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林钟馗”是一种民间岁时的文人化转变，这样的创造使文人既能够在岁时的轮转中取得与世界的合宜协调，又能够具有独特的清雅诗思。
自古至今，人们对钟馗的期待，由早期的捉鬼除疠的现实需求，发展到了吉祥祈福与超然独立的精神需求。这似乎也预示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未知面前的无助和恐慌终会过去，而经由岁时与文化的洗礼，吉祥与诗意的回响将会悠远流长。
钟馗的祛疫除祟故事
据研究，与钟馗相关的著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和《礼记》中所提及的“终葵”。《周礼·考工记·玉人》：“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天子服之。注曰：“终葵，椎也。为椎于其杼上，明无所屈也。”南宋林希逸（1193—1271）在《考工记解》中（图1）绘制了“终葵”的形式，是一种前端凸起的大圭。每当朝廷举行“大傩”仪式之际，天子就会佩戴这样的大圭，用作驱邪除祟的法器。
图1南宋，林希逸撰：《考工记解》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5册，第55页。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钟馗已经成为杀鬼的形象。但钟馗的故事，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形成的，主要的情节在于祛疫除祟。在唐代的敦煌写卷，如《除夕钟馗驱傩文》（S2055）等中，出现了除夜钟馗行傩仪的载录。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补笔谈》中则载唐明皇染疫逾月，梦中经钟馗捉鬼后痊愈，命吴道子画钟馗像。后世所录的钟馗传说也大多类此，可见钟馗杀鬼或驱鬼的故事是古人理解中治愈瘟疫的手段。
一般认为中唐以后，画钟馗成为新年岁时活动的重要部分。如张说《谢赐钟馗及历日表》《为杜相公谢钟馗历日表》等中都提到新年之际朝廷赐钟馗像以去疫，并历日表，以鼓舞新年士气之事，即：“图写神威，驱除群厉，颁行律历，敬授四时。” 冬去春来之际，正是疾疫容易流行之时，钟馗即成为祛疫除祟的特殊图像。石守谦先生在《雅俗的焦虑：文徵明、钟馗与大众文化》中认为，吴道子式的钟馗对后世多有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三世纪。如《益州名画录》卷中载，后蜀在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画鬼神者，例进《钟馗》。
从五代开始，“钟馗嫁妹”的主题就被援引入画。孟元老（不详—1147）所撰《东京梦华录》卷十“除夕”中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南宋吴自牧《梦梁录》卷六中提到，正月中街市上，三五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义。据《宣和画谱》载，南唐周文矩（活动于917—975）以及后蜀石恪（十世纪中叶）皆绘有《钟馗氏小妹图》。传北宋李公麟（1049—1106）、南宋苏汉臣（12世纪）与元代王振鹏（十四世纪前半）名下也都有《钟馗嫁妹图》（图2），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也藏有一卷颜庚名下的《钟馗嫁妹》卷。“嫁妹”或为“嫁魅”之同音，“嫁”字除“嫁娶”之义外，还有“转移”之义，因此“钟馗嫁魅”如人类学家弗雷泽在《金枝》中所言，是一种“顺势巫术”，是古人根据“相似”的联想而建立的。在世界各地的人类防止病痛的巫术中，“转移”是常用的“顺势巫术”。
图2传元代，王振鹏，《钟馗嫁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3元代，颜辉，《钟馗月夜出游图》，绢本水墨，长卷，248x2403cm，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由两宋的相关载录可见，除了岁末至新年扮钟馗的仪式之外，钟馗也出现在图像中。宫廷里设有钟馗画屏，市街上大量出售钟馗像。如《东京梦华录》卷十“十二月”载：“夜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南宋周密（1232—1298/1308）《武林旧事》卷三“岁除”：“殿司所进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类。”《梦梁录》卷六“除夜”中载：“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联，祭祀祖宗。”此时唐代朝廷画赐钟馗之事，已经被推广为岁末除祟迎新的活动。
仪式中的钟馗形象同时进入了演艺中。《梦梁录》卷六“除夜”中载，禁中的大傩仪，请教乐扮演钟馗等神祇的形象。《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中载《钟馗爨》一本，虽已经不得而见，但在被学者李家端考证为“五花爨弄”的传苏汉臣《五瑞图》中（图4），“爨”是一种带有夸张动作的表演，《钟馗爨》或由“跳钟馗”发展而来。此外发展出的另一钟馗画题，则是傀儡戏，尤其供儿童游戏所用的傀儡钟馗。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传宋人《婴戏图》、传元人《夏景戏婴图》与清代画家陈字的《婴戏傀儡》等是这一类别的画题。
藏于弗利尔美术馆的龚开《钟馗出游图》（图5）中的墨妆的形象（图5），就可能来自傩仪的巫师和杂剧演员的妆扮的融合。倪葭和袁旭在《钟馗和他的妹妹》一文中举出孟郊《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惟齿白。”此种墨面的妆容也出现在或为明人所绘的《五瑞图》右下角一形似钟馗形象的人物面部。清乾隆年间《奉贤县志》载腊月初一日“乞人始偶男女傅粉墨妆为钟馗、灶王，持竿剑，望门歌舞以乞，亦傩之遗意。”值得注意的是，钟馗小妹的墨妆和钟馗有所不同，细观之，与《宋真宗后坐像》（图7）中的面妆有相似之处，在额头鼻梁等处傅粉提亮，面颊的赭石色胭脂则成为了墨色，颈部亦然。其后一抱猫女子与双髻女子也是如此装扮，考虑可能在女性妆容上夸张而创的形象。大都会所藏颜庚名下《钟馗嫁妹》卷（图6），其后有吴宽题跋，有句云：“老馗既醉髯奋战，阿姨新妆脸如漆。”但画中钟馗之妹脸部并未有墨妆，画中部分形象很接近《钟馗月夜出游图》，应出自同一系统，且吴宽跋纸高度与本幅不一致，人物描线有钉头鼠尾视感，但亦可见原本中或有墨妆的存在。
