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有没有种姓制度？

巴基斯坦也有“种姓制度”：

随后印度在近代迎来一个海上殖民统治者——英国人，帮助印度次大陆的人统一，形成了英属印度，后来英国人在二战后撤出印度，搞出一个“印巴分治”，信奉印度教的人成立印度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成立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在1971年印巴第三次战争中分裂，东巴基斯坦成为独立的孟加拉国。

其实说白了巴基斯坦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印度人，这源于穆斯林民族的入侵，如阿富汗、突厥人、蒙古人的入侵，这些游牧民族在入侵印度次大陆前已经穆斯林化了，所以伊斯兰教在印度发展很迅速。

然而印度对于外来文化和宗教消化能力很强，伊斯兰教本来是没有严密的等级制度的，穆斯林信徒都是兄弟，然而伊斯兰教到了印度次大陆却因为印度文化的影响变了味。

因为外来穆斯林统治者为了更好统治印度人，所以借鉴了种姓制度，将其成为统治工具，把人划分为高低贵贱、三六九等的社会、血统和宗教制度，也是伊斯兰教在印度的特色制度。可见印度的文化同化能力还是有点力量的。

所以现在的巴基斯坦依然保留着“种姓制度”，虽然这个种姓制度不是明面上的法律条文，而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包括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建国后就被取消，但依然改变不了原有的社会形态。

印度确实有好几百个民族。但是他们同时也拥有种姓制度的文化体系。这样就带来了文化的统一，保证了政治的稳定。并且印度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立了统一的经济体系。不过现在重新制度在印度逐渐瓦解，不知道瓦解之后它是否还能够一直统一下去。这是个未知数。

印度是全世界仅次于我国的人口大国，人口多达136亿，人口密度是我国的三倍还要多，而且很快印度人口将超过我国。从结构来看，印度有200多个民族，光是语言有两千多种，民族成分十分复杂，而最大的印度斯坦族占比也只有40%多。

印度虽然民族很多，但是都融入了种姓制度的文化体系，这个制度将每个民族放入不同的等级，以文化的统一换来了政治的稳定，对于印度社会的稳定，那起到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只要种姓制度还在，印度社会是有统一的等级文化基础在的，这是印度能没有走向解体的关键。

自古印度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国家的稳定是需要统一的经济基础的，就像我国各个民族都纳入了统一，相互联系，互补性强的统一经济体系之中，这才是稳定的关键所在。而印度也建立了这个体系，不是自己建的，而是英国帮助建立的。种姓制度带来了文化基础，而英国人带来了经济基础，这是印度至今保持稳定的关键所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随着印度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产业的革新。印度现在的种姓制度在城市基本开始瓦解，而且进一步扩展向农村，一旦种姓制度彻底瓦解，印度将没有一致的文化基础。

印度人高种姓和低种姓比较难区分因为民族成分比较复杂只要知道种姓是世袭的就可以了

但是种姓与姓氏不同如果过高种姓的男性跟低种姓女奴的后代还是低种姓的奴隶

有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佛祖家族的长老跟低种姓女奴的女儿伪装成公主嫁给邻国，被邻国认为是受到了侮辱，直接导致了释迦族的灭亡。

种姓其实就是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人为划定界限，与统治者的血源有直接关系，比如由于雅利安人最后居上，所以一般高种姓的人肤色都较浅，而低种姓的人肤色都相对较深。

每个人的种姓生下来就被固定当然也有例外传说中只有大黑天为4个人改过种姓

印度人种姓的区分和辨别纷繁复杂，就是印度人自己也难以说清。

要初步判断印度人的种姓和社会地位，只能多了解种姓制度的常识和趣闻，然后寻找一些蛛丝马迹，进行综合分析和考虑。

例如，仅凭经济状况无法判断种姓；据一项调查表明，印度55%的婆罗门经济状况处于贫困线以下，而印度总的贫困人口比例仅为40%。

可能是自恃种姓较高、有一定特权，导致其好吃懒做造成的。

扩展资料：

印度种姓制度源于印度教，又称瓦尔纳制度，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的，具有3000多年历史。这一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一张根据《梨俱吠陀·原人歌》所绘的瓦尔那等级：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的双臂、吠舍是原人的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则被排除在原人的身体之外。

它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并且种姓制度下的各等级世代相袭。

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

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主教育，受众刹帝利，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时季节以及宗教话语解释权；

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婆罗门思想的受众，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

