作衣着爱好，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反映出他对社会政治形势的态度。他和赵秀才都是未庄地主的少爷，是他那个阶级利益的维护者，但对新的事物，新的社会思潮，两个人有不同的认识并走着不同的道路。赵秀才更为守旧，不知变通，死抱着封建主义的僵尸，对新起的革命只是愚蠢的仇恨和排斥，幻想沿着科举的扶梯，爬上天子的殿堂，飞黄腾达起来。而假洋鬼子则看到，新的革命浪潮势不可挡，要想保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谋求发展，只有顺应，不能顽抗，于是就因势乘便，打入新的阵营。他们平常“不相能”，原因可能有种种，但其根本分歧就在这里。从他们的阶级立场来看，假洋鬼子比赵秀才要通达、敏感，也就是说要狡猾，并善于投机得多了。

其次，当革命风浪波及未庄的时候，假洋鬼子的活动，更充分暴露了他阴险的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都是政治投机分子，但在革命高潮中，假洋鬼子显得活跃主动，胸有成竹，随机应变，轻而易举地把革命引向变质。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说得好：不管官僚和绅士们怎么千方百计狠毒地反对，“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坟》)这就是赵秀才革命前后形象的写照。他平时对阿Q勒索敲诈，阿Q从“中兴”走向末路的时候，又恶狠狠地吩咐地保，把他赶出未庄，气焰何等嚣张。但是，听到革命党进城的风声，便坐卧不安，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大街上观风向。可巧碰上阿Q只是酒醉后的一通“造反了”的嚷嚷，便把他吓得六神无主了。在未庄，他的“声望”本来是远在假洋鬼子之上的，而“一知道革命党已在夜间进城，便将辫子盘在顶上，一早去拜访那历来也不相能的钱洋鬼子”。并托他为自己奔走，千方百计设法钻进自由党。假洋鬼子从城里回来时，“向秀才讨还了四块洋钱，秀才便有一块银桃子挂在大襟上了”。秀才这样慌忙地、低三下四地向假洋鬼子投靠，固然显示了他的投机钻营，但也应该看到革命风声到来之际，他惊恐惶惧的心理。相形之下，假洋鬼子却是另一付神态。他对于赵秀才的前来靠拢，不动声色，慨然释却前嫌，对赵秀才简直有求必应，亲自跑到城里，推荐他参加了革命党，并主动给他代买了一块“银桃子”。假洋鬼子为什么不乘机抬高身份，摆摆架子，为难一下秀才呢我们想这绝不是他的宽宏大度，而是别有用心。因为，假洋鬼子本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在革命的风浪中他和秀才的利益是一致的。风雨同舟，理应和衷共济。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也很容易理解。统治阶级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原来“举人老爷和赵秀才素不相能，在理本不能有‘共患难’的情谊”。可是革命风声传来之后，举人老爷到乡下遣散财物时，举人老爷虽然没有到，“却有一封长信，和赵家排了‘转折亲’。赵太爷肚里一轮，觉得于他总不会有坏处，便将箱子留下了，……”假洋鬼子也出于同样的心理，当赵秀才移尊投靠时，他就欣然同意，认为“这是‘咸与维新’的时候了，所以他们便谈得很投机，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从来阶级斗争都是极其微妙复杂，垂死的阶级总不愿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千方百计地阻挠时代车轮的前进。鲁迅和那些狂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从赵太爷为举人老爷在革命风暴中藏匿财物，到假洋鬼子和赵秀才言归于好并“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约去革命”的事实，证实了鲁迅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深刻性。这里我们看到了在革命高潮中，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集结起来，并进而狼狈为奸，──他们接过革命的口号，挑着旗帜，也要“革命”了。