图4传北宋，苏汉臣，《五瑞图》，绢本设色，轴，1655x102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5 南宋，龚开，《中山出游图》，纸本墨笔，长卷，328x1695cm，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6 传南宋/元，颜庚，《钟馗嫁妹》（局部），绢本墨笔，长卷，244 x 2534 c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7 宋人，《宋真宗后坐像》（局部），绢本设色，轴，177x120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7 明人，《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1485，绢本设色，长卷，367x960cm，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8传宋人，《村舍驱邪图》，绢本设色，轴，1908x1041cm，弗利尔美术馆藏。
图9明代，张风，《钟馗轴》，尺寸等不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图10传元人，《天中佳景图》，轴，绢本设色，1082x63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文人眼中的诗意钟馗
新年对钟馗祈福的期待，在文人画的领域中，衍生出的则是《寒林钟馗》的画题。从审美趣味上而言，《寒林钟馗》具有五代“寒林图”的古意，又具有文人画特有的诙谐之意。“钟馗出行”系列多为无时令元素的背景。至明清之际钟馗像同时用于新岁和端午，配景的作用就更为重要，钟馗在图像中开始被置于山水之间。
从文献来看，《宣和画谱》卷十一中载，五代董源曾作《寒林钟馗图》和《雪陂钟馗图》，但没有实物流传。学者卢素芬曾对文徵明（1470—1559）的《寒林钟馗图》（图11）进行了研究。她注意到，《清河书画舫》曾载文徵明收藏过李成的《寒林图》，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藏有明代谢时臣（1487—1567）的《仿李成寒林平野图文徵明题长歌合卷》。谢时臣曾在1534年以一件李成的《寒林图》向文徵明索题，然而此作在归还予谢时臣之后，不幸遭毁。为弥补此缺憾，谢时臣遂在得此跋十一年后，为文徵明的长题配了一件“寒林平野图”，并且将书画合裱为一卷。
文徵明在1536年为《寒林图》的题识中写道：“谢思忠以此纸索书二年矣，今日稍暇，为录此诗。”据卢素芬考察，在该画留置之后，文徵明创作了诸多与寒林、雪景相关的画题，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大英博物馆所藏的《仿李成寒林图》（图12）、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寒林钟馗图》（1542）等，此外《空林觅句图》（1545）（图14）也有此种画风。这种对空间感的把握，使文徵明在八十岁创作《古木寒泉图》（1549）（图15）时，画出枝繁叶茂，错综复杂的树木，形成老辣而强烈的个人风格打下了基础，此种风格与一般认为文派的淡雅视感，如《江南春图》（1547）（图16）等相比，要雄强许多。从画面来看，《寒林钟馗》与文徵明所绘制的诸多寒林场景，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纵深交错的空间感，树木均为乔木，无叶的鹿角枝交错，在画面中暗示出深远的三维空间，这与元代文人画中常见的一江两岸完全不同。第二是远景中往往出现暗示空间的云气，进一步拉远空间的纵深。学者指出，这与藏于台北故宫的传李成的《寒林图》（图13）画法如出一辙。此外，因《寒林钟馗图》的款识为：“寒林钟馗，甲午除夕戏作。”卢素芬在文中提到林柏亭教授的观点，认为甲午年正是文徵明从北京归来十年，在翰林院受到冷落和排挤后所抒发的人生感叹，“寒林”与“翰林”同音。不过，画中的钟馗虽然一身白衣，袒露胸怀，却并无落魄之状，反而面露温和的微笑，左手臂夹着笏板。与其说是抒发内心的不平，不如说是离开尘世，寄情山水后超然的精神完满。值得注意的是，吴门笔下的“寒林”，没有早期宋画家笔下的萧瑟感。部分虽也采用蟹爪画法，但更多地作鹿角画法，形成新的样貌，这或是由于地域的差别造成的对自然景观的感受不同，或是地域审美与创作中的风格延续。
图11明代，文徵明，《翰林钟馗》，1535，轴，纸本浅设色，696x425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2 明代，文徵明，《仿李成寒林图》，1542，轴，纸本墨笔，90x31cm，大英博物馆藏。
图13 传北宋，李成，《寒林图》，轴，绢本墨笔，180x104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4 明代，文徵明，《空林觅句图》，1545，轴，纸本墨笔，812x2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5 明代，文徵明，《古木寒泉图》，1549，轴，绢本设色，1941x59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6 明代，文徵明，《江南图》，1547，轴，纸本浅设色，106x30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文徵明的《寒林钟馗》，石守谦提出很有见地的观点，认为这实际上有诗意画的成分。他举出明初凌云翰（活动于1372前后）的《钟馗画》一诗，其中有句：“手持上帝书满纸，若曰新岁锡尔祉，一声竹爆物尽靡，明日春光万余里。”在诗意中，钟馗脱离了捉鬼除祟和傩戏仪式的形象，更多地体现为祈福的文士形象。这首诗在略加改动之后出现在文徵明之子文嘉1548年的《寒林钟馗图》中，钟馗也体现为文人熟悉的“寒林高士”的形象。与此同时，石守谦提到，相比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戴进《钟馗夜游图》的大尺幅纵1897公分，横1202公分，文徵明的《寒林钟馗》本幅只有纵696公分，横425公分，这样的小幅尺寸适合文人书斋中的雅玩。
换言之，“寒林钟馗”是一种民间岁时的文人化转变，这样的创造使文人既能够在岁时的轮转中取得与世界的合宜协调，又能够具有独特的清雅诗思。这一主题，在吴门流传下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钱毂（1508—不详）的《画钟馗》（图17），也是“寒林钟馗”画题之一。此外，钱毂的《午日钟馗》，实际上是“寒林钟馗”的变体，小鬼捧着的梅花则暗示了除夕和元日的时节，与之对应的是清代金廷标的《钟馗探梅》。石守谦还举出大阪市立美术馆所藏的李士达的《寒林钟馗》（图18），笔者以为该图的画法如同李士达的身份一样，显示出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的融合。他既含蓄地采用文人的“寒林”画题，又使树梢上探出小鬼，而钟馗的形象也并非是文士，而是带有傩戏般的诙谐与夸张，相比文徵明和钱毂等的《寒林钟馗》，李士达笔下的钟馗占据画面的不小比例。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士达的落款为“万历辛亥（1611）秋写，李士达”。“写”字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文人的风格。上海博物馆藏有费丹旭（1802—1850）的《钟馗图》（图19），款曰：“拟文水道人寒林钟馗图”，可见文徵明的《寒林钟馗图》，被文嘉继承，一直流传到清代。值得注意的是，文徵明在《寒林钟馗》中着力表现的“寒林”场景，在后人的笔下逐渐简化，成为象征性的几株乔木的组合，或是树木的局部，失去了深远和迷茫的空间视感。从钱毂的《画钟馗》中可以见到，钟馗背后的寒林被简化为四株乔木，分布为一前、二中、二后，围合出简单的纵深空间，但已经简化了烟岚。在李士达的画作中，这种简化得以更明显的表现，也是鉴定《寒林钟馗》时代的一种参考依据。晚明李士达、盛茂烨等画家笔下，都曾受到吴门画派的影响，并被认为有烟林清旷之概，那么，归于元代陈琳名下的《寒林钟馗》（图20）有可能是吴门后辈，或出自更晚期的文人职业画家之手。