第三等级吠舍是普通雅利安人，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主商业；

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在种姓制度中，来自不同种姓的父母双方所生下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

一个底层不能互相支援扶持的社会是冷酷的。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基本上都是底层人之间的自相残杀，很少有底层人去偷去抢去故意伤害顶层阶级的。

因为那些顶层高种姓人活动的区域，底层低种姓人根本就不会去。高种姓人打民事官司，对方一般也是高种姓人。也就是说，能跟底层人民发生矛盾，说明他们阶层区别不大。

在吠舍眼里首陀罗是底层人，在那些真正的顶层阶级高种姓人眼里，吠舍也是底层人，除非换邦。除四大种姓外，还有大量的「第五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称「贱民」或「达利特」，他们多从事最低贱的职业。

贱民在印度不算人民，不入四大种姓之列。在印度早已废除种姓制度的情况下，种姓制度思想的残留依然影响着印度人比如不敢对高种姓开枪。

首陀罗被吠舍歧视，低种姓=低道德会成为普遍观念。首陀罗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懒，同情首陀罗以至义务帮助他们或结婚就是杂种姓或圣母，而婆罗门能力以外的资产等于零。

首陀罗不管遭遇了什么，高种姓会觉得是因为懒，不能给福利养懒人。天真的吠舍有时会认为自己靠近高种姓会受到神的庇护很安全，然而婆罗门和刹帝利一纸文书就能把充满优越感的高级吠舍直接打成首陀罗。

印度毛派首陀罗造反，吠舍被共产，婆罗门和刹帝利在大洋彼岸笑哈哈。在印度，发达和较发达国家的外国人天生自带刹帝利身份。

同时，各种姓派生出许多副种姓(或称亚种姓、次种姓)，进而衍生出更多分支。

除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外的人，即所谓“不可接受的贱民”，又称“达利特”。他们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种姓世袭，不易更改。

社会地位高低、经济状况好坏，大多与种姓有关。尽管印度独立以来，已废除种姓制度，但几千年来种姓制度造成的种姓歧视在印度不少地区、尤其是农村仍相当严重。

因为阶级过大就会变成种姓，一但种姓完成低阶层上升基本不可能，印度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虽然种姓制度在印度，早已是在法律上废除多年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在法律上并不存在，只是存在于观念之中，而观念这个东西，是会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断进步的。

印度在教育和经济上的发展，正在迅速的摧毁种姓制度在民间的根基。从2006年起，印度教育部宣布大幅提高“保留配额”比例，以便增加社会低种姓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其中在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以及全印医学院3所印度最知名的院校，将来自低种姓家庭的入学名额从原来的225%提高到495%，其他20所普通大学则提高到27%。

此举引发了高种姓学生抗议逆向歧视，然而这项规定却坚持了下来。

_种姓制度

　　自己慢慢看吧

　　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佛教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在印度古代社会的某些发展形态的基础上形成的，反映了古代印度部分宗教信徒对社会和人生的一种看法。这种伦理思想开始主要是在南亚地区发生着影响。后来，随着佛教传播地域的扩大，它的影响也不断扩大。目前，它在中国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亚洲外的不少地区都有影响。佛教的伦理思想是东方伦理思想的基本形态之一，在世界伦理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对这一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及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

　　佛教伦理思想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其基本的原则或可涵盖大部分内容的纲要则不多。在笔者看来，可主要概括为三条，即：平等观念、克己观念和慈悲利他的观念。

　　（一）平等观念

　　佛教在印度不是产生最早的宗教，而且在印度历史上通常也不是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在印度历史上产生较早（早于佛教）的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及后来由其演变而成的印度教是印度历史上通常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反映了印度社会里四种姓中的婆罗门种姓阶层的意识形态。这种宗教主张：吠陀是天启的，祭祀是万能的，婆罗门种姓是至上的。在佛教产生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的思想界一直为婆罗门教所主宰。印度社会中流行的伦理思想是婆罗门教的伦理思想，它在总体上要维护种姓制度，坚持在诸种姓中婆罗门第一，下等种姓要服从上等种姓。这种状况一直到了佛教产生后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佛教在产生时主要代表了印度四种姓中属刹帝利和吠舍种姓的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政经利益和主张。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婆罗门教的种姓观念。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出身卑贱的人一样能成为贤人。如《别译杂阿含经》卷第五中说：“不应问生处，宜问其所行，微木能生火，卑贱生贤达。”《长阿含经·小缘经》中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佛教在这里明显是主张一种平等的观念。即反对婆罗门教的四种姓不平等理论。不过，客观地说，佛教反对种姓间的不平等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主要强调无论种姓高低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利加入佛教组织，修习佛法。它的种姓平等理论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佛教的影响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中去。佛教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种姓制，它不可能真正开展一场消除种姓制度的社会改革运动。尽管如此，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反对种姓不平等的观点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正统婆罗门教视为神圣的种姓制度有所触动。