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起来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赵秀才和假洋鬼子，他们本身就是大地主，就是革命的对象，可笑的是这些人竟然也要“相约去革命”了。革谁呢革王胡、小D、阿Q这些一贫如洗的受压迫者的命么不，假洋鬼子没有那么愚蠢，他不干这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于是这两个反革命的阴谋家，挖空心思地“想而又想，才想出静修庵里有一块‘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是应该赶紧革掉的，于是又立刻同到静修庵里去革命。”是的，庵堂寺院本来是旧社会搞封建迷信的地方，那里住着的老尼姑和小尼姑，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负隅顽抗，并且确有一块颂扬清王朝的“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到那里去革命，是顺理成章的。所以，假洋鬼子到静修庵革命，不但师出有名，也没有流血牺牲的危险，并保证可以旗开得胜。于是他们便大摇大摆地闯进静修庵，“因为老尼姑来阻挡，说了三句话，他们便将伊当作满清政府，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尼姑待他们走后，定了神来检点，龙牌固然已经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见了观音娘娘座前的一个宣德炉”。历史上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他们在进行阴谋活动坑害人民的时候，总离不开帽子和棍子，也就是要捏造罪名，给以镇压。假洋鬼子们竟然把老尼姑“当作满清政府”，而且“在头上很给了不少的棍子和栗凿”。这是多么荒唐野蛮的行为，但他们就用这样滑稽透顶的事实，宣告未庄的命已经“革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假洋鬼子们的玩弄下，用变戏法的手段，张冠李戴，烟消云散。鲁迅深刻地研究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感慨地说：“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这里，他用辛辣的讽刺和夸张的手法，勾画了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的狼狈为奸，使革命变质，“变得合于自己”的阴险的行为；也为我们认识这场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了真实的历史画卷。

第三，假洋鬼子搞假革命，必然要摧残革命、压制革命。《阿Q正传》里，作家用专章写了“革命”与“不准革命”的矛盾。这两章主要是写革命高潮冲击着未庄的时候，阿Q要起来革命，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我们姑且不讲阿Q对革命的认识多么模糊，这里实质上写出中国民主革命时代，农村两种势力的斗争。原来，阿Q对革命是很反感的，但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和未庄的人众恐慌不安的神情，他心里像六月里喝了雪水似的高兴。他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于是就乘着酒兴，在大街上“造反了，造反了”的一通嚷嚷。回到土谷祠，“酒已醒了”。他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幻想着：“造反有趣，……”怎么个有趣呢就是他再不像现在那么贫穷、憋气、饿肚子，可以随意杀人、打人、抢东西、找女人，……可见阿Q的革命认识，还是很糊涂的，和真正的民主革命的要求，可以说很少有共同的地方。但在他这些糊涂和愚昧的想法中，却也不自觉地透露出一些可贵的思想因素。就是说他的革命理想，虽然只是像毛泽东同志说的，“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但是，他杀人、抢东西的时候，却要杀掉赵太爷、假洋鬼子，要抢赵家的、钱家的这些大地主的财物，想到找女人时，也敢于在秀才娘子、假洋鬼子的老婆身上打主意。他在大街上“革这伙妈妈的的命”“造反了”的呼喊，是不自觉地在酒后流露出他对社会的不满、怨毒和复仇的决心。他在土谷祠里那些对革命可笑的幻想，事实上也是要搅乱旧的社会秩序，而旧社会秩序的任何破坏，都是动摇赵、钱这些大地主的统治，对人民都是有利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根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假洋鬼子这个反革命分子，从他的立场出发，也很懂得这条阶级斗争真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团结谁，打击谁，敌我界限他清清楚楚。他清醒地意识到，举人和赵太爷、他和赵秀才之间的矛盾，是阶级内部的事，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是可以调和、可以消除的。因此，革命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语言，产生共同的观点，并携手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而阿Q迫切地要求革命找不到门路，来投奔假洋鬼子的时候，他却是另一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作家独具匠心地描写了这个场面：

“唔，……这个……”阿Q候他略停，终于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但不知道因为什么，又并不叫他洋先生。

……

“什么”

“我……”

“出去!”

“我要投……”

“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了。

尽管阿Q用“十二分的勇气开口了”，而假洋鬼子却不容他说一句完整的话，便无情地扬起棍子把他赶了出去。这和赵秀才来投靠时的亲切、融洽的场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知道阿Q是他的“对头”，是他真正的敌人，是绝对不能准他革命的。阿Q被赶出钱府大门之后，心里便涌起了忧愁，“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一个落后农民从内心燃起的革命火花，就这样遭到扑灭。