由此可见，钟馗背后的时令物象，如“寒林”的绘制，是一种对岁时的强调，也是钟馗图像进入文人视角后发生的改变。钟馗被置于山水之间，令人们联想起“树下高士”或“忘情山水”，带有文人的诗意与隐逸色彩。至后期，寒林虽然再次被简化，但这路独特的画题却一直延续了下来。
图17 明代，钱毂，《画钟馗》，尺寸不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18明代，李士达，《寒林钟馗图》，1611，纸本墨笔，轴，1243x317cm，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图19 清 费丹旭 《钟馗图轴》上海博物馆藏
图20传元代，陈琳，《翰林钟馗》，轴，纸本浅设色，564x288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1 清代，华岩，《午日钟馗》，纸本设色，轴，1315x637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22清代，金农，《醉钟馗》，轴，纸本设色，127×415cm，中国美术馆藏。
图23 清代，罗聘，《钟馗垂钓图》，《钟馗百图》，第30页。
图24 元代，张渥，《雪夜访戴图》，轴，纸本墨笔，918x396cm，上海博物馆藏。
自古至今，人们对钟馗的期待，也由早期的捉鬼除疠的现实需求，发展到了吉祥祈福与超然独立的精神需求。这似乎也预示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未知面前的无助和恐慌终会过去，而经由岁时与文化的洗礼，吉祥与诗意的回响将会悠远流长。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一、柳永被妓女合金埋葬
柳永，北宋词人，他的词大多是艳词，描写男女之情和青楼女子往事，参加科考，皇帝认为“属辞浮糜”而四次落榜。科举落第后，柳永沉溺烟花巷陌，都市的繁华、歌伎的多情，本就放荡不羁的他似乎一下子显露出来，他找到了一种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
当时北宋都城东京，青楼妓家传出几句口号：“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柳永并不像其他人，只是把青楼女子当成一种玩物，也不因她们地位低下而有所歧视，他抱着平等的态度和她们交流、生活、欣赏。没有强迫、压迫，这在当时是一种很标新立异的行为。
当时东京城有三大名妓:陈师师，赵香香和徐冬冬。这三人都喜欢柳永，陪着自己的钱财，争着包养柳永，衣食住行全在妓院供给，柳永就这样纵情于各大名妓之间，他身心俱伤，疲惫不堪，最后死在赵香香的肚皮上。
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更是为他戴重孝。出殡之时，东京满城歌女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为了纪念柳永，每年逢柳永的忌日，妓女们还要集中开一次“吊柳会”。
二、柳永的一段风流韵事
柳永在江淮间，曾结识了一位叫谢天香的官妓。谢天香不仅才貌出众，别有风韵，而且能歌善舞，柳永对她很是眷恋。因柳永要到当时的京都汴京去进行科举考试，所以二人不得不洒泪而别。临别之时，二人相约，待考试结束后柳永一定回来，二人重新相聚。
谁知柳永到了京城后，考试耽搁，流寓汴京，迟迟未归。谢天香看见柳永迟迟未归，也就萌生了早寻心上人的想法。不知为何，这一消息也传到柳永那里，柳永心中很是闷闷不乐。
一天，恰好柳永的朋友朱儒林要到江淮去，柳永就写了一首《击梧桐》的词，托他带给谢天香，以表达他的眷恋之情，这首词说：
香靥深深，姿姿媚媚，雅格奇容天与。自识伊来，便好看承，会得妖娆心素。临歧再约同欢，定是都把，平生相许。又恐恩情，易破难成，未免千般思虑。
近日书来，寒暄而已，苦没忉忉言语。便认得，听人教当，拟把前言轻负。见说兰台宋玉，多才多艺善词赋。试与问，朝朝暮暮，行云何处去？
这首词，可以说表达了柳永的衷曲。开头“香靥深深”几句，是写天香长得漂亮，腮边两个酒窝，姿态妩媚，这一副漂亮的面孔、姿态与气质，都好像是天有意赏赐给她的。接着写他自从认识了谢天香，得她殷勤看顾，也了解了她的艳情芳心。
临别之时，二人相约，一定重新相聚，肯定地说，二人都互相以终生相许了。但二人又都似乎没有明说，于是，二人又都怕这种交往的感情容易破裂，未免心中又犯嘀咕，产生疑虑。词的下片，柳永说，近日来二人还互相书信往来，但只不过是互相问候寒暄而已，已经再没有那种恩爱呢喃、缠绵悱恻的语言了。
于是，自己不免意识到，也听人说起，您准备背负前言，重觅心上人之事。最后柳永隐约地引用了战国时宋玉善词赋，写《高唐》、《神女赋》的典故，他说自己多才多艺善写词赋，请问，那朝朝暮暮的行云，不是出现在宋玉的笔下，又往哪里去呢？柳永实际上是以朝朝暮暮的行云来比谢天香了。
这首词通俗易懂，晓畅明白。既表现了柳永对谢天香的恋情，又对谢天香的负心有轻微谴责之意。谢天香读了之后，很是惭愧负疚，联想到往日二人的情谊，于是收拾铺盖，变卖财产，雇上车船，寻找柳永，与柳永结为终身夫妇。
三、柳永写《望海潮》的故事
柳永一直不得志，便到处飘泊流浪，寻找晋升的途径，迫切希望得到他人的提拔。根据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载，柳永到杭州后，得知老朋友孙何正任两浙转运使，便去拜会孙何。无奈孙何的门禁甚严，柳永是一介布衣，无法见到。
于是柳永写了《望海潮》这首词，请当地一位著名的歌女，吩咐她说，如果孙何在宴会上请她唱歌，不要唱别的，就唱这首《望海潮·东南形胜》。后来，这位歌女在孙何的宴会上反复地唱这首词，孙何被吸引，就问这首词的作者，歌女说是你的老朋友柳三变所作（那时柳永还没有改名）。
孙何请柳永吃了一顿饭，就把他打发走了。由于小人挑拨离间，也没有怎么提拔他。
附原文：《望海潮》［宋］柳永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译文：