　　早期佛教的这种在一定范围内的平等观念确定后，对佛教总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该教在后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佛教的许多基本理论及教规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是一致的。

　　例如，在基本理论方面，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反对在事物中有一最高的实体或主宰体。这和婆罗门教是完全不同的。婆罗门教认为在一切事物中有一最高的本体或主宰体——梵，认为万物以梵为根本，梵是不变的，永恒存在的。而佛教（特别是早期佛教）则认为，不存在一个万有的主宰体，事物是缘起的，是互为因果的，互为条件的。不仅一般的事物中没有这种主宰体，而且在人或人生现象中也没有这种主宰体。如佛教把人分析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要素在佛教（小乘佛教）中无高低主次之分。佛教的这种无主体或“无我”的理论与其在伦理思想上的平等观念显然是相呼应的：既然万有中没有主宰体或一切的主体，又怎么可能会在社会中存在一个永远高于其他种姓的最高种姓呢？

　　再如，在佛教的教规方面，也体现了其在伦理思想中的平等精神。佛教教规中规定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等。无论是杀生还是偷盗或邪*都是对他人的侵犯，其行为都是建立在一种别人与自己不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如婆罗门教中的一些派别虽然也讲不杀生和不任意拿走别人的东西等，但这主要是适用于相同种姓之间，而在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时，则不受此限；上等种姓在许多场合可以任意处置下等种姓或其物品，包括伤害下等种姓的生命。佛教对于这种不平等的观念是坚决反对的。

　　（二）克己观念

　　这里所谓“克己”即克制自己，特别是克制自己的欲望、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意识。“克己”是我们在此处对佛教这方面伦理观念的概括。佛教学说中与克己观念直接相联系（或作为克己观念的直接表现形态）的理论有不少。例如佛教有关“三毒”的理论、有关“三学”的理论等都包含着克己的观念。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陷入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与人总是为“烦恼”所缠绕有关。烦恼有多种，但其中主要的有三种，即所谓“三毒”。三毒具体指“贪”、“瞋”、“痴”。解释三毒的佛典很多。如《大智度论》卷第三十一中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瞋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根本。”不难看出，三毒的产生都与对“我”的执著有关。按照佛教的一般看法（特别是早期佛教），人生现象中是没有“我”的，但人由于无知或无明而认为“有我”。这样，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有益于“我”的事情就贪恋并追求，对自认为世俗世界中不利于“我”或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包括与之相关的他人）就憎恨，贪和瞋的基础则是无知或无明，这也就是所谓“痴”。

　　三毒是一切烦恼的根本，消除三毒也就是消除烦恼。这也就是要“克己”。在三毒之中，灭除“贪”就是典型的克制自己。佛教要求信徒克制自己对外物的贪欲，克服自己对财富、权利、地位、名声等的贪欲。佛教的根本教义四谛中也涉及了“贪”的问题。如“集谛”是指认识到造成痛苦的原因是爱欲或贪欲，“灭谛”是指认识到应当消除这爱欲或贪欲。三毒之中的“瞋”与“贪”相关。自己的贪欲不能满足，自然就生愤恨之心，对阻碍实现自己欲望的人或事不满或憎恨。在佛教看来，必须克制或消除这种“瞋”。否则是不能摆脱轮回达到解脱的。三毒之中又以“痴”为根本。佛教的不少根本教义中都涉及到“痴”。如在“十二因缘”中，最初的环节是“无明”，无明引生其他十一个环节，如果消除了这无明，则人的生死轮转（轮回）也就消灭了。因而消除“痴”对“克己”具有重要的或根本性的意义。

