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民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观动机是：总结护法运动失败的教训，改变斗争策略，加强国民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国民党的整体效能，实现重建民国的奋斗目标。即把斗争的侧重点从恢复民国政体的护法运动，转向建立三民主义最新式共和国的重新革命，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首要目的；把国民党建成一个主义鲜明、纪律严格的革命团体，承担起建国治国的重任，这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直接目的。

近代以来，沉重的民族灾难，屈辱的国家地位，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独立自由，富强文明，不惜流血牺牲前仆后继。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矢志在中国根除封建专制制度，使中国走上“极和平，极自由，极平等”的坦途。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始终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而奋斗不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创建了光辉的业绩。尤其在晚年，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在斗争策略上实行重大改革，改组了国民党。这一举措和他的联俄联共政策一起，对中国革命事业和近现代史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孙中山采取上述举措的主观动机，对国共关系史以及大革命历史的研究都将有重要价值。本文仅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观动机，谈一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把斗争的侧重点从恢复民国政体的护法运动，转向建立三民主义最新式共和国的重新革命，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首要目的

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把中国变成理想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是孙中山终生不渝的奋斗目标。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历尽艰辛顽强斗争的同时，积极总结斗争经验，不断探索更有力的斗争策略，改组国民党正是孙中山在首次护法失败后积极思考的重要成果和采取的断然决策。

自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到首次护法失败之前，孙中山一直为捍卫革命的成果而斗争。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恢复民国政体的问题上，亦即是放在恢复《临时约法》尊严和国会权力地位上。他以为只要北京政府能认真遵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尊重第一届国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中国的政治就会清明，国家就能统一，国本就能巩固。应当看到，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结束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浴血奋战的最大成果。《临时约法》和第一届国会，在一向以西方国会政治为建国理想模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看来，毫无疑问是民主政体的象征和标志。因此，他在斗争中一再强调“约法者，民国开创时国民真意之所发表，而实赖前此优秀之士，出无量代价以购得之者”，既是革命的产物，又是民国的保证。“而约法之命脉则在国会”，国会是民国命脉的“存托”和政权的“总枢”。既然如此，那么恢复中华民国的民主政体，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最主要内容自然是恢复约法与国会。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孙中山在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以恢复约法，尊重民意机关的国会为号召。在黎元洪继任总统，宣布遵行约法，恢复国会之时，孙中山对北京政权充满了依赖和热诚。急行通告全党，“共和形式已具”，革命目的已达，可以结束活动转以建设了。而在段祺瑞推翻国会与约法的时候，他又高举护法的旗帜，联合海军和西南军阀，利用被解散的国会议员的反段情绪，再度为恢复国会与约法而斗争。

在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格外软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势力异常强大的社会条件下，要想在中国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本身就是幻想之举；更何况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是建立在自己没有任何实力，仅仅依靠军阀临时支持的脆弱的基础上，南迁的国会议员大多数也属于追逐利禄的政客之辈。靠这样一支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斗争目标，只能是与虎谋皮，从一始就决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在第一次护法不到一年的时光中，孙中山倍受艰辛，呕心沥血地支撑危局，饱尝了军阀专横之苦，痛感到力量虚弱的艰难，终于在1918年夏天，在桂系军阀的肆虐和政学系议员的出卖中，悲怆地回到了上海。

护法的失败给孙中山带来了极大的刺激和沉痛的教训，使他陷入了沉思中，虽然此时，他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以恢复约法和国会的护法斗争是无望之举，仍然把上述斗争作为解决时局的主要办法，继续申明，只有让国会恢复“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国内纷争就可以解决，“外患内忧皆不足虑”；并在1920年又重下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但在思想上萌发探索新出路的思考。