鲁迅在写到假洋鬼子的时候，总要着重刻画他手中的黄漆棍子。革命前阿Q曾遭到这根棍子的毒打，投奔假洋鬼子要求革命的时候，又看到它在眼前挥动。对于假洋鬼子的这根棍子，鲁迅是极其厌恶的。在《头发的故事》里，鲁迅曾借着N先生的嘴感慨地说：“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得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这个博士，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分子的嘴脸，所以N先生说：“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假洋鬼子继承了这个真洋鬼子本多博士的衣钵，手中拿着那条黄漆棍子，既表现了洋奴性，也表现了在人民面前的野兽相。“革命”和“不准革命”，在《阿Q正传》中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不论阿Q的革命有多少荒唐可笑的成分，但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就是对农民革命的镇压。因为他完全清楚，如果让阿Q们起来革命，就等于在自己身边燃起了烈火，他就要在这烈火中葬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些不准他人革命的人，必然是包藏祸心的反革命阴谋家。特别是不准别人革命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重地腐蚀了我们的民族。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扬起棍子把他赶了出来，阿Q也不准小D革命，甚至要“批他几个嘴巴，聊且惩罚他忘了生辰八字，也敢来做革命党的罪”。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和阿Q不准小D革命，二者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其思想病根是相通的。这种病态的思想流毒极为深广，以至在作品发表三十多年后，毛泽东同志还说，在不准他人起来革命这一点上，我看“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论十大关系》)假洋鬼子这个艺术形象顽强的生命力的秘密，也许就在这里吧。

最后，谈谈假洋鬼子到哪里去了。假洋鬼子在未庄人的心目中，本来不是最显赫的人物，革命一来，骤然威风起来，成了未庄第一号的革命家。赵秀才匆匆忙忙向他靠近；曾经骂他“秃驴”的阿Q也来投奔；就是平常围着赵家转的他们的真本家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也都聚拢到假洋鬼子的周围了。他在钱家大院中怪声怪调地论革命，赵白眼和那些闲人们其实都似懂非懂，莫名其妙，但却都“挺直的站着”，“必恭必敬”地聆听。他胡扯什么革命如果按照他的办法“早已成功”，洪哥“再三再四”地请他上湖北，显然都是吹牛皮，夸大其词。可是，他野心勃勃，不愿在这“小县城里做事情”，也是多少有几分可信的。因为从他一贯的行径来看，是个不甘寂寞，权势欲望极强的活动分子。革命之后，他上窜下跳，奔走于城乡之间，和城里的革命党混得很熟，很不费力地给赵秀才搞到一个“银桃子”。“银桃子”把举人、秀才和假洋鬼子联系起来，从城里到未庄，结成一个反革命的黑帮。他们互相勾结，先发制人，在未庄搞了一场尼姑庵的“革命”。可见假洋鬼子这个投机分子很懂得政治，懂得斗争的策略，懂得权力的重要，很有一套反革命的经验。这种人，是非往新政权里钻不可的。可是后来却无踪影了。阿Q受审的时候，县府大堂上的官员，有满头剃得精光的，有将一尺来长的头发披在肩后的，奇怪的是不见假洋鬼子。他到哪里去了作家没有写。我们想，这个人物不会安分守己地呆在未庄，而要混水摸鱼，乘机捞权的。他也许钻到更高的政权机构中去了吧。后来鲁迅经过了许多事变，总结革命经验的时候说：要“防被欺”。中国的旧官僚和绅士，对革命者诬蔑、陷害，甚至到官府告密，其手段之残酷、卑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可是，历史的潮流不是几个反动分子所能逆转的。

那些官僚绅士们，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在“咸与维新”的那些官僚绅士们，立刻惶惶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在“咸与维新”的口号下，许多诸如假洋鬼子之类的反动分子，投机潜入到新的政权里。所以革命刚赶走一条“狐狸”，而大大小小的“桃偶”又粉墨登场了。他们从内里将革命蛀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形象，所提供的革命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前面半句对，后面半句不对

（1）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因为他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凡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

（2）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有了新的领导者无产阶级；有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有了新的前途社会主义；处在新的时代，十月革命之后；具有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

（3）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①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一文中明确论述了二者关系，指出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②两个阶级革命的区别：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进行的，它的任务是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的成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③两个阶级革命的联系：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由中国***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④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在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上，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即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者的区别，没有看到两者的联系，而在两个阶段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二是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种观点都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在汪精卫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即反共伪政府时期，而武汉国民政府是蒋介石在同一时间召集黄埔军校的亲信在武汉成立的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政府，后来两个政府合并，蒋介石任大总统，即为历史上著名的宁汉合流。