　　在佛教理论中，关于如何克己的具体方法，直接论及较多的是所谓“三学”。三学即戒、定、慧。“戒”就是佛教的戒律或戒条，是信徒必须遵守的规则，佛教以此来约束信奉者的行为。凡是虔诚的佛教徒都把戒律作为克制自己贪欲、戒除不良行为的准则。佛教的戒有多种或不同阶段，如可以分为五戒、八戒、十戒、具足戒等。佛教的戒一般收在各种“律藏”之中。如较重要的《四分律》中规定了比丘戒二百五十条，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定”也可以说是一种克己的方法，主要是抑制自己的心作用，使身心安定，止息种种意念或思虑，将精神集中于事物的实相之上。“慧”实际也包含着克己的内容，即克制自己的错误的或无知的观念，学习并达到佛教的特殊智慧。由于佛教中有不同的分支或流派，因而戒、定、慧的具体内容在不同派别中会有所区别。大乘佛教中的“六度”或“十度”中有不少成分涵盖了小乘的“三学”，但具体解释或含义有很大区别。克制自己的方式有不同。

　　（三）慈悲利他观念

　　佛教讲“平等”，讲“克己”，就自然也要讲“慈悲利他”。在“慈悲利他”中，“慈悲”是佛教一直讲的，而“利他”则主要是在大乘佛教形成后才大力强调的。

　　慈悲也可分开讲，“慈”指使众生快乐，给他们幸福，“悲”指去除众生的苦恼，使之摆脱痛苦。《大智度论》卷第二十七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

　　慈悲在一些佛教典籍中被分为三种：一是众生缘慈悲心，以一慈悲心视十方五道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弟姊妹子侄，常思与乐拔苦之心。这种慈悲心多在凡夫或有学人未断烦恼之时产生。二是法缘慈悲心，已断烦恼之三乘圣人，达于法空，破吾我之相、一异之相等，但怜众生不知是法空，一心欲拔苦得乐，随其意而拔苦与乐。三是无缘慈悲心，这种慈悲只在诸佛之中，诸佛之心不住于有为无为性之中，不住于过去、现在、未来世之中，知诸缘不实，颠倒虚妄，故心无所缘，但佛以众生不知诸法实相，往来五道，心住诸法，取舍分别，故心无众生缘，使一切众生自然获得拔苦与乐之益。（参见《大智度论》卷第二十等；参见丁福保编：《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4－1165页）

　　佛教的慈悲不仅指要对自己之外的他人慈悲，而且有时也指要对一切有生命之物慈悲佛教的不杀生等戒规就具有这方面的含义。

　　慈悲在佛教教义中也常被包摄在所谓“四无量心”之中。四无量心中除了慈和悲之外，还包括喜和舍。“喜”指看见他人快乐而随之欢喜。“舍”指内心保持不偏执的平衡，平等无差别（舍弃亲疏差别）地利益众生。

　　无论是慈悲，还是四无量中的喜舍，都包含“利他”的思想。但佛教的利他思想主要是在大乘佛教中才突出起来的。这需要联系原始和小乘佛教的有关学说或观念来论述。

　　小乘佛教在总体上说是重视所谓“自利”的，即主要追求自身的解脱。小乘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是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果就是求取个人解脱，即所谓“自利”。修习的具体内容就是小乘的“三学”和“三十七道品”。而大乘佛教则一般修以“六度”（布施、持戒、忍、精进、定、智慧）为主要内容的菩萨戒，把成佛、普度众生（利他）作为最高目的。在小乘佛教看来，解脱境界（涅盘）与“世间”是两个不同的、有分别的境界，自己注重自身的修炼，摆脱外界的烦恼，就能达到一种脱离“世间”的解脱境界，至于别人的解脱或“世间”的苦难等，则与个人解脱没有多大关系。大乘佛教在这方面有很大变化，不仅讲“自利”，更强调“利他”。在大多数大乘佛教派别或信徒看来，解脱境界（涅盘）与“世间”不是绝对分离的，它们是“无分别”的。如中观派的主要典籍《中论》中就明确说：“涅盘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盘，亦无少分别。”达到解脱并不是离开“世间”而去追求另一不同的境界。大乘佛教徒要“即世间即涅盘”。作为菩萨或成佛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利他”，菩萨或佛不是存在于“世间”之外，而是在“世间”救度众生。为了救度众生，菩萨或佛什么都能舍弃。也就是说，大乘佛教徒要真正成佛，就一定要慈悲利他。仅仅“自利”不是佛教修行的最终目的，并不能真正达到涅盘。