护法的失败，不仅使孙中山认识到“国内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都不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同时他环视国内政局，痛心地看到辛亥革命“去满州一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的悲惨结局。这种军阀弄权割地称雄，国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现实是与自己的“革命初衷大相违背”的。他对民国初年革命党人“相率下野，将政权交与官僚”致使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的失误深感懊丧。孙中山认为，上述局面之所以发生，一是因为在辛亥革命时，革命党人“只致力于民族主义，而于民权民生二主义都未置意，以为一经光复就可达到国利民福的目的”；对于自己实施三民主义的主张都以为“理想太高”不可实行。正由于没有坚持贯彻三民主义，才使中国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就连民族独立也未能实现，中国仍处在“半独立国”的境地。二是因为革命进程没有按预定的革命方略所规划的军政训政宪政的次序进行。孙中山认为革命方略所规划的三步曲，是造成共和政治“必要之历程”，是缺一不可的。而“辛亥革命之役，忽视革命方略，置而不议，格而不行”⑩由军政一蹴而至宪政，取消了革命政府训练民众和民众养成自治能力的训政环节。总之由于革命党人放弃了训练民众治理国家的责任，没有实行以党治国，结果欲速不达，“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仅得到了一个中华民国的空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孙中山在继续护法的同时，对护法的前途并不如以前那样乐观，而是认为救国的方法，一是维持现状，以恢复国会和约法为目的；二是重行革命，对中国问题根本解决，“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它，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

孙中山重建民国的思想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日益明确起来。国内爆发的“五四运动”中，进步的知识界痛斥北洋军阀政府的无能，发出了对中国问题“根本解决”、“另起炉灶”的呼声，并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到中国，并与孙中山进行了友好接触。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国内改造社会的潮流激发了孙中山重新革命的热望。

作为一个有了自己完善的思想体系的革命家，孙中山在研究俄国革命经验时，就带有了自己所独有的视角。在他看来，俄国革命正是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时并举的结果，俄国的“农工兵政府……不独推翻了君主专制，且实行打破资本家专制，是即所谓社会革命，亦即所谓民生问题。”可以说，俄国革命的胜利为自己一举完成民主革命的理想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因此他愈发认定，中国革命应避免西方革命历史的缺陷，不再走先政治革命后行社会革命，造成社会多次动荡和痛苦的老路。应“取法乎上”，一举建立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同时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其方法就是实行“民生主义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同时解决”的重新革命。

客观形势的发展终于使孙中山将上述决心付诸实行。1922年6月，旧国会在天津重新召集，发布宣言行使职权。随之南北总统同时下野的呼声使孙中山的处境恶劣起来。而被孙中山视为护法支柱的陈炯明部也以护法目的已达，南方总统无存在必要为借口发动判乱，给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一致命的打击。同时，恢复了所谓政权的国会，不仅没有履行约法，使国家走上正途，反而践踏民意，出卖人格，受曹锟贿赂，选曹为总统。近十年来一直被孙中山看作民国象征的国会，竟如此无耻。如此尴尬的结局，终于使孙中山意识到中国政局已到了“军阀横行、政客流毒、党人附逆、议员卖身”的地步。依靠军阀和恢复国会的护法斗争已无法实现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目标。只有重新奋起重行革命重整党务，聚集强大的势力，依靠党的力量才能完成革命的大业。可以说，孙中山决心重新革命，建立一个最新式的共和国，是其改组国民党的最基本的动机和出发点。

二、把国民党建成一个主义鲜明、纪律严格

的革命团体，承担起建国治国重任，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直接目的

从首次护法失败到国民党正式改组近六年的时间中，孙中山一直从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探索着新的出路。重建实力，整理党务正是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辛亥革命以来，屡次奋斗失利的惨痛教训，没有实力反复遭到军阀愚弄排挤的现实，使孙中山感到只有整理党务奠定实力才能重新奋起。而苏俄革命党人革命成功的现实为孙中山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五四运动也在孙中山面前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和团结斗争的威力。同时，共产国际，苏俄政府和刚刚成立的中国***也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给孙中山送来了极其宝贵的中肯的建议。孙中山在总结自己斗争历史和汲取无产阶级政党斗争经验的条件下，得出了“以兵力战斗而成功，是不足靠的成功，以吾党力量奋斗而成功，是足靠的成功”的结论。据此，孙中山把改造中国、建立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支撑点放在了改进国民党党务的工作上，期望达到“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目的。为此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力图实现以下目的。