在城市工人运动和乡村农民运动中，除了右倾主流之外，也有“左”的偏差。城市工人、店员在经济斗争中对民族工商业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每年红利分配制；强制雇用失业工人；病假工资照发；发放双薪，等等，超过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限度。无限制的罢工、游行、集会，工人旷工，无人过问。结果，侵犯了小店东、小业主的经济利益，造成企业倒闭，失业人数激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此外，工会有时随便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擅自关闭厂店，强取什物；以武力解决劳资纠纷，甚至随意捕人。这使中间阶层感到恐惧，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孤立反动派。

在农村革命中，在一些具体策略问题上也有缺点。例如将游民列入革命先锋之中，只注重其革命性的一面，而忽略其破坏性的一面；认为革命时期的农村没有统一战线的问题，因而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群众行动就不需要政策约束，就可以不注意团结大多数，就不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将“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作为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提出，以致“过正”到提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一时传播很广，到处写成标语，影响极大。党的指导策略上的这些缺点，造成了农村革命中任意指人为土豪劣绅，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等等。对谷米的平粜阻禁，以及禁止榨糖酿酒，使商人、中农和小手工业者发生反感，也使一般农民感觉生活不便。政府因地主借口谷米无法出卖拒交田赋，军米收购困难，也不满阻禁办法。此外，在运动中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他们的反感和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是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对象。

城乡发生的上述“左”的偏向，往往被反革命派利用来煽动反共情绪，破坏革命团结，分裂革命队伍，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5月13日，驻防武汉上游宜昌的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经蒋介石策动，通电联蒋反共，率部东下。17日占领汀泗桥，19日进至武昌附近，武汉大震。叶挺奉命率军与夏军激战，几天后进驻汀泗桥，解武昌之围。18日那天，在叶部已开赴前线而又胜负未卜之时，人心惶惶。当天晚上，沈雁冰为打听前线消息，去找瞿秋白。“那时已过后半夜了，见到秋白正与陈公博对酌，他们也在等叶挺的消息，但陈公博是借酒浇愁，而秋白则沉着肃穆；秋白坚信叶挺出阵必胜，但也考虑到，如果相持的日子多了，武汉不能无军队拱卫，也考虑是否从河南前线抽调第四军回来。一直等到天亮，胜利的消息终于来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1927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导致国民大革命的失败；

他被国民党右派反动逆流所吓倒，不但不敢支持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而且加以责难、阻挠，拒绝接受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主张。为了迁就国民党右派，自愿抛弃农民这个最可靠的同盟军，自愿放弃对农民、对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在统一战线中，他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态度。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东反动派制造四一五反革命政变，许克祥在湖南制造马日事变，革命已到了紧急关头，陈独秀竟下令反击许克祥叛乱的农民自卫军停止武装斗争，勒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交出了工农武装。1927年6月30日，陈独秀等又在党的中央扩大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国共合作的11条投降主义的政纲。汪精卫则肆无忌惮地加紧阴谋叛变活动，终于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使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大革命归于失败。

夏斗寅叛乱发生的第二天，5月14日，瞿秋白在《论中国革命中之三大问题》一文中，提出中国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危险，指出：中国有广大的游民无产阶级群众，有好几百万的小手工业者，中国无产阶级与这些成分及破产农民有很长期的关系，不免有受无政府主义熏染的可能。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应该用全力巩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实在可以这样肯定的说：“谁获得小资产阶级谁就胜利”。又具体指出：我们争取小资产阶级的方法不但是防止店员学徒干涉营业内部的事和禁止无故捕人等等无政府行动，并且应当提出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实际政纲，例如——裁减苛税杂捐，组织商品出卖所，组织廉价收买原料与生产消费品，小手工业者的协作社，组织雇用借贷机关……等等，工商业委员会应当很机警的探讨小资产阶级的要求，尽可能的满足他们的愿望。与小资产阶级的联合并不须牺牲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交换的代价；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小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生活改善的要求，并未加以不可调和的障碍。瞿秋白的这些意见，无疑对农村革命中纠正“左”的偏向，也是适用的。但在当时党内右倾错误逐渐占据全党的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纠“左”往往纠得“过正”，又右了起来，更加助长了党内的右倾错误。