东南形势重要，湖山优美的地方，三吴的都会，钱塘自古以来十分繁华。如烟的柳树、彩绘的桥梁，挡风的帘子、翠绿的帐幕，房屋高高低低，约有十万人家。高耸入云的大树环绕着沙堤，怒涛卷起霜雪一样白的浪花，天然的江河绵延无边。市场上陈列着珠玉珍宝，家庭里充满着绫罗绸缎，争讲奢华。
里湖、外湖与重重叠叠的山岭非常清秀美丽，有秋天的桂子，十里的荷花。晴天欢快地奏乐，夜晚划船采菱唱歌，钓鱼的老翁、采莲的姑娘都嬉笑颜开。千名骑兵簇拥着长官，乘醉听吹箫击鼓，观赏、吟唱烟霞风光。他日画上美好景致，回京升官时向人们夸耀。
四、奉旨填词柳三变（柳永）
柳永，原名柳三变，宋代著名词人，他的词在当时就广为流传，“凡有井水处皆唱柳词”。但他的仕途充满坎坷，他于公元1017年赴京赶考，没考上。他轻轻一笑，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五年，第二次开科又没考上。他便写了一首《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志。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这是一首发牢骚的词，但是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却征服了所有人，覆盖了所有的官家和民间的歌舞晚会，最后还传到了宫里。当时的皇帝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
又过了三年，柳永再次参加考试，终于以他出众的才华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时，宋仁宗看到柳永的名字，想起了他那首《鹤冲天》，就在旁批道：“且去浅斟低吟，何要浮名？”又把他的名字勾掉了。
皇上的轻轻一笔，彻底地把柳永推到市民堆去写他的歌词。柳永只好自我解嘲说：“我是奉旨填词。”从此他终日流连在歌馆妓楼，瓦肆勾栏，他身上的文学才华和艺术天赋与这里的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弦、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仕途上的失意并不妨碍他艺术上的创造，可以说，正是这种失意造就了独特的词人柳永，造就了独特的“俚俗词派”。
五、晏丞相惜才护柳永
在封建社会，读书人不参加科举便没有出路。柳永在众人的劝说下，也只得去应试。他不费什么力气就中了举人，谁知主考官将名单呈交给皇帝时，仁宗赵祯看见了柳永的名字，猛然想起了一首传入宫中的《鹤冲天》，正是柳永写的，其中有一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仁宗赵祯眉头一皱，提笔把柳永的名字划掉了，笑着说：“你要什么浮名嘛，去浅斟低唱吧！”柳永知道后，无奈把名字改成了柳耆卿，又去参加科举考试，又中了进士，后被派到浙江余杭县当县令。
柳永三年任职期满，回京述职，等候补官。当时正逢宰相吕夷简六十大寿。吕夷简久闻柳永大名，便差人带上礼物请柳永给他写一首贺寿词。柳永本来不大喜欢吕夷简此人，但是迫于无奈，就写了一首《千秋岁》给吕夷简。
写完之后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首《西江月》，词中写道：我不求人富贵，人须求我文章。风流才子占词场，真是白衣卿相。谁知柳永一不小心，竟把《千秋岁》和《西江月》同时塞入信封寄给了吕夷简。
吕夷简看了这首《西江月》之后，十分气愤，就到仁宗赵祯那里说柳永的坏话，说柳永是目中无人，恃才傲物，结交市井小民，有损官员形象，然后又把这首《西江月》念给仁宗听。仁宗听了大怒，又在报批的名册上，杠掉了柳永的名字。
柳永在京城等了许久还不见任命，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到吏部打听，也没问出点眉目。思前想后，他想起了一个人，此人正是当时的丞相，临川人晏殊，晏丞相。他早就听说晏丞相为人正直，心胸豁达，度量宽洪。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自晏丞相门下。想到这里，他便去拜谒晏丞相。
晏殊听说柳永来访，十分高兴，宾主坐定后，柳永禀明了来意。晏殊微微一笑说：“有才华的年轻人呀！谁叫你那么爱作曲子呢！”柳永硬着头皮顶了一句：“丞相您不也爱作曲子吗？”晏殊依然笑着说：“我是作曲子，可是我不会写什么“彩线慵拈伴伊坐”呀！”柳永知道晏丞相是在批评他的词太多脂粉气，一时无言以对。
晏殊见柳永不作声了，觉得自己的话说得太重了，便说：“其实写点儿女情长也没什么，只是不要太过媚俗就行了。”为了缓解一下气氛，晏殊唤出一名叫孔师师的歌姬，叫她唱一首柳永的词。
孔师师向两位大人行过礼后，问柳永唱那一首柳永竟然赌气就点了晏丞相批评的那一首《定风波》。孔师师轻拨丝弦，慢起歌喉唱了起来：“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已已”。唱到这，戛然而止，满脸愧色地向晏丞相和柳永请罪：“贱妾唱错了，请相爷和柳大人恕罪。”晏殊并不生气，叫她重唱。
柳永却说了声：“且慢！”转身对晏殊做了一揖道：“丞相，既然尊姬将“可可”唱成了“已已”就不必再改回去了，学生我来改改我的词吧！”说完，柳永立即吟出了改韵之后的《定风波》：
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事事已已。日上花梢，莺喧柳带，犹压香衾睡。暖酥消，腻云髻，终日恹恹倦梳洗。无奈，薄情一去，音书无寄。
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系。向鸡窗收拾蛮笺象管，拘束教吟味。镇日相随莫抛弃，彩线慵拈拌伊对。和我，免使少年光阴虚费。
吟完，孔师师唱了一遍，歌喉婉转，销魂荡魄，晏殊大为赞赏。
次日，晏殊向仁宗赵祯保奏柳永可用，圣上转怒为喜，任柳永为“屯田员外郎”。后世人称柳永为“柳屯田”。晏丞相惜才护柳永也成为了一段佳话。
-柳永
中国古代头饰，发型，服饰。
先 秦
这一时期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的形成、发展，直至逐步走向衰退、瓦解的全部过程。人类发式在这一时期，已经从原始时期的披头散发，逐步演变到梳辫、挽髻的阶段。发式的妆饰品也随即出现。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众多出土文物中所显示的资料，足以说明这一切。春秋战国时期所流传至今的有玉雕人形所展示的垂髻。湖南长沙陈山大队楚墓中出土的帛画中描绘了梳椎髻的楚国妇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玉人，塑造了结发至顶、脑后垂辫的商代人物。洛阳金村出土的弄雀青铜女孩则梳理着分垂两边的双辫。还有安阳殷墟出土的石人，蓄长发，并将发梢拧在一起后而盘至头顶，再戴上帽箍。这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较为流行的一种发石妆饰，且商代以后的部分史料亦反映出当时所流行的帽箍已经出现了装饰品和装饰纹样。这就足以说明其不仅具有实用性而且带有强烈的装饰性，并进一步侧重于装饰性，成为一种发式妆饰品。