　　佛教中的这种转变（由重自利到重利他）对佛教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如果佛教仅仅是一个教个人如何修炼，达到个人解脱的宗教，他就没有后来佛教所具有的那种感召力，就不会产生后来那么大的社会影响。只有强调慈悲利他，只有把个人的真正解脱与“世间”的改变（别人的脱苦）联系起来，才能激发大量的佛教徒自觉地在世间利乐有情，造福众生。而这样做的结果则是佛教影响的扩大。因此，慈悲利他的观念后来成为佛教伦理思想的一个最基本的观念。

　　二、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

　　客观地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基本观念在其主要经典中已经形成。随着佛教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等地的传播，这种伦理思想也逐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相结合，继续发挥着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有所发展。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或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抑制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

　　包括伦理思想在内的佛教各种理论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亚洲的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古代是如此，在现代，从总体上看仍是如此。佛教虽在不少亚洲外的国家或地区也有流传，但影响大的区域仍是在亚洲。亚洲受佛教影响较大的国家在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是印度教（婆罗门教）文化系统（如印度等一些南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或是儒家文化系统（如中国、朝鲜或韩国、日本等国家）。但发展到近现代，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巨大影响。而现代西方文化中确实存在着某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说这样讲不大准确或不大符合事实的话，至少可以说不少东方国家（上述国家或地区）的人对西方国家的文化这样看或这样理解。从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欧洲文艺复兴后，特别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维护个人尊严，追求个人幸福。但在这种强调或追求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走入极端的情况。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应当说为这种极端倾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受西方这种文化的影响或受对这种文化理解的影响，现代的一些东方国家中流行着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思想或行为。如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只要对自己有利，哪怕损害他人利益，也毫无顾忌；一味追求当前的享乐，不考虑别人的利益，甚至也不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

　　在有这种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思想或行为的人中，一部分是文化层次较高的人，他们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是较为隐秘的或通常不易被发现的。而大多数人是文化层次不太高的人，这部分人的利己主义或享乐主义的行为或表现则较为明显。对于这两部分人来说，儒家文化对他们所起的约束作用不是很大，因为这种文化显得对他们没有多少惩戒威力。而佛教的情况则不同。如上所述，佛教讲克己，特别强调抑制自己的贪欲；佛教还讲利他。即便是小乘佛教的“自利”，与现代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也有很大不同。现代社会中的享乐主义与佛教的种种戒律或戒规也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现代社会中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来说，佛教的教义对其思想和行为有较大的约束力，因为佛教特别强调因果报应，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人在极端化地追求自身利益或享乐时，时常会顾忌到佛教教义中所说的个人行为所招致的结果。

　　在东方一些国家中，印度教（婆罗门教）的影响在古代根深蒂固（佛教也有一定影响）。但到了近现代，随着西方势力（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进入，在民众中，特别是在年轻人之中，西方文化的影响逐步扩大，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也开始流行。佛教的教义在这些国家中对抑制这种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那些印度教曾有重要影响，而后来佛教起主导作用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这些国家中，严格来讲，是佛教的影响和印度教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对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起着抑制作用。因为印度教发展到后来吸收了不少佛教的学说，而佛教的许多思想，包括伦理思想，也是在吸收和改造古代婆罗门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二者（佛教和婆罗门教）在其传统的宗教教义中，对于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都是反对的，而且都主张轮回业报或因果报应的思想。这种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部分人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倾向能起到其他一些类型的伦理观念所不能起到的抑制作用。

　　总之，佛教的伦理思想在现代东方国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它促使人们自律，反对损人利己，反对奢华。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现象，儒家等文化传统虽然也起着抑制作用，但佛教的独特作用是其他文化形态所不能取代的。

　　（二）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

　　佛教的许多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起着较好的作用。如上述佛教的慈悲利他观念就是如此。首先要指出的是，近现代的不少佛教著名僧侣或居士，自身就严格要求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中国近代著名的圆瑛（1873－1953）法师在1917年左右就曾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收容无依无靠的孤儿。在20年代初，他还组织成立了佛教赈灾会，救济因华北五省大旱而陷入苦难的灾民。在中国近代，许多佛教组织或佛教僧侣都能较好地借鉴历史上佛教思想家或流派所提出的涅盘与世间关系观念。他们一般不采取印度小乘佛教中存在的那种把涅盘与世间绝对化地对立起来的态度，而是吸取了印度佛教中中观派和中国佛教中禅宗（南宗系统）的思想。认识到个人的解脱（涅盘）是离不开世间的，而且应该把个人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联系起来，不仅要“自利”，而且要“利他”。不再一味追求那种离群索居式的远离尘世的修持方式，而是强调以佛教的慈悲精神为怀，积极投身于有益于民众的各种慈善活动。努力利乐有情，造福社会。把作各种这类善事看成修成正果，趋向涅盘的重要途径。