当时，党内在阶级关系和革命营垒的分析上，也存在着“左”右摇摆的问题。“左”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蒋介石的叛变看作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等同看待。其实，蒋介石已是豪绅买办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虽然表面上他以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欺骗。右的方面表现之一，是把实际上也是豪绅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汪精卫看成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始而目为革命的左派，及至汪精卫叛变后又说小资产阶级也完全叛变了革命。这些失误，都反映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当然也有共产国际的不正确的指导这个客观因素，但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幼稚。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 战后初期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是雅尔塔体系确立的背景，即历史条件和必然性。从资本主义世界来分析，西欧各国的普遍衰落和美国跃上世界霸主的峰巅，取代英法充当世界主宰。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军事力量空前壮大，政治威望空前提高，使苏联成了惟一能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战后初期的国际关系，是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而这种新的世界格局是建立在雅尔塔体系上的，因此，雅尔塔体系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两极格局形成的过程。而雅尔塔体系的基本原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通过以雅尔塔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作出的。战后的世界大国按照这个基本原则，对世界政治版图和势力范围重新进行划分，即建立起新的国际关系格局。这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就是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是美英苏互相让步、妥协的产物，起到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力量对比的既成事实固定下来的作用。它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有积极也有消极的一面。尤其是出现的大国强权政治的特征，给日后世界带来许多纷争和动荡。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格局的重心一直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出现了美英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但优势仍然在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国在国际关系格局中取得主导地位，各自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盟主，形成了两极格局，美苏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美苏两极格局取代了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

美苏由战时的同盟关系转向对峙，这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国家利益的因素。

�(2) 联合国作为当代世界最大最有权威性最有影响性的全球性组织，在解决国际争端时的缓冲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中小国家和第三世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今天，更是如此。但在联合国建立初期的一段时间里，联合国实际上为美国操纵，曾一度成为美国对外侵略扩张、推行世界霸权政策的工具。《联合国宪章》是一个指导国际关系的国际法的重要文献。

�(3) 纽伦堡审判是由美、苏、英、法四大国组成法庭负责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对战争罪犯的第一次法律制裁，也是国际法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一次正义和公正的审判。东京审判由中、苏、美、英等11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但起主导作用的是盟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从整体来讲，这也是一次正义和公正的审判，但由于美国的庇护，审判也留下了缺憾，一些杀害中国人民的日本战犯逃避了审判。

�(4) 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出现了几次演变。每次都是由于世界各种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从而打破原有的国际格局的均势而出现新的格局的。第一次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维也纳体系，欧洲大陆各大国一度“势力均衡”，英国凭借其强大的工业实力，占有很大优势，据有广大的海外殖民地。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出现了美英争夺霸权的国际关系结构，此时的英国虽为战争所削弱，但仍保持住了强大的海上优势和庞大的殖民地；而美国虽然经济实力大增，但仍未达到世界霸主的地位。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出现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这是由战后美国经济实力的膨胀和苏联军事政治实力的增强造成的。

�(5) 苏联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起到了社会主义运动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著，这种体制始于30年代，(请复习前面第一章第四节的有关部分)，在当年大规模集体化和工业化时期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恢复时期，曾有效地发挥过作用。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对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破坏，再加上文艺界、学术界批判运动中的偏向，这一切缺陷和弊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的民主生活和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

�(6) 人民民主国家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由***领导的、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建立了无产阶级同非无产阶级的劳动群众和某些具有一定进步性的非劳动阶级的联盟，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经济上虽然已开始建立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个体经济依然存在。战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是本国革命和苏联援助相结合的结果。东欧各国与苏联结成社会主义同盟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东欧各国照搬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模式，和苏联将东欧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强行推行自己的模式，为日后东欧各国国民经济的全面提高和政治局面的长期稳定埋下了隐患。

�(7) 亚洲四个国家走上人民民主及社会主义道路各自有不同的特点。蒙古早在20年代革命已取得胜利，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得到中国政府及国际上的承认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为界，北部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开展人民民主革命，于1948年9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部先行建立了大韩民国，并与美国结盟。越南民主共和国是在越盟发动“八月革命”、宣告越南独立后于1945年9月2日成立的。以后，越南人民又进行了九年的抗法战争，直到1954年的奠边府战役才结束。根据日内瓦协定的规定，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分界线，将越南分为南北两方，北方由越南***控制，南方由美国支持下的南越政权控制。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美国扶植下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于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注意，亚洲四个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特点，又都与雅尔塔体系这个大背景有密切关系，可以看到大国强权政治色彩的烙印。

�(8) 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对巩固社会主义成果，支持民族解放斗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世界和平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要注意一个史实：在东欧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共8个，即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但在形成地垮欧亚的社会主义阵营里，东欧只有7个国家，因为南斯拉夫已于1948年6月，苏联通过9国***和工人党情报局，将不肯屈服于己的南斯拉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了。亚洲有中国、朝鲜、越南、蒙古4国，一共是12个国家。学习时，还要注意教材中有关的地图。