据考远在西周时期，人们就已经使用“ 发器”来梳理头发，其功能与当今所用的木梳相等同。
1商代的发式辫发局部（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商代男子发式，以梳辫发为主。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本图为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
商代的发式之二
商代的发式 辫发盘顶的商代男子，此图为商代陶俑。（河南安阳股墟小屯出土，原件现在台湾）。商代男子发式，以梳辫发为主。从形象资料来看，这个时期的男子辫发样式较多，有总发至顶，编成一个辫子，垂至脑后的；有左右两侧梳辫，辫梢卷曲，下垂至肩的；有将发编成辫子盘绕于顶的等等。
商代的发式之三
商代的发式 左图为梳辫发、穿华丽服装的商代贵族，身上有明显的图案花纹，前胸饰有龙纹，两臂饰有降龙纹（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右图为梳辫发的商代奴仆（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城，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在殷墟遗址里，曾发现出大批玉器，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风尚的珍贵资料。其造型优美、题材广泛、姿态生动，足以说明这时期的玉器工艺水平。更难得的是在这一些玉器玉佩上还雕刻出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发式衣着各具特色，反映了当时衣冠服饰的典型特点。
商代发式骨笄之一
商代发式 商代骨笄（传世实物，原件现藏上海博物馆）。笄是我国在新时器时代就有的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用来固定发髻。周代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发髻外，也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可以戴住头部，但冠小只能戴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的官来进行管理。 衡笄插进冠帽固定于发髻之后，还要从左右两笄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栓住。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成人，可以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商代发式骨笄之二
商代发式 商代笄饰男女（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图中人物似孩童形象，身上刻有清晰的纹样，可能是早期的文身，头上插的饰物，可能是一对发笄 ，由此可见商代发笄的安插方法。笄是我国在新时器时代就有的骨笄、蚌笄、玉笄、铜笄等用来固定发髻。周代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发髻外，也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可以戴住头部，但冠小只能戴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的官来进行管理。衡笄插进冠帽固定于发髻之后，还要从左右两笄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栓住。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成人，可以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商代的冠饰之一
商代的冠饰 戴帽箍的商代男子（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石人双手抚膝、跪坐。头饰较有特点：长发，并将发梢拧在一起，盘在头顶、戴圆箍形冠。这种头饰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式样。
商代的冠饰之二
商代的冠饰 戴高冠的男子（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佩璜）。佩璜是一种玩赏性的佩玉，与礼器上的璜无关。商代的佩璜已由素面无纹演变为人纹璜、鸟纹璜、鱼纹璜、兽纹璜等等。一直流传到西周后期。
商代的冠饰之三
商代的冠饰 戴卷筒式冠巾、穿华丽服装的贵族男子（河南安阳股墟妇好墓出土的玉人）。身穿交领窄袖衣，衣着华丽，衣上布满云形花纹。腰束宽带，腰带压着衣领下部，衣长过膝。腹部悬有一块长方形“蔽膝”。下穿鞋。左腰插有一卷云形饰物，似乎是佩带着一种刀剑之类的武器。
商代的冠饰之四
商代的冠饰 头戴高巾帽、穿右衽交领窄袖衣、腰束绅带、佩带蔽膝（前身腰间系有一条象征权利的下垂物，物的下端呈斧口形，寓有斧能断割之意，后世将其加阔变为蔽膝）的贵族男子。（西周玉人，传世实物，原件现在美国哈佛大学弗格美术馆）
秦、汉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历经战乱，终于达到了“六王毕而四海一”的目的，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封建王朝。秦王朝综合各国文化，化异为同，为今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有利的基础。汉承秦后，基本沿袭了秦代的体制，废除了秦末的苛政，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中国社会出现了繁荣昌盛得景象，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都有了初步的发展和提高。
汉王朝的政治进步、经济繁荣又促进了与外国和少数民族政权的交流，社会风尚也发生较大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和文化修养也日趋提高，发式妆饰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宫廷贵族的发式妆饰则更是奢侈，华丽。
据迄今为止的文物史料所表明，秦汉时期大多流行平髻，日常生活中，髻上不梳裹加饰，以顶发向左右平分式较为普遍。高髻只是见诸于少数贵族女子的一种发式。秦有望仙九鬟髻、凌云髻、垂云髻等。汉有坠马髻、盘桓髻、分髾髻、百合髻等。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发式妆饰也已日趋流行。