第一，以奠定革命实力为目的，以整顿党务为着力点，把国民党建设成为建立民国、治理国家的革命党和执政党。

从强固实力的目的出发，孙中山于1919年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明确恢复了三民主义的斗争纲领。而后在多次党的会议上，他反复强调，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大部分党员迷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丧失了奋斗的意识和责任，使党涣散无力。他指出，革命屡遭失败皆“由于党务不振之故”。因为“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基础涣散导致了“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的恶果。因此，他尖锐地批判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论调，认为应反而向之，坚持革命军起，革命党成。“革命未成功时，要以党为生命，成功后仍绝对用党来维持”。随着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重造民国思想的成熟，孙中山的上述思想更加完善。他指出，为了挽救中国于“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的困境，必须由国民党承担起顺应人民“热望”指导人民奋斗的“历史使命”，***民实现自身解放。因此，国民党改组的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党“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党”，以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承担起建国的责任，“待国建好再去治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孙中山更进一步申明了国民党的地位和作用，即在革命时期，党要教育训练组织群众“夺取政权，克服民敌”；在取得政权后，党要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担负起国家政权的领导责任。这就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孙中山以国民党建立并治理三民主义国家的主观意图。

第二，以苏俄革命党为榜样，以思想宣传为重点，把国民党建设成为中华民族中心势力和革命大本营。

民心向背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孙中山对此有极深的感受。由于他长期忽视政治宣传，因此一直为得不到民众的理解、支持而烦恼，经常叹息“平生建国怀抱格不得行……实由民众之寡和有以使然。”抱怨人民群众放弃“主人之天职，以致甘受非法之压制凌海而吞声忍气。”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冲击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也给孙中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作为一个思想敏锐、善于思考、积极进取的革命家，他立即从中看到了依靠民众团结奋斗的力量和新思想的鼓荡陶熔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产生了“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宣传民众“做社会指导工夫”的新思考。在此基础上，孙中山通过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学习，终于认识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的真理。在这一认识指导下，孙中山决心把国民党建在“人民之心力”的基础上。1923年11月他在大本营对国民党发表演说时指出，今后奋斗，不再单独依靠兵力，而要依靠党的力量。而党的力量来自人民的支持和对三民主义的信仰，舍此革命就会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必败无疑。为此，国民党要将自己的势力“在中国内地各省尽力扩充起来”，“成为中华民族之中心势力”。孙中山要求国民党人都要学习苏俄革命党注重宣传的榜样，担负起宣传“党的主义”的责任，使三民主义普及于全中国人民，使人民对国民党“心悦诚服”，达到“主义征服”“得其民”的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自觉归顺于三民主义的旗帜下，与国民党同心同德。把国民党建成革命力量的大本营和领导核心，从而实现主义战胜，党员战胜，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奋斗目标。

正是出于在三民主义旗帜下，“容纳群材，扩张党势”的动机，适应自己主观认为的社会各界趋向国务党，“大有群蚁附膻之象”的形势，孙中山决心修改党章，重申主义，实行改组。

第三，以三民主义为宗旨，以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形式为模式，把国民党建设成为纪律严明、高度统一的政治团体