�(9) 战后经济和军事的优势，促使美国称霸全球的野心急剧膨胀，但苏联的影响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范围的日益扩大，成为美国称霸全球计划的主要障碍。但是，由于苏联当时是欧洲最强大的、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国，美国不敢贸然越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双方划定的势力范围界限；同时，美苏双方都不愿、也不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又重燃战火，使自己再次卷入一场新的全球战争，所以，美国采取了以“遏制”苏联为中心的“冷战”政策。“冷战”是指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敌对活动和对抗形式。

“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是美国政府“遏制”苏联的“冷战”全面开始的标志，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美国势力、争夺世界霸权的宣言书。马歇尔计划决不只是一项经济援助计划，它以“复兴欧洲”为名，借经济手段来稳住资本主义的阵脚，控制西欧，达到共同“遏制”苏联的目的。因此，它实质上是对杜鲁门主义的一次大规模的运用，是美国“冷战”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巩固“遏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美国还积极策动和建立以它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为战后初期美国“遏制”苏联，推行“冷战”政策和争夺世界霸权的工具。

�(10) “北约”和“华约”两极格局的形成，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应从两方面来看待：一方面，两大集团后来日益演变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工具，两强相争导致世界长期不得安宁；另一方面，由于两大军事集团彼此势均力敌，所以谁也不敢轻易动武，这样反而使得在近半个世纪里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11) “柏林危机”是战后美苏之间出现的第一次冷战高潮，是“冷战”加剧的重要表现。德国的分裂，是美苏对抗，“冷战”的结果，而美国的霸权政策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源。

�(12) 美国的霸权政策在亚洲主要表现为“热战”，发动局部战争，其突出表现就是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

要理解“特种战争”与“局部战争”的区别，并结合教材中引用的肯尼迪的言论，来了解美国侵略越南的目的。“特种战争”，就是由美国出钱出枪派顾问，训练当地的反动军队，以反革命的“游击队”对付人民的游击队，把农村居民赶进“战略村”来割断游击队与人民间的联系。“局部战争”是“特种战争”的一种升级，是对越南扩大战争规模，对越南北方轰炸袭击。在南越美国直接派军队参战。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亚洲各国除日本外，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亚洲各国人民具有要求民族独立的强烈愿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在亚洲各国的殖民地崩溃，但英、法、荷、美等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企图恢复它们过去的殖民统治，这样，亚洲各国便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独立，以色列的建立等。�

印巴独立标志英国对印度长达190年的殖民统治的终结，是对英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印巴分治则是英帝国主义“分而治之”政策的结果，反映了英国想继续控制这一地区的企图，分治也是造成南亚次大陆局势不安定的重要原因。�

巴勒斯坦地区，因英美的插手，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民族矛盾激化。在美苏支持下，联合国通过了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的决议。结果以色列国于1948年5月宣布成立，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国家却长期没有建立起来。至今“巴勒斯坦问题”仍是尚未彻底解决的国际问题之一，也是中东局势一直动荡不安的渊源。

�(14) 北非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一，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该地区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地区。这一时期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事件有埃及共和国的建立和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斗争，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战争。

1956年当最后一批英军撤走，英国对埃及长达70多年的殖民占领结束了，埃及总统纳赛尔又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复习时要掌握有关从开凿运河到埃及把运河收归国有的这段史实。苏伊士运河是连接红海和地中海的航运要道。1856年法国取得了开凿运河的权利，规定埃及要提供土地和无偿劳动力，运河建成后要出租99年之后再交还埃及。1859年运河开始动工，历时10年，于1869年正式通航。1875年，埃及因财政困难被迫把所控制的44%的运河股票廉价卖给了英国。此后，运河一直处于英法的控制之处，当1956年独立后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收回运河主权时，英国并不甘心失败，于同年10月支持以色列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并借口“保护”运河，而与法国一起出兵埃及，侵入运河地区。同年底，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侵略军被迫撤走，埃及终于实现了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

�(15) 亚非会议是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会议，它标志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主宰亚非各国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结束；它标志着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新的政治力量独立地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这次会议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此后，许多中小国家纷纷开始摆脱大国的控制，走上了团结合作、共同维护自己利益的道路，因而，这次会议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折性事件。亚非会议所反映的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增进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