九鬟仙髻：自秦代开始在贵族女子中盛行。鬟意为环形发髻、九鬟之意是指环环相扣、以多为贵。仙髻之名则来自于神话传说，汉武帝时王母下凡，头饰仙髻，其美艳超群。故这种美与仙所结合的产物，自然为当时的贵妇所青睐，奉之为高贵华丽的发式之一。
坠马髻：“坠马髻者，侧在一边”。“髻式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状，坠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古人描绘此种发髻既有妩媚之色，又具娇柔之态。其式样如同骑马坠落之态，故名之坠马髻。这是当时最具特色，且历史上最富生命力的一种发式。自汉始，直至清代亦有之，只是历代的形式略有不同而已。如今我们在西安任家坡西汉墓出土陶俑中，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彩绘木俑上就能见到汉坠马髻的形象。
分髾髻：此种发式形近垂云髻，始于汉代。在髻尾留髾或结辫式，并加装饰带。梳分髾髻行走时，左右晃动，上下跳跃加之于装饰带似锦上添花，确实活泼可爱。现时一般认为此发式可能是受少数民族辫发的影响，并佩上装饰带来进一步强调该发式的个性美。
在同一时期，与发式相配套的各种妆饰也开始流行开来。“步摇”乃是一种附在簪钗上的装饰物。《拜名》：“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由此而得名。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些汉代石刻及帛画中一睹其风采。“步摇”一经出现就风行开来，直至唐代贵妇仍偏爱将步摇作美发的装饰物，而且其华丽程度大有发展。
“巾帼”是当时的另一类型装饰物，是用假发编制成为形似发髻的头套。使用时只需直接将其套在头上即可。现今从广州市郊东汉墓出土陶俑上就能见到“巾帼”。
汉代妇女的曲裾深衣 汉代曲裾深衣不仅男子可穿，同时也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形象资料中有很多反映。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下摆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很有特色，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时称“三重衣”。 本图为穿三重深衣的妇女（陕西西安红庆村出土加彩陶俑）。
魏晋、南北朝
这是中国历史上前后达369年之久的动荡时期，连年战乱，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都遭到很大的破坏。自东汉末年起，各路豪强频繁征战，最终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进而由司马氏建立了统一的晋朝。然而，只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太康之治”又陷入了诸王混战及北方少数民族割据的局势。晋灭之后，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形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南方社会经济发展和北方各族人民大融合的时期。
由于连年的天灾人祸，老百姓贫病交加。大批的北方人背井离乡向南方迁徙。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与当地广大的汉族相互杂居，增加了各民族之间相互交融的机会。北南文化的交流，不同民族风俗的融合，促使这一时期的民风与民俗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人们的发式妆饰，自然也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发展。
到魏晋南北朝时，以往随军慰劳军中将士的军妓，逐步流向民间。这些人对自己的仪容专事修饰，发式妆饰极尽奢侈，传统的审美观念受到挑战。由质朴而趋于豪华，由自然而趋于雕琢，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式造型崇尚高与大，“太之中公主妇女，必缓鬓倾髻以为盛饰，用发既多，不可恒戴，乃先于木及笼上装之，名曰假髻，或曰假头。至于贫家不能自办，自号无头，就人借头。”《晋书·五行志》详细记载了为达到发式造型高与大的目的，而不惜借用假髻，假头，甚至于借头，其形式同我们今天在戏剧化妆中使用的假头套相类似，只是外观上要求假头套高大得多。其中的“蔽髻”是最富于代表性的一种假髻，髻上镶有诸多饰件，在宫中还以饰件的数目多寡，来区分宫女的尊卑，且规定非命妇不得使用佩饰。与此同时，受各种不同文化及习俗相互交融的影响，发式及妆饰多种多样，无奇不有。杂记中曾记录：魏有灵蛇髻、反绾髻、百花髻、芙蓉归云髻、涵烟髻；晋有缬子髻、坠马髻、流苏髻、蛾眉惊鹄髻、芙蓉髻；宋有飞天髻；梁有回心髻、归真髻；陈有凌云髻、随云髻；北族室韦有叉手髻；北齐有偏 髻等。
灵蛇髻：《采兰杂志》载：“甄后既入魏宫，宫庭有一绿蛇，……每日后梳妆，则盘结一髻形于后前，后异之，因效而为髻，巧夺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号为灵蛇髻，宫人拟之，十不得一二也。”因蛇的形与神给创作者以启迪和遐想，将其仿之为给。且不论传说十否臆造，然而此髻可拧可盘，旋扭于头顶，头侧或头前则始终生动优美，变化无穷，决不雷同，故谓之“十不得一二也。”侧也许就是不仅为当时的妇女所偏爱，而且为后世所流传的主要原因吧。
反绾髻：属高髻中的一种发式，《国宪家猷》载：“魏武帝令宫人梳反绾髻。”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发式是当时宫中贵妇的主要髻发，其梳理法是将头发向后聚拢，并用丝带结扎，再分成若干股不等份，然后再翻绾成各种式样不同的反绾髻。如编梳成惊鸟展翅欲飞的“警鹄髻”，编梳成单刀式及双刀式的“翻刀及”，将多股头发翻绾而成的“百花及”等，其样式之多，全凭各种编梳，反绾的手法不同则样式各异，手法百变则样式万千。另在反绾的及下留一条发尾，使其垂于背后，一称“燕尾”亦称“分髾髻”，与汉代所流行的相似。
十字髻：因其发型呈“十”字型而得名。其梳理顺序是先于头顶正中将发盘成一个十字型的髻，再将余发在头的两侧各盘成环形，下垂至肩，上用簪梳固定。此发式独特而庄重，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妇女之中。西安草厂坡出土的北魏彩绘陶俑中，就有极为形象生动的记载。
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此图为戴假髻的妇女（江苏南京中央门外幕府山出土陶俑）。
魏晋妇女发式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此图为梳双环髻的妇女（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在发髻上再加饰步摇簪、花钿、钗镊子、或插以鲜花等。本图为在发髻上插步摇的妇女（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北魏漆绘屏风局部）。