　　随着佛教影响在民间的深入和扩大，不少人虽然没有出家，甚至居士也不是，但对佛教的这种慈悲利他的精神十分赞赏，自觉或不自觉地按这种精神行事。在这类人中，有一些是知识分子，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大多数人是民间文化水准不高的普通百姓。这些百姓谈不上对佛教的深奥教义有多少领悟，甚至连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也不甚了了，但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却深入到了他们的心灵之中，但凡遇到自己可能服务于他人，或能给他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即便是损害自己的利益也要努力去做。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在做这些好事时，确实觉得应该去做，觉得做了这种好事对自己是一种享受，或心灵安慰。也有一些人是深信佛教的轮回解脱或因果报应的学说，认为善行一定有善报，恶行一定有恶报。总之，在现代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能依照佛教教义积极从事许多利国利民的“善事”。

　　佛教伦理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影响不仅在中国有，在不少亚洲国家或一些受佛教影响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也存在。如在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一些民众中，自觉按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行事的人的数量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已把按佛教的这种精神行事看成理所当然，许多人在作这些“善事”时已不再掺杂多少为自己谋求此世或来世好处的私人利益动机。因此可以说，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这种鼓励人们扶危济困，造福社会民众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鼓励人们追求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维持社会安宁

　　佛教的伦理思想在古代起着规范教徒行为的作用。在规范他们行为的同时，佛教也向教徒许诺，如果按照这种行为规范去做，将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而在这些教徒从事信教活动的过程中，他们也确实感到有所遵循，并相信遵循这些规范必定能达到一种至善的境界，即起着一种鼓励教徒对宗教理想努力追求的作用。在近代和现代，佛教的伦理思想不仅依然对教徒起着这种作用，而且对不少一般的群众也起一种类似的作用。也就是说，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影响远远不是限于佛教教团的内部，而是对许多民众有影响。这些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人虽未出家，但非常信仰佛教（是居士或介于居士和出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人既没有出家，也算不上居士，但对佛教的一些理论，特别是伦理观念十分赞赏。再有一些人，对佛教不明确表示信奉或赞赏，但在潜意识里却多少受一些佛教观念的影响。在上述不同类型的人中，佛教的伦理思想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人在从事一些活动或处理某些事情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按佛教的伦理观念行事。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常常掺有佛教伦理思想的标准。在相当多的人的潜意识中，按照佛教的行为规范行事，是必定会有一种好的或理想的结果的。因此，在现代社会中，佛教的伦理思想也确实起着一种激励人们去追求一种理想中的至善境界的作用。

　　在当今一些国家中，不少传统意识形态的原有模式被打破。一些传统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意义被重新估价，人们的价值取向有了很大变化。在这一转变时期，有不少人茫然不知所措；有相当一部分人失去了对理想的追求，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则对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些人那里，佛教的理想被作为他们的人生理想，佛教的伦理观念成了他们的行为准则。这种情况当然不是也不应是政府部门或教育部门所希望出现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却就是这样客观地存在着。然而，从另一角度看，民众中有人按佛教的行为规范去行事，有时却也能起到某种有利于安定团结的社会作用。这比那种没有任何理想、无道德、无纪律、肆意破坏社会安宁的状况要好得多。

　　三、佛教伦理思想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人类的精神文明是不断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是在古代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吸收古代精神文明中有价值或有意义的成分。这样的成分有多种多样。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它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在提倡为人民服务，提倡奉献精神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精神文明也有相当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各个地区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一些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很快的地区，却存在精神文明滑坡的现象。如上述的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甚至损人利己等丑恶现象在不少地区抬头。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比较复杂，但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伦理方面。究竟如何看待人生，用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来规范自己，在许多人那里是不明确的。在中国，在对十年“文革”中“左”的说教批判的同时，不少人却把为人民服务的好传统也当成“左”的东西抛弃了。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只想别人对自己奉献，不想自己对别人奉献，实际上奉行着一种自私自利、一切以我为中心、一心为自己谋利的伦理思想。这使精神文明建设受到很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正面的思想教育当然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主要的应对之策。但也应当辅以其他的手法。如佛教的一些伦理思想就能起到一些正面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起不到的作用。有不少人对正面的思想教育有逆反心理，但对佛教的教理却很感兴趣，对佛教的伦理观念也很认同，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如许多信佛教之人或受佛教影响较大的人能自觉用佛教的克己精神待人，在遇到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或民众利益相矛盾时，能本着佛教的“利他”精神先人后己，为他人或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佛教的一些伦理观念所引发的一些人的行为对社会是有正面作用的，所收到的社会效果有些是政府或社会教育部门的正面教育想收到但在现实中难以收到的。这一方面说明佛教的伦理思想确有其独到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应当吸收借鉴一些佛教伦理思想中的有益成分。