孙中山在决心依靠国民党的力量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国民党自身无法适应上述重任的混乱现状。在中共党人和苏俄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只有学习“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他决心以苏俄党为榜样，把国民党改造成“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以便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一方面，他根据党内严重存在的革命精神消失，分子复杂人格不齐，“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的情况；强调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必须有坚定的信仰。明确指出，国民党以三民主义而成立，对于“党中主义，无论是总理与党员，均须绝对服从，不能稍有一点怀疑。”都要决心“为主义而牺牲，为主义而奋斗”，把实现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任何一个党员都不能把党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而是思“立志牺牲，想做大事”。以此来实现全党政治思想的团结和统一，克服松散无力的状况。另一方面，他针对国民党“组织未备，训练未周”的积弊，提出要严格纪律，健全组织。其一，扭转从同盟会以来，党组织“均属无甚组织，”“除少数干部并无党员”的现状，改善组织基础和结构。不再专靠上层干部，而是以下层多做工夫，使党的组织形式由过去的由上而下改为由下而上，达到健全基层组织，巩固党的基础，壮大党的队伍，增强党的力量的目的。其二，针对过去党内“联络维系之法，弃而不讲”而造成的“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的涣散局面；汲取过去因无纪律约束致使少数党员养成个人势力反对革命的惨痛教训。强调指出，国民党人只有为党为国，同一目标，同一步骤，团结一致，“牺牲自由”，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才使国民党“合成一个大力量”，承担起革命大业。正是根据这一意图，胡汉民在国民党一大上阐释“纪律问题”草案时指出，“为保证党之真正指导权起见，为保证党之战斗力起见”，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实行“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要求党员必须遵守党章，服从党纪，执行党的命令和决议。并强调“民主集权制之组织及纪律”是把国民党训练成为“人民大众的先锋队”和夺取革命胜利的“第一必要条件”。谁破坏纪律，将以战时的“叛兵降将”加以最严厉的制裁。胡汉民的阐释可以说充分反映了孙中山克服国民党涣散局面，把国民党建成一个类似布尔什维克党那样，有严密组织，铁的纪律，高度统一，战斗力强的革命团体的思想主张。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基本目的，在于通过政治、思想、组织、纪律的整顿和改进，使国民党革除旧习，焕发新机，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核心力量和汇集中华民族革命力量的主体，承担起建立三民主义的最新式共和国的伟大使命。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阻力，毅然决然地对国民党实行了改组，企望以新的道路，新的力量来实现自己毕生的追求和伟大的抱负。

尽管在世界历史进入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条件下，孙中山的中国建立一个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国民党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退出了中国革命主体力量的行列。但孙中山在自己的晚年改组国民党的壮举，毕竟重新组织了中国革命力量，壮大了民主革命阵营，为彻底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自己的满腔热血为中国革命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和他为振兴中华，孜孜不倦地执著追求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宏大抱负；一心为国为民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斗争意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虚心接受新思想新方法，锐意改革的进取精神；容纳群材，聚集力量的宽广胸怀。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典范和学习景仰的楷模。

参考资料：

《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一册。

《孙中山全集》第四卷。

《孙中山年谱》。

《孙中山全集》第5卷。

《孙中山全集》第6卷。

《孙中山全集》第7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一、东京留守司盗贼与官军混合体

招降盗贼最为典型的便是东京留守宗泽，建炎二年三月，东京留守宗泽招募四方义士，共计百万人。但这数目庞大的群盗与义士因为宗泽的去世，而大部分皆散去。其主要原因，一是部分群盗是募宗泽之名而来，宗泽招抚得法；二是继任者杜充的处理不当。

宗泽

杜充至东京后，为什么会改变宗泽积极进取的政策呢？我认为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第一、因为单凭四方招募的所谓义士与群盗，不经裁减与训练便想进取中原，只会自取灭亡；

第二、因为中央三令五申，让杜充遵禀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也就是说宗泽先前在东京的所作所为，并非都是南宋中央政府所愿意看到的，中央也不希望东京留守司做强做大，这样会威胁到南宋本来就不稳固的统治。南宋政府在初期所采取的是消极的防御政策，也就是说，只要能在现有的领域内抵御金人的进攻，保证南宋的立国便行，并不急于进取中原。

杜充在中央的许可范围内调兵遣将，岳飞和桑仲就是在这一时期受到重用的。

最终因为军队成分过于复杂，归降的诸将不服从命令，东京群盗与官兵进行了一场大战，群盗溃散，杜充完全掌握了一支正规的东京留守司军。但南宋境内的各支军队，以东京留守司的驻地在最前线，金若南侵必首当其冲。

正因如此，建炎三年金人南侵之后，杜充难逃至建康，建康失利后，诸军皆散。大部分人马都转为成了盗贼，等待南宋朝廷再一次招安。

东京留守司的百万群盗，在杜充上位之后，基本上散逃。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南宋初期的不稳定的因素，后来大部分也都被各大将领收编、招安。