魏晋妇女发式之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魏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在发髻上再加饰步摇簪、花钿、钗镊子、或插以鲜花等。本图为梳环髻或丫髻的妇女（河南邓县出土南北朝彩色画像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妇女妆饰 顾恺之《女史箴图》，彩色绢本，根据西晋文学家张华《女史箴》一文而绘。全卷共九个部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画面为一贵妇席地而坐，一侍女为其理发梳妆。侍女（站立者）头梳高髻，上插步摇首饰，髻后垂有一髾。这种发式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魏晋以后，再度流行，成为广大妇女的主要发型。在顾恺之的另一幅图卷《列女图》里也有描绘。（顾恺之《女史箴图》局部）。
隋唐帏帽 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帏帽是妇女出行时，为了遮蔽面容，不让路人窥视而设计的帽子。此图为戴帏帽、穿襦裙的妇女（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彩绘陶俑）。
隋唐妇女的面部妆饰 唐代妇女的化妆顺序大致如次：一敷铅粉；二抹敷脂；三涂鹅黄；四画黛眉；五点口脂；六描面靥；七贴花钿。古时妇女常将原来的眉毛剃去，然后用一种以烧焦的柳条或矿石制成的青黑色颜料画上各种形状，名叫“黛眉”。唐代妇女黛眉名目甚多，从细而长的“蛾眉”到宽二阔的“广眉”，应有尽有。《簪花仕女图》中贵族妇女的眉饰，就是一种广眉。所谓“花钿”是两眉之间的装饰。据说在南北朝时，一日，寿阳公主卧殿檐下，一朵梅花正落其额上，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见之奇异，乃争相效仿。到了唐代，花钿除了用颜色染绘之外，还有用金属制造者。至于面靥，是因为有个贵妇，面颊上有块斑痕，特点此作为掩饰，众人觉其妍丽，便竞而效之，遂成一时风气。
唐代妇女发髻演变
妇女发髻的演变 唐代妇女发式有半翻髻、反挽髻、乐游髻、愁来髻、百合髻、蹄顺髻、盘桓髻、变环望仙髻及各种鬟式等。大体看来，隋代发式比较简单，变化较少，一般为平顶式，将发层层堆上，如帽子状。唐代初期仍有梳这种发式的，只是顶部不如隋代那样平整，已有高耸趋势，大多作成云朵型。到太宗时，发髻渐高，形式也日益丰富。左1图为隋代妇女的发髻；左2、3图为初躺妇女的发髻。左4、5图为盛唐妇女的发髻；左6图为中唐妇女的发髻。左7图为中晚唐妇女的发髻；唐代大袖衫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本图为中晚唐宽袖对襟衫、长裙、披帛穿戴展示图。这是中晚唐之际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如朝参、礼见及出嫁等。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宋
唐灭后，经历了五代十国，至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建立宋朝，史称北宋，恢复了中国的统一。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封建经济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纺织、造纸、印刷都是当时十分兴盛的产业。此后由于国内矛盾的激化，相继爆发了一系列农民起义，北方女真族乘机征服北宋，自此中国又分裂成宋、金二个对立的政权，历经320年，至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
宋代妇女发式多承晚唐五代遗风，亦以高髻为尚。在福州南宋黄升墓中曾出土了高髻的实物，此种高髻大多掺有从他人头上剪下来的头发，加添进自己的髻发中。甚至直接用他人剪下的头发编结成各种不同式样的假髻，需要时直接戴在头上。其使用方法类似于今日的头套。时为“特髻冠子”或“假髻”。各种不同式样的假髻，可供不同层次的人物，在不同场合选择使用。由于假髻使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和普及，因此在一些大都市，已经设有专门生产和销售假髻的铺子。
此外，宋代发式仍可谓丰富多彩，无奇不有，亦颇具特性。
朝天髻：是富有时代性的一种高髻。《宋史·五行志·木》：“建隆初，蜀孟昶末年，妇女竞治发为高髻，号朝天髻”，在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彩塑中可以见到此种发髻的典型式样。其做法：先梳发至顶，再编结成二个对称的圆柱形发髻，并伸向前额。另还须在髻下垫以簪钗等物，方使发髻前部高高翘起，然后再在髻上镶饰各式花饰、珠宝，整个发式造型浑然一体，别具一格。
包髻：在山西太原晋祠彩塑中，我们还能见到一种别具时代特色的发式——包髻。《东京梦华录》载，中等说媒人者戴冠子，黄包髻。它的制法是在发式造型已经定型以后，再将绢、帛一类的布巾加以包裹。此种发式的特征在于绢帛布巾的包裹技巧上，将其包成各式花形，或做成一朵浮云等物状，装饰于发髻造型之上，并饰以鲜花、珠宝等装饰物，最终形成一种简洁朴实，又不失为精美大方的新颖发式。
双蟠髻丫：又名“龙蕊髻”。髻心特大，有双根扎以彩色之缯。宋代得此髻名，苏轼词有“绀绾双蟠髻”句。我们在宋人所绘《半闲秋兴图》中可以见到双蟠髻。
三髻丫：将髻发分成三髻至头顶，或梳理三鬟亦可。范石湖歌：“白头老媪0篸红花，黑头女娘三髻丫。”宋李嵩《听阮图》中有所髻式。
面饰：宋承前代遗风，好在额头和脸颊粘贴花钿。这是一种用极薄的金属片和彩色纸做成的小花、小鸟、小鸭等花样。用通常粘合羽箭的胶水粘贴。因用此胶来粘贴花钿，只须用口呵嘘就能溶解贴用，故得名为“呵胶”。以后又有用黑光纸作团靥妆饰面部。还有一种“鱼媚子”是用鱼腮中的小骨来做妆饰物的。《宋徽宗宫词》所述“寿阳落梅妆”则更为传奇，引以为时髦，以至相互仿效。
明
公元1368年，名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立国号明。初基本承袭了宋元的发式，待嘉靖以后妇女的发式起了明显的变化，“桃心髻”是当时较时兴的发式，妇女的发髻梳理成扁圆形，再在髻顶饰以花朵。以后又演变为金银丝挽结，且将发髻梳高。髻顶亦装饰珠玉宝翠等。“桃花髻”的变形发式，花样繁多，诸如“桃尖顶髻”、“鹅胆心髻”及仿汉代的“堕马髻”等。
双螺髻：明代双螺髻，其状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螺髻。时称“把子”，是江南女子偏爱的一种简便大方的发式，尤其是丫环梳理此髻者较多，其髻式丰富、多变，且流行于民间女子。