　　（二）在提倡自觉遵纪守法、严于律己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存在人的个人欲望或需要与社会秩序或他人利益相冲突的情况。要想社会的秩序不被破坏，人们（包括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每一个人都应该对于自己的欲望有所克制。要受一定的社会法纪管束，也要受一定的伦理观念制约。

　　在当代，尽管人们的文明程度有很大提高，遵纪守法的观念普遍加强，但在这方面的问题仍然很多。扰乱民众安宁、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依旧不少。因而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在这方面，佛教的伦理思想也可起一些好的作用，有一定借鉴意义。

　　与上述情况类似，有些人对政府或一些社会机构的法规制度并不以为然。但却对佛教的教义十分看重，对佛教的教规非常赞赏。虽然并未出家甚至居士也算不上，但在许多场合却能自觉地遵守佛教的一些教规，用佛教的伦理思想约束自己。这些人从灭除佛教说的“三毒”的立场出发，从克己的观念出发，能够对自己严格要求。而这样做所起的社会作用，应当说有好的方面。它在客观上对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起了积极的作用。另外，佛教伦理思想中的一些成分（如利他观念、克己观念等）即便在理论上也确实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值得吸收的成分和借鉴之处。

　　（三）在反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特权思想、腐败现象时，佛教的伦理思想有借鉴意义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法律上都确立了公民的平等地位。人们有分工或职务的不同，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人人都平等地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在这方面没有等级的划分。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在财产、职业、职务、种族等方面具有的差异，因而在社会上所具有的影响力或社会地位是不同的。在社会中实际存在着富人歧视穷人、职位高者歧视或虐待职位低者、一些种族歧视另外一些种族的情况。许多富人凭借财产胡作非为，有些当权者凭借权利鱼肉百姓、横行霸道，有些种族优越感较强的人鄙视其他种族。这些富人、职位高者、种族优越感强者一般都认为自己有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思想在当今世界是阻碍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也常常是产生社会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消除这种特权思想，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而佛教的伦理思想在这方面能起一些积极的作用。

　　佛教在产生时就主张某种程度上的平等思想，反对种姓地位的不平等。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反对歧视和虐待其他众生或生灵。当然，平等只能是相对的，绝对的平等是没有的。佛教僧团或佛教徒自身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平等。但佛教倡导这种观念，从社会作用来看，在总体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佛教的这种平等思想对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信

不是，离贵族远着呢

贵族指的是奴隶制、封建制、君主制、教会制、种姓制等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特有的群体，通过血缘、姓氏等某种特有的制度来继承知识、权力、财富而形成的传统。通常贵族成员拥有的知识与道德水平高于其他人，权力与责任大于其他人，财富多于其他人。经过现代化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依然有完整的贵族传统。

姓氏、肤色、职业、籍贯是区分印度种姓的四大显性方式。

印度有四大在编种姓，地位由高到低排列，分别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他们之下还有一种“贱民”不在编，也就是“不可接触者”，被称为“达利特”。