东京留守司

二、盗寇参军的特征

我认为，南宋初期盗寇加入军队后的特征主要在三个方面：一、归降的盗贼将领亦官亦匪；二、归降军队的就粮性；三、诸大将军队表现出较强的盗匪之气。

（一）归降的盗贼将领亦官亦匪

因为军队成分的盗匪习性突出，故南宋初年的官军往往表现出亦官亦匪之气，叛降无常，以孔彦舟为例。

孔彦舟本名孔彦威，他是最早归降在大元帅府的盗匪，曾经还拥军护驾过赵构，其拥有一定数目的军队。但因其与帅臣权邦彦不和，而叛去为盗，更名孔彦舟。为盗后，引兵在两淮大扰。但后又因为辎重等原因，再次归降中央。并在绍兴三年以湖南马步军副总管为东湖副总管，屯鄂州，并且经略洞庭湖叛乱事宜。最终叛降伪齐。

实际上，孔彦舟并非个案，在南宋初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他们叛乱，反复无常。

（二）归降军队的就粮性

因为朝廷招收了大量的盗贼、溃兵为军，各盗贼首领归降往往有很强的目的，最大之目的便是就粮，

北宋灭亡后：“黄河南北两岸产生了无数自发的武装集团，其中有溃散的兵士，有从各地赶来的勤王队伍，有官吏豪强组织的，也有农民自动团结起来的，这些部队要存在，首先要解决军粮问题。”

这也是地方武装反复归降与叛乱的最直接原因。这种地方武装力量在建炎年间与绍兴初年亦官亦盗最基本的表现便是，无粮则投靠政府，得到粮饷之后，只受政府名义上支配。若政府在军饷上表现出不济，这些武装力量便会叛乱。这也是南宋立国初期军事上的有一特点，归降军队的就粮性。南宋初期招降的曹成、李宏、张用等，便都属于此一性质。

盗寇曹成

（三）诸大将军队表现出较强的盗匪之气

诸大将的军队主要是收编盗贼形成的，当时南宋几大将的兵马之中，盗匪都占了很高的比例，故盗匪气甚浓。

绍兴二年十二月，南宋境内的群盗基本上渡过了高峰期，大部分的群盗都得到了收编与镇压。但是，说到底，盗匪与官兵只是转化了一种身份，若不加精简与训练，亦不过是乌合之众。尚书右司员外郎李与权便表示：

“今兵势稍振，然所试亦不过锄平寇盗群饥乌合之众而已。”

至绍兴二年底，境内各主要诸大帅军队还是表现出来很大的盗寇习气。

直到绍兴五年六月，军队成分才完全稳定下来，因之岳飞平定了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得丁壮五六万人，老弱不下十余万。四大帅的军员在这一时期最终成型。

但南宋中兴四将的兵员中，盗贼成分占有的比例相当大：

1、张俊军中的将领原属于盗贼的有：张用、李横、阎皋、马进、邵青、李捧、单德忠、李敦仁、李民、王林、崔增、戚方；

2、韩世忠军中的将领原属于盗贼的有：张遇、曹成、马友、崔增、李民、范汝为、王权、张用、李宏；

3、刘光世军中原属于盗贼的有：郦琼、靳赛、杨世雄、祝友、邵青、夏宁、郭仲威、韩 、赵万、马吉、史康民；

4、岳飞军中原属于盗贼的将领有：韩京、吴锡、马皋、林聚、曹成、彭友、杨幺、张用、马友、傅选、李山、李横、李道、杨勍、杨再兴、刘经、李宗亮、张式、李通。

正因为军队中巨大的盗贼比例，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主帅。主帅对军队的要求严格，训练有素，则战斗力会大大增加，如岳飞军、韩世忠军；如果主帅要求不严，则军队战斗力会相当差，如刘光世军。

诸将军队

总之，南宋初期的军队摆脱不了这三种状态：一、归降的盗贼将领亦官亦匪；二、归降军队的就粮性；三、诸大将军队表现出较强的盗匪之气。