假髻：又称鬏髻，为明代宫中侍女、妇人所仲爱。当时有“宫女多高髻，民间喜低髻”之说。此类假髻形式大多仿古，制法为先用铁丝编圈，再盘织上头发即成为一种待用的妆饰物。明末清初特别时兴，在一些首饰店铺，还有现成的假髻出售。
头箍：又名“额帕”。明代无论老妇、小女都非常盛行。一说头箍是从原“包头”演变而来，最初以粽丝编结而成为网住头发而已，初时尚宽而后行窄，其实用性为束发用，并兼之装饰性，取窄小一条扎在额眉之上。此装饰物自明代始有。
牡丹头：高髻的一种，苏州流行此式，后逐渐传到北方。尤侗诗：“闻说江南高一尺，六宫争学牡丹头。”人说其重者几至不能举首，形容其发式高大，实际约七寸，鬓蓬松而髻光润，髻后施双绺发尾。此种发式，一般均充假发加以衬垫。
明代妇女发簪
明代妇女首饰 明代妇女的发式，虽不如宋代丰富，但也很有特色。明初女髻变化不大，基本为宋元时的样式。嘉靖以后，变化较多。有“挑心髻”、“桃尖顶髻”、“鹅胆心髻”、 “堕马髻”、“金玉梅花”、“金绞丝灯笼簪”等等。另还有假髻（又称鬏髻）。在这些发髻上还根据不同喜好插有各种挂佩及发簪等。本图为明代妇女所戴的嵌宝珠翠发簪。
明代妇女首饰 簪珠翠发饰的贵妇及挂玉佩的侍女（陈洪绶《夔龙补衮图》）。陈洪绶是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尤其擅画仕女。他的创作态度认真，随时吸收唐宋绘画的优良传统，而又不断创新，所绘作品勾勒精细，设色清雅，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夔龙补衮图》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穿着比较华丽，可能是一个贵妇，另外两个年龄幼小，似宫女身份。其中一人手中托着一件衮服。三个妇女的服装，样式基本一致，都是宋代时期的典型装束，有的肩上还搭有云肩。明代妇女在腰带上往往挂上一根以丝带编成的“宫绦”， 宫绦的具体形象及使用方法在本图中反映得比较明确，一般在中间打几个环结，然后下垂至地，有的还在中间串上一块玉佩，借以压裙幅，使其不至散开影响美观，作用与宋代的玉环绶相似。另外，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面，这些都是明代妇女常用的饰物，其质料随人的身份而定。
清
清统治者在关内建立政权以后，强令汉族遵循满族习俗，剃发留辫是其中之一。清初妇女发式及妆饰还各自保留本民族的特点，以后逐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发髻上的装饰物，不用金银，而多用珠翠，这是崇祯年间的特点。中期崇尚高髻，如模仿满族宫女的发式，是将头发均分成两把，谓“叉子头”，在脑后垂下的一绺发尾，修剪成两个尖角，称“燕尾”。此后又流行平头，谓之“平三套”或“苏州撅”。此髻老少皆宜，一改高髻风俗。头发装饰亦有特色，“冠子”即是一例，老年妇女多好之。还有“一字头”豪华奢侈，高如牌楼，皇室偏爱的大拉翅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支。
高髻：清代高髻都以假发掺和衬垫梳理而成，如康熙、乾隆年间流行的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即属此类。其样式豪华，高高耸立达七寸余，犹如盛开的牡丹、荷花。脑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层盘状，并以簪或钗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状，钵盂头则形如覆盂，因此类髻发梳理繁杂，故待到清末剪发风盛行时，就逐渐趋于淘汰了。
大拉翅：又名“旗髻”，是清代满族女子最具特色的、集发式造型与妆饰于一体的著名发式。其梳理方式特别繁复，是受汉族妇女“如意头”影响而演变而成的，为清宫廷贵妇所钟爱。
冠子、纂：清代老年妇女多在髻上加罩一硬纸和黑色绸缎制成的饰物，绣以吉祥纹样、寿字等，用簪扦于髻上。中年妇女则多戴用鬃麻编成、再裱以绸缎的“纂”，然后饰以鲜花等，更显其秀美与华丽之色。纂的形状象一只鞋帮，仅有二壁，以后又演变为不直接用纂，谓之“真纂”，实际就是在头上盘一元髻而已。
年画正式形成于北宋时期。当时，繁荣的商业和手工业、日渐成熟的雕版印刷术、丰富的民间庆贺新年活动等为年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汴京（今河南开封）和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岁末市场上开始印卖木刻年画，题材上也大为扩展，如风俗、戏曲、美女、娃娃等年画题材开始出现。南宋时期的木版年画更加丰富。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业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雕版印刷中的彩色套印技术的成熟，木版年画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出现了诸如天津杨柳青、山东杨家埠、苏州桃花坞等著名的年画产地。
1949年以后，新年画继承了旧年画的许多优良传统，摒弃了旧年画中的一些迷信、落后的内容。许多专业画家加入了年画的创作队伍，他们打破了旧年画的一些固定程式，大胆借鉴其他画种的表现手法，年画的面貌焕然一新。另一说始于唐代。沿至宋代才普遍流行，但仍以张贴门神为多，故年画可以包括门神在内。
牛郎织女的传说最早出现在周代，《诗经小雅大东》中出现了有关织女、牵牛星宿的记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牛郎织女传说的萌芽和胚胎。
我国古籍中最早关于牛郎、织女的记载是《诗经小雅大东》篇，但是文中只说织女和牵牛是天河中相近的两颗星宿，两者并没有什么关联。直到汉时，这两颗星宿才被转化为具体人物，班固在《两都赋》中说：“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意思是说，汉宫昆明池边有牵牛、织女两座石人像。
最早记载牛郎织女是夫妇的文学作品，要算三国曹魏的《文选洛神赋》。
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
传说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擅长织布，每天给天空织彩霞，她讨厌这枯燥的生活，就偷偷下到凡间，私自嫁给河西的牛郎，过上男耕女织的生活。
此事惹怒了天帝，把织女捉回天宫，责令他们分离，只允许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在鹊桥上相会一次。
他们坚贞的爱情感动了喜鹊，无数喜鹊飞来，用身体搭成一道跨越天河的彩桥，让牛郎织女在天河上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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