要是有个老外贼特兮兮的问你：“你家庭是什么成分？地主还是贫农？”这肯定不是一种礼貌表现。在印度，你要是冒冒失失的问眼前的印度人是什么种姓，也会被认为是很失礼。

如何快速区分眼前的印度人以满足你的好（ba）奇（gua）心呢？

一、姓氏：

就像外国人很难搞清“孔”、“姬”、“张”、“嬴”这些中国姓氏的出处和它们背后所代表的身份一样，咱们作为老外根本也无法弄清印度人的成千上万亚种姓的区别。

二、肤色：

高种姓肤色较浅，属于雅利安人种，低种姓肤色较深，属于原住民达罗彼荼或尼格罗或东南亚棕黑人种。

三、职业：

高官显贵、知识界精英，大多属于高种姓专利；贩夫走卒、一般老百姓，属于低种姓阶层。

四、籍贯：

各种姓在历史上都有约定俗成的居住地，在现代印度，高尚社区和贫民窟虽说并肩而立，也是老死不相往来。

除了以上显性指标，还有几个区分小窍门：

一、衣装

穿的华贵雍容的，是高种姓；穿的低俗廉价的，是低种姓。

二、手绳

不同种姓的人，手腕上缠的手绳质地、佩戴位置都有讲究，不可僭越，眼尖的话，也能有效区分。

三、饮食

饮食清淡、偏重素食的，是高种姓；饮食辛辣、喜好肉食的，是低种姓。

四、口音

这个与籍贯、住地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也是区分种姓的一种手段。

五、谈吐

高种姓多受过高等教育，自信优雅、开朗大方；低种姓大多未受高等教育，左顾右盼，缺乏自信心。

鉴于种姓制度在现代印度已经是政治上的不正确，很多人会采取化名形式，在咱们外人面前，尽量隐瞒身份，所以，以上九条，当我没说。

再来简单说说种姓制度的起源。

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征服了印度半岛，为了维护本民族的长期统治，肤色较浅的他们建立了种姓制度。他们编造了一个传奇故事，说创世者梵天的脑袋变成了婆罗门，上肢和身躯变成了刹帝利，腿变成了吠舍，脚变成了首陀罗。

祭司集团属于婆罗门，武士集团属于刹帝利，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群体属于吠舍，被征服的原住民就成了地位低微的首陀罗。

首陀罗男性与其他任何种姓通婚产下的婴儿，就是贱民“达利特”，三千多年下来，他们也产生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群体，连同地位低微的首陀罗一道，占据了现代印度80%以上的人口，成为金字塔架构的最底端。

　　南亚印度民族集团之一。又译“兴都斯坦人”。约18050 万人（1978），分布在北方邦、中央邦、德里邦、拉贾斯坦邦、 哈里亚纳邦、 比哈尔邦，以及全国各大城市。 中国史籍中称其居住地为 “身毒”、“贤豆”、“天竺”、“印度”等。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混有澳大利亚人种成分。一般认为印度斯坦人主要是公元前14世纪左右迁入的古代雅利安游牧部落与当地达罗毗荼人的混血后裔,故有人称之为“雅利安-达罗毗荼人”。肤色从浅褐至黑色都有，其中上层较白，下层较黑。系由许多族源相同、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接近的地区性民族集团组成。印度并不把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看待。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印度斯坦语，其中包括印地语和乌尔都语，均属印欧语系印度语族。印地语以天城字体的梵文字母为基础，包含较多梵语词汇，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乌尔都语则是在莫卧儿王朝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既有印地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又有土耳其语和其他语言的词汇。其书面语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印度斯坦人主要信奉印度教，部分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公元前 7世纪在吠陀教基础上形成婆罗门教，主张吠陀天启、祭司万能和婆罗门至上；把人分成婆罗门（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农民和工商业者)和首陀罗（无技术的劳动者）四大种姓,并另有贱民等级。尔后,又由4大种姓演变出许多亚种姓。种姓之间界线森严,非但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同坐、同食。8～9世纪，经商羯罗改革,逐渐形成目前的印度教,为大多数南亚人所信仰。公元前6～前5世纪，作为反婆罗门思潮的佛教和耆那教兴起，印度斯坦的鹿苑成了佛教中心。13世纪印度教复兴，佛教在印度受到排挤，但在亚洲其他地区得到广泛传播。耆那教目前信徒虽少，但还有相当势力。早期商人带来伊斯兰教。随着12世纪穆斯林征服印度，伊斯兰教势力越来越大，至16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目前，印度斯坦人中仍有少部分是穆斯林。受印度教种姓制度影响，穆斯林中也有等级之分（有人称之为“族姓”），分为赛义德、谢克、穆格尔等，但等级界线不及印度教种姓那么严格。

　　阿拉伯人泛指讲阿拉伯语的各民族。“阿拉伯”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9世纪。欧洲人称之为“萨拉森人”。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阿拉伯国家，占这些国家居民的大多数，还有一小部分分布在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乍得、坦桑尼亚等国，估计约23亿人。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北非和南阿拉伯的一部分人混有尼格罗人种特征。阿拉伯语为阿拉伯国家官方用语，属闪含语系闪语族，分为众多方言。自 6世纪起使用源于阿拉米字母的阿拉伯文字。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少部分属什叶派。此外，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的极少数人信仰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